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我才刚要开始采访而已。在微妙的时机冒出来的这句话，令我措手不及。

感觉就像在哨声响起十秒后就被进球的守门员。请等一下，我什么都还没问啊？还是我听错了？

我还来不及振作起来，第二发鱼雷急速接近，下一秒就爆炸了。一身西装的那名青年急促地说：

“小松是跟踪狂。诗织全都告诉我跟阳子了。把她跟小松之间发生的事，全部告诉我们了。我们也没想到诗织真的会被杀。可是她在死前对我们说——”岛田说到这里，咽下唾沫似的停顿了一下。

“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

我的脑袋一片混乱。什么跟什么？意思是杀人事件的被害人留下凶手的名字后遇害了吗？这简直太离奇了。而且还说“警方是凶手”……警方不是正要揪出凶手吗？

我看见岛田的双拳握得死紧，在膝上微微颤抖着，注视着我的眼睛甚至蒙上一层泪水，表情严肃至极。

岛田又要开口，我制止他说：

“请等一下。慢慢来就行了，可以照顺序从头说起吗？”

总之必须先让对方冷静下来。我请藤本去点饮料。不，也许其实是我自己想要冷静，总觉得喉咙莫名干渴。

我观察岛田的样子。怀疑别人说的话，好像是记者的习性。

如果问我平日的人际关系当中，“怀疑别人”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应该会回答后者。但是遇上采访，情况就不同了。信息匮乏的情况下，人会更愿意相信发言内容吸引人的采访对象。然而我知道，有些人就是清楚这一点，而刻意找上记者。轻易相信别人的话，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在社会记者的眼中，这个社会充满了骗子。

可是这两个人没有理由撒谎，因为他们与这起命案毫无利害关系。虽然他们指控警方也是凶手，让我觉得似乎有待商榷；但依我看，两人不像是莫名偏执的类型。

被害人的亲友对警方的处理感到不满，反过来怨恨警方，是常有的事。也有人认定就是因为警方才导致悲剧发生。可是岛田的语气和表情，完全没有那种人常见的精神不稳定。

店员送来四杯饮料。一片漆黑的荧幕、沉默不语的四人、电线依然卷成一团的麦克风。这幕景象肯定诡异极了。

我老早就戒了烟，但是这种时候总叫人想要再次点燃打火机。咔嚓，弹开盖子，噗咻，点燃火焰。我想要这样的“空档”。我没有点火，而是按了两下手中的圆珠笔。本应该吵闹不已的KTV包厢里，就连便宜货的圆珠笔发出的咔嚓声都显得响亮。

“你刚才说的……”我先清了清喉咙才开口，但声音有点哑了，“‘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这是诗织本人说的话吗？”

岛田和阳子同时点头。

“她对我们说过好几次。她的房间甚至留下了类似遗书的笔记。诗织不惜这么做，都想要留下她是被小松害死的证据，然而我们却什么都没办法帮她……诗织也找过警察，可是警察完全不肯帮忙，结果害诗织真的被杀了……现在连我们都很害怕。搞不好下一个就是我们了。”

他说警方是“凶手”，原来是这个意思？明明都求救了，警察却袖手旁观。这个时候日本还没有可以遏阻跟踪狂的法律。警方一贯的作风，是遇到事情就搬出“民事不介入”来推诿，他们不肯提供帮助，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不过与此同时，虽然隐隐约约，不过我有些理解采访时诗织的朋友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了。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可能被杀。说自己会被杀的诗织真的遇害了，而且她的死也证明了警方的漠不关心。为什么来到KTV包厢之前岛田和阳子会提防成那样，我也恍然大悟。

虽然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被害人先告诉别人自己与凶手之间的一切才被杀死的例子，但是我认为他们的话应该可以相信。毕竟诗织的朋友都不愿意与命案扯上关系，却只有他们甘冒危险，也想要向我倾诉。

我打手势请藤本负责笔记。我想专注聆听。我本来就不爱做笔记，也不用录音机。只有姓名、住址、数字、句子等重要的部分会写下来。因为我相信重要的是专注聆听与对话。一边聆听对方说话，一边观察神情，判断真假，同时写下数量庞大的笔记，我可没办法这么神通广大。不过多亏了记者藤本，这段漫长的访谈留下了正确的记录。

“那个小松和人到底是什么人？”

“完全不知道。连他是做什么职业的、住在哪里都不知道。不……”岛田取出记事本。我讶异地看着。岛田翻着记事本，接着说：

“他好像住在池袋那里。东口。诗织也去过那里，但连他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要是事件当事人也就罢了，但这还是我头一遭遇到拿出笔记的采访对象。

“那个记事本是……”

岛田和阳子对望了一眼。

“我把诗织告诉我们的内容都尽量写下来了。”

