聊言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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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请你千万不要把这一章当成论文看。

它完全是闲言和聊话。倘若不喜欢这章聊言说，请纵身一跃跳入第七章，说不定会有阅读中弯道超车的快乐感。

大名鼎鼎的西蒙娜•波伏娃，为世人所知不是因为她是小说家,不是因为龚古尔文学奖和《一代名流》那部书，而是她在历史和世人间，大胆明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西蒙娜-薇依(1927.7.13-2017.6.30),法国奥斯维辛飾见证者,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1974年送国通过飼女性合法墮附权,即以她飾姓氏命名为”薇依法案”.]。她在一九四九年问世的《第二性》，风暴一样席卷着法国乃至欧美和世界上所有关心现代女性处境的人，也奠定了“女权主义”学科一蹴而就的初起与确立。波伏娃以其学识、经历和山山海海的历史与现实、典籍与生活，证明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社会强加、赋予、造成的”。从而使她的思想、亲历和体系，风起云涌地呼唤着世人、社会、法律对女权的尊重和重塑。之后在这漫长的论争和妇女解放运动中，似乎这一问题滑落陷入了“女人不是子宫”和“女人就是子宫”的纸面战争中，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鼎鼎大名的西蒙娜•薇依‘和安托瓦内特•福克[安托瓦内傅-福克(1936-2014)，法国精禅分析学家，女性学学者,“坦女解放运动”的发jg人之一.]等女性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的刀火之努力，这一僵局才重新破冰和凸显，才使伟大的女权运动车轮滚滚地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阶层。而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人生而有两性”’的核心观，从那个叫女性力比多的角度说开去，在精神分析和政治考量中，结论出女性对生育之欲望，如寒冷需阳、饥饿要食样，是一种原初、根本的创造力，她把它大胆地称为“子宫的欲望”。“我生下来是个女孩，在生下一个女孩后，我重生为女人，就这样，我接受了自身性别赋予我的心理和生理等层面的命运，尽管受到所有象征机构的压迫(因某种女权思想的操纵根深蒂固””借此我们看到福克和波伏娃的观点如同

矛和盾，在她的许多著作中，对波伏娃的“厌女症”进行了斥责和嘲弄。福克接受“我生而为女性”。波伏娃拒绝“我生而为女性”，她认为“她们（女性）的命运与易消灭事物的命运结合起来：只有自由的主体通过超越时间来自我确定，才能击败一切毁灭；这最高的手段,对女人是禁止的。这本质上是因为女人从来没有感受到自由的力量，她不相信解放：在她看来，世界受到一种看不清的命运支配，起来反对这个命运是狂妄的”’（如同宣言样的文字哦），“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由此我们看到女权主义也好，女性学也罢，多都是在女性的”先天”与“后天”中的一场充满思想与发现的苦口之论战。福克谈论的“我生而为女性”和“我接受了自身性别赋予我的心理和生理层面的命运”，是说从先天到后天的生命与自然的过程。而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则是更多地行走在后天和政治、社会、文化的路道及庞大、芜杂的政治广场上。波伏娃的“第二性”，指的是相对男性的第二性，也是女性自身后天的“第二性”。而福克说的“两性”，首先说的是先天的“男性和女性”，其次还是先天相对男性存在的女性之“两性”。而这儿——我闲扯聊说的“第三性”，是在两性——男性和女性之中和之外的女性的一一“第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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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性是说女性之他性。

女性中的他性是她们的一种疣赘物。

疣赘物无论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生成，对人都是无用、无意义的多余之瘻瘤，但如你将它割除时，你将流血不止，会有意外之恶，使你感觉让疣赘存在要比割除好。久而久之，日月累加，这种疣赘与你相处恒远，你就不再觉得它是疣赘物，而是你生理、生命的一部分。是了自家人或者自家物。是你必须承继、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我的天！）

波伏娃在《第二性》的“童年”一章里，开宗明义说：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夭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

在女人身上，一开始就在她的自主生存和她的”他者生存之间有着冲突；人们向她灌输，为了讨人喜欢，就必须竭力令人喜欢，必须成为客体；因此，她应该放弃她的自主。人们把她当作一个活的布娃娃；拒绝给她自由；因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她越是少运用自由去理解、把握和发现周围的世界，她就越是在世界上找不到资源，她就越不敢确认自己是主体。1

