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眼睛之后，罗珊娜发现自己站在卡拉季河里，水深及腰，四周黑漆漆的。这里离铁慕尔家有好几公里远，她浑身冰冷，奋力抗拒着随时可能把她轻若无物的身体冲走的强劲水流。她寻找河岸，但是眼里尽是黑夜的幻影，她什么也看不见，只能试着跨步前行，知道只要踏错一步，就可能跌进深洞里，再也脱不了身。可是罗珊娜不怕，她终于如释重负了，感到如此自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她看见几块岩石，接着是灌木丛，然后是崎岖不平的河岸。爬上岸之后，她才想起自己没穿鞋，脚已被刮伤流血了。她远远地看见横亘在德黑兰与北方大地及里海稻田之间的厄尔布尔士山脉的蓝色山峰。她想起猫婆雅丽珊卓常说的故事，说她是怎么逃离俄国的：有天晚上她穿着高跟鞋、戴着珍珠项链出走，走啊走啊，一次也没回头，一直走到德黑兰。

“我看到过里海白虎。”雅丽珊卓炫耀地说，“那是世界上最了不得的动物，非常稀罕，皇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求有人能捉到一头，送到她面前。我搭的是一艘手工造的船底都快腐烂的船，吃活生生被叉上棍子烤熟的鱼。我睡在葱茏的丛林里，睡在稻田里，搭上俄国走私船。之所以熬得过去，是因为我不怕流亡。”

罗珊娜也不再怕流亡。她只身一人，几近全裸，快要冻死，不知身在何处，但是这都无所谓。她再也见不到铁慕尔，索拉博会想尽办法追缉她，她在黑夜里抛下自己号啕大哭的女儿，也全都无所谓。她拯救了自己，她不打算再回头。

她坐在河堤上，等待黎明到来，那时才能找到路或决定自己的去向。过了一会儿，在她的耳朵习惯了河流的声音之后，她想办法辨识出远处几辆卡车上坡时轰隆隆的引擎声。天一破晓，她隐隐约约看见一条蒙眬的泥巴路，从河边蜿蜒而去，通向一片光秃秃的平原，那里没有栽植作物，也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她顺着路走。一辆卡车经过，司机放慢车速，但没停下来。一个小时之后，一辆蓝色的小巴士，载着一车缠棕色头巾、留络腮胡的年轻神学士，开上山坡。那些男人透过肮脏又满是划痕的车窗，盯着罗珊娜看。她看见他们嘴唇掀动，仿佛好奇她是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她看见他们的目光在巴士卷起的烟尘里紧紧追随着她。

她一直走。农家小孩骑在骡子背上，从她身边走过。流浪狗在路旁对她吠叫，但是不敢靠近。现在太阳升得很高了，不过天空还是雾蒙蒙的。罗珊娜迈着一双流血的光脚，穿着透明的白睡袍，看起来宛如睡意迷蒙的旅人或濒死之人创造出来的影像。她在路中央坐下。下一辆经过的车会带她走。

这是一辆苔藓绿的伊朗培康汽车，挡风玻璃已经破了，被用一块用封管胶布贴住的塑料板盖了起来。车停在离她十英尺的地方。司机倾身越过方向盘，从塑料板后面瞄着她。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侧身向右，摇下前座的车窗，看个清楚。罗珊娜望着他——黑眼睛，窄鼻梁，一天没刮的胡子。冷风灌进车里，让他打了个哆嗦。他像个怕被发现行踪的人，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他穿着一件厚重的外套，戴着手套和滑雪帽，脖子上裹着围巾，包住了嘴巴和下巴。他瞪着她看，但没靠近。罗珊娜朝他走去。她的脚在沙地上留下一道血痕。

“你可以带我到你要去的地方。”她走近之后对他说。她的嘴唇泛白，双手发蓝，湿透的睡袍在冷风中冻硬了，直挺得像张纸。“别怕。”

这辆车副驾驶座的门卡住了。她从车后绕过去，打开驾驶座的门，爬上他的座位，然后再爬到邻座。

那人看得目瞪口呆。

“没关系的，”她说，“你要我下车，我随时可以下车。”

他们开向了加兹温[伊朗西北部城市，加兹温省省会。]。司机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万宝路。他很年轻，不到二十岁，而且很显然搞不清楚罗珊娜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用眼角打量着她，可是没和她说话，甚至没问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他们交谈，她也会提出问题，那些他不想回答的问题。

他车子后座上有两罐瓦斯、一篮食物、两条毯子，以及水。他在加兹温城外停下车，吃着篮里的东西当午餐：烟熏白鱼，腌大蒜，烤薄饼。罗珊娜望着他。他问她饿不饿。

“只是口渴。”她说，没对他微笑。他们的目光紧紧锁在一起良久。然后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继续吃。

开过加兹温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停在一间茶馆外面。这是座脏兮兮的小棚屋，矗立在没铺路面的小路边，靠着两盏煤气灯照明，靠一台便携式的暖炉取暖。那人把罗珊娜留在车上，径自下了车，回来的时候带着一大杯红茶、三块方糖、一盘泡在油里的炒蛋。

“吃吧。”他平静地说，“这个夜晚会很漫长。”

他们再次上路后，漫起浓雾，除了车头灯照亮的一点地方之外，路的前方什么也看不见。那人伸手到后座，拿了条毯子给罗珊娜。

她想，他也在逃亡，他觉得害怕，很担心被发现，有个女人，或许是他母亲，帮他准备了当午餐的熏鱼和大蒜，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

“你打算走多远？”午夜将近时他问。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她回答。

他低声笑了起来。

“从你这身衣服来看，不可能太远的。”

“我是从丈夫家逃出来的。”她说，并观察着他的反应，“我抛下女儿，她才五岁。我永远见不到她了。”

他继续盯着道路，双手抓紧方向盘，唇间叼着一根点燃的香烟。

他原本是德黑兰最古老的那所大学的学生，出身中产阶级，拥有小小的远景和更小的野心。他原本该到学校研习工程学的，可是他却结识了一群决心颠覆国王独裁统治的左翼学生和教授。他参加了几场会议，发了一些宣传单。结果他的一个朋友，最热心的家伙，却是个内奸。他给国王秘密警察提供了名单。这年轻人的名字也在其中。两天之内，他有十二个朋友被捕。他们被严刑拷打，被电针刺进下巴，被注射吐实血清，被从直升机上丢进咸水湖，然后沉进湖底，尸首再也浮不出来。这个年轻人在被捕之前逃走了。

