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起的时候，坦白说我第一个念头是，这次又是什么？

和人自杀以后，我烦恼着要采访哪里才好。“桶川女大学生命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拘留所里的人、记者俱乐部高墙另一头的人，都不在我能够触及的范围。

对我来说，案子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我接到的棒子，其中一根违背我意愿地被夺走了，但另一根却在我手中愈来愈沉重。这根一个人已经快握不住的棒子，或许再过一阵子，就要从我的手中滑落了，然而一旦落下，就再也无人理会了吧。我日渐抑郁。

那就是沉默到底的埼玉县警。

实际上，这不是我应付得来的题材。我不知道要针对哪里，如何下手才好。除非有什么重大状况，否则调查机制无法深入警方内部；即使如此，我还是期待记者俱乐部里能有人发难。尽管零零星星有人做出掩护射击，却只有时间不断流逝，无法形成大火燎原的情势。只凭一本周刊杂志，再怎么样还是有限。棒子就快从我的手中落下了。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接起来一听，对方自称APF通讯社的山路彻。他说朝日电视台“独家内幕”（The Scoop）节目的主播鸟越俊太郎想要联络我，表示想要在节目中探讨上尾署的问题。真是求之不得。鸟越先生原本是周刊杂志的总编，算起来是我现在这份工作的大前辈。

几天后，我一接到鸟越先生的联络，便立刻冲到朝日电视台附近的饭店与他见面。关于这个议题，反倒是我想要拜托他制作节目。询问之后，我才知道鸟越先生也是读到《FOCUS》第三期告发上尾署的报道后，深受触动的人之一。

“我也待过杂志界，看到报道，就能分辨内容是不是事实。我被勾起兴趣，读了《FOCUS》的前几期，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因此我想偶尔也该怀着愤怒制作节目，便策划了这个内容。”

这么说的鸟越先生可靠极了。这会不会成为一个契机？我怀着祈祷的心情，把能够说的全说出来。我一边说，一边深切地感觉我在这起命案中的角色早已脱离了记者的身份。不知不觉间，与其说是采访者，我更成了信息提供者、命案当事人。就像那天在KTV包厢里，我从岛田及阳子手中接到了“什么”那样，这次轮到我把那个“什么”托付给别人了。我将采访过的人和资料等所有的信息提供出去，也介绍了岛田和阳子。这样一来，是不是又能有新的发展？我对鸟越先生及山路先生怀抱着可以说是过高的期待，等待播放日当天。

三月四日，“独家内幕”播放了。

标题是“警方‘见死不救’——桶川女大学生命案的真相”。这天我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幕。节目做得很严肃，中间穿插重现影片，报道上尾署的应对态度有多恶劣。节目彻底对警方的应对及“要求撤销报案”提出质疑。

鸟越先生对上尾署提出质问书。十项质问当中，把焦点放在其中三项的回答上面。质问内容如下：一、警方要求被害人撤销报案是事实吗？二、诗织小姐因为遭人骚扰而求助时，上尾署的应对。三、受理名誉毁损的刑事告诉后，对猪野家的应对。

以埼玉县警察本部公关的名义作出回复的上尾署回答如下：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一的回答让人觉得“又来了”，二和三根本是胡扯。诗织什么时候找过律师商量，联络警方说问题解决了？警察多次拜访猪野家？是猪野一家多次上警察署求助吧？就连命案发生后，通知他们找到实行犯及嫌犯落网，以及小松死亡的消息的，也都是我。警察到底做了什么？

鸟越先生在电视画面中说：

“如果在警方侦办期间，诗织小姐遭到杀害，那么就是警方的重大过失。但是警方完全没有进行侦办，坐视诗织小姐遭到杀害，这更是重大过失。无论如何，上尾署都免不了责任。”

鸟越先生在结尾中说，期望警方彻底进行内部调查。

这已经是电视第三次以专题来报道上尾署的问题了，能不能引发某些回响呢？目前还只是小火种，但只要能燃起熊熊大火的话——

四天后的傍晚，我在编辑部打开报纸。目的是寻找材料，因此是快速浏览。编辑部的电视在背后漫无目的地开着，但播放的是我没什么兴趣的国会质询。我是社会记者，国会质询不可能有我要的材料。只有声音在无意间流入耳中。忽然间，我把某个女声读出来的词句在脑中重组，整个人吓坏了。

“……对此，刑警这样回答：收了人家那么多礼物，才说要分手，做男人的怎么会不生气？你自己不是也拿到一堆好处了？这种男女问题，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瞬间，KTV包厢重回脑中。时间和地点陷入混乱，那个女声与诗织朋友的声音重叠在一起了。不，不对，这是《FOCUS》的报道内容，那个声音是在读那篇报道。我急忙转向电视机画面，看见预算委员会室里，女议员手中正拿着打开的《FOCUS》。

我大吃一惊。“三流”周刊的报道，竟然被拿到国会殿堂上朗读！虽然不清楚是什么状况，但这样一来，警方也无法佯装不知情了吧。只要有议员在国会提出质询，警方必须做出某些回应才行。

对于报道内容，我当然有十足的自信。如果要争论相关事实，正合我的意。

提出质询的是民主党的竹村泰子议员。她引用了《FOCUS》相当长的一段内容，逼问警察厅的林则清刑事局长。

“（警方要求撤销报案）这是不是事实？”

“并非事实，但是有造成误会的发言。”

刑事局长竟然做出这样的答询。

这样说真的没问题吗？明明事不关己，我却担心起来。刑事局长一口咬定“不是事实”，这表示一定又有人在什么地方撒了谎。这下有意思了。我调查之后，发现国会前一天也有这样的问答。竹村议员询问报道中的刑警后来有什么处分，刑事局长回答：

“我不清楚。”

