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伫立在杂沓中的女子，我陷入茫然。

那怎么看都是诗织。

这起命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都快笑出来了。每当我的采访走进死胡同，就会不停出现新人物，让我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这要是电视剧，一定会因为时机实在太巧了，招来方便主义的批评。

女子在电话中说小松和人追求她，所以或许可以预期出现的会是类似的女孩；但对方不只是像而已，简直就是翻版。年龄也和诗织一样，二十一岁，甚至连名字都只差了一个字。当然，我不曾见过生前的诗织，我知道的只有照片中的她。即使如此，我还是萌生出眼前来人就是高中生诗织的这种荒唐幻想，与这个幻想拉扯。即使和烙印在我脑中的诗织照片相比对，也甚至可以说她和高中时候的诗织是同一个人。

女子自称佳织（化名）。

光是看到佳织的外貌，我就几乎要相信她了，但还是不能放松戒心。我自己也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我留意有无跟踪，先邀她到附近的咖啡厅去。如果疑心不够重，就没办法当什么记者了。与其相信直觉，更应该先求证，因此我佯装无事，向她提出一些问题。

她对于没有任何媒体揭露的各种信息，比方说和人开的车种、池袋公寓的地点、生日、习惯和嗜好等等，都不假思索地回答。态度也没有可疑之处。暂时似乎是没有危险。然后，佳织与和人关系密切这一点，也毋庸置疑了。

佳织在都内一家俱乐部上班。她读了这阵子唯一报出小松和人真名的杂志《FOCUS》，得知原来跟踪狂“K”就是小松和人。她说在这之前，她对刺杀命案本身并不清楚。

其实她读了报道后，第一个联络的是搜查本部。她向警方说她愿意协助办案，但从她的转述来看，警方的应对粗糙到了极点。

搜查员对住在都内的她说：

“那我们想问你一些问题，你可以到上尾署来吗？很远？那上尾站前面的派出所也可以。”

真的很警察作风。就算采访和办案是两回事，从我们记者的角度来看，警方的回应也令人难以置信。连对好意提供线索的民众，警方都是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即使如此民众还是愿意协助的话，警方又会如何应对呢？他们会用疑神疑鬼的态度，追根究底地问出协助者的姓名住址，包括男女交往在内的各种隐私。佳织就是因此被惹恼，才打到编辑部来的。

“警方无法信任。”听到佳织这么说，我兀自觉得果然如此，啊，这里又有一个。在这起案件里，提供给我信息的每一个人不都是如此吗？感觉以跟踪狂集团为中心，分成了警察阵营与诗织阵营了。

佳织说她想要见小松，想要找到他，劝他自首。这就是她联络警方和我的目的。

她与小松和人的关系是这样的。

“我们是今年五月左右认识的。小松是我们店里的客人。一开始我们完全没有交谈。他几乎滴酒不沾，光喝水，所以我觉得他这人好奇怪。好像也没什么朋友。可是不知为何，他渐渐开始向我倾吐烦恼……小松好像在为跟诗织的问题烦恼。他说如果他和诗织之间的问题解决了，想要跟我交往，不过我觉得他这人有点危险，所以推托说当朋友比较好。坦白说，他不是那种对象。我对他也没有好感。”

但是大姐头个性的佳织认为如果撒手不管，和人似乎会做出什么傻事，因此没有明确拒绝交往，一边和他往来，一边巧妙闪躲。他们维持这样的关系两个月左右，一起去兜风或是吃饭。

“他开的是奔驰敞篷车，打开置物盒一看，里面放着厚厚的一叠钞票，吓死我了。他说后车厢里更多。他把他的本名告诉我了。工作也是，说因为很赚钱，他做的是特殊行业。”

