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震惊世界的女性主义惨案

几年前的阳光和今天一样吗？风、天空、山脉和镇街上的人。初冬枯萎的树和走过檐脊的时间及各种各样的足迹们，把我家乡的一•切都显得疲惫和颓萎，就连这个集日上午的阳光也无力而慵懒，显出入睡前的懒散、不安和隐隐含含的焦虑来。

人们都在等着一桩事情的发生样。

一桩事情也就发生了。

从洛阳那儿开来了一辆簇新豪华的中巴车，车上坐的是十几个外国人。他们是从北京坐高铁到了洛阳的。到了洛阳吃饭、歇息后，又坐了这个奔驰的中巴到的我们镇。那时我家乡镇街上的人，多已经在洛阳、郑州、北京和出门打工、旅行的途中遇见不少外国人。见怪不怪，已经是他们的经历和智识，但一次性在中原西部的镇上见到这么多的外国人，还是千百年来的第一次。十二个还是十三个。有两个中国的女性翻译陪着这些人。他们把车停在镇街口，下车徒步从街东向西走，一路的好奇和叽叽哇哇的说话声，把两个翻译忙得如一个母亲要给十几个孩子喂奶样。那时候，还没人知道他们千里迢迢要到这个小镇上，只是事故发生后，在超出他们人数几倍的事故调查组赶到镇上时，人们才惊着“啊！”一下，恍然明白他们要到镇上干什么和看什么，想要了解什么了。于是间，人们想这有什么值得调查、了解呢？真是闲到无聊啊！就在那个正午初冬的阳光下，乡村集市正值高峰时，有一种不安罩在天空下，该卖的没有出手有些焦虑了，想买的没有相遇烦躁了。他们彼此懊恼着，焦虑隐隐地在心里生长着。这时那群外国人，像异邦人到了异邦样。他们被路边卖葱卖蒜的妇女所吸引。被一个姑娘穿的大红绸花的薄袄所吸引。被七八岁的男孩、女孩当众在路边撒尿所吸引。还有一个卖鸡蛋的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因为一个鸡蛋到底是新鲜鸡蛋还是坏鸡蛋，他们在大街的拐角吵起来。后来那姑娘也许骂了小伙一句啥，可小伙逮住姑娘的一句民间地域的骂，就用力推了姑娘一下子。

姑娘蹲在地上了。

人群围了上来了。

赶来的外国人都围向人群了。

而后来的事情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和控制，像一湖水决开薄堤朝四面八方横滚竖流样。人围人。人群围人群。所有赶集的人都朝着这个十字路口的街角围过来。先是围堵小伙子把那姑娘推倒了的事。后来却变成了村人、镇人、那块土地上所有、所有的人，都在集镇上吵嚷、围堵这十几个外国人。说是外国人要替那姑娘讨个说法去和小伙论着理，论着论着就吵了起来了。打了起来了。国人这时成了一家人。连那姑娘也指责外国人，说我们的事要你们干预干什么？!并说外国人在这事端中，有个男的高鼻梁，借机动手指着姑娘的胸脯摸着姑娘的脸，说了满街人听不懂的话。于是，围上来的我家乡的人，就把那个外国男人推倒在地上，又失手打成断腿残腐了。还把他当众指摸（调戏）女子时，在边上痴痴笑着的他的情人也给毁了容。而其余别的多为女性的外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还有他国及当翻译的两个中国人，也都被打得伤痕累累、头破血流，没有一个不掉头发和不被撕破衣服流血的。

事后从洛阳、郑州、北京等上边紧急赶来的事故调查组的口中大家才知道，这次发生在中国北方乡村的国际围殴事件，一共是二死和九伤。轻伤的送到洛阳人民医院缝了十三针，重伤的断了七根肋骨，并因为有人抓住她金黄的头发猛地往镇街水泥地上磕，最后不仅头骨开裂严重脑震荡，而且送回到美国的医院后，她就从此面对世界再没有开口说过话。

她成了世界上第一例非植物人的闭言人。

而那次在事故中被生生致残毁容的，后来传来的消息说，男的是法国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据说名字是叫让-保罗•萨特（无稽之谈了），女的是他的终身情人叫西蒙娜•波伏娃（荒谬，太过荒谬了）。而那被打成终身不语的人，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为教授，主攻性别学。重要著作有《性别麻烦》《事关身体》《消除性别》和《欲望的主体》等(哪儿和哪儿的事)。其余被打伤致残的，分别是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女性学学者安托瓦内特•福克和法国的女性主义运动领导人西蒙娜•薇依，及法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作家、女同性恋和女性学的代表人物莫妮卡•威蒂格[莫妮卡-威蒂格(1935-2003).],美国“身体研究”的前沿学者苏珊•鲍尔多，还有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的阿马亚蒂•森[阿马亚蒂•森(1993—)，先后任数于印度、英国、类国,1998年获诺贝尔经恍学奖.关于女性重要文章的著作疽《—亿女性缘何消先？》«当厌女症成为公井僵康问题》等.],奥地利的梅兰妮•克莱因’[梅兰妮-克莱因(1882—1960),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先SK”]，以及日本和韩国、印尼的女权主义者和中国的女性学者等。她们是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的学者或代表(有的是与会人员的陪同者，如让-保罗•萨特是陪同波伏娃而到北京的)。因为会后要进行一次“中国北方乡村女性问题的调查”而到了河南我老家，从而发生了这次震惊世界的“女性主义惨案”，而使我的家乡和那块土地被钉上了“世界女性主义的耻辱柱”，如同一窝采蜜的蜜蜂被粘在了一地血浆和粪便的黏稠上。

赵雅敏

从我们村西沿路朝向西南走，十八里的山路后，有个叫“扳倒井”的村。村庄名字的来历说，是明末年间的一六四0年，闯王李自成失败北退，路过此处，骄阳似火，口干舌燥，四处想找一桶半盆水，又见所有的村人都因天下大旱而逃离，徒步十里无池水，行走百里无河流。就在地上生烟、人将渴死时，偶遇荒村，见村头有一老井，深枯暗黑，井底有一丝幽光，知那井底有残水存留，又没有办法把水从井底勺出来。于是情急之下，李闯王就把那井从地上扳倒了，使竖井成了一口斜井了，让井底的水慢慢流出来，如此闯王和他的军队，大喝畅饮，不尽不竭，于是军队又有了行军之力，也就最终推翻了明王朝。

从此起，村庄就叫了“扳倒井”。

几年前，村里有个姑娘叫赵雅敏，二十四岁半，浑圆、漂亮，常穿红色毛衣和月白色的布裤子。在那块土地上，她因爱好收集手表而扬名。大陆产的老式上海表，来自香港的样子酷俊、价格低廉的电子表，还有台湾和哪国合资的过时“宝岛”牌。在她被公安人员带走并从她床头的一个木箱找到的九十九块手表中，最贵的一块是来自一个退休局长、在手腕上戴了二十七年，曾经有过停走经历的机械瑞士表。那块表上的镀光都已褪去一多半，露出红铜色，县里表行对它的估价是因老而值钱，二万二千元。这块二万二千元的表，姑娘用一块红绸将它包起来，在她那用泡桐木做成而清漆涂油的木箱内，成为表王被装在拳头大小的一个牛皮小盒里。

赵雅敏是在社会兴起的“打黑扫黄”运动中，被举报后由公安人员在城郊理发店的一间小屋抓获的。被抓时她赤身裸体，正和一个男人坐在床沿上。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开始做事情，彼此正在商量用什么方式回报她的付出和报酬。她坚持做爱后要男人手腕上的那块表。而男人坚持要付人民币，说那表是他结婚时妻子送给他的定情物。然而赵雅敏，不管它是不是定情物，她说她在这儿接客不是为钱就是为了收集表。说她收集够了一百块，打死她都不再接客了。她要好好回家种地过日子，好好同男人结婚生娃儿。

“你为啥要收集表？”所有的嫖客都会这样问。

“你别管！”她也永远这样回答嫖客们。

这时候，更多的嫖客会夸大自己手表的价格和来路，说自己把手表给她他就亏大了。如此她就会问那表是什么牌，买时多少钱，戴了有多久，然后根据自己日益增多的表知识，判断那表够不够她出卖一次肉体的价格和价值。不够了，她若看上了那块表，也不去计较那表值不值那么多的钱。但若那表确实超过她一次出卖肉体的价格了，她愿意和他两次做爱或者索性陪客一整夜。

