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抹大拉的马利亚女子学院的安娜·罗丝修女穿着她的修女袍和黑色矫形鞋站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里，盯着刚下飞机的旅客看。她的脸色因忧心而泛白，嘴唇紧咬，仿佛在强忍住不哭。她被派来接机，带我到学校去，可是她看起来像迷路了，一副茫然无措、迫切需要帮助的模样，没注意到拉着我的手的那位空姐。

“您一定是来接莉莉的。”空姐拍拍她的臂膀说。

安娜·罗丝修女突然倒抽一口气，吓得退后一步。她的眼睛四下张望了一晌，仿佛是在搜寻距离最近的紧急出口，然后才又转回到面前的这位女士身上。

“这是莉莉。”空姐说。从一登机，爸爸就把我托付给她，告诉她说到了洛杉矶后会有位修女来接我。“我相信您正在等她。”

起初修女有几分怀疑，但等她凝神看着我，血色渐渐回到了她的唇上。她开口的时候，我以为她要鞠躬——身穿黑色修女袍的木偶在冗长无聊的表演之后出来谢幕。

“总算来了。”她轻声说，“我还以为我把她给搞丢了。”

空姐指了指我的行李。

“噢，没错。”安娜·罗丝修女又恍惚了，“当然啦，行李。”

她转身就走，但我还留在原地，抓着空姐的手，不肯离开。

我坐了二十二个小时的飞机——紧张得没吃没喝，甚至不敢起身上洗手间，怕回头找不着座位。飞机先经停了伦敦，又经停了纽约。其他旅客都下了飞机，在航站楼里到处逛，但我一直留在原地，右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抓着我最后一分钟从罗珊娜房间里拿来的信封。每回有人找我说话，我都张开嘴巴想回答，却半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空姐坐下来，把我拥进怀里。

“别怕。”她抱着我说。这时我感到自己很愤怒，开始对着地板呕吐。

是恐惧——冰冷，惨白，无法克服的恐惧，在飞行途中让我瘫痪，让我变得又聋又哑。这是我认识了一辈子的恐惧，打从我出生的那一刻就从罗珊娜身上继承而来的恐惧。这种恐惧无处不在，在她拥抱我却总是想松开的双手里，在她看着我却总是映照出世界其他角落的眼睛里，我都察觉到这种恐惧的存在。我在她的床上认识了这种恐惧——在我踏进她的房间，却只在床单上找到她肌肤遗留的记忆痕迹的那些个夜晚。有一回，在他们还没拆掉门之前，我站在罗珊娜房间的阳台上，望着院子里的她：她沿着横跨仆人院落的晒衣绳走着。一排洁白的床单晾在一丝风都没有的艳阳下。罗珊娜娇小脆弱的身影在两条床单之间出现，消失，出现，又消失。每回她的身影一消失，恐惧就让我窒息。

那位空姐身上有好闻的粉饼与唇膏味。

“不要紧的。”她想在机场安抚我。她说的是明显的英式英语，和我在幼儿园里学的一样，但我还是听不太懂她说的话。“你会没事的。这位女士会带你到学校，好好照顾你的。”

我把她的手抓得更紧了，张口告诉她，我不想留在这里，不想和这个穿一身黑的女人走。

安娜·罗丝修女抓起我的肘弯，把我拖走了。

我们并肩站在行李提取处。行李随着转盘上的输送带转到我们面前，然后又转开，最后又回来。我们看着同样的行李箱转了三圈，安娜·罗丝修女才知道我根本没搞清楚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拿起你的行李啊。”她讲话的速度很快，是美式口音。

我看看她，看看转盘，什么也没做。我忘了我的行李箱长什么样子了。

“哪个是你的？”她问我，我还是没回答。

她叹了口气，把重心从一只脚上挪到另一只脚上，大声自言自语说她到底该怎么办啊。然后她拿起我的票根，查看行李标签。

“没人告诉过我她是个哑巴呀。”她低声说。接下来，该怎么找到离开机场的路，回到安娜·罗丝修女停放车子的地方，又是个大问题。

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停车场，穿过一条又一条的马路，从地面爬到顶楼，然后又爬下来，循着她踏过的每一步路往回走，查看每一辆车子。安娜·罗丝修女把我的行李箱放在一辆金属推车上，她推着车往前走，根本没回头看我是不是跟上了。她勇往直前，每回都很有把握，就是这一个停车场，就是这一层楼，她的车就是停在这里。找了一个小时和三个停车场之后，她快急疯了，准备要报警说她的车丢了。突然之间，她如释重负地大叫一声，拔腿就跑。就在那里，刚才惹得她痛苦不堪，现在又让她欣喜若狂的东西：一辆伤痕累累的黄色旅行车。这辆车的尾灯烂了，破破旧旧的座位上贴满绝缘胶布。

“我就知道车子在这里。”她惊呼。

我们驶出机场，开上高速公路。我独自坐在后座上，一动也不动，筋疲力尽和恐惧让我变得麻木迟钝，但手还是紧抓着口袋里的那个信封。让我很庆幸的是，安娜·罗丝修女没和我说话，她似乎忘了我的存在。直到她从后视镜里瞥了我一眼，觉得好像有义务打破沉默。

“我听说你母亲过世了。”

高速公路很漫长，路上灰扑扑的，而且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开在慢车道上，每到一个出口，安娜·罗丝修女就仔细查看，怀疑那是她该转出去的地方，她还不时盯着一张手写的方向指引看。她把那张指引贴在仪表盘上，但在真要派上用场的此刻，好像也没能让她宽心多少。我们终于转下高速公路，开进了一条宽阔的大道，两旁偶有庞大的仓库和空荡荡的停车场，接着车转进住宅区，周围是一座座有着破损纱门的平房，身穿汗衫的男人们坐在堆满杂物的门廊里，迎着午后的暑热打牌，脸上脏兮兮的男孩们在裂损的人行道上骑自行车。我们停在一座米白色的平房建筑前，门口有尊雕像，是个满脸愁容的在祈祷的妇人。我下了车，看见前门的一块小铜牌上刻着校名。

“我带你到你的房间去。”安娜·罗丝修女从旅行车后面提出我的行李时说。

一条窄窄的走廊通到一个接待厅，里头有张小桌子和一部转盘电话。我的右手边是一间办公室，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修道院院长专属的办公室。我的左手边是一条狭窄的回廊，通往教室。我们穿过院子，进了一座更小的建筑：学校买下的邻舍，被改装成了供寄宿生住的宿舍。我看见一间餐厅，三间各有两张床的卧房，以及两间浴室。这些房间都没有人住，黑黢黢的。我的床在俯瞰院子的窗边，院子再过去，有一片小小的墓园。

“你可以开始整理行李了。”安娜·罗丝修女指着我的衣柜说，“你错过午餐了。六点吃晚餐。”

墙上的钟素着一张白脸瞪着我，可是我还不会看时间。安娜·罗丝修女准备离开，却又迟疑一晌，转过身来。

“你听得懂英语吗？”她问。

我点点头，可是她看起来半信半疑。

“这表示听得懂吗？”

我又点头。

“很好。”她说，“学校要再等两个星期才开学。现在这里只有你和我，还有院长。你父亲提早送你来，好让你适应，而且我也可以趁其他女孩还没来之前，多少教你点东西。”

我坐在床沿。她的身影消逝在回廊的暗处，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

空荡荡的学校寂静一片，日子一天天流逝，我什么事都没得做，只能等待。我待在房间里，沉浸在恐惧与失眠的迷雾中，夜里没法休息，整天心绪不宁。每回我想闭上眼睛，恐惧就撑开我的眼皮。

安娜·罗丝修女给了我一大摞图画书，书里有很大的用大写英文字母写的单词，她要我每天念。我把书叠放在桌上，碰也没碰。她每天早上带我到小礼堂去，要我跟着她祷告。我看着她的嘴唇掀动，自己却无法开口。在餐厅里，她和我隔着餐桌对坐，要我吃东西。我把食物放进嘴里，却咽不下去。日复一日，从早到晚，我都祈祷爸爸会打电话来。

他在第七天打来了。

“带我回家。”我对着院长办公室外面那部电话的听筒哭道。

另一端的索拉博默不作声。安娜·罗丝修女望着我。

“让我回家。”

“你不需要回家。”爸爸回答说，“你六岁——已经是个小姐了——你必须靠自己站稳脚跟。”

我没怪爸爸。当时没有。还没有。

我反而努力想相信他，努力想克服恐惧与失眠，克服让我皮肤冰冷、让胃吐出吃进嘴中所有东西的惊慌。我努力想要听话，想要不添麻烦，想要有耐心。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来美国之后做了什么，描述我房里窗帘的颜色，餐厅的油漆味，我学会的祈祷经文，还有安娜·罗丝修女教我写的英文字母。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以为这样能让他明白——明白我的需要，明白我拼死渴望回到他身边——然后，迟早有一天他会让我回家，因为在当时，在那么多年的时间里，他仍然爱着我。

虽然索拉博一如往昔那般遥不可及，那般抑郁消沉，但他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当时还没——也还没有能力——怪罪他。

一直到后来，我才开始叫他“罪人”。

圣抹大拉的马利亚学院有四十八个女学生。除了我以外，还有三个一年级生，但是住校生只有两个，另一个是四年级的女孩——她爸妈是墨西哥裔的美国人，不时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往返，只有假日才带女儿回家。她皮肤黝黑，很安静，总是不停写信。她床头挂着日历，不时在上面画框框，数日子。

“还有六十四天，我就要回家了。六十三。六十二。”

我们几乎不交谈。

其他的学生都是美国人，每天早上来上学，课堂一结束就回家。早上，他们跳下爸妈的车，冲进学校找朋友；下午，她们聚在教室前面的草坪上，商量着等会儿要在谁家碰面。我望着她们——在小礼堂里，在教室里，在午餐时间。她们高声交谈，背着书包，每回在路上擦身而过，因为我听不懂也无法参与的笑话而开怀大笑的时候，那满满的自信逼得我不得不退开，盯着墙壁看。她们看见我的时候，总是眼珠滴溜转，扮鬼脸，耸耸肩，仿佛是在说我很古怪。她们对我说话的时候，总是提高嗓门，把嘴巴贴近我的脸，好像以为我是个聋子。

“她是个孤儿。”我听见她们彼此间说。

罗珊娜在夜里走过了横跨金角湾且连接伊斯坦布尔新旧城区的古老浮桥。金角湾是个出海口，三面环水，剩下的一面是建于公元五世纪的狄奥多西城墙[一道拜占庭帝国时期修筑的、用以防卫当时名为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布尔的城墙，以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之名命名。]的环抱之处，也就是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坐落在有七座连绵起伏山丘的半岛上，有长达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一直都是伟大帝国的中枢。在还叫君士坦丁堡的时期，这里被誉为拜占庭帝国的珍宝，千年来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统治长达五百年，将版图从黑海扩及巴尔干半岛，再到阿拉伯与阿尔及利亚的奥斯曼帝国，其历代苏丹也都以此地为政治中心。这里有托普卡帕宫[奥斯曼帝国于1465至1853年间苏丹居住的皇宫，由穆罕默德二世所建。]，有柯拉修道院教堂[现改为卡里耶博物馆，以拜占庭帝国时期的湿壁画与马赛克作品著称。]，有圆顶层层叠叠的蓝色清真寺[以贴满伊兹尼克所产的蓝彩贴瓷、显得色彩迷离而闻名，于1617年完工，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圆顶建筑，三十多层圆顶层层升高，朝巨大的圆顶聚拢，十分壮观。]，以及聚集四千家商铺的拱顶室内商场。现在，这里挤满居民与观光客，混杂着各色高档餐厅与路边小吃摊，既有可以俯瞰蔚蓝海洋的宽阔街道，路面上阳光普照，也有满是晒衣绳和天线的阴暗后街小巷，街角巷尾堆满杂物垃圾。土耳其有钱人的豪宅耸立在山丘之上，他们开欧洲车，每逢周末就躲在博斯普鲁斯海滨的别墅里享受假期。离他们稍远处是商业区和观光区——坐落着许许多多的清真寺、博物馆、露天市场和餐馆。城市外缘则是贫民区。

但是海洋随处可见。

所以罗珊娜在此落脚。她已经来到亚洲的尽头，无法再走远了。她也已经来到水域环绕的地方，尽管这海水不像她老是梦见的里海那般甜美碧蓝，但是环绕金角湾三面的海洋为她提供了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没有回忆，也没有极限。

她在托普卡帕车站对面的餐馆找到一份刷洗油腻地板的工作，她搬进了马尔马拉海岸边的库姆卡珀区一条鹅卵石巷弄里，那里的楼房住了太多人。库姆卡珀是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犹太区，紧邻海鲜批发市场，几乎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住在这里。在位于三楼的房间里，罗珊娜日日夜夜都闻得到鱼腥味，听得见亚美尼亚妇人和酒醉的丈夫吵架骂小孩的声音，还有海鲜餐厅里客人吃炸花枝圈，喝狮奶调酒的声音。这栋楼的水管早就朽坏了，罗珊娜房里唯一的照明设备是一颗电灯泡，但是开关也坏了，所以她得靠用手扭紧扭松灯泡来控制明暗。楼道里飘着尿骚味。房东每星期来一次，收完房租之后就闪得不见人影。

罗珊娜在这栋楼里住了一个星期，然后一个月，然后一年。她搭巴士往返于餐馆与租屋，只要有人问起，就说自己是从伊朗来的寡妇，没亲人也没朋友。她从其他服务生和洗碗工的交谈之中，学会了不太标准的土耳其语——那些打工者也都是近日才刚搬到伊斯坦布尔来的农民——还从进餐馆来吃饭的观光客身上，学会了一点点英语、法语和德语。可是她从来没交过朋友，甚至也从来不去认识同一栋楼里的邻居。偶尔，她太孤独，感觉到皮肤开始变硬、变冷，像鱼鳞一样时，就会带个男人回家，在她那张露出松垮弹簧的小床上做爱。她带回家的男人或许是餐馆里的服务生，或许是在鱼市工作到无聊的亚美尼亚少年，或许是个吃着面前那盘烤牛肉片，恰巧抬起头来看见罗珊娜在烤炉旁边刷洗地板的观光客。如果他们给钱，她就收下，在那台兼作取暖用的手提火炉上煮土耳其咖啡给他们喝。

“说个故事给我听吧。”她会这么说，然后闭起眼睛，在漫长的夜晚或短暂的白昼时光里，侧耳倾听。

过了一年，天使罗珊娜还是住在鱼市对面的那个房间中。慢慢地，她失去了逃跑的渴望，再也没梦见过飞翔。她不再说波斯语，不再看新闻，有意避开伊朗观光客或可能在对话中提及那个国家的人。她不再提心吊胆提防窃盗鬼，甚至也不再提防芙洛莲·克劳德。铁慕尔的眼睛仍然在她床上望着她，隔着安全无虞的遥远距离，她可以整夜赤裸地躺在他的目光下，一无所惧。

只是偶尔，塞在拥挤街头的车潮里，跑着躲避闯进楼房搜查罪犯与妓女的警察，或只是站在街角抽烟的时候，罗珊娜会骇然醒悟，她是这么无拘无束，这么默默无闻，她总有一天会死在这个城市里——自由自在，确实，但也孤苦无依。

室友伊丽亚娜找院长抱怨我的行径。她说，我整夜不睡，太常呕吐，总是坐在那里盯着书看，却半天不翻页；我咬指甲咬得手指流血，还拿铅笔尖把掌心戳破皮；我头痛得厉害，忍不住呻吟；我抓着剪刀，手里拿到什么都剪——我的书，我的制服，甚至我的床单；我拿蓝色墨水笔画得双手双臂到处都是。

院长叫我到她的办公室去，把我训诫了一番。两个星期之后，伊丽亚娜又告状了，于是院长打电话给我爸爸。

“给她一点时间吧。”他对她说，“她需要几个月来适应。”

她第二次警告我，还要我保证一定会改过。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从院长办公室出来之后，伊丽亚娜问我，“他们怎么会送你到这里来？”

“我不知道。”我说，暗暗祈祷她别再追问。

“噢，那他们为什么不来看你？”

我耸耸肩，加快脚步。她追上来。

“住在比弗利山庄的那个人是谁？”

我继续走。她知道我想躲开她，所以更穷追不舍。

“你知道的，你日日夜夜都摆在外套口袋里的那个信封上的地址。”

我放慢脚步，然后停了下来。

“从开学以后，我就看见你老是抓着这张纸。我看不懂上面那些古怪的文字，可是寄信的是个住在比弗利山庄的女人。”

我心跳加速。我记起信封左上角用红笔圈起来的字，我妈妈认为重要得必须做记号保存的那几个字。我从口袋里掏出信封给伊丽亚娜看。

那皱巴巴脏兮兮的纸让她皱起眉头。然后她把信封抚平，看着寄信地址。

“这里写着：加州比弗利山庄，日落大道1282号。”

我感觉到一扇门敞开了，有光照进来。

那天晚上稍晚，伊丽亚娜坐在床上给她的日历数格子的时候，我问她能不能帮我写封信给比弗利山庄的那个女人。

“你自己写啊。”她没看我一眼，说道。

“我不知道怎么写。”

“不关我的事。”她关掉电灯，回答说，“我又不是你的老师或保姆。”

我很怕她，不敢挑战她的决定，只能静静躺在黑暗里。等到觉得她睡着之后，我起了床，打开电灯。她骂了几句，但没起床关灯。

我坐在桌边，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那时快到感恩节了，我已经上了两个月的学，却还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几个简单的词。我呆坐了好久好久，之后，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唯一会写的东西：

罗珊娜

莉莉

拜托

伊丽亚娜趴在床头，嘲笑我写的信，然后，她爬起来，从她的床头柜里拿出一个信封。

“拿去。”她在信封两面都写上地址，“说不定那个女人会来带你走，那我晚上就可以好好睡觉了。”

电影明星茉希狄已经在洛杉矶住了十六年——从她和阿敏度蜜月把这儿当作最后一站，然后打发阿敏离开之后，她就一直住在这里。她和阿敏先到了欧洲的巴黎、伦敦和法兰克福，然后是雅典、马德里和蒙特卡洛。他给她买了一箱又一箱的衣服，飞机与游轮的头等舱票，并在歌剧院订好包厢。起初茉希狄觉得很不自在，想尽办法要靠仪态和穿衣风格来装出自信的样子，她很怕豪华饭店和餐厅里的其他女人一眼就看穿她是个出身遥远国度的犹太区，注定一辈子无法出人头地的可怜女孩。她花大把时间做头发、化妆，虚张声势地踏进饭店大厅，但是不到五分钟，就一副受伤小猫的模样，这模样让阿敏爱到难以自拔。她看见其他女人打量她，意识到自己看起来很不对劲儿。

但是她很快就学到了要领，况且还有阿敏帮她。他带她到皇家御用的珠宝店，让她尽情试戴想要的首饰。她会坐下来，脱掉外套，露出她的颈线和光彩夺目的肌肤。她拿下帽子，让一头秀发倾泻在双肩上，对着那些伺候她，看她看得目不转睛的年轻人若有似无地微笑。阿敏看见那些年轻人高兴得颤抖，听见他们把宝石挂在她颈间，眼见它触到她肌肤时嫉羡的叹息。

他喜欢她买起东西来不管价钱有多贵或东西有没有用都毫不在乎的模样，他喜欢她花起他的钱来目空一切的气势——仿佛连阿敏这个人也不存在似的。大肆采购之后，她会把阿敏抛在后头，踏出店外。不管他送的礼物大小，从来不道谢。男人们驻足再三回头看她，女人们盯着她，好奇她是谁，仿佛她是个名人，仿佛她们都该知道她的名字。

在酒店房间里，他会脱掉衣服，躺在床上等她。她让他等着，让他因欲火难耐而发抖，而喊她。这时她会和衣与他做爱，这样才能让他永远饥渴，永远无法完全满足。

他知道他俩的关系迟早要结束。正因如此，每回她与他做爱时，阿敏都想尽办法要再次挣脱那种无力回天的感觉；正因如此，才让茉希狄显得格外珍贵。他是个男人，被判死刑的男人，每天都努力想要躲开断头台的男人。

他们的关系最终在纽约结束了。

她拖着他去一家又一家餐馆和俱乐部，那些屋子里烟雾弥漫，挤满酥胸半露的年轻女子与趾高气扬的年轻男子。他们住在华尔道夫酒店，在哈利·温斯顿购物。但她不肯让他碰她。

阿敏厌倦了旅行，也讨厌儿子每天打电话来警告他说，他再不回去，家里的生意就要垮了。他感觉到与日俱增的惊慌让自己的判断力变迟钝了，却又找不到办法定下心来。在过去三十年中，他每年都到欧洲旅行，在那里，他是个见多识广的年长男人，有权有势，大家都记得他做成的买卖与征服的女人。他坐在巴黎的丽兹酒店里，细数他所认识的企业家和政治人物给茉希狄听。她侧耳倾听，眼神嘲弄着他，每到故事讲完，她就举杯敬他，因为他们都知道他已经过了风华正茂的全盛时期，再也找不回往日荣光了。

但是在纽约，阿敏既不认识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人认得他，他优雅的法语和标准的德语在这里派不上用场，其他人用美式英语对他讲话的时候他也全无招架之力。他的言行举止老派过时，他的绅士风范惹人讪笑。

她告诉他说他们要到好莱坞去。

这原本就是她的计划——打从她还是住在猫婆雅丽珊卓家的小女孩，从蓝眼罗特菲铺子里买来杂志，看着上面那些电影明星的海报与剧照时，就有这个计划了。茉希狄始终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会到好莱坞去。

他们到的时候是春天，在国宾大饭店租了一个套房。她买了一件白色泳装，一副黑色太阳镜，以及一根长烟管，整天躺在游泳池边，喝马提尼，拿勺子吃鱼子酱，对身边的阿敏视而不见。身穿米色亚麻西装，戴大号太阳镜，穿白鞋，配金袖扣的阿敏，看起来就像个被罢黜的独裁领袖，失去了军队，也失去了他的男子气概。他喝着柠檬苏打水，把报纸从头版看到最后一版，觉得自己的皮肤快被太阳晒焦了，脚也因为苏打水里的盐分肿了起来。

那里有经纪人，有池畔的午餐，还有阿敏没受邀出席的深夜晚餐。经纪人安排了其他会面，电影试镜，以及和电影人的约会。茉希狄在一部蹩脚电影里客串了一次，和一个不知名的演员演了两分钟的对手戏。回到饭店之后，她告诉阿敏说他必须走。

他像个早就知道自己迟早要被开除的老仆人似的，默默接受了这个消息。他打包好行李，为茉希狄预付了国宾大饭店六个月的房租，留给她一笔够买下日落大道上房宅的巨款，替她在银行开户，以便每个月汇一笔钱给她。这全是她的，他对她说。他唯一的要求是她别和他离婚。

在银幕上，茉希狄看起来冷酷泼辣——完全不像她本人那样风情万种，也不太像是导演所想要的那种外貌。她试过其他角色，和其他经纪人、制片人上床，可是到头来还是枉然。曾经如此轻易开启的大门也很快就当着她的面关了起来。茉希狄生平头一遭尝到失败的滋味。

她变得更生气，也更下定决心要赢得胜利。

“去他的电影。”她坚决道。她费尽心机才离开伊朗，重新打造自己的人生，就算不能凭借美貌征服好莱坞，她也还可以拥有富足的产业来扭转乾坤。

靠着阿敏的钱，她买下好莱坞和日落大道的大片地产——威尔夏大道中段一整个街区的商铺和公寓建筑，破败的房宅，以及东区被焚毁的戏院。她把店铺租给任何来洽租的人，让一个个人口众多的非法移民家庭住进老鼠蟑螂横行的公寓，因为他们不敢去投诉住屋违反卫生与安全法令。年复一年，茉希狄把钱投资在害顾客因食物中毒而生病的餐馆，以及五块钱就可以玩一次的廉价妓女栖身的楼房上。她从来不同情睡在她那些四处漏风公寓里的孩子，派手下经理去对付那些迟付租金的房客时，她眼睛都不眨一下。她这辈子一直都在愤愤不平，就算把自己的怒气转嫁到脆弱与无助的人身上又怎样？

等到阿敏过世，财产全被子女瓜分之时，茉希狄早已靠自己富了起来，不再需要电影来造就她了。

打从信一写完，尽管还没交给安娜·罗丝修女请她代寄，尽管还没看见邮差来把它收走，我就已经在等待茉希狄打电话来了。我从来没见过她，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想过，她写信给罗珊娜之后或许搬了家，她或许看不懂我写的信，她或许不想回复我；我甚至也一直没搞清楚，我根本就没给她学校的电话。我一直等，等到过了感恩节，过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过了我孤零零和安娜·罗丝修女与院长留在学校的平安夜和圣诞节。我等着，等到过了寒假的第一个星期。然后，她来找我了。

星期二早上，我听到有辆车停在学校门口，接着听见有个女人对安娜·罗丝修女说话。当时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用红笔在掌心画线。每回我拿笔在自己身上画的时候，安娜·罗丝修女就会处罚我：罚我不能吃晚饭，取消我看电视的时间。可是我还是不停地画，越来越用力地把笔戳进皮肤里，想尽办法要弄出个形状，弄出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轮廓，让大家能看见我，让学校里的女生、教室里的老师、我远隔重洋的爸爸，还有罗珊娜，都能看见我的存在。

“我才搞不懂什么违反规定呢。”

前厅的那个女人穿着硬底皮鞋走来走去，高声对修女说着话。我把笔收进制服口袋里，走到门边。

“你必须得到她父亲的许可。”安娜·罗丝修女的声音低了一截。

“我爱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才不需要有人批准呢。”

我突然一阵惊慌，转身跑回床上，盘腿坐在床沿，双手交叠搁在肚子上。

那女人把安娜·罗丝修女甩在身后，径自推开门走了进来，高跟鞋在地板上咣咣响着，一路朝我的房间走来。

“这个地方真他妈像地牢啊。”她大声说，安娜·罗丝修女被吓得倒抽一口气。

那女人推开我的房门，看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看见，但在最后一分钟，终于看见坐在半明半暗处的我。

“你在这里啊。”她长吁一口气，走了进来。

她很高，很瘦，而且比我见过的其他女人都漂亮。她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穿着一袭紧紧裹在身上的黑色洋装，露出一双完美的腿，肩上围了一条红色的开司米披肩，脚踏蛇皮高跟鞋，我大老远就能闻到她的香水味。她的皮肤是水蜜桃色的，双唇红艳，眼睛是明亮的深绿色。她一开口，从她唇间滚出的字字句句，在空中跳跃，就像红色、黄色、橙色的糖果。

“你不能进这里。”安娜·罗丝修女追进来，气喘吁吁地站在她身边。和茉希狄一比，她矮了一大截。“我们有规定的。”

她在茉希狄绿瞳孔的注视之下融化了，身体不安地扭动，搓着双手抹掉汗水。茉希狄连理都没理她。

茉希狄缓缓走近我，小心翼翼——宛如猎豹接近猎物，想办法不吓着它。她越过我的头顶，越过我的床，打开百叶窗。一条条阳光落在她头上，照亮她的眼睛。她傍着我坐在床上。

“老天哪，”她赞叹道，“她终究还是生了个女儿啊。”

安娜·罗丝修女立在床边不走，好像这样就可以把我从魔鬼手中拯救出来。“你没在她的许可访客名单上。”她鼓起勇气说。

茉希狄甚至懒得抬眼看她。

“只有获得许可的访客才能来看她。”她坚持道。

茉希狄还是不理她。

“谁都不行。”安娜·罗丝修女重复道，“包括你在内。”