“这样啊……”我应声，这次轮到我和藤本对望了。看来他们是非常优秀的证人。我完全没想到能听到如此值得信赖的证词。他们说，诗织为了与小松之间的问题焦头烂额，找他们谈心过好几次，每一次都请他们把要点记下来。

岛田继续说：

“最初他自称是汽车销售员来亲近诗织，可是那是骗人的。小松身高大概一米八，身材偏瘦……”

阳子比手画脚地开始说起来：

“头发自然卷，稍微染过。长相用艺人来形容的话，大概就像羽贺研二和松田优作加起来除以二吧。几乎不喝酒，也不抽烟。”

“请等一下。”我忍不住插嘴，“在命案现场目击到的，是身高一米七、短发、肥胖的男子。如果说小松是个身高一米八的瘦子，那不就是不同的人了吗？”

岛田和阳子再次对望。

“是这样呢。”

“可是，你们一开始说凶手是小松……”

“这该从哪里说起才好……小松这个人经常把这种话挂在嘴上，‘我才不会自己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

什么？

“……他很有钱吗？”

“他的裤袋里随时都塞着一整叠钞票。”

“他怎么会这么有钱？”

“他说他卖车子，一个月可以赚个一千万。还说只要有钱，想干什么都成……”

“小松和诗织之前在交往，对吧？”

“对，虽然很短暂……”

“诗织和小松是在哪里认识的？”

案件当事人是男女朋友的情况，这一点很重要，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诗织说是在大宫站东口的游艺中心被搭讪的。她跟朋友在拍大头贴的时候机器坏掉了……是因为这样而认识的。”岛田膝上的拳头再次颤抖起来。

“可是……这真的是大错特错……”

诗织第一次找岛田倾吐烦恼，是三月二十四日的时候。

岛田接到电话，和诗织约在大宫站附近，发现她的样子很不对劲。虽然肚子不饿，但岛田把她拉进刚好看到的天妇罗餐厅里谈话。

细长的店内充满了炸面衣的声音与芝麻油的香气。两人隔着雅座的桌子面对面而坐。岛田催诗织开口，她却说出了惊人之语：

“我可能会被杀掉。”

诗织说这话时的表情，就像这天对我们剖白的岛田一样严肃。而岛田听到这话，反应也就像这天的我一样。

他想，“她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是自以为成了电视剧还是悲剧的女主角了吗？会不会是脑袋出了什么毛病？岛田甚至如此怀疑。诗织却说：

“你先别管那么多，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如果我突然死掉而且是被人杀死，凶手就是这个人。”

诗织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汽车经销公司名称“有限公司W”的旁边，印着“小松诚”这个名字。诗织把她和小松之间发生的种种逐一告诉岛田，他边听边点头。真的有这种事吗？真的有这种人吗？尽管难以完全相信，但唯一清楚明白的是，忧惧让诗织憔悴万分。后来这张名片被警方押扣了，不过那个时候岛田半信半疑地把这个名字写到记事本里。

这是从命案回溯七个月以前的事。事到如今，已无从得知这时诗织对自己的命运究竟有多不安。但是从这天开始，直到“死劫之日”当天，诗织找岛田谈过许多次。而岛田也将亲眼目睹一切都如同诗织的预测那样发展，而且正确得近乎骇人——

诗织与小松诚认识的那一天，是还沉浸在年节气氛的一月六日。

大宫站东口附近有条称为南银座的细长热闹街道。居酒屋、KTV、电影院林立，在埼玉县里算是颇为繁华的区域。诗织正在游艺中心和女性朋友用最喜欢的拍照机拍大头贴。可是不巧机器坏了，投入硬币也没有反应。

“咦？”诗织和朋友敲着机器，讨论是不是该去问店员。这时两名男子出声攀谈：“怎么了吗？”

诗织回头，前面站着一名笑容温和的高挑男子。头发是稍微染过的自然卷，虽然有点O型腿，但外表还不赖。那就是小松。

“要不要去唱KTV？”男人邀道。比起诗织，她的朋友更被小松的朋友吸引了。

小松对诗织一见钟情。他递出名片，自我介绍说是从事汽车销售的二十三岁青年实业家。诗织没有怀疑，就这样相信了。

四个人一起去KTV唱歌，临别的时候交换了手机号码——是非常普通的男女认识过程。

人的命运没有人说得准。因为一点阴错阳差，两人就此产生了关联。如果当时大头贴机器没有故障——不，只要时间再早一点或晚一点，根本就不会发生这起悲剧了……

后来过了两个月，两人的交往很普通地进展到一起去横滨兜风、去迪斯尼乐园游玩，也曾加上诗织的女性朋友，三个人一起去冲绳旅行。

“我最喜欢冲绳了，也想带你去那里看看。”小松这么说。

诗织认为小松诚温柔体贴，但是在阳子这些朋友的眼中，他显得有些古怪。他的反应很夸张，比方说在餐厅里，诗织只是稍微弄掉一点食物，小松就会火速冲去洗手间，大声喊着“没事！没事！”抓来纸巾帮她擦干净。他对任何事都有点反应过度。也许诗织觉得这是体贴，但身边的朋友就是无法甩开古怪的印象。而且小松总是用怀疑的眼神看人，精神方面感觉也不太稳定。