这来自《第二性》的明确论述（好严肃），是在说“后天生成的女人”在生成中的接受与应允。而我说的第三性（狂言妄语），首先是指超越了女性自幼应允并接受的那部分。比如女孩从意外、恐惧中接受了月经这一与生俱来的安排后，并逐渐接受了女性“必须”缝衣、做饭、生孩子等第二性的后天赋予并加诸于她的“责任与规范”。但在这之外，在我老家那块土地上，女孩除了与生俱来的第一性的生命与生理（女性），和后天加诸于她的历史与政治的第二性（波伏娃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还有历史、环境和文化加诸于她们的第三性——女人先天是女性和后天历史、政治加诸于她们女性的第二性，在那块荒野广袤的土地上，她们还有文化、环境、历史加诸于她们必须有的“男人性”的第三性-一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身上的他性之存在。

拉旗擂鼓地往大处说，无论是欧洲女权主义、女性学大本营法国的西蒙•波伏娃、西蒙娜•薇依，还是安托瓦内特•福克，再或是女权主义在美国方兴未艾而又有别于在法国偏则理论，而在美国偏则实体物质研究的苏珊•鲍尔多1和朱迪斯•巴特勒23,这些在独一领域鼎鼎大名的女性学者和思想家，没有人否定过人类是“天生两性”这一本质之现实。尊重并平等、自由地认识这种两性的差异和不同，就像我们天生知道榆树为榆树，泡桐为泡桐。然而在特殊的“某时某地”里，榆树和泡桐会被笼统地称为“北方的树”，会被“某时某地”异化并偷梁换柱地政治化和历史化，而非文化化和精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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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在中国不仅是家喻户晓的伟大口号和实践，而且在全世界云涌热议的女性问题上，都为毛泽东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光泽（我们为此而骄傲）。“’妇女能顶半边天’当然是法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起源之一，是最诗意的起源。”’一九六五年，法国那些为这一运动奔走、呼告、上街游行的人，都深知东方伟人的这句话。他们被这句话鼓舞和鼓动，为中国妇女（女性）感到幸福和欣慰。然其吊诡的地方是，至今在中国，没有人知道这句关于女性最伟大的语录出自何时与何地。人们查遍档案和文献，也无法得知毛泽东说过这句话。也不能证明毛泽东没有说过这句话。然爱好游泳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在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游泳时，曾经和中国的青年有过一个垂史留名的谈话会。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确真说了这样的话：“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由此可以明证和确定，毛泽东对“妇女问题”是有着开明态度和现代认知的。而且至今这笔遗产都还对中国女性、女人的解放与平等有着重要意义，是支撑着“女权主义”旗帜终不倒下的筋骨与力量。但不能忽略的一个背景是，十三陵水库始建于一九五八年中国的“大跃进”（多么特殊的年代哦），在这个滚滚烫烫的年代里，这个中等的水库，完全起始于原始的肩挑和手抬，每天有十万人参加劳动，由周恩来亲自组织规划并实施，从动工到竣工，用时仅有五个多月，一百六十多天。在这场举国欢庆的“大跃进”的劳动中，涌现了当时名扬天下的“七姐妹”和“九兰组”这样拍成电影并出国访问和学习的巾帼英雄。由此上溯到一九五五年，中国农业生产的大热潮时期，贵阳市息烽县的养龙司乡的堡子村，在上一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男社员劳动一天是七工分，而妇女劳动一天只有二点五分工。于是，几乎所有的妇女都不出门劳动了，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和群众们张口无饭，最后不得不提高女性参加劳动的工分制。这一年，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刊物发表了《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的文章（开创性的好文章），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欣悦批示道：“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自此后，“男女同工同酬”，不仅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思想之纲领，也是具体的实践之措施。由此在这个历史脉络中，这句不知出自何处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便真理一样响遍天下了。连安托瓦内特•福克也为毛泽东的这句话激奋和雀跃。但细心的中国人们都知道，这句话真正、本质的含意是和“劳动”“劳动力”“大跃进”及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也许就没有这句话或者这些话。而这句话和这些话，在后来中国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或多或少都改变了人们对妇女的看法和认知，提升着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走出家门的“劳动权”。至少说，它把妇女从小院、屋里和厨房解放出来了，让她们站到了阳光下、风雨中和“大跃进”的工地上及后来的田间地头上。