她接客一次为四百元。

那块掉了光的老牌瑞士表，是她陪那位退休的局长睡了一月得来的。

她的理想是挣够一百块手表就金盆洗手，重新做人，从城郊回到那叫“扳倒井”的村里结婚过日子。她已经在这理发店里帮人洗头并做这营生二年了。九十九块手表在她家的床头木箱里，等着她回去从良为妻，嫁人度日，过一种美好、温馨的小日子。房前种有向日葵，房后种有青菜、黄瓜和番茄。男的在菜地浇水或给黄瓜、番茄搭架时，她把凉好的开水送过去。喂他喝，逗他笑，喝完笑后二人相视望一望。手表已存至九十九块了。她昨天才回老家扳倒井，把第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块手表都写上编号放到那个清漆箱子里。今天上午从村里回到了这个城郊理发店，下午四点来了这个中年人，理了发，还要做场风花雪月的事。他们正在商量用表抵资还是用人民币付钱时，有点暗黑的屋门被踹开了。两个警察进门大声连连怒吼道：“别动！别动！”像她和嫖客身上有着凶器会随时还击样。

他们被带走了。

警车的车厢里又脏又乱，不知为啥还有喝醉酒的呕吐物。

在另外一间亮着灯光的小屋接受审讯时，她脸色蜡黄，一脸尬尴，木讷半晌后，终于对审讯的警官和做笔录的女子说了让人不敢信的缘起与经过。她说之所以要接客卖淫换这一百块表，是她的对象是同村人，从小渴望手表，可从一岁长到二十二岁上（她比她的对象大两岁），一生没有买起一块表。打工、挣钱，存够钱想买一块手表时,他的母亲生病了，他又没钱了。卖菜、种地，存的钱除了过日子，又够买块手表时，他的父亲又住院死在医院了，使他不仅买不起一块表，感觉这辈子都买不起一块表。

她像爱弟弟一样爱着他。

她要赠送给他一百块表。

她要在结婚的洞房里，在那贴着“輻”字样的墙壁上，把这一百块手表整整齐齐挂在墙面上。已经九十九块了。只还差一块。而下个月的农历初九日，就是她嫁给他的黄道日。离他们结婚的日子还有十七天。警察问：“你对象知道你在卖淫吗？”她说道：“不知道。”警察又问她：“你对象知道你要送给他一百块手表做结婚礼物吗？”她又说：“不知道一一我想给他一个惊喜让他一辈子忘不掉。”

那时候，她因卖淫罪被判有期徒刑整三年，人在离我们县一百多里的劳改场。她的男朋友，每半月去那儿看一次一一在那和她一样浑圆的男孩终于答应我同他一块到一百二十里外、又名“红光劳动基地”的劳改场里看她时，我首先到扳倒井村头看了那口泉水旺茂、井筒不知为何是三十度角斜插在大地上的井，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一口砖壁圆润、长满青苔的井，怎么会在挖井时候斜挖在这隅土地上。不能理解李自成，怎么有能力把大地上的一口竖井扳倒斜歪着，使那井水人一弯腰就能汲出来。我想见了赵雅敏，问她：“你知道直挖在地上的井，为啥能够被人扳倒吗？”

她若答“我不知道”，我会对她说：“我也不知道——人还不能了解人，人怎么能够了解一口井。”

仝改枝

那个地方离我荔小到十里路，正东，过去一条河。村庄名为桥东村，村子小得容不下满了嗓子的唤。一百多口人，二十几座小院落,像一片旧衣陈衫飘在山脚下。妻子要跟着另外一个男人走掉了，丈夫和儿子，无论如何挽留不下她。他已经答应她再也不去非洲的坦桑尼亚挖矿打工了。答应她留在坦桑尼亚的东西也不要，这次回来坚决不走了，一定请她留在桥东和他过日子。可她说，不是过不过日子的事，是觉得和人家在一起“心里乱高兴”，和他在一起，高兴不起来。

“我们孩子都十二岁了呀。”他这样说着和提醒她一样。“我知道,”她说道，“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再不过几天高兴日子就没年龄了。”“明年我们家就都能盖起楼房了。”他将楼房和她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盖起来我们就是桥东日子过得最好的一户人家了。”她不为未来所动心，眼前的现实金珠一般滚在她面前。“盖起来你能有人家省会的楼房好？是村里最好的日子还能有郑州人的日子好？”

丈夫哑言了。

省会郑州在日出一般召唤着她。她就坐在他对面，怀里抱着十二岁的儿子说着话，像说春天到来了，万物必将复苏样，脸上是坚定的半白和尴尬，每说一句嘴角都有一丝哆嗦在跳动。她丈夫比她大五岁，三十八岁像四十八岁样，连续几年在由地方政府组织的国外劳工输出队里打着工。修桥、盖楼、挖矿和伐木。虽然是打工，却已经走遍了非洲的几个国家和二十几座城。不过他说最好的肯尼亚的首都也没洛阳好。又说人家比我们好了也不用我们去修桥、铺路、挖矿了。他已劳工输出了整五年，脸色都成了非洲黑人的亮油色，而那黑人的老相也摆在那种油亮上，宛若中国的货柜上，摆着非洲的黑木老人雕。他是两个半月前接到她的三个电话后，而在三天之前回来的。第一个电话催他回来时，他说跑一趟机票钱盖房子能买一堵墙的砖。接到第二个催他回来的电话时，他说有啥事儿呀，我不是去年刚回嘛。第三个电话她给他打去时，她在她家院里的黄昏中，他在离坦桑尼亚原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还有二百多里的一座矿山上，时差五小时，正午的阳光在他头顶像从空中倒下来的火。“再不回来你就别说我没良心，也别骂我不要脸，回来不见我也别到处去找我！”这是她在电话上最后逼他回来说的话。挂了电话后的两个月，她再也没有和他通电话。他打回电话时，手机在桌上响得跳起来，她也有意不接那电话，以不言催他赶快回来和她去离婚，听她最后和他摊牌说那一排子话。

他在接到她最后一个电话的两个月后回来了。

之所以夏天催逼要等到初秋才回来，一是他觉得，她让他回来，无非是女人想要男人了，想了忍忍也就过去了。二是他初中没毕业，文化低，没有在国外独立转机之能力。现在回来公司有个领班的，大学生，也要回来，正好路上有个伴。可他一回来、一进门、一把行李放在三间堂屋正间的凳子上，她就竖在屋门口，直愣愣地望着他。没有问他“你回了？”也没有如往年一模样，上前一步把他的行李接下来，慌忙去给他端水洗脸或者给他倒上一杯急待喝的水。望着他从大门走进来，穿过院子走进上房屋，直到放下行李对她说：“渴死了，给我倒杯水。”她都惊惊怔怔站在门口上，像他突然进门把她吓着了，如是她遇了一个走错门的陌生人。这样犹豫一会儿，她还是去给他倒了一杯水。待他仰头咕咕喝完水，放下杯，扭过头来看她时，她就和他保持距离竖在门口上，对他说了那句话：“我有男人了。”

他和没有听清一样盯着她。

“郑州人。”她开始有些平静起来着，说着那些话，像上街赶集遇到了一件什么事，“对你说，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要嫁给他。催你回来就是咱俩去离婚，你让我嫁给他。”他就一直一直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看着她，像她也是走错门的一个陌生人。而她也就陌生人对着陌生人样说，她是三个月前去镇上赶集时，一猛不慎和他认识的。那天他从省会郑州到镇上来推销他家百来吨的钢筋和三角铁，谈完生意后，住在镇上的宾馆套间里。他出门买水果。她就正在那楼下卖他们家的夏熟桃。他买她的桃时他们认识了。她跟着他去了宾馆楼上的套间里。第二天，她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她又去了镇上他的套间里。第三天，他没回郑州，她又去了他的套间里。说现在他们有了感情了，她要和他离婚嫁给他。听她说到这儿，他本来是想从凳子上跳起来，冲将过去朝她脸上掴打几耳光，可他猛地站起时，屁股上的裤子被钉子挂破了，一股凉风猛地吹进他的后身上，使他木然站在原地了。

“他多大？”

“大我二十几岁吧。”

“他是你爹呀！”

“是爹是爹吧，我就是喜欢他。”

怔怔地立在屋中央，他又想操起一根棍子打过去，可扭头找棍时，看见的却是他回来提的别人卖给他的二手大皮箱。那箱里是他给她和儿子买的衣服、礼物和一个非洲羊羔皮。羊羔皮柔软白亮，铺在床上冬天像铺着一个电热毯。

“你不嫌丢人吗？”

“这有什么呀，现在到处都是这事呀！”

“儿子都已经记事了，你不怕儿子记住恨你一辈子？”

她就把儿子在怀里紧紧抱一下，还扭头去看看儿子的脸，见儿子平静木然的脸色里，有着对不起父亲的内疚和说不清楚的表情时，她接着对他说，她已经做好儿子的工作了，儿子他要了，她就忍疼割爱留下来。如果那男人真心对他们儿子好，希望他让她把儿子带到郑州去。毕竟郑州的学校教育要比镇上和县里教育好。说孩子的后爹现在答应和亲生一样对她儿子好。