“我要去土耳其。”他只对罗珊娜这么说，没再多透露什么。“我会载你到边界。”

他们从加兹温到赞詹，然后经米亚内再到大不里士。他们开进没铺路也没照明的山路，只在非常偏僻的茶馆停歇，让他不至于碰上武装警察。他整夜不停地开，在中午时分才驶离马路，睡上几个小时。他的朋友告诉他，如果他有必要逃离祖国，在靠近土耳其和伊朗边境的凡城[位于土耳其东部凡湖（Lake Van）边的城市。]有座安全房宅，他可以到那里避难。

裹着毯子的罗珊娜从没和他一起走进茶馆。她很理解，他留她在身边是违背自己理性判断的，他知道她有可能是间谍或者警察，再不然，她也可能在他让她下车之后出卖他。可是他也是只身一人，很害怕，有她在身边让他稍稍宽心。

有一回，他把座椅往后推准备睡觉的时候，她倾身过去，伸手摸他的嘴。他震了一下，仿佛被电到了，抓住她的手，用力之猛，让她以为他想扭断她的手腕。这时他明白她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她的手指冰冷、轻盈，可以疗伤止痛，于是他就放手了。

她掰开他的嘴唇，轻轻地摸着他的下唇内侧。然后她褪下睡袍，赤裸裸地爬到他身上。她好白，他想，如果他伸手摸她，就会玷污她的肌肤。她背对方向盘坐着，膝盖紧靠着他臀部两侧。她倾身吻他，眼睛一刻也没闭上。

她和他做爱，在亮晃晃的昼光里，在大剌剌停放在路边的汽车里，在这个被控通奸的女人会被石头活活砸死或丢进深井灭顶朽烂的国度里。她和他做爱，一次又一次，在每一个停车点，每一座村庄里，没问他的名字，也没提自己的名字，不爱他，也不觉得羞愧。

“我再也不会觉得羞愧了。”她有一回对他说。那时他正警告她说，路上经过的人可能会看见他们在赤条条地交欢。“我放弃了全部的人生，放弃了我的女儿，所以我不会再觉得羞愧了。”

在马兰德，他给一个农妇钱，换来衣服和一双手工缝制的帆布拖鞋，交给罗珊娜。在霍伊，他数了数身上所有的钱，交了一半给她，够她一个人过上三天，甚至五天。

他们在夜里跨过国界，浑然不觉自己已经踏进土耳其了。那里没有警卫，没有围篱，没有隔开两国的界线。没有人查核护照或身份证件。景观依旧一模一样。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的卡车还是挂着伊朗车牌。但是天亮时，他们看见土耳其军人坐在标有徽章的车上，还有一面褪了色的告示板，宣布他们已经进入凡城辖区了。他停下车子，说她该走了。

“我要去找的那些人，”他歉疚地说，“不会理解你为什么和我在一起，他们会把我们两个都赶走的。”

她下了车，就像那天上车时一样随意。

她在一座古老的边境城市里，一个群山环绕，景色荒凉，漫天尘埃，暴戾凶险的地方。山是蜜糖色的，光秃秃的，险峻的黑色陡坡——像矛似的——为这座城更添了几分严酷残暴的气息。一块形状像船的巨大岩石耸立在远处的平原上，这块凡城之岩是块裸露于地表的狭长石灰岩，据信就是《圣经》里的挪亚方舟，也是凡城新旧城区之间的天然疆界。

新城很现代化，但是单调贫瘠，居民大多是库尔德人，塞满车流与行人的狭窄街道旁坐落着各色商铺与民宅。满脸风霜、指尖弯曲的老人是昔日战争与血腥叛变的幸存者，他们肩上扛着粗糙的土耳其地毯，挨家挨户敲门，希望做成买卖。年轻一些的人，看起来怒气冲冲，煞气逼人，倚站在墙边和路灯下，一根接一根抽着美国和俄国香烟，筹谋新的战役。凡城是土耳其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这里曾经是古代乌拉尔图王国[公元前9世纪至前6世纪在现今土耳其东境建立的奴隶制国家，文化后为波斯帝国继承。]的首都，是诸多部落与民族的发源地，经历过许多大型战役与无休无止的大屠杀。这里的人残暴、冷酷、不怀希望——他们在伤痛与挫折的记忆中成长，不停被外国阴谋与强权出卖。

但是这里没有女人。在街道上，商店里，建筑物门口，车上，罗珊娜没看见半个女人。凡城有种正被兵临城下遭遇围困的气氛，所有的妇女小孩好像全藏了起来躲避敌人似的。

一车男人拦下她。他们是武装警察，没薪水，没训练，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另辟财源的方法。罗珊娜来到凡城还不到两个小时，从她的服装，从她到处走来走去浑然不觉一个女人只身走在路上只会惹祸上身的模样，他们就看出来她是个外国人。他们用土耳其语问她要证件。

她用波斯语回答说她没有。他们押她上车，带她到哨站——一座只有一个房间的水泥建筑，里面尽是一脸凶恶的警察，留着黑色小胡子，身上配备了太多武器。他们大多能用波斯语沟通。他们对罗珊娜的来历，抑或她到凡城来的目的没有兴趣，只想知道她身上有多少钱。他们把钱全拿走后，让她坐上一辆吉普车，说要送她到一间“离家出走者住的旅馆”去。

他们朝巨岩的方向开去，过了那头，就是旧城了。

旧城是座满布尘土与瓦砾的巨大坟场，只有零星几座破旧的宣礼塔，唤起对长达数世纪的血腥战争的回忆：在这里，萨尔贡二世[公元前8世纪的新亚述的国王，在位时扩张领土并实行土地改革，是第一个在两河流域建立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的国王。]曾把敌军全员斩首，然后把砍下的头堆在城门口，也是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屠杀了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

但是出了旧城，有一座湖。

这座湖横亘在荒凉的平原上——土耳其蓝的广袤平静地平线衬着白雪覆顶的棕色山脉，一弯熔岩沙滩拥抱着内海，那美，令人称奇，那遗世独立，更让人赞叹。那水碱性高得不容饮用，不容灌溉，也几乎不容生命生存，因此湖里一条鱼都没有。湖岸光秃秃的，岩石崎岖，不容靠近。

