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佩特睡在我家里。上午十点，我们回到了医院，那里就像旅馆一样，病房中午前就要腾出来。我们又一次上楼，打开两扇门，床是空的。房间的墙、窗户、灯具、家具，所有的东西都仍在原位，然而白净的床单上却空无一物。预测，并不等于知道：这一打击就像我们事先毫无预料一样猛烈。我们把手提箱从橱柜里取出来，把书、衣物、盥洗用品和文件都塞进去。六个星期的亲密关系被背叛所破坏。我们留下了那件红色的睡袍。然后穿过花园，太平间在院子里的某个地方，在绿色植物的掩映之中，妈妈的尸体就在那里，下巴上缠着绷带。普佩特痛苦至极——既是出于自愿，亦是不期而至。她遇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她太痛苦了，我不好建议我们再去看看。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再看一眼。

我们把手提箱丢在布洛梅街的门房那里。我们看到一家殡仪店。“这儿做得和其他地方一样好。”两个黑衣绅士问我们想做什么，给我们展示了不同种类的棺材的照片。“这具更有美感。”普佩特破涕为笑。“更有美感！那个盒子！她不想被放到盒子里去。”葬礼安排在星期五，就是两天以后。我们想要鲜花吗？我们说要，却不知道为什么，不要花圈，也不要十字架，而是要一大束花。很好，他们会提供一条龙服务，安排妥一切事情。下午，我们把手提箱拎上了公寓，勒布隆小姐已经对这里进行了改造，比原来好多了。我们把包里的便衣和睡衣塞进衣柜，把书摆在书架上，扔掉古龙水、糖果和盥洗用品，然后把其他的东西都带到我家。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妈妈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高兴你看到我状态这么好”，为此我并不感到遗憾，但我确实自责，因为我这么快地抛弃了她的遗体。她，还有我妹妹都这样说：“尸体毫无意义。”然而那是她的肉，她的骨，在一段时间里，她的脸也依然是她的脸。父亲临终之时，我一直陪伴着他，看着他如何由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纯粹的物体，我抓住了存在与虚无之间的转变。但是对妈妈，我在吻了她之后就立刻走了，所以我觉得她仍活着，孤独地躺在冰冷的太平间中。入殓仪式在第二天下午举行，我要去吗？

四点钟的时候，我去医院结医药费。有人给妈妈寄了明信片，还有一袋子的糖。我上楼和护士们说再见。看到那些女孩子，马丁和帕朗，在走廊中嘻嘻哈哈的样子，我的喉咙缩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走过114号房门口，他们已经把“访客止步”的牌子取下来了。在院子里，我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没有那个勇气。再说，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我仓皇离去。我又看到了皮尔·卡丹的店，看到了那些漂亮的睡裙。我心想再也不用坐在那座大厅里，也不用拿起那只白色的电话，不用那样在大街上漫游了。如果妈妈康复了，我会很高兴不再保持那些习惯，然而我是因为失去她才失去它们的，所以我对它们仍有所怀念。

我们想给她的至交好友分送一些纪念品。我们打开她的草编包，里面塞满了毛线球，没织完的毛线，她的吸墨笺、剪刀、顶针，我们一阵激动。每个人都明白事物的力量，生命凝结于其中，比任何时刻都明显。它们静静地躺在我的桌子上，如同被遗弃的孤儿，再也派不上用处，等待着被当作废物丢弃或者找到另一个归宿——弗朗索瓦丝阿姨送给我的收纳箱。我们把她的手表留给了马塞尔。在解下那条黑色丝带的时候，普佩特哭了：“这太傻了，我不是个喜欢收藏东西的人，但我不能把这条丝带扔掉。”“留着它吧。”我们没有必要假装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在不理性的事物面前理性地行事，面对复杂而令人困惑的情感，以合适的方式进行处置。我都能理解——留下各种各样的遗愿，或毫无遗愿；不去拥抱尸骨，或将你所爱之人的尸体葬入普通的坟墓。如果我妹妹希望能给妈妈穿上好看的衣服，或留下她的结婚戒指，我当然会尊重她的意愿，就像接受我自己的那样。关于葬礼，我们没有什么需要自问的。我们觉得我们了解妈妈想要什么，我们就照办了。