他很喜欢把“命中注定”挂在嘴上。

“我小学的时候，很喜欢爬上我家附近一块大岩石玩耍。”诗织这么说，小松便说：“我就是那附近的学校毕业的耶！那块大岩石的路，就是我上下学走的路。搞不好我们以前也曾经遇见过。我们会这样认识，一定也是命中注定……”开口闭口就是“命中注定”。

这名自称的青年实业家夸口说他每个月至少能赚一千万日元。他很喜欢送东西给诗织。

一开始送的东西很便宜，三百日元左右的布偶。诗织也说着“好可爱”，坦然接受。但是等到有所觉察的时候，礼物已经愈来愈昂贵。小松开始送她路易威登的皮包或高级套装，叫她“下次见面的时候，你穿这套衣服，带这个包来”，简直把诗织当成洋娃娃对待。

据说诗织本来不是个对名牌货感兴趣的女生，只有和小松约会的时候，才会穿戴这些东西去赴约。朋友认识的诗织，是个很会穿搭平民服饰的女孩。

小松日益升级的礼物攻势令诗织不安起来，某天拒绝收礼。

“我不能再继续收你的礼物了。”她说，“我已经收了你将近十年份的生日和圣诞节礼物了，不用再送了。”

然而面对诗织的拒绝，小松的反应十分异常。

“这是我的爱情表现，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心意！为什么！”

突然暴怒的小松让诗织不知所措，同时也第一次注意到小松的异常。

小松开车很粗鲁。他有两台车子，奔驰SL的敞篷车和奔驰厢型车，他总是突然发车、紧急刹车。他会在空旷的国道上故意蛇行，停在十字路口时，便故意催油门发出巨响。诗织曾经向朋友抱怨，说坐他的车很丢脸。小松的行动毫无计划性，每次去兜风，目的地几乎都会再三变更。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小松总是随身携带一次性相机，即使是开车的时候，也会突然拿出相机，朝着诗织打闪光灯。

就在诗织开始对小松心生疑念的时候，某天她不经意地打开车子的置物箱，发现了奇怪的东西。置物箱里放着许多名片，但每一张的姓名都是小松和人，而不是小松诚。太奇怪了。仔细想想，也不知道他说自己二十三岁是不是真的，而且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明明诗织只告诉了他手机号码，小松却突然打她家里的电话找她，令她难以释怀。

小松打来的电话里，有一次说他住院了，叫诗织去探望。诗织急忙赶到都内的医院，却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病房里有好几个像是小弟的年轻人，离开病房的时候对诗织说：“大姐，告辞了。”口气简直就像黑道。“我故意在池袋的斑马线上去撞小警车。这消息我已经告诉《朝日新闻》跟《赤旗》[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了，警察得对我俯首听命了。”小松笑着说。

诗织大吃一惊。她完全不懂小松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到底是什么来头？疑惑愈来愈深。

三月二十日左右，小松突然变了个人。从诗织那里听到这天状况的岛田如此转述：

“事情发生在小松位于池袋的公寓。诗织去那里玩，但她说那里感觉好像没有人住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房间里放了一台摄影机。她发现有摄影机。”

诗织以为那是在拍自己，随口问道：“怎么会有摄影机？”结果小松当场抓住诗织的手，把她拖到隔壁房间去。

“啰嗦什么！啊？你瞧不起我啊？”

诗织生平第一次被人大声怒吼，吓得靠在房间墙上。小松一脸凶神恶煞，一拳又一拳往她的脸旁边击打。小松瞪着惊吓到一动也不敢动的诗织，拳头“砰砰砰”地重重捶在墙上。

小松身高超过180厘米。遭这样一个大汉如此对待，诗织的恐惧可想而知。

小松怒吼：

“你敢不听我的话？好，把我之前送你的衣服，大概总共一百万拿来还我！拿不出来就去洗浴中心给我赚钱！我现在就去找你爸妈，把你跟我交往的事都说出去！”

这番言行，叫人难以相信是出自刚交往时斯文体贴的小松。直到很后来我才查到，这个房间的墙壁确实被打出了一个大洞。

与家人关系亲密、特别黏父亲的诗织，绝对不想被家人知道自己居然跟这种人交往。反过来说，诗织等于是在这时候暴露了自己最大的弱点。

“所以你只要照着我说的，乖乖听话就是了。”

男人对着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的诗织狰狞地笑道。就在这一瞬间，两人的关系决定性地变质了。

从这天开始，诗织的生活完全被小松控制了。小松开始逐一检查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隔三十分钟就会打她的手机，如果她没接，甚至会打到她家或朋友那里，所以诗织也不敢关掉手机。诗织形同被监视了。