这不是罗珊娜常在梦里见到的大海，不是那座她从犹太区飞去又飞返的海洋。那海是绿色的——古翡翠的颜色——周围有浓密的丛林，生命繁茂；闻起来有雨和黎明初晓的味道；海豹优游上岸，鸟儿群集沙滩。

她已失去了那片海洋。现在，她人在这里，在这座见证百万无辜性命陨落与许多帝国盛衰的湖边，要被这些留着黑色小胡子、双手肮脏的人载到那幢孤零零矗立于地平线最远处的房子去。

那是一幢用深色木材搭建的房子——一幢摇摇晃晃的孤独建筑，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岩石。房子没有外墙大门，没有引领进到入口的小径。罗珊娜以前常听人提起边境城市里的土耳其妓院，那是廉价且来者不拒的地方，既雇用十一岁的处女，也接纳五十岁的祖母。现在，即使门关着，她还是能闻到腐朽的木料、干燥的牛粪、冰冷的精液、新鲜的汗水和淤青的四肢在没洗的床单上磨蹭的味道。

有个女人来应门，她看上去三十多岁，有头乌亮的黑发，涂着黑色的眼影，一看见警察就微笑，露出两排完美整齐的金牙。

“给你带东西来了。”其中一个男人说，“她才刚到这里，一句当地话都不会说。”

那女人恶狠狠地瞥了罗珊娜一眼，挪了一下身体，让罗珊娜能挤进门来。

“在玄关等着。”她说。

罗珊娜，一辈子都怕成为她母亲口中“声名狼藉女人”的罗珊娜，终于踏进了妓院。

“放弃她吧。”有天清晨芙洛莲·克劳德警告铁慕尔和索拉博说。罗珊娜从家里逃走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了。

“她已经走了这么久了，就算还活着，在这个复杂又大得像地狱的国家里，你们永远找不到她了。放弃她吧，好好认清事实，她抛弃你们啦。”

芙洛莲·克劳德站在铁慕尔卧房的门口。一整夜，她从自己位于走廊对面的卧房望着他，空荡无门的房间入口框住了他的身影，她看见他站在窗边，凝视着天空。那一刻，她很替铁慕尔难过。自从他和罗珊娜背叛她，自从那天她在厨房里听雅各布吐露秘密以来，第一次，芙洛莲·克劳德感觉到丈夫所受的痛苦，想要安抚他。

但是一到早上，索拉博来到父亲房间，低声说没有消息，秘密警察打来电话让他知道——因为有个地位显赫的将军替铁慕尔请他们帮忙——他们四处探查，却还是打听不到罗珊娜的下落。芙洛莲·克劳德看见索拉博和铁慕尔交头接耳，好像把这当成一桩攸关生死的大事，她吓坏了。她顿然领悟，他们已经变成盟友了，原本因为个性相克，后来又因为同时爱上罗珊娜而形同陌路的父子，已经发展出一种邪恶的紧密关系，他们团结一致，因为他们需要找到那个女人，那个摧毁了他们，摧毁了芙洛莲·克劳德的女人。

所以她走近他们，带着她的恨意，说出事实。

“现在她的尸体很可能都腐烂了。”她说，让索拉博勃然大怒也不在乎。“再不然，就是睡在某个人的床上，靠他吃饭，就像她以前靠你们吃饭一样。已经闹够了。告诉莉莉，她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告诉其他所有的人，别再找了，我们继续过日子吧。”

我独自在卧房里，坐在马西堤已经摆好早餐的小桌旁，一字一句听得清清楚楚。

那天下午放学回家之后，我发现家里乱透了。

院子里有好几个拿着电锯的男人，在忙着砍树。在持续不断的嘈杂机械声中，他们高声叫唤着彼此，疾步后退，看着树木倒下，造成小小的地震。在强烈得足以把灵魂烧成灰烬的怒火和失望的引爆之下，异教徒铁慕尔下令毁掉庭院。

好几天里，树木纷纷倒下。警察到家里来，威胁要对铁慕尔妨碍周边治安的行为开出罚单，然后带着贿赂离开了。内政部的人来警告铁慕尔说，如果不停止砍树，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说，因为德黑兰市区有严重的烟雾问题，所以国王陛下宣布砍树是重罪。铁慕尔许诺在公司里替他们安插工作之后，他们也离开了。

树倒下的时候，马西堤不禁落泪。这些都是树龄悠久的老树，比宅子的年纪老得多。每有一棵树倒下，房子里就有一扇窗户应声粉碎，大理石地板上也随即裂开一条缝。

马西堤那个打从芙洛莲·克劳德指控她偷窃之后就不肯踏进房子一步的老婆，一直站在大门口，警告说，土崩地裂会吵醒早已沉睡地底的死人。

在楼上的卧房里，芙洛莲·克劳德穿着红色的天鹅绒睡衣和她最好的一双高跟凉鞋，享受着坚韧不屈终至胜利的滋味，她终于战胜了那个在夜里突然出现，最后又像个小偷似的在夜里消失无踪的女孩。

铁慕尔没看芙洛莲·克劳德，也没看任何人。他站在正门外面的平台上，就在他第一次看见罗珊娜的地方——就在那天，他看见她，以为她不是真实的，以为她会很年轻就香消玉殒，再不然就会永生不死，像天使一样。

在学校里，老师们盯着我看，彼此交头接耳议论我妈妈的事。每回我走过看门人身边，他总要低声念句护身咒语，还告诉老师们也该这么做——才能躲过我肯定会不停散播的厄运。其他孩子把他们妈妈在家说的话转述给我听，说罗珊娜没有逃走，而是被丈夫和婆家的人关了起来，关在阴暗的地窖或某扇厚重的大门后，一直哭喊求救，最后活活饿死了。

就连学校的校长也同样好奇。她把我叫进办公室，一副要探讨校务的样子，问我为什么铁慕尔要毁掉庭院。

“因为有小偷。”我自己掰了个说法。我端端正正坐着，双手摆在膝盖上，脚踩不到地。我觉得自己虚飘飘的，就像我说的话一样，只因憋着口气，才不至于支离崩解。

“爷爷觉得只有这样做，小偷才不会在白天躲进院子，晚上趁我们睡着之后溜进屋里。”