佳织说，小松说他其实想要开夜总会。

“小松认为诗织有别的男人，自己遭到了背叛，非常恨她。他边哭边跟我说，他要把诗织搞到没办法过正常生活，要逼她下海卖身，要叫部下轮奸她，搞烂她的身体，把她逼疯。我说，你会哭，是因为你觉得那样做是不对的吧？结果他说，他只要喜欢上一个人，眼里就会只剩下那个人，连工作都没办法做，什么事都顾不了，连饭都吃不下了。事实上，他真的在我面前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过。我也看得出来，他无法原谅诗织的心情愈来愈严重。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容易受伤、很纤细的人。

“他说诗织背叛了我，我无论如何饶不了她，绝对要报复她。就像个玩具被抢走的小孩子。他还说，不管怎么教训，诗织就是不知悔改，虽然她一副悔改的样子，不过都是装出来的，我塞钱给她的朋友，都问得一清二楚了，她的事我了如指掌。”

岛田和阳子提到过有这样的朋友。和人拿钱给诗织的女性朋友，要她当间谍。那名女性朋友把诗织的事泄露给和人，似乎也没想到竟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据说她很快就发现小松这个人十分危险，反过来躲避小松，然而当时诗织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了。

佳织说的内容，与诗织一直以来遭受的跟踪骚扰完全符合。我从岛田和阳子以及诗织的父母那里听说了诗织的状况，但小松的状况，这是第一次听到。彼此之间没有矛盾。那些跟踪骚扰的行为果然是和人在背后操纵的。难怪他会四处躲藏。

“我希望小松能自首，所以如果你知道小松在哪里，请带我一起去。我希望在你采访他之前，先跟他谈一谈。”

佳织拼命地说，下一瞬间做出了惊人的举动。

“你知道多少？”她话声刚落，冷不防便从桌子另一头一把抢过我手上的采访记事本，翻了起来。我拿着记事本的手维持原状僵在半空中，只能呆呆看着她的行动。人不可貌相，这名女子似乎性情相当强悍。不过遗憾的是，别人是看不懂我的采访笔记的。

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采访对象。如今回想，佳织也是拼了命。隐藏在那份拼命背后的是什么？不成熟的我看不出来。一直要到很后来，我才知道其中的理由。当时我只感觉到，佳织与和人的关系应该超出她所告诉我的，但是我没有能力打听出来。

佳织不知道和人在哪里，不过知道他有可能去哪里。因为和人跟她提过一些事。

“大概七月的时候，他突然说要去冲绳。他说他在那霸机场附近看得到海的地方租了房子，还说附带车库的房子不好找。小松说要把他最近刚买的奔驰厢型车带去，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带去了……他叫我去玩一趟，我也把住址抄下来了，但心想打个电话就好了，不晓得把抄地址的纸条塞到哪里去了。因为我完全没想到居然会发生这种事……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再也没有打给我了。”

光凭这些信息，实在不可能找得到人。我去过冲绳几十次，那是个远远超乎想象的辽阔岛屿。即使限定于机场附近的沿海，区域也相当广大。

这个时候，搜查员和媒体之间确实流传着和人“逃到冲绳”的传闻。因为就和佳织一样，有和人的朋友接到他的电话说“我现在在冲绳”。

小松武史落网后，也说他去冲绳找过和人。因此“和人潜伏在冲绳”的说法顿时受到各方瞩目。八卦节目的记者急忙飞往冲绳，在那霸周边或是以大海为背景站着播报新闻。而晚报等媒体甚至说和人早就从冲绳飞去台湾，或是在黑帮牵线下，逃亡到中国大陆了。

不过我对这条消息没有太大兴趣。只说是冲绳，实在是太过模糊，不可能轻易找到。再说媒体吵成这样，和人很有可能早就离开那里了。我想见的是小松和人本人，而不是冲绳的街道或大海。

我答应佳织，如果查到和人的所在，会请她一起去，然后道别。因为我认为如果能够见到和人，由佳织出面，总比我们劝他自首要来得有希望。

我先把小松奔驰的特征及车牌号告诉为了其他工作去到冲绳的《FOCUS》同事，以及去冲绳采访时总是关照我的当地朋友。那是关东车牌的高级车。如果要找到人，也只有靠车子了。我拜托他们如果在哪里看到这辆车，务必通知我。

