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不可见，

汉水日东流。

曾听一位画家朋友说起如何看现代雕塑，如醍醐灌顶：不必着眼于此物本身，且先去看它四周的空气。

事实上，每个个体存在的方式，正见于它如何塑造环境。要了解一个人，先将精力环诸四面是更便利的视角。因此，在泉流中锚定到王维这一滴水珠后，我想邀你一起感受其四围涟漪——今天，咱们看看王维的朋友圈。

王维恬淡温良，人缘很好。传世诗歌与时人笔记都显示，上至王公贵族、文人名士，下至僧侣道人、乐师画工，都与他维持着不关名利的融洽关系。但既要着眼于诗，我还是想从中择取与诗歌有关的人物来谈。今天，我们针对王维的诗交，聊聊与他诗风相近、诗名相齐的两位诗人：储光羲与孟浩然。

今天的许多读者可能对储光羲不很熟悉了，主要原因可能是他的诗作没能入选中小学教材，也就没有参与进我们这代人的少年记忆。但在盛唐，储光羲与王维并称“储王”，又与王昌龄颉颃同力继兴建安遗风（《河岳英灵集》：“元嘉以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顷有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迹”），是很负盛名的诗人。储光羲受陶渊明影响最深，擅长田园诗，时人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说他的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并选入十首之多，体量犹高于孟浩然。后世的《四库全书总目》也赞他“源出陶潜，质朴之中有古雅之味，位置于王维、孟浩然间，殆无愧色”。

储光羲年龄至少要小王维三四岁，是开元十四年（726）的进士，因此与王维相交常执后学礼。释褐试后，他被授下邽县尉，也算进士的常见去处。下邽县尉算是畿尉，位九品，所务多为“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的琐碎政事，虽是朝廷认为不可少的历练，却历来为文人所不喜。可能因为无法适应这些俗务，没干一年，储光羲就辞官去淇上隐居，几年后拜汜水县尉，不久又辞，转去终南山隐居，直到天宝五载（746）被授主管祭祀的太祝，回归中央，才算走上了正途，以此，他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称为储太祝。天宝九载（750），储光羲任监察御史，终于从畿尉的苦出身熬转六道之首[唐代韩琬《御史台记》以佛家六道喻畿尉的六种前景：“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佛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为饿鬼道。”]，不几年却骤然赶上了安史之乱。措手不及的储光羲与王维同在长安被俘，押去洛阳受任了伪官。虽然他极力自救，也企图建功自赎，但还是因乱中失节而被贬岭南，最终客死贬所。

储光羲与王维在淇上时或许就认识，但关系趋于密切应该还是在长安。他们的唱和以田园诗为主，大多是在终南山中所作。储光羲隐居的庄子虽没有王维的辋川庄大，但也有“石子松”“架檐藤”“钓鱼湾”等小景，很见主人经营的心思。王维打理辋川庄时心气已平，更多是为逃避在朝的不得意，但储光羲却多少存着走“终南捷径”曲线进取的想法：他说自己的田庄“此乡多隐逸”“四邻竞丰屋”，显然周围住着很多在朝求隐的长安官贵（其中当然也包括王维）。他为尉多年终于入朝为太祝，正在终南隐居之后——在仕途上有所期盼并不可鄙，坐望汲引，在唐代的社会生态中也属常事。

储光羲是个心地光明的士人。他接受社会规则，并愿意努力适应它，但与此同时，他远而不怨，近犹谦恳，能体察劳人的艰辛，更能在等待机会的日子里记得欣赏生活的美，这是王维喜欢和他相处的原因。胡应麟说“王维清而秀，储光羲清而适”，这个“适”就点出了这种随遇自安的意思，或者也正是他喜爱陶渊明的原因。

陶渊明的影响力在唐代刚刚中兴，于此，王维少年时所作的《桃源行》也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很多人喜欢把王维比作陶渊明的接棒人，比如苏轼就说他“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但事实上，王维虽然追慕陶渊明的心态，却并不认可其生活模式。王维始终认为人要先承担自己的责任，确保肉身无碍再去安顿精神，因此曾在诗中说陶“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责他纵浪田园的同时也该想想妻儿的生活——王维始终清楚自己向往的田园本质上只是一场投放灵魂的幻觉：既然不关乎物质，就更需要足够的物质去涵养，一如人要做梦，乃要先保证自己的身体能始终安安稳稳睡在床上。

