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寂静的夜晚。

编辑部直到刚才的喧嚣就像一场梦。我们在上尾署附近的公园待机。我和樱井、松原大叔待在熄火的“松原号”里，静静等待不知何时会被送来的久保田。“松原号”旁边是T先生的车。我想起从昨晚就没有进食，但没有食欲。车子里的绿色电子钟显示已经七点了。

T先生的采访说，被拘提的久保田还在朝霞署自愿接受讯问。都已经这么晚了，却还没有送到上尾署来。

坦白说，我不安得不得了。

稿子已经在大日本印刷厂印刷了。现在制版照相机应该正在制作正片。很快的，两台胶印印刷机就会开始轰隆隆高速运转起来。“久保田落网”的字样逐一印上巨大的卷筒纸，已经无从喊停了。万一——万一久保田没有被逮捕，只是自愿接受侦讯后就被放回，会怎么样？真的拿得到逮捕状吗？一担心起来就没完没了。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我就得递出辞呈了。不，不是递出辞呈就可以没事的。我恐怕再也没办法继续待在这一行了，会一夕爆红——

“在桶川命案中爆出大乌龙报道的记者”。

就跟自己破坏珊瑚，再拍下宣称“人类破坏大自然”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的摄影师[指一九八九年的“《朝日新闻》珊瑚报道捏造事件”。朝日新闻社的摄影师本田嘉郎自己在珊瑚上涂鸦破坏，附上捏造的报道，刊登在连载专题报道上的假新闻事件]一样，遗臭万年。

我每隔三十分钟就打开车窗，找邻车的T先生说话。而且每次问的问题都一样：

“久保田真的会被逮捕吧？”

“不会今天只是问话，明天又叫他来（自愿同行）吧？”

因为我一问再问，而且反复问一样的问题，T先生也露出受不了的表情来：

“不管是大乌龙还是大独家，大叔都毫无疑问会一夕爆红啦。”他看起来完全没把我的忧心放在心上。

但是我会送出那份稿子，是因为我有自信久保田就是实行犯，这不是搜查本部提供的消息，而是我自己通过采访查到的事实。

实行犯就是久保田。

除了他以外没有别人。

搜查本部也是，从一开始就是以逮捕为前提，强硬要求久保田自愿同行。事到如今不可能再纵虎归山。

昨天这个时刻，我和T先生还坐在池袋的马路上。后来也没经过多久，状况却截然不同了。别说赶截稿了，是完稿前一秒的大逆转。俗气一点形容，就像在九局下半二出局满垒落后三分的比赛里，在两好三坏的满球数中击出球去，球摇摇晃晃地飞向左界外线，就这样“锵”的一声击中界线标杆。就是这样的心情。除了有幸运女神跟着我之外，没有别的解释了。

今天已经没问题了。OK了。我这样告诉自己。

就在刚过八点不久的时候。

打电话联络某处的T先生来到我旁边。

“‘久保田’要来了。逮捕状执行了。”

说完后，T先生贼笑了一下，补充说：

“太好了，你的项上人头保住了……”

我觉得肩头的重担一下子全卸下来了。直到迎接这一瞬间以前，真是好漫长的两星期——不，是两个月。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只有短短两个月。这段时间，我不晓得打从心底后悔过多少次，我再也不要尝到这种苦了，开什么玩笑。

但是相较之下，现在的充实感是多么难以言喻！这是多美好的感受啊！原来我就是为了这一刻，不断赌上人生吗……

我和樱井移动到上尾署前。

好久没有拿起相机了。摄影是我的上一份工作。在佳能EOS-RT装上24~85mm的变焦镜头及小型闪光灯，并且接上积层电池，好缩短闪光灯的充电时间。这是我在采访案子时的基本配备。我对器材没有太大的讲究，只要轻巧不故障就够了。在采访案件时，沉重的相机机身或大光圈大镜头反而绊手绊脚。我设定成镜头光圈f8，距离一米。

凶嫌移送地检处的场面，我拍摄过不计其数，但是像这次逮捕时的移送场面却很罕见。尤其是周刊杂志的摄影师，很难见证这种场面。

我把相机藏进大衣底下，以免在拍摄前惹来多余的麻烦。搜查本部所在的上尾署有许多在夜里进行非正式采访的报社记者，我不想被他们发现。

再说，要是那个副署长发现我，又要念出他最擅长的台词了吧。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徒增麻烦。我决定直到前一刻都远离警察署的地盘，在附近的十字路口等待。