说到冲绳，其他就是案发前的一九九九年三月，诗织跟和人一起去的冲绳旅行。我联络当时一起去的诗织的朋友，请她尽可能回想起当时的事。和人说了些什么、去了哪里、知道哪些地方等等。只要有一点线索，就打电话过去，旁敲侧击地刺探，但没有成果。以前和人住在冲绳时打工的店家也已经关掉了。状况还是一样山穷水尽。

虽然实行犯落网了，但我对和人的下落及警方依然抱持着疑心，就这样过了年关。

据说和人曾经这么恐吓诗织：

“我要对你下最后的天谴，你没办法迎接二〇〇〇年。”

事实真的如同和人所预言的，但如果他以为事情已经落幕，那就想得太容易了。

一月六日。《FOCUS》新年第二期发售了。标题是“‘美女大学生命案’行凶四人帮——跟踪狂的哥哥也遭到逮捕”。

我们将落网的四名实行犯的照片一口气全放上版面，也写下了第一期无法报道的三名嫌犯背景。川上的马赛克可以拿掉了，摄影师樱井和大桥拍的照片再次大为活跃。校完稿后，我立刻和总编讨论下星期的内容。上尾署问题重重，这件事我已经大致告诉总编了。问题是要写到什么程度？毕竟对方可不是闲杂人等。只要总编说“不”，就只能就此打住。

但山本总编在这方面是积极进攻型的。

“这应该报道出来。”

真的是很单纯的结论，总编反而比我更积极地推动报道。

没有任何障碍了。而且总编还派给了我一个强大的帮手——在采访“Life Space”一案时，被我害得惨叫连连的记者小久保大树。这太令人感激了。

我和小久保过去也搭档采访过无数次，他是我最为信任的记者，而且和不良摄影师出身的我不同，他写起稿子是一流的。这次的采访中，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苦干，但现在即将攀登险峻的上坡前，我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援军。

报道的重点有两项。

一是刺杀命案前，诗织为了跟踪骚扰的问题向上尾署求助及报案，但县警的应对极不适切。

另一个则是关于命案的侦办，特别是为何警方侦办的范围一直没有扩大到小松和人？

我再次找来岛田及阳子，针对警方的应对进行采访。就像前面已经提到的，诗织把当时与警方的对话非常详细地告诉过岛田和阳子。我重新访问两人，岛田超群的记忆力及一板一眼的态度，再次令我赞叹。甚至连说过的话，重要的内容他全都记录下来了。刑警的应对等相关事实，我已经大致向诗织的父母求证过了。

这里整理一下。

首先，六月初诗织和父母去向警方求助时，县警的态度很差。

六月十四日，包括小松和人在内的三名男子闯进猪野家，大嚷：“我们要告你诈欺！拿出诚意来！我们要向你爸的公司索赔！”第二天诗织和母亲带着这时候的录音，第一次前往上尾署。

听到录音带，年轻警察说“这分明是恐吓啊！”但上了年纪的刑警却说“不行不行，这案子不会成立的”，不当一回事。

到了第二天，无法接受警方态度的父亲也一同前往上尾署，但警方只是不断重复，“这很难立案啦”。诗织倾诉“我会被杀”，刑警却嗤之以鼻，“太夸张了”，甚至还冷血地说：

“收了人家那么多礼物，才说要分手，做男人的怎么会不生气？你自己不是也拿到一堆好处了？这种男女问题，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警方姑且收下了录音带，但之后便没有任何消息了。

接下来是七月，提出名誉毁损的刑事告诉时与刑警的对话。

当时诗织遇到了中伤传单、假援交小卡片、网络留言等状况。让她前往警察署的直接原因是中伤传单。这次还有物证，完全符合名誉毁损要件的证据，然而这时候负责应对的刑事二课长K，态度敷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对拼命倾诉的诗织说：

