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桶川遇害的猪野诗织的父亲……”

手机总是带来惊奇。这天晚上，我在御茶水的一家小餐厅和别人见面。那是个重要的对象，但一听到这句话，我瞬间便忘了眼前的人，抓着电话冲出店外。

事情要回溯到这天白天。

我第一次拜访上尾市内的猪野家。先前诗织的家人完全拒绝媒体采访。因为媒体对葬礼等等的采访及报道方式深深伤害了他们。我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件事，认为不要打扰比较好，一直没有去采访，但是现在案情已经有所突破了。

为了撰写报道，我无论如何都想听听猪野家的说法，最重要的是，我想告诉他们，已经锁定凶手了。如果可以，我还想要在诗织的灵前上炷香，这也算是某种缘分。别人或许会觉得意外，但我还满看重这些事情。

登门一看，果然还是没办法采访，但我隔着门，与诗织的母亲交谈了两三句话。临去之际，我在自己的名片写下手机号码，投入信箱。因为我希望他们能一时心血来潮联络我。不过除非有重大的理由，家属是不可能主动联络记者的。我认定不会接到电话。然而我猜错了，我接到了开头提到的那通电话。

餐厅所在的那一区手机信号不佳，不停地响起警告信号微弱的“哔哔”声。

千万不可以现在没信号啊！

我不知道猪野家的电话号码。万一电话中断，就再也联络不上了。我怀着祈祷的心情在外头走来走去，同时简单地把截至目前的经过告诉对方。比如我在采访的过程中追查到了应是实行犯的男子，也相当详尽地采访了命案的经过，我将这些真心诚意地传达给对方后，拼命恳求如果可以，能够跟我谈一谈吗？可以接受采访吗？

我的话似乎令猪野先生很惊讶，他甚至不解为何我要如此认真地投入采访。不过聊了一会儿后，轮到我吃惊了。猪野先生居然答应见我。

我回到连外套都没穿就冲出来的餐厅时，迎接我的是已经凉掉的意大利面。但我心满意足。我向干等的对象赔不是，再次抓起叉子。

搜查本部连日派出搜查员去池袋。虽然我已经解除监视，但还是放心不下，每天都跑去现场查看好几次。现场搜查员不认得我。

同样是监视，我们和警方的监视手法完全不同。我不是要否定警方的做法，但是看到他们的行动，还是不禁有些担心起来。联络T先生时，我忍不住提醒：

“那个地点是我好不容易才查到的。只要隐秘监视，久保田应该会现身，但是万一被对方发现，就没有下次了。”

我认为搜查员也完全了解这一点。他们没有重蹈覆辙，像上次那样使用车子。他们似乎以公寓附近的公园为中心，采用徒步、站岗等手法监视。

这样很好。好归好，但是在我看来，他们距离公寓太远了，看起来完全只是在闲晃。待在这么远的地方，真的有办法看到久保田吗？搜查员应该也只看过脸部照片而已。

而且他们的打扮也令我担心。刑警这种人，有些人一眼就可以认出来。一般人或许不会发现便衣刑警，但久保田是遭到追捕的身份，曾经察觉警察就在同一个区域而逃之夭夭。

刑警散发出一种自己绝对不会发现的刑警味。那种气味，犯罪者或我们这种人一下就可以闻得出来。事实上，就连不认得县警搜查员的我也能轻易看出哪些人就是刑警。我只能祈祷警方不会曝光。

如果监视触礁，虽然力量微薄，我也打算提供协助。像是也可以在先前的大楼监视，一旦再次发现目标，就立刻联络T先生。

我已经把久保田和川上的照片交给T先生了，搜查本部也已经看过照片。只要看到照片，应该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监视地点多么管用，我却完全没有接到这方面的询问。

我知道照片的效果出乎意料地大。搜查本部会连日派遣大量搜查员到池袋的公寓周围，也是因为有那些照片。对于原本半信半疑的现场搜查员来说，“杀人犯就在那里”的照片，一定成了让他们奋起的材料。

我已经告诉搜查本部的相关人士《FOCUS》的截稿日是星期日。这意味着到了下星期三，刊登久保田等人报道的杂志就会陈列在店头，而久保田一伙看到《FOCUS》，就会知道警方的追缉已经兵临城下。万一演变成这样，那可就要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樱井连日在上尾署附近的公园待机。如果待在东京，久保田被带去时就来不及拍照了，因此请他待在上尾市。基本上只是等待联络，因此无事可做。不管他要在车子里睡觉还是去打小钢珠，都悉听尊便，不必再像先前那样辛苦监视了。