这不好吗？非常好。

和民国时期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一样伟大和有着历史性的进步及人类社会学的价值与女权主义里程碑的意义在。但如果我们把“妇女能顶半边天”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作为理论、思想、精神推延到别的时代和场域，如劳动场域之外的政治、文化、金融、教育及执政机关和机构——除了劳动力所需要的任何一个场域间，会发现妇女解放在那儿不像劳动场域——农村的田间地头、城市的纺织车间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在做”。在劳动场域外，女性并没有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没有真正尊重女性的权利与人格，而且在劳动场域外的任何场域里，那些男权世界的中心地，依然是“女人嘛，呵呵”的暧昧和固有。如果我们只是在国家、时代最出力流汗的劳动场域才能看到“妇女能顶半边天”，那么我们会怎么去想象自由、平等、平权这些关于女权主义的理想、诉求、理念与精神？会不在这些光辉的词语下面想到侵占、剥削、占有、预设、预谋等这些词汇呢？

我家乡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旗帜下，“大跃进”时和十三陵水库样，在离我家几里的地方曾建造了一座陆浑水库，其规模和阵势，远大于十三陵水库。在中国没有长江的“三峡大坝”和黄河“小浪底”水库前，陆浑水库的蓄水量，是排在中国第九位。由此可以想象当年农民们千军万马、肩挑手推地建造水库那壮观的场面和景象。而繁华之后灯暗时，历史的幕布徐徐落下后，那些戏台上的舞者也成为观望历史的看客时，我母亲总是不解地回忆着她和十里八乡几乎所有能爬能动的妇女都被动员去修水库时那抬石头、挑泥土和砸石子、运沙子的场景，总是很感慨地说：“那时候人都疯了呢，一上工地每天每人都干十几个小时，一干个几个月或者大半年，累得挑着担子倒在地上都睡着了。”每每说到妇女都被“解放”到坝上劳动时，总是一脸严肃地说：“那时候把妇女也不当妇女看，每月来经时，也不能请上半天假。月经来了还让挑沙、砸石头，经血就顺腿流在裤子和地上。”

母亲的经历，只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至新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大建设时期成千上万的女性中最为普通、普遍的一个或一例，连成为一个独特的个案都不算，但她的“把妇女不当妇女看”的认识和结论，却无意间让她成为了一个最特殊、朴素、原始的“乡村女性”和女权主义者，道出了“女人也是人，是人也还是女人”这样的逻辑、哲学和女性学的一个复杂、缠绕的问题和命题，并用她最简朴、质感的劳动和生活，说明着“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的第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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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女性之他性——第三性时，我总是想到我的母亲、大姐、二姐和我们村我所熟悉的那些女性们。她们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呢？抑或为人类两性中的混合人？这里说的混合人是没有性向指涉的，和女性主义经常讨论的同性恋、双性恋毫无杂染与关系。

似乎我们村的女性、女人们，都与此无关无纠葛。

可我又总觉得我们家、我们村和那块土地上的女人们，她们几乎个个身上都有异性“男人气”。是历史与政治上的混合人。这种可以归为女性身心共存的他性的男人气，由生活、文化、禀性和环境，尤其是时代、国家和意识形态所赋予她们的与生俱来的身体上的男人气，使她们既承担着女人“应该”承担的一切，受孕、怀孕、生儿育女和一切家里的烦琐之家务，但又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男人”的责任和义务。比如播种、锄地、施肥、收割等，几乎所有男人们劳动的事。“男外女内”这个数千年的妇女枷锁确实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被彻底打破了，但打破了这一枷锁后，妇女此前所有肩上的承担并未从肩上卸下来。不仅未卸下，反而把原来男人肩头的承担又朝女人的肩上转移了很大一部分，使女人“既里又外”“既女又男”了。使得她们再次陷入被侵占、被剥夺、被占有和付出与牺牲的双重、多重角色里。

似乎没有发现男人们少干一些啥，但女人们却鲜明地付出了更为繁重多量的责任、义务和劳动。那么这些多出来的劳动是从哪儿溢出的？是从一九四九年后的“社会主义大建设”中溢将出来的。一九四九年前，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以个体家庭为自存自在的单元形式的。自耕地和家庭，成为多数人男外女内的社会结构的平衡器。而在一九四九年后，这个松散、自在的社会分工的平衡结构小单元，被捆绑并最终融入了人民公社的大单元，因此在家庭的内部结构仍然不变时，而家庭的外场域，因社会主义建设的场域无限地扩大增多了——田地还是那么多的顷亩和连片，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按部就班了，且劳动场域除田间的寸土不少外，兴修水利、大炼钢铁及“赶英超美”的目标和时间，使得劳动场域无限延宕到了山脉、森林、河流和海域中间去。于是，这多出来的被权威推动、理想引带而无限增多的战场一样的劳动场域和劳动量，除了男人的负荷增多外，那空缺更多更多的，就必须由女性来填补和增加着。