“大学不是在考试吗？怎么不等考完了再说？”

还说：

“你最好考虑清楚喔？打官司的话，要在法庭上说出一切喔？不但花时间，也很麻烦喔？”

对诗织而言，她有可能因为提告，遭到更可怕的跟踪骚扰，但她烦恼犹豫之后，还是下定决心报案，却遭到警方这样的对待。

这名二课长也负责受理刑事告诉后接着发生的诗织父亲的中伤黑函事件。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这纸质很不错呢，做得很用心嘛。”

然后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左右，刑警到诗织家来，要求撤销报案。找上门来的巡查长H当时明确地使用了“撤销报案”等字眼。

我首先决定把这些内容都刊登在《FOCUS》上。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小松和人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通缉？以下是我当时的猜测：

查出实行犯久保田的过程就像前面提到的。我认为如果跟踪狂集团是小松和人经营的色情按摩店的店员，那么下手的凶嫌应该也在其中，循此进行采访，结果找到了久保田。逮捕久保田的搜查本部也在第二天的记者会上说明了所谓的“逮捕过程”，将主词从“记者清水洁”替换成“埼玉县警”，发表了相同的内容。警方应该拉不下脸承认“由于媒体提供线报，我们才能查到凶手”，但这无所谓。新闻稿中说“警方查到与被害人分手而发生纠纷的A（27岁），此人任职于都内东池袋的特殊行业……（中略）……警方得到数名东池袋特殊营业相关人士的照片，请十几名目击者进行指认，有数名目击者指出嫌犯久保田祥史”，以小松和人为起点查出特殊营业的店铺，再找到久保田的顺序是一样的。

问题是接下来。搜查本部自己说是从和人开始查起，才能逮捕到久保田，然后久保田供称“是武史委托我的”，所以把哥哥也给逮捕了。

但和人呢？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凭空消失了。如果和人与命案完全无关，警方又怎么能从他查到久保田和武史身上？从某个原因开始调查，查出结果后，却又回过头来说那原因毫无关系。这到底是什么道理，真希望警方给个可以接受的解释。

县警总不会真的相信“只见过诗织一面的武史不知为何对诗织心存杀意，不惜花大把银子买凶杀人。从未见过诗织的久保田与两名同伙，则是纯粹为了金钱而下手杀害诗织”。

然后，“基于以上的理由，和人与命案无关。他与诗织无冤无仇，所以不必找他来讯问，更不必通缉。当然他与一连串的跟踪骚扰行为也无关”——难道警方是这么想的吗？

实在太不自然了。在我看来，侦办过程根本刻意绕过了小松和人。是搜查本部不想逮捕小松和人吗……

我忘不了拜访猪野家时对警方萌生的疑心。

那个时候我怀疑警方是为了隐瞒“要求被害人撤回刑事告诉”这件事，所以不肯全力逮捕凶嫌。尽管诗织怀着莫大的决心才提出刑事告诉，上尾署却甚至不惜撒谎，也要她撤销报案。而且还对后来探听到这件事的记者再次撒谎“没有警方要求被害人撤销报案的事实”。这桩“丑闻”绝不能被揭发，然而这又是成立了搜查本部的重大刑案，非逮捕“凶嫌”不可，而他们认为只要等到风头过去，再逮捕破案就行了。那段时间，不晓得有多少媒体用了“恐成为悬案”“侦办毫无进展”等字眼。

不过这起命案受到莫大关注，而且居然有不晓得打哪来的周刊记者跑来说要提供线索。事情的发展，逼得警方无论如何都非得逮捕“凶嫌”不可了，但是逮捕“凶嫌”之后呢？如果逮捕之后，“一切就像被害人留下的遗言所说的”，那岂不等于是警方证明了自己的无能？如果追查小松和人，就印证了诗织的“遗言”。因为小松和人就是命案前诗织不断倾诉的逼迫她的跟踪狂。