至于我，也一样在等T先生的联络。我必须让手机保持随时可以通话的状态，电量维持充足。不搭地下铁、不去信号不好的地方。洗澡的时候放在浴室门口，睡觉的时候放在枕畔。这也是相当令人疲惫的一件事。凶手落网或警方搜索住家，案情有了重大突破时，叫作“案件炸开”。而现在就是“桶川案”不知何时会炸开的状况。我把装有单反相机的相机包也放在自己的四轮驱动车里。如此一来，随时随地都可以立即应对，但也因此连酒都不能喝了。

几天后，我再次来到诗织过世的现场。命案很快就要过去满两个月了，但无论什么时候来，都有人献花。我甚至觉得花和信件的数量比以前更多了。

我从杀人现场循着那天诗织骑自行车前往车站的路线反方向走去。

猪野家距离桶川站约一公里远，位于颇幽静的住宅区。那是一栋白色水泥砂浆墙边种了许多美丽花朵的一户建住宅，是非常普通的住家，难以相信它会成为跟踪狂的目标。

诗织的父母热情地迎接我。也许是想要保留诗织生前的原状，玄关依然摆着她的鞋子。祭坛上放着她露出灿烂笑容的照片，装饰着许多花朵，还有照片和大头贴。可以看出她有许多朋友。

上香之后，我和诗织的父母谈话。我尽可能照顺序慢慢说明，把至今为止的采访过程，以及通过采访得知的事实告诉两位。诗织的父母对小松一伙人的身份无知得令人惊讶。仔细想想，连诗织本人都不知道，这也是当然的，但是警察也完全没有把侦办状况告诉他们吧。这个时候我才了解到，这起案件的侦办是在诗织与她的家人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也确认了以前诗织所受到的一连串跟踪骚扰行为，亦即传单和中伤黑函是真有其事。岛田和阳子所说的都是事实，而且相当正确。我再次询问诗织的父母当时的状况，每件事都完全符合。岛田出类拔萃的记忆力和条理性，令我忍不住惊奇不已；但同时我也了解到诗织和家人最后的日子远比想象中的更为痛苦难过，感到心痛如绞。

“出事那时候，我人在公司。我接到内子的电话，说诗织被人拿刀刺死了，那完全不是震惊可以形容的。那个时候我立刻就想到绝对是那家伙干的，不可能有别人了。诗织和小松对抗了八个月，我们和他对抗了超过五个月。每一天都在和小松对抗。他阴魂不散地纠缠着我们一家，让我们没有一时半刻可以忘记。”

“小松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恨他是当然的。我真的很想对他说，你有什么理由夺走一个人活下去的自由？杀死我女儿的家伙固然无法原谅，但一切的元凶是小松。始作俑者是小松。这个案子就是小松教唆的，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小松能快点被绳之以法。”

“我只见过小松一次而已。他长得很帅，沉默寡言，但我也觉得是在故作成熟……眼神不善，给人一种偏执的危险感觉，只是我没想到他居然会做到这种地步……诗织完全活在恐惧当中。每当有陌生的车子停在家门前，我们就会从窗帘缝偷看外面，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也经常就接到无声电话，一接起来就立刻挂断。由于每天都是这样，我们才会去向警方求救，警察却说这案子不会成立，让诗织非常失望。不过她还是努力留下种种线索。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她告诉可以信赖的朋友，也留了字条给我们。我认为这就是诗织了不起的地方。如果这是诗织的遗志在冥冥之中推动，我们也得努力才行……”

在我身后，腊肠狗发出轻叫声。父亲说：

“诗织过世以后，内子很寂寞，所以我们养了一只和糖果不一样的小狗，希望多少可以让她排遣一下悲伤。”父亲垂下头去。我想起被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的“之助”。为什么这样平凡的人，会被卷入惨案当中？

不过更令我惊讶的是接下来。大概聊了一个小时之久，我觉得差不多该告辞的时候，在闲聊中随口提到的内容，竟让我挖掘出意想不到的事实。

“这么说来，听说还来了个假警察，要你们撤销报案……”我不经意地提起。诗织的父母回答说：

“不，跟我们这样说的是真的刑警，是我们报案的时候做笔录的人。”

一瞬间，我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什么意思？那么是正牌刑警跑来叫他们把已经受理的报案撤销吗？什么跟什么？真的有这种事吗？

“他还说，就算撤销报案，还是可以再提告。”

这怎么可能？《刑事诉讼法》里白纸黑字写着，告诉一旦撤销，就不能为同一个案件再次提告。那么，这表示刑警甚至不惜撒谎，也要他们撤销报案吗？

我已经把“假刑警”的事写成报道了。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提到这件事。除非接触到诗织的父母或是岛田及阳子这种正确了解内情的人，否则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前面已经提过，不过我在把假刑警的事写成报道的时候，也曾经向T先生确认过。而他向侦办人员采访时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