议员质疑质询内容早在事前就已经提出了，为什么没有预先调查清楚？

刑事局长回答：

“这是我们的疏失。”

令人目瞪口呆，最后他甚至被纠正了不适当的发言。

后来，竹村议员告诉我她提出质询的经过。

“起因是我回去北海道时，在家里看到‘独家头条’节目。第二天我便在东京搜集资料，读了《FOCUS》。这整件事实在太离谱了，我觉得绝不能容许这种事发生。就在这时，我刚好在预算委员会有个人质询的时间，便决定提出这个问题。

“提出质问后，媒体采访蜂拥而至，也接到赞同和鼓励的电话。我没想到那起命案会成为如此引发国民关注的焦点。最大的问题是，当市民感到恐惧时，除了投靠警方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不是吗？然而警方却是这样的应对，岂不是叫市民自生自灭吗？

“命案侦办也是，警方应该拥有压倒性的公权力，侦办状况却远不及一本摄影杂志的采访内容，这到底算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个象征，暴露出结构性的问题。我想要提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有人明确地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议员的发言就是如此大快人心。经过“播报员”“WIDE! SCRAMBLE”两个节目，到了“独家头条”，终于燃起了大火。又有某种力量令状况出现突破了。我稍微打起了精神。火势应该会变得更大。从这天开始，国会着手推动“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立法。

国会质询隔天的九日，这次埼玉县议会也拿县警开刀了。在警察常任委员会上，县议员长沼威追究了警方的责任。得知这件事后，我立刻访问长沼议员。

“《FOCUS》登出过那么多次跟踪狂的姓名和照片，为什么警方就是逮不到人？我觉得太奇怪了，所以提出质询。”

对于议员的问题，县警的横内泉刑事部长显然穷于回答：“我们是很关心，但掌握不到他的下落。”

很关心……什么跟什么？

对于被害人诚挚的倾诉，警方只是关心而已？所以连像样的侦办行动都没有吗？我才不相信你们认真调查过和人的下落。诗织报案后，警方所做的事，不就只有调查小松和人的户籍，和前往他在池袋的公寓一次而已吗？而且命案以后也没有认真寻找和人，甚至没有派搜查员去冲绳。

如果说很关心，但是没有实际作为，那么久保田和川上那时候一定也是如此。多达上百名的搜查员到底都在哪里？在做什么？为什么我在采访的地点完全没有遇到他们？我甚至都想代替县议员质问警方了。

报纸和电视新闻等“报道”类的媒体，似乎也渐渐无法忽略登上国会殿堂的上尾署问题了。虽然是以埼玉县版为中心，但渐渐有大报社予以报道。也有些报社记者来访问我，但是都没有明确批判警方。最后呈现的报道几乎都仅是含糊地表示“家属与县警的说法有落差”。我只能宛如当事人一般，一边祈祷，一边关注着已经发展到我无力干涉的这起案子。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县警的一连串回应十分耐人寻味。从命案刚发生的十月下旬起，包括我在内的几家媒体记者得知曾有刑警前往诗织家要求撤销报案，便各自向警方求证。但是对于这个疑问，上尾署的干部从头到尾都坚称：

“我们调查过了，没有这样的刑警。没有记录也没有报告。”

这种态度一直到后来好一段时间都没有改变。

转过年来的一月，《FOCUS》明确报道“上尾署刑警前往被害人家中，要求撤销报案”后，虽然警方全面否认报道内容，另一方面，警方对电视台一连串的采访要求也几乎全数拒绝。虽然对“独家头条”节目的质问书做出回复，但全面否定这件事的态度没有动摇。对于不利于他们的问题，甚至跳过不答。

接着，这个问题在国会提出之后，三月九日的埼玉县议会中，刑事部长虽然表示“有许多必须反省之处”，但对于刑警要求撤销报案一事，仍明确予以否定。

问题是这些回答全部登上报纸版面了。县警看诗织的父母不接受采访，便对记者任意胡诌，而这些内容轻易就会登上新闻版面。在难以采访到被害人亲友，而警方侃侃而谈的状况下，采访便会流于马虎。组织内部的内幕实情姑且不论，当时整个日本都还抱有一种幻想——在办案方面，警方是不会撒谎的。这种幻想也影响了媒体。人们也相信警方与被害人的利害关系应该是一致的。然而仔细想想，就知道这种想法毫无根据。无论意图如何，现实中就只有县警的谎言被报道出来。

竹村议员第一次质询后的第三天，三月十日，原本一直保持沉默的诗织父亲实在看不下去，通过律师发表声明。在警方继续装傻的情况下，猪野先生以书面方式明确表示：

“确实有刑警来问我们可不可以撤销报案。小女遇害以前，上尾署一切的应对处理，都令人无法接受。”

我期待一直闷烧的对警方的批判能够因此全面引爆。然而即使如此，大报社依然只把这份声明放在地方版或只占个小版面。

我真的纳闷极了。先前报社记者说，因为无法向被害人家属求证，因此无法报道。但现在家属不是通过律师发表正式声明了吗？结果也只能得到这样的对待吗？

县警的某个干部对记者私下耳语：

“家属在实行犯落网时，带着礼盒到上尾署来道谢。他们应该很感谢警方。”

结果这个消息就这样上了报纸版面。当然，这根本不是事实，是如假包换的谎言。可只要从警察口中说出来，就能变成新闻。

干部更满不在乎地对报社记者说：

“嗳，警方或许有些言行惹来了误会。不过三月以后，警方也见了猪野小姐的父母，他们也谅解了。死者的父亲说：‘是我们仓促认定了，是误会一场。我觉得好像没有那回事。’母亲也说：‘我这人性子急，可能是我搞错了。’”