茉希狄扬起眉毛，上下打量着修女。

“名单拿来，我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你不能这么做，只有她父亲才可以。”

“那就打电话给她父亲啊。”茉希狄转开视线，把安娜·罗丝修女甩到世界的边缘。修女啪哒啪哒走开了，脚掌沉沉地踏在拼花木地板上，她要去给索拉博打电话。

“离开的时候把门关上。”茉希狄喊道。

她对我说，她要带我走，到她位于城市另一端的家里去，等过完寒假学校开学的时候再送我回来。她讲的是英语，带着充满韵律的柔和口音，那些话宛如清流般从她口中流出，轻柔地流入我耳中，甜蜜地抚慰着我的心。

我收拾了牙刷和换洗衣物——罗珊娜买给我的最后一件衣服。这件胸前滚着细褶的蓝白格纹洋装在我离开伊朗的时候已经太小了，但我还是带来了，用来证明罗珊娜确实曾经存在。茉希狄看见那件洋装，噘起嘴唇。

“我们得给你买点像样的衣服。”她说，“再买双鞋。”

安娜·罗丝修女回来了。

“我找不到她父亲。”她得意地宣布，但是一看见我的行李就惊呼道，“你在干什么？”

电影明星茉希狄拉起我的手，像刀刃般迅疾地穿过房间。

“带她走啊。”她回答说，“你星期天会再见到她。”

有辆加长型的豪华轿车等在学校门口。银灰色车身，配着深色的车窗。开车的是个英俊逼人的年轻小伙儿，他皮肤黝黑，有双拉丁人的眼睛。我们走近的时候，他下了车，打开后座车门。他拎起我的行李，扶我上车，然后牵着茉希狄的手，看着她跟在我后面滑进车里。他的目光一刻都没从她身上离开。

在车里，她面对司机的后视镜坐着，身体靠在椅背上，拿下披肩，露出洋装前襟大开的领口，从颈线到前胸让人一览无余。她摘下帽子，让秀发在脸庞四周披散成金色的波浪，点起烟，跷起腿，呼出一口烟雾。他在镜子里看着她。她随他看。

安娜·罗丝修女敲着车窗，威胁要报警。车子开动了。

“你妈妈怎么了？”我们开上高速公路之后，茉希狄问我。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她走了。说不定死了。”

茉希狄很意外，不知道该拿我的伤痛怎么办才好。她打开车内的一扇门，拿出一只杯子和一个水晶瓶，然后倒了一点棕色的液体到杯子里，加了点冰，慢慢喝了一大口。

“别想不开。”她说，“人生就是这样啊。”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然后转下前往日落大道的出口。

“看看窗外。”她对我说，酒让她变温柔了，“这就是我的城。”

这时，我看见了我在帕萨迪纳几个月来从没见过的美国——这个美国有绿树夹道的长街和翠阴掩映的人行道，有富丽堂皇的豪宅和看起来神气非凡的男男女女，有绿油油的草坪和亮闪闪的轿车，以及长得没有尽头的马路，一直通向更为宽广的地平线。我们沿着日落大道往下开，茉希狄一一给我指着，那里是露西尔·鲍尔以前住的房子，那是她自己和柯克·道格拉斯共进午餐的饭店，还有那条街啊，是她有一回瞥见玛丽莲·梦露坐在某个金发男子车上的地方。开到日落大道和一条名为山麓街的路的交叉路口时，我们放慢车速，通过一道低矮的锻铁大门，转进一条宽阔的车道，最后停在一幢两层住房的正门门口。住房外层是光滑的黄色石墙，四周花圃环绕。

“我们到了。”茉希狄宣布。

这幢房门口是条铺大理石的宽阔走道，起居室地板上铺着浅蓝色的地毯，屋里有回旋楼梯和三角钢琴。司机把我的行李摆在楼下。有个穿着和地毯同样颜色制服的女人把我带到楼上的房间去。房间里全是丝绸纱缎，浅蓝、鹅黄搭配着蜜桃色，床头柜上堆着杂志，床上放着镶蕾丝的枕头。茉希狄要我冲个澡，换件衣服。我梳洗完之后，她又进到我房里来。

“快中午了，”她说，“我要去睡个午觉。”

她睡了一整个下午。起初我留在房里，倾听着一屋的寂静，望着窗外广阔的后院，那里有座黑色池底的游泳池，草地上摆放着许多躺椅。女仆问我想不想到楼下看电视。

“你一定饿了。”她猜，带我到冰箱跟前。

冰箱最上一层有一瓶西红柿酱、一袋苹果和一条黄油，其他层全塞满葡萄酒和伏特加。

“夫人不喜欢在家吃饭。”女仆解释说。她给我一个苹果，然后从柜子里抽出一包饼干。

“我也不带吃的东西来，因为我不住在这里。”她说，“我猜，夫人会派我出去给你买点东西。”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女仆走了。七点钟时，茉希狄再次从房里出来，重新化了妆，换上晚装。她看到我的时候似乎很意外。

“我得出去。”她说，“我安排节目了。可是我没想到你年纪有这么小。你能自己一个人待在家吗？”

“当然可以。”我想办法装出很有信心的样子。我不想一个人留下来，可是又不敢毁了她的计划。她皱起眉头端详了我一晌，然后耸耸肩，放弃了。

“我想你也不得不。”她下了结论，“只是别接电话，也别开门。看看电视，然后去睡觉。我会把所有的门窗都关好。”

她走向吧台，给自己倒了杯喝的，在起居室壁炉架上的镜子里顾盼一番，然后走回来，最后一次端详我。

“你以前也曾经一个人在家吗？”

我不能让她失望，我要让她喜欢我，我不能成为她想摆脱的负担，这很重要。

“当然啦。”我又扯了个谎。

那天深夜，我清醒地躺在丝缎床单和蕾丝边枕头上，听见豪华轿车停在车道上，屋子前门随即开启的动静。茉希狄踏进屋里，关上门，但是没上锁，爬上楼梯，走进和我隔着走道的那间卧房里。我看见她在床头柜台灯柔和的光线里宽衣。她的动作很慢很慢，都精心计算好了。她在等待。

这时，前门被猛然推开，我看见那个年轻小伙子——那个有双黑眼睛、目光焦躁的司机——穿过屋子，进到卧房。茉希狄拥他入怀，毁了他的人生。

在家里，索拉博再也不和他父亲讲话。他们只在上班的时候，在铁慕尔那间宛如气派的接待大厅的办公室里交谈，那房间里有古董椅、镀金的桌子、深色的波斯地毯和天鹅绒绣帷。身穿黑白制服的仆人把饮料倒进水晶杯里，用银托盘端给他们。有个秘书负责给每次会议做笔记。她是铁慕尔花钱请的，却是国王陛下的秘密警察安插在这里的眼线，所以笔记总是一式两份：一份给铁慕尔，一份给她在警察总部的上司。

那天秘书离开之后，铁慕尔和索拉博坐在一起讨论事情。他们谈起他们的工厂和工人，以及国王我行我素动辄引进新法律的习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制造两个新问题。他们谈起还待在费尔多西大道地下室里的会计师。他们被埋在及腰深的文件里，老得太快，却做得太慢。

“打发他们走吧。”索拉博建议父亲道，却徒劳无功，“你自己教过我的，别挑战制度。”

这是索拉博唯一一次提起以前的事，说起铁慕尔带他到自由广场去看绞刑那一天。在罗珊娜失踪的这些年里，在他们把我送走后却还一起住在家里的日子中，铁慕尔、芙洛莲·克劳德和索拉博再也不谈起从前发生过的事。他们就像生活从来没被打断过般继续过日子：芙洛莲·克劳德照料房子和雅各布先生，索拉博不是去公司上班就是在家里看书，铁慕尔则是永远不在。或许，索拉博想，是沉默让他们还能住在一起——沉默甚至还抚慰了他们，让他们从彼此的存在里得到安慰。或许他们没什么想说的，因为他们太了解彼此的痛苦了。到头来，唯一重要的是忍耐自己的失落。

异教徒铁慕尔知道他打算付税是引火烧身。他知道，国王的爪牙盯着他，打从他在四十六年前回到德黑兰的时候就盯上他了。国王的眼线到处都是——在小学和医院里，在军队和餐馆里。他的密探整天坐出租车，就只为了探听其他乘客在谈什么，把刺探别人家务事当成内政工作的唯一目标。他们追查铁慕尔的一举一动，他的卡扎尔王朝的祖先与白手起家得来的财富，他自称是德国人的妻子和犹太人父亲，以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儿媳——连个葬礼都没有——还有那幢鬼魂频繁出没却没人逮得着它们的豪宅。他们已经追查过铁慕尔在伊朗的生活点滴，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缴税的事，然而……

然而，铁慕尔倦了。他已经六十六岁，老得知道自己罪该万死了。他抛下沉沦在痛苦之中的母亲，他背叛妻子，欺骗儿子，导致罗珊娜下落不明。而今，面对别无选择的未来，他倦了，也受够了，他不想再被迫贿赂那个提着绿色公文包的龌龊小矮子，不想再害怕那些个戴钻石尾戒、拥着瘦巴巴的情妇的脑满肠肥的将军，不想再在国王面前点头哈腰，在那些给国王陛下打小报告的街头密探面前闭起嘴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铁慕尔不肯打发会计师离开，即使他明知道税的问题会毁了自己一生也在所不惜。

我从茉希狄家回到学校三天之后，院长收到一封信，盖着德黑兰的邮戳，据称是我爸爸寄来的。在信里，他同意学校在周末与假期把我交给电影明星茉希狄照顾。

校长因为安娜·罗丝修女违反学校政策，让茉希狄把我带走，已经记了她一笔。而安娜·罗丝修女为次也处罚我一整个星期不准吃晚饭和看电视。信寄来之后，院长很怀疑地再三检查，然后从抽屉里拿出我的档案，比对来信和我申请入学表格上的签名。她马上就发现，两者字迹并不相同。

“太丢脸了。”她对安娜·罗丝修女说，“把那个小孩带来。”

她问我那封信的事——她一口咬定是那个围着红色披肩，在拼花木地板上到处留下鞋跟印的恶魔干的。我据实以告：我对这封信一无所知。我从没对爸爸提过茉希狄的事。

院长拨了他在伊朗的电话号码。

她对索拉博说，她收到一封可能是他寄来的信，她打电话是为了确认信里的授权：是关于一个名叫茉希狄的女人，她不请自来出现在学校，坚称自己有探视权。院长没提到我在寒假的时候和茉希狄住了五天。

她把话筒贴在耳朵上，得意地盯着我看，让索拉博好好消化她刚刚提供的情报。接着，她下巴一垮。

他说，他没写过信，也没在那封信上签名，并且从来没和茉希狄联络过。不过，如果莉莉愿意，学校可以让莉莉和茉希狄一起度过周末和假日。

院长大惊失色。

“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骗子和坏人。”她对索拉博说，但眼睛却瞪着我看。

他说的下一句话让她死心了。她缓缓放下电话，折起信，将它收进我的档案里。她往椅子上一坐，手指敲着办公桌。

“真是个奇怪的人。”她轻声说。

整整两年中，费尔多西大道的地下室里一点消息都没有。1975年，那几个人终于从地窖里现身了。他们变胖了，肌肉松垮，脸色苍白，在昼光里会眯起眼睛。他们的组长，也就是第一天穿着白色亚麻裤的那个人，把厚达一千页的手写数据摆在铁慕尔桌上，然后退后两步，全神贯注地等待着。

铁慕尔翻开第一页，盯着那些数字。会计师以为他会很生气，会用力拍桌子，驳斥他们计算的结果。他们想，没有任何心智正常的人会甘心把这么一大笔钱自动自发地交给政府。

铁慕尔合上报告，站起身，与他们握手，然后把他们送回了家。

那天晚上，铁慕尔留在办公室里看报告。索拉博走进来，劝说铁慕尔应该毁掉这份报告，然后买通会计师，让他们不去向国王的手下告密。芙洛莲·克劳德打电话给他，求他大发慈悲，就算不为自己，也要为她和索拉博着想。第二天早上，铁慕尔独自走路到银行去找那个卖地害死莫拉德的经理。

经理一听到铁慕尔的名字，就冲出办公室。他脸上堆笑，但讲话的速度超快，掌心因恐惧而直冒汗。他给铁慕尔端上茶与椰枣，问他喜不喜欢可口可乐，坚持要他尝一点英国苦味巧克力。他对铁慕尔保证，一定会竭力服务，永远忠心，提供比平常更多的优惠。铁慕尔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数字。

“我要开一张银行本票，”他说，“开给税务局。”

经理被吓呆了。

“我不明白。”他嗫嚅道，很肯定自己一定是听漏了某个环节。

“你不必明白。”铁慕尔哈哈大笑，“照做就是了。”

在学校里，我很努力尝试，却一事无成。我的分数很低，进步很有限。我学习，但不专心，我练习说英语，却没法与人沟通。老师放弃了我，其他女生挑我毛病挑腻了，就慢慢遗忘了我的存在。而茉希狄也常一整个夏天忘记打电话或来接我。我留在宿舍里，独自和修女待在一起，仿佛没有形体，仿佛不存在。

这是罗珊娜离开之后的这些年来，我一贯的状态，是我让自己能活下来，继续过下去的方法：我变得隐形，在自己或其他人眼里都是如此。我消失在恐惧与担忧的云雾里——那是从飞往美国途中就一直环绕在我身边的云雾。不，或许更早，早在罗珊娜离开那夜，早在我叫她她回头朝我望来，却完全没看到我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于是我拿起笔在皮肤上画图案，画满手掌和手臂内侧。天亮之后，我在淋浴间洗掉它们，但几乎身体一干就又开始画起来，整夜不睡，在肚子、大腿和脚掌上到处画——只要可以用衣服遮住，不让修女看到的地方全画满。我画繁复的圆形图案、弧形、圈圈、长长窄窄的桥，从手掌延伸到手臂，跨过胸膛，向下延伸到另一边的手掌——用日日夜夜的哀伤与无止境的渴望编织而成的迷离图案，让修女讨厌，让其他女生避之唯恐不及，仿佛我身上带着某种致命的病菌，但讽刺的是，这却赢得了茉希狄的欢心。

“你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每回看见我衣衫半露，亮出前一夜在身上画的画，她就会说，“你应该画在纸上的，否则就只能光着身子走台步了，让我带你到画廊去展示吧。”

她真的把我展示给了朋友看——在我住在她家，而她决定带我一起出去吃饭的那些个夜晚。我们到查森餐厅喝餐前饮料，到佩利诺吃主餐，到保罗沙龙吃餐后点心。无论走到哪里，茉希狄都有自己的包厢，有受她喜欢专门为她服务的侍者和酒保，有一群忠实的爱慕者，群集在她的包厢中，争相博取她的青睐。

“我侄女，从国外来的。”她向那些叫我“甜心”的男人，以及大部分连正眼都不给我的女人介绍说，“其实是从帕萨迪纳来的。可是那也和外国没两样。”

我会在桌边一坐好几个小时，吃我的东西，喝果汁。茉希狄每隔半小时重新给自己叫杯酒的时候，也会替我叫杯果汁。有其他人在身边，有音乐、笑声和不绝于耳的谈话声，我时常会安心地睡着，大多是在我们去的第二家餐厅里，然后茉希狄就会叫她的司机送我回家。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和心中的恐惧搏斗，直到最后又拿起笔，开始在皮肤上画了起来。

茉希狄总是快天亮才回家——有时走得稳，有时踉踉跄跄，但永远都有男人陪在身边。她会和他做爱，在客厅或她的卧房里，在厨房，在游泳池边的躺椅上。然后，她会抛下那个男人，独自坐在她不会弹的三角钢琴旁，用食指敲着琴键，轻声哼唱，喝酒喝到睡着。我从房间出来，在楼梯平台上望着她：她的头枕着钢琴，头发披散在琴键上，只有我知道她之所以睡在这里，是因为她就像我一样，害怕孤独。

铁慕尔把银行本票交给税务局之后，过了两天，就有个自称是“国王陛下忠心仆人”的男子来找他。这个男人有个大大的下巴，厚而多肉的嘴唇，可是牙齿却细小而稀疏，像小婴儿的似的。

“拿着你的外套，到外面来。”那个男人透过小婴儿似的牙齿对铁慕尔说，“门口有辆车在等你。上车去，别问问题。”

铁慕尔很努力不让双手颤抖。他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拉紧领带的结，穿上外套。他从靠街的窗子往外望，然后转头看看门口，希望能看到某个熟悉的面孔走进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找钥匙，塞了两沓钞票到口袋里。看到他和那个男子一起离开，他的秘书明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却还讽刺般地问他要不要回来吃午饭。

铁慕尔走下一层楼到索拉博的办公室，把钥匙交给他。他写下两个电话号码——他在空军的好友的，万一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代他求情。索拉博陪他一起走到街上。时间是下午两点，他们走出大楼，看见停在入口对面那辆樱桃红的沃尔沃。铁慕尔心惊胆寒，突然希望能回到他一个钟头之前还觉得难以忍受的生活。然而，他想，他这辈子的所作所为必定都是为了迎接这一刻的来临。

司机把他载到了波斯波利斯大道上一幢位于剧院旁边没有标志的建筑。里头有间办公室，摆了一张铝桌，一把椅子，没有电话。一座吊扇心不甘情不愿地嗡嗡响着，却连一丝凉风都扇不出来。门上没有把手。窗户被漆死了。

一个穿粉绿西装和鳄鱼皮皮鞋的男人询问铁慕尔，他想知道工厂的事，想了解铁慕尔的德国妻子，以及莫拉德买下现已属于国王姐姐的那块地的钱。他没提到铁慕尔付给税务局的那张本票，没提出任何指控，也没给任何解释。穿鳄鱼皮皮鞋的男子甚至没做笔录。

他们把铁慕尔留在那幢建筑里两天，然后把他转送到另一幢建筑里。铁慕尔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还要好一阵子。”他们回答。

他问罪名是什么。

“煽动叛乱。”

然后他们就把他送进了监狱。

在牢里，他挨打，受讯，但是除了煽动罪之外，没被指控其他罪名。国家控制的电台宣布他被捕的消息，说他犯了行贿与非法囤积民生物资的罪。经过政府新闻部门检查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他的照片，推断他在大战期间和纳粹德国可能互通声息。他的工厂关门了，他的财产都被充公了。

房子本来也要被接管，搬空所有值钱的东西，封起来；然后被改装成供游客参观的博物馆，或者当作孤儿院，让王后可以戴上精致的粉红帽子，穿着香奈儿粉红套装，一年来造访一次，和感激涕零的孩童们拍拍照。这些孩子不像谣传的那样——“您自己看啊，王后陛下”——没被绑在床柱上，也没因为营养不良而受苦。若非有鬼魂作祟，这房子铁定要被查封没收。

国王虽然曾昭告天下说现代伊朗没有鬼怪，却也很不愿碰触这个把铁慕尔逼到绝境的不祥之地。他放过了房子，允许索拉博、芙洛莲·克劳德、“果冻”雅各布和马西堤继续住在这里。

接下来的三年中，索拉博都在想办法救父亲出狱。他写信，做出承诺，贿赂高阶官员，上门找低阶的官僚。他打了铁慕尔给他的那两个电话，接着又打给其他人——铁慕尔的每一个老朋友，每一个生意伙伴。无论到哪里，他面对的都是一堵恐惧的灰墙——“我会是下一个吗？”——还有一句“抱歉”，仿佛是替铁慕尔说的，他们害怕也被当成是“同情者”。

“同情什么？”每回索拉博在老朋友那儿碰了钉子之后，芙洛莲·克劳德就会苦笑着说，“你父亲这辈子同情过什么啦？”

因为没有钱，也因为知道国王的秘密警察时时刻刻监视着这幢房子，所以她几乎足不出户。她独自在屋里踱来踱去，穿着高跟凉鞋，披着一头直发，脚踝很细很细，连她自己都怀疑还能撑住她的身体多久。她替索拉博和雅各布做晚饭，打扫房子，注意到自从罗珊娜逃走之后，窃盗鬼就再也没出现过。每天下午，在日落之前，她会到厨房去，问雅各布看见什么了。

“没看见什么。”他带着童稚的纯真回答说，“只在窗子里看见了罗珊娜，她有蓝色的翅膀，在看着我。”

芙洛莲·克劳德开始对雅各布的眼睛嗤之以鼻。

她怪他看见的东西，怪他这么轻松自在地对她提起，浑然不觉带给她的痛苦有多深。她恨他看见罗珊娜，连这丫头死了都还看得见。她恨他说他看见索拉博夜里在院子中踱步，长长的影子映在水泥地上，抬眼仰望天空，仿佛在祈求罗珊娜回来。而让她最怨恨的是，在罗珊娜还没失踪之前，他看见她带回家来的那些人——她花钱雇来洗劫她的人，那些窃盗鬼根本就不是鬼，而是训练有素的小偷，是芙洛莲·克劳德用自己的钥匙放他们进来的，还每个星期请他们再来。

从雅各布那里听说罗珊娜和铁慕尔的事之后不久，她就雇了这些人。炽烈炫目的惊慌让她变得盲目，但是芙洛莲·克劳德明白，她必须为自己的未来预做筹谋。她这么轻易就失去了儿子，接着失去了丈夫，她也会很轻易地失去她人生仅存的部分，罗珊娜还未染指的部分——钱是她的，虽然也是铁慕尔的，可是铁慕尔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她需要保障，她想，万一铁慕尔不要她了，不管是因为罗珊娜而和她离婚，或者就只单纯地要抛弃她，在这个任何男人都可以单方面终止婚姻，而且也没有义务和下堂妻分财产或付赡养费的国家里，在铁慕尔可以轻轻松松带走她终其一生所积攒起来的财富的时刻，芙洛莲·克劳德下定决心，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障自己的安全。

她雇了两个从高加索来的俄国人，付钱要他们去偷她和罗珊娜的珠宝，带到苏联的黑市卖掉，扣除他们的工资之后再交给她。是他们出的主意，把事情弄得像是内贼干的，这样才不至于要报警。

那两个人都在白天来，从仆人入口直穿过厨房，在芙洛莲·克劳德的安排之下，那里除了雅各布，从不会有人在。他看见他们，以为他们是上流阶层的绅士，因为他们穿着昂贵衣饰，手戴金表。

实在太简单了，她爱上了这整个骗局：那两个人登堂入室，弄乱几样东西。接着，他们拿走罗珊娜的结婚戒指，芙洛莲·克劳德的耳环，铁慕尔的袖扣。他们等了一阵子，才又回来拿走那条蓝宝石项链。之后，他们离开，去卖掉赃货。芙洛莲·克劳德数着钱，拿不定主意该把它们藏在哪里，最后塞在了一个信封里，用胶带贴在她的衣柜背面。她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手握权力的滋味：用她所散播的恐惧去控制每一个人的生活——指控与谴责，让人乖乖听话，毕恭毕敬，更重要的是，再一次掌控她的家庭。

她让那两个人拿走画作、古董和地毯。她把钱摆在自己的房间里，在那座不准任何人接近的衣柜里。她没数那两个人带给她多少钱。钱的数目再也不重要了。她碰上了比钱更强大也更有权力的东西，她停不下来，即使她明知道该是收手的时候了。

正因此，就算夜阑人静时扪心自问，芙洛莲·克劳德也一点都不在乎看见铁慕尔受刑坐牢。比起他深植在她心里的怨恨，比起给她的食物下毒，让她的夜晚成为炼狱的怒火，比起她内心那个与她苦苦缠斗，把她从一个照料所有兄弟生活起居的年轻女孩变成一心一意想毁灭所有人的老妇人的恶魔，铁慕尔在牢里的遭遇根本就微不足道。芙洛莲·克劳德之所以变得尖酸、刻薄、残酷，全是他的错，就算他这时饱受痛苦折磨，也不过是在偿还他欠她的债罢了。

1978年，铁慕尔从国王陛下的牢里被释放出来，就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那延烧数月的骚乱期间。他在牢里被打断了肋骨，断骨刺穿了肺部，后遗症让他痛苦不堪。他死在了家里，就在俯瞰院子的那间会客厅里，在那幢他以希望起造的豪宅里——那幢坐落在信仰大道上的宅邸里。

整个六年级，我都很担心毕业的事。圣马利只是一所小学，六年级毕业之后，还住在宿舍里的人都会去念街底那所公立中学。

在我来到这里后的六年中，学校里有过其他几个住校生——天主教家庭的女孩来住几个月，有时候也待上一整年。只有我从头到尾都没离开。

三月时，我写信给爸爸，问他对我小学毕业之后的去向有什么计划。

“你要继续住在圣马利，”他回信说，“去上公立中学。我已经做好安排了。”

四月时，我寄给他学年结束庆祝活动的邀请函。他回信说他无法参加。

五月时，我打电话给他，求他带我回家。

“别再问了。”他变得很不耐烦，“学校就是你的家。美国就是你的祖国。你在那里待了这么久，应该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

我自己一个人参加了毕业典礼。六月底，茉希狄派人来接我。

我到她家的时候，工人正在屋前草坪上布置独立纪念日的装饰。有镶亮片的旗帜，真人大小的山姆大叔雕像，手挽手列队跳舞的头戴红白蓝三色帽的比基尼女郎人体模型——她们的腿抬在半空中，露出红黑相间的袜带，在夜里闪闪发光。

电影明星茉希狄家每逢重要节日的节庆装饰，在比弗利山庄是很有名的。观光客大老远从城里开车来看她在万圣节装置的无头新娘和飞天女巫，或者在圣诞节期间，来看她雇来的手臂上挂满装饰品的男女扮演的圣诞树。日落大道上每隔几个街口就可以看到拉美裔青少年在兜售明星家的地图，他们总会指着她家，要观光客绝对不要错过。夜里，有头戴金色假发的女侍，跳下停在贝克斯菲尔德的小卡车，踩着高跟鞋爬过茉希狄家的围墙，搔首弄姿地和赤裸的小精灵合照；有身上印着刺青、穿皮衣的年轻小伙子从日落大道夜店区[从好莱坞大道到比弗利山庄的日落大道区域，是洛杉矶知名的夜店区，有许多摇滚乐餐厅、酒吧、俱乐部。]的摇滚俱乐部急驰而来，和复活节的巨大塑料兔做爱；比弗利山的市长还曾私下说，比起自己的老婆，他更愿意和茉希狄共度生日。

那天我下了车，提着行李进屋。那个曾经上了茉希狄的床，后来又被茉希狄给甩了的拉丁司机，早就被开除了。在好几年里，他还一直回来，在她门口苦苦哀求——哭求再拥抱她一次，再吻她一次——但是她当着他的面甩上门，就像她对付在他之前与之后的所有男人一样。

女仆在门口迎接我。“夫人在睡觉。”她说，“我端杯果汁给你。”

我拿起果汁，走到游泳池边。天气很热。我不想吵醒茉希狄，静悄悄地换好泳装后，滑进了冰凉的水里。

我潜进水下，用双手触碰池底。池水的冰凉，我的轻盈，还有身体无声无息穿破水面的动静，都让我兴奋欣喜。我张开眼睛，游到泳池的尽头，然后再折回来，连气都没换一口。

飞翔一定就像这样，我想。

我感觉到身体轻若无物，无拘无束。虽然因氧气就快耗尽，而感到胸口疼痛，但我还是不想从深处浮出水面。

死了一定就像这样。

在水面下再游一圈后，我晕了过去。

女仆和衣跳下水，把我拉了上来。

“你差点要了自己的命。”我咳出鼻腔里的水时，她对我吼道。

月姑蜜黎安去参加了铁慕尔的葬礼。她的出现把一切都毁了。

她没受邀，当然，因为没有人把这件事当成秘密，所以她也知道，她是芙洛莲·克劳德在守丧期间最不想见到的人。一如往常，她穿着深棕色的外套配深蓝裙子，懦弱没用的丈夫在她背后三步远处，打量着那些有可能帮他出掉假古董存货的吊唁者。而她竟然胆敢走近芙洛莲·克劳德，还想握手致意。