“我们调查过了，我们署里没有这样的刑警，没有纪录也没有报告。警察不可能说这种话。”

那名相关人士更进一步说：

“那是冒牌货啦。应该是假冒警察，想要让他们撤销报案吧。”

《FOCUS》的报道出刊后，也有报社记者去向警方求证，对于那名记者，上尾署的干部也同样否认。

那是警方，而且是干部的发言。记者相信这番说辞，而我也信了。

况且从我们的常识来看，实在难以想象会有刑警直接跑到被害人家里，要求对自己经手的案子“撤销报案”。因此听到警方说“应该是跟踪狂干的吧”，我们才轻易地相信了。

警方撒了谎。

我想要更进一步追问，但诗织的父母却不愿多谈。这时命案仍在侦办中，诗织的父母应该也有许多事情无法明白告诉我。而且他们应该也想避免被解读为对警方不满，对办案造成影响。后来，虽然是一点一滴的，但我开始逐一查证先前因为专注于追查跟踪狂，而没有太认真当一回事的警察相关的部分。不过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猪野先生这句话就足够了。

诗织为什么会对警方感到绝望？岛田为什么会说“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束手无策，恐惧万分，只好忍辱去向警方求助，然而被追根究底地问出各种隐私后，得到的只有一句“案子不会成立”。但诗织还是决心报案提告，与跟踪狂的骚扰对抗到底。她一定很害怕报复，也明白过程会很难熬。面对刁难“告人很花时间，也很麻烦喔”的刑警，以为好不容易报案总算被受理了，警方却连查都没查，竟然还跑来要求撤告。

“我不行了，我会被杀。”诗织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在最后对岛田留下这句话？维系生命的最后一条救命绳被切断，我无法想象诗织的绝望有多么深刻。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孩过着如此惊恐的生活，遇害了，而警方想要隐瞒这个事实。

我自己呢？

警方绝对不愿意被外界发现他们要求被害人撤回名誉毁损刑事告诉的事实。对警方来说，每天跑来上尾署来说什么“我会被杀”的女大学生，只是随便敷衍打发就行的对象，如果可以，最好能让她撤回刑事告诉。虽然实际上没能成功让她撤告，但也没必要认真查案。事实上，诗织也向朋友抱怨“警察根本没有在办案”，刑事告诉虽然被受理了，但警方没有任何行动，搁置不理。而在这样的状况下，向警方求助的女大学生真的遇害了，负责的刑警应该也慌了。万一这件事曝光会怎么样？不必想也知道。

就在这时，好死不死有个记者探听到“警察要求撤销报案”这件事，跑来询问。那名刑警一定心想：“事情麻烦了。”也许是认为媒体哄一哄就过去了，他决定撒谎。他全盘否认要求撤销报案的事实。每个人都信了。世人只会想：“原来跟踪狂居然如此不择手段。”看到我写的“假刑警”的报道，最开心的应该就是那名刑警。这下就成功粉饰过去了，上尾署没有任何过错。

而我完全着了警方的道。我毁掉了诗织拼命留下的事实之一。写下这种报道的我，形同宣传自己是个大傻蛋。

太屈辱了。

我看出这起命案的构图了。为什么刺杀命案发生都过了快两个月，警方还是无法掌握小松的所在？为什么原本应该是警方最引以为傲的命案侦办，却处处让我这个傻瓜周刊记者的采访抢先？为什么我在每一个采访地点，根本都看不到搜查员的影子？

这样下去，案子是不会破的。

如果以小松为首的跟踪狂集团落网，警方会招来什么样的批判，可以说是一清二楚。

“结果凶手就是跟踪狂一伙嘛。那为什么被害人来求助、报案的时候，警方不好好调查呢？警察到底在搞什么？如果警方好好尽到责任，猪野诗织就根本不会死了。”

县警是不是就是料到会有这样的下场，所以根本不打算认真处理这起命案？不如说是警方绝对不愿意依照诗织留下来的“遗言”去解决命案，不是吗？

这起命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要我做什么？我到底要一个人独自冲刺到何时？忽然回神，回头一看，甚至没看见半家媒体的影子。别说独家头条了，我不是身陷枪林弹雨的最前线了吗？任何一家都好，我甚至希望有其他媒体来帮我掩护射击。