载着久保田的护送车会从东京的方向过来。那么应该会从这个十字路口进入上尾署。我在大衣里面打开闪光灯，以这样的状态，引颈长盼那辆车子出现。

就在快九点的时候，一辆银色的轿车切过国道十七号线似的，从警察署的反方向开来。前座坐了两个人，后车座坐了三个人。这年头轿车里会塞进五个大男人，也只有护送嫌犯的时候了。

我们注视后车座正中央的男子。是认得的脸孔。

十字路口的信号是绿灯，同时我们内心的信号也变成了绿灯。我和樱井冲过马路。冲啊，樱井，扑上去！就算身份曝光也无所谓了，大拍特拍。我从大衣底下抓出相机，扑向滑进警察署内的车子，对准后车座的车窗，不看观景窗，直接把镜头对上去。时机绝妙。

一、二、三！

我和樱井按下快门。

漆黑的停车场中连续亮起闪光。久保田就在那明灭的光中。距离就如同我计算的，刚好一米。就在那里，我的一米前方，是那名短发肥胖的杀人凶手。久保田也不遮掩黑色高领毛衣上方的脸，满不在乎地面朝前方，承受闪光灯的照射。前臂盖着深蓝色的衣物，遮住手铐。

车子缓慢地开进警察署后方的停车场。久保田下车后走上阶梯的身影，在黑暗中也看得一清二楚。

一瞬间的战场结束后，上尾署的夜晚再次恢复了寂静。

一名报社记者注意到我们的闪光灯，跑了过来。好像还有记者留在署内。他一脸讶异，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如果扯上关系，又有许多麻烦事了。我们决定立刻离开。

《FOCUS》已经开始印刷了。虽然拍到了照片，但不可能赶得上。结果这时拍的照片，后来也配合不上刊登的时机，就这样被束之高阁了。但是既然难得拍到，我把它在本书公开。本章篇章页的照片，就是逮捕后移送警署时决定性的一刻。

意外的是，搜查本部迟迟没有公布逮捕凶嫌的消息。因此杀人犯落网的新闻，成了T先生的通讯社独家。各家媒体一定都很惊讶。事前毫无前兆，由于其他媒体的大独家，案件突然炸开了。而且新闻见报后，警方依然没有发表声明。各家媒体拼命调查，也无法得到印证。

“久保田是谁？不是小松和人吗？”其他记者就像无头苍蝇似的。

我忍不住笑了。就算隶属记者俱乐部又如何，只要警方不发表信息，你们就只能那样手足无措吗？

这天晚上对各媒体的浦和分局而言，应该是个叫人难堪的夜晚。只有T先生的通讯社不断发布后续报道，其他媒体只能在一旁干瞪眼。

搜查本部在逮捕共犯之前，都没有发布任何消息。记者就算成天守在警署里，仍旧是一头雾水。警方可以发动司法权，申请逮捕状，逮捕拘留一个人，但完全不做任何说明。这让人认识到警方可以如此轻易藏起一个人，同时也让人深刻感受到除非警方愿意公布任何消息，否则俱乐部制度半点用处都没有。结果直到次日二十日晚上，警方才宣布逮捕凶嫌。

这天晚上，当各家媒体四处确认久保田落网的消息时，我们则在痛快畅饮。樱井、松原大叔，还有只监视了一天就拍到久保田的幸运家伙摄影师大桥，一伙人开起了庆祝会。

有太多事情可以聊了。现在的话，可以畅所欲言。先前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但我真心认为，如果没有承受住艰辛进行监视的摄影师，这场采访实在不可能得到如此辉煌的战果。这不是一个人办得到的。能够和他们一起庆祝，比什么都更令我开心。

随着夜色渐深，手机接二连三响了起来。各家媒体的采访动起来了。是报社、电视台、体育报等媒体知道我负责桶川命案的记者打来的，可以感受到他们拼命搜集信息的样子。

“只有通讯社报道警方逮捕了一个叫久保田的男子，可是我们无法确认。清水先生，你知不知道什么？”

就算对方这么问，如果要全部说出来，那可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再说，咱们家的杂志上市之前，我什么都不能透露。

“实行犯的确被逮捕了。详细情形，请期待我们的杂志内容吧。”我仅仅这么回答。总之，今天我想纵情喝酒，然后好好睡一大觉……我整个人从里到外累坏了，但却是这两个月之间从未感受过的舒适疲劳。

次日的上尾署挤满了转播车和摄影师的脚架，一片闹哄哄。昨晚的寂静就像一场幻梦。上尾署自成立以来，应该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不过里头没有半个《FOCUS》的工作人员。我们已经完全没必要去那里了。