因此，王维诗中虽然田园的意象极多，但我们很少能感受到它与作者之间的作用力：王维与他笔下的田园更近乎光与光的神会、水与水的交融，没有谁开垦谁，也没有谁象征谁。这种幻光式的存在让诗格外纯净轻盈，但同时，因其物理层面互不可触，读者也就很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王维与陶渊明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储光羲更像陶渊明之处，储光羲一直在身体力行地感知耕种、辨认四时，他会诗化自己的体感，却不能接受“雪里芭蕉”式的写意不写实。田园不是储光羲的幻光，而是家园，他能在装点修饰它的过程中获得充盈的安全感，和自我的不断加固。

能代表储光羲与王维区别的诗，可以推《偶然作》一组。这组诗是王维写就之后储光羲仿作的，二者互为映照，取材与表达都很见个人特点。篇幅关系，我们在此各举一首诗，说说其中的几个片段：

王维

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门里。

有时农事闲，斗酒呼邻里。

喧聒茅檐下，或坐或复起。

短褐不为薄，园葵固足美。

动则长子孙，不曾向城市。

五帝与三王，古来称天子。

干戈将揖让，毕竟何者是。

得意苟为乐，野田安足鄙。

且当放怀去，行行没馀齿。

储光羲

野老本贫贱，冒暑锄瓜田。

一畦未及终，树下高枕眠。

荷蓧者谁子，皤皤来息肩。

不复问乡墟，相见但依然。

腹中无一物，高话羲皇年。

落日临层隅，逍遥望晴川。

使妇提蚕筐，呼儿榜渔船。

悠悠泛绿水，去摘浦中莲。

莲花艳且美，使我不能还。

开篇都以野老农闲的场景入题，王诗把老人安排在衡门下独坐（来自《诗经·陈风·衡门》中的“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明显的隐士派头），储诗则写其耕田间隙在树下高卧。比对着读下来你或许能感觉到，储光羲的诗更像是实际耕作过的人写出来的：他看得到老人是因为贫贱才不得不在暑天里锄田，这样热的天，老年人的体力根本坚持不完一畦就需避到树下稍事休息。纵然“高枕眠”还是带着文人美化过的安适，但究竟远不及王维笔下的老人潇洒：我们很难从“有时农事闲”这样的淡笔中感受到其日常耕作之苦，这也从不是王维强调的方向。王诗中的老者身上展现着一种不属于农人的洒脱，他淡看三皇五帝、干戈烽烟，并决定留守在野田之中。“短褐不为薄，园葵固足美”“且当放怀去，行行没馀齿”。这只是“雪里芭蕉”式的文人想象，并不脱胎于真实。

诗中的老人是王维造就的幻象。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讲，他在用客体替代主体的方式体面地包裹自己的表达：王维重意不重言，不喜欢像白居易那样自得地说教，也不以陶渊明式的讲道理为高级。实在有话想说时，就只得塑造出一个与自己形象毫不相干的人，任其表述，宛如事不关己。

相较来看，储光羲的创作观就比较老实。他在诗中用了不少典故：“瓜田”托指秦亡不仕、东陵种瓜的召平，“荷蓧者”是《论语》中嘲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丈人，“羲皇年”则取自陶渊明“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的事典。各朝隐士带着自己标新立异的不配合如走马灯般在诗中往来穿梭，储光羲虽调度艰难，却还是坚持保留了他们每个人的担负：瓜田野老独耐暑困，荷蓧丈人白发卸担，自称羲皇上人者则索性是“腹中无一物”了。储光羲是要写隐逸之乐，但他对田园生活太熟悉，就无法心安理得地把话借这些人的嘴巴说出来，诗中那个“逍遥望晴川”而悠然不能还的人只能是他自己，一个与农人格格不入的文士——从“落日临层隅”的高举远眺开始，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作者与真实田园的视角间离。他并不回避这一点。

创作中的储光羲无法突破真实，从超越的境界意义讲也就不及王维，但也因此，他的诗远较王维有社会性。且不说田园诗中对农户“春至鸧鹒鸣，薄言向田墅。不能自力作，黾勉娶邻女”“仲夏日中时，草木看欲燋。田家惜工力，把锄来东皋”等艰难的洞察（这些信息显然是通过长期与农人的对谈得来的），单看他做监察御史时所作“妇人役州县，丁男事征讨。老幼相别离，哭泣无昏早”，更几乎已是杜甫“三吏”“三别”的先声。作为田园诗人，储光羲从未放弃士大夫的自觉，在自我安置的同时，他时刻保留着自己对“具体的人”的体代与爱。《池边鹤》尾句说“江海虽言旷，无如君子前”，这可谓是他创作身份的写照。