丈夫便恨恨恶恶盯她一眼睛，狠狠朝她面前地上“呸”了一口痰。这一“呸”，是他对她最强烈的反应和回答。然后他就答应她走了。“你滚吧！”他这样说，并让她越早越快离开越为好。然而那时天黑了，她必须再在这个家里住一夜，于是她去为他烧了饭。还最后给他洗了一次衣，连夜把屋里收拾摆放得从来都没有像那天那么整洁过。到晚上睡觉时，他睡一间屋，她和儿子睡在另一间，待儿子睡着了，她摸黑过去站在他床前，问他说：“你不打我一顿吗？”她见他在床上动动身子没说话，她又对他说：“我们有一年没有见面了，你想要我了，我可以最后陪你睡一夜。”

关于仝改枝的事情我们那儿所有的人都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桃色故事点缀着人们生活的无聊和单调。我听了这个故事后，特意去走访了仝改枝的丈夫吴成民，和他在他家的院里坐了半天他才开口向我说了上边的事，并嘱我下次去郑州，替他去找找他的妻子仝改枝，看她到底过得怎么样。说她过得不好回来他还要她，毕竟夫妻一场着，毕竟孩子在家总是想他妈。他说其实他也可以到郑州去找她，可他怕到了郑州找到她，不知道见面该对她说些啥。是“说些啥”把他难住了。于是就这么一年二年的，整整三年都没有去郑州找过她。如此就在今年三月初，我和省电视台的一个朋友七寻八问着，在郑州一家医院找到了我的同乡仝改枝。她在那家医院当护工。我在她下班时候请她吃了一顿饭。她说她已经和那大她二十几岁的男人分手了。说分手不是因为他年龄大，是因为他骗了她，隐瞒了他有老婆有家的事。说虽然他骗了她，她一点不恨他，毕竟他让她过了二年好日子，并且还在分手后给了她一间房。说现在她和这医院的一个男子护工共同住在那房里，男护工也有老婆有孩子，他们眼下是临时搭帮过日子。

我问她：“你不打算回桥东村了吗？你不想你丈夫和儿子吗？”她犹豫一下朝我摇摇头，接着尴尬地笑笑说了几句相当惊人的话。

“不怕你笑话，也不怕你写出来——我和吴成民结婚十几年，在床上从来都不知道高潮是咋儿一回事。三十三岁第一次高潮是在镇上宾馆野合时，是郑州这个男人给我的。现在我和我这个男人在一起，两个人每天都觉得那事特别好。”

接下来，轮到我无言以对了。

她的命运似乎是“高潮”的光亮在引导照亮着。可是我觉得，她的命运无论是高潮或低潮，往东或往西，走上或走下，最终都是走在同一路道上，结局早在前边等着她。我已经知道她的命运结局了，可我就是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好。就那么愕愕看着小店窗口下面明显变白了的仝改枝，直到她从沉默中抬头望着我：

“——你说人是不是因为’那事’就离婚，活在世上就不是人？”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但对她有着莫名的理解和欣慰。

“一一为了那事儿，为了有高潮我落到今天不后悔。”

我一直都在盯着她，一直都在想着原来我家乡也有这样前卫、先锋的女性。尽管她长得并不好，身上还有一股医院的药杂味，然无论如何说，她身上还充满着一个女人面对世界的灵视和尖锐，是我家乡那块土地上，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女性的超然和光。

杨翠

二o一八年夏，我家乡的一条河发了水，那水漫到河边屋子里,不知怎么水退后，从那屋里露出一具死尸来。警察到那水库上游河边的两间塌屋时，时间、季节和流水，把那屋里冲得七糟八乱，柴草、木棒和塑料袋，仿佛寻找自由又找不到自由的门扉在哪儿，就这儿堆一点，那儿堆一点。尸体埋在那两间塌屋的里角上，水退后露出一只腐烂的手。这只手，把谈恋爱的一对男女吓坏了。先是县里公安局，后是市公安局，最后听说省里公安厅的技侦人员也下了乡。

女尸的名字叫杨翠。五十七岁零三个月，杀她的凶手是她儿子马小飞。杀了母亲后，马小飞就去深圳打工了。当公安从深圳把他抓了回来时，他还对公安人员很文明地说了一句“谢谢你们抓了我”。审讯的过程简单得如找到钥匙打开一把锁——在押回的路途上，凶手一五一十叙述了他起心杀母的心路和过程，且叙述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连押解他的警察都掉了泪——原来死者杨翠在三十三年前，和城里一个叫关正朋的男人有来往。然那姓关的，当时有妻子，有女儿（又是这样儿），说离婚又总是离不掉，最后杨翠怀着他的孩子要生了，不得不仓促嫁给山南她现在的丈夫马川子。马川子大她整十岁，人老实，肯干活，少说话，杨翠嫁过来不到两个月，就生了儿子马小飞。马川子当然知道这儿子不是他儿子。但他对儿子和亲生儿子样，没有半点的隔阂和生疏。有次村里有人指着他儿子说是私生子，他还和村人打过架。然他和妻子杨翠的关系倒是说不上好或者不好了。

“可能我母亲一辈子心都在原来那个男人身上吧。”

这是马小飞几十页口供中的一句话。这句话说出了这起凶杀案全部的秘密和根基。没有人能体会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分手后，在和另一个男人过了三十三年的日子里，她心里装的永远还是原来那男人。永远都没有把心给过现在这男人。若不是原来那个男人生病住院快死T,消息在三十三年后传到了已经不是二十四岁的杨翠耳朵里，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生活倘是一潭死着的水，最怕的是风生水起或一块够大的石头落在水潭里。世间所有能被人称为人生的，都必然是风生水起和卷起涟漪的事。事情就在他们分手的三十三年后，消息传来了，说那叫关正朋的人，病危住院了，在昏迷中呼唤的人的名字是杨翠。她就在三十三年后的五十七岁时，又偷偷去县医院的病床前，和那个男人见面了。在医院他们见面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至今都是猜测和想象，然她回来事情就不再一样了。人也不再一样了。做饭时她把味精当盐撒在饭锅里。切菜时，她把菜叶扔到垃圾桶，把菜根当菜炒进菜锅里。最为严重时，还半夜不睡坐在院里呜呜地哭。就这样，折腾了半月后，她又要去县里医院看那情人关正朋，丈夫不让去，他们吵起来，后来打起来。已经六十七岁的马川子，不仅朝她脸上打了两耳光，还一把将她推倒在了床头上，肋骨在床头撞裂开了一条缝。

她终于向丈夫提出离婚了。

马川子当然不同意。这都过了三十三年了，孩子都出生养到三十三岁了。孩子的孩子都一个八岁、一个五岁了，他们彼此都成了爷爷、奶奶了，怎么能说离婚就去离婚呢。于是吵架、摔碗，把锅当成飞碟在空中扔。最后在一天半夜间，马小飞正在屋里睡着时，被母亲叫醒起来商量她要离婚的事。马小飞丝毫不犹豫地站在养父这一边，劝了母亲又回屋睡觉了。第二天，母亲一天没说话，不烧饭，不吃饭。第三天，她仍然不说话也不吃饭，就那么死死默默着，到午饭过后因为丈夫在家里，她想说什么不合适，就把儿子叫到村外河边上。因为河边上总是人来人往着，又多是村人或熟人，他们就逆河向上走，到了二里外从前遗弃的一个磨坊里。磨坊里所有的设备都已不在了，连石磨和架砌石磨的砖石都被村人运走盖房了。除了上一代人的记忆外，似乎已经没人知道这两间破败的瓦屋曾经是磨坊。就在这水磨坊欲塌未塌的屋子外，这对母子找到了荒芜和宁静。在这儿，母亲告诉儿子说，因为他的养父不离婚，她准备逃开他的养父去和原来的情人过着了。说医生说，关正朋的脑瘤虽然有点重，但心情好、生活好，再活三年五年没问题。说现在，他的妻子二年前已经下世了，女儿读书、嫁人在河北石家庄。说眼下只有她去照顾侍候他。说这是老天安排让她可以最后和他过几年。可这过几年，就必须是离婚嫁给他。这边不离婚，那边不结婚，她去侍奉他就不叫过几年，而叫混几年。“过”和“混”是有本质区别的。有结婚证才叫一个家，没有结婚证那就不叫家。没结婚她若过去混，会让所有认识她的和关正朋左邻右舍的，把她骂成不是人，猪狗都不如。然现在她的丈夫、马小飞的养父却又宁死不离婚，她又通宵通宵睡不着，半个月人就瘦了十余斤。想到原来的情人关正朋，她恨不得一下飞到他的床边上。说她现在忽然想通了，想等关正朋的病一轻，两个人就逃到山里没有人家的地方住。可关正朋住院这一年，把他家的钱给花光了。把他女儿家的钱也给花光了——花得他一打电话，女儿都不敢接他电话了。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她儿子马小飞，把自己的十万存款拿出五万、八万来，让他和医院结了账，随她到山里水好空气好的地方住。当然她也还对她儿子说，她知道她这样做儿子一定不答应，但还有第二个方法来解决这问题，那就是一了百了让她死。她死了她就不再想那情人了。她死了马川子也不用为离不离婚的事犯愁打她了。她死了，儿子也不用为钱和名誉及谁是亲爹、养父的事情闹心了。说现在，她已经决定要死了。摆在儿子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给她五万、八万块钱让她走，让她这辈子能和爱了一生的人过几年。二是帮她把她勒死在这荒野无人处，一了百了什么都不用再想了。说完她当真从自己口袋取出了一根手机充电器的线，扑通一下跪在儿子面前和那四野无人的河滩上，把一米多长的充电线，一绕捆在了自己脖子上，抬头用“不这样就那样”的目光盯着他。在见到儿子束手无策、急得去地上拉着她，反复地说着“妈！你别这样，你别这样”的那一刻，她朝儿子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她说道：“小飞，关正朋是你的亲生父亲呀，你就拿出五万、八万给我吧！”