警方是否为了消弭这个矛盾而想出了“武史主犯”的说法？不管动机，只逮捕下手的凶嫌，并当作与和人无关。动机的问题太好解决了，只要宣称是哥哥替弟弟出气，所以下令杀人就行了。只要和人与命案无关，上尾署就不会被究责。总之“凶手”抓到了，这不就够了吗？

在我眼中，县警正拼命写着这样的剧本。我想对上尾署提出质疑。同时，对诗织和她父母的拼命求助草率敷衍的二课长K，以及要求撤销报案的巡查长H，如果他们有什么说法，我也想听听看。

我清楚上尾署绝对不会答应采访。就连对一般的案件采访，他们都是那种态度了，遇到对自己不利的事，更不可能回应。但是也不能单方面地一口咬定。如果他们想替自己辩护，我也得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不愿意，那也是他们的选择。

一月七日，我请小久保前往上尾署。做法就和平常一样。首先去县警本部公关课申请采访，然后再前往上尾署。各辖区的公关事务是由副署长负责，也就是我已经交手过许多次的那位。

副署长看到名片，在柜台里烦躁地走来走去说：

“就算你们来，我们也无话可说。真的气死人！”

“什么事气死人？”

“到底是从哪里弄来这些消息的？”

“这些消息”似乎是指《FOCUS》第一、二期的久保田等人的照片和逮捕的详情报道，或这次针对要求撤回刑事告诉的采访。副署长显然气炸了。他似乎认定有人把侦办内情泄漏给了《FOCUS》，但上头什么都没有告诉他吧。搜查本部才没有泄漏，你们的情报就是我提供的，好吗？

“总之对于桶川命案，我们无可奉告。”

记者小久保提出刑事二课长的名字，副署长说：

“不能让你们见搜查员。”

再问为什么不通缉小松和人，副署长说：

“没那个必要。”

然后就躲到柜台里面去了，依然故我。再继续跟他耗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

我们决定毫不留情、直截了当地全写出来。编辑部给了四页的篇幅。我把过去的采访中累积的警察相关稿件全部交给小久保，完成了一份从头到尾都极严厉的批判警方的报道。我不知道会受到多少人的瞩目，但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出警方曾经要求撤回刑事告诉的事，这肯定是独家。

虽然觉得与报道的调性有些不合，但我和总编商量后，在报道末尾要求读者提供信息，也登出了热线电话号码。我无论如何都想要最大的焦点——小松和人的消息。

因为我经常不在公司，所以拜托整个编辑部，如果有人提供消息，就转到我的手机。这是《FOCUS》的第一次尝试，接下来不管是县警还是线报提供，都只能等待反应了。

和人在冲绳的传闻根深柢固。和人也有可能亲自打电话来。如果他主张自己和命案完全无关，就更有可能了。《FOCUS》几乎每星期都在报道他的事，他会不会起码打一通抗议电话过来？

在种种臆测之中，一月十二日，《FOCUS》发售了。

报道标题是“不愿逮捕桶川女大学生命案‘主犯’ 埼玉县警的‘消极办案’——案发前的处理就问题重重”。

对于不知内情，或是无法联系到诗织父母的其他媒体来说，这些内容或许难以置信。

我好像可以听见警察或记者大喊“这根本胡说八道”的声音。从久保田落网时的报道也可以知道，主流媒体基本上完全不相信周刊。他们不是社会记者，而是警察记者，所以这或许是当然的，但是只根据警方发布的消息写成报道，岂不是完全照着县警所写的“武史主犯理论”的剧本走了吗？

很多人说桶川命案很复杂，我认为这个时期的主流媒体要负最大的责任。每个八卦节目和周刊都在追踪小松和人，主流媒体却只报道小松武史。他们的理由是武史已经落网，所以报出他的名字也没关系，但是和人没有任何嫌疑，所以连他的名字都不能提。这样的说法，形同协助县警达到隐瞒丑闻的企图。民众会感到混乱也是理所当然。