储光羲诗中每称王维为“王夫子”，自己惯以“门生”自居。一则王维中进士在前，再者诗风成熟也早，本就是能在诗坛领一时气象的大家。两人以半步之差且行且喜，形成了一组很相惬的关系。这里我们且举一首王维的《待储光羲不至》证明：

重门朝已启，起坐听车声。

要欲闻清佩，方将出户迎。

晚钟鸣上苑，疏雨过春城。

了自不相顾，临堂空复情。

创作缘由很清楚：某日二人早早说好要来王维家小聚，结果储光羲临时有事没来成，王维空等一天后，就写了这样一首诗送了过去。诗很可爱，说一大早，我家从里坊到内宅的门就一重一重打开了。我在门口等着，打算一听到车声近了、佩声响了，就马上出去迎接。结果等呀等，直到听见晚钟响起，才发现已经黄昏，又见下了雨，终于知道今天肯定已经等不到你了。我只好独自在中堂含情徘徊，久久不愿回房去。

王维在诗中用了很多进退折转的口语虚词，要欲、方将、了自、空复，把原本没有什么起伏的等待捻长折弯，读来节律回转，别有种带着薄怨的絮叨感。这种絮叨的尺度非常微妙，它如果见于宫词，就不免会令读者心中产生一些道德负担，因为这种幽怨是宫女的叙述视角无法消化的，它于是会郁乎中而难去，把等待逼入一条压抑的绝路。可王维却不贪读者那一口气。他偏要让这几句絮叨在反差中见出开阔——当絮叨发乎一位温文凝定的长者之口，就如天女舞于庆云之上，乃只见其轻盈可爱，再不至对读者形成任何非难。

这首诗中用以承托的庆云，就是“晚钟鸣上苑，疏雨过春城”一联。试想不考虑声韵，若将“春城”改为“春庭”，把全诗困入自家门墙，后面“了自不相顾”的情绪就会骤然沉重数倍，正是王维轻巧地把视角调高，借钟声与春雨，让心的觉知超脱出眼前这方庭院，遍及整个长安，才令读者相信诗人是随时有能力消解掉此时的坐立不安的。虽然最终他选择了在这样的情绪里多沉浸一会儿（“临堂空复情”），但这沉浸足够健康，也早已能令人放心。这是内心充盈之人的诗，读起来令人放心且舒服，用以社交既显得亲厚，也不会给对方任何压力。

储光羲集中有一首《答王十三维》，应该就是回应这首诗的：

门生故来往，知欲命浮觞。

忽奉朝青阁，回车入上阳。

落花满春水，疏柳映新塘。

是日归来暮，劳君奏雅章。

他解释自己是突然被上级叫去官署办公（“忽奉朝青阁，回车入上阳”）才不得已失约，又因为下班时间已经太晚，就没办法赴约了（“是日归来暮”）。相较王维，储光羲的景语就很平实切近：“落花满春水，疏柳映新塘。”他所采写的可能是上苑风光，但一联全囿于春水池塘之间，就显得空间相对逼仄，恰合临时被抓去加班的心情。“满”者见花落之多，知公务耗时之久；“柳”“塘”则隐用谢灵运池塘园柳句，写时驰境迁、身不由己的惆怅——有这样一重对时间的焦虑在，歉意也就格外诚恳了。

两首诗相映而观，我们就看到了一组合宜的君子交情：前辈温润而不失弹性，后辈谦恭而直朴有方。在当时京城诗人圈中，王与储俨然形成了天与地、乾与坤般的两个存在，他们在各自性格的驱动下，呈现出不同的器质，一个高举要眇，一个厚重坚实，却在朝堂与田园的出入之间始终并肩而立，心怀同样的向往。后世顾况为储光羲文集作序时提到，其嗣子曾哭着对他说：“我先人与王右丞，伯仲之欢也。”能在并不那么如意的人生中遇到对方这样的人，对王维或储光羲来说，都是幸事。