如看题材独特的小说样，读福克的《两性》时，我为读到这样一组数字震惊一一据法国的PNUD,FNUAP,OMS人口组织二0—二年的调查分析，全世界今天的财富女性创造了2/3,但她们拥有的只有1%,得到的可支配收入（工资）只有10%,而且在赤贫人群中，女性的占有率却高达75%。|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国家建设。如果我们的国家建设所获的财富也在这个核算范围内，那也就是说，同样是有2/3的社会财富是由女性创造出来的，同样女性们所拥有的社会财富只有1%;同样她们的可支配收入也只有10%。这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姐姐和那块土地上的妇女们。我开始为一年中最忙的一季麦收为例去计算：种麦时女人们像牛一样在播种楼的前面拉着绳；麦苗出来了，锄麦时女人和男人一样去锄草；施肥时男人挑着粪担往返在村落和田间的路道上，女人也一样挑着粪担往返不停地走在这段路道上,且担的筐担一点不比男人小。麦田需要浇水了，北方缺水男人需要半夜去浇地，女人也半夜守着河渠在浇地。到了麦子金黄收获了，磨镰、割麦、捆运、打场、晒麦和入缸，这一季的种植和收获，原来果真是女人的付出一点都不比男人少，而且还时时多一些，可在收获之后的欣喜里，人们用语言和文字唱颂劳动时，说到“土地的主人”和劳动，歌颂的却永远是男人。到现在，我们能把一季收成的功绩男人、女人各半对开吗？他有50%的劳作和付出，她也有50%的劳作和付出。这个计算如果能成立，那么在这一季的大忙小忙里，忙时的一日三餐是由女人去做的，做好了还得盛好端到坐在树荫下的男人手里去，还有洗锅碗、洗衣服、扫院子和闲日间男人抽烟或聊天，而女人忙着为男人、孩子缝衣服和纳鞋子一一凡此种种，费神费时又耗精力的烦琐之家务，毫无争议都是女人做下的。若我们将此也算作女人的劳动量——丝毫没有理由不算她们的劳动量，不是她们的劳动和付出，加之女人在田间和男人一样都是50%的劳动和付出，这不言而喻间，女人的劳动付出就远远大于男人了。倘是放大一步说，如果农村的种植、伺养、水利建设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那么女人的家务自然也是这个建设中的一部分一一这建设，只不过是有着“前沿”与“后勤”之差别，一如任何一场战争都不能不考虑后勤样，不能不把后勤列为战争的考量样，甚至许多时候是战争更重要、从根本上决定胜负的一部分。那么，当我们把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务也算作国家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劳动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女性在一季麦种、一季秋收、一场水利建设和一项架桥修路的轰轰烈烈比男人付出的少？

我不怀疑PNUD,FNUAP,OMS组织的调查与计算：全世界的财富2/3是由女性创造的，但她们只占这财富拥有的1%——由此我想到了我母亲在六十年代国家建设中，有几次因为劳动积极，被评为公社和大队的劳动模范，得到过红、黄色的证书和奖状。开始她还把那奖状贴在家里墙壁上，后来她自己又默默把那奖状揭去放到了哪儿。问她为什么，她轻淡地笑笑说了一句模糊而又智悟的话：“多丢人——总觉得女人不该和男人一样争这些。”

于是，她的那些荣誉不知所终了，来而有路去而无踪了。奖状不在了，一段历史的记忆模糊了，而女性在这记忆中的角色也变得模糊T,消失了。像一台戏从甲地到乙地，从彼时到此时，其中的一个角色、几个角色被悄无声息地替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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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母亲那些劳模奖状的羞怯和丢失，一个国家伟大的建设时期也在我们家里从彼时到了此时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到来了。岁月让母亲从这个时代退了场，而两个姐姐和嫂子，以及我的侄女、外甥女，她们都被挟裹在这个伟大时代里，开始了她们的人生和营生。车轮滚滚，人生如流。当改革开放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后，农村不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战场，而成为朝往城市输送劳动力取之不竭的仓库时，女人之他性——第三性的侵入就变得更为微妙、自觉和残酷。当我们家、我们村、我们那块土地和几乎所有的男女都被命名为