马小飞就在这句话后做出抉择了。

他想了想，怔一会儿，果然心一横，把母亲勒死在了两边都是空山的河边上，然后把她拖到水磨坊，坐在死了的母亲身边抽了半晌烟。天黑后，又回村拿了铁锹把母亲埋在了老屋墙角下。

第二天，他带着妻子、儿子到深圳打工了。

二年后，山洪把这屋里的埋尸冲露出来了一只腐烂的手。那只手惊吓了一对恋人又把警察招来了。在凶手被从深圳押解回来的火车上，他懊恼地道出了作案的心路和过程，使得侦破如竹筒倒豆般。而在例行审讯时，将马川子带来问他为什么二年来老婆失踪了，他都不去寻找老婆时，他说：“我以为她去和她前边的男人过着了。”而当一切都真相大白后，警察悄悄对马小飞说了一句话：“关正朋听说你妈死了，第二天也在医院死掉了。早知今日，你还不如给你妈五万、八万让她去和你生父过，而你就留在养父身边上——两全其美的事,让你弄成了现在这样子。”

马小飞那时望着警察一本正经的脸，也一本正经地朝着警察点点头。但在和养父告别时，他戴着手铐去抱着养父交代说：“爹——谢谢你这辈子对我好。但等我被枪毙后，你让我跪着把我埋在娘的坟前边。”

王萍萍

王萍萍的杀夫埋尸案，已经过去了十二年、四十八个季节才被发现告破。整个发现、报案、侦破的过程宛若虚构的一部劣质小说样。有一天，已经六十八岁的王萍萍的婆婆做了一个梦，梦见丢失十二年的儿子被人埋在厨房地下边，于是去镇上派出所的警察那儿报了案。派出所是有案必究的，哪怕是应酬，何况十二年前老人的儿子真的丢失了。于是派个警察到了她家厨房里，用一根木头在厨房不足十平米的水泥地上砰砰砰地捣，就听到地上发出有嗡嗡的空洞声音来。警察警惕起来了，告诉围观的群众什么都没有，替婆婆锁了厨房门，回了镇上的派出所。

晚上十二点，一辆警车和四个警察来到婆婆家，挖开厨房地上的水泥板，找到了婆婆丢失了十二年的儿子的骨头和衣服扣，还有未彻底腐烂的皮鞋底。再问婆婆这水泥地是谁打在厨房的，婆婆说是她儿媳妇。说十二年前的某_天，儿媳在厨房做饭总有水洒在土地上，洒上土就变成了泥，她就买了水泥拉回来，从河滩挖了沙子运回来，自己拌拌把水泥抹在糊在厨房地上了。问她儿子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婆婆说，儿子爱喝酒，爱打麻将牌，经常三天、五天不回家，也就是儿媳说打水泥地的前几天，他出门再也没有回来过。说最初一些日子她和儿媳还去镇上和县城的赌场找过她儿子，可找不到也就回来了。

找不到也就慢慢不找了。

找不到，儿媳也就常回娘家去住了。

回到娘家一些日子也就重新嫁人了。

嫁得非常远，嫁在哪儿她都不知道。说她一直以为儿子是出门打牌或干了别的啥事儿，出了事故死在哪儿了，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被埋在厨房地底下。说十二年来，她都在厨房做饭和吃饭，有时吃饭就蹲在厨房的地上吃，可她哪知道，她是在儿子的身上、头上做饭和吃饭。

“我儿子是冤死的。冤死到实在受不了，才托梦给我说，他被埋在厨房的水泥地底下。”老人对警察和村人反复反复地这样哭着道。可她人老了，起初哭着、说着还满脸泪，后来哭着说着脸上没泪了。

半月后，老人的儿媳王萍萍，被从很远很远的南阳一个县的山里带了回来了。十二年前，她还不足三十岁，十二年后她都过了四十岁。十二年前她的个头刚刚到一米五，十二年后她年龄上去了，个头一点也没长。矮小、瘦黑，头发也稀疏，圆脸倒是周正不算丑。这边的警察和南阳当地的警察翻山驱车到她家里抓她时，她正在她家的厨房烧着饭，九岁的大女儿在厨房门口写作业。六岁的男孩在厨房门口看他姐姐写作业。老三女儿已经三岁半，在厨房拉着她的衣襟儿。第四个孩子已经怀孕七个月，在她的肚里动来跳去着，使她的肚子鼓得像要破开样。警察突然出现在她家的瓦房小院里，看的人一群又一群。警察在她的厨房里边问她说：“你是不是叫王萍萍？”她说：“是。”警察说：“你和我们去一下，有点事要问问你。”她就很惊讶地反问警察道：“去哪儿？我饭都还没烧好呢。我的娃们要等着吃饭哪。”警察拉她走，她挣着身子说：“啥事呀，啥事也得等着我把饭做好。”

最后警察急起来，便婉转大声地问了她一句话：“你原来的丈夫是不是你娘家邻村的刘一狗？”

她像忽然记起什么了。脸色白起来，汗如雨样挂在额门上。这时她什么也没说，顺从地跟着警察从厨房出来了，咬着嘴唇把惊恐的一男二女都在怀里抱了抱，看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的丈夫后，跟着警察朝门外拖着步子走过去。就这样，她被从南阳带回到老家后，人们想起十八年前她二十三岁时，嫁给了个头一米八高、离她娘家八里路的河营村的刘一狗。那时她知道她是因为刘一狗的高大、帅气她才嫁他的，但她不太能说清刘一狗那么高武、朗俊为什么会娶她。然在结婚后，她渐渐知道了。原来丈夫在村里是有名的赌棍还偷盗。更糟糕的事情是，结婚后他们和婆婆分开住，两个院子隔着一条街，这就给她丈夫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和方便，使他不仅不断去外面找女人鬼混不回家，喝点酒回来还会拉着她无端打一顿。饭里盐多了，他会给她一耳光。唤叫她两声倘若没回应，一只鞋或一块砖头就远远掷抛过去了。家暴仿佛雷阵雨。而且更令人羞耻和恐怖的，是她丈夫有时会把外面不知姓名的女人带回家里住。他们在屋里床上睡，让她去厨房给他们烧饭和炒菜。为了日子她答应他可以在外面找女人，但求他别把女人带回家。可他还是要把女人带回家，让她为他们烧饭和炒菜。十二年前的六月二十一日傍晚时，他把镇上理发馆的一个按摩小姐带回家里，他们在床上搞，让她站在床边看，说让她学学那姑娘的姿势和技巧。后来那姑娘走掉了，他在家喝了一些酒，让她像那姑娘一样在床上侍候他。

她不干，他就再次暴打了。

一耳光打掉她三颗牙，血从嘴里流淌如喷将出来样。那时她起杀意了。杀意一起仿佛开闸放岀去的水。闸门关合不上了。水也不会倒流了。后来几天她变得温顺而柔媚，他让怎么侍候他她就怎么侍候他。想喝酒了给他烧菜去。不喝酒了她还问他你咋不喝一点酒？那几天，他对她的评价是：“这还差不多！”这就到六月二十七日那一天，她的投毒计划和决心准备到不差什么时，他又喝了很多酒，因为炒黄瓜里忘放盐了他又踢了她一脚。这一脚，是死亡的临门之一脚。于是就在酒后他要喝水时，那杯淡黄色的水，让他再也没有醒过来。这位有一百一十公斤的男人成为死尸后，在厨房角落的一堆柴里埋了一整天，之后被那个只有四十五公斤的女人的谋杀计划埋在厨房的水泥地下了。警察问为什么要埋在厨房而不是院里、屋内和村外，她回答警察说：“我拖不动他呀，那么重，我只能他死在哪儿就把他埋在哪儿。”说她是在厨房为他烧水调制敌敌畏的茶水时一,怕他不喝她用开水化了白糖又倒在了装敌敌畏的杯子里，这时他刚好自己到了厨房里。