然而我也清楚现实上这是办不到的事。掌握到久保田的消息的人，就只有我和T先生。如果和其他媒体联手，独家就飞了。而且如果刊出批判警方的报道，搞不好连逮捕久保田这件事都会岌岌可危……时机还不成熟。而且就算我们小周刊写下批判警方的报道，其他大媒体愿意跟进吗？

“周刊写的报道，夸大其词啦。”“就算是真的，要是找警方的碴，吃亏的会是我们。咱们还要靠警方吃饭，没法写完就溜啊。”“搞不好还会被俱乐部除名呢。”充其量也只会引来这样的风凉话。

即使直接写成报道，俱乐部成员里会严肃看待的，恐怕也只有了解内情的人而已……

我疲倦万分地准备离开猪野家时，猪野先生再次让我吃了一惊。

“我会想要见清水先生，并不是因为你是抓到凶手的记者。”

咦？他说什么？

一直到这时，我都是这么以为的，所以诗织的父母才会只请我一个人进门，愿意听我说话。在我来访之前，猪野家完全拒绝媒体采访，也不开门。除了这个理由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会使猪野先生愿意让我进门打扰？

那么，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看到我愣住的样子，猪野先生说：

“因为我从以前就知道你的名字，是阳子告诉我的。她说有个感觉可以信任的记者，问我要不要见个面？如果不是阳子提过，我绝对不会打电话给你。”

我涌出一股奇妙的安心感。原来是阳子替我美言……

当然，我并没有拜托阳子替我做任何事。这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发展。在KTV包厢采访后，我和阳子也一直保持联络，所以她知道我持续在池袋和西川口追踪小松，也读了这两期的《FOCUS》报道。

“是阳子说你可以信任的。”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完成第一次的报道时，我去见了岛田和阳子。那个时候阳子对我说：

“谢谢你没有丑化诗织……”

听到这样的话，我真是满腔腼腆和不知所措，原来是那篇报道博得了她的信任……

记者总是疑神疑鬼。或许就是因为如此，遇到像阳子这样对自己寄予信赖的人，比什么都让人高兴。

我再次体认到采访工作的可怕。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在自己不知情的地方酝酿发展。如果没有阳子的安排，我应该无法和诗织的父母见面谈话；而如果没有直接见到他们两位，我也不会成为发现警方对案子的处理和掩盖丑闻的唯一记者。

又是那股神秘的力量在推动我。这起命案的采访愈是前进，这样的感觉就愈强烈，否则我应该老早就已经受挫放弃了。我并不是多有毅力的记者，反倒是愚笨到了极点……

我辞别猪野家后，再次回到桶川站前的现场。

“凶手一定会重回现场。”

这是胡说八道。没有人会没事甘冒如此大的风险。如果凶手真的会重回现场，破案还不容易吗？根本不用成立什么搜查本部，在现场盖间派出所就得了。

久保田在池袋逍遥过日子，小松依旧下落不明。会来到现场的，就只有被害人的朋友、没用的刑警，与不知该去哪里采访的记者。

许多的花束、朋友写的卡片、诗织喜欢的零食和娃娃……

我茫然地看着这些，思绪翻涌。

为什么我会深深地栽进这起命案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

想都不必想，就是在KTV包厢采访的那个夜晚。那一天，我确实被托付了“什么”。从那天开始，两个月过去，我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在追踪这起命案。持续驱动着我的是什么？诗织唯一的救命绳被切断、陷入绝望，却仍拼命留下来的事物。岛田和阳子在或许会遭到报复的恐惧中，仍要传递给我的事物。

岛田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我怎么没注意到这件事？

直到今天，我一直以为诗织和岛田、阳子托付给我的棒子，就只有一根而已。我以为只是有个凶残的跟踪狂存在于社会上，但不是这样的。棒子有两根。

诗织留给岛田和阳子的，是“遗言”，而岛田和阳子将一切都托付给我了。托付给我这个“三流”周刊记者……

我想起岛田在KTV包厢红着眼眶说的话：

“靠警方没办法破案吗？”

现在的话，我可以明确回答。

没办法。

这是我的结论。

长年以来，我采访过无数社会案件、事故、灾害等所谓的警察现场。每个星期都跑遍日本各地，复杂的案子也不晓得看过多少了。我曾经与凶嫌争论，也曾经证明案件被告是遭到冤枉，其实是无辜的。警方侦办与记者采访做的事虽然不同，但我自认为比一般辖区刑警经历过更多的案子与地狱。

所以我明白，上尾署绝对不行。上尾署无可救药。如果没有人想办法，他们打算就这样躲到最后。要求被害人撤销报案的刑警？才没有那种警察呢。《FOCUS》自己不是也报了吗？那是假警察啦……