校长背着手，绕着办公室走来走去。六十几岁的她依旧魅力不减——她是位前朝亲王的远亲——而且紧抱着这份昔日荣光不放。她对铁慕尔的大小诸事格外有兴趣。

“你祖父怎么说你那位逃出家的母亲的？”她那张扑着厚厚的粉与胭脂的脸绽出一抹微笑。

我摆在膝盖上的手颤抖着。

“他没谈起她的事。”

我强忍着不掉泪，强忍着不把脸埋进手里哭起来。

“可是我妈妈会回来的。”我说。

校长跨着鹈鹕般的大步，在屋里走来走去。一手带大她的法国家庭教师教给她欧洲女人所该有的优美仪态。她相信淑女走路应该像舞者——腿伸直向前，脚尖先着地，然后才是脚跟。

“她一定会的，”她的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大部分母亲都会。”

但女家教也教她要坦率直言。

“可是我听说，你知道的，你母亲死了。”她昂首绕办公室走着。

“我听说她自己跳出了窗户，你父亲把她埋在院子里，所以他们才会把院子全铺上水泥，免得尸体被发现。”

月姑蜜黎安又到我家来了，要求见我，这回有洛雪儿和她那个抽雪茄的矮老公陪同。从罗珊娜逃走后，已经过了四个月，我们家里再也没有人提起她的名字。

“你们这些人或许已经放弃了，”蜜黎安和芙洛莲·克劳德杠上了，“可是我绝对不会放弃。没有人会像水滴一样从地表消失。要不是你们杀了她，就是她逃走了。如果她死了，我要看到尸体。如果她逃走了，我一定会找到她，把她带回来。”

我独自在妈妈的房间里，站在她的梳妆台前，穿着一身蓝白色的学校制服。我每天早上都在这里梳头，每天下午一放学也马上冲到这里。每天傍晚，每个周末，都耗在这个房间里。我站在她的镜子前，就在我发现马西堤的儿子拆掉屋里所有的门的那天傍晚，她站着，转身对我说这样我就随时看得到她的位置了。现在，我在房间里找她，却只能看见自己的镜影——苍白的脸，惊恐的眼，瘦伶伶的腿，白色长袜直拉到膝盖。我茫然、害怕又无力。我早就知道罗珊娜有一天会离开，但是，尽管我很想，却阻止不了她。我喊她的时候，她听不见，她转头往后望的时候，甚至没看见我。

我在最爱的人眼中，竟化为无形。

“你爱怎么做就去做吧。”芙洛莲·克劳德在楼下玄关对蜜黎安吼道，“埋了她，找到她，或者用她的名字给你孙女取名。随你便，我才不在乎呢，只要别让我再看见她或你们就好了。”

芙洛莲·克劳德讲话的时候，蜜黎安步步进逼，拼命往屋里挤。

“我要和莉莉谈谈。”她对洛雪儿和洛雪儿的丈夫说。

我不知道我是该奔向她，还是该躲着她。但是，她突然出现了，在我妈妈的镜子里，她的身影叠上了我自己的影像：她脸上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没化妆，手上戴着男表。

她把手放在我肩上，把我转了过去。

“没事了。”她轻声说，一听见她的声音，知道她是唯一还在寻找罗珊娜的人，我哭了起来。

她原本应该拥我入怀的，但是从没接受过这类亲昵抚慰的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情感。于是，她拍拍我的背，拨开垂在我脸上的那绺和罗珊娜同样颜色的头发。

“‘果冻’雅各布发誓说他看见你妈妈了。”她说，“如果她来找他，那么也一定会回来找你。”

我摇摇头。泪水让我说不出话来。我又失败了。罗珊娜没回来找我。

蜜黎安放开我的肩膀，调整了一下她的头巾。她看着梳妆台上罗珊娜的化妆品，又四下张望，仿佛要从这些个人物品中寻找妹妹存在的踪迹：这是她的床，她的衣服，她的室内拖鞋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椅子旁边，还有蜜黎安交给她的那个泪瓶。

“不管怎么样，”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坚强起来，“我要你时时注意，留心她的踪迹。无论你在哪里，不管其他人怎么说，你都要知道，罗珊娜会回来的。就靠你和我去找她了。”

在蜜黎安来看过我之后的好几年里，我夜晚躺在床上时都醒着，凝神等待妈妈在黑夜里敲门的声响。我会在人群里寻觅，在街上跟踪陌生女子，只因为她们和罗珊娜有几分相似，不论相似之处如何微小。我会在铺了水泥的院子和街道上搜寻，想象我妈妈的身体困在水泥底下，活生生地腐烂。在学校里，我会突然大汗淋漓，一阵惊恐，确信当我不在家的时候，罗珊娜回家来找我了，确信她在呼唤我的名字，确信她会在我还没回家之前就再度离去。在家里，我喜欢坐在厨房内，挨着“果冻”雅各布，等待着她回来，他还是坚称自己在窗外看见了罗珊娜。我在每面镜子、每片玻璃前驻足，转身，暗自期盼看见罗珊娜回头看我。当然，她从来没有。她早就告诉过我，她不会回来了，就像她早就告诉过我她会逃走一样。她无影无踪，永远都无影无踪，然而我还是寻寻觅觅，一间房接着一间房，一年接着一年，寻找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户，寻找一个我的希望能比现实更坚实可靠的夜晚，让妈妈回到我身边。

在东星之家里，男人们都带着刀上床，他们随时准备在争斗中相互砍杀，或宰掉某个不肯乖乖从命的妓女。来的人有薪水低得可怜的士兵，长途货车司机，这辈子头一回进城的农夫，走私伊朗大麻和美国威士忌的走私犯，以及长期因叛乱未定深受其苦的库尔德人。许多嫖客患有淋病或梅毒。还有许多人在这里播下种，生出在妓院长大，而且在未满十二岁——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就被纳入花名册接客的孩子。

妓院老板是个阿塞拜疆族的土耳其人，在土耳其、伊朗与俄罗斯边境经营着十二家像这样的妓院。他一个月来一次，找他委以管理重任的女人收钱。负责这家妓院的是那个满口金牙的女人，她自己也是个妓女，对手下的女人比任何老鸨都苛刻。她下令鞭打不愿和恩客上床的男孩、女孩，永远让妓女们处在饥饿状态，好让她们知道自己的极限，服从她的命令，她甚至任由男人们割伤不讨他们欢心的人，然后还要求受害者自己清洗血迹。