警察问：“你不知道敌敌畏本来有甜剌”

王萍萍：“不知道。我也不敢尝。”

警察问：“他是喝了就当场死的吗？”

王萍萍：“过了一会儿，喝了只是肠绞痛，想说啥没有说出就倒在厨房了。”

警察问：“他怎么到了厨房里？”

王萍萍：“他口渴，急着要水喝水，叫了我两声不见有回应，就自己到了厨房里。那时我刚好端着水，要离开厨房他就进去了。”

警察说：“你给他喝前你们说了什么话？”

王萍萍：“他进厨房骂了我一句’死猪一一听不见吗’，我就把杯子递给了他。”

儿子失踪后，没有多久母亲就搬了回来住。搬回来她就时常梦到她儿子。这一梦多年使案件告破后，王萍萍被县里关押时，在她婆婆和警察谁都认定从厨房挖出的腐骨、衣扣和鞋子是谁的留存后，还是又经过了DNA的检查和中毒骨质之化验，从而以科学的名义认定了王萍萍确实是凶手。婆婆去公安局那一间铁窗屋里见了王萍萍，隔着窗子对她说：“这十几年你没有回来看过我。你要看过我一次，我就是梦到我儿子死在灶房我也不会去报案。”王萍萍看着婆婆先是什么也没说，后来在婆婆要走时，却笑了一下道：“我都生了三个娃子啦，肚子里怀着第四个。我哪有时间回来看你呀。”说到这儿她又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接着道，“娘——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不会生娃不是我的事，是你们家的事。”

这个杀夫案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婆婆走后一个月，王萍萍也被放了出去。她是孕妇快要生娃了，且鉴于死者生前不仅家暴还恶暴，使她罪可缓减，被判为监外执行多少年。

一桩奇案也就这样了结了。

吴芝敏

吴芝敏是我家那儿少而又少的同性恋，她结婚后不能忍受和丈夫在同一张床上睡，而不是和她的“闺密”睡在一间屋子里，于是她的丈夫成了她的情敌了，就把丈夫杀掉了。我们那儿的人，无论如何想不明白这桩事。以为这桩事是城里之丑闻，只应该发生在城市里，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或深圳，而不应该发生在我们那块土地上。这例案是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主持节目的朋友告诉我的“奇案调查”了解到的事，而我听后首先和“那块土地上的人”一样怔了怔，想“原来我老家也有这样的事！”之后不到二十天，我就与她一起到了距郑州不远的河南省女子监狱里。监狱在离郑州三十公里的山坡上，公路、树木、高墙、哨兵和高墙内的平房、楼屋、监舍、车间、饭堂、操场（放风场）和探监区。一切都和电影、电视上见的监狱一样或者差不多。如果一定要找到不同时，我觉得那儿的空气要比郑州、北京好得多，天也蓝得多。因为监狱是建在黄河边缓慢起高的一座山坡间，几乎就在山坡顶端上。缘于电视台法制频道和监狱的合作之关系，去见吴芝敏并不比去见我邻家难多少。无非是驱车、电话、停车、取证件，登记签字后，拿着矿泉水朝会客室里走着四下张望着。我们不是隔着铁窗在会客区和犯人见面的，而是在一幢三层楼的二层门口有哨兵的两间屋子里。我、节目主持人和一个司法部门管宣传的警察及监狱的副监狱长——他的部下有时简称他为“监副”或直接称他“监狱长”。四个人围着一张小于乒乓球案的大桌子，十月的阳光从有玻璃和钢条的窗里透进来，钢条的黑影落在地上像涂在地上的墨水直线样。吴芝敏戴着手铐被一个武警士兵带来后，士兵向他的监副点点头，自己退将出去了。我们都把目光朝着这个丈夫睡熟时、用铁锤在丈夫头上砸了七锤的凶犯望过去。别人的目光是见怪不怪的样，只有我，惊得不仅睁大了眼，而且似乎嘴也张大在了半空里。她还不到三十岁，高个、面黄、短发，眼睛很漂亮，但嘴和鼻子总感觉和她的眼睛不协调，仿佛眼是别人的，只是暂时长在她脸上，或是她略塌的鼻子和稍显宽的嘴，不是她的，是父母强硬把这嘴和鼻子按在了她的眼睛下。身材好，一米七的个，穿了略微显肥的白号服，胸上的编号是“328”——倒是一组好数字。她站在那儿望望大家后，很机械地主动用河南豫西方言道：“大家好，你们问我啥儿我一定答啥儿。”这主动和诚实，让狱警们脸上有了神秘而功有所成的笑。只有我为这主动的诚实感到惊愕和不解。然后司法警官——监副就让她坐在我对面案角上，自己站起来要走开的样：“坦白从宽的话不用再说了，-好好配合，争取减刑，这对你是最好、最好的机会了。”吴芝敏就对高大的监副点着头，将手藏起放在面前桌子下。这时我从桌板边，看到她的手铐像有很多人戴过的一副旧手铐，镀光漆已经在最易受磨的下边掉了光，露出半黄半白的底色来，如漫长的时间来到晚间呈现出的模糊般。我看看那手铐，又看了一眼监副的脸，监副明白我是问他手铐不能取下吗？他用目光说了不行还又摇了一下头，然后也就出去了。会客室（也许是监狱的简易会议室）就剩下我与宣传、文字相关的几个人。

一场沉闷、难忘而机械的问答（采访）也便开始了。

“我们是同乡，我家离你家开车不到一小时，我就是好奇农村也会有这种事。”这是我的开场白。

吴芝敏用奇怪的目光看我一眼后，又迅速让目光回到“我是犯人”的角色里，嘴角起了一层淡黄色的笑：“你想知道啥？”

“你……你是怎么发现自己——喜欢女性不是男性呢？”

“我还和以前那样从头说起吧,”再看了一眼坐在她右边的司法警官后，她像申请得到了批准一样说起来，“小时候，我不喜欢和男孩们一起玩耍和上学。那时我以为因为我是女孩儿，自然不喜和男孩在一起。可是到了初中后，班里大多女孩一边说讨厌男同学，又一边都喜欢和男的在一起。下地干活或上街去赶集，女孩们也喜欢和男的搭伴一道儿，说可以让男的帮助扛扛东西啥儿的。然而我，就是不愿和男人、男孩搭伴结帮儿。我喜欢和女的搭伴结伙儿。喜欢和比我长得高些、胖些、年龄差不多的女的搭伴结帮儿。农村人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很多女的都听了这话笑一笑，因为这话和调情差不多。可我听了这话身上会哆嗦一下子，像有男人的手在我身上摸着、爬着样。我喜欢干啥都和女的在一起。读高中时，班里有男女学生偷偷恋爱了，大家会在宿舍不断地问初恋是啥儿味道和咋样儿，那些恋爱的，不说大家就把她按在床上揉她、打闹她，闹急了她会说一句’拉手和过电样会说’亲嘴人会晕’。就有很多女同学去想那’过电’和’晕’是啥感觉。都想有一天，也要试一试。还在宿舍’分’班里男同学，把这个男的分给你，把那个男的分给她。分了大家就闹、就会幻想男同学，我就一冷猛地想，分给我一个女的该多好——这念头吓了我一跳！可从此，这念头就一棵草、_棵树样长在我的脑里了。

“越长越大了。

“就到高三了。

“高三是住校。高三过完年开学第三天，一世界的大雪一世界的白，晚上睡觉冷得很。睡我上铺的女生叫柳雅玲，她说她的被子薄，想下来和我一起睡。她就下来了。她刚钻我被窝时，我先还觉得身上哪儿不舒服，有很怪又很想的感觉在身上痒痒爬爬着。后来她的手，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在我被窝、在我胸上碰了一下儿。这一碰，我身上一哆嗦，我知道恋爱的同学说的’过电’和’晕’的感觉了。那时我惊在床上不敢动，像一动床会塌了样。可就在这我惊着不动时，她的手又轻轻碰在我另外一个的那个上……乳房上……然后我就浑身出汗，一下朝她身上扑过去……