开什么玩笑，我绝不能放任这种事。

我应该做的是做好心理准备。我决定一旦凶嫌落网，就非写出这个事实不可。全部报道出来吧。或许只会是石投大海，或是让自己丢人现眼，但是遭到设计，替他们宣传谎言，身为记者，这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

现在只能等待了。因为能够逮捕命案凶手的，还是只有搜查本部。

不过他们可别以为案子这样就结束了。因为我还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

我摩拳擦掌地等待，然而最重要的“逮捕”却丝毫没有进展。据说搜查员开始监视池袋以后，久保田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公寓了。为什么？他们应该完全放心了才对。为什么不现身……

然而我的线人却告诉我完全不同的消息。池袋的那栋公寓一楼是拉面店，据说同一天傍晚，久保田和川上悠哉地在那家店前面站着聊天。

县警真的有逮捕凶嫌的打算吗？难不成派出搜查员，只是对我们做做样子？我对警方的不信任与日俱增。

十二月十二日了。

感觉时间过得飞快。《FOCUS》的截稿日迫在眉睫。报道嫌犯落网的稿子早已完成，照片也都准备好了。只要把存有稿子的软盘送到印刷厂，一切便结束了。

然而池袋却半点动静也没有。不管我前往现场多少次，都是一样，只看到搜查员到处闲晃而已。搜查本部究竟做何打算？到底在想什么？我完全不懂。被我们拍到以后，川上也多次进出公寓，但搜查员那种监视手法，根本不可能发现他。

截稿日到了，我被迫做出严酷的选择。我必须在“破案”与“独家”当中选择一个。我和总编讨论了许多次，最后决定——

这一周的《FOCUS》不刊登桶川的报道。

观望一周。我放弃送出稿子。各位能够想象对记者来说，这是多么难受、荒谬的事吗？无法登上版面的采访，完全就是徒劳。

距离下次截稿还有六天。如果刚截稿久保田一伙人就被逮捕，那就万事皆休了。

只要六天，很可能所有的案情细节都被彻底公开，能报道的都被报道光了，世人的关心也将淡去。到了那时，再来说我们事前拍到多劲爆的照片，也只是马后炮而已。

输了就是输了。

只会得到一句“谁叫你这样滥好人”，这样的危险性非常大。

但我们还是决定再等一周看看，这是个赌注。

山本总编说，不论事情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再拖到更晚。这一点我也完全明白。因为接下来的一期，是年内最后一次发刊的合并号。发售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接下来一直要到一月六日才会再有下一期。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直到那时候警方还没逮到人，而其他媒体也完全没有发现。

换句话说，如果下一次的截稿日无法把稿子交出去，那么对《FOCUS》来说，这起命案不管是照片还是报道，都得全数扫进年底大扫除的垃圾桶里了。

这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虽然我是个我行我素、不听指挥的不良记者，但仍是为了让报道登上杂志而进行采访。我是记者，不是搜查员，而且那张照片也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

我决定再次去通知上尾署。我打算好好说个清楚。我可不想在报道刊出后，被警方说“当时搜查本部根本不知道《FOCUS》要刊出报道。久保田是警方凭一己之力追查出来的，是《FOCUS》不晓得从哪里探听到消息，任意刊出报道，才导致凶嫌溜走了”。唯有这事，即使有记者俱乐部的高墙阻挡，我也必须事先通知警方才行。

事实上我会拜访猪野家，说明采访经过，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免得到时候被警方装傻。除非事先告诉警方以外的中立第三者，否则不晓得届时会被如何推诿塞责。

星期一一到，我先跑去埼玉县警本部的公关课。是为了直接找公关课员，叫他联络上尾署，“《FOCUS》现在要过去采访了”。任何组织都是如此，总部说什么，分部很难拒绝。我觉得这总比我直接闯进上尾署要来得管用，然而上尾署的态度一如既往。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在上尾署的柜台递出名片了。这要是一般辖区警署，就会说声“请进”，起码把人领到副署长旁边的会客区沙发，端杯茶来。虽然说着“除了公开声明以外的内容，我们不能透露”，但还是会跟你聊上几句。

但是上尾署不一样，上尾署超乎寻常。

一样的副署长，一样的态度，隔着柜台赏你一句他最擅长的老话：

“啊，没有参加记者俱乐部的记者去找本部。而且今天署长不在，年底很忙啦。不行啦，不接受采访。”

简直就像高性能录音机，令人佩服。好，我知道了。虽然不清楚副署长是只对我这种态度，还是对所有非俱乐部成员都是如此，但根本没办法谈。我已经懒了。我也不是人品多好的人，既然如此，那我只好变身高性能扩音器了。我站在柜台外，单方面开始怒骂。对方有没有听进去，不关我的事。