这也是谎话连篇。当时我逐一向猪野先生确认了这些发言，全都是警方捏造出来的。猪野先生原则上拒绝一切媒体采访，唯独对于委托律师之前就有交情的我，愿意大略谈谈。

不过，警方居然敢如此恬不知耻地谎话连篇。既然如此，我就用县警的这些“谎言”来做一篇报道好了……报道主题决定了。标题是：“桶川女大学生命案‘撤销报案骚动’中警方的连篇谎言——嫌疑终于进入国会”。

内容是竹村议员的评论、在埼玉县议会警察常任委员会的质询问答，以及对于焦点的“要求撤销报案”问题县警不断端出的谎言。

我也登出了诗织父母的谈话：

“开什么玩笑？警察真的说那种鬼话？那都是假的。那个刑警一清二楚地用了‘撤销报案’四个字。不管警方再怎么隐瞒，这都是不动如山的事实。”很可靠的发言。

然后，为什么刑警会特地要求被害人撤销报案？报道中也插入了警界人士的意见。

“一旦受理报案，警方就有义务以书面形式报告给检察厅。此外，县警本部也会管理报案的状况。而且九月是上尾署新署长上任的时期，继续侦办的案子会被重新检查一遍。如果受理报案后快两个月都没有进展，会变成问题。但是如果被害人愿意主动撤销，就全部不算数了。我想比起解决问题，他们应该更希望案子本身消失吧。”

听到这话我不禁沉吟，原来如此，也有这样的看法啊。

这个时期，T先生和某位警察干部有了如下的对话。如今看来，显然不是这名干部撒了谎，就是有部下对他撒谎。从命案刚发生的时候就知道被害人说法的T先生熟悉一切内情，打破砂锅问到底。然而对于T先生的问题，警察干部也堂而皇之地坚持“撒谎”。

感觉警方非常拼命，警察干部不停复诵有人为了保身而努力写出来的剧本。

T先生为我说明：

“这对话特别可笑，对吧？对方为什么撒谎，想要保护什么？我心知肚明，却还是听他瞎扯淡。不，不仅如此，对方也清楚我是明知故问。”

真的很像警方作风。只要否定，否定的发言就会刊登在报纸上。他们就是借由这样来制造“事实”。报社记者根本被踩在脚底下了。

“可是，我并不像大叔那样无法原谅警方的态度。他们也是普通人，只要没有搜查本部这种东西，就可以早早下班，去站前居酒屋喝上一杯，或是回家看棒球赛转播了。”

T先生说的没错，警察也是人生父母养的，我一点都不认为普通有什么不好。可是就算是这样，明明发生案子了，却毫不作为，甚至想干脆撤掉案子，撒谎包庇这种人，是可以原谅的吗？

“若说是息事宁人主义，倒也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世界都有保守的一群人，遇到问题就只想回避。就连警察也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是工薪阶层嘛。”

T先生比我年轻，却成熟多了。可是不能原谅的事就是不能原谅。我的脑袋都快气炸了，好想像小孩子一样大喊：“可是他们撒谎啊！”

三月二十四日，县警一连串的谎言，终于逼得诗织的父亲下定决心召开记者会。

上午十一点，猪野先生在律师陪同下出现在浦和的律师会馆大厅，淡淡读起准备好的稿子。律师主办的这场记者会，记者俱乐部成员以外的记者也可以参加。我在报社记者后面聆听记者会。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段话：

“问题不在警方有没有要求我们撤销报案。小女向警方求助，却惨遭杀害，这让我肝肠寸断。”

我觉得真的是如此。问题的本质不在谁到底有没有说什么，我们却因为县警可笑的谎言，一直在问题入口原地踏步。为什么诗织非死不可？这个问题更重要。我觉得烦躁极了，县警到底要持续这种猴戏到什么时候？

T先生又捎来奇妙的消息。久保田在犯案中使用的凶刀，搜查本部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而且丢弃的地点就在命案现场附近。

案发当天，久保田杀害诗织以后，穿越现场的大型购物中心自行车停车场，徒步经过后方的社区，接着坐上停在社区出口等候的川上的车子逃走。但是上车的时候，凶器已经不在了。久保田说他把凶刀藏在集合住宅的灌木丛内。

在命案当中，没有比凶器更确凿的物证。而在这起命案里，这也等于是“吐露只有凶手才知道的秘密”，然而凶刀怎么会找不到？如果让久保田重回现场模拟，感觉侦办会比较容易。是有人把凶刀拿走了吗？这起命案如此受人瞩目，如果有一把刀子就掉在命案现场后方，而且八成还沾着血迹，真的会有人把这种东西捡走吗？

我被勾起了兴趣。如果凶刀还在现场，我们能找到吗？我和T先生、樱井三人决定来寻找凶器。

不知道究竟是采访谁问到的，T先生说凶刀是美国S&W公司生产的军刀。型号也查到了。久保田是在池袋的DIY卖场买到这把刀子的，没错，这家店就是池袋的随机砍人凶手和炸弹男购买凶器和材料的地点。

我想先看看与实物一样的东西。不过案发以后，卖场似乎停止贩卖这个型号的刀子了。刀具展示架上，只有那个位置是空的。我们也上网找了一下，但每家店都缺货。我的个性是愈看不到就愈想看，便去书店买了刀具专门杂志，四处打听库存。编辑部其他同事都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这次换成刀子了？”我盯着各家专门店的广告，四处打电话。

结果在涩谷找到了。

在专门店的橱窗中发出森冷光芒的不锈钢刀，比想象中的更可怕。全长245毫米，刀身125毫米，双面刃的中央往两侧扩张。那可怕的形状让人觉得光是拿在手中，一不小心就会弄伤自己。刀柄是黑色橡胶材质，收在附有皮带夹扣的皮革刀鞘里。