下面我们再聊聊孟浩然。

王孟并称，渊源已久。孟浩然的《春晓》也是唯一一首能出王维的《相思》一头地的童蒙诗。这么多代小朋友的选择绝非全出偶然，与王维相似，孟浩然比较有名的诗大多对读者也是不筛选、不拒绝的，自有其清浅而自得的吸引力。他们的诗都由自然涵养而成，经过精切的剪裁与娴熟的调驯，顺乎天理又超然脱俗，有种一步一景、柳暗花明的美感。

但若走近去看，王维和孟浩然又并不算一路诗人。相似的选题里，他们有各自与诗相处的模式，我们引王国维的说法概言之：王维无我，而孟浩然有我。

这有无当然不关乎格调的高下，只分判写作路径的不同。为了说明白这样的区别，我们还是先要介绍一下孟浩然这个人。

孟浩然与盛唐许多诗人关系都很好，但恐怕是其中唯一一个始终没有官身的。从身后称谓不难看到这一重尴尬：王维称王右丞，杜甫称杜工部，王昌龄称王龙标，李白也不妨称李翰林，只孟浩然被称为孟山人。我们当然可以用人各有志为孟浩然辩解，如李白还曾特地作诗赞美他一心求隐，高举不群：“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但事实上，孟浩然并非不愿意做官，也不是心甘情愿要在盛世活成一个隐士符号。杜甫很老实地看到了这一点，叹息说：“吾怜孟浩然，裋褐即长夜。”话不好听，但恐怕更切合孟浩然的自况。

因为没做成官，孟浩然的生平在史书中的记载不很确实。据他同乡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看，他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五十二，那么算来应该是武周永昌元年（689）出生的，大王维十岁左右。

他有一首题为《书怀贻京邑同好》的诗介绍自己的身世：“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体袭遗训，趋庭绍末躬。昼夜常自强，词翰颇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说自己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早逝，母亲老弱，读书求进不得，只好在贫寒中蹉跎度日——贫寒是谦辞，更多是在借陶渊明之典自高志趣，但其门第不贵、缺乏援引的处境应该是实情。孟家在襄阳有一些声望，和曾发动神龙政变的宰相张柬之家也颇有来往，但实力毕竟和山东五姓差得太远，族中没有能把他引荐到中央的人脉。为了当官，他曾去洛阳投恳金仙公主求其荐举，也几次上长安乞张说、张九龄等贤相援引，但都没能如愿。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失势贬迁荆州长史，招孟浩然入幕，但或许是因为身体原因，他没干多久就请辞返归故居，不久生了背疽，不得不长期卧床治疗，本来养了两年已将好了，结果恰好王昌龄过襄阳来探望他，孟浩然见到老朋友一高兴，没忍住吃了些发物，引动背疽发作而死。

自终局不难看出孟浩然是个性情中人，王维就肯定不会为一次聚会逞这样的口腹之欲。性情中人的特点就是随遇透支，好处是张力十足，所欠则实在不能均衡：他们活泼却少分寸，更享受驱动而不是控制，向往变革而不是生长。

本质上，孟浩然气质和李白更相近。他们都是任情而好使气的人，只是李白的任性带着孩子气，很符合道教所尚的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的气质，孟浩然的任性背后却显然有其担负，诗中常见成年人的操持。在文人审美里，这种操持感是容易被奚落的：陈师道说苏轼觉得“孟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尔”（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子瞻云浩然诗如内库法酒，却是上尊之规模，但欠酒才尔，此论尽之”，也是在给大苏这个观点站台），内法酒是宋代的宫廷名酒，显然苏轼充分肯定了孟浩然的文字调性，但后面这句“无材料”，则又是老饕最不可忍受的，苏轼觉得孟浩然作诗如用顶级手段操办俗劣食材，糟蹋了种种高明的经营——这里所谓的“无材料”“欠酒才”，一方面是说孟浩然学力不足、不擅用典，另一方面也是嫌他作诗选题太单薄了。

孟诗通常局限于几种情境——行旅、不遇、田园、山水，每个分支中，孟浩然都拿得出第一流的作品。他笔力强、情气烈、体物细、韵致高，这都是大诗人才具备的特质，但与此同时，其创作欲的触发点相对单一，这也是不容讳言的。