“我不是来采访的，我是来通知的！下星期发售的《FOCUS》会刊登桶川站前命案嫌犯的重要报道，搜查本部应该非常清楚内容了。截稿日是这个星期四。这件事务必要通知署长。我说完了！”

虽然意犹未尽，但我生性软弱，只敢在心里接着补上几句：

“谁要采访你这种人？搞不好我比你更清楚这个案子！”

副署长看了我的名片，厌烦地点了点头。也许他只当成来了个神经病。这样也无所谓。我自认为已经付出最大的诚意了。真希望刑警多少露出一点慌乱的样子。

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拒人千里之外的副署长，以及无视于怒骂的我、埋首行政工作的刑警和职员。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我完全可以理解那天诗织和父母来这里求助之后，如何陷入了绝望。这里病入膏肓。这里没有半个“人”。诗织遭遇了两个不幸。一个是认识了小松，另一个就是住在上尾署的辖区里。

池袋的街道响起圣诞歌，百货公司前立起了圣诞树。许多年纪打扮和诗织差不多的女孩沉迷在购物里。我分开这些人潮经过三越百货前，绕进小巷。“现场”就在前方。

每天都处在焦虑中。

我真心祈祷时钟停下来。

精神状态恶劣至极。为什么没办法逮捕那伙人？煮熟的鸭子都替你摆在眼前了！我连日——而且是一天好几次和T先生交换信息。这些信息应该也都传给搜查本部了才对。

“是不是我们去大楼上面监看比较好？”我也如此提议，但搜查本部根本当成耳边风。意思好像是“我们自有我们的做法”。

混帐东西，就是你们的做法，害得诗织被杀，小松逃走，连久保田都抓不到！我一整天怒火中烧。截稿时刻一分一秒逼近。这次真的是九局下半，没得延长了。

我知道得太多了。诗织的父母、岛田和阳子对凶手能被绳之以法的愿望。

还有诗织的憾恨。

如果不知道这些，我该做的事情很简单，直接刊出让其他媒体吓破胆的大独家就是了。我反倒会掐指算日子，期待截稿日快来，并祈祷在那之前都不会有任何媒体发现。

但是，我就是因为承接了他们的希望，才能走到这一步的，不是吗……

次日我在编辑部翻看报纸，发现了一则令我脑血管爆裂的报道。是某家晚报的一则小报道。其中一段文字声称有侦办人员表示，“跟踪狂K经营的按摩店里有一名可疑男子”。

我惊讶得腿都软了。万一久保田读到这则报道会怎么样？就算别人看不出来，他本人也一清二楚。消息来源是“侦办人员”，代表是从搜查本部泄漏出去的。

我提供消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报道压下来，搜查员却把这则消息泄漏出去了吗……

这是比《FOCUS》截稿日严重太多的问题。就算继续压着久保田的报道也没有意义了。而且县警本部派出许多搜查一课的刑警到搜查本部去，这些人一连数天大量进出池袋，就算其他报社记者察觉有异，也是很正常的事。但即便是这样，这到底是怎么搞的？

我立刻联络T先生。这是在搞什么鬼！明明错不在他，我却连珠炮似的逼问起来。T先生告诉我每到傍晚，上尾署前就会停下好几辆东京车牌的租车。也就是搜查本部准备用来运送凶嫌的车子每天都会从池袋回到上尾署来。我觉得自己是个傻记者，但搜查本部的愚蠢也不遑多让。搜查员居然特地使用东京的租车，他们的行动怎么可能永远瞒过天天跑警署的报社记者？万一被记者尾随还是守在现场，后果不堪设想。

我摔下话筒似的挂断与T先生的电话，接着恶狠狠地踹了办公桌一脚。上尾署在搞什么？他们到底想做什么？他们要毁了这个案子吗！

烂透了。这个案子，我不是受到幸运之神眷顾吗？这个时候的我甚至拿T先生出气。明明他身为记者与好友，一直对我真心诚意。自我厌恶又让烦躁变本加厉了。

十二月十八日。

截稿日终于到来了。我再次拜访猪野家。我想要好好地向他们报告不得不在凶嫌落网前刊登出报道的经过。

我上了香，再次望向诗织的遗照。“美女大学生”这样的标题一点都不夸张。我注视这张照片也已经好一段时日了。

我不知道诗织的父母是怀着什么心情聆听我的话的。虽然我认为刊出报道是情非得已，但我说明状况，自己也难受到不行。

结果我逃之夭夭一般辞别了猪野家。

时钟的指针毫不留情地推进。还是一样，没有凶嫌落网的消息。樱井在上尾已经毫无成果地守候了两个星期。一切都已经濒临极限了。编辑部为这份报道提供了四页的篇幅，预备好稿子。