“有了那一夜，我俩就每夜都钻在一个被窝里。冬天说天冷在一起，天热了就睡到半夜不是她下床，就是我爬到上铺和她在一起。那些年，在县三高读书的都是一间屋子两个上下铺，四个同学一间屋，我和柳雅玲生怕另外两个同学看见我俩’好’，越是有人越不往一起去，没人了恨不得两个人捆在一起、拴在一起不分开。也许是那时同学们都忙着功课考学吧，宿舍里的班里的，竟没有发现我和柳雅玲是一对儿。后来都忙着高考了。后来柳雅玲考上郑州大学了。我也是应该考上郑大或河南大学的，可那时，我觉得我爱柳雅玲比柳雅玲爱我多一些，好像她能离开我，而我离不开她。结果人家就考上大学了，我就落榜了。

“柳雅玲是城里人。父亲是我们县林牧局的正局长。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父亲母亲不仅都种地，连一个生意也不会做。如果我是男孩子，父母是会让我复读再考的，可我没有考上学，是女孩，父母说算了吧。其实我要坚持去复读，我父母也会答应的，可我没坚持。我觉得我就是复读考上了，我也追不上柳雅人家是一个城里人，父亲是局长。何况同性恋爱这事儿一一在咱们那儿怎么行得通……

“现在想，我要复读就好了——复读考上学，我就会是另外的命运而不是今天这样儿。我今天这样不怪柳雅玲，也不怪我丈夫彭大明。落到今天只怪我自己。一想起我丈夫我就觉得我死有余辜了。对不起人家彭大明！对不起我丈夫一家人！他父亲、母亲都六十多岁了，母亲身体又不好，常年躺在病床上，就这一个儿子，我不仅害了人家儿子，我还害了人家一家人。而且说，结婚这四年，我公公婆婆连半点对不起我的地方都没有。”

说到这儿，吴芝敏开始哭起来。趴在桌子上哭得直不起身，抽搐着让手腕上的手铐把桌子敲得啪啪响。主持人把擦泪的纸巾朝她递过去。我把一瓶矿泉水朝她递过去。司法局的宣传干警去晃晃她的肩膀让她不要哭，让她止哭以后接着说下去。她也就终于止了哭，接着说时有的地方没有前边说得翔实了，有了_些省略和含蓄。

“柳雅玲考上大学后，人家说走就要走了。就这么，人家去郑州读了书。我留在家里种地了，和别的恋人一样劳燕分飞、不相往来了。

“就这样，我和柳雅玲分手再也没有见过面。连她的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我以为人家在郑州一定又有别的朋友了，这样我也试着想在家里见见男的谈朋友。结婚前，我见过三个男对象，可我就是死都没有兴趣和人家坐在一起说话吃顿饭。有一个条件相当好，是军官，长得也帅气，可他在没人的时候去拉我的手，我几次都躲着没有让他拉。后来就这样不冷不热分手了。

“这样我就过了二十五岁、二十六岁了。二十五六岁，在咱们那儿，不光是大龄，你不结婚谈朋友，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你有啥儿病。我要是生在城市就好了。人家说在大城市同性恋不仅别人都理解，还是时尚哪。说有的父母还支持儿女那样儿。可是在农村，同性恋谁敢让外人知道一点儿？

“二十七岁那年我结婚了，男人就是彭大明。他人很好，小学老师，家里有房也有车。按说他不该和我这样对男人冷淡的女人结婚在一起，可他因为是二婚——媳妇结婚一年有了绝症了，第二年年纪轻轻死掉了。彭大明比我大五岁，结婚时他都三十二岁了。我俩没有谈恋爱，见了几次也就结婚了。结了婚，也有男女那事儿，可事后我就是感到恶心不舒服，会下床去厕所哇哇吐，会偷偷摸摸洗身子。开始我还配合他有那事儿，后来我就不再配合了，他想要了我总是对他说’我现在不想要孩子……’

“彭大明——我丈夫绝对是好人。他以为我的性冷淡，是因为他是二婚才会冷淡他，于是就越发对我好。每天去镇上教书走十几里路，回来不是给我买喝的就是带吃的。这时候，柳雅玲不再出现就好To不出现也许我哪天怀孕了，生了孩子也就一生围着孩子把喜女不喜男的事情忘了纠正过来了。可是这时候，柳雅玲又重新出现了——是去年底，十二月初，星期一，彭大明去学校上课了，我正在家里做着啥，柳雅玲突然出现在我家里。她还那样儿，大高个，留短发，肩膀有些宽，脸色是润红又挂淡黑色，是只有我能看出来的一种男人味。下身是牛仔裤，脚上是运动鞋，上衣是灰色的阿迪达斯的运动服。别人不知道会觉得她是热爱运动的那种女性或女人，可是我知道，她为啥不爱运动只是爱穿运动服。她立在我家门口盯着我，看了多久我不知道，可我一扭头，看见她时我手里拿的正扫院子的扫帚掉在地上了……

“十一月初那天天气不太好，灰蒙蒙的好像下雨又好像要下雪。天气说冷还不是特别冷。我俩很长时间就那么看着没说话。一句都没说。就那么看了很久后，她朝我走过来。我从她身边过去把大门关上To关上了门，回来我俩又看了一会儿，泪都流在脸上彼此还是没说一句话。十一年没有见面了，谁都不知该说啥。这时候，我俩谁都体会到了十一年前我们初次在一个被窝那感觉，又一次激动得要晕倒在地上样……可毕竟，又不纯粹是高三快毕业时候那感觉。十一年后，都已经结过婚，对人对事都不是在学校那个时候了。

“那一天，我俩见面半天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一她朝我家院里四下看了看，轻声问我’就你一个人在家吗？’我咬着嘴唇朝她点了头，她就上前一下把我抱在怀里了……

“那一天，她不去找我就好了。我俩永远不见就好了。可她在十一年后又去找了我。我俩重新见了面。那一天，她在我家吃了我为她烧的中午饭。吃饭时，她告诉我说她和我一•样是在二十七岁那年结的婚。男的读大学是学计算机，毕业后在郑州几家公司上过班。四年前二十七岁结婚时，男的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做高管，还在郑州新区买了房，可结了婚她对他热络不起来。他对她的冷淡也受不了，结婚一年两人也就又离了。她说她从上大学没有一天忘过我，只是觉得这种事情万万不可能，就一直没有敢来再找我。

“她说她现在想透也想明白了，如果我愿意，可以和她一样离婚去郑州找个工作然后一起过。如果不愿意，她就想这么一个人过上一辈子，或者辞掉工作和’我们这样的别人’一样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大城市里漂。说大城市里人更开放，我们这样的人别人不仅容忍还理解。

“那一天，我丈夫从学校回来以前她就走掉了。我一直把她送到村头的公路上。我和别的偷情的男女一样隐瞒着我丈夫。可是她一走，我的心就被她带走了。我们就这样和贼一样又来往半年多。她每月从郑州回到县城我都去看她，她回郑州以前也会来村里见见我。这半年，我还去郑州两次住在她那儿一一她在一个小区租了房。我每次去在她那儿住一周。这事后来我丈夫还是知道了。纸里包不住火。他发现我和我先前的高中女同学好，始终没有弄明白我和另外一个女的怎么好。他不觉得我是背叛他，只是觉得怪，是我有生理疾病在身上。他夜里总是问我两个女的在床上是怎么一回事……说白了，他就是要知道两个女的在一起，怎么会有男女那事儿。我什么也没和他说。我不知怎么和他说。就这样到了十月间——是去年十月间，我又要去见柳雅玲。她从郑州回来了，她爸妈退休出去旅游了，让她回来看门半个月，柳雅玲让我去她家里住几天——可那时，我丈夫就是不让我出门。他从学校请了假，守着我坚决不让我出门。第一天，第二天，到了第五天，到了第七天……柳雅玲只在城里她家待十天。这样，到了第七天，是周五，我丈夫改了一些带回来的作业睡觉了，也拉着我上床睡觉了。他睡着了，我再也睡不着。脑子乱得很，又乱又涨还热疼，像脑子里着火把头发烧掉脑壳烧焦了。就这么，睡到下半夜，我脑子一片空白又嗡嗡炸响，好像什么都没想，又像什么都在想。我不知道那时候是在什么时候里，是公安局破案的警察计算说，那时应该是晚上三点多。我是九点多些上床睡的觉一一冬天冷，人就睡得早。这么算我有六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想，又可能不停地在想我男人不让我去见柳雅玲的事。我把他当成我的情敌了。我走火入魔了。我像是鬼使神差一样怒火攻心了一一下床找到锤子就朝我男人熟睡的头上砸去了。我不知道我朝他砸时用了多大的力，也没有听见锤子砸在他头上，他唤叫没唤叫。更没有数一共在他头上砸了多少锤。是后来我跑了被抓后，公安局的人对我说我最少砸得有七锤，是我活活一锤一锤把我丈夫砸死的……