“这种双面刃，除了杀人以外没有别的用途了吧？弄不好，光是持有就会触犯枪械法了。”

明明自己就在贩卖这些刀子的老板说。

久保田用这把刀刺了诗织两刀。看到实物，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那是出于杀意所为。有没有看到这把刀，对命案整体的印象应该会截然不同。我希望法官也能看到它。

我也弄到了用来寻找凶刀的道具。我向大阪的专业人士租了两台金属探测器。我们试着把刀子藏在公司前面的灌木丛，进行实验。一侦测到刀子，机器便发出哔哔声响。

次日开始，我们混合搜索班便拿着探测器，在命案现场后方的社区周边及人行道的灌木丛到处寻找。有花粉症的我和樱井戴着口罩搜寻。树木附着着大量花粉，只是树叶稍微晃动，花粉便会毫不留情地四下飞散。我们泪涕纵横地弯着腰，四处探头查看灌木丛里面。既然都来了，也顺便捡拾一下空罐等垃圾。探测器用黑色塑料布包起来，免得惹人侧目。

不过范围太大了。社区内外的灌木丛数量多到令人茫然无措。没有嫌犯的详细供词，叫人懊恼。

第二天开始，松原大叔和另一名工作人员也加入了。搜索班这下成了五人小组。然而结果还是一样。树木底下积满了落叶，如果刀子落入其中，就难以发现了。毕竟季节从秋季转为冬季，现在都已经要进入春季了。我们在有时温暖到几乎冒汗的天气中，花了好几天持续搜索。

结果没能发现凶刀，但这场作业也并非白费。我们到处向社区管理员和居民打听，得知自从十月案发以来，就几乎没有半个警察来过这里。原来连凶器都没有仔细找过吗？多达上百名的搜查员一如往例，也没有来过这里吗？

三月二十六日，《FOCUS》的截稿日到了。因为凶刀没有下落，我们决定在报道中以实际尺寸刊登出同型的刀子。我们希望让读者看到宛如杀意之具象化的这把凶器。标题就定为“‘凶器’尚未发现 ‘桶川命案’草率办案再添一桩——命案中使用的双刃凶刀”。但是只有这样，照片不够。我们打算航拍一张久保田的逃走路线和丢弃凶刀的地点。

这天我来到就在现场附近的“本田机场”。荒川河岸的这家机场，是小型飞机专门机场，也是我平常进行航拍的基地。搭乘的是塞斯纳（Cessna）172天鹰飞机。这是美国生产的飞机，值得信赖。引擎发出悦耳的声响。我坐进机内，用安全带固定好身体。机体在跑道上不断加速奔驰。飞机的离陆方向会依据风向而改变。今天是朝北。塞斯纳没有拉升多少高度便右转，一下就来到桶川站上空了。

我对现场应该再熟悉不过，然而从高空俯瞰，感觉相当新鲜。我请机师降到航空法规定的一千英尺（约三百米）极限，拉开窗户的摄影用塑胶窗框上的安全插销，把窗框整个打开。写报道的人是我，因此取景的时候毫不犹豫。我用变焦镜头切实拍下周边景观，摄影一眨眼就结束了。一卷三十六张的底片就足够了。

这天是星期日。本田机场也是知名的降落伞训练场地。由于刚好有跳伞队开始降落，塞斯纳先在上空待机。稍微提升高度，在空中盘旋。

脚下是高尔夫球场及高压电塔。旁边就是猪野家。那天诗织骑着自行车离开家门，穿过住宅区，经过公园旁边。路线的终点是桶川站……我的眼睛自然地循着诗织那天的路线一路望去，最后无可避免地被某一点给吸引住——久保田等人埋伏的地点。诗织的生命结束的终点。

我强迫自己把目光从那里拉开，望向东京的方向。池袋阳光大楼显得小而朦胧。那模糊的身影，让我想起了跟踪狂集团。

他们就是盘踞在那栋大楼的阴影处。就在距离这里几十公里外的那里……

我没料到状况会急转直下。四月四日那天，我坐上了前往台北的飞机。我必须快闪去台湾一趟，因此搭上一早的班机，但因为睡眠不足，打起盹来。然而不经意地拿起报纸，头版上刊登着让我睡意全消的报道。

“‘报案’笔录遭到窜改”。报道中提到，上尾署的刑警为了把诗织的报案弄成单纯的备案，任意窜改了笔录内容。

什么？

连我都没预料到如此夸张的状况。我一直以为县警是在隐瞒要求被害人撤销报案一事，所以才会撒谎，没想到他们实际上做的，比这要恶劣太多了。窜改笔录，这已经远非是否“要求撤销报案”的问题了。这等于是警方任意撤销民众的报案，形同抹消案子本身，对小松的侦办当然不可能有进展。

我拿着盖有航空公司印章的报纸，陷入茫然。

四月六日，县警调查小组发表了内部调查报告书，同时决定了对十二名警察的惩处，其中甚至包括县警本部长的名字。直接涉入窜改文件的三名警察受到惩戒免职的处分，并且以伪造公文等罪嫌，将相关文件送交检方。这三人是不愿意认真聆听诗织及她父母求助的刑事二课长K（48岁）与刑事系长F（54岁），还有到猪野家来“要求撤销报案”的假刑警，也就是巡查长H（40岁）。据供称，他们的动机是觉得报告义务及查案很麻烦，想要减少报案数量。

如此坚称“没有那种事实”的埼玉县警，却以最糟糕的形式自打嘴巴，不仅就是事实，而且还恶性重大。一直隐藏在“女大学生命案”背后——不，一直遭到掩盖的“桶川案件”的全貌，这下总算要揭露出来了。