这天早上，由T先生的通讯社提供新闻的地方报、体育报、电视台、广播节目，都引用内容，盛大报道杀人犯落网一事，然而称为全国性报纸的大报社全都一筹莫展。非俱乐部成员的体育报整版刊登着久保田被带到警署的照片，俱乐部成员的报社版面却只是小小刊登了半吊子的“跟风”报道。相反的情形是家常便饭，然而逆转得如此极端的现象却极为罕见。

事后我听说，这天守在警察署里，引颈等待记者会召开的俱乐部记者还没等到记者会，就先看到了《FOCUS》的报道，引发了一场骚动。在东京拿到刚印好的热腾腾的《FOCUS》的公司，通过分局传真内容过来。某个记者看到久保田的照片，逼问警方干部说：

“这是骗人的？骗人的吧？一定是别人吧？喂，搞错人了，对吧？”

那名记者如此嚷嚷，但杂志应该一五一十详细写下了各家媒体都想知道的逮捕经过。真是太没礼貌了。

命案发生以来，第一次好好地睡上一觉的我，傍晚的时候去了公司。当然，命案并非就此结束，不过既然已经抓到久保田，我认为破案也有了方向。警方不得不赌上名声，厘清案情轮廓。接下来就看警方如何出招了。

这天本来休假，但我有件事无论如何都想处理。进入编辑部一看，果然也来了公司的山本总编坐在办公桌前。明明休假，这个编辑部怎么会有人？

我若无其事地向总编攀谈：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笑谈，不过如果昨晚久保田没有被逮捕，我准备递出辞呈呢。”

听到这话，总编轻描淡写地说：

“不只是你，我也要丢饭碗了。”

咦！瞬间我一阵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总编真的放手让我这种不听话的记者尽情自由发挥了。我很感谢他。

回到办公桌后，我打了一通电话。

我来到公司，是为了处理樱井在监视池袋时录下的影片。那是辛苦拍到的影像，我希望能有效利用。我想到的是能不能在《FOCUS》发售日的早上，让哪一家电视台播出这段影片。总编也同意了。影片很棒，每个电视台应该都会想要。

我打给朝日电视台“超级早晨”节目的高村智庸记者。我在和歌山毒咖喱事件中认识了负责社会案件的高村，当时我们几乎每星期都在现场共事，我在各方面都很信任他。他是那种会自主采访的电视记者。我信任这种人。如果条件是晨间节目，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就这样，原本应该会被束之高阁的影片，也得以公之于世了。

那天晚上，我和某位报社记者碰面。他是负责警视厅的社会记者。我们在播放着爵士乐的小酒吧喝酒，由我说明事件始末。

“太厉害了。只要能做出一次这样的报道，就可以心甘情愿地退休了。”他说。但我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些。我想要他的协助。比起我来，他更能发挥悬殊的力量。

就是警方的问题。

我已经来到必须与上尾署——不，是与埼玉县警兵戎相见的阶段了。爆料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只凭一份杂志，实在不可能点起燎原之火。我需要同伴。负责埼玉县警的记者或许无法写出批判县警的报道，但他是负责警视厅的记者，应该会有法子吧？

然而话题却往奇怪的方向发展。他的一段话解开了我一直以来感到不解的事。

“我们不是社会记者，而是守在警察单位的警察记者。”

言简意赅。跑警察线的记者，并不等于社会记者。这样啊，他们完全只是负责跑警察线的记者，所以把警方发表的声明照本宣科地写成报道，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在采访中追求的，与警察线记者或报社追求的事物貌同实异。我采访社会案件，所以是社会记者。他们采访警察，所以是警察记者。

我欣赏这名报社记者。他在采访的过程中，总是在迷惘与烦恼中挣扎。其实他很喜欢采访社会案件，但绝对不会轻易放在嘴上，是个很棒的人。

手机又响了。我走到店门口附近，按下通话键。

电话是来通知搜查本部总算公布逮捕久保田的消息。共犯有三名，川上聪（31岁）、小松武史（33岁）、伊藤嘉孝（32岁）。四人的逮捕嫌疑都是杀人，而非教唆或帮助。

川上会被逮捕，如同预测。他跟久保田走得那么近，肯定脱不了干系。细问之下，据说命案当天，也是他负责开车逃离现场。伊藤是小松的按摩店干部，是早已写在采访笔记中的名字。这个人负责监视诗织家，确定她出门后向其他人通风报信。这两个人的照片，樱井都在那栋池袋的公寓拍到了。川上的照片已经登在《FOCUS》第一期，但因为当时他尚未被逮捕，因此不得已打了马赛克。难得拍到了照片，年后发售的第二期就把马赛克拿掉吧。