“农民工”涌进城市的工厂、车间、工地、街角、生产线和屋檐下,人们发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里，而妇女作为劳动者身上的他性却是几乎相同的。只不过在前一个时代里，她们身上的他性是被历史强行注入的。那时候，如果一个女人说，我是女人我不能和男人一样在土改合作社时期下田去耕地，在“大跃进”时候不能和男人一样去伐木砍树炼钢铁；在大兴水利时，不能和男人一样到水利工地下河捞沙抬石头，那么你会被批斗、被游街，会被万人嘲笑所不齿。那时你就不仅不是人，而且连一个女人也不是了。但是在今天，在这个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时期里，那只历史之手隐藏起来了，时代的注射器似乎没有谁再拿在手里要强行注入女人的身体内部去。但市场、金钱和欲望，这些看似自由地摆在社会文化里的现实和精神物，却又以无形之手和无形的力，让女性自己去拿起那似乎搁置的“第三性”的历史注射器，由她自己朝着自己身上注射和变异。

我曾经多次走访过驻扎在北京昌平区的“河南村”，走访过北京许多地方的菜市场，采访过收垃圾和开电梯的河南人——尤其是他们中间的女性们，问不出来打工不行吗？她们说也行啊，可是你“活着为人”怎么能不出门打工呢？

我二姐总是鼓励她的孩子们，到遥远的南方去打工。鼓励她的儿媳把孩子留在家里由她带，让儿媳外出工作多挣一些钱。而且在某些时候里，比如新疆的八月棉花一片盛白时，戈壁滩上的太阳如火一样，而漫无边际的千亩、万亩连成一片的棉花地，雪白的棉花如万里

白云落在大地上，这时二姐会和村里及那块土地上的妇女与少男少女们，从河南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到新疆的喀什或者不着边际的广袤田野上，就着咸菜啃馒头，喝着生水流着汗，起早贪黑地为承包了新疆土地的棉农主人摘棉花。这种如奴人一样干的活，今天完全是她和她的姐妹与儿女们自愿的。一个半月后，当新疆的棉季结束了，她们或他们，男男女女从新疆回到村落里，每个人都是满脸紫外线的高原黑红色，瘦成柴枝儿，从脸上分不出谁是男人和女人。吊诡的问题正好在这儿：女人完全可以不这样，她们又总觉得自己不能不这样。

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她们自觉自愿地朝着“自塑他性”大刀阔斧地行进呢？

是钱！

是物！

是物望！

昨天遥渺的国家理想已经不在了。而个人一一自家的房，院落的地，厨房里的电冰箱和门口院里的洗衣机，还有楼屋客厅里的沙发和空调，大人孩子都必须人手一个的手机和用与不用都要摆在家里桌上的电脑和一团乱麻的电线、电路板与充电器。这些既能看见、又能摸着的物，取代了历史把女人变成男人的不可抗拒的推动力，正一点一滴、一物一件地诱惑着男人外出去打工，也诱惑、指使着女人和男人一样外出打工和挣钱。是“物望”在指使、引诱着男人和女人。我一直以为今天中国社会变化的最大推动力，是人人的物望集合而起的龙卷风。“时代不同了，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办得到”一一女性被解放、释放出的巨大之力量，并没有随着一个时代的更替而歇息，而是又不加犹豫地从一个时代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里。使她们继续自觉自愿地去承担起这个新时代“劳动力”的责任和义务，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他性”扔在任何一个可赚钱的男人的劳动场所和地域。至于女性、男性——人生而两性的事，早就被历史习惯地置于被有意遗忘、模糊的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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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是可以称为先生的。《昨日之岛》是她有关电影的文章集，其中在《当代中国女性可能没有花木兰幸运》一文里，谈到解放后中国女性的命运时，非常清晰地说：

但这一次，解放的到来并不意味着、至少是不仅意味着她们将作为新生的女性充分享有自由、幸福；而意味着她们应无保留地将这份自由之心、自由之身贡献给她们的拯救者、解放者——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她们唯一的、必然的道路是由奴隶而为人（女人）、而为战士。她们将不是作为女人、而是