就连我们第三期对警方批判的报道，除了上尾署的部分刑警和T先生以外，恐怕没有人认真在读。

实际上，县警对这篇报道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似乎打算就这样搁置不理。我们认为这形同警方承认报道内容属实，但其他媒体也一样沉默着。我自认为列出了许多问题点，却有如石沉大海。连最大的爆点，警方要求受害人撤回刑事告诉这件事，也毫无反应，理由之一是无法向猪野先生采访求证吧。但是我认为根本之处，是媒体不想跟警方作对。没有组织能够制裁警方。我希望这种时候警察记者俱乐部更要发挥“监视”的功能，事与愿违。

我原本打算推出后续报道，针对上尾署发动追踪报道，不过刑警佯装不知情，上司也包庇下属，最了解事实的诗织又过世了，现状没有任何新的事实或证据。

剩下的证人就只有诗织的父母了，但命案后的报道深深伤害了家属的心，让他们不愿多谈。这样一来，除了像岛田及阳子这种极亲密的朋友之外，就没有人知道真相了。反正只有一家周刊在那里吵闹，上尾署只要装傻到底就行了。

桶川命案停摆了。能做的事逐渐见底了。无奈之下，隔周我改为采访“连续炸弹男”。一名男子意图爆破埼玉县浦和站的投币式置物柜、新干线垃圾袋，甚至是东海村的核能燃料工厂，遭到警方逮捕。

男子在池袋的大型DIY卖场购入制作炸弹的材料，以市面出售的材料制作出填满了炸药的精巧凶器。DIY卖场绝对没有责任，但其实一九九九年九月发生在池袋的那起随机砍人案件，凶器也是在这家店买的。想要什么，都应有尽有——这起事件彻底揭露出大都会危险的一面。

采访很顺利，但我完全不满足。桶川命案让我牵挂不已。

一月十六日，《FOCUS》的截稿日到了。我回到公司，准备撰写“炸弹男”的稿子。

《FOCUS》的封面向来只刊登三个标题。其他杂志的封面都挤满了各种大小标题，琳琅满目，但《FOCUS》只有三个，因此显得空荡荡的。但是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封面上的三篇报道是我们当周的自信之作，身为记者，如果自己的报道列入这三篇，真的很令人振奋。这星期封面的三篇报道已经决定了。不是我的采访。我面对笔记本电脑，摊开资料和数据，抱头苦思。

总是在这种节骨眼，我会接到T先生的电话。他是我的守护神，有时也像是地狱使者。手机屏幕显示T先生的电话号码。我摸不准这回会是地狱还是天堂，不过以时机来说，这时间段非常不巧。

“县警好像正准备召开记者会。好像是以对猪野诗织名誉毁损的罪嫌，逮捕了大量同伙。也许小松和人也在其中喔，嘻嘻嘻。”

T先生吓完我之后就挂了电话。

是这星期的“县警的消极办案”报道起了作用吗？自从去年七月诗织提出告诉以来，对于名誉毁损一事，县警几乎毫无作为，然而杂志发售四天后，便一举逮捕大量嫌犯，这实在难说是巧合。或许警方的自尊心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

总之必须把这次的大量逮捕写成报道。但是关于这起案子，为什么警方老是挑在截稿或完稿的时候行动？要说时机巧妙是巧妙，只是这岂不是害得我必须手忙脚乱地准备采访吗？

我想要记者会的照片，但不巧樱井去采访别的案子了。我临时请其他摄影师赶到上尾署。我也想去，但必须在几小时内搜集到桶川报道的材料。

“炸弹男”的稿子请资深记者接手，我火速决定桶川报道的标题。总编说要把封面的三篇报道之一抽换为桶川。时间紧迫。这时摄影师回报说，果然进不去记者会。他说自己一报上媒体名称，警方就连回三句“不行”。看来那里不管谁去都一样。