问题是小松武史。坦白说我很惊讶。怎么会跳过和人，突然就逮捕了武史？有些不了解内情的电视台，一听到“小松”就急忙打出“跟踪狂小松落网”的跑马灯。不过不是那个小松，小松武史是小松和人的哥哥。据说久保田在侦讯中供称“小松武史说有个坏女人，委托我杀了她”。还说武史给了三个人共一千八百万日元的“杀人报酬”。

这是真的吗？

说起来，最重要的和人怎么了？他消失到哪里去了？没有拘捕他，表示警方也追丢了他的下落吗？既然如此，为什么搜查本部甚至不发出通缉……

我回到播放爵士乐的店内，总觉得内心冷了下来。

十二月二十一日，《FOCUS》新年第一期陈列在店头。总算走到这一步了。这一期出刊后，直到第二年都没有截稿，也没有发刊。

但命案持续进展，不能停止采访。

令人不解的还是小松兄弟的关系。事实上我从相当久以前，就对小松武史很感兴趣。

这里必须回溯到相当久以前，六月十四日有三名男子闯入猪野家那时候。诗织遇害以后，T先生在很早的阶段就查出了这三名人物的身份，我也掌握了信息。其中一人当然是小松和人，另一个则是他的同伙Y，然后是自称和人的上司、逼猪野先生“拿出诚意来”的魁梧男子，其实就是小松武史。

根据十一月上旬T先生所查到的资料，武史是东京消防厅的职员，而且在板桥消防署上班。那个时候我很执着于板桥这个地点，因为假援交小卡片散播的地点就是板桥区内。跟踪狂集团的活动范围中，只有那里孤立远离。而且诗织命案的第二天，武史突然打电话向上司请辞。较自然的推断是武史与命案有某些关系。

我根据这些事实，拜托樱井和松原大叔守在武史家前，神不知鬼不觉地拍到了他的照片。这个时期，武史几乎每天都叫外送，过得很低调，以消化带薪假的形式，等待十一月底的离职。据说他拿到了一笔不小的离职金，但应该是公务员而且是消防队员的他，居然能在埼玉县郊外兴建一栋豪华的一户建住宅，还坐拥好几辆奔驰车，实在令人纳闷。不过，当时我对此毫无头绪。

然后直到这一天，特殊行业人士打来的电话才揭开了谜底。线人说他看到电视新闻所以打给我，并说出令人意外的事实。

线人说，他在新闻看到小松武史，发现那张脸长得跟“一条大哥”一模一样。

什么？我忍不住反问。

第三章提到小松和人的背后有疑似黑道的男子撑腰。总是一袭白色或黑色西装、一看就像道上兄弟的男子，才是按摩店幕后真正的老板。小松总是喊他“一条大哥”，敬他三分。有其他店员目击到，在店里总是“一条大哥”“小松老弟”地互称的两人，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却是平起平坐的口气。虽然不清楚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但唯一可以推测出来的，是他们应该相当亲近。

然而现在这名特殊行业人士却说小松武史一定就是“一条”。确实，如果“一条”就是小松武史，那么小松武史异常富有，而且四下无人时与小松状似亲密，都可以解释得通了。也可以看出这对兄弟是刻意创造出“一条”这个虚构的存在，为武史镀金，兄弟俩联手经营特殊行业。后来通过其他采访，也查出了武史尽管身为现职消防员，却同时经营特殊行业。

现在知道小松武史是“一条”，是特殊行业老板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事。

可是，为什么……

挂断电话后，我抱住了头。怎么会是武史因为杀人嫌疑遭到逮捕？为什么和人的哥哥有必要买凶杀害诗织？更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员工久保田、川上和伊藤等人受到和人委托杀人。而且哥哥武史原本应该要制止弟弟失控才对吧？他可是消防厅职员，到底有什么必要杀害弟弟的前女友？从对诗织亲友的采访中，可以确定武史与诗织只在六月的那一天见过一次面而已，难以想象武史与她会有什么私人恩怨。

我感到原本以为逐渐拨云见日的这起命案，又笼罩起迷雾来了。看来案子不会轻易落幕。

据说小松武史落网后，对律师说了大意如下的内容：

“名誉毁损的部分，我承认其中一部分，但我跟杀人无关。七月十日左右，和人拿了两千万日元过来，叫我用这笔钱治一下那个女的。他叫我撒传单、强奸她拍影片，所以伊藤用那笔钱的一部分印了传单。