作为战士与男人享有平等的、无差别的地位。

这段分析与论断，讨论的是中国文学故事与电影中的女性问题,但却也极度准确地应对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乡村之女性。尤其是我家族中的女人和那块土地上的女性们，她们没有参军，没有革命的历史，没有系统地受过任何教育，但她们却像沙尘中的任何一粒沙或一捧土，没有缺少过新中国成立后任何一场沙尘暴般的运动的袭扰和夹裹。当那些文学作品和电影中的女性“唯一的、必然的道路是由奴隶而为人（女人）、而为战士”时，而我家族和那块土地上的女人们，唯一的、必然的道路是由旧（女）人而成为新人（女人）而为劳动者（劳动力）。她们没有成为作为人的女人享有女人与男人同样的平等、自由权，而是作为“劳动力”把自己“女变男”（劳动者）地同男人享有无差别的劳动的义务与责任。

这个劳动与劳动力的变化之过程，就是她们接收他性、塑造第三性，”女变男”的起始、中段和目标。

在这个走向第三性的过程中，无论是由波伏娃的“女人是由后天形成的”，进而引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二性”论；还是由安托瓦内特•福克所纠正的“人生而为两性”的两性论，再或是朱迪

斯•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出来的疑问样，“为了这种女性多重性的出现，对性别差异的思考框架必须是二元性的吗？为什么这种性别差异的框架不能越过二元性进入多元性”[《消解性别》第202页，上悔三联书店2009年11月版,郭制饥]进而巴特勒在她的《性别麻烦》中，用相当纠缠的叙述去解构主体身份时说：“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一个个新的可能性、就它们作为一种可能性而予以颂扬，而是去重新描述那些已经存在，却存在于被指定为文化上不可理解的和不可能发生的文化领域里的可能性。[«性别麻烦》第193艮,上梅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宋素凤澤.]”（这绕如麻团的话）凡此种种，在我临时抱佛脚地读到有限的关于“女性学”“女权主义”的书籍里，都无法去讨论我的家族和那块土地上的女人，女性们。

苏珊•鲍尔多在她的《不能承受之重一一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一书里说：“我的论点是一个请求，不是请求审查，而是希望我们认识到来自通俗文化的形象的社会语境的重要性，它们通常在对这些形象中的’抗拒性’要素的后现代和其他形式的赞扬中被抹杀这段话非常值得我们思味和珍重。她说的是“西方文化与身体”，又何尝不是我们东方的文化与身体。我不太喜欢“花木兰从军”的故事和人物（身体）。对于“女变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感和讨厌，这不是“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狭隘的二元论，而是在那

个故事中，没有写出花木兰在男人堆里生活、生存的纠结、尴尬和矛盾，没有写出一个女性（身体）在男人世界里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女性身体”在这儿完全消失了。“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轄，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一买，就把“女儿”变成“战士”了。“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诗言朗朗，如同流星划过战场的星夜与长空，而女性的“身体”，就这样消失在了男性世界的金戈铁马中。“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这就又把女性还给女儿了。人被词句摆弄和摆设，女儿（女性）仅是一个名词和符号，倘若不是“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有谁还能真的相信“花木兰”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呢？

然而无论何说，花木兰都是中国文化中“女男人”最成功的传奇和典例。由此生发的“女男人”的形象，如之后的樊梨花、穆桂英、余太君以及秋瑾、向警予、刘胡兰、江姐、赵一曼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成千上万的“女劳模”和改革开放后的“女强人”。这一系列“男人样”的女英雄、女将士和巾帼豪杰们，就使得“女男人”成为中国文化中的“英雄血液”，继续流淌在东西南北的中国土壤里。“这种抽象的、没有定位的、没有得到体现的自由美化自己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对人们的物质现实的抹杀，文化形象的标准化力量，和现实中主导和从属的持续存在。”’——这么弯弯绕的话，为什么不直说“抹杀女性的生命现实，统一她们和他们一样与世界相处的性别标准”呢？这样不是更清晰也更为明确吗？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清晰、明确面对女性的。因此不能否认如我母亲那一代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表现的不得不有的车轮滚滚的“男人气”。但当历史来到今天时，她们的女儿、儿媳们，“能够不这样，却又不能不这样”。于是，后者便更自觉地在享有单一的与男人一样“劳动权”的平等权利下，自愿地接受着第三性的注入和改变，让自己时时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建设者”“劳动者”和“女男人”，从而使“第三性”最终成为中国乡村女性一尤其是我们家族和那块博大深厚的中原大地上，女性最鲜明的与其他任何地区、国度的女性都不同的独有之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