她把规矩告诉罗珊娜。

“只要我愿意收留你一天，你就得在这里工作。”她说，口气又轻蔑又冷淡，活像她嘴里的两排金属。

“如果你想逃，或者不听客人的话，我就会要我的男孩割花你的脸。如果你病了，我就让你死。”

和方圆百里之内的其他妓院比起来，这里的情况没更好，也不更差。环顾周围，罗珊娜知道这是她从自己的噩梦，从秀莎告诫她从家里逃走的女孩会遭遇什么、会怎么生活、会怎么死的故事里，看过听过的妓院。她想起以前那些故事，那个离家出走的阿姨，因为梅毒而瞎了眼，还有另一个阿姨想躲开情人却被他丢进湖里淹死。罗珊娜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命运会有所不同。

然而，在她明白自己将过着什么样生活的第一天，让她深感震撼的并不是她心中的恐惧，而是她的领悟。她明白，自己竟然这么快也这么轻易地实现了外婆的预言；她明白，自己会多么自由自在，因为除了自我伤害之外，她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了。

她被分配到一间有床和替换床单的小包厢。她要随时听从经理的命令接客。其余的时间，她得帮其他女人煮饭洗衣，做家务。她的第一个客人是从凡城来的年轻人，办事只花了不到一分钟，接着就亲吻她的手，说他爱她。第二个客人把她打得从床上滚下去。自此而后，她不再计数了。

她会逃走的，她知道。她只需等待时机。

税吏小诺利这三十年来每年都要造访铁慕尔家两次：在春天的第一天——波斯新年，传统上要送礼的日子——和圣诞节。他会提醒铁慕尔，所有的“文明社会”在这天都会慷慨行事。1972年，他来了第三次，在七月，也就是暑热逼得疯子跑上街头，每天都有几十个人尸沉大海的时节。他老婆打算离开他，他知道，因为她等他给她买座公寓等了二十年，已经等厌了。小诺利需要一点红利，一笔额外的现金，来当买公寓的头期款，否则他的婚姻铁定完蛋了。他翻查“客户”名单，挑上铁慕尔——这不只是因为铁慕尔很有钱，也因为近来罗珊娜的失踪被传得沸沸扬扬，他料定铁慕尔情绪低落，不会想吵架。

小诺利很矮，秃秃的头活像颗甜瓜。他右腿比左腿短，往内弯，所以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跛了一辈子脚的他，为身体的残缺而深感羞耻，以致无法正视自身。直到三年前，他还把跛脚的缘故归咎于长年坐办公桌缺乏足够运动造成的血液循环不良。然后，他有回冒险穿过铁慕尔家庭院的时候，被芙洛莲·克劳德的狗咬了，它们啃掉了他右侧大腿上的一块肉，于是就给了他新的可讲的故事。

“我是因为执行公务才跛脚的。”他对他所谓的客户们如是说，“在铁慕尔阁下的宅邸里。那真是幢富丽堂皇的豪宅，虽然厄运当头哪。我可不想看着那宅子因为迟付税款，被国王陛下的政府没收充公哦。”

在政府预算并不是以收到的税款来决定，而是以国王和皇亲国戚享用国家财富后所剩余额为基础的国家，在政府雇员完全靠贿赂维持生计的地方，税吏小诺利和数千个像他这样的官员到处收的不是税金，而是贿款。

这天正午，他腋下夹着一只绿色公文包，不请自来。他的西装皱巴巴的，腿上有一大块油渍，因为他抹了羊油来促进大腿的血液循环。经过这么些年的定期造访，他没等人邀请或欢迎，就径自穿过走廊，闯进铁慕尔的会客厅。在窃盗鬼未肆虐之前，他总是叫伊菲特给他端上加冰的醋蜜果子露；现在他就只能口干舌燥地坐下，希望芙洛莲·克劳德至少会给他一杯水。

她没有。

小诺利叹口气，打开他的绿色公文包。他拿出一摞账册，一本小笔记簿，各个政府机关的备忘录，还有他记录有关铁慕尔诸事的手写笔记本。他没办法偷偷躲过芙洛莲·克劳德新买的那两条狗，只好努力视而不见，它们正整个身子抵在玻璃上，透过窗户朝他狂吠，试图攻击他，爪子把窗子刮得嘎嘎响。他低声咒骂它们，心里重温着三年来念念不忘的故事版本，他是怎么被狗攻击腿才残疾的。它们让他胆战心寒，汗水湿透了外套。

过了一个小时。小诺利走到门口，大声喊，但是没人回答。他走到回廊，看见我坐在楼梯顶端，脚伸出栏杆，晃啊晃的，低头俯望着他。

“去找你爷爷来。”他说，可是我一动也不动。铁慕尔在他房里躺着休息，没睡，但我知道最好别为小诺利去吵他。

到了下午三点钟，小诺利还穿着外套，面对一叠账册坐着。因为狗的关系，窗户关了起来，太阳炙烤着玻璃，房里开始热得像火炉。他气呼呼地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本杂志，开始翻看一张张胸部硕大、屁股上有刺青、正对着他抵唇吮指的裸女图片。这是一本过期的《好色客》，是他每个月从一个订阅的客户那里接收来的。他看着看着，脸色越来越苍白，表情越来越羞赧，嘴角挂着半抹微笑，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完全没听见铁慕尔走近的声音，等他发觉时，已经太迟了。

“你早来了六个月。”铁慕尔耸立在他面前。

小诺利急急忙忙收起杂志，想站起来握手，然后想到这么做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又坐下来。他把椅子拉近桌边，掩饰自己的勃起，抱怨芙洛莲·克劳德的待客之道。

“我已经来了三个小时，竟没人端杯水给我。”

铁慕尔一点反应都没有。小诺利摇摇头，高声说有钱人是世界上最没有同情心的人，所以厄运当头也是罪有应得。接着他把笔记本翻到做了记号的那一页，开始详看。他细数铁慕尔欠了多少该付的税款，加上利息和逃税的罚款，还提醒铁慕尔，如果想对他的估算提出异议，必须负担多少打官司与请会计师的费用。说来悲哀，他说，在富藏石油和其他天然资源的国家里，我们竟然还得缴税，可是法律就是法律，而他也不过是个政府雇员，领固定工资，没有额外红利，有四个小孩要养……

“你要多少钱？”铁慕尔打断他。

小诺利一副去买钻石却拿到一袋烂西红柿的模样。

“对不起，先生。”他的微笑带有几分谴责的意味，“我们今天谈的不是我的需要。”