只能以T先生的通讯社发布的新闻作为底稿了。搜查本部逮捕了包括四名实行犯在内的十二名嫌犯，嫌疑是散播毁谤中伤诗织的传单，毁损她的名誉。只为了恐吓一名女大学生，居然动员十二个大男人。做出这种事的小松集团很异常，但纵放这种犯罪行为的警方，也只能说是毫无遏止犯罪的能力。

其中也有六月和小松兄弟一起闯进猪野家的Y（29岁）。此人不仅闯进猪野家，还参与了传单事件。

然后到了这时，小松和人总算被通缉了。前几天副署长还亲自跟我说“没那个必要”，言犹在耳，马上就发布通缉令，警方的脸皮到底有多厚？

而且罪嫌是名誉毁损。我从来没听过有人因为这种轻罪被通缉的。要是能采取这种破天荒的做法，诗织向警方求助时，为什么不做？我对警方的不满没有极限。这次的标题就走这个路线吧——“现在才被‘通缉’的桶川跟踪狂，嫌疑竟是‘名誉毁损’——结果‘主犯’下落不明”。

这等于是连续两星期对上尾署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虽然不期然地成了连续报道，但是通缉的影响力相当大。严格来说，这是未公开嫌犯姓名等资料的通缉，但是在各家媒体的判断下，小松和人的名字广为公开了。似乎是看到上尾署不干不脆的态度，各媒体也决定立场了。

从这天的晚间新闻开始，各电视台播出了小松和人的姓名和照片。次日的早报也刊出了小松和人的照片。这样一来，或许可以揪出他的下落了。我的期待高涨。

这星期截稿后，我读起寄给报道负责人的读者来信。在《FOCUS》编辑部，桶川命案的报道也开始得到回响了。信件和电话愈来愈多，而且多是激励的内容。案发当初，也断断续续有读者看到报道写明信片来，不过在登出久保田照片的第一期以后，信件和电话才真正暴增。

“我看到一连串报道，实在无法原谅跟踪狂一伙人和警察。请努力继续揭发真相！”

“我自己也有女儿，实在不敢想象万一她有了相同的遭遇会怎么样。请贵杂志彻底追查真相。”信件和电话很多都是这样的内容。

这里举出一例：

这是住在都内的某位主妇的来信。总是乖僻多疑的“三流”周刊记者听到“请为了正义努力”这样的鼓励，实在忍不住要脸红，但是接到这样的回响，还是令人开心。

其中有一封信引起我的注意。我一拆封就看到两张小松和人的照片，上面说“提供给您作为采访资料”，但信件的文章更令我印象深刻。

“看到《FOCUS》的报道，上尾署终于清醒了吗？他们总算发布通缉了呢。”以这段文字开始的长信，提到了对截至目前的报道和案子的感想，但是后半这么写道：

……不过仔细想想，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为何我要做到这种地步。唯一确定的是，我绝对无法原谅完全不玷污自己的手，支付大笔酬劳买凶杀人的小松兄弟。就算说他们是人渣也绝不为过。（中略）编辑部的各位，请绝对不能让这起命案风化。做了坏事，就要接受制裁。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为了这起命案的采访做到这种地步。不过发现其他人也有相同的想法，我感到新奇，而且备受鼓舞。

“我才不会自己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如此宣称的男子，绝对不会自己下手，不断折磨诗织，然后就像他说的，诗织被杀死了。如果这样的犯罪能够堂而皇之地被放过，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过去协助我采访的那些人，都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思？里面也有人有着和我一样的感受吗？

当时我听到一件事。诗织的父母质问搜查本部的刑警：“为什么会是周刊记者先查到凶手？警方真的好好办案了吗？”

警方是这样回答的：

“那些狗仔的手段很下流。钱啦，他们到处大撒钞票，才能得到消息。我们公务员没办法做到那样啊。”