自从我在KTV包厢听到“遗言”，开始采访，已经过了五个月的时间。

主流媒体的风向骤变。明知道被害人一方的主张，却几乎不愿报道的主流媒体，这下像陷入狂喜般大肆抨击起县警来。“桶川案件”突然登上了头条版面。而且消息来源是撒了那么多谎的县警所说的“这才是事实”的声明，只能说根本是黑色幽默。为什么主流媒体会那样轻易相信警方的说法？过去县警撒了那么多的谎，媒体却还是认为县警的声明比被害人父亲召开的记者会更具真实性吗？诗织的“遗言”没办法刊载，但是警方的书面声明发下来的瞬间，警察的行为就被报道成犯罪、突然变成了事实……主流媒体那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态度，令我只能瞠目结舌。

不过，总之火是点燃了，并且熊熊燃烧起来。这是继神奈川县警、新潟县警之后的警方丑闻，媒体欢欣地随之起舞。眼前的情景，应该是我一直以来所期盼的才对。

然而这真的是我所希望的结果吗……

我总算把在这起事件中接下的两根棒子交给了谁吗？

县警本部长在记者会中说：

“只要警方好好针对名誉毁损进行调查，或许就有可能避免这样的结果。”

他承认了上尾署的应对失当，以结果来说，错过了预防诗织命案于未然的结果。承认了先前那样坚决否认的撤销名誉毁损刑事告诉的事实；承认了窜改笔录、制作假文件……

我应该是一直希望县警的过错能够被公之于世，一直希望有媒体出来大喊“是警方对诗织见死不救”的，但是有什么不对劲。

命案发生那天，上尾署的搜查本部拥有一份一般案件难以想象的超级“侦办资料”。那就是诗织承受着警方恶劣的讯问所完成的报案笔录。前往检察机关或警察单位提出口头告诉的时候，检察官或承办警察就会为民众制作这样的笔录，把它当成和告诉状一样的东西就行了。上面应该详细记载了一连串跟踪骚扰的被害人的诉说、事发之前的经过，甚至连“凶手”的姓名和侦办线索都有。这份资料与我从诗织的朋友那里好不容易问到的种种内容，详尽程度应该是天差地远。

三名被函送法办的警官所犯下的罪行，就是将笔录的“提出告诉”字样窜改为“备案”。但是案发之后，侦办的干部和第一线的搜查员不可能没看到这份笔录。不仅如此，干部应该会叫来制作笔录的刑警，询问更详细的经过才对。

那份笔录上，“提出告诉”的部分用两条线划掉，改写成“备案”。有那么多名搜查员看到笔录，然而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修改的部分，这有可能吗？

命案当天，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傍晚六点的记者会提问时间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如今看来，上尾署的回答非常重要。

简单明了，上尾署在这时候就明白回答说是“备案”了。警方早已确认猪野诗织这名二十一岁女大学生提出的是“备案”，而非“报案提告”。别说什么要求撤销报案了，这不正代表了上尾署早在这个阶段，就已经看到“提出告诉”被两条线划掉、遭到窜改的笔录了吗？后来的记者会中，警方有时候说“报案”，有时候说“备案”，翻来覆去。

十一月，我写出“假刑警”这篇愚蠢的报道，年节刚过，也推出了“警方要求撤销报案”的报道。八卦节目也持续指出各种问题。这段时间，上尾署完全否定，说“警方不可能要求被害人撤销报案”，然而命案后都过了五个月，三月进驻的特别调查小组一调查，居然又改口说什么“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现在才发现笔录遭到窜改”。难道他们要说与命案被害人有关的重要文件，直到这天都弄不清楚到底是“提出告诉”还是“备案”吗？

然后负起责任的，就只有遭到惩戒免职、函送法办的三名警察，实在让人无法接受。这根本是断尾求生。

在进行《FOCUS》第三期“警察批判”的采访时，记者小久保于一月七日前往上尾署。这时他提出“刑事二课长K”的名字，质问副署长。

结果紧接着的一月十日左右，尽管警察早就把名誉毁损的证据传单丢掉了，但包括K在内的三名搜查员为了伪装成好好保管的样子，铆起劲来伪造文件。自从七月二十九日的提告笔录被窜改为备案后，直到九月七日左右都毫无作为的搜查员，却在这时突然行动起来，只能说一定是因为小久保前去采访的缘故。

同一时刻，其实上尾署又让诗织的父亲再次制作了名誉毁损的报案笔录。他们那时候才又把诗织的母亲带去传单张贴的地点，拍下照片。被周刊指责“毫无干劲”时，诗识的笔录由于遭到窜改，早就变成了“备案”。那篇报道肯定让上尾署相当慌张。名誉毁损是亲告罪[亲告罪，指须有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编者]，如果没有被害人报案，即使能够侦办，也无法逮捕嫌犯。为了粉饰成报案笔录存在，警方只好弄出一份新的报案笔录。

但是即使只有一家，也被周刊爆了出来。这真的是只有那名刑事二课长K等三人能够独立完成的事吗？更合理的推测是，在这个阶段，上尾署还有搜查本部已经有相当多人知道诗织的笔录遭到窜改。而且巡查长H后来在自己的审判中说“窜改笔录，是以前上司教我的，其他案子也曾如法炮制”，看来在警界是相当普遍的情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市民感到恐惧，想要求助，就只能投靠警察署。守护辖区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不正是警察最重要的任务吗？这种事连小学课本都写了吧？然而上尾署拼命守护的，却是“轻松的工作”“名誉”和“地位”，绝对不是市民……

据说刑事二课长K长年任职鉴识课，其实几乎没有办案的实务经验。电视报道中说，课长K在讯问中供称：

“我对自己指挥办案的能力感到不安。因为手头还有其他案子，我想尽量不增加新的案子。”

不过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我连这都感到怀疑。刑事二课长K真的只是因为这样，就对诗织与父母连续两天拼命的求助充耳不闻吗？因为这样就推诿报案吗？因为这样就甚至要求撤销报案吗？