“诗织，你喜欢我吗？”

“我爱你。”

“我肚子痛得快死了。我好想听听你的声音。”

“你还好吗？”

听到诗织与小松的电话内容，朋友都以为她们交往得很顺利。但是一挂断电话，她的表情立刻转为阴郁。她说如果不那样回答，小松就会大吼大叫。她对小松害怕到不行。对于这个逼迫她言听计从的跟踪狂，她早已完全失去了感情。

“我还年轻，也想跟其他朋友出去玩。我觉得你比较适合跟我不同类型的女生……”

“你要跟我分手？轮不到你决定！哪里还找得到像我这么棒的男人？钱我多得是，可以供你吃喝玩乐。只要结婚，你爱怎么花我的钱都行。到底有什么问题？告诉你，这个世上只要有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诗织开始在小松面前扮演喜爱阅读的女生。她想要通过阅读，尽量减少跟小松的共通之处。但是只要不小心稍微回嘴，小松就会抓狂。他动不动就威胁要把他们的关系告诉诗织的父亲。诗织为了不让父亲伤心，只好百依百顺、胆战心惊地和小松交往下去。

小松的醋意之大，非比寻常。

有一次，诗织带家里的狗“糖果”去附近散步时，接到了小松的电话。那个时候，诗织就连遛狗都必须随身携带手机。

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小松问，诗织诚实地说她在遛狗。然而就连对象是狗，小松也嫉妒得开始狂骂：

“你搞屁啊！居然丢下我跟狗玩，看我宰了你家的狗！”

还有一次，诗织在搭乘JR高崎线回家的路上，接到小松的电话。“我在电车里，等下再打给你。”诗织说，先挂了电话。在桶川站下车的时候，巧遇初中同学，她想要跟同学边聊天边回家，没想到走到一半时，小松又打电话来，嘶声怒吼：

“你搞什么鬼！为什么不马上打给我！”

“我遇到初中同学，跟她一起回家。”

“骗鬼，你跟男人在一起，对吧！所以才不打给我！叫他给我听电话！”

“不是的，拜托你，不要这样。”

“把电话拿给他！叫他给我听！”

诗织无计可施，只好请朋友听电话。小松听到是女的，不吭声了，然后说“都是你不对。你回家以后给我打来”，挂了电话。

四月上旬，诗织的发型整个变了。

她去烫了个像阿福柔头一样的超卷爆炸头。她在日常生活中拼命地把它压扁，只有去见小松的时候让头发整个爆开——是为了让小松讨厌她才烫的。

“一想到她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把她那头漂亮的长发烫成那样，我真的难过极了。可是她这招失败了。因为小松塞钱给诗织的朋友，刺探她的状况。”

“我知道你干嘛烫那种头。够了，给我弄回去。”

完全曝光了。据说诗织当时笑着，拼命解释不是这么一回事。

连朋友都背叛自己，这个事实让诗织大受打击。

好难受，我受不了了，好痛苦。

那段时期，岛田这些朋友经常收到诗织这样的信息。

诗织的身边甚至出现了奇怪的男人。开始有疑似征信社的人一整天监视着她的行动。这些人会在诗织下电车后，在车门关上的瞬间跳出车厢。

诗织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人的存在。但有一次诗织跟大学的朋友联谊后，应该不知情的小松突然说：“我也去那家店联谊好了。”

此外，小松还会毫无征兆地突然说出诗织的男性朋友的名字说：“不是有个住在××的A吗？我梦到他上个星期四晚上跟你一起出去玩。”

就连显然只有诗织才知道的事，小松也都了如指掌。唯一的可能，就是诗织的行动无时无刻不遭到监视。不管再怎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她的一举一动都被拿来挑剔。即使是诗织问心无愧的事，小松也任意怀疑、执拗地盘问。

四月二十一日，小松逼诗织在他的公寓住处下跪，说：

“把你的手机折断。你自己折断。”

当时诗织用的是折叠式手机，小松为了要她删掉手机里记录的电话号码，如此命令。“你只能跟我一个人往来，你应该好好地表现出你的诚意。”对小松害怕到只能言听计从的诗织，就这样失去了知交好友的联络号码。

岛田说：

“诗织很快就打电话给我了。她记得我的手机号码，但说她可能不能再联络我了。我也渐渐害怕起来。虽然我很担心她，但也不太敢主动打电话给她了。”

小松已经把诗织的手机通讯录彻底调查过了。诗织的男性朋友开始接到骚扰电话。岛田也在凌晨四点左右接到女人的声音打来的电话。应该是小松委托的。

“我是诗织的大学同学，你是诗织的男朋友吧？”