“太可怕了，现在我都不敢想。血在墙上、床上溅得、流得河一样……

“我就这样把我丈夫砸死了，罪有应得到了这儿了。

“现在想这事——我想我不是农民就好了。是农民不是北方而是南方开放地区的农民就好了。是北方农民我要坚持复读考大学，通过考学离开那儿到城里，到更开放的大城市里就什么事情也没了。可结果，我留在那块土地、那个地方了。我害了彭大明，害了他父母，害了我全家，还有柳雅玲。柳雅玲听说我出了人命案，到郑州辞了工作就不知去哪儿了。到现在，不光我不知道她在哪儿，连公安也不知道

她躲到哪儿了。”

方榆花

说的都是情伤和情荡，应该说些别的关于女性的生与死。

方榆花，女，三十五周岁，和我同村但不是同一生产小组的人。我家住村外，她家住在村里最老深的一条胡同里，但她家新起的房子盖在离镇上汽车站不远的一排繁华里。能在那繁华里边盖房的，都是村里有地位、有关系、家境较好的村人们。因为在那儿盖了房，将来可以作为门面租出去，也可以自己设计一种生意经营在那房子里。

总之说，方榆花家的好日子，正如曙光一样在她命运的前边等着她。可忽然，今年六月麦熟时候她上吊自杀了。就今年，上吊在她自家麦田的田头上。田头上有一棵结了不少”灵宝枣”1的果树在那儿

小碗一样粗，树枝几条胳膊一样伸在半空里。她就上吊在她家麦田这边的一条胳膊粗的枣枝上。用的是割麦、捆麦、运麦的“拘子绳”。这种绳的一头上，有手指粗的枣树岔枝分开又合扭在一起，圆环形，专门用来捆麦、捆草、捆柴时，那么一穿又一“拘”，绳子就把东西给捆在一起了，所以我们那儿称它为“拘子绳”。她是用这种绳子上吊在了六月正热的田头上。六月的太阳在天上、地下、山脉、平川上，热得如同天空、地下都在一个蒸笼、一堆大火般。小麦昨天穗上还有青颜色，今天就焦穗干粒了，不及时收割就会落穗在田野、路边和麻雀们的肚子里。村村庄庄都在忙收割。家家户户都在忙收割。方榆花家的两块麦田地，一块二亩在离村近的南边上。一块四亩半，在西南更远几里的山坡下。那二亩的麦田已经割完了，四亩半的也割了一半儿，只等割完麦，就可以运到麦场打麦了。可她却在这天的中午把自己上吊拘死在了枣树上。枣树叶全都晒成小卷儿，花生般的青枣在日光中都是亮青色的小球儿。上吊前，她好像是有过准备的，也好像没有准备就上吊了。说她有准备，是她一早把她都已九岁和六岁的一双儿女送到了娘家；说她没准备，是说她昨晚还给在苏州园区打工的丈夫打电话，商量他到底回来割麦还是不回来的事。因为在苏州园区里，打工的农民工们多都回家收麦了，这时他留在园区每天会给他双工资，一月四千八百元，双工资加上降温费和生活补贴费，这个月就是一万多。一万多能买多少粮食啊。一万多能还盖房欠的很大一笔账。最后他们夫妻在电话上算了这笔账，觉得还是应该和往年一样儿，让他留在苏州园区挣这一万多，她在家如往年一样独自割麦、运麦和打麦，最后再把这一季的麦子屯入粮缸里。可是这一季，农历六月中旬的这一天，她已经把麦子快要割完了，临近午时坐在田头枣树下的荫地歇了一会儿，忽然就决定上吊自杀了。

也就自杀了。

方榆花读过几年书，死前她用铅笔头儿在一张纸片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算是最后的心声遗书吧：

“我每天每年都相（像）男人一样干活儿。可我不是男人呀！看不到头，不想活了呢。”

她留的这封遗书上，一行字是不分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是我加的。留下这封“我不是男人呀，日子看不到头”的遗书也就上吊了。

也就上吊自杀了。这让我再次、再次地重复着去想那句话，方榆花怎么能死呀，这也就是伸曲不可、又车轮流水的人生啊!

杨釆妮

说点高兴的事。说点充满希望之光的我家那块土地上女性生命的绚丽与璀璨。

杨采妮（化名），二十九岁半，身材妖嫦，面容姣好，穿戴时尚到人们会以为她的职业是模特、艺术哪一行。一米七几的高个儿，人往那儿一立站，谁都会觉得她至少曾是舞蹈演员或至少是实践过梦想要当舞蹈演员的人。总之说，她身上的文艺气息因为过多会走在路上不断掉下来。意大利鞋、爱马仕包和几乎每天都会不断换一次两次的裙子、披肩或衣裤。没有人能看出她是以土地、农业著称天下的中原河南人。更没有人敢相信，她是河南农村人。再往前一步，无论是我，还是家乡那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相信她不仅是农村人，而且父母完完全全是以种地为生的庄稼人。我见到她是在北京朝阳区河南同乡组织的一个被称为“有头有脸”的饭局上。因为都是河南人，那天她被饭局的组织者介绍为“河南文艺工作者”，之后大家点头笑笑也就过去了。中国的饭桌文化宽大如湖，深邃如海，没有人会在饭桌上问一个时尚、漂亮的年轻女性的年龄、职业，和饭桌上的某某是什么关系等。饭局是一个无边之江湖，出现在饭局上的漂亮女性都是不可靠近的江湖之灯塔。我当然也是明白这种人生航海理论的人。然而就在那一晚，我与河南菜及茅台酒遭际到了一定时候时，有人喝多倒在了沙发上，有人不断去厕所小便和呕吐，这时候，她从桌子对面过来站到我身边，用很轻的声音对我说：“阎老师，我们是一个县的人。”

在我惊怔时，她又说她离我家只有三十几里路。我家在县北，她家在县南靠着县城边上的县郊村。她说了她家所在的村名儿，然后朝我笑笑说了一句只有我们县的人才可以听懂的方言话，待有两个生意很大的河南同乡呕吐完后从洗漱间里走出来，她又回到了她的座位去。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后来她到我家吃过两次家乡饭。我知道她自小爱唱地方戏，而且唱得相当好，还去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节目打过擂。高中毕业后，她考到了北京戏剧学院读了书。本科毕业留在北京后，也就到了现在很璀璨的生活江湖里。我妻子一见她，就对我惊呼道：“你们县也有长得这么好的人！”再后来，我和我妻子去她的家里看——她在东二环、三环之间买了八十几平的房。小区相当奢华和高档，当年买房时，每平方米均价七万多。现在的均价是翻一番。入门和探监一样难。到她的五号楼十八层的房间时，她的鞋柜把我和妻子吓着了。鞋柜里是一双挨着一双、最少有二十几双的各色花皮鞋，各种高跟和名牌，我妻子说大都是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名牌鞋。

那一鞋柜的品牌鞋，没有一双我能叫出牌子名称的，但那鞋的款式、光亮和有几双非常奇怪——似乎只供展出、演出才可以穿的鞋,让我们多少知道她的生活脉络了。这些鞋让我和妻子变得拘谨而谨慎——让我们如是看戏却走进了演员们的化妆间，各种艳和乱，各种异香的气息和摆设，如同女性展品后台的屋子或参展办公室。我们就那么惊惊诧诧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接着是她的让座和沏茶，并用胶囊咖啡机，为我和妻子各磨了一杯咖啡后，我们在电视机前工艺品般的红蓝绒布沙发上，木木坐了一会儿，没话找话说了几分钟。不知道她和我妻子说到了哪儿，她就带上我妻子，朝她卧室走过去。接下来的事，是我妻子一进她的卧室后，“哇”地大叫一声对着客厅唤：“——你过来参观一下吧，你看采妮这卧室！”

我被这惊呼召唤过去了。

进了卧室门，当然是首先看到了一个男性不该注目看的女性的床——被褥、枕头、床罩和床头上的绵绸单，相对整洁和绝对亮堂搭配在一起，宛若蓝天乱云又配了雨后的虹，那透光的明亮及鲜艳，使人觉得只有三岁孩子的画，才能配出那颜色。