芙洛莲·克劳德陡然转开目光，房里所有的眼睛全盯着她们。蜜黎安泰然自若地拍拍芙洛莲·克劳德的肩膀，宛如宠爱儿孙的祖母包容孩童的幼稚举动，然后她依次和索拉博、马西堤、莫拉德的妻儿以及芙洛莲·克劳德的兄弟及其妻子握手。就算知道所有的人都在看她，她也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就算她明白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她也完全没表现出来。

毕竟，无论月姑蜜黎安喜欢或不喜欢，她都已经被公认是史上命运最多舛的女人，上帝以前从没给过任何人这么残酷的命运。

她母亲或许喝下毒药，了断了自己的生命；她妹妹或许和侄儿私奔，玷辱了家门；最小的妹妹苏珊或许嫁了唯一上门提亲的人——她明知道会辜负她的男人——却发现他早就结婚了，娶的还是他深爱多年的穆斯林女人；洛雪儿的丈夫或许总不远千里到香港找训练有素的妓女，到曼谷买处女；但是，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甚至包括芙洛莲·克劳德与铁慕尔的悲剧，和发生在蜜黎安身上的事情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

塔拉叶逃离德黑兰之后不久，蜜黎安就决定要自己开创事业。好几年来，她卖假古董给不起疑心的观光客，每一分钱的支出都谨慎计划，把赚来的钱全装进酒罐，埋在床底的地下。这时她数了数钱，对查尔斯先生说，他们应该买一幢公寓作为投资。

在蜜黎安开始四处搜寻最有价值的投资目标时，她的孩子都还很小。她没有车子，也不认为该花钱坐出租车；德黑兰的巴士太拥挤，从不照时刻表行驶，而且每到十字路口就故障，所以她步行踏遍全市的每一寸土地，从城南的塞勒斯大道到城北的费米兰丘。她找每个房地产中介谈过，查阅书籍，寻访周边情况。她会在求售的公寓前面一坐好几个小时，只为了观察进出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最后，她遵从本性地选择了一幢并未求售的建筑。

那是一幢逼仄的三层楼公寓，位于波斯波利斯大道，就在她的老朋友高尚西鲁斯带他那位教师女友去看美国电影的剧院的街对面。那条街随时都人潮汹涌，挤满摊贩，充斥着噪音与汽车废气，正因为住在此地的人如此之多，所以蜜黎安相信那幢公寓永远不缺房客。当时她正在看一本美国书：《如何不靠工作赚到你的第一个一百万》。查尔斯先生老是说美国人赚的钱是以百万计的——小于这个数额的钱他们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有钱了——而蜜黎安打算遵奉书里的指示：

“如果你有钱，就在最好的地段以最低的价钱买下最好的房产。如果你没有钱，就在最好的地段以最低的价钱买下最差的房产。”

蜜黎安看上的那幢公寓夹在两幢比较高的建筑中间，面对大街，所以没有自然采光。地基形状像个扁扁的长方形，非常之窄，所以每层楼只有一户公寓。窗上装着黑色的铁栏杆，走廊拥塞不堪，房间密不透风，打从建造那天起就没有一丝空气透得进来。

从入口进来，有座狭窄的楼梯通往上面两层楼。楼梯底部，有把木头圆凳，摆着这幢楼房里唯一的一部电话。蜜黎安开始暗暗查访住户之后发现，这部所有住户共享的电话，总是遭人偷听，引起了无数口角，还导致了至少一桩婚姻的破裂。楼梯右手边的一楼公寓，下陷了大约一英尺深，所以有一半是在地面之下，从面对街的客厅望出去，只看得见行人的脚和汽车的轮胎。客厅后面是厨房、浴室，以及两间摆放了铁架床与学生书架的卧房。再后面有个封闭的天井，被当作整幢楼的储藏室，里头的东西包罗万象，从只剩一条腿的木椅到底部破洞侧边长草的陶瓷浴缸，什么都有。后院是一方阳光照不进来的干燥土地，三面围起砖墙，有个空空的圆形水池，大约五英尺深，三英尺宽。

总的来说，这个房产缺点多多，所以蜜黎安认为是她可以负担得起的。她缠着屋主不放，直到他答应卖给她。然后，她又磨着他杀价，直到他愿意免费转让给她，只求恢复生活的安宁。她带全家搬进了一楼的公寓。她很满意，也很得意，为自己和自己的成就自豪高兴——犹太区的贫穷房客终于摇身变成房东了。

她花了几个星期刷洗墙壁和天花板，放老鼠药，给每个角落消毒，重新整理厨房，打扫院子。买二手家具摆进客厅，把天井里的杂物堆摆整齐，但是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掉。然后她清掉水池里的垃圾，但没放水，反而填进施了肥的土壤。她在池里种了向日葵，在院子里铺上草皮，把砖墙漆成鲜黄色，惹来邻居的抗议，但这的确——或者如她所说的，是向日葵的作用——让房子有了更多光线。完工之后，她告诉查尔斯先生，她准备去找他们的下一笔投资目标。

投资的成功让查尔斯先生也备受鼓舞，他投注所有精力去扩展他的客户群。虽然目不识丁，也不谙人情世故，但他天生记性过人，不只能熟记账目，还靠着听美国与英国客人交谈就学会了英语。他很崇拜英国人，可是却很爱美国人，因为，他说他们比较“贵气”——不见得是慷慨，他对蜜黎安解释（事实上，只要自己的小孩年过十八，有些美国人就不愿资助他们了），却生来就很富裕，甚至连努力尝试都不必，就浑身是钱。每天早上他站在铺子前面，希望在美国人还没踏进其他商铺之前就先看见他们。他把他们从人群里拉出来，抓着他们的手臂，带他们到他的铺子里，端上茶水和开心果，说“别担心，如果你想喝韦士忌，我也有”。他带他们参观铺子，每件古董都分别摆在不同的展示柜里。他从来不对美国人用力推销。他想要的不是做成他们的买卖，而是和他们交上朋友。查尔斯先生这辈子最爱做的，就是带美国人回家。

一个月总有个一两次，他想办法迫使几个没有戒心的客人接受晚餐邀请，或撩起他们的好奇心，答应过来喝杯酒。每碰到这样的夜晚，查尔斯先生就会比平常早冲进家门，用一口不标准的英语混杂着半路学来的美国俚语，为他寒碜的居家环境频频道歉。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家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但有美国人在场的时候就不同了：他的房子似乎太小；妻子似乎太老，也太爱和男人谈些不干妇道人家的事；女儿不够娴静，逮到机会就笑，嗓音也不知节制，听着像个正在发情的轻佻女子；儿子——最糟糕的就是儿子——看起来一副不可能比他父亲有出息的样子。

为了缓和自己的难堪，也为了诱使客人开口畅谈，查尔斯先生会先走近客厅墙角的一个小木柜，拿出他藏在里面的威士忌，以及他不顾蜜黎安激烈反对买来的四只水晶杯。蜜黎安说：“用普通的杯子也能喝酒啊，况且普通杯子没这么贵，也没这么容易摔碎。”他一心认为美国人没有不爱威士忌的，所以倒上一大杯，叫个人——他的孩子、蜜黎安或者某个听到他喊叫也愿意从命的房客——拿冰块来。接着他把点心摆在茶几上：炸茄子和大蒜，去皮小黄瓜、生洋葱与西红柿，烤开心果。他喝酒畅谈，有“贵客”到家里来让他兴奋不已，觉得有美国人为伴，让他的人生境界也大幅提升。喝到第五或第七杯左右时，他就会身子往前一倾，注视着美国人的眼睛，发誓说他很爱他们。“为了你，”他说，“而不是因为你可能向我买东西，而是因为你这个人。”

就在查尔斯先生满怀爱心与敬意招待客人的某个夜晚，有个美国人让他兴起了在水池里放水而不是种向日葵的念头。他们从晚上八点钟开始喝酒，到了十一点左右，查尔斯先生决定带客人参观他的公寓，带他走过二楼与三楼，叫醒愤怒的房客，要他们半裸的老婆躲起来，好让半醉的美国人可以兴冲冲地参观他们的卧室和厨房。接着他带客人穿过蜜黎安和孩子的房间、浴室、天井，最后来到有亮黄砖墙的后院。穿一身绿色狩猎外套配红色格纹裤的美国人正在想怎么用最不失礼的方式摆脱查尔斯先生的热情款待。他说他喜欢墙壁的颜色。

“不算太好啦。”查尔斯先生骄傲地接受了赞美，“不过我可是费尽心力才让我们一家住到这里来的。”

那个美国人又啜了一口威士忌，凭他隔天早上就不会记得的东西兄弟情谊说，德黑兰的夏天热得难以忍受，家里有个泳池应该很棒——“比起这个，”也就是，“种满向日葵的大盆子。”

查尔斯先生觉得自己好像顿时醒悟了。

“所以我说英国人最聪明嘛！”

他叫来蜜黎安，要她给水池重新注满水。

“我才不要。”她气得不得了，不只气丈夫的天真，也气那个美国人欠缺远见。“那样我得整天盯着孩子，免得他们掉进池里淹死。”

在其他的事情上，查尔斯先生会在蜜黎安的坚持下让步——就算不是因为她上过十二年的学，还有她念过的那些英文书。但是，家里有座真正泳池的想法，是他认为在生活的每个层面上都比他们更为优越的人所提出的，他说什么都无法就此善罢甘休。他和蜜黎安吵了好几个星期，重申他身为一家之主的权利，还要拿儿子的肯定来背书，说夏天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在冰凉的水里游泳。他女儿知道爸妈绝对不会准她穿泳装或在邻居面前弄湿身体，所以置身事外，埋头准备期末考试。到了六月，她的成绩出炉时，查尔斯先生决定，他不要再争吵了，而是直接采取行动。

有天早上，他带了两个工人到院子里来，把向日葵连根拔起，然后粉刷了泳池。第二天，他扭开水管注水。

那真是个神奇的时刻——干净清澄的水流淌出来，房客从热得像火炉的公寓里跑出来，把手臂和脚泡进沁凉的水里——就连蜜黎安也没反对。

她的女儿，等着适当时机提出要求，看见蜜黎安在微笑，于是就走向前去。因为这学期拿了全班第一名，她问，可不可以邀两个朋友过来喝下午茶呢？

“干什么呢？”蜜黎安问，女儿的轻佻举动几乎冒犯了她。“你整天和一群女孩坐在一起干什么？”

女儿解释说，她只是想和朋友聚几个小时，长到十七岁，这是她第一次邀朋友到家里来，什么都不做，只和朋友聚聚，真的很棒。

“那，好吧。”蜜黎安耸耸肩。和表面上看起来相反的是，她一直偷偷希望给儿女快乐的生活。

“可是约瑟夫没上学，我又有事要做，所以我不在的时候，你得要看着他。”

星期四下午，莎拉的朋友们穿着迷你裙和高跟鞋来了。蜜黎安在家待了一个小时，观察每个客人的个性和举止，抱怨她们的裙子太短，化那么浓的妆和每天早晨都忙着弄发卷会让她们看不见自己健康的未来。她下午三点钟离家，七点钟回到家的时候，女孩们都走了，女儿在自己的床上看杂志。蜜黎安到院子里找儿子。他脸朝下浮在泳池里，身体已经发胀了。

月姑蜜黎安清清楚楚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宛如旁观者般清楚客观。她马上就知道儿子已经救不活了。从她背后死寂的重量，她也知道莎拉随她进到院子了，猛然想起自己负有照顾弟弟的责任。她知道莎拉双眼凸出地瞪着泳池，惊恐静默地大张着嘴巴。然后，突然之间，莎拉发出野兽般的嘶喊，奔向池边，跳进水里，喊着弟弟的名字，好像要把他叫得起死回生。她的叫声惊动了房客，他们纷纷跑到窗边，看见蜜黎安看见的景象，于是骚动四起，只有蜜黎安还是冷冷地站着不动，凝神想搞清楚儿子死去的意义。

房客把约瑟夫从水里拖出来，让他躺在草地上。莎拉不愿放弃，趴在他身上，不停叫喊，直到蜜黎安上前拉开她。她奔进蜜黎安怀里。

“别叫了。”蜜黎安掴了她一巴掌。“都是你的错。你杀了他。”

那个夏天，儿子溺死之后的二十九天里，月姑蜜黎安没和莎拉说半句话。她任凭女儿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穿着一身黑，躺在床上哭到晕厥。在客厅里，蜜黎安和查尔斯先生与其他家人一起守丧。他哭个没完，而蜜黎安则要每个人放心，对每个人说她会没事的。

有几次，洛雪儿和苏珊想谈谈莎拉的事。她们对蜜黎安说，莎拉痛苦得不得了，她很自责，除非取得蜜黎安的宽恕，否则她不会放过自己的。

“这不是宽不宽恕的问题，”蜜黎安回答说，“她应该知道她要负责任的。”

守丧的第三十天，洛雪儿到房间去看莎拉，发现她蜷缩在地板上，口冒白沫，并不断呕出尼罗漂白剂。最后她死在了医院里，临死前口中一直哀求蜜黎安救她。

月姑蜜黎安又守了三十天的丧，然后换掉衣领磨破的黑色衫裙，说她自己已经走出哀恸了。她打包起儿女的遗物，连玩具也不例外，堆在天井的角落里，关起他们的房间，放干泳池的水，再次种上向日葵。接着，她继续寻觅地产，好像没受过任何伤害一样。她发表意见时仍像往常一样铿锵有力，她的步履像往常一样坚定不屈，但是在黑色头巾与宽边眼镜之下，她的皮肤在一年之间老了二十岁，她的脸上再也找不到一丝曾经美貌的痕迹。

“你还没击倒我。”她每年赎罪日去会堂时，会对着上帝这番喃喃诉说。她假装是在祷告，让朋友不知道她受的伤有多重。当查尔斯先生宣称他伤心得无法工作时，她会毫无怨言地扛起工作。当他说快被屋子里的寂静逼疯时，她买来了鹦鹉和金丝雀，让它们从早到晚唱歌，逗他开心。

经历种种，蜜黎安似乎已经忘却她失去的一切。她仍像过去那样意志坚定，无所不能，下决心绝不掉眼泪，让上帝幸灾乐祸。她从不在人前展示伤痛，甚至在她丈夫面前也不。女儿的同学邀请她参加她们的婚礼，她从不显出悲伤；儿子的老同学后来成了医生与律师，她去找他们咨询建议，而且坚持付费，却从来没采纳过那些建议。在她心里，她的儿女一直还停留在死去的那个年纪。莎拉还是十七岁，留着一头乌黑乌黑的头发，动不动就发笑；约瑟夫才十岁，缺了牙，满院子跑来跑去。他们就在她眼前，她每时每刻都看着他们，有时她会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好像立马就能摸到她活生生的孩子。

雨夜里，月姑蜜黎安坐在床上，惊恐地想到她的儿女已经远去，埋在泥泞的坟地里，而一心想给他们幸福生活的她，却安坐在遮风蔽雨的屋顶下。

芙洛莲·克劳德能闻到火的味道，早在火还没放起之前，甚至早在第一粒火花还没燃起之前，她就已经闻到。她闻到血腥和火的味道，看见德黑兰灰色的天际线亮起橘红的烈焰火光。早在第一群暴民首度肆虐德黑兰街头的几个月之前，芙洛莲·克劳德就已看见全城陷入火海。

这是1978年夏天，每一天全城各地的电力都会在奇怪的时间被切断供应。毫无预警，而且持续的时间长短不等。一瞬间，所有的电灯全部熄灭，空调嗡嗡地停止运转，冰箱温度升高，电视里的老剧《我们的日子》与《无敌金刚》突然消失了，绵延长达数里的交通阻塞似乎永无止境。司机把车子丢在路上，靠着煤油灯的照明走路回家吃晚饭，几个小时之后回来，发现车子还是动弹不得。他们暴跳如雷，怒不可遏，但是，怒气慢慢也就消了，因为他们深切感受到末日迫近，感受到城市因发展失利而分崩离析，经济疲软不振，而政府完全失控了。

芙洛莲·克劳德听见传闻说外省有罢工事件，还说国王的政敌已经联手各方势力，他们将合力推翻王朝。大部分人都希望另一个在他们看来最有善心的人取代国王的独裁统治。他们说，国王向人民承诺要恢复“伟大的文明”，累积无穷的财富，还有一句套话，按他自己的表述，就是建立比瑞典更民主的政治体制。然而，他却靠严刑峻法治国，逮捕每个批评他的人，穿着佩戴着他颁给自己的十数枚勋章的军服上电视，告诉人民说他比上帝还伟大，比美国总统还有权力，对国家的存亡比面包和水还更重要。

整个六月，芙洛莲·克劳德都能闻到人肉被烧焦的味道。她穿着透明的夏衫在屋里走来走去，索拉博和马西堤对她的衣不蔽体觉得很难为情，她却毫不在意，伸手摸索着她的眼睛老早之前就已经看不见的东西。她不相信任何人，连“果冻”雅各布也不信了。她话说得越来越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在厨房的水槽边，往自己身上泼水，但水一碰到她的皮肤就全蒸发了。她思索着马西堤从街头带回来的消息：传信人莫拉德的大女儿改信伊斯兰教，嫁给了比她大三十岁的丈夫。他老婆从莫拉德的一个情妇那里借了三千美元，用这笔钱把儿子们都送去了美国。“果冻”雅各布的老婆和小孩都到以色列去了，他的小儿子马汀在那里被狙击手轰断了腿。芙洛莲·克劳德那些有钱的朋友和邻居，铁慕尔以前的生意伙伴，以及索拉博的同僚，全都像老鼠一样逃离了自己的国家。

到了八月，暑热更加逼人。街道上的沥青像软橡胶般熔化了，黏在行人鞋子上。成群的蚂蚁组成一英尺见方的阵容，在芙洛莲·克劳德家的外墙上爬上爬下，并侵入她的房间。蜥蜴闯进了较凉爽的露台，被暑热逼得狂躁不安的芙洛莲·克劳德在堆积如山的尘土中追赶它们，用菜刀把它们剁成两半，却只看到它们挣扎了几下，又开始跑起来。

在德黑兰南城，军队开着推土机铲平了用锡板和硬纸板搭建的简陋房舍，挖在地下的茅坑，以及搭在垃圾堆顶上的帐篷，这些全是从其他省份来寻求好日子的人栖身的地方。

国王和他的秘密警察控制了晚报，刊登了一封辱骂阿亚图拉霍梅尼[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1902—1989），伊朗什叶派领袖，流亡海外十余年后，于1979年回到伊朗，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的信。为了抗议这封公开信，德黑兰附近的库姆市爆发了动乱。国王的军队开了火。枪战开打的消息传遍伊朗各地的城市，引发新一波的暴动，造成更多的残杀与死伤。抗议的群众——反对国王的独裁统治、王室的腐败，以及伊朗不循伊斯兰教法的风气——放火烧毁银行和餐厅，政府大楼和私家车辆，以及犹太人开的商店。

位于波斯湾的阿巴丹市[伊朗西部城市，距伊拉克边界不远，除因电影院火灾事件引发全国暴动外，后亦因伊拉克发动奇袭引爆两伊战争而几近灭城。]，气温高得惊人。有天下午，一整个家族，四百余人，坐在电影院里，火突然烧了起来。入口被锁住了，消防队来得太慢，所有的人都被烧死了。

国王指控反对派在阿巴丹电影院纵火，而反叛者也反过来指控国王。真相永远无法厘清了，但是烧焦的尸体的气味——那腐臭鼓胀的肌肤——乘风北扬，在沿途每座城市播下怒火。全国各地所有的电影院都被付之一炬。

从小学毕业之后，除了一年有几次不得不通知他我在学校的进展，以及问他对我未来的规划与打算之外，我不再打电话给爸爸，也不再写信给他，我放弃了有朝一日能回家的希望，也不再相信我能再见到罗珊娜。

“他是给你恩惠啊，知道吗？”那年夏天我毕业之后，茉希狄对我说，“我得又哄又骗，靠着和一打男人上床，才能离开犹太区，到美国来。你父亲就这样把自由双手奉上，让你想当什么人就当什么人。如果你够聪明，就该感谢他，别老想着再见他一面啦。”

那个夏天我待在茉希狄家里。大部分时间她都不在，她总和不同的男人到不同的地方去旅行。我和女仆待在家里。我们在游泳池边下棋，一起游泳。我帮她打扫。下午，她睡午觉的时候，我就出去散步。

在那段时间，我常碰见伊朗人。他们都是为躲避后来一路演变成革命的暴动，逃到美国来的。他们总是一群群走在一起，男的在八月的艳阳下还是穿着西装，仿佛要向自己也向别人证明他们不是流亡的难民，证明他们人生中还有重要的大事要做，他们的工作和办公室还虚位以待。他们走在妻子前面，手背在身后，低头和朋友交谈，谈论伊朗的最新消息——银行关门了，公司被烧得干干净净，还有里亚尔的汇率。

在他们后面，女人们穿着高跟鞋和窄裙，看起来疲惫苍白，谈着她们抛下的家园：“才刚装潢好”“才刚买的”“才刚刚盖好”。她们坐在日落大道那幢酒店对面的公园长椅上，不知道该拿她们一年没上学的孩子怎么办才好，担心青春期的子女如果在洛杉矶待得太久，会变得“叛逆酗酒”，而且她们女儿竟然说，不管有没有革命，她们都宁可永远待在美国，这更让妈妈们忧心不已。

每回看见伊朗人，我就跟踪他们。

我走在他们后面，坐在他们旁边的公园长椅上，或者在街对面观察他们。我歪着头竖起耳朵，但是尽管靠得很近，他们从来没怀疑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偶尔，他们会用口音很重，而且语法乱七八糟的英语开口对我说话。他们问路，想知道我几岁，念哪所学校。我很想用波斯语回答，但又怕他们听不懂，怕这六年来我只和爸爸在电话里讲过的波斯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怕他们会笑我。我也很想告诉他们说我是伊朗人，问他们是不是认识我爸爸，问他们知不知道罗珊娜的消息。

但我没有，我只是望着他们——这群在陌生土地上的过客，等待回家的流亡之人。他们失落，害思乡病，所以紧紧聚在一起，想办法把远离家乡的每一天重塑成我永远无法理解的归属感与社群意识。我才是真正流亡的人，那些日子里，我在公园里想——我才是永远找不到终点的过客。

但在其他场合，看着我这些同胞，不只紧抱着家庭与社群意识不放，而且也背负着希望破灭与期望落空的过往——在这些时候，我会想起茉希狄对我说的话，觉得她或许是对的——索拉博把我送走，或许是给了我一个大恩惠。没错，他夺走了我的希望和家，但他也带走了我整日被窃盗鬼缠身的恐惧，带走了我担心窗边那群疯狗的焦虑，以及怀疑罗珊娜是不是被埋在我们院子的水泥地下的哀痛。他从我身上带走了困扰我母亲一生的悲哀，以及我如果留在伊朗就绝对无法逃脱的命运宰制。

或许这就是他们想为我做的——罗珊娜离开了我，索拉博把我送走——他们让我远渡重洋，就这样，赐给我崭新的命运。

马西堤的孙子，“神的恩赐”霍达达德，十七岁便辍学成为阿亚图拉麾下的全职传道人。他留起大胡子，骑着电动自行车满城跑，到一座又一座清真寺去传道，发送载有伊玛目箴言的录音带和传单。在阿巴丹电影院大火事件之后，他禁止马西堤再替芙洛莲·克劳德与索拉博工作：阿亚图拉从伊拉克捎来信息，说所有发生在伊朗王朝之下的杀戮行为——士兵对着示威群众开火，间谍在电影院纵火——全都是犹太人搞的鬼。阿亚图拉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他知道真主在梦中对他的开示那般确信不疑。他知道，因为穆斯林根本不可能屠杀穆斯林：真信徒的子弹杀不了另一个真信徒。枪或许会射出子弹，但是在真信真主的人手中，子弹是无法用来杀死另一个弟兄的。

因此，杀害反叛者的士兵绝对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穆斯林。他们是早就移民以色列的伊朗犹太人，是国王找回来杀害伊玛目信众的人。

“神的恩赐”霍达达德对马西堤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不信真主的敌人，都罪该万死。

因为烧焦尸体的臭味和自身癌症的治疗而心神耗损的国王，转而与盟友为敌，开始解雇他的大臣和情报局局长。有天晚上，他在电视上现身，看起来憔悴沮丧，请求人民“宽恕”。芙洛莲·克劳德惊恐地看着他。她和索拉博坐在一楼的会客厅里，也就是几年前铁慕尔最后一次接待税吏小诺利的那张桌子旁。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成为百姓宣泄怒气的对象，他们锁好所有的门，熄掉所有的灯，尽可能让这幢房子不引起注意。

“错误已经铸成。”国王在电视上说，芙洛莲·克劳德知道他已经输掉战争了。她的目光从电视转到索拉博身上。他坐得直挺挺的，偌大的房间内空荡荡的，电视屏幕的光线在他周身映出一圈蓝色的光影。他看起来苍白悲伤，头发未老先衰地变成了灰色，他眼珠的黄色比她以往所见更鲜亮。他看着国王，但她知道他的心早就飘远了，飘到他失去罗珊娜之后——不是在她飞走离开他身边的时候，而是在她和他父亲上床，还亲口告诉他之后——就已悄然栖身的那个惊诧与哀愁的地方去了。

芙洛莲·克劳德拍拍索拉博的手，仿佛要叫醒他。“结束了。”她说。

他没回答。

九月，一场地震摧毁了塔巴斯城，留下一万五千具尸体等待国王安葬。同一个月，他宣布德黑兰戒严。

宵禁的第一个晚上，街头一片死寂。芙洛莲·克劳德敞着窗躺在床上，只听得见军用吉普车开过以及士兵巡逻街头的声音。平常载着示威者在城区里来来去去的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的轰隆声全不见了，军队和反叛军之间的零星交火声也没了。然而，一整夜，她还是隐隐感觉到一场无处不在、势不可当的悲剧正在迫近。

三点钟时，她起床，经过索拉博的房间。他醒着，坐在书桌旁看着报纸。她下楼查看门上的锁。

她看见“果冻”雅各布脸朝下趴在火盆上，嘴巴和鼻孔里都塞满了冷却的灰烬，四肢已经干巴巴，不动了。

第二天，她出门替雅各布买了一套新西装。这套订制的深蓝色西装是宽翻领的，外套两侧各有六颗扣子。她和马西堤扒掉雅各布身上那套穿了二十年的棕色西装，换上新衣。等他们弄好之后，雅各布看起来比结婚那天还体面。然后，他们把他抬到汽车后座上，载到墓园，他的外表让掘墓人啧啧称奇，坚持要先证明他已经死了，直到脱掉衣服之后，看见他枯瘦的骨头与泛黄的皮肤才罢休。他们帮他洗净身体，塞进棉花，裹上尸布，尽快下葬——“果冻”雅各布的一生本该就此画下句点，结果却没有。

因为埋了雅各布回家之后，芙洛莲·克劳德无法狠心丢掉雅各布那套棕色的旧西装，所以她拿衣架把西装吊起来，挂在雅各布惯常坐的那个厨房小隔间里。她也把他的帽子挂在小隔间的挂钩上。