“我不是。”岛田否认，电话就这样“咔嚓”一声挂断了。这种事发生过好几次。

小松也打电话给诗织的其他男性朋友，大吼：“不准接近诗织，敢动我的女人，小心我告死你！”接到这种近似恐吓的威胁，也难怪诗织的朋友会害怕小松。

诗织忍无可忍，也不只一两次向小松要求分手。然而小松不仅没有接受，每次诗织提分手，他的恐吓就会变本加厉。

“你爸在○○公司上班，对吧？大企业哩。可是啊，现在四五十岁的人不是正遇上裁员潮吗？如果你爸被裁了，你弟就没办法继续上学了吧？要让你爸被裁员，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诗织完全没有向小松提过父亲的职业，他却不知为何一清二楚。事实上，后来发现是小松自己委托征信社，查出诗织家的电话、父亲的公司，还有疑似诗织朋友的许多手机号码。

他的恐吓感觉也不是唬人的。这个人真的有可能做出那种事来。诗织无论如何都想要避免的，就是给父亲添麻烦。

“这样你还是要跟我分手的话，我会把你逼到发疯，让你遭天谴。你爸就等着被裁员，家破人亡吧。别拿我跟一般男人相提并论！我绝对不会原谅背叛我、瞧不起我的女人。我会动用我的人脉，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你彻底搞垮。你听好了，我才不会自己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懂了没有！你只要乖乖听话，像以前那样穿我给你的衣服，跟我在旁边笑就是了。”

五月十八日是诗织的二十一岁生日。自从小松变了个人以后，诗织再也没有收过他的礼物，但这天小松准备了花束和玫瑰金表面的劳力士，不请自来地直闯诗织家。

诗织无计可施，只好收下花束，但坚持不收手表。据说小松始终穷凶极恶地瞪着诗织。

“重要的是我爸妈。为了我爸妈，我什么都能忍。只要我听他的话，他们应该就不会有事。”诗织像口头禅似的这么说。对旁人来说，实在不懂她怎么能隐忍到这种地步？但个性善良的诗织相信，为了家人的安全，她必须继续与小松交往，她只有这条路可走。她身边的朋友愈是了解小松这个人，就愈是害怕他，完全爱莫能助。

小松逼诗织在住处下跪，在她面前摆了一把刀。

“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割腕给我看。”

小松的要求也愈来愈没有逻辑可言。诗织吓得全身发抖，小松便抓起刀子，抵在自己的掌心上。

“为了你，我敢割自己的手。”

“求求你，不要这样！”

听到诗织的恳求，小松像野兽般吼叫起来。他突然抓狂，接连踹倒家具，把诗织吓得僵在原地，周围混乱得就像暴风雨肆虐过后。

小松也买过电动理发剪回来。

“我现在要进行仪式。我要把你理成光头。”

那天只是吓吓她而已，但诗织说如果剃光头就可以跟小松分手，她求之不得，只要买顶假发就行了。她已经被逼到甚至会这么去想。实际上，在小松的汽车后车厢里真的找到一把理发剪，小松对发现理发剪的人说“我要把那个女的剃成光头”。

“我可能会被他杀死。整天都在讲这种事，真的很对不起大家。”

面对一脸悲伤地重复这些话的诗织，朋友能做的也只有安慰。毕竟再怎么说，小松从来没有直接对诗织施加暴力。这完全是出于避免吃刑事官司的考量。他的恐吓也大半都是抽象的。

“我要把你逼疯，让你遭天谴、下地狱。你觉得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

“……你要把我怎么样？”

“方法多得是。”

小松还这么透露过：

“之前跟我同居的女人自杀未遂呢。只是对她略施薄惩，她自个儿就脑袋不正常了。”

“你对她做了什么？”

“不告诉你。”小松说，邪恶地笑。

“让你遭天谴”这句话，小松对诗织说过一百次以上。

“我可能会被他刺死。”

“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吧？”

在诗织和岛田等朋友之间，这样的对话不计其数。岛田这些朋友为了让诗织放心，也只能这样回答。

“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人了，我不行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可是万一我爸妈出了什么事，那该怎么办……”

朋友不停劝诗织应该和父母商量，诗织却说她绝对做不到，继续忍耐。

可是，诗织终于濒临极限了。

这天是六月十四日。诗织终于下定决心要与小松分手。两人在池袋站内的小咖啡厅面对面而坐，诗织明确地把自己的意思告诉小松。尽管对接下来可能要面对的后果恐惧得颤抖，她终于还是做出了决定。

“我绝对不会放过背叛我的人。我要把全部的事都告诉你爸。”小松真心动怒了。

他说他要找律师，当场打起手机来。讲了一阵子后，他把手机塞给诗织叫她听。那是诗织从没听过的陌生声音，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律师。

“你这女人真的太恶劣了。我要上门拜访。”

“无所谓。请你决定日期之后再打给我。”

“我现在就去你家。”

“请改天再来。”

“你这女人真的太恶劣了。我现在就去你家。”

“请等一下，我不是叫你改天再来吗？你真的是律师吗？”

