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医生在妈妈刚发病时就查出癌症，事情又会怎么样呢？无疑，妈妈可以接受放疗，或许还能多活两三年。不过她会知道，至少会怀疑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然后在恐惧中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让我们懊悔的是，医生的误诊欺骗了我们，否则我们会把妈妈的快乐放在首要的位置。让娜和普佩特夏天不邀请她的事将不会发生。我也会多见见她，想办法让她开开心心。

让医生给她做手术抢救是对还是错？她，这个一天也不想错过的人，可是“赚了”三十多天。这些日子给她带来了欢乐，当然也让她受了不少罪。她逃过了危在旦夕的苦难，所以我不能替她做出决定。对我妹妹来说，与妈妈再次相见的那天就是失去她的开始，她很难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我呢？如果妈妈在那个星期三早上就去世了，我就永远不会经历过去这四周给我留下的那些画面、噩梦和悲痛。但我也无法估量我的震惊，因为我的悲伤会以一种我预料不到的方式爆发出来的。我们从这段缓刑之中得到了一点好处，它将我们从悔恨之中拯救出来，或者说几乎拯救了出来。当你所爱的人要死去，你会因为自己比她活得更久而感到刻骨铭心的悔恨。她的死亡让我们发现她是独一无二的：她变得像世界那样广阔，这个世界因她的存在而存在，因她的离去而毁灭。你感到她在你的生命中占据了更广阔的空间，甚至是所有空间。我们要将自己从这种晕眩中解救出来：她不过是众人中的一个罢了。但是你从未为任何人竭尽全力——甚至在你为自己设定的可疑的限度内——你就更有理由自责了。我们对妈妈尤其愧疚，在最后那些年里，我们对她既粗心又疏忽，甚至有意回避她。我们觉得在她最后的那些日子里陪伴了她，我们的在场给她带来了内心的平和，我们共同战胜了恐惧和疼痛。凡此种种，弥补了这种遗憾。如果没有我们的警觉和果断，她会受更多的苦。

实际上，相对而言，她的去世较为安详。“别把我丢到那些畜生手上。”我想到那些没有人可以吁求的人，面对冷漠的医生和过度劳累的护士，感到自己孤独无助，一定非常痛苦。在他们被恐惧攫住之时，没有人会将手放在他们的额头上；当他们痛得流泪之时，也无法获得镇静剂的安慰；更不会有人用善意的谎言去填补那种空虚的沉默。“她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老了四十岁。”这句话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至今也不曾释怀。这是为什么？临终太可怕了。在公共病房里，当最后的时刻逐渐迫近，他们只会用一座屏风围住垂死者的病床，他见过这座屏风围起其他床，而那些床到了第二天就空了——他知道。我想象妈妈在几个小时之中被没有人能直视的黑色太阳照瞎了：她那睁大的眼睛和扩散的瞳孔之中透露出恐惧。她死得很安详，是特权者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