或许是因为这套西装被穿了太久，所以它永远保持着老主人身体的形状；也或许因为这衣服太让人眼熟，所以在厨房见到衣服的人，没谁会想去看看，确认下雅各布是不是还待在里面；再不然就是因为洗刷雅各布尸体的掘墓人不知道该把他的疯狂心灵一起裹起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反正雅各布脑海里的意象并未随他入土，它们跟着芙洛莲·克劳德和索拉博回家，不卑不亢地在屋里来回游荡，彼此之间讲述着或对芙洛莲·克劳德讲述着故事。

于是，正午，烈日照着院子的水泥地时，芙洛莲·克劳德一转身，就看见丈夫舔掉罗珊娜睫毛上的泪水。索拉博转进厨房来看罗珊娜，是迷路了穿着旧校服的小罗珊娜，她听着女仆伊菲特讲述的丰富情史，羞涩地微笑着。大白天里，穿细条纹西装的男人扛着地毯和画作出去；海绵女悄悄提出以和雅各布来一炮为条件，“多少次都可以”，交换抽他一管鸦片烟，但他总是拒绝。

夜里，任何在信仰大道上抬头望这幢大宅上空的人都会看见一个纤瘦的身影，穿着发光的白袍，展开翅膀朝天边飞去。

十月，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工人罢工，造成汽油短缺。十一月，楼高十一层的国家瓦斯大楼发生了火灾。然后，银行歇业，市场与政府办公室也接连关闭。国王下令散发宣传折页，警告人民说各城市水沟里流淌的红水并不是真正的血水，而是革命分子倾倒的红色染料，用来造成守法公民的惊慌。

在穆斯林的阿舒拉节来临之前的那段时间，街头的紧张气氛浓得化不开，连芙洛莲·克劳德卧房的窗上都蒙上了一层薄膜。她起身望向窗外：瓦斯工人的罢工不只让工厂停工，也导致暖气与烹饪用油的短缺，甚至石油也几乎告罄。大家在街上推着车子走，彻夜在加油站大排长龙，为了一加仑[英制容积计量单位，1英加仑约等于3.785升。]汽油就放话要拼个你死我活。

骑摩托车的男子挨家挨户宣传，说几条街之外发生了枪战，征召志愿者去站在临时的路障——一辆翻倒的汽车，或一堆石块——后面和军队作战。因为缺乏绷带和急救用品，他们打劫了蜜黎安家，抢走了她所有的床单和毛巾，剪成条状，拿去给伤员用。

到了阿舒拉节那天，德黑兰有两百万人上街游行。他们带着霍梅尼的照片默默走着，没有人怀疑他们终将推翻国王。

月姑蜜黎安在1978年末的那几个月里，忙着想办法把财产变现。她几个月前关掉了古董店——因为已经快一年没有客人上门，也因为这条街上其他的店东都遵循他们伊玛目的命令关门罢工去了。不听从命令的人很快就会被烙上反真主与反伊斯兰的罪名。他们的铺子会被放火烧掉，房子会被洗劫一空。现在，她想给铺子和公寓找买主。她知道这很困难，因为有钱可买的人若非早就把现金转到国外去，就是资产被银行给冻结了。但是月姑蜜黎安坚韧不拔，绝不放弃，而且生平第一次，愿意大亏一笔钱，只求把房产卖掉。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她在深夜对查尔斯先生这么说，虽然他从来就充耳不闻。“这个国家就要爆发大战了，留在这里的人全会被活活烧死。”

所以她满城奔波——一个女人只身穿着男人的外套和鞋子，原本可以带给她美好人生却从未如愿的美貌已无迹可寻，每天破晓迎着橙红的天光出门，整日徒步走过枪火四起的街头，穿过躁动残暴的人群，踏过被焚毁车辆焦黑的残骸，进到只剩空壳的建筑里。从追猎政府官员、秘密情报员和有钱犹太人，把他们拉上街头，徒手打到毙命的嗜血百姓身边走过。

“说‘国王该死’。”他们命令挨打者这么说，“说‘美国该死’。”

月姑蜜黎安凝神专注在自己的目标上，继续往前走。

她拜访了她认识的每一个人，连索拉博都不放过。她坐在他们家里，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买她的东西比较划算。她利用他们的贪婪，告诉他们说这是一生仅有一次的大好机会，说她愿意赔这么多钱卖掉，只因为她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可是你们，”她对她的朋友说，“你们打算留下来，坚持到底。事到如今，国王随时会觉醒，会对着那几千个示威民众开火，把他们吓得逃回家去。到那时，我的财产就会恢复原本的价值。你们就可以赚到高得惊人的利润，而我呢，就是那个傻瓜。”

在1978年秋天，她接二连三地卖掉了所有的资产，连她和查尔斯先生还住在里面的那间地下室公寓都脱手了。有天夜里她很晚才回家，告诉他说，他们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搬家。

“搬去哪里？”他问，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好像从没听她提起要卖掉公寓的计划似的。他的眼神茫然得像个瞎子，连脸都没正对着蜜黎安。打从失去子女之后，这些年来，查尔斯先生变得温驯，心不在焉，整天照料他的小鸟和花草，态度比他以前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还温柔。

“我们得离开。”她对他说。

查尔斯先生和蜜黎安一样，这辈子从没出过远门，甚至从没踏出过德黑兰的城界。

“你说离开是什么意思？”他一脸天真地问，“我们怎么离开？”

蜜黎安坐在她刚卖掉的床上，脱掉鞋子。因为走了太多路，她的脚浮肿了，还起了水泡。她伸手从床底下拉出一双查尔斯先生备用的鞋子——尖头男鞋——套在她厚厚的黑袜上。

“有点大，”她说，“不过多穿几双袜子就好了。”

她看见查尔斯先生盯着她，于是叹口气，手插进口袋，掏出一个小包裹。那是一张不透水的油纸，被对折再对折后，用橡皮圈套紧。蜜黎安把纸包摆在床上，打开来。

“看！”她说，突然兴奋起来。纸上有五颗钻石，每颗都有八克拉大。钻石在阴暗的房间里闪闪发亮——蜜黎安的一生，她的希望与成就，她无尽的牺牲，她无穷的悲伤，在烈焰焚烧的城市，躲在隐密房间里被以半价出售，然后又被当成一颗颗光彩夺目的坚硬石头买进。

“我用我卖掉所有东西的钱买了钻石。我觉得这比较容易藏起来，因为我们必须把值钱的东西偷偷带过边界。可是不管我们到了哪里，钻石都卖得掉。”

查尔斯先生又听不懂了。他的嘴唇发白，脸上冒出汗来。

“你打算穿过哪个边界啊？”

看见他如此惊慌失措，蜜黎安觉得查尔斯先生很可怜。她越过床，把手搁在他的小臂上。他颤抖着抽身退开。

“这里的情势会越来越糟。”她平静地解释。她知道他为什么抽身退开——连问都不必问，因为他怪罪她害女儿自杀，就像她怪罪他害儿子溺亡一样。她知道他甚至有点恨她，她常想，换成其他时候，他或许会离开她；她或许会拿起菜刀，割开他的喉咙，用他的血注满淹死她儿子的泳池。但是，时至今日，他们都老了，也被悲剧折磨得够了，他们只剩下彼此了。

“国王很快就会逃去国外，那时就换毛拉主政了。”她解释说，“这里很可能会血流成河。他们会彼此残杀，可是他们杀得最多的会是犹太人，所以我们非走不可。”

这辈子第一次，查尔斯先生体悟到，除了自己生长的这个城市之外，他对这个世界全无概念。

“我们要到哪里去呢？”他问，“我们对其他地方一无所知。”

德黑兰之外的世界——美国，英国，那些被笼统称为Farang（西方）的迷离神奇的地方，那些他一心向往却从来没真的想过会去的地方，那些他向来喜欢却从未想过要与之共同生活的人——这整个世界突然像个隐秘的黑洞跳到他脸前来瞪着他。

“洛雪儿已经去美国了。”蜜黎安说，努力鼓起勇气，“我弟弟巴赫朗也在那里，在同一个城市。苏珊的丈夫这个星期也要送她和孩子们走。他们都打包好了，每天坐在机场里。他们甚至睡在那里，只等有路可逃，有飞往任何地方的飞机可搭。他告诉她说，会到洛杉矶和他们会合，可是我知道他在骗人。”

她发现自己离题了。

“所以，”她凝望着丈夫的眼睛说，“我想他们都做得到，我们也一定没问题。”

查尔斯先生摇摇头，仿佛确信蜜黎安真的疯了，然后转头继续逗他的金丝雀。蜜黎安很高兴他对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端上面包和酸奶当晚餐，然后坐下来，拆掉查尔斯先生那双尖头鞋的鞋底。她要把钻石黏在鞋子里——一只脚藏两颗，另一只脚藏三颗——然后再拿鞋匠用的粗针把鞋底缝好。这不太容易，因为她的手已有早期风湿症的病状，可是她那天晚上还是坐下来动手。蜜黎安知道这场奋战才刚开始。

一整个十二月，她都在德黑兰护照局外面排队。护照局因为罢工而关闭了，当然，就算开着门，就算其他相关代理机构也都开着门，像蜜黎安这样的人取得护照的机会也几乎等于零：就像他们这个世代大部分的人一样，她和查尔斯先生都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和驾驶执照，唯一能证明他们身份的方法是召朋友和亲戚来作证。然而，蜜黎安还是每天去排队，和好几千个人站在那里，直到每天傍晚坦克驶过街道执行宵禁的时候才回家。1979年一月的第一天，她去找了索拉博。

芙洛莲·克劳德来应门，但是不肯开门，怕有暴徒等在门外。

“只有我一个人。”蜜黎安想让她放心，“我甚至没有便宜的银货要推销。”

但是芙洛莲·克劳德不时担心会遭暴民攻击——怕现在全成了敌人的老仆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来杀死她，也怕其他恶棍会丢汽油弹把她活活烧死。她在房子的每扇大门上都加了至少五道锁，给门上的蚀刻玻璃钉上厚厚的原木条，只准马西堤进出。

“滚开！”她隔着门对蜜黎安吼道，“你会引来注意的！”

“那就开门啊，否则我就站在这里，喊说有血案发生，喊到有人听见为止。”

她看见索拉博坐在他父亲的会客厅里。他的头发全变灰了，双手又瘦又白。他看起来就像是某个“果冻”雅各布不时谈起的鬼魂——英俊，温雅，透明。蜜黎安走进来的时候，他起身，和她握手。

她坐下，调整了一下头上的丝巾。

“你知道国王要离开了。”她直接切入正题说。

他点点头，说他完全可以料想到。

“一旦他离开，新的政权会追杀像你这样的人。”她说。

索拉博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几份由毛拉掌控的报纸上了，名列于“俗世败类”的名单里。

“夺走你们所有的东西还算是最好的情况，”蜜黎安说，“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杀了你们。”

他又微微一笑，点点头。她一碰上他的眼神，就心头一惊。

“你应该考虑离开的。”她建议道，“带你母亲走。”

“你呢，”他问，“你也要走吗？”

她跷起腿，把皮包摆在双膝上。他想起她以前有多么美丽，想起在他和罗珊娜举行婚礼之前的那个清晨她是什么模样，那天她和丈夫与许多亲戚一起来到这里，看见这个满是奢华、财富与芙洛莲·克劳德野心的地方，看着这一切，说这里被诅咒了。

难道她早在那时就知道罗珊娜会离他而去？

“我希望能帮自己和查尔斯先生申请到护照。”她说，“可是永远没办法了。机场关了，巴士也因为没汽油停驶了。所以我想往东走，到巴基斯坦去。我在护照局外面排队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人，他们都说如果我可以租到一辆车，雇个向导带我们到那里去，查尔斯和我就可以安然跨过边界。一旦我们到了那里，我就会想办法弄到证件，再到另一个国家去。”

索拉博既觉得有趣，又觉得很困惑。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问，“你这么怕毛拉吗？你愿意放弃你在这里的所有生活，跑到沙漠去？”

她挑起眉毛，仔细端详他。这些年来，尽管不想，也从来没注意到，但她和索拉博早已成了朋友。

“不只是害怕。”她说，“我年纪大了，我明白，这是我唯一出去看看世界的机会。”

“你要到哪里去？”他问，但已经知道答案了。

“到美国去。我妹妹洛雪儿有绿卡好几年了，每年夏天都和她女儿到美国去。她觉得丈夫对她很好——送她到那里去旅行采购。其实他送她到美国，只是为了打发她离开，好让他可以和女朋友们鬼混。”

她看见索拉博笑起来，觉得很受鼓舞。

“反正呢，她这次已经走了，带着她所有的地毯和古董走了。他们甚至买了一幢房子，因为她丈夫很怕这里会发生什么事，他知道她或许永远不能再回来了。他们或许可以替查尔斯和我安排取得签证，如果我们能弄到护照的话。所以我才会来这里，因为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她向前靠近他一些。

“我知道——我听说——莉莉在美国和茉希狄住在一起。我想要你把她的地址给我。”

她屏息以待。他完全没反应。

“她是我外甥女。况且，为了找到罗珊娜，我得先知道莉莉的下落。”

索拉博眯起眼睛，仿佛想让视线聚焦，然后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她的信心不是装出来的，他想。她早就决定要相信，决定要有信心。

“你真的相信她还会回来。”他说。

“我心里有数。”蜜黎安叹了口气，但还是在椅子里坐得挺直。

“都已经八年了。”索拉博说。

“就算过一百年我都不在乎。”她反驳道。这时她沉默了。她觉得自己在索拉博眼中看见了疑惑。她再度开口的时候，语气疲惫、平淡，没了平常的自信。

“你能承受的伤痛是有限度的。”她说，刹那间声音全吼了出来。她住口，喘过气来，挖出身上最后一点勇气来继续前进。

避免投降的唯一方法就是，索拉博想，勇往直前。

“我失去了罗珊娜两次——第一次是她去和猫婆一起住时，第二次是她逃离这个家的时候。我失去我的母亲，我的一对子女。我甚至失去了查尔斯，他人在这里，心却早就不在了。或许我需要相信罗珊娜还活着。”

那天，有那么一瞬间，月姑蜜黎安差点儿就撼动了索拉博的决心。

然而，他站起来，向她伸出手。

“祝你好运。”他说。

他的手暖暖的。她握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再逼近一步，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改变心意。接着，她放弃了。

“随你吧。”她的语气又变得坚定了，“可是我要你知道：你和莉莉断绝关系是大错特错。她让你想起罗珊娜，你受不了，所以你把她送走，把她锁起来，假装是为了她好。可是，我还是会找到她的，就像我会找到罗珊娜一样。等我找到了，我会告诉她们说你很爱她们，说你唯一的罪孽就是缺乏信念。”

国王在1月16日离开了伊朗。同一天，一场地震袭击了伊朗东部，活埋了成千上万条的人命。

马西堤的孙子出现在电视上，说犹太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罪该万死。传信人莫拉德的老管家，满嘴金牙都是铁慕尔出钱帮他镶的那个，每天都到索拉博早已关闭数月之久的办公室去递送死亡威胁。海绵女芭西耶半夜来按门铃，等索拉博一开门，就对着他喊淫秽的字眼。

芙洛莲·克劳德努力想劝服索拉博，说他们该趁还来得及的时候逃走，可是他对她的恳求充耳不闻。所以她勉强压下恐惧，在门上装了更多的锁，彻夜反复查看，数着她的珠宝和钞票，将它们藏到更难被发现的地方。恐惧给她的喉咙打上了解不开的结，然后一路要命地穿过她的胃到达她的肠，在肠壁上蓄积化脓，再变成黄色恶臭的胆汁涌回嘴里，让她无法进食。她的声音变得走调嘶哑，身边永远被一团抹不掉的臭气云雾环绕着。

国王离开之后，他的最后一任总理沙普尔·巴赫蒂亚尔[沙普尔·巴赫蒂亚尔（Shapour Bakhtiar，1914—1991），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最后一任总理。]想试着恢复秩序，但几乎马上就放弃了。他听说霍梅尼已经从巴黎起程回伊朗。虽然机场已经关闭，但霍梅尼还是搭机回来了，唯一能阻止他的方法是在空中击落他的飞机。1月31日午夜，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开放了德黑兰机场。二十四小时之后，霍梅尼的飞机在首都降落。

索拉博用英文写信给我：

“我无法打电话给你，因为线路断了。”他说。

我看见他——我好多年前所认识的爸爸，那个年轻、忧郁、温雅，早晨亲吻我，晚上吃饭时坐着看我的人——坐在书桌旁，伏案写这封信给我，那双苍白优雅的手，几乎完全没碰到纸。

新政府征收了我们的房子，充当“保障弱势组织”的办公场所。芙洛莲·克劳德和我只各被分配到一个房间。有五家人搬进来和我们一起住。

我没办法再寄钱给你，因为我们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在我和新政府把问题处理好之前，或许你的朋友茉希狄愿意替你支付学费和其他的费用？

这又是她特异独行的个性里令人费解的一个谜团，茉希狄——那个从不施舍金钱给穷人，也从来不同情她那些住在蟑螂横行公寓里的房客子女的刻薄房东——却愿意资助我，不求一点回报，她一直资助我，甚至从来没当面对我提起过这事。

月姑蜜黎安在1981年三月抵达洛杉矶，在她和查尔斯先生躲在租来的沃尔沃里驶过边界到巴基斯坦的两年之后。他们付了十万托曼[伊朗货币单位，一托曼等于十里亚尔。]给司机，让司机助他们偷渡出国门。一离开伊朗，他们又付了一笔钱，免得他去告密，把他们出卖给巴基斯坦当局。他载着他们开了三天半的车，到达阿富汗边境白沙瓦的难民营。这个难民营是联合国难民总署建立的，用来安置阿富汗与苏联占领军交战期间制造的阿富汗难民。烟尘弥漫，非常拥挤，每天都有新难民涌入，却正是蜜黎安与查尔斯先生躲避巴基斯坦当局查缉的安全处所。

“只要告诉他们说你们是阿富汗人就好了。”司机在距难民营两英里之处让他们下车时说，“反正他们说的也是波斯语，只是有点不同罢了，而且他们和我们长得很像，没有人分得出来。”

蜜黎安和查尔斯先生在难民营里待了十七个月，睡在帐篷里，吃着——用查尔斯先生实事求是的说法来形容——比较适合稚颔幼儿与无牙老人吃的食物。一逮到机会，蜜黎安就打电话到洛杉矶给洛雪儿，要她帮他们到美国去。

“查查弄到签证的手续，帮查尔斯先生和我租个地方。”她指示洛雪儿道，“在这段时间里，我会去找出关键人物，收买他们，施加压力，买几本护照。”

她立刻采取行动，找联合国难民总署的工作人员问问题，游说，却只拿到更多稀粥和一副男式太阳眼镜，以代替她在逃离伊朗途中遗失的那一副。于是她另觅他途，在营区的其他难民中寻寻觅觅，最后找到途径接触一个男人，他认识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又和某个贩卖偷来的伊朗护照的男人有亲戚关系。在叛军突袭伊朗国家情报与安全局总部期间出土的这批护照，原属于被国王秘密警察逮捕的政治犯，现被走私到伊朗境外，用高得惊人的价钱在邻近国家的黑市出售。

月姑蜜黎安用她最好的一颗钻石换来安排离开白沙瓦的机会。他们乘车到伊斯坦布尔，再搭飞机到法兰克福。在那里，他们住进没有淋浴间，蟑螂满屋爬的廉价旅馆。查尔斯先生怕得不敢跨出房门一步。蜜黎安每天都打电话给洛雪儿。

“给我签证。”她命令道，“查尔斯不停威胁说要去大使馆自首，回伊朗去。”

法兰克福的美国大使馆拒绝给他们政治庇护。他们飞到布鲁塞尔，再次申请。

“我们逃出来时只带着几件换洗衣服。”每天，大使馆一开门，蜜黎安就对柜台职员说。她是每天造访大使馆的好几百人之中的一个。大家的故事都一样，大家的需求也都很明显。然而，蜜黎安仍设法向办事员传递她的惊慌与窘迫，让他们感同身受，无法忽视。也许是她直截了当的态度，或她奇怪的服装；又或是她说话时盯着他看的神态，或者她似乎不必真的开口就能让他明白，比起在这座清冷城市里喧嚣使馆中的区区一个低阶职员，她曾击败的敌人要强大得多，曾克服的障碍也艰险得多。

“我丈夫身上那件衬衫已经穿了十个月了。如果你不肯帮我们，他就会因为沮丧而死。”

她踏遍全市的廉价旅馆，找和她处境相同的伊朗人。她打电话给德黑兰的朋友，写信给任何可能会不怕麻烦给她回信的人，问起她离开之后伊朗的近况。

他们告诉她，政府逮捕了塔拉叶和她的侄儿情人，这两个逍遥了十二年的罪人各被判了四十年监禁。“侄儿”每天都写情书给塔拉叶。有个狱卒发现了这些信，告发了他。在历时九十分钟的审判之后，他被处决了。

就在查尔斯先生快发疯的时候，大使馆发了签证。

在洛杉矶，洛雪儿到机场来接蜜黎安与查尔斯先生。她看着他们走下环球航空的喷气式客机——蜜黎安还是穿着她当初逃离伊朗穿的那件棕色外套与尖头鞋，查尔斯先生拖着脚跟在她背后，把他所有的家当都装在一只棕色与绿色格纹的手提行李袋里，时刻准备用生命捍卫他所有的一切。洛雪儿看见他们的时候，相比兴奋，反觉得难为情。

她身穿香奈儿套装，脚蹬蛇皮高跟鞋，双唇画着咖啡色唇线，涂成琥珀色，睫毛因为起床太早而涂了太多层睫毛膏，沉甸甸地往下垂着。她迎向蜜黎安，心中希望这天早上没有认识的人在机场。然后她催着蜜黎安与查尔斯先生到停车场，把他们塞进她那辆敞篷梅赛德斯汽车唯一的乘客座位里。

他们将车开到韦斯特伍德的威尔夏大道一幢高层出租公寓旁。洛雪儿告诉蜜黎安，很多伊朗人“暂时”住在这里，等待革命平息，王朝复辟。

“那他们可得等很长一段时间喽。”蜜黎安淡淡地说。

大楼里很拥挤，疏于管理，弥漫着异国料理的气味，每一层楼都有推车装货卸货的噪音。但是蜜黎安搬进了公寓，不抱一点幻想地接受了她的流亡生活。她打定主意要挨家挨户拜访所有的邻居——连美国人都不例外，她说，毕竟，她要征服的是他们的国家。第一个星期，她替查尔斯先生买了新的鸟儿，还把家里的阳台改造成小小的花房，让他可以种花莳草。然后她答应让洛雪儿带她参观一下洛杉矶。

月姑蜜黎安穿着袖子卷到手肘的男装外套走遍了比弗利山庄的大街小巷。洛雪儿之前在罗迪欧大道[为比弗利山庄知名的高档服饰精品街。]上花了大把的钱，想让店员留下深刻印象，对她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尊敬，但她带姐姐到这里来却是大错特错。蜜黎安伸手摸着衣服，一副挑选活羊的模样，询问价钱，却只是为了告诉店员说所有的东西都卖得太贵了。她在每家店都要求见店长，警告他们——但他们却面无表情，一副冥顽不灵的样子——别触怒全能上主，一旦他低头看见这条“短得像羊老二的街”，发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行之不义：开价要一整个家庭的收入总额，换一件并非真丝，甚至都不是手工缝制的衬衫，而且每回干洗还得花上十八美元——十八美元，按三千伊朗里亚尔换一美元的汇率来算，这笔钱够五口之家在德黑兰市中心付一个月的房租了。

姐姐对古驰和菲拉格慕神圣殿堂口出恶言让洛雪儿深感羞愧，她相信自己此后走在罗迪欧大道的每个角落都只会得到嘲弄的微笑，于是催着蜜黎安离开这条街。洛雪儿想给蜜黎安买个蛋卷冰激凌，却又换来她的长篇大论，指责柜台后面那个抽大麻的青少年真是暴殄天物——明明冰激凌只有一个口味也行，却偏偏要搞出三十种花样来。

洛雪儿带身材像梯子、脸上架着埃尔维斯·科斯特洛式大眼镜的蜜黎安到韦斯特伍德大街去，那里的伊朗杂货店和餐馆刚开张营业，但是蜜黎安不肯踏进店里一步，说这儿的价钱比皮科大街和费尔法克斯那边同样的店贵太多。

蜜黎安安顿好之后，每天下午会在海洋大道上散步两个小时，只为了碰见新来的伊朗移民，过不了多久，她就认识了每一个在圣莫尼卡街头混的酒鬼和毒贩。向来深信人类最大的罪恶就是浪费食物的她，会把一些剩下的食物带来给她的新朋友们：摆了三天的莳萝欧芹饭，洋葱、大蒜、番红花煎羊腿，红醋栗、小茴香煨康郡鸡。她把菜肴装在大锅里，用漂成白色的粗棉布包起来，打个结，远远看起来就像个襁褓中的婴儿，或是裹着丝巾的胖女人的头。

蜜黎安的习惯让洛雪儿备感羞辱，而苏珊则抱怨蜜黎安看什么都不顺眼，可是，认识蜜黎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看人和刺探秘密的天分无人能及。她拥有雷达似的直觉、无与伦比的记忆力，从来不在乎什么隐私或敏感话题，因此，她对住在加州土地上的每个犹太人的身世都知之甚详，连他们家族的来龙去脉都打听得一清二楚。

然而，除非她能达成离开伊朗之前为自己设下的目标：在美国找到我，否则无论是逃离了伊朗或掌控了加州，都不能带给蜜黎安一丝真正的满足。距离爸爸送我离开家，精心安排不让妻族人找到我起，已经过去了九年。

最后，当然，她做到了。

那天早上，月姑蜜黎安从茉希狄家对面的公共电话亭打来电话时，对我说：“我是你亲爱的蜜黎安阿姨，带大你妈妈的阿姨。你很可能不记得我了，可是我知道你所有的事情，包括那些你从来没想过会是真的的事。”

那是1981年的8月。我已经连续在茉希狄家度过了三个夏天。我是6月初来的。没过多久，茉希狄就临时起意去加勒比海度假了——有个拥有一座小岛的老男人邀她去做客。前一个冬季，他才带她到他坐落在阿尔卑斯山的占地六千平方英尺的豪宅去。

“走到窗户旁边，往外看。”蜜黎安不给我喘息的机会，一口气往下说。

我的心“咚”一下沉到底。我从床上跳起来，抱着电话走到窗边。她在那里，在日落大道与山麓街交叉路口的电话亭里——在清晨寂静空荡的街头，一个颀长的黑色身影，一面说话，一面对我挥手。

“你不知道，”蜜黎安继续说，“我在全加州到处奔走，想找到你。”

她直盯着我的窗户，仿佛看得见我站在这里努力想搞清楚她是不是我想象出来的东西。

“我们不得不逃出伊朗，查尔斯先生和我。查尔斯先生是我的丈夫，他出身犹太区，当然啦，我和你妈妈也一样。但是他母亲自以为生了个摩西呢，所以给他取了个王子的名字：查尔斯，也不管她自己会不会念。

“反正啊，没用哪。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别说要治国了。”

她叹了口气，暗示这是她不想此刻在茉希狄家门外揭开的旧伤疤。

“革命期间，我去看过你爸爸，向他要你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不肯给我。你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几个月之前来到洛杉矶。知道你应该是读中学的年纪，所以我一家一家学校找，找遍了整个州的每一所公立和私立学校，问他们是不是有叫你这个名字的学生。我没想到要先找茉希狄，但是一想到之后，就找到你了。挂掉电话，打开门吧。我马上就过来。”