性情中人作诗如饮酒上头，腹笥深、反应快的人本就妙语如珠，若再催动以几分酒性（创作激情），便容易生发出一种风流自盈的吸引力，但若真处成长期酒友你就会发现，再有趣的醉话听多了也总是类似的。被激情催动的表达欲便如洪水，如无利导经营便是溃堤漫流，只有诗人懂得依势开渠，能修一条水道供其奔流。其好处固是能在安全范围内保留其澎湃的冲击力，坏则在于这条水道一旦形成，以后洪水再崩发时，就不会向第二条路流了。

孟浩然的问题就在于此。他修渠的功夫绝世无二，治水的同时又能沿途造景，兼顾阴晴雨雪，步步生姿，但因其分流水道开在了太过上游的位置，又修得太宽太广，分流后的余量就已不能支持新的开凿路径了。于是终其一生，孟浩然的诗只有那几条极有限的表达通路，再高妙，看多了就也望得到边——而诗人又是最怕被人看到其边界所在的，内囊翻出，神秘感消失，文字中的精魅也便随之散逸了。

以李白、王维两位顶级诗人作比，我们更能看到孟浩然的局限所在。李白与孟浩然本是一路诗人，但一则太白才大如海，感受力更强，源脉终老未竭；二则他人生跌宕，阅历丰富，所擅体例也更多，乐府、宫词、近体、古体皆能，水道高低深浅俱有，呈现出来就不容易单调（孟浩然虽然也有绝好的七言，但最擅长的仍只在五古和五律二种）；三则因笃信道教之故，李白能在修炼的幻觉中不断找到新的观物法门，虚实切换就也较孟浩然更为自如，这条路就终没有走死。王维的写法则是与孟浩然全然相反的路数，他从不依赖失控去作诗，创作驱动力也并非情感，而是细密的生命体验，既不亟待解决，也便无中衰之虞。王诗的内核更近乎一条稳定的河流，如蚁穴侵堤般渗透出来，有的流作清溪，有的汇入黄泉，也有的只是润泽一方土地，蕴藉成了春天。正因如此，他不需要开凿水渠，反过来也就不会被路径限制——这是王维的诗作往往乍读不太过瘾的原因，却也是其更耐重读的底气。

王孟二人之诗的差别，不在其高，反在其广：若在各人集中拣好的选出十首争胜，二者未见得能分出高下，甚至是孟诗高处更见境界超脱（以情驱发，出其情时便能更见超拔），但若要选三十至五十首，孟浩然的类型局促感便初见端倪；再推至百首，则觉王诗之广仍难穷极，孟诗却不免有山重水复之憾，这便是苏轼所谓“韵高而才短”。

但当然，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看诗的需求正是要畏叹其高处。那么今天，我们就结合王孟的几场交集，简单说说孟浩然诗的好处。

王维与孟浩然的交集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多，比较出名的算来只有三个场景，我们不妨一一来看。

第一个场景见于王士源所作《孟浩然集序》。王士源说孟浩然“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尚书侍郎河东裴朏、范阳卢僎、大理评事河东裴总、华阴太守郑倩之、守河南独孤策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说“闲游秘省”，而张九龄、王维均在，那只能是开元十九年（731）前后孟浩然上长安求官时事，彼时王维三十出头，孟浩然则已四十有余。这年，张九龄还没做丞相，王维也不是殿中侍御史（他升到这个官职时孟浩然已经身故了），但毕竟故事出于补述，也不必以此去判断真伪。

从场景描述上看，这句诗是联句时所得，最终也没有敷衍成全诗，但句真是好句，非常能显示孟浩然诗“韵高”的“上尊之规模”。

最显眼的好处当然在诗眼的“淡”与“滴”：一个是色相，一个是声闻；一个是渐进，一个是恒定；一个是自不动中知其动，一个是于动中见不动。这等下字，是实打实的锤炼功夫，非作手莫办。而不显眼的好处则在意象的选取：河汉，是联翩一带的星光，疏雨，是绵密不居的水点，在色与声的两个维度中，它们同样嘒然闪动，旋生旋灭，上下句也就在通感互文间如琵琶高手的轮指般铮然响成了一片。明灭者易摇曳，最怕的是无依托，于是孟诗又在意象前后下了承接映带：一个个细碎的光点被微云联展成平面，一滴滴烁动的声痕由梧桐延续成时间。寥寥十字，自天入地，因空有常，让简简单单的景语平生出哲学意味，实在是著手成春。宋代的《五灯会元》里便有以此句讲禅的例子：