标题是“桶川跟踪狂命案——本刊独家掌握实行犯”。但是这次的情况是，由于凶嫌尚未落网，不可能刊登出真名。基于同样的理由，照片也不能使用。樱井拍到的独家照片，久保田的脸被打上了大大的灰色马赛克。内容也不得不修改得更委婉。整篇报道完全软掉了。报道内容不仅对一般读者来说莫名其妙，而且当杂志出现在店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嫌犯一伙应该就会匆促逃离，再也不会现身在池袋了。

从这个意义来看，报道内容之详尽，是激怒我的那份晚报望尘莫及的。我们尽可能挑选了看不出是从哪个位置拍摄的照片，但那伙人一看就知道了吧。我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

进入深夜了。我和T先生来到池袋的现场。搜查员还是一样晃来晃去。我发现随着《FOCUS》的截稿时间逼近，搜查员的行动也开始有了变化。包围网愈来愈小，起初监视一到傍晚就收工，现在持续到夜晚。就连我也从他们的身影感受到严肃的气氛。现场刑警必须在寒冬中连续站岗两星期，我觉得他们很辛苦。我也是身在第一线的记者，他们的辛劳，我感同身受。

但是同一个人一大早就在同一个地点来回十几趟，而且耳朵戴着灰色的耳机，甚至有刑警直接进入咖啡厅休息。真希望他们可以不这么明目张胆。会不会久保田他们早就察觉了异状，所以才不现身……

仰望过无数次的池袋狭窄的天空，也许是因为天寒，这天晚上的星星美丽地闪烁着。

我和T先生席地而坐。也许搜查员发现我们了，可是我已经不在乎了。

寒气从冰冷到家的柏油路面渗透上来。

我们无力地交谈着：

“怎么会变成这样？明明直到不久前，一切都还那么顺利……”

“为什么就是抓不到人？搜查本部在做什么……”

“只要警方逮人，不管是侦办还是报道都可以顺利进行了……”

我们一起回顾过去的两个月。

仔细想想，社会记者T先生就像是配合这起案件似的调到这里来，时间点再巧妙不过。因为有他，我才能确认小松和人与久保田的身份，也才能追踪报道到如此深入的地步。其他报社记者完全不知道这起命案的侦办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只要久保田落网，T先生发布的速报应该可以远远抢先警方声明，成为独家新闻。

认识岛田和阳子、渡边的来电、许多人告诉我的消息线索——这一切的力量，不都是为了将不可原谅的罪犯绳之以法吗？我在今天以前的好运，全都只是碰巧而已吗？不管再怎么痛苦呻吟也无可奈何。搜查本部就是坚称“久保田没有出现”。

太难以承受了。

“走了。”我扬起一手与T先生道别后，来到俯瞰现场的高处，是附近的立体停车场二楼。我把车子停在这里。

俯视的街景闪烁着圣诞节灯饰。我想起一手拿着便条，在那里不停地走来走去的自己。樱井努力持续监视的大楼。明明只是不久前的事，却总觉得像是遥远的过去了。

一直到稍早前，运气不是都还向着我吗？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我自认为向来再小心谨慎不过，难道我在哪里犯了错吗？是在哪个点犯错的？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内袋里有随身携带的那个记事本。我再次打开诗织的照片，忍不住在心中呢喃：

对不起，结果我无能为力。

以结果来说，我只是蹚了这起案件的浑水而已。回顾这两个月的自己，我窝囊得都快掉下泪来了。我不是为了让状况变成这样、不是为了刊出这种半吊子的报道，才把双脚走得都快断了，坚持不懈地追踪采访的。

不管再怎么懊恨，时间还是继续前进，然后，指针终于超过了截稿时间。

十二月十九日。

今天是完稿日。一想到再过几个小时，让凶嫌一伙远走高飞的报道就要送上印刷机，我一早就脑袋沉重不已。我顶着加上疲劳、比平常更沉重两倍的脑袋，开车前往公司。开下首都高速公路东池袋出口，右转就是公司，左转就是“现场”。还不到中午。距离清样出来还有一点时间。虽然觉得很傻，但我还是把方向盘往左打去。岂止是不死心，我根本放不下。

来到现场一看，状况和平常有些不同，成了熟面孔的搜查员聚集在那栋公寓附近。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吗？