我手里还抓着话筒，看着那个女人挂掉电话，然后从她袖子里掏出手帕，弯腰擦鞋子。她提了两个绿色的篮子——第三世界妇女提去买菜的那种篮子——连看都不看路上车辆就闯过街来。我一直看着她穿过院子，走上门阶。这时我转身，满脸通红，心想，如果她进到屋里来，我该怎么办呢。

我打开门之后的第一个念头是：蜜黎安好老啊——比罗珊娜老得多——“月姑蜜黎安”的意思是“像月亮一样美丽”，但是在她身上完全找不到这个美丽名字的蛛丝马迹。然后我想起来，我曾经见过她，那一天她向我保证一定会找到我妈妈，那之前她也来过我家几次，不是捎来坏消息，就是来参加守丧。我问起的时候，罗珊娜回答说没错，蜜黎安是她家姐妹里最漂亮的一个，她比犹太区的其他女孩都漂亮，只有绿色眼眸的电影明星茉希狄堪可匹敌，不过这不算，因为茉希狄是俄国贵族与亚述魅影商人的私生女。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比常人来得高，也来得瘦，腿长得像正穿着裙子踩高跷，脖子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一开口讲话就看见喉结上下滑动。她穿着尖头的男鞋，深蓝的裙子，以及一件棕色的人造纤维衬衫。衬衫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男款羊毛外套——是西装外套，她几分钟之后自己说，这是查尔斯先生以前的衣服；头上还覆着一条黑色的人造纤维丝巾，并在颔下打了双结。丝巾底下的头发用伊卡璐的染发剂染成了橄榄色的，发尾纠缠在一起，而发根全白了。脸上架着一副黑色的宽边厚镜片眼镜——是礼物，她后来自己说，巴基斯坦那里的联合国难民总署的救援人员送的。

“莉莉小姐！”她走进来的时候喊着，然后亲吻我的双颊。她闻起来有股肥皂和旧衣服的味道。她退后一步，仔细端详我的脸，然后打量我的身材。

“你几岁了？”她问，“十四？十五？”

她失望地摇摇头。

“你太瘦了。你一定是那种拼命想节食的女生。”节食两个字听起来像在骂人。

我很迷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回答说，我的体重差不多接近建议的标准体重。这句话听起来实在很蠢，但是蜜黎安竟然没觉得奇怪。

“会这么建议的人，自己一定得了厌食症。”她回答说，“难怪你脸色这么差。”

她提起放在地上的篮子，往茉希狄的厨房走去。那里面的炉子难得一用。

“那女人一定是疯了，丢下你一个人和女仆在家。”

仿佛知道有人提起她似的，管家突然出现在厨房里，大惊失色地瞪着蜜黎安看。

“你是什么人？”她问。

“是她的阿姨。”蜜黎安懒得看管家一眼，“你管好自己的事就好了。”

她把篮子搁在水槽旁边的料理台上，脱下外套，整整齐齐地挂在椅背上，开始把奇奇怪怪的食物放进冰箱里。

我站在敞开的门边，一手还握着门把手，不敢置信地看着一瓶瓶玫瑰露、樱桃与榅桲糖浆，一袋袋干莳萝与磨碎的番红花，一盒盒芝麻蜜饼和椰枣，一捆捆小萝卜、菠菜和葡萄叶被摆进了冰箱。蜜黎安拿出两只新鲜的鸡——“价钱实在太贵了，”她说，“可是我只料理依犹太教仪式宰杀的鸡。”——还有一帆布袋被漂白过的米。“香米[Basmati，产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水稻品种，纤长香浓，透明且黏性低，价格约为一般白米的数倍，是印度极为重要的出口农产品。]，”她指着米袋前面的大象标志给我看，“印度来的。波斯的米要好得多，当然，现在买不到了，就算在伊朗也一样。”

她透过镜片瞥了我一眼，一面挥着拿刀的手。

“你可以进来了。”她说，朝早餐桌的方向点了点头，她要我坐在那里。“我知道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夜里敢一个人待在这里，可别说我把你给吓坏了。”

她打开橱柜，拉开抽屉，重新摆放碗盘，搞清楚怎么用炉子。她找到一个碗，装进冷水，泡进一整包我从小时候离开伊朗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的蔬菜，然后拿起一把餐刀开始磨利这里唯一一把菜刀。一直到感觉我准备打电话求救的时候，她才开口对我挑明道。

“我要在这里待一整天。”她说，“我知道茉希狄不想要我这么做，你爸爸也不想。可是你是我的外甥女，我想要多了解你一点。所以，既然我人在这里，而你看起来又一副好多年没好好吃一顿的样子，我想我得帮你弄顿饭。”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坐下来吃饭，桌上有两道炖菜，一盘米饭配甜樱桃与番红花烤鸡。我把勺子举到唇边时，蜜黎安瞄见我颤抖的手，又开始发动进攻。

“我知道茉希狄一直在资助你。”

她实事求是地说，但是扬起一边眉毛，显然不太高兴。

“我和她认识很久了，而且我知道她从年轻时起到现在都没怎么变。”

她的眉毛就像我的勺子一样，还是没放下。

“如果我是你爸爸，绝对不会让你和她一起住，更不会让她养你。”

她垂下眉毛，在椅子里挪动了一下。趁她暂时停火的瞬间，我吞下饭菜，把勺子放回盘子里。

“反正啊，”她放缓语气说，“现在我来了，我们可以更常碰面，我会让你知道，像我们和你妈妈这样的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又往嘴里塞了一勺饭，嚼也没嚼就吞了下去，目光一直没离开面前的盘子。她提到罗珊娜，让我心跳加速。饭菜的滋味，茄子和酸葡萄干的气味，勾起了我不愿回想的那个地方与那个时期的记忆。

“我还在找她，你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她，带她回来。”

我记起罗珊娜用手给细长的日本茄子削皮，记起和她一起走到院子的葡萄藤下，摘下裹着一层灰的酸葡萄，吃掉的比摆进篮子里的还多。我记起她那张浮现在饭锅上的脸，她盯着我吃饭的那双眼睛。她爱我，我想，我对她来说很重要。

蜜黎安往前倾，在我的饭上多加了些炖菜。

“所以我必须先找到你。因为我知道，罗珊娜迟早会回来找你的。”

听见蜜黎安这么信心满满，我吓了一大跳，仿佛她这说的不是什么来自遥远异国老妇人的奇思异想，而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

“你觉得我妈妈还活着？”我问。

我在她的眼镜上看见了自己的倒影——两个一模一样的纤小面孔，既愤愤不平又消沉沮丧，在这个暂时消失在她自己眼镜后面的女人面前，突然意识到自身的无能为力。

“她当然还活着，”蜜黎安想也不想地说，“她才四十三岁。她怎么会没活着？”

我感到满腔怒火，感到饭菜让胸口中毒，一股灼热就要从嘴巴里窜出来了。

“因为她没活着。”我说。

我没打算说出口的这句话突然冲口而出。我仿佛在听着其他人说话，说着我自己不知道的事。

“我知道她没活着。每个人都知道她没活着。”

蜜黎安坚决而自信地摇摇头。我明白我恨她。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她说。

刹那间，我忘了修女教我的所有规矩和礼貌，忘了自己一个人生活时学会的自我保护方法，我对蜜黎安破口大骂，希望能彻底摧毁她。

“你是个满脑子蠢念头的蠢女人。”我大吼，把勺子丢回盘子里，看着红色的酱汁溅到蜜黎安身上。酱汁弄脏了她的镜片。“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就连你在伊朗来看我的时候，也什么都不知道。”

蜜黎安一动也不动，双手紧抓着桌角，目光异乎寻常地冷静。

“我妈妈死了。”我说，又吓了自己一跳。我想住口，想躲回我住了十年的那个沉默恐惧的小空间里。可是蜜黎安在眼前，我控制不了自己。

“她自杀了。”我放声尖叫，“我看着她自杀的。她死了。”

女仆听见我的叫声，冲进厨房。我站在蜜黎安面前，对自己说的话惊骇不已。

“所以你走，快走，趁茉希狄还没发现我让你进来之前，快带着你的臭食物滚吧。”

我离开饭桌，浑身颤抖地靠着料理台以保持平衡。我暗自祈祷蜜黎安会站起来，安安静静地离开，就像她突如其来地进来一样；我暗自祈祷，我会忘记自己曾经见过她，会忘掉她说过的话；更重要的是，我暗自祈祷她不会找到罗珊娜。

但月姑蜜黎安举刀刺得更深。

“如果她已经死了，”她用面巾纸揩着眼镜，看都没看我一眼地问，“如果你妈妈已经像条狗一样被埋了起来，你会比较容易理解她为什么没回来吗？”

那天离开的时候，蜜黎安已经把孩提时期让我彻夜难眠的那种焦虑，重新植回到我心里。她清理餐桌，洗好碗碟，不准女仆踏进厨房，因为这里突然变成了蜜黎安的领地。她很细心地给冰箱里的食物贴上标签，写下步骤，交代女仆留在炉子上的那几锅菜要怎么加热。

“你应该过来见见家人。”她说了两次，显然选择了不理会我的发飙，知道我已经逃不出她的掌心了。“洛雪儿在这里，苏珊也是——还有她们的孩子，不过老公不在。”

我垮下脸，转头不看她，明白表示我对她那些妹妹的事情和生活不感兴趣。她明明看见我的反应，却还是继续说。

“我要办个聚会，邀你过来。”她仿佛没听见我说的话，“你表姐约瑟芬只比你大几岁。一到美国，洛雪儿就急着把她嫁掉。她已经有两个小孩了。还有你的姨婆——你妈妈的阿姨。亲爱的光姨雇人杀她老公，后来被联邦调查局逮到了。”

我吓呆了。我见过她——这个花钱雇用园丁暗杀丈夫的老妇人。我在夜间新闻上听说了这起事件，但不知道她是我的姨婆。

“你该走了。”我对蜜黎安说。知道自己很无礼，我刻意要无礼。“茉希狄不喜欢我让奇怪的人来家里。”

蜜黎安提起她的塑料篮子，微微一笑。

“你觉得我看起来很奇怪。”她说，又是实事求是的口吻，“你最好习惯吧。”

第二天她又来了，第三天也是。她从韦斯特伍德搭巴士到圣莫尼卡大道，然后转车到峡谷街，再转车到日落大道。她会开车，她说，但是来到洛杉矶之后，一次也没开过，她知道车子的保险费一年得花上一千五百美元——一美元从能兑换三千里亚尔，升值到了五千，最后高达八千。向来有生意头脑的她和旗下司机大多是伊朗人的出租车公司老板谈妥条件：她每星期搭他们四次车，无论车程远近，一趟收十美元。她把出租车留到要去远处或者是上市场提大包小包的时候用。

“你应该和我一起搭巴士。”她总是坚持说，“能够好好看看大家是怎么过日子的。”

我满心疑虑，也很怕她会破坏我小心翼翼在自己周围建立起来的平静，所以她来的时候，我总是躲在房间里，叫女仆打发她走。女仆屡战屡败。蜜黎安每次都推开她，径直闯到我房门口，站在外面对我说话，好像是我的老朋友，然后下楼做饭，待在那里——待到我弃械投降，出来见她。

“尝点这个。”她会推一口食物到我嘴边，“这会消掉你的黑眼圈，让你长点肉。”

她谈起我爸爸，说他把自己锁在信仰大道的家里，整天看书看到眼睛瞎。她说芙洛莲·克劳德完全疯了，说铁慕尔是个好人，一个很罕见也很诚实的人，他被自己的自尊给害死了。

“他爱你。”她说，“他爱你，因为你是他儿子的女儿——但更重要的是，你是你妈妈的女儿。”

我垂着头，皮肤因愤怒而在燃烧发烫，低声咒骂蜜黎安，却牢牢抓住她的每字每句不放。

八月，茉希狄结束她的岛屿假期回来了，发现蜜黎安在她的厨房里。

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蜜黎安把鸡胸肉串在烤肉叉上烤。她已经用番红花、柠檬汁、橄榄油、干红椒、洋葱和大蒜末腌渍了鸡肉。因为茉希狄觉得烧烤的行为非常野蛮，家里并没有烤炉，所以蜜黎安在炉子上架了个小烤架。无论我有多讨厌她来，但是只要她在，屋里就有股让人安心的烟火气。下午四点钟时，我从烤鸡肉串上抬起头，看见茉希狄站在门口。

她晒黑了，修长的身体穿了一身白，手臂纤长，头发扎成一条松松的马尾。她瞪着蜜黎安，仿佛看见了天灾的现场。

“这是什么人？”她问。

我绞尽脑汁要挤出个答案，却想不出该说什么。蜜黎安气定神闲，一眼看着茉希狄，一眼盯着她的鸡肉，翻转了一下烤架上的两个烤叉，然后用波斯语开口说：

“在这个国家，留小孩一个人在家，而且不好好给他吃饭的话，是会被抓去关的。”

茉希狄脸色发白，身体微微颤抖，目光从蜜黎安身上转到我身上，然后再回到蜜黎安身上。

有那么一会儿，她看起来全无招架之力——孤零零的女人面对一个年老却出其不意的敌人，但她马上就恢复了镇定，站得更挺，眯起眼睛，用凌厉的眼神盯着蜜黎安。

蜜黎安用她挂在茉希狄炉子把手上的厨巾缓缓地擦了擦手，然后走到茉希狄面前，伸出手。

“早就猜到我们会再见面，只是没想到是在这里。”

茉希狄没握她的手。蜜黎安耸耸肩，又回到炉子前面，给茶壶添满冷水。

“我每隔几天就来弄东西给这孩子吃。她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而且还没什么精神。”

“你想要什么？”茉希狄问。

“没想找你要什么。”蜜黎安打开炉子，放上水壶烧水。她从一个红色的金属盒里舀出两勺红茶茶叶，放进一个比较小的茶壶里。等水滚热了，她把水倒进茶叶里，浸上五到十分钟，才倒出茶水来。

“我从来没想找你要什么，我是为了这孩子才来的。”她直直盯着茉希狄说，“为了找到我妹妹。你的朋友。”

我看得出来，她很高兴能打败茉希狄，她很高兴自己占了上风。搞得茉希狄不知所措，这让她觉得自己力大无穷。但是强悍如茉希狄，怎么可能让蜜黎安得意太久。

“随便你。”她转头就走，“只要别再回这里来！”

当然啦，蜜黎安还是回来了——因为她是个按自己主意行事的人，因为她特别喜欢顶撞、激怒茉希狄。她找到圣马利的校址，开学之后，每个周末都到宿舍来。她和安娜·罗丝修女与院长交上了朋友，带各式各样她认为适合天主教徒口味的特色料理来。她还答应替全校煮午餐，和修女们分享东方社会教导女孩听话、用功、不和男孩鬼混的秘诀。“别让她们在镜子前面浪费时间。”她建议，修女们因为找到来自东方的知音而雀跃不已。“空虚是放纵的前兆。”她对她们说起自己在盟军学校教书的日子，坐实了她们对我身上没有半点天主教血统的猜测，印证了我父亲确实是个奇怪的人——“不过呢，他有一半的皇族血统，也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再加上他母亲是个假德国人，你们还能有什么期待呢？”

她告诉修女说索拉博和我说的都不是事实，罗珊娜并没有死。“她走了，但毫无疑问并没死。”

后来蜜黎安请院长准许她带我外出度周末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太棒了！”蜜黎安真的开心，“我要办个家族聚会，把她重新介绍给大家认识。”

她邀了两个妹妹，还有洛雪儿的女儿约瑟芬和约瑟芬的丈夫。他当然没来，可是只要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他就一定会很生气。她也打电话给查尔斯先生的三个姨婆和亚胡伯舅公。然后，她在星期天上午搭出租车到帕萨迪纳来接我，带我准时去和大家见面。

我明知道最好别去，却还是去了，一半是因为蜜黎安的强迫，一半是因为我也想看看这些和罗珊娜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蜜黎安的公寓很小，但是光线充足，洋溢着鸟鸣和一大早就在厨房火炉上烹煮的菜肴的热气。查尔斯先生在门口迎接我们。

“嘘。”他用手指抵着嘴唇警告说，“你们会吓着小鸟的。”

客厅里摆着古怪的不成套的家具。餐桌是在帕萨迪纳的玫瑰碗跳蚤市场里从一对夫妇那里买来的，波斯文的杂志和报纸堆得屋里到处都是，还有一叠蜜黎安常看的《美国国家地理》与《科学美国人》。

“我喜欢拿经验来和科学抗衡。”她看见我翻那些杂志时解释说，“每次都是经验得胜。”

她留我在客厅，径自去查看饭菜。我坐下来，胃紧张灼热，双手冰冷汗湿，看着查尔斯先生在阳台上对小鸟说话。他对着小鸟说悄悄话，警告它们马上又会有大批人马涌进。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屋子里有某种东西让我格外不安。这时，门铃响了。

最先抵达的是亲爱的光姨，她1977年来美国探望儿子，暂居了两个月，最后却永远留了下来。她是和不肯与她交谈的丈夫以及儿子一起来的。她儿子不肯和父母任一一方说话，但还是替他们付账单，当他们的司机、厨子和护士。亲爱的光姨个子很矮，腿很细，屁股肥润，每跨一步，就扭个完美的半圆形。和身体相比实在太细的手臂，牢牢抓着儿媳在市中心买来的香奈儿皮包不放。她儿媳说这皮包“很可能”是真货——店里卖一千美元的东西，是她在街角向那个名叫穆斯塔法的左脸颊有龙纹刺青的家伙用三十三块五买到手的。

“这样啊，那一定会被偷。”亲爱的光姨嘲笑儿媳胡乱花钱装大方。可是私底下，一想到皮包可能是真的，她就很兴奋，而让她最快乐的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拥有她认为其他女人会嫉妒的奢侈品。

或许是因为同情她小小的虚荣心，也或许是觉得拆穿亲爱的光姨很不智，所以她身边没有半个人自找麻烦告诉她儿媳其实是在糊弄她。别的不提，光是皮包上的那个G——是G喔，不是C——就已经露馅了。

两年前，亲爱的七十一岁高龄的光姨雇用她的墨西哥园丁去暗杀丈夫。

她付给园丁三百美元的现金和一袋她丈夫的旧衣服。园丁说他没有枪，亲爱的光姨就亲自搭巴士到市中心，到处问来问去，找到一个枪贩，给园丁买了一把猎枪。园丁在他位于埃尔蒙特那幢小房子的车库里忙着锯短枪管的时候，他老婆走了进来，问他在干什么。

“这个老太太付我三百美金，叫我干掉她老公，然后弄得像闯空门。”他一面忙一面解释，“她说他们结婚五十三年了，可是她还是恨透了他。”

园丁这个正怀着第三个孩子永远缺钱的老婆觉得亲爱的光姨是在占自己老公便宜——只花三百块钱就要干掉一个人——告诉园丁说，至少要开价七百美元才干。

“没这个行情啊。”园丁每星期定期一次来干活的时候，亲爱的光姨对他说，“就算我付得起，他也不值这个价啊。”

园丁告诉老婆说他无论如何都要动手。“我答应过她了。”他说。所以他老婆就去报了警。

于是呢，一辈子都默默无闻的亲爱的光姨就这样成了《洛杉矶时报·都会版》的头条新闻人物。在家里被捕并被指控有罪之后，她看见自己的照片上了电视和报纸，同意接受专访，光是在南加州，至少就有十一家波斯语媒体采访过她。她在牢里待了两个晚上，然后她儿子以她年老体衰，对社会并无真正威胁为由，想办法把她保释了出来。丈夫对她的背叛当然很恼火——“我就是没办法教会这个女人安分守己”。他揍了她一顿。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教女人懂规矩吗？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他整天痛骂她，说要在洛杉矶县的检察官把她送上电椅之前亲手宰了她。他打电话给每个认识的人，说她是个荡妇，说她一定是和园丁上了床，才说动他行凶。然后他打电话给儿子，要儿子带她回家来，因为脏盘子已经堆积如山，而且他不会弄干衣机上的转盘。

和大家的预期恰恰相反的是，这件事反而让亲爱的光姨与丈夫的关系大为改善。他们的邻居说，自从她被捕之后，他们吵架的次数少了。亲爱的光姨一开口就咒骂丈夫，却也很认真善尽妻子的责任。而她丈夫虽然每天都威胁要离婚，却从来没采取行动，因为他心知肚明，在他自己和越来越深重的老年孤寂之间，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此刻，他们并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亲爱的光姨双手抱臂，但还是紧紧抓着皮包，把它放在肚子上。她丈夫手里捻着一串在伊朗买的玛瑙念珠。在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有一只绘有细小蓝色花朵的绿色玻璃瓶。

我以前见过这只瓶子——或者是像这样的瓶子。我知道，因为这瓶子让我很不安，因为我没办法看着它，一瞥见它我就忍不住想哭。我费力苦思，就是想不起来为什么。

紧随亲爱的光姨到来的是洛雪儿和约瑟芬，还有约瑟芬襁褓中的儿子，以及她们的危地马拉女仆和菲律宾保姆。以猫婆雅丽珊卓会客厅里那张躺椅命名的约瑟芬，才刚刚经历长达五年的“坏心情”诅咒，因为她丈夫不停“制造”女儿。终于生下宝贝儿子之后，她浑身充满骄傲，就连面对悲惨的境遇都无法不志得意满。

“你看，”洛雪儿展示所有的礼物，开怀微笑的约瑟芬站在旁边。“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挑粉蓝色的——娃娃车、尿布、帮佣的制服。现在啊，年轻的妈妈对这种小细节可注意喽。”

下一个进来的是巴赫朗，他来到美国，发现梦中修长的金发女郎全在这里之后，就改名为布莱恩。他在洛杉矶附近拥有许多自动仓储设备——这个生意不但让布莱恩赚进可观的财富，也让他有大把的自由时间可以玩高尔夫球。这天陪他来的不是妻子，而是过去十年来身兼他情妇与秘书的女人。

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因为走私古董出境，在霍梅尼的大牢里待了两年的亲爱的力姨，以及她姐姐亲爱的傲姨。有钱得不得了的傲姨是全家人鄙夷、嫉妒与嘲弄的对象，可是蜜黎安还是邀她来，毕竟她也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塞满了蜜黎安家狭小的客厅，然后发现了我。

“她在这里！”蜜黎安介绍我，他们全像目睹奇迹似的赞叹着。

这和过去生活为我所提供的经验完全不同——这些人看着我，仿佛是在看什么奇珍异品，每个人都伸出温暖的手，用力拥抱我，吻我的双颊，为我垂泪。他们给我东西吃，亲吻我，仿佛在说我很重要。

“我记得你爸妈的婚礼。”布莱恩对我说了两遍，“那天晚上你妈妈浑身发光，整个人都被染成了新的颜色。”

十一点钟时，蜜黎安端上了她自创的早午餐：炸日本茄子配大蒜与西红柿；硬硬的水煮蛋加羊奶酪与烤饼；生葱、青椒与新鲜的核桃拌去皮的腌黄瓜；柠檬红椒烤白鲑；菠菜、莴苣、芫荽、洋葱炒蛋。

亲爱的光姨的丈夫不屑地看着满桌菜肴。“没有饭？”他问，“什么样的女人会不煮饭啊？”

亲爱的傲姨向来相信亲戚都想毒死她，好继承她的遗产——总值约有九千万美元的巨款，所以她除了自己剥的香蕉之外什么都不肯吃。

蜜黎安看着大伙吃喝。她煮的美式咖啡很淡，他们还以为是茶，而她的茶更淡（太多咖啡因会害你心悸，让你减寿十年），尝起来简直像热开水。

到了午后一点钟，大家都不吃了——只有亲爱的傲姨对香蕉情有独钟，继续吃她的第九根。洛雪儿抽掉她的第一包蓝色登喜路，苏珊被差遣去收拾餐桌和洗碗。在餐厅里，亲爱的光姨紧抓着皮包坐着，还是不和丈夫说话，不住打量其他两个老妇人和刚刚才到的人——苏珊信佛教的十八岁女儿，她从不错过任何一次家族聚会，好把握机会劝其他人和她一起加入本地的分会。

“你应该来和我们一起体验一下的。”她这会儿对我说，“你或许会发现，你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

我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思索，我和这些人有多么不同，就像我妈妈一样，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不自在。我看见蜜黎安从厨房端出一个大托盘来，上面是拌了芫荽与红醋栗的白米饭。我们才刚吃完午餐，她就已经忙着准备晚餐了。

她把托盘摆在餐桌上，用手指舀出一点米饭放到洋葱皮上，然后捏成漂亮的团子，准备等一下拿来炸。

我张嘴问出心中唯一想到的问题。

“我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是影响极其深远的一刻，就连亲爱的光姨那位年迈而精神不济的丈夫也一直到死都忘不掉。就每个人的记忆所及，这是蜜黎安第一次卸下心防，完全无法招架。

她盯着我看了一晌，茫然出神，完全忘了手上的洋葱皮，让白米饭又掉回盘子上。然后，她的手垂到膝上，在围裙上抹了抹。

“我来弄点茶。”她说着就离开了餐桌。

我还是坐着。其他人都有意不看我。

我等着。

挨过似乎永无止境的沉默后，苏珊开了口。

“她与众不同。我只记得这个。”

洛雪儿又抽了一根蓝色登喜路，皱起眉头，用眼神暗示苏珊别说了。约瑟芬说她要去看看宝宝，走出餐厅。亲爱的傲姨又伸手拿了一根香蕉。

“她为什么离开我爸爸？”我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一次，洛雪儿在苏珊还没开口之前就挺身而出。

“我们不知道。”她说，“没有人知道。小孩不该问这种问题的。”

很快，她打开皮包，拿出一颗小药丸，一颗她称之为“我的阿普唑仑”的抗焦虑药。

“狗屁不通！”苏珊粗鲁地说，但是马上因为背后那声很响的噪音而噤口了。这个声音也让查尔斯先生的鸟儿狂躁不安，拍着翅膀在封闭的阳台上来回飞动，互相碰撞，因而更加害怕。

厨房里，蜜黎安“砰”一声把水壶摆到炉子上，借此告诫大家别再多话。

“我泡了茶。”她挺直背脊走回餐厅里说。她开始把茶倒进一个个窄长的玻璃茶杯里，然后将杯子摆在她从费尔法克斯的九十九美分商店买来的便宜竹托盘上。她把茶还有一个她退冰退了一整天却还是飘着冷冻味儿的南瓜派端到餐桌上。这个派是布莱恩的情妇在去年感恩节送给她的，那时他妻子到俄亥俄州和父母过节去了，所以他带情妇来参加家族餐会。蜜黎安一收到派就把它塞进冷冻库里——因为她已经有太多甜点了，她对这个情妇说，而且拿蔬菜做甜点的点子也实在太惊世骇俗了。现在，过了将近一年之后，她硬是把这个派放进布莱恩的盘子里，同时严正警告。

“这很像冰激凌蛋糕。”她对他说，“吃完吧，否则又要在冰箱里摆上一年了。”

后来蜜黎安又邀我到她家好多次，每个星期五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帮她布置安息日，叫出租车来接我，坚持要我陪她去参加婚礼和成年礼，以及她向来不错过的割礼与婴儿洗礼。她也让其他阿姨给我打电话，强迫约瑟芬邀我去参加她每个小孩的生日派对。有两次，她甚至还劝动了布莱恩开他的法拉利来看我。他有一次是带女朋友来的，另一次则带了妻子。