“我不是，不过我现在就去你家。”

男子淡淡说完，挂了电话。

诗织急忙离开咖啡厅赶回家。她犹豫之后，在电车里打电话给母亲，第一次说出与小松之间的纠纷。状况紧急，或许小松和他的朋友会比自己先到家。

诗织急忙回家一看，却没有任何异状。

“‘原来是骗我的’——诗织放下心来，打电话给我。我也安慰她说小松只是嘴上说说罢了，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做到那种地步，结果……”

电话另一头传来玄关门铃声，紧接着是一群男人粗重的吼声：

“诗织在家吗？让我们进去！”

是黑道般的口气。诗织慌忙挂了电话。

门外站着小松和两名陌生男子。

“你们要做什么？请回去。”母亲出面应对。然而三个男人却径自闯进屋里。

幸好途中父亲回来了。父亲见状抗议：“居然闯进只有女人的家里，你们是怎么搞的？太过分了吧？”一名男子自称是小松的上司，“小松诈领了公司五百万日元，逼问之下，他说是你女儿教唆的。我们要告你女儿欺诈。怎么样？是不是该拿出点诚意来？”

父亲当然悍然回绝。

“有话上警察署去说。”

原地兜圈子似的争论了一阵之后，那名自称上司的人撂下话来：

“别以为事情这样就结了。我会寄存证信函去你公司。给我记住！”

然后带着其他两人离开了。这期间，小松几乎不发一语。

其实，这些对话都被录音机录起来了。

“我建议诗织万一发生什么事，一定要录音。所以过去她和小松之间的纠纷或电话，她都录下来了。”

三名男子离开后，诗织把先前发生的种种向家人坦白。由于她一直不愿意被父母知道这件事，这对她来说肯定是莫大的痛苦。但是在家人鼓励下，她决心向警方求助。

第二天，诗织在母亲陪伴下前往警察署。

诗织家所在的辖区属埼玉县警上尾署。真是命运的讽刺，这里就是日后因为诗织命案成立搜查本部的警察署。

诗织连续两天前往警察署。第二天父亲也加入，三个人一起向警方说明。闯进家里的三名男子的对话录音也拿给警方听了。他们认为警方只要听了，就能了解状况。

然而警方的反应十分冷漠。

听到录音带，年轻警察说：“这分明是恐吓啊！”然而中年刑警却不当一回事：“不行不行，这案子不会成立的。”

而且警方不仅没有伸出援手，甚至还对诗织一家人说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话。

“收了人家那么多礼物，才说要分手，做男人的怎么会不生气？你自己不是也拿到一堆好处了？这种男女问题，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跟踪狂的问题，或许警方也难以判断。实际上，警方收到这类咨询求助的数量相当多。如果被害的一方有过错，反过来遭到警方斥责，或许也是活该；但诗织的案例又是如何？

“发现警察只会训人，根本不会帮忙，诗织沮丧极了。她拼命传达对自己有可能遭到杀害的恐惧，警方却只当成一般的情侣吵架。明明诗织都再三倾诉，这样下去她会没命的……”

诗织把好几卷她和小松的对话录音带交给了警方。诗织总是时时刻刻感受到威胁，因此连手提包里都藏着录音机，一有机会就录音。

里面也有两人在小松车里的对话录音。岛田听过这段录音，他说非常可怕。诗织哭着求小松分手，小松大吼大叫，有时甚至大笑，说：

“别傻了，我绝对不会跟你分手的，我要让你遭天谴。”

“我要把你逼到家破人亡，让你们全家下地狱！”

“你爸等着被裁员，你等着去卖身吧！”

然而听到这些录音，上尾署的那名刑警仍说“这跟这次的事无关吧”，不予理会。诗织和父母花了两天，尽一切努力说明状况，结果只得到警方一句，“这很难立案啦”。

警方姑且收下了录音带，但实在无法认为他们会有什么行动。诗织和父母对警方失望透顶，离开了上尾署。

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事情都到了这步田地，小松还继续打电话来要求诗织破镜重圆。

“回到我身边吧。”

“没办法的，我都跟我爸说了。”

“好，很好，给我走着瞧！”这是小松最后一次联络。

在接到这通电话的同一时期，诗织把小松送给她的礼物全部用快递送还到小松在池袋的公寓。之后的一个月，表面上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每个人都希望事情就此落幕。但是，接下来轮到诗织的住家附近出现了可怕的东西。

那天是七月十三日。

住家周围被贴上了大量诽谤中伤诗织的传单。就是那张黄色传单。最喜欢姐姐的诗织弟弟不明其意地带着传单回家来。

“看，好厉害，上面有诗织姐姐的照片耶！”