这招在过去屡试不爽，就像一支练习了上千次的舞蹈，只不过这一回，铁慕尔没照舞步来。他将手伸到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

“拿去吧。”他把钞票往小诺利面前的桌上一丢，“十二月再来！”

那颗甜瓜头涨得通红，活像颗甜菜。小诺利看着钱，数也没数，开始把文件收进公文包里。他看得出来，铁慕尔心情很坏。可是，他的婚姻眼看就要因为他渴望得要死却买不起的一千平方英尺[英制面积计量单位，1平方英尺约等于0.093平方米。]的公寓而破裂了，所以他才不会让一个住在宫殿里——甚至许多房间都空着没用——的人骗去他该得的酬劳。

他关上公文包。

“我需要五十万里亚尔。”他直说，“明天以前准备好。”

就在这时，铁慕尔决定要付清他欠的税款。

他叫了四个会计师到他位于费尔多西大道的办公室来。他们全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急着想在伊朗商界打响名号。他告诉他们，他已经近三十年没缴过税，他们微笑地说他们了解。等他说他已经受够那个带着绿色公文包和色情杂志的猥琐小吏的威胁，想付清所有税款时，他们全都摇头，摸着下巴，仿佛在说铁慕尔疯了。

他带他们到办公大楼的地下室——一间尘埃密布、通风不良的小房间，没有窗户，杂乱无章地堆积着二十年来的文件。

“全在这里。”他说。会计师们简直像看见自己的坟墓一般。“把这些记录整理出来，弄个可以应付政府查核的数字。”

有个会计师鼓起勇气发言。

“您了解的，阁下，付清税款并不能保证让您免受那些人的索贿。”他身上的白色亚麻裤和白色皮鞋已经被地下室的灰尘弄脏了。“您该知道，这个体系不是靠诚信来运作的。”

铁慕尔没回答。这位会计师受了鼓舞，乘胜追击。

“况且，”他说，“没有人想看您自动自发付清这些年来的税款，问题会接踵而来：税务官为什么从来没逮到你？既然愿意自动付这么大笔钱，那你到底有多少钱？国王陛下对不按这个体系运作的人都会起疑心。您只会惹来麻烦。”

铁慕尔的回答让他不寒而栗。

“麻烦，”他说，“恰恰是我需要的。”

罪人索拉博告诉我，我必须离开。

那是1972年5月，罗珊娜失踪五个月之后。我正在二楼餐厅的露台和索拉博与芙洛莲·克劳德一起吃晚餐。在我们下面的院子里，马西堤洗着水泥地，对着这座他曾经悉心照料的心爱庭院掉眼泪。现在这个院子里没树也没绿意，冬天覆满冰雪，到了夏天就变成满是热气烟尘的大火炉。每天晚上，马西堤都要拿水管冲洗水泥地，水花围着他飞溅，弄得他好像隐身在了水幕之后。这之后，他会把水管卷起来，一面放下裤管，一面咒骂罗珊娜第一次搭他的车到这里来的那个夜晚。

索拉博吃着他母亲准备的烤茄子西红柿大蒜沙拉。芙洛莲·克劳德摆了三份餐具——因为铁慕尔再也不回来吃晚餐了——她坐在索拉博正对面的那把高背椅里，更显得身形矮小。索拉博努力想打破沉寂，问起学校的事，我只用简短平静的语句回答，很少抬眼迎接父亲的目光。芙洛莲·克劳德静静看着。她注意到这几个月来我长高了。我有父亲的黄眼睛，他严肃的表情，甚至他说话的神态。

这是芙洛莲·克劳德讨厌我的另一个理由：不管她怎么费尽心思，都无法假装我不是索拉博的骨肉。

所以她要我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国家，让她眼不见为净。反正罗珊娜也走了，芙洛莲·克劳德想，她可以重拾人生了。

她告诉索拉博，我需要适当的抚养，为我着想，最好让我离开这幢母亲失踪的房子，到一所朋友与老师不会议论罗珊娜的学校去。她告诉他，这是他亏欠我的，他该给我一个新的开始，送我走，可以让我不再重蹈罗珊娜的覆辙。

“送她到美国去吧。”她坚持道，“那里又新又大，这里的人永远不会再缠着她。趁她年纪还小，容易适应，送她去吧。”

说服索拉博并不难。在一个接受大学教育仍是理想多过现实的国家里，有钱的父母常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大部分孩子都在十三四岁被送出国——到欧洲的寄宿学校学习外语和“文明世界”的礼仪，在那里接受大学教育比在家乡容易。但是芙洛莲·克劳德不想等到我年纪大些，同时也觉得欧洲离亚洲太近。这就是她选择美国——那个害死莫拉德的地方——选择这一年的原因。

“送她到美国念一年级。”她劝索拉博，“让她学习用英语而不是波斯语读写。这会让她比较轻松，对你也一样。”

三月时，索拉博打电话给替莫拉德开刀的医生。在那人的协助之下，索拉博替我在加州帕萨迪纳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注册。索拉博没去过帕萨迪纳，在送我去之前也没打算先探访一下。他只知道那是个小城，很安静，而且离伊朗很远。他一直等到五月才告诉我这件事。

“我决定送你到国外读寄宿学校。”他那天晚上毫无预警地对我说。

芙洛莲·克劳德撤掉沙拉，端上配有番红花与马铃薯的烤鸡。就连她也被索拉博突如其来的消息吓了一大跳。

“我已经帮你注册了，在九月入学，所以你要在八月底的时候出国。”

我瞪着索拉博，叉子举在半空中，目光凝滞。

“学校是由天主教修女管理的。”他继续说，避开我凝望的视线。汗珠从他额头与唇上涔涔冒出。“我选择那所学校，是因为那里很传统，像我们一样，而且他们的价值标准和我们大同小异。我告诉她们说你是天主教徒——否则她们不会收你的——可是你没受过宗教教育。她们答应从头开始教你。”

我早该知道的，我心想。我至少该有点疑心，猜到会发生什么事。毕竟芙洛莲·克劳德从来就没掩饰过想送我走的念头。但是一次又一次，特别是在罗珊娜离开之后，我耳朵里听着她说的话，心想索拉博绝对不会同意的。

“我想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前，你或许想先和学校里的小朋友们道别。”他在我灼热的凝视下勉强吐出话来，“我知道这事现在看着似乎很难受，可是我想，这样对你最好。离开这个家，你会成长得更快乐。”