“那件事（命案）发生那天，我一直在小钢珠店待到下午两点。我正准备回去，伊藤打电话来，说事情麻烦了，久保田居然刺了人家两刀。我整个人慌了，跑去赤羽跟久保田碰面，吼他‘你在搞些什么！’久保田说‘我觉得只刺一刀，经理（小松和人）不会满意’。所以我给了久保田一千万当他的律师费，第二天在西川口见了伊藤，给了他八百万，当作他跟川上的份。这件事，或许是因为我弟个性病态的关系。他以前也跟两个女人发生过纠纷。女人跟他分手，他就要人家死，很不正常。”

小松和人也向诗织稍微提过，说在认识她以前，也曾经和女人发生过纠纷。一个是他在冲绳认识的女人，另一个一样是埼玉的女大学生，都和诗织那时候一样，女方提出分手，他就做出跟踪骚扰行为。听说冲绳那一次，纷纷扰扰之后，女方甚至割腕闹自杀。

我通过某位新闻从业者，听到了这些跟踪骚扰的被害人保存的电话答录机录音带，里面有小松和人的声音。

（内容依录音带录音顺序）

从字面上很难看出来，但感情起伏剧烈，一下发出宠溺般的声音，一下怒吼，一下尖叫，惊心动魄。即使听在无关的第三者耳里，也不禁要毛骨悚然。这名被害者也曾为了小松和人的事向警方求助。“还钱来”“让我戴绿帽”等诬陷，就和诗织那时候一样。

小松武史涉入命案的程度，让我不能采访了。他已经被关进拘留所了。虽然也可以说这下案子总算变成了普通的采访，但还是一样令人心急。

是不是该去采访小松武史或他们兄弟的老家了？我和这起命案的关系过于深入了。先前由于我认为如果采访小松的亲友，警方的侦办内容或我们的动静有可能会传入小松兄弟或久保田等人耳中，所以一直裹足不前。但是好像也有一些不清楚内情的记者直接跑去小松家，无知有时候真的让人无所畏惧，结果他们问到的内容，可以当成逮捕前的家属说法用在报道上。这让我有点后悔，早知道我也去采访了。

实行犯供称，小松和人在七月五日左右逃到冲绳去了，那是张贴传单事件之前。命案当天他好像也在冲绳。从这个意义来说，小松和人的不在场证明十分明确。感觉好像可以听见小松和人在高声大笑：“我才不会自己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

这绝对是天理难容的。不直接找到他本人采访，还是无法进入命案深层。

但是小松和人依旧下落不明。

不管是侦办还是采访，都再次触礁了。

编辑部提前进入春节休假。周刊杂志编辑部由于发售日的关系，总是提前休假，一过完年便立刻展开采访。二〇〇〇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是一月二日，我应该可以暂时过上一段清闲的日子，但那个时候我的处境开始出现了变化。

各家媒体开始来采访我了。为了采访询问同行很常见，但这次他们想要采访的是我本人。与其说是因为我是报出桶川命案大独家的记者，不如说因为我先于警方查出凶嫌这一点令他们感兴趣。

《FOCUS》编辑部本来是不接受这类采访的。因为《FOCUS》认为采访记者就该隐身幕后。基于相同的理由，我拒绝了这些采访，但是遇到认识的人拜托，实在很难说不。

第一个拒绝不了的是广播的现场节目，我请总编替我上场。节目预先准备了几个问题。

内容是“还会有后续报道吗？”我拜托总编回答“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报道”。这是为批判警方的报道做铺垫。

后来以电视为中心，我接受了几家电视台的采访。虽然觉得情势发展很奇妙，但正好让媒体关注这起命案。为了寻找小松和人，并且在开春第一期上刊登批判警方的报道，必须让话题持续发酵。先前我一直想要同伴，竟在不知不觉间逐步实现了。

某天，一名女子打电话到编辑部来，指名要找桶川命案的负责人。她说她是小松和人的朋友，想知道下落不明的他的去向。从口气听来，她对小松的行踪似乎也握有某些线索。

第一期的独家报道后，有时编辑部会接到类似的电话，但值得信赖的信息不多。这名女子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她不是“想要告诉”，而是“想要知道”小松在哪里，以及她说“小松从五月就开始追求我”。我不喜欢电话采访，便请她和我碰面，得到的是在这起案子中已经很熟悉的反应，条件是不能说名字，也不能告知联络方式。