我和T先生聊到这件事，哈哈大笑。我可不是小松，不认为钱能解决一切。实际上我也没钱，然而警方却指控穷哈哈的我们，说我们到处撒钱，真是让人笑破肚皮，却又觉得警察实在窝囊透顶。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警方的侦办会如此糟糕。如果认为撒钱就能够如何，那不就跟小松同一个水平了吗？

我们只是亲自四处走访、调查，尊重每一个提供消息的人而已。就跟过往的警察手法一模一样。反过来说，这不正代表现在的刑警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吗？

我们是如何查到实行犯的，前面已经交代过了。这段时间，没有特别的开销。没错，我们会请消息提供者喝杯茶或咖啡、出KTV包厢钱，也曾经给上门兜售线索的人两万日元的交通费，但总额加起来能有多少？没有警徽的我们，顶多只能在这样的限制里办事。而且实际行动的，只有我和樱井以及T先生而已。相较之下，搜查本部可是有多达上百名的人手。

搜查本部一旦成立，就会有特别预算和加班费，和我们这种连加班费都没有的记者可是天差地别。人事费和侦办费用，应该也比我们多了一两位数。

我还听到些有意思的事。到上尾署接受问话的诗织的朋友，离开的时候拿到了一些现金，是协助办案的酬金。酬金本身是法律规定的，没有问题，问题是给钱的方式。领钱需要签名，但是上尾署拿给他们签收的领据，每一张的金额栏都是空白的。虽然不知道事后警察在空栏里填上了多少金额，不过应该有一堆花费不晓得消失到哪里去了。

论钱的话，警方的资金比我们雄厚太多了。而且这些钱是人民的税金，是我们付出去的血汗钱。两个月之间，警方毫无作为地挥霍这些钱，还反过来指控周刊有钱，太令人瞠目结舌了。

逮捕久保田的时候也是，遇到关键场面，警方就会把警察以外所有的人全部赶走。即使是提供线报，只要说出地点以后你就没用了，警方会说媒体滚开，侦查优先，就算你们不说，我们也早就查到这里了。警方也不告诉家属侦办进度，对于愿意协助办案的人，则把他们叫来警署，当成嫌犯一样对待。

结果警方什么都不明白。

其实我原本并不想如此烦琐地写下久保田落网的经过。我们记者和警方都是成熟的大人了，不用啰嗦什么，案子破了就好了，不戳破才叫上道，不是吗？但是就像前面描述的那样，面对搜查员过度自私的种种对待，我开始觉得给警方面子，就是作践自己。

警方这些人，是不是完全不懂得人心？每一个难得自愿协助办案的人，都遭到了比周刊记者更多疑的警察盘问，从不在场证明到各种隐私、家庭成员，连祖宗十八代都得一一交代，最后失去了协助的意愿。

向我提供信息的人，每一个都异口同声地说：

“我一开始是联络警方，可是我受够了。他们只会问东问西，却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他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把人叫去，态度又傲慢得莫名其妙，搞什么嘛……就算我们因为协助警方，被小松发现，遭到他报复，警察也不会帮忙，对吧？诗织那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所以我才不想透露名字。而且警察到底要让小松和人逍遥法外到什么时候？我们也很害怕好吗……”虽然状况各有不同，重点却都一样。每个人都是出于各自的理由，希望命案能够侦破，才会提供线索的。

我自认为相当严肃地聆听了这些人的话。我想我和警方的不同，就只有这一点而已。即使如此，警方仍要推说是金钱的力量的话，就应该减少废物搜查员，删减人事费用，增加提供线索的奖金才对。

好了，我可能也是因为没钱，才会完全搜集不到小松和人下落的线索。为了讨吉利，我终于把手机铃声换成了冲绳民谣。各种手段都使尽了，接下来只能求神拜佛了。在依靠读者提供线索的状态下，我一个人的力量可想而知。我已经进入悟道的境界，心想世事就是如此。

就在《FOCUS》第四期的发售日，我殷殷期盼的铃声响了。

然而唱起冲绳民谣的手机另一头传来的声音，指示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