这时我哭了起来，求他改变心意。索拉博向我伸出手。他或许拥我入怀了，或许和我一起哭了——我不知道。我心里唯一的念头是，罗珊娜有一天会回来，在夜色里消失无踪的她，也会在相同的夜色里回来，如果我去了美国，她就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我了。

罗珊娜在东星之家待了八个月。她和成百上千个男人上床，吃剩菜剩饭，喝未完全蒸馏的葡萄烧酒。她在冰冷咸涩的湖里洗澡，皮肤上留下点点的盐末，在屋里其他女人也用的那桶脏水里洗衣服。她染上了疟疾和伤寒，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管妓院的那个女人知道罗珊娜很受男人欢迎。罗珊娜变得又瘦又黄又脏，牙齿因为营养不良而松动，脸上因为她总费尽心力——不停不停地耗尽心力——不去想自己所抛弃的一切而爬上了皱纹。

她必须逃离这家妓院，她知道，要实现的话，她需要钱，以及一个肯帮她的男人。没有这两个条件，一逃到大湖与巨岩之间的广袤平原，不出几分钟她就会被盯上，纪律败坏的土耳其警察会逮她回来，当着其他女人的面把她残酷杀掉，让大家从她身上学到教训。

一个年轻男子每个星期都会带着攒下的钱，作为这星期的第一个客人来和罗珊娜共度几分钟。她是他唯一愿意同床共枕的妓女，因为她对他不错，而且他相信自己爱她。虽说她几乎没和他说过话，而且她似乎也很嫌恶他的身体，每回他倾吐心中永恒的爱恋时，她总是把头转开，可是他愿意等待，他告诉她，只要她不排斥他，终有一天，她会对他滋生出某种情感。

七月，罗珊娜又染上了疟疾，昏迷了两个星期。退烧之后，她知道除非离开这里，否则自己必死无疑。那个男孩下一回来的时候，她开口对他说话。

“我想和你一起逃走。”她掰了谎言，“帮我逃走，我就会永远是你一个人的了。”

他眼里亮起喜悦的光芒，但随即心生恐惧。

“可是他们会逮到我们。”他说，“他们会杀了你，割下我的睪丸，放在我手上。他们就是这么对付帮助你们逃走的人的。”

他再下一回来的时候，她又开口要他帮忙，说他一定得帮她，因为如果他不肯，她就会死，而且还保证，如果她被逮了，也绝对不说是谁帮她的。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她慢慢哄得他的恐惧一点一滴地消失，在他心里填起一寸寸错误的希望。到最后，他偷了父亲的钱，买了两张到安卡拉的巴士车票，还替罗珊娜买了衣服，替自己买了双新鞋。八月的一个清晨，他开着父亲的车，来到湖边等她。

她五点钟就起了床。老鸨才刚睡下，其他女人都还在自己房间里。罗珊娜缓缓溜出门，在约定的地点找到那个男孩。

他们把轿车开到巴士站，然后丢下它。那男孩想，开着轿车太容易被逮到了，只要他父母报警说汽车失窃，车牌马上就会让他们的行踪暴露。

他们告诉巴士司机说他们是夫妻，要到安卡拉去探访亲人。从凡城到埃尔祖鲁姆[位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东部，是土耳其东部山区的最大城市与军事要塞。]，男孩一路握着罗珊娜的手，亲昵地对她微笑。到了埃尔祖鲁姆之后，巴士在一间茶馆前停了下来，让乘客们可以吃点东西，伸伸腿。男孩到厕所去小便。回来的时候，罗珊娜已经不见了。

她带走了钱、巴士车票和衣服。她没法走太远去躲起来——只能沿着马路往下走，躲在上一个冬天被雪崩推下山的大岩块后面。可是男孩怕如果他去找她，就会因为帮妓女逃亡而被抓，所以他留在茶馆里等。

巴士留下他开走了，下一班要三天后才来。他没上巴士，他很确定，只要罗珊娜可以，一定会回来的，所以很担心她是在他离开的那短短时间里被警察抓走了。到最后，茶馆老板看他可怜，才告诉他说他是被耍了。

他搭巴士回了凡城，告诉司机说他回家恳求父亲宽恕之后会付清车费。

罗珊娜从藏身的地方走了十个小时，到了另一间茶馆。再次搭上巴士后，她告诉每个人说她是个没有小孩的寡妇，正要到伊斯坦布尔去投靠公婆。

埃尔祖鲁姆很冷，很荒凉，没什么人烟。在乘车前往特拉布宗[土耳其东北部濒临黑海的港口城市，为古丝绸之路途经之地。]的途中，罗珊娜凝望着窗外，看着远处杳无树影的平原和光秃秃的嶙峋山脉——地表因极端的温差而崩裂，路上空荡荡的，因为大家都怕盗匪叛军会拦下轿车与巴士，将他们洗劫一空，甚至谋财害命。

黑海滨的特拉布宗是个现代化的城市，挤满车辆与行人，还有摇摇晃晃的房舍与售卖廉价商品的商铺。那里有个港口，还有一座很大的俄国市场。一个拎着许多袋子的老妇人在那里上车，她告诉罗珊娜，这座城里多的是低级妓院和俄国妓女。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土耳其香烟。她说特拉布宗以前是亚马孙人的领地，她们是一支古老的女战士民族。她问罗珊娜要到哪里去。

“到伊斯坦布尔。”罗珊娜说完就转头看向窗外。

“那好远喔。”老妇人咳了一声，重新调整好座位上的袋子。

罗珊娜没再搭话。猫婆雅丽珊卓曾经告诉她，伊斯坦布尔是位于两座海洋之间的城市，是亚洲最远的地方，是通往欧洲的桥梁。

从特拉布宗到伊斯坦布尔大半的路程中，黑海沿岸都环绕着浓密多阴的山峦与星罗棋布的农业小镇。沿着蓝宝石似的青碧海洋，岸边有烟草田、樱桃园，还有白色的沙滩。吉雷松有大片的榛果园，萨姆松有海港，而锡诺普那个小城呢，是当年英法军队联手对抗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地。空荡荡的道路向远处绵延着，沥青地的乌黑衬着海洋的蔚蓝。在许多天之后，他们到了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外缘是贫民窟和廉价住宅区，栖身的都是到城里来找工作的农人。这些趁夜色在海边搭建起来的临时住屋，靠的是一条古老法律的保护：凡是屋顶在夜间搭建起来的房子，都受到法律保护。这些房舍很脏乱，住了太多人，疾病肆虐，永远都在毁灭边缘徘徊。迟早，政府的推土机会开进来——迟早都会来的——铲平这些城镇，挪出空间给拔地而起的新高层建筑。到那时，农人们就得在瓦砾堆中翻找，尽力抢救他们仅有的物品，沿着海滨再往外搬个几里，然后在夜里搭起新的棚屋。