又来了。这起案件的登场人物几乎个个如此，每个人都害怕小松和人的报复。我已经习惯了，只要对方愿意碰面，这些都无所谓。

我们约在池袋碰面，而且是人潮汹涌的三越百货前，对面也有派出所。

我就老实招了吧。

其实我很害怕。

在推出新春第一期后，《FOCUS》完全鹤立鸡群。《FOCUS》是唯一一本刊出小松和人的真实姓名与照片的媒体。我们查出实行犯，拍到他们的照片，甚至把他们逼到落网。小松和人对《FOCUS》抱持什么样的看法？他可是个死咬不放的跟踪狂，而且应该有着花不完的钱；最重要的是，连警方都还没有掌握他的行踪，即使他就走在大街上也不奇怪。这不是说笑，他有可能派出刺客来干掉我。我上过电视，长相已经曝光，只要他想做掉我，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瞧不起我的人，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彻底把你搞垮。”他是会这样激动发飙的个性。

他拥有一群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刺人，笑着离开，满不在乎地继续过日子的手下，完全就是异常。而且跟踪狂集团只有四个人落网，这种状况要叫人不害怕才难，然后就在这时，有一名女子指名要找“桶川命案的负责记者”。我在完全不知道她是什么人、有什么目的的情况下，答应和她碰面了。来见我的，真的会是女人吗……

我一个人搭上出租车。

傍晚的池袋街道呈现出十二月底的热闹。车窗外是过着幸福而普通生活的人们。尽管不景气，但接下来就是圣诞节和新年，人们忙着采买购物。到处都是大批走动的购物人潮。好可怕。我害怕人潮。人多成这样，即使有人意图攻击我，也完全看不出来。但是如果约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会怎么样？前来赴约的更可能不是女人，而是陌生的壮汉。

我已经精神失常了吗？我怎么会做这种事？

“恐惧”会重回脑中。

我曾经在空中摄影时因为直升机故障而迫降，也曾在上野车站内对着黑帮干部打闪光灯拍照，遭到约两百名黑道包围恐吓。阪神大地震的余震时，我差点因为采访中的人家房屋崩塌被活活压死。每一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伊豆大岛的三原山爆发时，所有的岛民都避难撤离的深夜，我们却租了渔船反过来登上大岛。我在海啸余波中摇晃的漆黑船舱里，抱着膝盖诅咒自己的人生，心想只要能平安生还，要我诵经还是唱赞美歌都行。波涛起伏剧烈，我跳下靠岸的岸墙却失败，差点被夹死在渔船和混凝土护岸中间。如果那时候和我一道去的前辈没有拉我一把，真不晓得会有什么下场。挂在脖子上的坚固的尼康F2相机代替我被噼里啪啦压成了碎片。当时救了我的前辈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无法保护自己的人最好别干这一行，没有人会来帮你。唯有自己的直觉、经验以及判断，才是通往安全的指针，不过今天真的不太妙。

还是怎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吗？

就算得到虎子，总有一天它也会长成大老虎，我才不想要那种东西。早知道就去借摄影部的防弹背心来穿了。我有预感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记者这一行真的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煎熬工作。

“如果我现在死掉，一定就是小松杀的。”

这段时间每次我去喝酒，都一定会对樱井或T先生这么说。虽然语带玩笑，但我是说认真的。心里头总是有一股怎么样都抹不去的不安威胁着我。

“这不是开玩笑的，拜托好好记住我这话，千万别忘了啊！”

我认为现在的我，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更接近诗织当时的心情。起码我自己这么认为。我想要大喊如果谁有意见，那就现在立刻跟我交换立场，否则就闭嘴！这种心情除非成了当事人，否则是不可能懂的。绝对不可能懂。

我孤立无援……

诗织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向警方求助。然后不断倾诉她对死亡的恐惧，在得不到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就此丧命……

傍晚的池袋三越百货前。宽阔的人行道上人潮汹涌得可怕，不断有人冒出来又消失。

诗织正要锁上自行车时，突然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我自然而然地紧靠在三越正门口前的狮子像上，看着掌心，目前生命线还没有断。

来的会是谁？

为了什么目的？

下一瞬间，我的眼睛在杂沓人群中发现了一个人影。我在人潮中，比来人更早一步发现了应该未曾谋面的对方。

我的眼睛盯在那个人身上，惊讶得腿都快软了。

来人不是小松和人，也不是持刀的肥胖男子。

而是猪野诗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