也有左邻右舍看到，送到家里来。附近不管是招牌、电线杆、石墙，贴得到处都是，自家信箱则是被塞满了一整叠近百张传单。

诗织哭了。

那天下着雨。

母亲在住家周围一张张撕下传单，淋成了落汤鸡。同一天早晨，诗织就读的新座的大学附近、车站站内，以及父亲任职的公司附近，一样贴满了传单。

实在不可能是一个人干的。

诗织的名声、身为一个人的尊严，几乎被摧残殆尽。

附近的主妇说，是两个貌似不良混混的年轻男人贴的。

“诗织脸色苍白，跑去报警。第二天警方派人来监视，然后就没了。张贴的传单上的照片，诗织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拍的。”

没有证据证明是小松干的，但是从状况来看，也不可能有其他人会干出这种事。

因为实在太过分了，诗织终于考虑报案提告。她下定决心，再次前往上尾署，然而等待着她的，是即使演变成这种状况却依然冰冷无情的警方态度。

“你最好考虑清楚喔？打官司的话，要在法庭上说出一切喔？不但花时间，也很麻烦喔？”警察这么劝退她。

就在传单事件前后，还发生了诡异的事。

板桥区内发现了奇怪的小卡。小卡上印着诗织的照片，附上“等你来援交”等字样，甚至印上了住家电话号码。因为有人看到小卡打电话来，才让这件事曝光。

网络留言版也被人贴上相同的内容。不只是诗织的个人信息，连她朋友的照片和手机号码也被公开。这完全超出恶作剧的范畴了。

岛田红着眼眶回想当时的状况。

“在被乱贴传单不久前，诗织就说过她可能会被人张贴可怕的传单。后来她甚至说：‘小松会雇用外国人来强奸我，把照片贴在我家附近，然后寄录像带来，搞不好我会被切掉小指。’”

但是她的父母不断地鼓励她“绝对不可以屈服”“我们一起加油”。

“他们召开家庭会议，全家团结努力对抗小松。她母亲也顾虑到小孩上下学的安全，去车站接他们。”

没有一刻可以安心。晚上诗织洗碗或是做其他事时，一旦弄出一点声响，就会把已经入睡的母亲吓得脸色大变地跳起来。有车子停在家门外，就必须心惊肉跳地从窗帘缝窥看外头。只是电话铃响，恐惧就重回心头。诗织与家人无法安心入睡的日子持续着。那是一段极漫长的日子。连在自家都无法心安，这是多么巨大的痛苦？

就是因为状况如此，他们才会去向警方求救。如果想要警方行动，就只能提出刑事告诉了。岛田说诗织烦恼了很久。“如果这么做，小松会不会做出更恐怖的事来？是不是该打消念头才好？毕竟可能让对方的行动变本加厉。”

诗织会这么害怕也是难怪。但父母都鼓励她，朋友也这么建议。诗织相信，即使是坚持没有证据就无法行动的警方，只要她报案提告，也一定会帮她。我绝对不会屈服。我要努力活下去——诗织这样对朋友说。

“那个时候，诗织的发言变得积极了很多。大学的课业也很认真。因为她已经下定决心，即使会花掉很多时间，也要去警署做笔录。她被警方提出各种追根究底，甚至是令人反感的质问。”

“大学不是在考试吗？怎么不先等考完了再说？”

警察这么说，但诗织不理会，仍旧表达了报案提告的意思，然而警方却净是提出一些无关的问题。即使如此，七月二十九日，警方总算是受理报案了。这时距离诗织第一次上警署，已经过了一个半月。

诗织期待警方展开调查。警方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事情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了。

八月二十三日，这次是信件。父亲的公司收到了大量中伤他和诗织的信件。父亲任职的埼玉县分店收到八百封，东京的总公司也收到了四百封。信封是淡蓝色的，盖着涩谷邮局的邮戳。信纸上用打字机打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贵公司的猪野一副忠厚老实的模样，其实是个赌鬼，在外头包养小三……因为他女儿，害我们公司的钱遭人盗领。贵公司这样的大企业居然雇用这种人渣，难以理解。日本要完蛋了。”这类无凭无据的内容。

“诗织的父亲在公司向来是个搞笑的开心果，完全不古板，所以一看就知道是无稽之谈，因此在分店完全不被当真，但总公司派人来问了。”

次日二十四日，父亲急忙带着信件去警署求助，然而负责的刑警却只是笑着说：“这纸质很不错呢，做得很用心嘛。”

诗织得知父亲被黑函中伤，难过极了。

“我爸好可怜，太可怜了。”她好几次向岛田这样说。

而且问题不只是黑函而已。最重要的刑事告诉，状况也愈来愈不对劲。

九月二十一日左右，一名刑警来到猪野家。还以为他要做什么，居然是来要求撤销报案的。理由不明。刑警说“要告的话，随时都可以再提告”，但父亲猪野断然拒绝了。

事后诗织听到这件事，立刻想起小松说过好几次的话。

“我在警界高层跟政界有一堆朋友。我小松大爷没有办不到的事。”