伊斯坦布尔坐落在亚洲面对欧洲的端点上。两个大陆之间隔着一汪土耳其蓝的水域，那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连接黑海与马尔马拉海，再到地中海的窄窄海峡。沿着海岸两侧，伊斯坦布尔拥挤的街道、摩登的高楼大厦和拥塞的交通在亚欧两片大陆上蔓延数里之远。狭小的鹅卵石巷道里挤满公寓和房宅。露天市集、古老的博物馆、宫殿，以及早已倾覆的王朝历代君主所建的高塔，随处可见。

罗珊娜在新城的巴士总站下了车。她站在人行道上，人群、噪音、她所不懂的语言，和一张张看上去充满异国风情的脸孔以及他们的神态——更似欧洲人而非亚洲人——让她惶然。她不敢找任何人求助。用仅余的一点钱，向街头小贩买了水果，坐在人行道上吃。她离开凡城已经八天了，而离开德黑兰竟已近九个月。

过了一会儿，她注意到水果商贩在摊子上盯着她看，她明白，他搞不好会叫警察来赶她走。所以她站起来，漫无目的地开始向海的方向走去。她已经走得太远了，她对自己说。就像偷了母亲的钱，丢下母亲遗体不管的猫婆雅丽珊卓，她已然明白，此时此刻，唯一的求生之道就是继续往前走。

我离开的前一夜，索拉博送了我一个手镯，是个细细的金镯子，一面刻着我的名字，一面刻着罗珊娜的名字。他告诉我，他和我很快就会见面。我知道他在骗我。

他送我上床，然后去书房看书。一个小时之后，我起床，爬到隔壁空房间里罗珊娜的床上。

我躺在罗珊娜的床单上，枕着她的枕头，暗自祈祷她会在索拉博把我送走之前回来拯救我。早上四点钟，索拉博来叫我的时候，我还醒着，还在等着。

我用冷水洗了脸，泼湿头发，把它们梳到后面。我穿上新衣、新袜和新鞋。索拉博提着我的行李下了楼。我最后一次进到罗珊娜的更衣室里。

她坐在梳妆台前，微笑着对我敞开双臂。那是屋里拆掉所有的门那天，是罗珊娜搂着我说这样我们就能永远看见彼此的那天。我把脸靠在她肩头，闻着她的发香；我摸着她苍白的肌肤和淡粉红色洋装的衣料。罗珊娜笑了起来。

在她背后的桌上，散落着一些化妆品和人造珠宝，几支半空的口红，还有碎成粉末又收进盒里的蓝绿色眼影。化妆品旁边有一只手提袋，白色皮面，嵌着圆形的竹把手。梳妆台旁边，橡木衣柜像个正张着嘴巴打哈欠的懒散女人，门微微前后晃动着，链条发出嘎吱的声响。罗珊娜的衣服经过窃盗鬼这些年来的肆虐，全褪了色，不成样了，挂在衣架上，宛如等待灵魂的躯壳。有时在夏天漫长的午睡时间，每个人都睁眼躺着咒骂暑热的时候，我会穿上这些衣服，在家里走来走去，假装是妈妈。

我搜寻着可以带到美国去的纪念品。到处看啊看，猛然醒悟，我早就该收起罗珊娜所有的个人物品，早就该把所有的东西锁起来，免得有人在我离开之后踏进她的回忆里。我看见罗珊娜收起茉希狄地址的那个盒子，马上拿出信封，塞进洋装口袋里。然后我看见蜜黎安给她的那个泪瓶，记起蜜黎安说秀莎是怎么喝下她自己的泪水的。我想带走这个瓶子，但是不知道索拉博会不会反对，不知道罗珊娜是不是会回来找这个瓶子，找不着的时候是不是会生气。索拉博在楼下叫我。我急忙冲了出去。

楼梯底下，站着肩头裹着大披肩的芙洛莲·克劳德。

“要乖。”她淡淡地说，连装个微笑都懒得。

铁慕尔从他的会客厅里出来，背有点驼。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念了一句祷告的经文。

“去吧，”他第一次亲吻我，“愿上帝带你远离我们的生活。”

马西堤打开蚀刻玻璃门，让沁凉的夜风灌进屋来。沉寂片刻之后，被拴起来让我们安全通过的狗儿们又开始吠叫。索拉博拉起我的手，催我走。

他陪我一起坐在汽车后座上，一手揽着我，回避着我的目光，仿佛知道自己罪不可赦。

车子滑过黑暗的街道。我倾听着轮胎碾过沥青路面的声音，马西堤鞋子踩下离合器和油门踏板的声音，还有索拉博在我身边呼吸的声音。我们往北开的时候，天渐渐亮了，厄尔布尔士山脉缓缓现出轮廓。我摇下窗户，抬头仰望。我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再也见不到德黑兰清晨的色彩了。

我们抵达机场的时候是六点钟。有个留着红色长甲的女人检查了我的护照。索拉博脸色惨白，双手冰凉。我们等着。有个声音开始呼叫登机。

索拉博陪我走过海关，跨过跑道，登上飞机。他把我交给空姐，指出我的座位，替我要来枕头和毯子。然后，他抱着我。他抱着我，抱了好久。我知道他要永远把我送走了。

等我抬起头来时，他已经走了。几分钟之后，他出现在我座位旁的窗框里，站在跑道边的栏杆后面。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能看见飞机上的我，但是他在那个地方站了快一个小时，直到飞机起飞。飞机开始滑行的时候，他对着我的方向茫然挥手。我使劲儿盯着他，把他的影像刻在自己的记忆里。我努力相信他爱我，相信没有他在身边我也可以应付得来，相信我不会永远失去他，就像我不会永远失去罗珊娜一样。

然后，我把脸贴在窗上，贴在刚才看到他站着的地方，一路哭泣着飞往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