“你不能一辈子把自己锁在教会女校里，然后以为自己踏出校门的时候就会变成正常人。”每回我拒绝邀约的时候她就说，“你得出来，交际一下，认识你的家人，就算你受不了我们。到头来，你会知道，我们是你所有的一切。”

通常我都会屈服。我从这个人的家到那个人的家，穿上茉希狄买给我的衣服，静静坐着，这衣服穿起来并不舒服，希望能让我的阿姨们看得顺眼，但心里也知道绝对不可能。她们在我身边走动，吃喝，谈天说地，就是不提罗珊娜，回避我问的问题，每回我想把话题转到她身上她们就惊慌失措。她们问起我的学校，修女的身体近况，以及茉希狄最近的男友。我简短回答，希望她们能忘了我的在场。然后我继续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聆听仅仅拜访几次就已经耳熟能详的故事：不美满的婚姻和失败的恋情，错失的机会和溜走的机运，虚掷的青春与误入歧途的丈夫——千百年来的痛苦层层堆叠，只要我的两个或更多个阿姨聚在一起聊天，就要重新把它们从架子上取下来，讲述一遍。

最后，我告诉蜜黎安，我不想再去参加她的聚会了。

她以为我是哀恸过度，因为被双亲抛弃，被丢给天主教修女照顾，所以她保证会加倍努力，让我重新融入到家人的生活之中。那是我高三那年的十二月，因为修女的鼓励和茉希狄的支持，我申请了加州和东岸的大学。我的成绩没好到可以进顶尖学校，可是我知道自己终究可以到什么地方落脚，在某个宿舍里，重新过着我如此不屑一顾，却还是因为熟悉而紧抓不放的孤寂生活。

“这和哀恸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试着解释我的决定给蜜黎安听，“我才十七岁，年纪太轻，不该和你以及你的姐妹成天坐在一起。我想过自己的生活。”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她没去犹太会堂而是来看我，然后花了半个小时长篇大论，说我该多吃多睡，因为十七岁的我活像索马里经历饥荒的难民。“没有男人会喜欢只有骨头不长肉的女人，我才不管杂志是怎么说的咧。”

她的话唤起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恐惧：我已承受了太多的孤独，寂寞将会缠着我终此一生，之后没有男孩会喜欢我，他们眼里根本看不见我的存在——就像女孩那样——我在他人面前隐形透明，微不足道，过去在我父母眼中如此，未来在众人眼中亦复如此。我已经有段时间不再拿笔在自己身上画了，但是那天见到蜜黎安，听到她的警告之后，我又有拿笔的冲动。可我无法忍受在她面前示弱。

“我才不在乎有没有男人喜欢我呢。”

她环顾我的房间，看着光秃秃的墙面，硬木地板，以及对我来说早就太小的单人床。

“这个地方太暗了。”她说。

这时我觉得她看起来憔悴疲惫，严重缺乏休息，仿佛知道她如果一停歇下来，就再也动弹不得了。我了解这种感觉。从德黑兰来到这里之后，我过了好几个月这样的生活，精疲力竭，却无法入睡，惊恐万分，却无法开口。我当时就过着这样的生活，自此而后也一直这样过着。

只是，我一直陷在自己的孤寂之中一动也不动的时候，蜜黎安却想办法往前走。

就在这时，她有了新的计划。

“你需要一点自然光来治好沮丧。”

“我不沮丧。”我抗议道，“我只是不想再见到你了。”

她拎起包包，说她要去苗圃买向日葵种子。

两个小时之后，我听见她在院子里和院长讲话。

“你要做的就只是撒下种子。”她信心满满地解释，“就撒在太阳升起的地方，等向日葵抽芽开花，就会把阳光从东方引进屋里。那会带给你很多乐趣，也会带来好运。”

院长不太相信地笑起来。

“向日葵会面向阳光。”她一点也不掩饰高人一等的感觉说，“向日葵不会自己发光，也不会反射任何东西。”

蜜黎安把包放在草地上，开始拿出她刚买的园艺工具和种子。

“你们这些西方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信念。”她对修女说教道，“在东方，我们之所以通晓世事，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悠久，有过丰富的经验。你们这些人却只通过科学杂志来了解生活。”

蜜黎安常用群体代词“我们”给她的论点添加力度。

“而且我们为了这些经验付出很多代价。我们付出了青春，付出了大半辈子。”

蜜黎安的每一个信念或怀疑背后，都有大量逝去的生命与无数饱受苦难的男女作证。

此刻，她盯着院长，一副不怕院长提出反驳的样子。

“在东方，情况完全不同，特别是在你身为女人的时候。”她用小铲子挖着土说，“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结婚，上学，工作。如果我们搞砸了，就永远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她掏出一小把种子，撒到草地上。她的力道让院长猛然一惊，本能地退后一步，仿佛这样才安全。

“就像这个，”她的头朝刚才铲松的土点了一下，“只有一次机会。”

两个月之后，我醒来时发现房里满是光线。我坐在床上，沐浴在流淌的金色暖阳里。金色的光线洒满房间，让房间焕然一新。这光如此浓稠，如此唾手可及，仿佛我一握掌就能抓得住。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可以飘起来。我打开窗户。在学校前面，蜜黎安的向日葵灿灿盛开了，吸引了如此刺眼的阳光，我得眯起眼睛才看得清楚。

我犯了大错，竟然打电话给蜜黎安，说她是对的。

“我一直都是对的。”她说，“你和那几个修女现在该知道了吧。

“我还有别的事要告诉你。现在你已经快从高中毕业，就要上大学了：光会给你带来喜讯。你等着瞧吧，光会带你远离你已经过了太久的空虚生活，照亮你的道路，把你妈妈带回到你身边。”

喜讯并没有来。不过蜜黎安那天说的话或许不假，光会带罗珊娜回来。

“果冻”雅各布最小的儿子马汀在爸爸离家不返，搬进芙洛莲·克劳德位于信仰大道上豪宅的厨房时，还是个小婴儿。他那时骨瘦如柴，有双大大的黑眼睛，头发又密又亮，他妈妈不时得帮他剃光，免得遭邪恶之眼嫉妒。她每个月会带马汀和其他的孩子去看雅各布一次。

星期四下午，学校放学之后，妈妈会先带他们到公共澡堂搓洗干净再过去。不分冬夏，她都让他们穿着芙洛莲·克劳德送的厚重羊毛衣。她用毛衣来遮住孩子们衬衫上的破洞，才不管32℃的高温，也不管孩子们因为公共澡堂的热气和毛衣的保暖效果而浑身大汗。况且，她说，如果芙洛莲·克劳德没看见他们穿上毛衣，或许会怪他们不知感恩，以后再也不送他们礼物了。

“想想冬天吧。”每回马汀哭着抱怨好热的时候，她就在他耳边说，“你在上学的路上，冷得要死，而且没有毛衣可穿。”

她让孩子按年龄排成一列搭巴士到铁慕尔家去，一路上不停咒骂她的鸦片鬼老公和他邪恶的有钱姐姐。

在家里还没闹窃盗鬼的时候，芙洛莲·克劳德就指示仆人带雅各布的家人从后面进屋——也就是穿过仆人院落。她甚至当着孩子们的面对他妻子解释说，这样就不必穿过花园小径，惹得其他“有教养的”客人和访客难堪。她总是半皱眉头，要笑不笑，用她假装了好多年，已经变成第二天性的口音迎接他们。她要仆人端水给他们——不加冰块，她说，因为冰冷的东西会让孩子喉咙痛。事实上呢，她是要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不受欢迎，赶快走。

他们围着仆人的餐桌坐下，礼貌地喝着水，瞪着小隔间里的爸爸。他抽着烟管，朝他们的方向喷出烟来。有时候他认得孩子们，有时候他问仆人说这些客人是谁，为什么盯着他看。有一回，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他指着马汀，对他打从心里相信是陌生人的老婆说：“你这孩子生得真俊哪，夫人。我要对你和他父亲致敬。”

他们家没受邀参加索拉博和罗珊娜的婚礼，当然啦，因为芙洛莲·克劳德把他们排除在了宾客名单之外。等铁慕尔发现漏了他们而补正时，离婚礼只有三天了，雅各布的妻子为了自尊，不愿接受迟来的邀请。这个侮辱让她很受伤，所以她不再每个月造访信仰大道，宁可放弃铁慕尔每回都会给她的钱。她对孩子们说，与其仰赖芙洛莲·克劳德的怜悯过活，还不如贫穷而有尊严地活着。过了几年，在窃盗鬼接管这幢豪宅之后，芙洛莲·克劳德就把雅各布的家人永远拒之门外了。

因此，马汀只见过罗珊娜几次，是在她嫁给索拉博之前，以客人的身份住在大宅里的时候。她当年那么羞涩，那么低调，让马汀难以想象她最后怎么会嫁给索拉博。他还记得他当时想，她年纪好轻，其实还像他一样是个孩子，而且她那双眼睛好奇怪。可是她的笑声，悦耳轻盈的笑声，让每个人，甚至包括小孩，都目眩神迷。每回罗珊娜在屋里一笑，马汀记得，他妈妈就会掉下泪来。

后来，他听说罗珊娜消失了——“从窗户跳出去，逃离了芙洛莲·克劳德残暴的魔掌，”这是他妈妈的解释，“就连你那个脑壳坏掉的老爸都说看见她张开白色的翅膀飞走了。”马汀一点都不怀疑，只要想想罗珊娜那双奇特的眼睛，他一点都不怀疑她真的能飞。

20世纪70年代初期，雅各布的妻子带着儿女搬到了以色列，和伊朗完全断绝音信。他们住在特拉维夫，靠政府提供的房宅、食物和教育过活。女孩们服过兵役，到集体农场去展开新生活；男孩们各自成家立业。马汀失去了一条腿，搬回去与母亲同住。

他念完工程学校，娶了一个摩洛哥女孩，带着妻子和母亲离开特拉维夫，搬到了濒海的内坦亚去。他不再说波斯语，不再疑惑他父亲发生了什么事，甚至不再感觉到芙洛莲·克劳德不肯给他们冰吃的那些个夏天午后，皮肤上的羊毛刺痒。1984年2月，他带妻子和女儿到伊斯坦布尔度假。

他们住在从博斯普鲁斯海滨租来的房子里，造访海滩、博物馆和清真寺。有天下午，参观过托普卡帕宫之后，他望着人群，看见一个正在等巴士的女人。

她苍白娇小，满脸皱纹，皮肤脏兮兮的，瘦骨嶙峋的脸上一点肉都没有。眼神交会的时候，她对他微微一笑，那是在雨天午后拥挤人潮中陌生人间的微笑，因为他们知道不可能有机会再见面。然后她不假思索地转开视线，脸上的微笑渐渐褪去。

马汀盯着她看。

她穿着一袭白色的棉布洋装和一双陈旧的平底鞋，没穿袜子。长及腰际的头发扎成了马尾。把塑料袋紧抱在胸前的那双手，龟裂脱皮，黑黝黝的。她不停换脚改变身体的重心，仿佛要减轻脚上的疼痛，还不时探出身子到马路上看车子来了没。可是她一次也没看手表，或查看时刻表。也许巴士向来不准时，马汀猜，再不然就是没人在等她。他转身回去了。

那天晚上，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梦见“果冻”雅各布：雅各布坐在厨房小隔间里，抽着烟管，告诉老婆说，海绵女想和他上床，交换一点鸦片。

第二天，他们又回到托普卡帕，因为马汀的妻子想参观有四百个房间的后宫，也就是奥斯曼苏丹的妻妾和儿女以及去势的奴隶所住的地方。这些后宫佳丽大多是高加索的基督徒，通过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被买进皇宫为奴，被迫改信伊斯兰教。她们整日勾心斗角，争相博取苏丹的青睐，生出继承人，筹划暗杀其他嫔妃及其儿女的阴谋。废除兄弟残杀争夺王位的制度之后，土耳其苏丹重新实行传位给在世长子的制度。为了保护王储，苏丹把他们禁锢在后宫里。王储要在“镀金牢笼”里度过大半的岁月，和其他人完全没有接触。就算能在遗世独立的孤寂中活下来，继承王位，他们差不多也都因为拘禁隔离的生活丧失了心智，无法再治理国家。

马汀又看见那个女人。

她和另外两个女人站在一家脏兮兮的餐馆门口，腰上系着围裙，抽着一根都快烧到烟屁股的烟。她站的位置，让他只能看见侧影，以及她穿的鞋子——他女儿学校里都管那种鞋叫鞍脊鞋——和洗得灰灰的白袜。于是马汀带着妻女过街，到那家餐馆去。他妻子抱怨说她不相信女儿们的肠胃应付得了这种地方的食物，可是马汀听不进去。他在离那个女人几步之处停下来。

这一次他们眼神交会的时候，她悚然一惊。

她半转开头，避开同伴的脸，吐出肺里的最后一口烟，看见他在盯着她。她的眼睛疲惫紧张，有太多皱纹，但是眼神却广袤辽阔，波涛万顷，宛如海洋。那汪洋般的眼神环绕着他，在那一瞬间，他仿佛孤身一人，在骚动不安的街头，沉浸在轻盈的水中，永远不想浮出水面。

一辆巴士在离他不到三英尺的地方紧急刹车。他的妻子高声尖叫。司机对着马汀口出秽言，然后重重踩下油门，喷了他一身黑色废气。马汀再抬起头来的时候，那女人已经走了。

他一直梦见父亲。

他打电话给在内坦亚的母亲，问她知不知道天使罗珊娜的下落。

“她当然是死啦。”他母亲回答说。她已经八十几岁了，可是心智还像往常一样清明。“我想她是自杀了。她姐姐月姑蜜黎安住在洛杉矶。”

一整个星期里，马汀都避开托普卡帕。然后，有一天下午，他把妻女留在海边，自己一个人去了那儿。

罗珊娜看见他拐着那条塑料义腿走进餐馆，找张桌子坐下。她忙着扫地，收拾脏碗盘，擦桌子。等厨子喊她的时候，她就把做好的菜端上桌。她动作迅速，避开马汀的桌子，尽量躲着他。过了一会儿，她去找厨子，用土耳其语说了几句话。等马汀再抬头望的时候，她已经解下围裙，冲向巴士站了。

“打扰一下，”他在她背后用英语喊道。她没回答。

他跟着她出去。她穿过街，站到等候巴士的队伍里去。她一转身看见他在她背后。

“打扰一下。”他又试了一次。

她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试着用希伯来语，然后用波斯语。

罗珊娜还是一动不动，眼睛死命盯着前方，但他发觉她的手在颤抖。马汀明白，她又要跑掉了，所以他不再喊她。排队的其他人都瞪着他。

她从前门上了巴士，他则从后面上了车。他们坐到了库姆卡珀。她走下巴士，跑进一幢楼房里。

马汀回去，告诉妻子说他看见了一个早就死了的女人。

离我正式从高中毕业还有四个月的时候，蜜黎安打来电话。

“星期五晚上过来，和我们一起过周末。”她开门见山地说，“我替你准备好客房了。”

她刚从威尔夏大道的公寓搬到韦斯特伍德老兵大道上的一栋独立房子里。她不想搬离公寓，但是查尔斯先生的小鸟打扰了整幢公寓楼的安宁。它们不时从前门溜出去，飞过窄长的走廊，冲进敞开的电梯，吓坏刚从美容院顶着一头薰衣草紫头发回来的老太太。再不然就从阳台飞出去，给别人家的窗户涂满鸟粪。公寓管理员在下达正式驱逐通告之前，给了蜜黎安九十天的宽限期。

她买的房子是座20世纪60年代末期盖的西班牙风的平房。灰泥墙壁被漆成了鲜黄色，屋顶是橘色的，信箱则被做成一只巨大的非洲鹦鹉的样子。门口有条窄窄的环形车道，停车位被蜜黎安改造成了一块小草坪。屋里有三间卧房：一间蜜黎安住，一间查尔斯先生和他的鸟儿们住，第三间则是她所谓的客房。屋后有个地上铺着老旧黄砖的院子，一棵扁桃杏树占满了所有空间，树高近三十英尺，枝阴垂盖住了屋顶。

我告诉蜜黎安，我得念书，没办法去。

“带你的书过来这里念。”她的语气像以往一样严厉，“这很重要。”

“学校也很重要啊。”我用自己最尖酸的语气说。

“别唬我了。”蜜黎安几乎是用吼的，然后停下来喘口气。她的语气里有种我从来没听过的急迫感，那种孤注一掷的感觉让我心头一惊。“毕业前四个月有谁在念书啊。你都已经有大学可念了。”

我已经收到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我从没到过旧金山，在那里也不认识半个人。我之所以上大学，是因为高中毕业之后就不能再住在圣马利了，而且我也不能再继续打扰茉希狄。

“我没唬你。”我告诉蜜黎安。我对自己的冷静很自豪，也很高兴她又给我一个可以不敬无礼的机会。“我很忙，不想去。”

一个小时之后，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学校外面。

我觉得她脸色惨白，而且很不安。她没带吃的东西来，也没提着她从城里各处折扣商店买来的、坚持要我穿的满袋衣服。她直接冲进院长办公室，关上门。半个小时之后，她们两人一起出现时，我知道自己麻烦大了。

院长命令我到会客室去，然后留我和蜜黎安独处。我坐在她对面的一张旧扶手椅里，靠着椅背，双手重重往扶手上一摆，双膝张得开开的。我知道蜜黎安最讨厌美国青少年这种吊儿郎当的态度。

“那么，有什么新鲜事啊？”我挑衅说，但是我的胃已经因为她将要说出口的话而阵阵翻搅了。

她从她那副埃尔维斯·科斯特洛的眼镜后面仔细打量着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她不急着开口，甚至不急着证明她在宇宙的所有真理上都拥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等着，想维持脸上那抹讥讽的微笑，抱着渺茫的希望期待她会站起来离开，期待她什么都不说，把她的新消息——这个必定酸涩痛苦，而且足以摧毁一切的消息——留在她自己心里。

我原本预期她会大发雷霆，然而，她却狠狠地吓了我一大跳。

“我找到你妈妈了。”

我听见她说的话，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一动也不动，心静无波，这么冷静，让我觉得自己可能再也动弹不得了。但接着，突如其来的反胃让我不得不坐直身子。

“‘果冻’雅各布的儿子打电话给我，说他在土耳其看见她了。”

我四下张望，找寻出口，明白我的腿没办法撑着身体走到门边，于是挨近椅子旁边的垃圾桶，怕自己真的吐出来。我满脸冷汗。

“他在街上看见她，跟踪她回家。他找到她住的地方，可是他去找她的时候，她不肯和他讲话。他说她很贫穷。”

我从来没像此刻这么希望蜜黎安消失。

“我们得到那里去。”她说，“你得和我一起到土耳其去，亲眼去看看他说的是不是事实。”

我咽下涌到喉咙的胆汁。

“滚吧。”

接下来几个星期，蜜黎安发挥她天生的充沛活力，开始着手准备去找罗珊娜。她替自己和我申请护照，然后也替罗珊娜安排必要的文件。她打电话给一个移民律师，告诉他说他有四个星期的时间替一个没有证件、没有护照、没有出生证明的女人弄到一张美国签证；她说罗珊娜没办法在申请书上签名或按指印，而且也不知道有这趟美国之行，甚至还不见得想到美国来。律师建议蜜黎安去看心理医师，再不然就去找魔法师。

于是蜜黎安挖出自己死去女儿的出生证明，花钱找人更改出生日期——推前了近三十年，好与罗珊娜的年龄吻合。她飞到旧金山的伊朗领事馆，编了个女儿如何受伤不便移动的故事，让他们用莎拉的名字发了一本护照。她拿着护照和一大叠伪造的信件到洛杉矶的移民局办公室，信誓旦旦说她女儿必须到美国来就医。不到四个星期，她就拿到美国移民局发的三十天有效期的签证。

“我弄好了。”她回到我的学校，把护照推到我面前。她很骄傲得意，兴奋得喘不过气来。“我要买两张到伊斯坦布尔的往返机票——你和我各一张——还有一张到洛杉矶的单程票给罗珊娜。我们得马上起程。”

“你要去就去吧，”我耸耸肩，“但别以为你能带我到任何地方去。”

蜜黎安皱起眉头，非常严肃地摇摇头。

“我受够你这种白痴的粗鲁态度了。”她警告说，“我告诉过你，这是很严肃的事。现在你该相信我了。”

我是相信她啊。我一向都相信她的啊。

于是我告诉她，用我最平静的语气，用我使劲挤得胃出血的字句告诉她，我不能和她一起去，因为我不能——我没办法——承受得了罗珊娜还活着的事实。因为十二年来，我每天失去罗珊娜上千遍，我无法忍受再一次失去或找到她。

“如果她当年要我，她就会留下来。”我说，“她当时不要我，就连我站在她背后，叫她名字的时候都看不见我。即使我现在和你一起去找她，她也不会要我。”

打从我认识蜜黎安以来第一次，她拥我入怀，哭了起来。

天使罗珊娜正努力刮掉她土耳其咖啡壶里的水垢时，听见了两下敲门声。那时才刚黄昏，还有一个小时，她就要到街底那家鱼鲜餐馆上班了。这是她最近找到的工作。她辞掉了在托普卡帕车站那家工作了十一年之久的餐馆的工作。因为那个男人，那个有条义腿，满头黑发浓密闪亮得让人忍不住想摸一下好让皮肤沾上光泽的男人，吓坏她了。她始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或者他要干什么，但是自从他跟踪她，和她讲波斯语，一副认识她的样子那天起，罗珊娜就不敢再回餐馆去了。现在她替亚美尼亚人工作，杀鱼烤鱼给观光客吃。那些观光客在《米其林指南》上读到库姆卡珀，心向往之，一旦到亚美尼亚犹太区旅游，却发现那里也只不过是另一个衰败的城区时，就停下来吃点本地料理当额外收获。换工作很不容易，尽管罗珊娜在托普卡帕待了那么多年，也没和那家店或老板有什么真正的交情。或许是习惯使然吧，或许是因为她每回迟到或犯错新老板就吼着说要炒她鱿鱼，再不然就是因为她年纪大了，在煤炭烤炉边一站十四个小时期间，总是不由自主地渴望躺下来好好睡一觉。

她又听到一下敲门声，但没起身。好几天以来，风呼呼吹个不停，把街上的垃圾吹得像有生命似的满天飞，吹得雕像东摇西晃，吹得她夜不成眠颤抖不已，吹得乞丐全躲进硬纸板屋里。罗珊娜用钝刀的刀尖继续刮着沉淀在壶底的黑色残渣。一会儿之后，她放下刀子，把手浸在一碗用手提瓦斯炉加热过的水里。她的手经常受伤——皮肤之下闷闷的风湿痛，让她抽疼得想呻吟。热热的水汽舒缓了她的疼痛，但只是暂时的。这招是从猫婆雅丽珊卓那里学来的，在犹太区的那段日子里，老太太在演奏之前想放松双手时就泡热水。

有人用手掌猛拍门。罗珊娜跳起来，把水溅到了地上。她马上用裙子擦干手，然后准备找抹布擦地板。她得走下三层楼才能接水，现在水泼了，让她很生气。

“别敲了！”她对门外吼道，还是忙着找抹布。唯一到过她家门口的只有收租人和替亚美尼亚教会募款的基督教妇人。

“别再敲了！”

她把门拉开一条小缝，没看见人，于是再拉开了一点。外面有两个女人：一个很高，穿着男装大衣，头上裹着丝巾；另一个女人比较矮，穿着高跟鞋和长及脚踝的貂皮大衣。罗珊娜恨她们。

“我没有钱。”她用土耳其语对她们说，“我也不信上帝。”

她当着她们的面把门推上。门就要关上时，被一只手挡住了。

“一分钟。”那个比较高的女人用波斯语说。

罗珊娜僵住了。

那女人把门推开，一寸寸地把罗珊娜往后推，等推到有足够的空间时，她便挤了进来，踏进罗珊娜的房间里。罗珊娜惊恐万分地往后退。她们还是面对面，谁都不敢轻举妄动。门外那个穿貂皮大衣的女人哭了起来。

“我一直在找你。”蜜黎安轻声说。

罗珊娜连气都不敢喘一下。

“你走到哪里我都认得出来。”

她看出罗珊娜就要昏倒了，于是抓住罗珊娜的手臂。

“坐下来吧。”她说，四下找着椅子。

罗珊娜挣脱开来。

“没事的。”蜜黎安说，但是她自己也在颤抖。她的嘴唇发青。她试着再开口，却发不出声音来。

“滚。”罗珊娜用土耳其语说。

蜜黎安摇摇头。

“你认识我。”她说，“我知道你认得。在外面哭的那个是洛雪儿。”

罗珊娜又退后几步。

“滚。”她又说，“我不记得你。”

她突然发现自己说的是波斯语，方寸大乱。她该逃走的，她看着敞开的房门想。她应该逃到街上去，躲开这个趁她不备发动进攻的女人。她想象自己突围而出，往外冲的时候把那个穿长大衣的矮个子女人撂倒在地。但等她再回过神时，蜜黎安已经掌控了大局。

“流浪了十二年，你讲的还是一样的蠢话。”蜜黎安说着走到门边。

“进来吧。”她对洛雪儿说，“别再哭了。”

洛雪儿跨了三步进到房里，把鳄鱼皮皮包紧紧抱在胸前，闷声抽抽噎噎的，没看罗珊娜一眼。蜜黎安把她往前推了几步。察觉到罗珊娜想要逃跑，蜜黎安拉来房里唯一的一把椅子，挡住门口。

“坐下。”她对洛雪儿说。

房里灰扑扑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窗子也用油漆漆死了。有张床——更准确地说只是一副摆在水泥地板上的锈蚀铁架。床架上有个床垫，铺着一条陈旧的床单，放着两床毯子和一个被压变形的枕头。床边有张铝桌，另一边有一张弹簧露了出来的黄色破沙发。后面则是水槽，以及罗珊娜的手提炉子。蟑螂从排水管道里爬出来，在床铺与沙发下面四处横行。

没人开口。罗珊娜前后岔开两脚站着，环抱着手臂，垂眼看着地面。洛雪儿紧紧抱着皮包，指关节简直要从皮肤里蹦出来了。蜜黎安走到沙发边，坐了下来。

她望着罗珊娜。

“我们来带你回家。”她说。

罗珊娜头也不抬。

“我们现在住在美国。”蜜黎安继续说，“从革命发生以后。”

她顿了一下。

“发生革命了，你知道。他们推翻了国王，现在是毛拉掌权了。”

洛雪儿哼了一声，又开始啜泣。

“铁慕尔死了。”蜜黎安说。

罗珊娜抖得很厉害，蜜黎安开始害怕起来。

“没事的。”她安抚罗珊娜道，“都结束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罗珊娜说，用的还是波斯语。

“索拉博还在伊朗，还住在那幢房子里。他还在等你。”

“我不记得了。”

“莉莉快十八岁了。”

这一次，罗珊娜没回答。

“没事的。”蜜黎安又说，“你什么都不必解释，没人怀恨在心，我们只是要带你回家。”

回答迟迟不来。

“不。”

蜜黎安吓了一跳。

“别再来了。”罗珊娜坚持道。

蜜黎安看了她一晌，然后伸手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小塑料夹，里头摆着护照和她替罗珊娜买的机票。她把塑料夹放在桌子边上，站了起来。她的膝盖噼里啪啦响，活像在燃烧的干燥木头。

“我们住在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喜来登酒店。”她说，“我们会再待一个星期，如果你决定来的话。飞机票没有日期，但是签证的有效期是一年。我的地址写在上面了，还有莉莉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罗珊娜没有反应。