上堂：“诸佛出世，广演三乘。达磨西来，密传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顿超。中下之流，须当渐次发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扬，或善巧应机，遂成多义。撮其枢要，总是空花。一句穷源，沉埋祖道。敢问诸人，作么生是依时及节底句？”良久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参！”

前面谈禅语不懂无妨，只自这一句棒喝般的“参！”就知这句诗内蕴之深。

取象之外，孟浩然的句法也很谨严：河汉、梧桐，一双从水旁，一双从木旁；淡、滴，反切同用德字声头，而一用去声，极沉极远，一用入声，极轻极促（“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也与微云疏雨的气息各自相合），属对不可不谓极细。这本是宫体诗人所擅，而孟浩然不耐为处，却也能作得这样好，难怪包括王维在内的秘书省诗人们见此“阁笔不复为继”，恐怕就连孟浩然自己也已很难把它周全成一首完整的诗作——这两句自身已臻浑成，不再需要一个合适的框子去画蛇添足了。

再说王孟间第二个相处场景，它来自宋祁所著《新唐书·文艺列传》：

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

“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这是个挺有名的故事，说孟浩然在王维处被皇帝撞见，大好机会，却因误诵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反将之触怒，致使再次不官而归。此事大概率是编出来的，即使有，引孟浩然入内署的也不太可能是王维。但之所以有这样的故事传出，很明显是孟浩然这两句牢骚实在令人印象深刻，好事者认为合当有个场景转呈给该看到的人看看，其中明主自是玄宗，故人则安排给了王维。

诗题为《岁暮归南山》，全文是这样的：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王维在少年被贬、求告无门时曾有与这个开篇绝类的句子：“北阙献书寝不报，南山种田时不登。”（创作时间应较孟为早）但即使处于最愤怒激昂的状态，王维释放出来的情绪也是没有针对性的，这首《不遇咏》写到后面也已近乎爆发，但最终落在了这样的角度：“今人昨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情绪释放如光芒四照，八方藏刀，自发自成，坦荡而安全。这是王维的世界观：世间只有我与非我两端，并无一个旁人。

可孟浩然不同。他这样写，显然是正憋着对某个特定对象的气愤：明主固然不必说，故人只怕也有实指，而非泛言。发这类怨语如握刀锋向人，欲伤人，先伤己，这固然是分寸感弱的体现，但孟浩然的真实和可爱也正在于此。

孟浩然这首诗是在用具有南朝宫廷诗血脉的京城诗歌范式自抒怀抱。在他之前，很少有人会用这种成熟的酬答体例去诠释自身的处境——这也是孟浩然始终没有真正融入这个圈子的证据。

孟气极畅，写规矩板正的五律也不羁而自由，自“北阙”至“故人”，积郁一气吐出，不盘桓而能流转，这是小肚鸡肠之人不能办的。但虽要发泄不满，孟浩然却不会去玩味乃至雕琢自己的情感，也就不至落入小诗人自怜的窠臼去，坦荡率直，这是他人格高处，也是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对他钦佩向往的所在。

但当然，不玩味也不代表不处理。写到“多病故人疏”时，全诗的委屈其实已经表达完了，但这样一气直下到底单薄无力，后半就还要在厚度上下功夫。孟浩然的处理是在颈联叠了一组颔联的回响：“白发催年老”是对“不才明主弃”的加重，“青阳逼岁除”是对“多病故人疏”的加重——明主再不起用我，我就要老了；故人再不来找我，今年就要过去了。“白发”是终难转黑的，可见其负气，“青阳”却意味着新的开始，又易见其期待。在新与旧、怨与待的杂糅中，诗笔离开心曲，回到了现实：“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想着这些事，我睡不着觉，写下了这样的诗——只是凝聚在虚窗松月的目光，依然指向他的盼望与落空。

孟浩然用最严整的范式，完成了从单喉清唱到配器重奏，再归于泛音余响的一段乐章，用他不能名正言顺踏入的圈层最擅长的文风，写尽了自己的向往和错过，这种反差之下的完成度是这首诗难能的好处，也难怪故事中孟浩然要当得意之作念给皇帝了。