还有一点，是我在这次采访中一直感觉到疑惑的。

上百名搜查员都到哪里去了？

命案发生后两个月之间，在我查出行凶的歹徒是谁以前，他们都在做什么？

第一场记者会，也就是樱井用电话向我报告的那场记者会中，警方是怎么宣布的？“古驰”“普拉达”“厚底长靴”“迷你裙”……这样描述被害人的外表，到底有何用意？

诗织在朋友的拜托下，命案一年前曾经勉为其难地在某家店打工过两星期，这件事也是警方透露给记者的。明知道那家店只因为提供酒类，就会被记者写成“酒家”。

还有诗织刚遇害的时候，各家报社记者在夜间进行非正式采访时，搜查员一直是怎么告诉记者的？

“那是酒家女的三流案子啦。”

这不是太过分了吗？警方可以这样诱导媒体吗？到底是出于什么用意，要把一个普通女孩套进某种模子里？

见饵就咬的媒体也实在糟糕。这些传闻不断增殖，出现在八卦节目、周刊杂志和体育报上。“酒家女”“迷恋名牌”等形容，在警方的推波助澜下，塑造出一个甚至让人觉得充满恶意的虚像。换个说法也就是为数惊人的媒体落入了警方的圈套。讽刺的是，小松和人一直想要毁掉诗织的名誉，而警方和媒体联手达成了他的心愿。久保田刚落网的时候，就连发行数量全日本第一的大报，把诗织写成“曾经做过酒店小姐”。这些报道，与那天四处张贴的黄色传单又有什么不同？况且是不是酒家女、是不是迷恋名牌、是不是酒店小姐，跟命案到底有什么关系？

小松和人遭到通缉，各家媒体总算报出他的姓名，这次又这么写：“当时与特殊行业老板交往的猪野诗织……”就像前面说的，小松和人伪装职业、姓名和年龄，自称“汽车销售业务小松诚，23岁”，亲近诗织。诗织至死，都不知道和人从事什么工作。即使想知道也无从得知，警察也不肯调查。报纸这样的写法，真的能说是传达了“事实”吗？

看到“与特殊营业老板交往”这样的描述，一般读者还能够把被害人当成“普通”的女大学生吗？然而报道却写得仿佛诗织是明知道这一点才跟小松交往的，岂不是太欠缺顾虑了？

终于连电视上都有女性名嘴根据这些胡说八道的报道，评论说：“如果是在那种店上班，女生自己也有责任。”

方向都是一样的。

“她就是因为在酒店上班、因为喜欢名牌，所以才会被杀。而且她好像收了男方一堆昂贵的礼物。对方不就是特殊行业的老板吗……”

没有人想要被卷入命案。每个人都希望被害人与自己毫无共通之处，距离自己居住的世界愈遥远就愈放心。

“啊，那个被害人果然是那种女人，跟我不一样，跟我女儿也不一样，所以才会被杀，是她自找的。”那些报道，是想要让世人这样想吗？

就算退让百步，媒体是被警方误导的好了，那么，为什么警方甚至如此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扭曲诗织的形象？为什么这起命案非得是“酒家女的三流案子”不可？

我要不厌其烦地重申。

县警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逮捕小松和人。

搜查本部毫无作为地在命案发生后虚耗了两个月。然而这段时间，仅由三个人组成的团队，在许多人的协助及诸多幸运的眷顾之下，查出了实行犯，并成功拍到照片。这段过程中，我们在哪里遇到过搜查员吗？

这个时候，警方正铆起劲来塑造出与诗织真正的形象截然不同的另一个诗织的样貌。出于不想工作这种难以置信的理由而遭到窜改的笔录，也被彻底隐瞒起来。武史被视为主犯，依杀人罪嫌逮捕，然而小松和人直到最后都仅止于被以名誉毁损的罪嫌通缉，而且以缓起诉收场。

这当中的扭曲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切的根本，果然在于警方无论如何都非要否认诗织的“遗言”吗？

一名二十一岁的女大学生拼命倾诉“我会被杀”，然而警方见死不救，害她真的被杀了，这件事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是吗？

埼玉县警有人遭到处分了，但他们真心诚意地反省了吗？

只要看看警方最后画出来的图象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了：实行犯久保田供称受到小松武史指使，而武史的动机，是打算惩治害弟弟和人痛苦的坏女人，因此和人与此事完全无关。警方直到最后都坚持这样的图象，目前审判也依照这样的内容进行。只要和人从这幅图象中被除外，就绝对不会符合诗织的“遗言”。这就是警方所写的剧本。

但是他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诗织指明歹徒是谁，向警方求救，警方却独独排除掉那个人。这是为了保全警方的面子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这样的面子等于是二度杀害被害人？诗织的声音直到最后都无法传达出去吗？只要下手的“凶手”落网就够了吗？“真相”怎么样都无所谓吗？

这与记者俱乐部的结构是一样的。俱乐部认为案子怎么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警方发表了什么内容，而警方认为只要逮捕到“凶手”就好了，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诗织遇害时，警方的应对恶劣至极。他们打电话到猪野家，不理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而忧心如焚的母亲，问起：“你女儿今天早上穿什么衣服出门？”明明诗织身上带着驾照，警方早已确认她的身份了。总算得知女儿遇害，母亲想要赶去医院，却被警察先叫去警署，然后父亲也被叫去，没完没了地讯问。这段时间，父母对被送去医院的女儿的伤势担心得不得了，警方却哄着要他们放心，实际上却把他们绊在警署长达十小时以上，害他们连女儿最后一面都见不到。结果父母在警察署内接到女儿的死讯，震惊无比，警方却还不断拿出文件要他们填写，直到填完之前，甚至都不让他们见到遗体。这种蛮横，真的能够允许吗？办案就这么重要吗？记者俱乐部为政府机关服务，而警察为法律服务，两边都很了不起。但如果其中没有“人性”，就毫无意义。日本这整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