洛雪儿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口，拉开门。蜜黎安跟在她后面，却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我的儿女都死了。”她轻声说。

她等着罗珊娜的反应，等着罗珊娜抬头看她，却枉然。

“约瑟夫溺死了，而我杀了莎拉。”

她以为她会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撕心裂肺地哭喊。

“那之后我一直想着你。我一直想，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们回来，无论我怎么做，无论我有多想都办不到，而且我也没办法让查尔斯回来——虽然他还活着，还和我住在一起。”

她越过整个房间走近罗珊娜。缓缓地，罗珊娜抬眼望着蜜黎安。

“可是你还在，你想找到女儿，只要转过身来就行了。”

五月，我给索拉博写了最后一封信。

“六月我就从高中毕业了，之后会和茉希狄一起住两个月，然后在八月中旬到旧金山去为大学开学做准备。”

我没告诉他，我有多害怕自己一个人参加毕业典礼，然后离开洛杉矶，到旧金山展开新生活。我没提到月姑蜜黎安勇闯土耳其去找罗珊娜的事。

“毕业典礼在6月18日。阿姨们说她们会来参加。”

毕业典礼预定在中午十一点举行。从十点开始，对街的学校里就挤满了女生们的家人和客人。我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身穿学校制服，盯着摆在我床上的帽子和毕业袍。蜜黎安从土耳其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我是在和苏珊闲谈的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蜜黎安自己从回来之后一直没和我联络。我其他的阿姨也都不肯提到她和她在土耳其发现的事。她没见到罗珊娜吗？她是因为太失望所以无法来看我吗？

有人敲我的门。

“我们都在中学那边等你。”苏珊挤出一个惨淡的微笑。“我和布莱恩还有他妻子一起来的。亲爱的光姨也和她丈夫来了。小孩坐不住，约瑟芬要我替她恭喜你。”

我第一次这么高兴见到他们。她没提蜜黎安也让我如释重负。

她把门拉开一些，送给我一盒鲜花。

“花店的人在外面找你。”她解释说，“我告诉他说我会交给你。”

是爸爸送的花——两打粉红色玫瑰，装在金色的盒子里，在送货卡车里待得太久，所以等我收到的时候已经半凋萎了。我把盒子摆在桌上，给自己套上毕业袍。苏珊站在门口望着我。我知道她有话要说。我们的眼神在床前的镜子里交会。

“蜜黎安也来了。”她喃喃说，“和洛雪儿一起。”

他们坐在倒数第四排——沉默而严肃，显然不担心引人注目。洛雪儿戴着帽子和太阳眼镜，身上那袭洋装应该是给年纪轻得多的女孩穿的。她一直抽着蓝色登喜路，忙着给眼睛周围涂防晒油。蜜黎安凝望着我，脸上没有任何笑意。

于是我知道了。

我知道她找到了什么，我知道她为什么没早点告诉我，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也知道她要怎么传达这个消息。毕业典礼进行的过程中，在那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和握手，感谢与道别，对光明前途的展望与对时光飞逝的遗憾里，我一直都心知肚明。

亲爱的光姨在茶会上找我闲聊，抱怨天气好热。

洛雪儿不停调整她的帽子，问学校除了宾治酒之外还有没有供应其他的东西。

蜜黎安深吸一口气，勇往直前。

“是她没错。”她对我说，“但她不想相认。”

大家都离开之后，我回到房间里，把那盒玫瑰丢进垃圾桶，换回睡衣，然后拉下窗帘，溜到床上，拿起刀片划破了手腕。

蜜黎安离开之后，罗珊娜动弹不得，她一直站在那里，眼睛牢牢盯住地面，门还敞开着。最后，她摸索着走到床边，坐下来。夜幕降临，风吹来海洋的味道，灌进她的房间。街上有人吼叫，有人大笑。大楼里有人在吵架。男人喝得醉醺醺的，唱着格鲁吉亚歌谣，大声做爱。天快亮的时候，下起雨来。渔夫把渔获拖到对街的鱼市场卖掉，然后步履蹒跚地迈向另一个睡意蒙眬的白昼。有孩童来到罗珊娜的门口，偷偷瞄着，不敢进来。她还坐在床沿上，心中寻思着。

她的思绪漫无边际，她迷迷糊糊想到自己延误了工时，想到她走进餐馆的时候，站在收款机旁的老板一定会对她大呼小叫，出言辱骂，炒她鱿鱼，只为了看她畏缩退却，苦苦哀求，然后再雇用她。这回他很可能会永远开除她——甚至不肯付她这个星期工作的薪水——除非她马上起床去上工，但是，她还是无法动弹。

她起初没认出那两个女人：蜜黎安身上已经寻不着往日美貌的痕迹；洛雪儿换了发型，换了鼻子，也换了颧骨。但是蜜黎安一开口，罗珊娜满心只想叫她走。此刻，她努力让自己集中精神，使尽全力想把蜜黎安从心里赶走，想重新拉起黑暗的帘幕，把她所有的爱与回忆全阻隔于外，像以前那样过日子。

可是在黑暗里，她看见了一道光——是索拉博眼睛的颜色——她怎么也挡不住。她转头不看，面对墙壁，却看见蜜黎安谈起她死去的儿女；一低头，看见猫婆雅丽珊卓坐在钢琴前面；一仰头，就想起她透过新娘面纱望着铁慕尔的情景。她还没醒悟过来——回忆袭来，让她如此惊恐——她已开始做雅丽珊卓警告她千万别做的事：回头看，细数她离开伊朗之后的岁月与往事，算出她自己的年纪与蜜黎安的年纪，想知道索拉博、我和每个人的下落。

日子一天天过去，罗珊娜一直没起身，连门都没关上。过了一个星期，收租人来了，以为罗珊娜死掉了，因为她一动也不动地直挺挺坐在床上，对在她脚边爬来爬去的成群蟑螂，以及随风飘舞的垃圾视而不见。他走近她，叫她的名字，但她没回答。他告诉自己，绝对不可以碰她，因为她一定会撑不住，面朝下倒在虫子上，那他就得把她抬起来，入土埋葬。他离开了，并关上门，想，等发臭的时候邻居就会发现她的。

之后，罗珊娜站起来，突然感觉到肚子饿。她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天，只发现冰箱里的食物已经发霉，水槽里爬满蟑螂。

她把蜜黎安留在桌上的塑料夹塞进衣服口袋里。她数数自己的钱，分成七份——足够一星期每天吃饭的钱——然后去买吃的东西，找份工作。一连十天，她问过每家店铺与餐馆的老板要不要雇她。最后，她在黎巴嫩杂货店找到一份把一箱箱蔬菜扛下卡车的工作。没事的，她对自己说，她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

但是，疑惑还在。

都是因为蜜黎安。因为她谈起自己死去的儿女，谈起罗珊娜的女儿还活着，还等着被找到。她让罗珊娜在十二年里头第一次觉得，或许——只是或许——她做错了。或许离开并非最好的选择，更不是唯一的选择。或许她应该回去，她还可以回去。

罗珊娜开始不停地想，再也停不下来了。疑惑侵蚀了她向来牢牢掌握的每一个确定性，让她夜不成眠，让她不断问问题。自从逃出信仰大道上那幢大宅之后，第一次，罗珊娜必须知道自己是不是铸成大错了。

她被黎巴嫩杂货店开除了，因为她从卡车上搬下蔬菜箱的动作太慢。老板的儿子才二十三岁，有一头卷卷的金发，宽大的腰围，留着小胡子。他对罗珊娜说，她干这种工作年纪太大了，也太胖了。这让她吓了一跳，她的体重向来太轻，竟然会被嫌胖。她到店铺后面员工梳洗更衣的房间，对着挂在水槽上的小镜子端详自己：她的脸胀了起来，手脚也都浮肿了。她走出来，从收款机下面老板儿子摆皮夹的抽屉里偷走了他所有的钱。

她把钱包在手帕里，塞到口袋深处，在旧城专为土耳其有钱人服务的干洗店里找到份烫熨衬衫衣领和袖子的工作。她从早上四点一直工作到下午六点。

几个星期之后，店长拿了三件衣服给她带回家。“你需要新的衣服。”店长说，朝罗珊娜的衣服点点头。罗珊娜顺着那女人的目光，发现自己衣服的腰围又变紧了，扣子都要崩开来了。

她的鞋变得太挤了，她的脚很沉重，一次无法站超过一个小时，在操作熨袖子机的时候得请求能坐在凳子上。她每回上班照镜子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变得更庞大了些。

店长劝她去看医生，说她的体重在太短的时间里增加了太多，连皮肤都好像变得灰黄水肿了。罗珊娜说她会去看医生的，却从来没去，因为她想省下每一分钱。她有个想法——一个蜜黎安种进她心里的想法——她认为自己应该到美国去，找到每个人，亲眼看看他们，看看自己当年离开家是不是犯了大错。这是她唯一的念头：到美国去，看看她这些年到底是不是错了，看看她是不是把自己一生全建立在了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看看她是不是曾经拥有自己从来没察觉到的选择。

到了六月，她已经很难穿过干洗店后面挂衣服的通道了，每回一上巴士，司机就叹气连连，眼珠滴溜转。店长警告她别再胖下去，否则就别来上班了，所以罗珊娜踏进诊所，告诉值班的医生说她这两个月胖了好多。

医生让她称体重。86公斤，他说。他给了她一些减肥药丸，问起她的肺为什么总呼哧呼哧的。她的呼吸的确有点奇怪，她说，胸口老是觉得沉甸甸的。偶尔，她如果走很长的路，就会觉得像是在一大缸水里呼吸似的。医生给了罗珊娜一个人工呼吸器，打发她回家。

安娜·罗丝修女到宿舍房间来叫我，她后来对院长以及被派到学校的社工说，她发现我睡在床上，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校规规定除非到了晚上，否则没有人可以上床睡觉。

“起来。”她说，“那个满嘴威士忌酒味的女人派司机来接你了。”

她看见我张开眼睛，只有一小条缝，然后又闭上。接着，她看见床罩上的污渍。她不敢拉开床罩，跑去找了院长，尖声高喊着要叫救护车。

茉希狄的司机，一个有双绿眼睛，帅得像哈里森·福特的年轻人，用他的领带绑紧我的前臂，抱起我，开车直奔最近的一家医院。圣马利的院长考虑到法律责任与学校的声誉，叫司机别再带我回来了，无论我是生是死。她说我已经念完最后一个学期，除了我父亲之外，已经没有人对我负有任何责任了。

我在医院里住了七天，对精神科医师和社工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拿刀片割腕。他们问起近亲，我给了他们茉希狄的名字和地址，暗自祈祷蜜黎安别发现这件事。

她在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医院里。

“你做的真是蠢事哪。”她看着我手腕上的绷带说，“上帝每天都在忙着杀掉我们，他可不需要你帮忙。”

我扭头不看她。

“可是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她继续说，“所以我也不能怪你软弱。我对失去亲人的伤痛还算有点了解，所以我知道你妈妈现在的情况对你来说很难受。”

“你当然知道什么是丧亲之痛啦。”我说。我反击她，伤害她，想拿一把和她戳我的那把同样长、同样利的刀，刺进她的伤口里。“茉希狄说你杀了自己的小孩。”

蜜黎安悚然一惊，变得像块石头，开始崩解。她没料到我会这么残忍，有一晌说不出话来，然后提起袋子。

“没错。”她的声音哽咽，“我给了他们生命，然后又亲手夺走了。”

一整个七月，茉希狄让我和她一起住，从不问问题，也不给建议。八月，我告诉她说，我没有气力离开这里去上大学，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一个熟悉的地方。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吧。”茉希狄耸耸肩，“只是别让那个送葬人进我家。”她老是叫蜜黎安“那个送葬人”。

整个夏末与秋初，我看着茉希狄和陌生的男人上床，碎过十几次心，喝酒喝到天色发白。有天下午，我问她罗珊娜长什么模样。

“长得像你一样。”茉希狄马上说，她的话让我泪水盈眶。

那时我们坐在院子里，酣饮洛杉矶下午的阳光。

“你妈妈像是两个永远在彼此缠斗的人。”她说，“一个是命中注定该离家流亡的人——每个人都期待她扮演的那个命带厄运的女人，另一个是努力想扭转乾坤，试图证明每个人都错了的人。”

她看见我拼命想忍住泪水，不禁微笑。

“悲剧演够了吧。”她说，“你妈妈也是这样——老是痛苦得要命。我当年就常告诉她，命运全是狗屁，好好干一场，就能改变一百万人的命运。我希望她能了解这一点，我希望这就是她不愿意和蜜黎安一起回来的原因。”

她把一杯白兰地塞到我手里。她自己灌了一杯，然后瘫在那个黑底游泳池边的躺椅里。经过这多么年的人世沧桑，她还是很美丽——齿如含贝，身材紧致，头脑清晰。

“所以她才会生下你，”她语气里带着几分讽刺，叹了口气，“就算其他人说得没错，她真的命带厄运，无法扭转，她明白，她搞砸了的人生还可以靠你来修补。”

她倾身趴在躺椅边缘看着我。

“下一次你觉得沮丧的时候，”她一本正经地说，“别拿自己出气，去毁别人吧。”

九月，罗珊娜到航空公司去，订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她准备在一个星期之内起程。

她告诉收租人说，她得等到身体好转，赚更多钱之后，才能付房租。

“我想你的身体是好不了了，”收租人认真地说，“你肿得像吞下了一整条鱼似的。”

她总在呼哧呼哧喘气，身体变得越来越肿，行动越来越迟缓。一定是疑惑，她想，是蜜黎安强行灌进她脑中的那些想法的重量，是蜜黎安和洛雪儿来看她的那天，她没说出口的那些话音。

上班的最后一天，罗珊娜从收款机里偷了几千里拉——大约五十美元。她在半夜离开住处，没告诉邻居或收租人说她不回来了。她所有的家当——新衣服、土耳其咖啡壶、诊所医生给她的人工呼吸器，全被装进一个她在到机场途中的地摊上买的小塑料提袋里。

在飞机上，空姐安排罗珊娜坐在一个小孩子旁边。她们得教她如何使用安全带，因为她从来没搭过飞机。而且她们还得把安全带拉长到极限，才系得住她。坐在她旁边的小男生穿着短裤和及膝长袜。罗珊娜对他微笑。他对妈妈说，这个胖女人让他很害怕。

罗珊娜在洛杉矶下飞机的时候有128公斤重，几乎没办法走路。海关工作人员指着一个小亭子，说她可以在那里把土耳其里拉换成美金。兑换处的女人告诉她上哪里去找进城的巴士。

在国际航站楼外面，罗珊娜站在人行道上，望着一排排电话。她知道，她可以打电话给蜜黎安，还可以打给我或蜜黎安给她的任何其他电话号码。她可以说她人在机场，说她需要有人过来，因为她几乎不会说英语，无法在这个城里找到路。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可是她无法这么做。她想，如果没人接电话怎么办？如果他们说她该滚开怎么办？如果他们过来——至少蜜黎安肯定会来——看见她因为生病发胖到会吓坏小男孩的模样怎么办？她要给自己找个房间和浴室，她想。她要先换件衣服，梳梳头发，或许还该买条口红，再去拜访他们。她看见一辆写有“市区—中央”标示的巴士，于是跳了上去。

司机让她在洛杉矶的中央大道下车。那会儿日正当中，街道上人潮汹涌。罗珊娜到处寻找旅馆，一家可以让她住一晚准备一下的廉价旅馆。她从中央大道一直走到皮科大街，然后又转进桑蒂大道，到了服饰区。她看见拉美人在人行道上卖小吃，撞上挂在又脏又挤的店铺外面的衣服吊杆，看着西非人推销仿冒的古驰与莫斯奇诺的纱巾。在皮科大街和桑蒂大道交会的路口，有一群人正围观三个男子吵架。有个伊朗男人骂两个韩国裁缝，说他们裁错布料，毁了三千条牛仔裤的订单。那两个韩国人则说错在制样工，不是裁缝，他们只想要回已经做完活儿的工资，然后走人。

罗珊娜和过去一样很怕碰上伊朗人，被识破身份，于是低着头，想挤出这混乱的场面，但是没人要让路。她决定穿过街，走另一边的人行道。她在路边抬起头，看见车辆正冲向她，明白自己病得太重，太虚弱，连一步路都无法多走了。她就这么待在马路边上，浑身颤抖，汗流浃背，惊恐不已。

“需要帮忙吗？”有人用英语问。罗珊娜听到这句话从周遭的嘈杂中蹦了出来，但是一时没反应过来是冲着她问的。问话的那个男人走近，碰了碰她的手肘。

“你需要帮忙吗？”

他的英语带点轻微的波斯口音。他很年轻，三十几岁，穿着浅灰西装和闪亮的皮鞋。汗水与惊慌让她的眼睛蒙上了一层薄雾，她望着他，却说不出话来。

那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等一下。”他说。他转头望着人群，叫他们换个地方去吵架。

“这位女士需要帮忙。”

突然之间，围观群众的注意力从为牛仔裤吵架的那三个人转到罗珊娜身边。他们从四面八方打量她，问问题，品头论足。

穿灰西装的那人暗暗怀疑罗珊娜是伊朗人。

“你是伊朗人吗？”他谨慎地问，怕猜错了会太失礼。

她没回答。

“你讲哪种语言？”他又试着问。

越来越多人——沿街开铺子的伊朗人和亚洲人，正要从工厂下工或去上工的拉美人，以及在市中心扫街讲价的家庭主妇——停下来盯着她看。只有美国人没停下来。他们放慢脚步，慢得足以瞄上一眼，然后不置一词地继续走。

“别理她，拉比。”人群里有个伊朗人对穿灰西装的男人说，“她搞不好是发疯了。”

罗珊娜知道自己就快失掉唯一可能伸向她的援手，于是强迫自己开口。

“我才刚到这里。”她说。

一开口就是波斯语，让她惊骇不已。

“我需要一个过夜的地方。”

拉比缓缓点头，再次打量她的身体。

“你病了吗？”

“我呼吸困难。”她很难为情地说，“我只需要一个可以过夜的房间。我到早上就没事了。”

拉比可不这么肯定。

“你从哪里来的？”他诚恳地问。

她只盯着他看。

“你姓什么？你从伊朗什么地方来的？你是犹太人吗？你怎么来的？”

她没提蜜黎安的名字。此刻有一大群人正围着她，她不能提，面对这个肯定认识蜜黎安，而且会把她这个胖妹妹的事传遍整个社区的拉比更是绝对不能提。

她想张嘴告诉拉比说她不需要帮忙。然而，气喘吁吁的她却只能拉着拉比的手臂支撑住自己，这样才能直视着他的眼睛，不让自己倒下。

拉比知道自己惹上麻烦了。他想过要叫罗珊娜到洛杉矶的任何一家伊朗社会福利机构去，再不然就建议她去游民庇护所或施食处。通常他都会这么做，只是此刻被一大群伊朗人围观着，而他又这么急着想向他们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于是他轻轻将手臂从罗珊娜手里挣脱出来，扛起他一点都不想要的麻烦。

“留在这里，”他对她说，“我来看看能有什么办法。”

他把罗珊娜留在人行道上，走进最近的一家店铺去打电话。这是一家寻常的服装店，从天花板到地板全挂满廉价的衣服。老板很乐意借电话给拉比。“只要你别找我募捐就成了。”他半开玩笑地说。

拉比打了很久的电话。

他拨着不同的电话号码，不时挂掉，和周围的人讨论一番，然后又开始翻着他那本口袋大小的电话簿。店老板的妻子，一个有静脉曲张、满脸倦容的中年妇人，给了罗珊娜一杯泡了橙花蜜的玫瑰露。罗珊娜谢谢她，但没抬眼看她，也没喝。老板娘一副被得罪了的样子。

“我吞不下东西。”罗珊娜解释说。

老板娘飞快跑到对街快餐店的得来速，拿了一根吸管回来。

“拿去。”她把吸管放进罗珊娜杯子里，“试试看吸管吧。”

拉比从店里走出来，看似很满意，把电话簿塞回了口袋。

“我和皮科大街特拉维夫市场那个屠夫谈过了。”他对自告奋勇当助手的男人说。

“很丑的那个？”

“对，很丑的那个。他弟弟在谢南多厄开药房。他有房间可以借人住几天。在楼上，比较像是间储藏室。没有浴室，也没有炉子，只有个通自来水的小水槽，但总比让她睡在街上好吧。”

有个大概不到十七岁的伊朗男孩开了一辆大面包车过来。

“我们会把你抬上这辆车，”拉比对罗珊娜说，“带你到我找到的房间去，那里或许还有份工作，”他又打量了她一回，“如果你觉得可以做的话。”

罗珊娜坐进面包车后座，拉比坐在前座的乘客席上。他们开了二十分钟。

到了特拉维夫市场之后，罗珊娜留在车上，看着拉比约瑟夫穿着双排扣西装，昂首阔步地踏进店里。市场的伊朗老板在门口迎接他。这个老板穿着花花绿绿的开司米毛衣，就像比尔·科斯比一年到头在他那部饰演有五个子女的医生、家里好像没人打扫也能一尘不染的电视剧《天才老爹》里穿的那种毛衣。在伊朗贫穷度日的老板是最近才发达起来的，现在他学天才老爹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态穿着这件毛衣，仿佛要让大家知道，他打从出娘胎起就穿着这件价值四百美元、胸口绣着老虎头的毛衣啦。

几分钟之后，拉比又从市场里出来。有个魁梧秃顶、穿着血迹斑斑围裙的男人和他一起出来，一路说个不停地爬上前座，挨着拉比坐下。

屠夫转头盯着罗珊娜看。

“就是她？”

他有只眼睛瞎了，只能张开三分之一，右颊有一道伤疤，兔唇，手指没指甲。

“她看起来不太妙。”他微笑着对她点头，好像当她听不懂他说的话似的。

他告诉司机该怎么走。

“往下九个街口。不能左转进那条巷子，往右转，再从后面绕回来。那栋建筑像一座塔——又窄又高——前面有个招牌写着‘药房’两个字。我兄弟不知道该给店取什么名字。他就那样，你知道，不太有想象力。他唯一会做的事就是看书，配药方。”

他转头，又看着罗珊娜。

“她喘得像头鲸鱼。”他当着她的面说。

他们停在谢南多厄大街转角处。屠夫带拉比走进那栋原本是白色的破旧建筑里。开车的年轻人完全没转头看罗珊娜一眼。

药剂师很单薄，一副颓丧的样子，沉默寡言，和屠夫的健谈形成鲜明对比。他走到面包车后面，打量着罗珊娜。“你确定她不会待太久？”他问拉比。

“我担保。”屠夫插嘴说，“我会替她在特拉维夫市场弄份工作，今天，我说到做到。”

药剂师看看哥哥，又看看拉比。

“她可以待两个星期。”他对拉比说，“你保证。”

在特拉维夫市场工作的危地马拉人和萨尔瓦多人，大多连一句完整的英语都不会说，却会讲伊朗各省份不同犹太口音的波斯语。他们和伊朗老太太吵架，争论屠夫刚卖出的牛臀肉的肉质，还为谁装货时把鸡蛋摔下来，弄得女士们满鞋子都是而互相推卸责任。罗珊娜刚开始和他们一起工作，一天十二个小时给脚边的杂货装袋的时候，这些拉美人都以为她是他们的同胞，所以和她讲西班牙语。看她没回答，他们就改讲波斯语，甚至还试了几个他们勉强会说的英语单词。她却只是看看他们，就低下头。一阵子后，每个人都认为她要不是精神错乱，就是耳朵有问题。他们随她去。

她在市场里工作了一个星期，每小时能拿三美元工资。她最怕的事是睡着睡着就死掉了，而仅次于此的是，很怕某个进市场采买的妇人会认出她来。

住在药房的第八天的早上，她一醒来，发现自己无法动弹。

药剂师等她下楼去上工，但她一整天都没出现，他知道她有麻烦了。那天晚上七点钟，他上楼去。

“你还好吗？”他在门口喊道，“你今天没去上班。”

罗珊娜想坐起来，但是完全动不了。她奋力挣扎，再次失败，却回话说她没事。

第二天早上，药剂师又敲了她的门。他只听见她的喘气声，感觉到整栋建筑在她身体的重量之下摇摇晃晃。他下楼，打电话给拉比。

“你带到我这儿来的那个女人要死了。”他宣称。

拉比正要去给一个在韦斯特伍德被黑帮枪杀了的伊朗男孩主持葬礼，他答应会尽快过来看罗珊娜。

“趁这段时间，”他建议道，“让你太太喂她吃点东西，免得她饿死。”

他们发现罗珊娜躺在床垫上，显然比他们上回看见的时候更胖了。她张着眼睛，但是没有反应，不管他们怎么劝她说话，她都沉默不语。

药剂师想打电话给市政府，让他们把罗珊娜弄出他的房子。拉比坚持要先联络几个伊朗慈善机构。冷漠的政府公务员——这两个人对公务员的看法倒是一致——必定会把她丢到某个地方去等死。所以在把罗珊娜交给他们之前，他要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帮上忙。拉比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请教教区长老和教会领袖。第三天早上，药剂师的苦难终于走到了尽头。

他在星期三早上九点钟打电话给拉比。“今天早上市政府的人过来了，”他说，“塔楼好像歪了，歪向过去几天以来你那位女性朋友躺的方向。一点不让人意外，她重得能够压垮帝国大厦了。现在呢，这栋塔楼好像已经危及公共安全了，因为它随时可能倒向繁忙拥挤的皮科大街，所以市政府要把它拆掉，而且提醒你，我可没有保险。”

等拉比赶到的时候，药房已经关上大门。老板站在人行道上，一副刚埋了自己儿子的表情。他哥哥，那个屠夫，把新车停在屋前，笑逐颜开地绕着车子转，不时用衣袖拂掉闪亮车漆上的指印。

拉比在楼上罗珊娜的房里看见三个男人，他们正忙着查看房屋架构，想找出办法，在不对房屋造成更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把罗珊娜弄出去。躺在这里的几天里，她又胖了许多，根本没办法从房门出去。地基既然已经摇摇欲坠，拆掉一面墙的风险可能很高，所以他们考虑在窗户周围挖个大洞，用起重机把她吊出去。

拉比走近罗珊娜，看着她。她也回看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黄黄的液体涌出眼眶流到肿胀的脸上。她看起来很哀伤，很害怕。

“告诉我，女士，你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可以求救？”

她没扯动半条肌肉，也没眨眼。在她身旁的地板上，他看见了她的袋子。

“我们已经检查过了，”其中一个男人看穿了拉比的心思，“里头有张纸，写着外国文字。说不定你看得懂。”

当然，拉比认得写在那张纸上的蜜黎安与洛雪儿的名字。他拿着纸条，迟疑了一晌，不知道该不该打电话给她们。他当然很想知道罗珊娜和这两个女人的关系。如果是在伊朗，他一分钟也不会浪费，会立刻抓起电话打给她们。但是在美国，情况完全不同，在这里做任何事，无论出发点是什么，如何良善，如何替人着想，都必须对个人行为负法律责任。如果罗珊娜死了，拉比知道，洛雪儿的丈夫绝对会毫不犹疑地对他提起诉讼，指控他没送她上医院或没早点把她转送适当的机构。

他把纸条塞回罗珊娜的袋子里。

“我也看不懂。”

那天晚上，罗珊娜躺在她的床垫上，十二年来第一次祈求上帝帮她。她一遍又一遍地诵念示玛——以前她妈妈教她在睡前念的祷词——恰如她多舛与波折命运的写照，她的祈祷不仅得到了回应，而且还把酿成这一切灾厄的罪魁祸首带回到她门口。