王孟间的第三个可关注的场景是送别。这该是二人唯一有文本依据的确切交集。长安谋仕受挫，孟浩然启程回乡前作了一首《留别王维》相赠：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王维也回寄以一首《送孟六归襄阳》：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读过这两首诗，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人要把“多病故人疏”的帽子栽给王维了。《留别王维》的前两联写等待与失意，写还乡和不舍，都是自然的情感流露，但后两联却生出一丝对寄诗者的嗔怪来，若有待而不见，用典更似是站在妾妇立场的：“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隐有反用《古诗十九首》“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之意，妇人梦中的丈夫驱车当路而来，亲自递过缓授，引她上车，但诗中的孟浩然却没有等到这样一个能在大道中拉他一把的人，只能独自叹息当世没有知音，而后文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又与古诗梦醒回到现实的“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互成映照——梦还是梦，这个世道上，终究是没人能帮我的。

为什么孟浩然会幽怨成这样，王维的诗给出了答案。他说自己深居简出，久不为人情周旋，因此劝孟浩然不如也回乡隐居，不要再搅和到名利场中来了，显然，在孟浩然盼望的引荐一途，王维没能帮到他，且因觉官场不值得，以后可能也不会帮了。

此时的王维在秘书省做校书郎，品阶很低，恐怕确实无力援手，且方值妻子去世，形单影只，又正是仕途上最灰心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也不奇怪，但站在年过四旬尚是白身的孟浩然之立场，他当然无法接受这个少年得志的青年这样一句轻飘飘的劝诫。于是很遗憾，盛唐最为出色的两位诗人就在心境的错位之下，草草相见而匆匆分手，没再有进一步的交情。

这一去，王孟二人再不曾相见。孟浩然在家乡浪迹山水，留下了大量绝佳的诗歌：他后期的山水诗于清旷中闪动着细小的觉察，性情间不掩精微的纹理，那正是在京城的诗思中淘染浸润过的痕迹。

而对王维来说，孟浩然虽未必算不可替代的知交，却毕竟是不能忘却的影子。开元二十八年（740），时任殿中侍御史的王维知南选经过襄阳，不意得知孟浩然的死讯，写下了一首《哭孟浩然》：

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

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

钱穆赞美这首诗时用了很让人眩晕的一套表述：“由文章进入作者，再由作者进入欣赏者，然后由欣赏者进入欣赏者自己的文章。”看这首诗，我以为倒不用绕这么多层，只拈一点提醒你注意：王维是很少写这样大的诗的。

我说的“大”不单在气象，也在感受的层级和发语的声气。在写给孟浩然的最后这首诗里，王维放弃了察我观物的习惯，也没有调用娴熟的酬答技巧，而反过来直接采拟了气宗诗人以势驱情的笔法——那正是孟浩然最擅长的写作模式。

昔在长安，孟浩然曾十分认真地学习并曲就着京城诗人的范式。他亦步亦趋地参与着他们的聚会，等待着他们的接纳，却最终没有如愿。可在他身后，作为京城诗人之首的王维却亲来他的家乡，转以孟浩然的笔法为他写下了最后的挽诗，全了两人相识的一场因果，这也是很令人唏嘘的缘分。

孟曾有《九日怀襄阳》诗云：“岘山不可见，风景令人愁。”王维的诗就正似这两句的櫽栝。“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此刻，孟浩然托体成阿，就这样变成了王维的岘山——王孟的故事，我们也就此讲完了。

聊到这里，我们只怕不得不下个论断：王与孟，这两位古今齐名，似乎自来就焦不离孟的诗人事实上既说不上相似，也谈不上相亲。许多后人对此心怀不甘，为他们编出了许多投契相存的故事，但我倒觉得这样也很好。在不同的轨道中，他们以不同的速度有条不紊地各自运行，既能在相遇的瞬间互生辉照，也能在擦肩后迅速挣脱对方的引力，离开对方的阴影，继续自己的人生。较以储光羲式的相敬相即，这样的缘会也自有它的魅力。

说到这里，今天的漫谈就可收尾。我自知方才所说的一切未必都能合乎你心中的真实，但没关系，相较这些拉拉杂杂的闲话，我更希望与你达成的共识是，无论田园之于储王抑或山水之于王孟，都不该变成用以给他们归类的标签。

终其一生，他们在各自的际遇中不断发觉着自己的人格，并将之灌溉成诗。他们在同样的土壤中生长出了自己独特的样子，这正是我们这些心怀钦慕的后人所不应放弃的觉察。

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