他们的目光显然对着公寓。难道是久保田现身了？就快动手逮捕了吗？

多么一厢情愿的妄想啊。我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要是那样，也未免太美了。我的人生说到底就是平凡两个字，不可能出现那种戏剧性的发展。而且今天是星期日，久保田怎么可能在这种假日特地跑来？

回到车里，我姑且打了通电话给T先生。至少把这状况告诉他吧。我就这样离开了现场。

虽然并不明显，但完稿日的编辑部散发着紧张感。每个人都安静地读着自己负责的蓝纸，一个字一个字细心检查稿子。内容有没有错误？有没有错字、漏字？日期和年龄正确吗？……时间静静流逝，三点过后，记者的完稿作业便会结束，修改完成的最终稿会送到大日本印刷厂，接下来就无从更动了。

我削好两支铅笔，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时间刚好是一点。我把尖锐的笔尖抵在第一行，视线朝那里望去。

就在这一瞬间。

我讨厌的手机响了。屏幕显示是T先生。干嘛在这么忙的时候打来？是来向消沉到谷底的我致哀吗？

但是他劈头就说：

“哎呀，大叔，你的第六感太准了，了不起！”

“咦？什么？什么意思？”

“就在刚才，久保田被拘提了。”

时间停止了。

难以置信。

我对着电话吼了起来。一次又一次，不停吼叫。我站起来挥手怒吼，好让远方的总编也能听到。

“县警抓住久保田了？逮捕了吗？还在拘提阶段是吧？今天一定就会逮捕吧？如果你是开玩笑的，我会生气喔……”

我一个人打乱了编辑部安静的氛围。那个时候的我到底是什么表情？我说的内容让别人根本听不出我在跟谁说话。总编瞥了不停对着电话大吼的我一眼，立刻走到编辑部最里面，向协调人员做出指示：

“要抽换报道，请尽量延后送出稿子的时间。”

我把T先生告诉我的内容直接写在蓝纸上。变成垃圾的蓝纸已经不重要了。T先生最后挂断电话前说：

“那，咱们在现场碰头吧。我可是遵守约定喽，大叔。”

唯独今天，就算他叫我大叔，我也不想反驳了。再说，现在时间紧迫。真正的截稿日就像石器时代一样老早就过去了，但现在却必须从头弄出一份报道来。

稿子交由资深记者重新写过。抽换整整四页的稿子，已经不是摄影师出身的我应付得来的。整个编辑部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乱成一团。

我打电话给已经解除待机的樱井，请他立刻赶到上尾。樱井也很惊讶。

接着我打给诗织的父亲，请他发表评论。这天休假的父亲才刚从女儿的命案现场回来。

“在这种地方被人拿刀子刺进身体，她一定很痛，一定很不甘心。我心里这么想着，才刚回到家里，就接到清水先生的电话。是心有灵犀吗……”

逮捕前的采访经过以及侦办信息也写成电子稿，写好的部分立刻传给资深记者。资深记者以令人赞叹的速度敲打着文字处理机的键盘。照片也换掉了。是久保田的照片。久保田旁边的川上必须打上马赛克处理，但樱井与大桥这两名摄影师的力作总算没有被埋没，能够呈现给大众了。

我要交出让各家媒体吓破胆的报道。就像我发誓的那样——百倍奉还。

二〇〇〇年度第一本发售的《FOCUS》第一期，封面头条是《桶川“美女大学生命案”，本刊独家掌握“实行犯”落网前全纪录——走投无路的跟踪狂》，过去累积的一切资讯全都塞进里面了。这篇报道刊出的话，显而易见，小松绝对会逃亡。但是不管这份报道有没有刊出，一旦知道久保田落网，小松的选项就只剩下自首或逃亡了。横竖警方一定也会像这次一样，拖拖拉拉。既然采访揭露了小松与命案关系密切，与其让他逃亡，倒不如公开他的姓名，以征求更多的信息。《FOCUS》决定登出小松的姓名与照片。

不过还是有个问题。

虽然久保田被警方带走了，但还没有正式遭到逮捕。根据T先生的采访，警方预定要在久保田自愿同行后，立刻申请逮捕状，以杀人罪嫌将他逮捕。不过这完全是预定。虽然不可能有差错，但是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我请总编让我去现场。这种时候，我实在无法静观其变。我绝对不想坐在办公桌前等待结果，我非得亲眼见证久保田被带走才甘心。这是我的工作。

我将老装备背包搭上肩膀，跑向公司的车库。跳进车子，冲上刚才在绝望深渊中开下来的东池袋出口，油门全开，一路从高速公路驶向上尾。这几小时的运气之强，令我难以置信。又有某种力量在起作用了，所以才能发生这样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