月姑蜜黎安搭出租车沿着威尔夏大道往特拉维夫市场去。她打算赶早避开那些一大清早就冲进市场，对着食品部那个阿富汗经理大呼小叫说什么蔬菜不新鲜、水果太贵的顾客。因为市场是早上七点开门，所以蜜黎安叫出租车六点半来，估算自己可以在六点五十分抵达，成为第一批上门的客人，爱挑什么就挑什么。

沿威尔夏大道往下开过两个路口之后，蜜黎安看见另一个女人——显然是个伊朗人，而且还很可能是个犹太人，因为她一脸“失望受害”的表情——在等巴士。她身边的长椅上摆了两个空的购物袋。蜜黎安叫出租车司机靠边停。

“到特拉维夫市场，”她将头探出车窗说，“我们可以载你去。”

那个屁股肥厚、关节肿胀的妇人花了很长时间才从长椅上站起来。从人行道到出租车旁的这一段路，让她气喘吁吁，好几次搁下袋子。司机和蜜黎安下车扶她。

“谢谢你们。”她深深呼了一口气，害司机以为她就要在他车上昏倒了。“我从早上五点就在这里等巴士了。车子一直来了又走，人上人下。我没上车，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搭几路车，而且我也没办法问人，因为他们要么讲西班牙语，要么就是外国人。”

妇人提到“外国人”这个词，让蜜黎安轻笑了一下——过去这在伊朗是专门用来指西方人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或巴基斯坦人都各有国籍，而整个西方世界的人——美国人和欧洲人，甚至澳洲人——全都被恭恭敬敬地称为“外国人”。就连到了洛杉矶，蜜黎安这一代的人，无论男女，都还是叫美国人“外国人”。

“我儿子如果发现我这么做，一定会杀了我的。”妇人气喘吁吁地坐在出租车后座上，两条腿张得开开的，好像要让空气可以窜进她灼热的肺部。“我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他们都是好孩子，可是讨的老婆都摩登时髦，还把头发染成黄色的。他们把我关在七楼的公寓里，那么高，害我老是头晕眼花。每次我抱怨说不喜欢住高楼，他们就说我应该心存感激，因为全世界的人显然都想一楼一楼往上爬，并且爬得越高越好。我跟他们说，从窗子看下面的街道，我就头晕。所以他们就说我不该出来，因为我会跌倒受伤。他们一个星期接我出来一次，到他们家里去过安息日。其他的时间我都是一个人，等我的某个儿子过来，开车载我出门。今天我想，应该自己试试看搭巴士。还好运气不错，碰到了你。”她终于停下来，端详着蜜黎安。

“你是从哪个省来的？”她问。

他们在比弗利山谷右转，开往皮科大街。那妇人谈起她从伊朗南部小城来到美国的亲身经历，然后提起另一个刚到美国来的人。

蜜黎安估计他们再过差不多五分钟就会到市场，也知道这位妇人对分摊车费的事既没概念也没经验。伊朗的传统礼数让蜜黎安不可能开口要求她付钱，所以蜜黎安打开皮包，开始数出十张一美元纸钞。

那妇人指着街道右边的一栋建筑，想对蜜黎安强调她说的那个故事有多惊人。

“……超过130公斤，你相信吗？而且很明显，全都是水。他们说她一整个晚上都在流咸泪水，流个不停，流得地板上到处都是。简直像头鲸鱼。”

出租车停在特拉维夫市场门口，六点五十五分，已经有好几个老太太等在外面了，大多是住在这个地区的东欧妇女。出租车司机数了数钱，发现蜜黎安没给他小费，所以不肯下车扶那个胖妇人。蜜黎安的新朋友好像坐得挺舒服的，完全没打算要这么快下车。

“最糟的是，你知道，她不肯告诉任何人她是从哪儿来的，或者她的家人在哪里，所以没有人能帮她。”

这句话让蜜黎安停下动作，认真倾听。

“如果我儿子知道我又嚼舌根，一定会杀了我。可是我觉得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不介意说给你听，虽然我也不算真的认识你啦。”蜜黎安扶她下车的时候她说，“我儿子说她很可能是逃犯，再不然就是想躲开嫉妒又疯狂的老公。”

蜜黎安和妇人一起等市场开门，她甚至还走到里面，和那个穿比尔·科斯比毛衣的年轻人打了招呼，然后才转身走过九个街口，到那间药房所在的塔楼去。

药房前门被封了，但是后门是敞开的。蜜黎安爬上楼梯，感觉到房子随着沉重缓慢的呼吸声摇晃着。在她的步履之下，楼梯吱吱嘎嘎抖动着，随时可能坍塌。刹那间，蜜黎安觉得应该转身逃走，救自己一命。

但是才走到半途，蜜黎安就闻到一股气味，是潮湿的空气，是纵情的梦境，是沁凉的夜晚，以及好远好远的记忆；是她孩提时期就已闻过的气味，是她和罗珊娜一起睡在地板上，一夜被罗珊娜的翅膀在风中扇动的声音惊醒数次的那些年里闻过的气味；是罗珊娜和索拉博完婚后几个月内就弥漫铁慕尔家豪宅的气味，是蜜黎安踏进罗珊娜在伊斯坦布尔的那间陋室，看见她那双衰老疲惫的眼睛而激动颤抖时闻到的气味。于是，在伸手握住坏掉的门把，推门进到阁楼间的那一刻，蜜黎安一丝怀疑都没有，她知道自己找到罗珊娜了。

房里很暗。她看见另一头有个影子，听见呼吸声停止了，然后又响起。

“是我。”她轻声说，与其说是怕吓着罗珊娜，倒不如说是为了缓和自己的恐惧，“别怕。”

她走近那个黑影，绕了一圈，找着了头。硕大浮肿的脸上，两条细缝回望着她。罗珊娜的皮肤上满是涔涔的液体，泪水汩汩流下。她一看见蜜黎安就闭上了眼睛。

蜜黎安走到窗前，想开窗，但是窗页被卡住了。

她踅回来，跪在罗珊娜床边。

“发生什么事了？”她激动哽咽地问，“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罗珊娜没回答。

蜜黎安望着她，接着转身下楼。

她找到公用电话，打给苏珊、洛雪儿、布莱恩和他妻子。

“十五分钟内赶来。”她对每个人说，“我找到罗珊娜了，如果不救她，她就快死了。”

尽管蜜黎安强调罗珊娜的处境极其危急，但洛雪儿却偏偏花了足足五个小时才抵达救援现场。她一整个早上都在努力从前一夜的派对狂欢中清醒过来，在脸上和眼睛上一会儿热敷一会儿冰敷，抽烟，然后洒上香水，盖掉身上的烟味。谢天谢地，她丈夫早早就出门了——“早餐会”，他前一天晚上说，可是洛雪儿猜他是去见别的女人了——所以蜜黎安打电话来的时候，他并不在家。他向来不喜欢蜜黎安，洛雪儿的亲戚他没半个喜欢的。他说她们还是没离开犹太区——扛着犹太区走过万里路到美国来——而且还说他们是一群疯子，打定主意要花光他赚的每一分钱。洛雪儿偶尔也有同感。

所以如果那天早上接起电话听到蜜黎安的声音，他绝对不会高兴，而且也绝对不想听到罗珊娜来到洛杉矶的消息。“又一个财务负担。”他会这么说罗珊娜，“如果是蜜黎安找到她的，那蜜黎安就该自己养她。”

并不是洛雪儿不爱家人，也并不是她没尽力帮助他们。老天明鉴，她不时偷偷攒钱给苏珊，邀请布莱恩的妻子来参加她的餐会，虽然那女人和其他客人格格不入，也一点都不想融入。只是，对洛雪儿来说，她小时候本来就和罗珊娜不熟，到如今要她觉得和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人有血缘关系，更是不容易。几个月前，蜜黎安听说罗珊娜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洛雪儿要接受她可能还活着的事实已经够困难的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善意，洛雪儿花了一个星期说服丈夫，最后才说动他负担罗珊娜的机票钱。到最后一分钟，就在蜜黎安准备出发之前，洛雪儿的丈夫还派妻子一起去。

“他大概是有新情妇了，所以不想要你在家。”蜜黎安径自下了结论，完全不顾洛雪儿的自尊。

在伊斯坦布尔，她们住进喜来登酒店，蜜黎安不肯住洛雪儿允诺要买单的五星级酒店——“浪费就是浪费，花谁的钱都一样”——整趟旅程简直是一场让洛雪儿想忘也忘不了的梦魇。第一天，她们搭出租车到库姆卡珀，在罗珊娜住的楼房前面下车，盯着房子看，但没敢进去。她们回到酒店，彻夜难眠。第二天早上，她们争执不下，不知道该怎么接近罗珊娜才好：蜜黎安想闯进楼里，把罗珊娜的样子形容给住户听，找出她住的房号，敲她的门；洛雪儿则发誓说，大楼里的住户在帮蜜黎安找到任何人之前，就算没勒死她，也一定会先强暴她。和过去一样，蜜黎安还是占了上风。

而历经这一切之后——十二年的寻觅，折磨的旅途，所有的忧心、不安——她们从罗珊娜身上什么也没得到，只得到了拒绝。

所以洛雪儿这天早上坐在镶有荧光灯与四倍放大效果的特制梳妆镜前，心里想着到底该不该再次去拯救罗珊娜。

十点钟时，女仆端来洛雪儿的咖啡和阿普唑仑药片。洛雪儿梳完头发，化好妆后，烦恼该穿什么——蜜黎安给她的那个地址很可怕，靠近那个她死也不会去的市场（今天早上在电话里，她甚至有冲动想再告诉蜜黎安一遍，她只去世纪城的格尔森买菜），她实在不知道该穿什么。等到准备停当，已经十一点四十分，咖啡也凉了。她把整瓶阿普唑仑放进她的普拉达皮包里，坐上车，很想知道她有多少个家财万贯的朋友已经听说她离家出走的姐姐来到洛杉矶的事，更不知道该编什么样的借口来挽回颜面。可得花大力气善后，她想，而且不管怎么说，她也不认为罗珊娜值得她这么费事。

她沿比弗利大道一直开到皮科大街，然后左转到谢南多厄。远在三个路口之外，她就看见围观的群众：伊朗老太太们聚在药房对面的人行道上，好像在观赏火车事故的事后现场。一辆消防车停在塔楼前面。消防车后面是两辆警车、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平台卡车，还有布莱恩崭新的黄色法拉利，苏珊那辆老旧的庞蒂亚克，以及好几辆洛雪儿不认得的车。

她把她的宾利停在一条小街上，躲在一辆报废的庞大垃圾车后面，戴上她的杰奎琳·肯尼迪风的太阳眼镜，套上她去年在加拿大用一万美元买的灰鼠皮大衣（当然是在夏天买的，因为夏天皮草生意比较清淡，店家愿意降价求售），然后下了车，希望自己看起来不会太醒目。

月姑蜜黎安正在和拉比约瑟夫吵架。

“谁说这些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她问拉比。她突如其来的阻拦显然让他很恼火。“谁允许你让他们用这种方法搬动她的？”

洛雪儿一眼就在人群里瞥见苏珊，于是挤了过去。她吻了妹妹的双颊，四下张望一会儿，确定没有人能听见她说的话之后才轻声问：“我们怎么知道是她？”

饱尝人世沧桑，多年来备受经济与家庭压力折磨的苏珊很疲惫，很冷漠，没心情配合洛雪儿演戏。她看着洛雪儿，懒得回答，过了一分钟之后，才挪动了一下，让布莱恩可以靠得近一些。

洛雪儿觉得有必要替自己辩解一下。“我之所以问这个简单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冷血，”她自卫似的对布莱恩说，“只是想知道，在我们把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之前，有没有人先确定那个人就是罗珊娜。”

布莱恩转着他的法拉利钥匙，咯咯笑起来。从有了中年危机，去看心理医生以来，他就养成了在最不适当的时机发笑的习惯，告诉大家说所有的事情都会自动解决的。但是除了让他自己懊恼之外，这样的人生新态度并没有把他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月姑蜜黎安威胁要上法院控告拉比约瑟夫。

“万一她受了惊吓，”她的声音压过街头的噪音，“或在半空中突发心脏病。你告诉我，你愿意负起法律和道德责任吗？”

布莱恩注意到洛雪儿难堪得不得了，又咯咯笑起来。

“好像是因为她体形太大，没办法从门口出来。”他耐住性子解释，并不介意洛雪儿一个早上都不见人影。“他们非得把她弄出来不可，因为这栋楼房要拆掉了，所以他们在墙面上那个原本是窗户的位置，敲出一个大洞，打算把她绑在起重机上，然后吊到街上。”

洛雪儿脸色发白，害布莱恩以为她会晕倒在那件皮草大衣里。

“起重机？什么起重机？”

但她已经看见那部让她大惊失色的装置了，吓得倒抽一口气——这部用来搬动大型物体的机器，起重臂上有很宽的皮带，正吊着一张权充轮床的东西，宽度足可以躺下三个普通身材的人，它正准备把吊下来的人放进等候的那辆平台卡车上。这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救援行动，洛雪儿想，甚至不能用救护车。女儿约瑟芬的婆婆会为这事一直取笑她的。

“我几个月前才见过她，”洛雪儿哀怨地对布莱恩说，“她又瘦又小，看起来是很惨没错，可是很单薄。”

布莱恩摇摇头，没做任何解释。

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看着蜜黎安和拉比吵架。

“有人打电话给莉莉了吗？”洛雪儿又找话说。

布莱恩耸耸肩。

“有人打算打电话给莉莉吗？”

“时机刚刚好。”布莱恩笑起来。

“什么‘刚刚好’？”洛雪儿很火大，“你们这些家伙在想什么啊？”

她注意到布莱恩根本没在看她，所以她顺着他的视线，抬头迎着正午刚过的奶白色阳光，看见天空上有好大的一朵云。惊骇不已的洛雪儿摘下太阳镜，眯起眼睛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泛黄的床单，仿佛庞大帐篷的布墙，在风中缓缓扇动。床单之下，罗珊娜俯身躺着，双腿伸直，脸侧向一边，双手垂向两旁，让起重机吊着她回到街头，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宛如一个巨大无比的魔咒。

他们继续让她这么绑在轮床上，把她直接送到卡车的载物平台上。两名护理人员坐在她身边。蜜黎安也想陪着罗珊娜，但是拉比约瑟夫说她已经对救援行动造成太多干扰，应该退开了。布莱恩开车带路，她坐在车里。洛雪儿望着他们：一个举止活像青少年的中年男人，载着一个头绑丝巾、身穿男装的女人，疾驰过洛杉矶街头，后面跟着一辆载送不肯或不能开口说话的庞然大物的平台卡车，再后面是苏珊，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庞蒂亚克，这辆二手车是她十二年前买的，且光靠她修指甲的收入和布莱恩每个月月底给她的钱，根本就很难挪出多余的部分来保养车。洛雪儿殿后，她犯了偏头痛，一路上停了三次车——买杯咖啡，抽根烟，再吞颗阿普唑仑。然而，等她终于开到蜜黎安家的时候，平台卡车也才刚停下来。

她坐在驾驶座上，望着眼前的场景：蜜黎安走下法拉利，带消防员进到屋里。布莱恩和他请来的工匠打招呼，那人已经备好工具，随时能拆掉任何门，或炸掉任何窗户。布莱恩答应只要他听指挥干活儿，就能得到三倍工资。查尔斯先生站在门口，抱怨不休，说这么多陌生人会吓坏他的鸟儿，却一次也没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突然跑到他家来。

罗珊娜在卡车上一动也不动地躺着。

“你迟早还是要见她的。”苏珊把头伸进洛雪儿的车窗里，吓了洛雪儿一跳。“迟早的问题。”洛雪儿的慌张让她微笑。“你最好还是早点适应吧。”

这倒是事实，洛雪儿想，罗珊娜人在这里，蜜黎安已经把她变成大家的问题了，不管喜不喜欢，洛雪儿都得要面对她，帮助她，忍耐她。

她叹口气，把额头靠在方向盘上。

“我只是不懂，我们为什么非得忍受这个。”她对苏珊诉苦，“这不公平吧，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公平。她甚至不想要人帮忙。”

苏珊拉开车门，扶洛雪儿下车。

“来吧。”她抓着洛雪儿的手臂，要姐姐镇静，“我们总不能让她自己一个人死在药房里吧。”

她们一起走向平台卡车，苏珊还是抓着洛雪儿的手臂，既是撑着她，也是靠着她。走到卡车后面，她们对着还留在罗珊娜身边的那个护理人员微笑，然后绕到另一边，好看得清楚一些。罗珊娜躺在那里，水与肌肉组合而成的庞然大物，呼吸得很慢很慢，仿佛每一次喘息都可能是她的最后一口气。她看着她们，一丝一毫的情绪都没有，一片死寂。

洛雪儿尽量靠近卡车。是罗珊娜，没错——像往常一样桀骜不驯，不为所动，总让人难以置信。

“见到你真好。”洛雪儿鼓起勇气说，泪水溃堤而出。

那天下午，电影明星茉希狄走进我的房间，给了我一杯伏特加马提尼。时间是下午四点。我整天都躺在床上，没睡，但也无法起床面对这一天。

“你洛雪儿阿姨打了电话来。”茉希狄举起她自己的杯子假装干杯说。我以前从来不喜欢酒。过去几个月，茉希狄给我什么我就喝什么。我喜欢的不是酒的滋味，而是酒精带来的麻痹感，那种“飘然无形”的感觉，不存在的感觉，只要我喝得够多就感觉得到。

“喝掉吧。”茉希狄催我，一口喝光她自己的酒，“在这天结束之前，你还得多喝几杯才行。”

于是我来到这里。这天傍晚，那个笑容迷得我阿姨心脏狂跳、长相神似哈里森·福特的司机，开着茉希狄的黑色捷豹，载我来到这里。我来，因为我别无选择，因为我知道自己迟早会向蜜黎安和我其他的阿姨屈服，因为茉希狄生平头一遭鼓励我来。我这天来到这里，自此而后的每一天都来。迄今将近两个月，“哈里森·福特”每天早上载我过来，深夜再载我回去。然而，对于罗珊娜，除了眼中所见之外，我还是一无所知。

起初，我只是坐在这里，坐在蜜黎安的客厅里，在正中央摆着绿色瓶子的茶几对面的这张椅子里。一整个星期，我静静听着阿姨们谈论罗珊娜和她每况愈下的惊人病情，每天听见她们为该怎么救她而争吵不休。医生来了又走，护士也是，还有远从芝加哥和纽约赶来的亲戚。洛雪儿相信，等事情告一段落后，她老公一定会休掉她。布莱恩的女朋友不再逼他离开妻子娶她。我静静看着，静静听着，完全不介入。我唯一做不到的是，走向走廊尽头的房间，推开门，去看看我妈妈。

阿姨们想逼我去，但又在窃窃私语声中退却，因为她们怕如果把我逼得太紧不知会出什么事，因为她们没想到我竟然会用她们始料未及的自杀举动来吓她们一大跳，也因为事后想想，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会想了结自己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等你准备好吧。”蜜黎安要我放心，“先留在这里，习惯这个想法再说。”

她们在我身边围成一圈，徒费心力地想为罗珊娜的病祈福，想找出治疗方法。因为没法确诊病因，他们让她打点滴，不停小口喂她她根本不肯吃的食物。带她出门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她们用尽一切关系，找各式各样的医学专家到蜜黎安家里来。她们拜访顶尖的外科医生，付钱请X光机操作员到家里出诊。她们找来专科医师，想要更多咨询意见。日复一日，川流不息的医生和护士在家里进进出出，做出一个又一个的诊断，进行一个又一个不同、甚至常相互冲突，最后却只残酷地证明完全无效的疗程。在此期间，罗珊娜还是沉默不语，只是继续水肿。她从没开口问起我。我知道，因为我一直竖起耳朵听着。

她的姐妹们想突破她的心防。她们坐在她床边，问她问题，把自她离开德黑兰之后，每个人的遭遇原原本本告诉她。她们带儿女来，强迫他们进去看她，而且不准表现出心里的惊恐。她们甚至还准许查尔斯先生带着小鸟在她面前晃，希望能唤起她的反应。过了三个星期，罗珊娜的体重又增加了，她的呼吸声让蜜黎安那条街上的狗全都狂躁不安。

有天晚上，阿姨们比往常早一些离开。“哈里森·福特”打电话来说他要载茉希狄去市中心参加首映会，要到接近午夜才能来接我。突然之间，我发现在这个房子里，只剩下我、蜜黎安与查尔斯先生。

还有罗珊娜。

我一直坐在那里，直到查尔斯先生赶鸟儿去睡觉，蜜黎安回到自己房间，关上房门。我知道她是故意留我一个人独处的，好给我机会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去看看罗珊娜。我又在那里坐了好一会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该这么做——站起来，去看这个大家都说是罗珊娜，而我却觉得不亲也不熟悉的庞然大物。我坐了好久好久，以为自己永远都不可能站起来了，但是我站了起来。

蜜黎安留着走廊的灯没关，所以我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在朝罗珊娜的房门接近。房里回荡着她的呼吸声，空气很潮湿，宛如来自大海，而且很沉重。她的门没上锁。我推开，走了进去。

我站在门口，看见很大的一团东西，像只动物仰面朝天躺在薄毯里。她和我所认识的罗珊娜那么不同，那么不像，我真的觉得走近一些瞧个清楚并不难。她必定感觉到我的存在了，因为在那一瞬间，她屏住了呼吸——或许是害怕吧。她胸口再次上下起伏时，呼吸节奏变得更快更波涛汹涌了。她的腹部像个巨大怪异的水槽，在薄毯下颤动着。我想起那个一天夜里光着脚，把我扛在肩上的女人，那个爬下我们家外墙，带我穿过德黑兰雾气迷蒙的冰冷夜色，坐上摩天轮的女人。我记起她是怎么告诉我说，她曾展开过真正的翅膀在空中飞翔。我记起她是怎么在信仰大道的家里喊我的，她的笑声是怎么回荡在走廊里，传到楼梯间，穿透每个房间。

我挨近床边，近得能看见她。

我们就这样——我站在她的床边，低头盯着她看，而罗珊娜仰望着我，黄色的液体慢慢从她眼角流到枕头上。她毫无动静，就算看见我，就算认得我，也完全没表现出来。然后，她合上眼睛。

就是这样，我想，经过这么久的时间，挨过这么漫长的等待之后，天使罗珊娜看见了我，但是她什么都没说，什么也没做，就只是当着我的面闭上眼睛。

我往外冲的时候撞上了蜜黎安。

“我希望她今晚就死掉。”我说，很肯定罗珊娜听得见。

她那天晚上并没死，可是病情更趋恶化，生命迹象也开始变得更为微弱。我知道，因为我隔天还是到蜜黎安家去了，再隔天也是。偶尔，甚至还违背自己的心意和怒气，再次进房里去看罗珊娜。

我的阿姨们送走了那些既无法断定病因也无法治疗罗珊娜的医生，接受科学阵线失败的事实，转而寻求更古老、更具实证经验的治疗方法。

洛雪儿不顾丈夫的强烈反对，抓住两场重要的告别单身女子派对之间的空当，飞到芝加哥，去见所有神圣拉比之中最神圣的那位——这位拉比是个美国人，他不和她说话也不看她，但是在收下丰厚的“捐赠”之后，回赠给她一条持咒祝祷过的红色丝绳，要她拿回去绑在罗珊娜手腕上。

约瑟芬看见那条丝绳时哈哈大笑。

“这东西洛杉矶到处都有卖，”她说，“现在我的朋友都人手一条。这是用来吓退邪恶之眼的。”

布莱恩不甘被洛雪儿比下去，他带情妇到开曼群岛浮潜，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他说是他“个人宗师与心灵导师”的人。这位宗师可以在世纪酒店享受一整个星期的免费招待，作为交换他得每天早上和下午到蜜黎安家来，将涂了万金油的温热手掌贴在罗珊娜肚子上。他说他这是要吸出让罗珊娜生病的负面能量。这能量花了布莱恩一万美元，却还是没被赶走。

之后，苏珊的女儿找到一名喇嘛，把他带到了蜜黎安家里来。他花了两天时间在罗珊娜房门口诵经，焚烧腐臭的香，弄得每个人双眼红肿，头发闻起来活像臭毛巾。这个喇嘛后来被赶走了，因为一直觉得曾在前世见过他的洛雪儿，后来猛然认出他是以前帮她清理游泳池的菲律宾工人，只是现在剃了头发，穿起白色长袍罢了。

被折磨了九个星期又三天之后，月姑蜜黎安端来一杯泡着小豆蔻的茶，和我一起坐下，细细盘点：她已经把她相信能救得了罗珊娜的方法全都试过了，她说，而且她也知道全都没用。她在伊朗社群里丢足了脸，还让罗珊娜无端受辱。她花了难以想象的一大笔钱，和邻居的关系搞到不可收拾，而最后，却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罗珊娜死去。

“该是实话实说的时候了。”她坦诚道。

我警觉起来，但还是默不作声。蜜黎安的“实话实说”通常也就是痛苦的代名词。

“真相是什么，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她继续说，“我早就知道我们搞错方向了，洛雪儿也知道，这也是罗珊娜一开始不想让我们带她回来的原因。”

“你大可不带她回来的啊。”我耸耸肩，从咬紧的牙关里挤出话来，“我希望你没带她回来。”

“话是这么说没错，”蜜黎安喝了一口茶，“可是这不只是你或我怎么想的问题，为了找出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必须先做出正确的诊断。”

她放下茶杯。

“现在你又成了医生啦。”我讽刺地说，“你搞不好可以自己治好她呢。”

她没生气。

“我不是医生。”她说，“不必是。我只是知道你妈妈是怎么回事。”

她往前靠，对着我的脸轻声说：“我知道是什么东西要她的命。”

我的嘴巴里，舌头又干又重。我卷动舌头想说话，但舌头却卡在唇间，让声音全发不出来。蜜黎安又靠回椅背上，继续使出致命的一击。

“她就快要因为罪恶感而死了，你知道。她有罪恶感，因为她对你做的事，以及在这之前对你爸爸做的事。她就快要因为伤心而没命了。她很伤心，因为她浪费了生命，因为她可以修补却没修补。这么多痛苦压抑在心里，这么多泪水，过了一段时间，无处可以宣泄，就会要了人命。波斯语里有个专门的单词：Degh，也就是‘伤心而死’的意思。我明白，罗珊娜从来没有机会——没给她自己机会——回头，请求宽恕。我明白，如果她能有机会——就算不求索拉博，至少也该求你——她或许可以流出一些泪水，开始康复。”

她直直盯着我，突然开始恳求我。好像以为我不只有力量拯救妈妈，也有力量拯救蜜黎安自己，仿佛我说一句话，采取一个行动，就能在一瞬间把她们这一生所失去的东西全带回到她们身边。

“你要我做什么？”我问，与其说是想帮忙，不如说我已心疲力竭，“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蜜黎安抓住机会，不肯放手。

“我要做杏仁泪。”她说得很慢很慢，不想把我吓跑，“就在这个房子里。我们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只要碰上解决不了的悲剧，就会举行这种仪式。过程很漫长——至少要花两天时间——而且到最后，还需一个心灵纯洁的人，也就是大家说的善良的人，喂那个生病的人吃下泪水。我想我得要你来做这个工作。”

她停下来，但是双眼还是紧盯着我，然后，她提出了一个她知道我绝对不会拒绝的条件。

“如果你肯做，”她说，“不管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告诉你。”

她打量着我，根据我的反应，判断我需求的极限。

“所有的秘密，”她承诺，“所有伤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