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尔离开后，我脑中闪过了自己一年级时的画面。我们班老师惩罚学生的办法不是让他们站在角落里，而是让他们站到黑板后面。当时的黑板是搁在木架子上。于是，黑板后面就代表着羞耻和屈辱。

画面的深处站着一位被老师罚到黑板后面站着的女孩。我们只能看见她穿着白色齐膝长袜的双腿，还有穿着黑色漆皮鞋的双脚。要不是我们听到了微弱的、渐渐变响的声音，于是话也不说了，屏住呼吸地听着，我们早就把她彻底忘了：一条细细的尿线滋到了木地板上。我们坐着，盯着她两腿之间的金色池塘。它越来越大，然后顺着地板流向我们的课桌。

场景在我眼前自动播放着，画面放大，慢动作。女孩的身体依然被黑板挡住；我只能看见尿流溅出了无数尿滴。接着，我意识到自己尿了。我能感到温暖的液体顺着双腿流下。我坐了一会儿，昏昏沉沉地，听着自己的心跳。我屏住呼吸，跟随着心跳的节奏。它也可能是一只振翅欲飞的鸟儿的节奏。

接着出现了更多的画面。缓慢的、懒散的画面从远处，很远的远处来了。最先浮现出来的画面是我熟悉的，是母亲相册中的一张小尺寸黑白照片。画面里的我应该是四五岁。我站在一片光秃秃的地上，直视镜头。当时是冬天，但没有下雪。我身穿一件看起来很严肃的双排扣毛呢大衣，领口和兜口是棉绒材质。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兜口微微竖起），另一只手放在身侧。脸上有笑意。我身后什么都没有，两侧什么都没有，画面里只有我。我是一个被抛到某处空地的小人。尽管我熟悉这张照片，但我第一次发现画面里的自己是如此明白、明确地孤身一人，我还是吃了一惊。

一阵寒战让我脱离了昏沉的状态，努力往电话那边挪。但是，我刚到电话旁就又崩溃了，呆住了半晌。然后，我还是想办法拿起听筒，拨打112，对着话筒含混地报了地址。片刻之后，一名警察出现在门口，看见我被铐在椅子上，右腕上有三道已经凝结的血迹，闻见我身上的尿味。这时，我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某种引发共鸣的东西。在那个时刻，我想到了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我总算建立起了联系：警察观察我的样子，就是我当初观察空地上那个女孩的样子。

伊戈尔说得对。我不会忘了他。他也不会忘了我；我敢肯定。因为我可以不把他的名字告诉警察，但我说了。不仅如此，我还指控他强奸。我估计，强行闯入加上强奸够判他几年的，还有伴随终生的案底。假如我没有这样做，他不会记得我。我这样做了，他就会记得我。我播下了种子。我是一名老师，不是吗？

没有慈悲，没有同情，只有遗忘，只有羞辱和无尽回忆的疼痛。这就是我们从故国随身带来的教训，是我们不曾忘记的教训。对我们来说，尖叫和大喊就像巴甫洛夫的铃铛；我们听不见其他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抓住恐怖的气息就是孩童的游戏；没有什么能比它把我们的鼻孔搔得更痒。

三道细小切口在右腕留下的天然手链和尿液的刺鼻味道是看不见的手铐，将我们铐在一起，我和我的学生。我看见未来的自己获得了一套新的习惯动作，那是一种我将久久不能摆脱的抽动症。它包括低头含住手腕，双唇慢慢地压在三条细线上，亲吻它们——那是伊戈尔的印记，伊戈尔的烙印——接着用舌尖舔它们，看它们还在不在，最后缓缓把手腕抬起，对着灯光看，被唾液润湿的细线在灯光下，像珠母贝一样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