不过我们遇到了一些巨大的困难。我们家在皮埃尔-拉雪兹公墓持有一处永久产权的墓地，是一百三十年前我们曾祖父的姐姐来尼奥夫人买的。她埋在那里，我们的祖父，他的妻子、兄弟，我的伯父加斯东和我父亲也都埋在那里。可地方已经不够了。在这种情况下，死者会被安葬在一个临时墓穴里，只有把先人的遗骸全部集中在一个棺材后，我们才会把他（她）重新埋葬在家族墓里。由于墓地非常昂贵，管理机构试图收回已出让的永久租地，要求业主每三十年重续租用权。这一期限已过，我们没有及时得到通知，不知道我们有可能失去租用权，因此我们仍保有此项权利，除非来尼奥的后人提出异议。在律师提供相关证据之前，妈妈的遗体被保存在一个冰库中。

我们很害怕第二天的葬礼。我们吃了一些安眠药，睡到七点钟，然后喝了点茶，吃早饭，又吃了一些镇静剂。快八点钟的时候，一辆灵车停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黎明之前，它就去医院接来尸体，是从医院的后门出来的。我们穿过寒冷的晨雾，普佩特坐在司机和某位迪朗家族的先生中间，我坐在后排，紧靠着一个金属柜。“那是她的骨灰？”我妹妹问。“是的。”她抽泣了一会儿。“我唯一的安慰，”她对我说，“就是总有一天我也会如此，否则就太不公平了。”是啊，我们也在参与我们自己的葬礼演习。不幸的是，尽管每个人必有此一遭，但每个人的体验都是单独的。在那段痛苦的而妈妈却以为是在康复的日子里，我们并不曾离开过妈妈，却与她彻底地分离了。

灵车载着我们穿过巴黎，我注视着那些街道和来来往往的人群，尽量什么也不想。墓园门口停着很多车，都是家里亲戚的。他们随我们来到小教堂，大家都下了车。当装殓工把棺材抬出来时，我拉着普佩特走向姨妈，她伤心得脸都哭肿了。我们走进去，排成一队，教堂里挤满了人。灵柩台上没有放置鲜花，殡仪店的人把它们留在灵车上了，这也没什么要紧的。

一个穿着无袖长袍的年轻神父，做了简短的布道，声音悲伤。“上帝很远了，”他说，“甚至对你们中间信仰最坚定的人来说，上帝已经很远了，似乎已经不在，甚至几乎不管我们了。但他给我们派来了他的儿子。”人们放了两张跪椅，用来祈祷。几乎每个人都在祈祷。神父又简短地说了几句。当他说“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的时候大家都哽咽了。这几个字让她重新浮现在我们眼前。他们总结了她的过往经历，从出生到结婚，从寡居到死亡。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这个平凡的、很少被人们提及的女人，成了一个重要人物。

人们排成一行，有的女人在哭泣。当殡葬工把棺材抬出教堂的时候，我们还在握手。普佩特看到了那一幕，瘫倒在我的肩膀上：“我答应过她不会把她放到那个盒子里的。”我庆幸她忘记了母亲另外一个祈求：“别让我掉进洞里！”一位迪朗先生对大家说现在可以散去了，葬礼已经结束了。灵车自行开走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它会驶向哪里。

在我从医院带回来的吸墨笺里，我发现一张小纸条上写着两行字，字迹刚劲有力，就像是在二十岁的时候写的一样：“我想要一场非常简单的葬礼。不要鲜花，也不要花环，但要有许多祈祷。”啊，我们最后真的实现了她的遗愿，忠实得连鲜花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