不仅如此，埼玉县警接下来也拼命地把诗织以及命案本身的形象弄得廉价，设法让媒体的兴趣从“就算报案，也被擅自改成备案”这个事实转移开来，如果事迹败露，就断尾求生。他们不认为这样的行径是在再三、再四地践踏死者吗？

县警本部长在记者会上说：“只要警方好好针对名誉毁损进行调查，或许就有可能避免这样的结果。”

不对。

警方不应该说得如此事不关己。最严重地伤害诗织的名誉、生命的，不就是埼玉县警吗？

埼玉县警为何会如此想要避开小松和人？实际上就仿佛同极相斥一般，搜查员从头到尾都只避着小松和人一个人，也没有派搜查员到冲绳去。据说武史在侦讯中再三提醒，和人有可能会自杀，请警方找到他并保护起来，却被一笑置之。自己画出来的图就那么重要吗？我绝对不是认为武史没有责任，也认为下指示的或许就是武史，但是县警打算让整起案子就这样以扭曲的样貌送上法庭，他们的态度中哪有反省？

开庭陈述要旨中有段耐人寻味的内容。

是武史想要杀害诗织的“经过”，主旨是这样的：

“由于诗织要求分手，和人整个人十分沮丧。因此哥哥武史企图伤害诗织与其家人的名誉，分阶段变本加厉地骚扰，但是如果诗织还是没有受到明显的伤害，就杀害她。”

只读这个部分，主犯显然是武史。不必说，是做哥哥的因为弟弟被女人甩了，所以杀了那个女的，替弟弟出气，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杀人动机”。这一点姑且不论，就连委托强暴、中伤传单、制作假援交小卡片，甚至是张贴和印刷黑函等行为，主谋都成了武史。而且据说武史还说：

“那女人家里有养狗。喂那条狗吃硼砂丸子，把它毒死。”

这个剧情是不是在哪里看过？撒照片，拍下强暴影片，然后杀掉……这不是跟诗织告诉岛田的内容一模一样吗？那么，这个剧情是谁写的？

我必须在这里坦承一个一直保密的内容。

那是第一次见到佳织的十二月底。我在咖啡厅里，听着桌子对面长得和诗织一模一样的佳织说出这件事——是关于和人的事。

是无法写成报道的内容。

命案发生好几个月前，就在和人即将与诗织分手的时候，据说和人对佳织坦白：

“我要把诗织搞到没办法过正常生活，要逼她下海卖身，叫部下轮奸她，搞烂她的身体，把她逼疯。

“你知道吗？杀人太容易了。只要雇人，花个几万日元就办得到了。我也要雇人宰了诗织，把她爸妈也杀了。因为她爸妈也有责任。我要让她再也没办法工作，要不然就宰了她。动手的时候，我会让我信任的伙伴去做。我有一堆这样的伙伴跟部下。”

和人以病态的表情说个不停，佳织拼命劝阻他：

“你自己也有父母吧？如果你自己的父母遇到这种事，你会怎么想？”

“不，我相信的只有我哥。我哥愿意为我做任何事。跟我爸妈无关。他们怎么样都无所谓……”

这是和人的“杀人计划”。和人在诗织面前，绝对不会用“杀”这种直接的字眼，但是面对佳织，却赤裸裸地吐露感情。和人有十足的杀意，也有进行跟踪骚扰的十足动机。

我的采访，过去只能问到诗织那一方的说辞。但是这段证词不一样，是小松和人本人亲口说出来的。

可是我不能报道出来。因为如果写出来，可能害佳织也遭遇危险。只要读到报道，不管我再怎么隐藏消息来源，和人也一定能看出话是从谁口中说出来的。

这是和人被关进牢狱以前，都必须藏在我心底的内容。

而现在看到这份开庭陈述，我会感到极强烈的异样感，就是因为我听过这段证词。和人所说的“计划”，与警方准备的武史的“经过”，和诗织的“遗言”，竟是如此地不谋而合；然而说出来的却又是完全不同的人。那么，最原始的剧本是谁写的，岂不是不言自明了吗？即使如此，还是要撇开小松和人进行审判吗？为什么要躲避小松和人到这种地步？

诗织的“遗言”。

无论如何，我就是会回到这里。经过半年来的采访，我查证到她的“遗言”中所说的一切几乎都是事实。即使起先感到疑惑，但只要查到新的事实，就会发现诗织的“遗言”是对的，一再反复。我从极小的线索开始采访，与其说是我在追查事实，不如说我是被事实牵引到这里。不，我成功地走到这里，全靠诗织交给岛田和阳子、岛田和阳子交给我的那些话，以及那些话以外的某种力量。

“遗言”最后还留有一个疑问。

“小松早就打点好了。警方已经不能依靠了。我已经完了。我一定会就这样被杀死。”诗织这样说。

“我在警界高层跟政治圈有一堆朋友，我小松大爷没有办不到的事。”

小松再三对诗织如此强调。

唯有这一点，在我的心中未能消化。不，这就是我到现在依旧背负着的“什么”吗？

现在正在事件幕后放下心中大石的那家伙。不管花上多久的时间，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他拖出来。如果他心里有数，我要他好好记着。

“女大学生命案初审 前东京消防厅职员否认起诉内容”。

五月二日上午，通讯社发布了这样的新闻快讯。命案的初审开始了。不出所料，小松武史否认嫌疑。

这天早上，浦和地方法院前面形成了约三百人的长龙，都是来抽签参加只有四十几席的旁听席的人。不过大半都是媒体为了采访雇来的排队打工人员。

主流媒体拥有一般旁听席以外的司法记者席，因此各家媒体可以派一名记者进场。如果这样还不够，或是想要派出司法线记者以外的社会线记者或评论家旁听，就会雇用打工人员排队抽签。然后还可以顺便拍摄大排长龙的画面，当作新闻，这自导自演也太厉害了。