就在这彩虹艳屋的墙壁上，完全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四面墙上、柜上、窗户的四边都挂着、摆着各种各样的女性名牌包。床头墙上因为有欧式高尖的床头贴在墙面上，就在墙顶挂了横一排、竖两排的包队伍，形成一个没有拐钩的包包“兀”字母。左侧墙下摆了衣柜无法挂包儿，就在五扇立柜门上各自竖挂一排五行儿。右边开着窗的墙，除了窗顶外，其余绕窗二竖一横的挂包都绕带挂成一个汉字部首“LI”形儿。而在床的对面一整雪白的墙壁上，从墙顶到墙下一米高的半壁上，整齐地挂着四排各种各样全世界的名包普拉达、博柏利、迪奥、香奈儿、路易威登和爱马仕等，那些包便宜的一个需要几千元，好一点的一个是几万、十几万乃至二十来万元。红的、黑的、浅黄套有灰白的。还有一种百颜百色组成的包，让人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和花样，而且那包的款式是上百种包的款式图案拼接成了一种包款式（后来我妻子说那是LV城市符号拼接包）。有一种腰凹式的包，不知是真的假的鳄鱼皮，但那包上的每一鳞片都是一种色，晶黄的，亮白的，艳粉或暗黑，纯灰和月青，一鳞一颜色，一色一鳞片。整个一帧不大的腰包上，有百八十种鳞片颜色结构着，又统一在那呈着耀眼亮光、似粉若褐的整色里。包带儿又细又长，每一公分都镶着一颗钻——我们当然不会相信它是真的钻，可它也不是一般的玻璃品。这个包挂在下数第二行的中间部位上，我妻子在那包前站了站，盯看一会儿，拿起那包带摸了摸，对我说那些晶亮是产自东欧的波西米亚水晶石，然后我就以为这一面墙的名包上，这个包应该是最贵、最贵的一款包一一“这个包要多少钱？”我很傻地望着站在我们夫妻身边的杨采妮，她有些羞涩又有些满足地笑着说，这满墙满屋的包，若都是真的需要三四千万人民币，可惜它们一半是假的——超过二十万元的包包全部是假的。说最中间那款挂的假货灰白色的心形包，是美国Mouawad公司创作的“一千零一夜”钻石包。真的要两千三百一十九万美元才能去联系定制一个包。说她一辈子死了都买不起那款包，更不会有人舍得替她去买那款包。说她这几年，偏偏朝思暮想都渴望有一款真的一千零一夜的钻石包，每天都在等着有人送她这款包。

我们那一天（让我想到了要集够一百块手表的赵雅敏），在杨采妮那儿吃了我们老家人爱吃的茴香水饺后，就从她那儿回来了。在那儿我们没有问她“文艺工作者”的具体工作内容和专业，没有问她那满屋满墙的包包都是她买的，还是别人送她的。因为我们知道那满墙的包包尽管有一半都是高仿品，但总价值也要二百八十多万元。

顺便说一句，采妮对她爸妈非常好，她给他们买了一套房子在南五环。她每周末都去南五环陪同父母住一夜，在父母那儿吃一天父母烧的家乡饭。

赵梔子

我一定是个内心潮湿、敏于黑暗的人。为了写作这部《她们》中的第七章，我在我家乡洛阳乃至河南文化博古的那块土地上，从这个县走至那个县，从这个村到至那个村，历经各类成败、得失、庸常、光辉和高大的女性采访不下数十例，而被我挑选写作的，却偏偏是读者读到的这几位。作家的内心总是为他的敏感而冲动。我也只能为使我冲动的女性而落笔。就在我们村，有一个女孩十年前被亲戚介绍到了上海做保姆，现在上海她的家政公司已有一百多个人，自己不仅在上海落了户，还在闵行区买了一套房。还有距离我家百里的山区内，有个叫小慧的姑娘高中毕业去广州打了工，听说还在当年的富士康工厂拧过一年半的螺丝钉，之后又在东莞哪儿的车间少过一个手指头，而今她终于用自己的血和汗，把自己积累成了一家外企生产线最不可少的专门制造一种砂轮的工厂总经理。也还许，她的成功不值多少钱，但她从广州开回老家的私家车，其市值是三百二十万元人民币。且她早年还为村里修过一条路，据说也需投资数百万。实在说,作为女性之代表，她们的功成，放在中国的都市也许就是沙漠中的一捧沙，但在我家乡那块国家级贫困帽子还未摘下的土地上，她们足可以如黑夜中的一盏灯，或莽荒空阔中的一条路。倘若我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位写作者，完全可以笔走亮色，写出一部关于我家乡伟大女性的赞美诗，但我却在这部史诗中，听到弱女子哀号了。看到女人作为女性的另外命运了——朝着窄门走过去的女人们，背影的悠长和扑向她们灰暗的光。

赵梔子（化名），年龄、长相、工作和其秉性我全然不知道，但她的经历来到我的面前时，我被她女性的人生惊着了。不仅是荒谬让我呆在她命运的夹缝仿若木鸡样，而且缘于她人生的经历给我留下的想象过度现实与宽广，让我把自己落在无边无际的惊愕里面丢失了。我不知道我是站在惊愕深处的哪边儿，也不知道荒谬的边界距我有几里，还是数百上千里，使我的想象如何野狂与奔驰，也无法抵达事物逻辑的真相与根基。

“阎老师，我给你的写作贡献一个你绝对构思不出来的真实故事吧。”

请允许我不说出是谁给我讲了这个故事这番话，总之他就那么略带嘲笑、调侃地哗哗滔滔对我说：“这个故事如果能卖钱，我想能卖一百万或者二百万，但我一分不要就给你了。

“故事的主人翁是你们洛阳人。我知道这事情的里里和外外，但我无法让你见到她本人——她叫赵梔子。河南姑娘很少有叫梔子、蓉儿的，因为我们河南少有梔子花和蓉花树。她叫赵梔子，这总让我想到她的父母一定有一方是南方人。南方人，是我们北方的荣耀金钱黑洞中的光。她不仅和我是同一母校的人，也还是我同一专业的，但我不知道她毕业于哪一届，比我大几岁还是小几岁——恕我就不说她是哪省电视台什么节目的主持人了吧。总之她在电视台主持节目时，和这个省里下属的一个市长熟悉了，后来不仅成了这位市长的女朋友，还为他生了一个胖儿子，使她成了市长命定的情人和小三。这件事情如果到此也就无话可说了，别人的隐私无可非议和挑剔。不用说，谁的隐私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然而问题是，当去年反腐的飓风吹到这个市委领导班子内部时，人们发现她不仅是市长的女友和情人，她还是这个市市委书记的女友和情人，也为市委书记生了一个胖儿子。你我都要感谢国家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没有反腐败，我们根本想不来这故事。阎老师你能想象这样的故事吗？你能想象市长知道她和自己好，也和市委书记好；她给自己生了胖儿子，也给市委书记生了胖儿子。市委书记同时知道她是自己的女朋友，也是市长的女朋友，是自己私生子的妈，也是市长私生子的妈。于是市长和书记，既是情敌又是革命搭档和同志了。彼此间，既有不可调和之矛盾，又有融洽和谐之关系。一条锁链把二者的命运连在一起了，使他们既必须神离而貌合，又必须神合貌不合。他们要一同开会、一同工作、一同调研，又一同学习和发言。他们被你的同乡赵梔子，不得已地捆绑在了一个战车上，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同志和敌人。于是间，这个市委的领导班子竟成了党政最无矛盾、最为团结的典型了。因此这个市的大至改革、引资和发展，小到市政建设的一条路、一栋楼、一条地沟的拆迁和重建，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和争吵。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家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呀。可你知道他们不为这些争吵闹矛盾,他们为啥争吵闹矛盾？他们为市里哪家幼儿园更好会争吵，为把哪个特级教师调到哪个小学教他们的儿子闹矛盾！

“这个故事狗血吧？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赵梔子明明是市长的情人，怎么又变成了市委书记的双料情人呢？怎么先给市长生儿子，后来又给市委书记生了儿子呢？她开始是怎样隐藏这些私情呢？后来又是怎样把这些事情说给市长和书记呢？市长和书记第一次听说自己的同志、搭档是自己的情敌会是什么样子呢？彼此知道后，又坐在同一个会议室里开会学文件，引而不发的心态、表情该是什么样儿呢？

“赵梔子——每周什么时间和市长在一起？又什么时候和市委书记在一起？因为国家反腐而东窗事发后，他们会以什么态度面对纪委和庭审？彼此对赵梔子的爱，会后悔、彻悟还是一如当初呢？

“阎老师，你说这故事若能排演一部真实的纪实话剧该多好！拍一部纪实电影该多好！你能根据这真实的狗血故事写出一部小说吗？写出来是如《安娜•卡列尼娜》和易卜生的《娜拉》那样伟大的女性作品呢，还是一部不值一提的黄色小说的烂品和贱物？

“喂——阎老师，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看待你的同乡赵梔子这样的女性呢？是同情、批判、恶心还是欣赏呢？你在你要写的《她们》里，赵梔子身上是闪着我们时代女性的光，还是说到底，她就是这个时代的一朵罂粟花？还是你老家的一朵牡丹国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