这是小松的口头禅。诗织愕然。她只能认为，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战斗到底，但唯一指望的警方早已被小松渗透了。原本已逐渐打起精神的她，因为这件事瞬间陷入绝望。

“已经无计可施了。我真的会被杀掉。小松早就打点好了。警方已经不能依靠了。结果他们完全不肯帮我。我已经完了。我一定会就这样被杀死。早知道就不要报案了。现在赶快撤销报案还来得及吗？”

这是那时候诗织对岛田说的话。

十月十六日，命案十天前。各种麻烦毫不留情地持续发生。凌晨两点左右，两辆车子几乎紧贴着围墙停到诗织家门前，其中一辆是本田——都不是小松的车。车子打开车窗，震耳欲聋地播放音乐，并且把油门催得震天价响。诗织家是安静的住宅区。这是甚至把邻居也给扯下水的夸张“暴力”。

虽然立刻就报警了，但警车抵达之前，那两辆车子早就悠哉悠哉地离开了。在家人的努力下，好不容易拍到车子的照片，也记下了车牌号告诉警察，然而警方还是一样，毫无动作。

“那天我在三更半夜接到诗织的电话，可是坦白说，我自己也怕得要命，所以不敢接。结果手机接到了短信。”

岛田出示的手机屏幕上是这样一段文字：

他终于来了。原来还没有结束。又开始了。

次日早上，岛田打电话问怎么回事？诗织把状况告诉他，不停地说“我爸妈太可怜了”。

这句话，是岛田听到的诗织的最后一句话。

十月二十六日，“死劫之日”到来了。诗织出门去大学上课。她骑着自行车前往车站，停在大型购物中心旁边。十二点五十分。

这天，令她有如惊弓之鸟的日子以死亡的形式告终了，就像她一再反复地向朋友诉说的那样。

我对岛田及阳子的漫长访谈，也突然地结束在十月二十六日这个日子。

鞋底感受着地板传来的某个包厢的八分音符。与其说那是令人不悦的噪音，总觉得更是为了让自己回到现实所必要的节奏。就像从噩梦中醒来的早晨，需要一点时间才能从床上爬起来。整个灼热起来的脑袋和掌心甚至冒出了汗水。

老实说，起初我也怀疑会不会是案件相关人士常见的夸大其词，也有一些疑问。虽然边听边点头，但周刊或报道记者是不会对受访人的话照单全收的，总是会在心中拉起防线。愈是资深老手，应该愈是如此。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被背叛过、吃过苦头。

但诗织这两位朋友的话具有奇妙的说服力，并且从头到尾逻辑一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理由撒谎。而且岛田珍惜地带着诗织第一次找他倾吐烦恼时，他记下小松名字的记事本。上面补充了后来诗织身边发生的各种事件的信息。访谈期间岛田多次查看的那个记事本，也正确地记下了日期和时间。这是重要的证据。

但是，让我信任他们的不是记事本。不是这种东西。

我之所以觉得他们可以信任，是因为他们身陷恐惧。

听着听着，我理解到小松这个人很不寻常。他是个夸张恐怖的人。任何一个细节，都具有说明这名男子形象的十足真实性。世上确实有些让人无论如何都绝对不想扯上关系的人。那种人会让接触到他的所有人都变得不幸。

访谈结束时，我觉得我真正理解了岛田和阳子究竟在害怕什么。如果我站在相同的立场，一定也会如此恐惧。

“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他们对诗织与小松之间的一切一清二楚。他们有可能投奔警方，或是把所有的一切向媒体揭露，而跟踪狂有可能只是默默在一旁坐视他们行动吗？小松应该也已经掌握了岛田和阳子的住址。他们会如此害怕、提防，也是理所当然。正因为他们说的是真的，所以他们才不得不感到恐惧。

还有比这更确凿的证据吗？

时间一分一秒静静地过去。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采访。我再次意识到，完全被他们的话吸引的我，需要莫大体力才能全神投入地进行访谈。

这次轮到我说话了吗？得说点什么才行。

我决定把通过采访得知的诗织的最后情况告诉两人。他们有知道的权利。他们把诗织死前的一切都告诉我了。这段漫长历程的结尾，他们并不知道，但我知道。

我斟酌措辞，将我所知道的诗织死前的状况全部告诉他们。

我说到诗织流血蹲下去的时候，不断忍耐的两人，感情终于溃堤了。他们号啕大哭起来。一个体面的青年肩膀剧烈起伏，用西装右臂抹着眼睛，失声痛哭。阳子瞪着长靴的鞋尖，捂着双眼不停地抽噎哭泣。就连身为采访人的藤本，都拿着圆珠笔流下泪来。

装潢俗艳的KTV包厢。化成噪音的音乐从周围的包厢传过来。这是个与哭声太不搭调的地点，但是我切实地把他们的声音写进了心中的笔记本，写成了一辈子都无法抹除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