我当然没有司法记者席这种方便的东西。法院也一样，对于没有加入记者俱乐部的媒体，都不当成记者看待。只能赌抽签运了。

我拿着“1号”号码牌站在队伍前头。这是利用休假的自主采访，但我并不是特别起劲地早起来排队。只是由于我呆呆地站在抽签集合地点，刚好我所在的位置成了队伍开头罢了。这号码感觉就不会中，不过似乎足以引起来采访初审的报社记者兴趣。一名不认识的记者跑来采访。

“不好意思，请问您是一般民众吗？”

不是打工排队也不是记者俱乐部的我算是“一般民众”还是“特殊人员”？我自己也一头雾水，穷于回答。

“您好早就来排队了，对这起案子有兴趣，是吗？”记者紧接着抛出下一题。不要问我啦。如果真要回答，讲上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喔。会害你赶不上晚报截稿喔，你真的要问？再说，我连能不能进法庭都还不清楚。

我怀着这样的心思，没想到预感成真。真是无益的负面思考。这也算是“心想事成”。领到“1号”的大叔完全落选了。我的运气说穿了就只有这样吗？跟我一起排队的记者小久保也落选了。这下初审的自主采访就结束了。答案出来了。我的身份是无限接近“一般民众”。

初审的内容，我只能通过报纸和电视得知。

天气已经完全变暖的某一天，洗衣店打电话来：“您的外套已经放很久了，请过来领。”然后挂了电话。我都忘了。一直没时间去领，那件夏季外套还放在店里。

今天也没有时间去领。我正准备出门采访，发现埋着“之助”的草地冒出向日葵的芽来。那天和“之助”一起埋下的它最爱的向日葵籽，不知不觉间长出了一根挺立的嫩芽。明明埋了好几颗种子，却只有一颗发芽，令我觉得十分奇妙。我时隔许久来到“之助”的墓前，蹲下来合掌。生命就是像这样在不知不觉间萌芽的……我边合掌边想。请你就这样健壮成长，有一天开出大花来吧！“之助”留下的这棵向日葵对我来说是特别的，因为诗织最爱的花也是向日葵……

这天，国会通过了《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如果说这起毫无救赎的“桶川案件”留下了什么，那就是这部法律吧。如果有这部可以规范纠缠骚扰行为的法律，这起命案或许会是不同的结局。

但是不管法律订得多么好，运用它的毕竟还是人。不可能世上所有的跟踪狂问题就此得到解决，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够对拼命倾诉的被害人多一点同理心，其实也根本不需要法律。

巧的是，五月十八日这天，刚好是诗织的二十二岁生日。

我把车子停在桶川站前圆环的外侧。

穿过时髦的电话亭旁边，走过嵌满褐色地砖的人行道。站在慢跑路线的起点稍前方，大型购物中心的角落。

十八年来，我一直站在第一线。所以一有什么结果，还是会回到现场。三流记者最后抵达的地方，就是现场。自从第一次来到这里，赫然回首，竟已过去了意外漫长的岁月。那个时候的我糊里糊涂，只是在现场不停地走来走去。后来，我又重回这里多少次了？

一度树叶落尽的道旁榉树再次长满了茂密的绿叶。杜鹃花丛间不知不觉放上了三个绿色的塑料桶。是有人放在这里，方便人们为诗织献花的。献花的种类也随着季节有所不同。还有许多人没有忘记诗织和那起命案，来到这里缅怀。

那天诗织一如往常，把自行车停在这里，正要上锁。当时她正在想些什么？刚开始采访这起命案的时候，我认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不幸，至多就只有自行车被偷；但是不对。诗织明白危险正在逼近她。一名二十一岁的女孩，一面对抗着恐惧，仍拼命地过着每一天，努力活下去。

然而这样的诗织，却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冲撞与剧痛。那会是多么可怕的感觉？她回头一看，只看到一名肥胖的陌生男子。然后目睹一把长达125毫米的刀子再次逼近胸口。那种绝望与孤独，没有人能懂，不可能有人懂。

诗织坐倒在她所爱的这个城市，倒在这个地方。过于短暂的人生的终点，不是自家也不是医院，而是身边没有任何爱着她的人的、这条嵌着褐色地砖的人行道。在逐渐模糊的意识中、痛苦的呼吸与疼痛中，她到底在想些什么？是心爱的父母，可爱的弟弟吗……或者是那样拼命地恳求警察救她，却落得这种下场的不甘与憾恨？

无需再次赘言，诗织只是个普通的女孩。她喜欢向日葵、深爱父母和弟弟、珍惜朋友、疼爱动物，是这样一个随处可见的女孩。是直到最后一刻都担心着父母，说着“我爸和我妈好可怜”、就像在你身边的普通女孩。这样一个普通的市民，为何得这样死于非命不可？

为什么诗织那样拼命求助，警察却听不见她的声音？

为什么恐吓诗织“我要让你下地狱”，逼她直到死前都活在惊惧中的男人，完全不必服刑赎罪？

为什么联合起来骚扰一个女大学生的男人们只被判了轻罪？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女孩要被单方面地称为酒家女？

为什么家属的声音会被警方掩盖？

为什么诗织留下来的话没有人相信？

还有，为什么诗织——或许有可能是你的女儿的诗织，非死不可？

请再次好好思考她所留下来的话。想想这名除了留下这些话以外，再也走投无路的二十一岁女孩那孤独的“遗言”。

“如果我死了，就是小松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