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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有,或曰后果》[原文为法文。]索朗日·马里奥完美的真空 作者:斯塔尼斯瓦夫·莱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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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出版社) 《一无所有,或曰后果》不仅是索朗日·马里奥女士的第一本书,而且还是达到了写作可能性极致的第一部小说。并不是说这是一部艺术杰作——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会称其为诚实之作。恰恰是对诚实的需求才是今天吞噬我们所有文学作品的那只蠕虫。因为其主要病痛是羞耻感,即不能同时成为作家和完整意义上的、严谨而诚实的人。探秘文学本质所造成的痛苦,与一个敏感的孩子初具性意识时所承受的痛苦极其相似。孩子的震惊是源于我们对身体性器官生理学的内心不适,似乎需要从品位的角度进行谴责,而作家的羞耻感和震惊则源于意识到写作时必然要撒谎。有些谎言是必要的,例如在道德上的合理谎言(例如医生对身患绝症的人撒谎),但文学谎言不属此列。必须有人当医生,所以必须有人像医生一样撒谎;但是钢笔接近白纸并非被逼无奈。过往不懂得这种尴尬,因为它不自由;信仰时代的文学不会说谎,只会服务。它从此类必需的服务中解放出来,便引发了一场危机,其形式即便不是淫秽不堪的,往往也是可叹可悲的。 可叹可悲,是因为描述自己产生过程的小说,半是忏悔,半是编造。有一些,甚至为数不少的谎言保留其中——感觉到这一点,后来的文学家们就越来越多地撰写关于如何写作的内容,而损害了对情节的描写,这种方法渐渐滑落为宣称史诗不可行的作品。所以小说起初邀请我们进入它的衣橱,但是这样的邀请令人起疑,它如果不是拉皮条卖淫,至少也是在撒娇;然而替代撒谎的讨好,就是才出龙潭,又入虎穴。 反小说努力变得更加极端,就是说它决定强调,它不是任何东西的幻象。“自我小说”就像一位魔术师,在向观众揭秘自己的各种小把戏,而反小说则应该不伪装任何东西——即便是自我揭秘的巫师。所以?它承诺不交流任何东西,不说任何话,不表示任何东西——而只像一朵云、一张凳子、一棵树。从理论上讲,这很美丽。然而它失败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刻成为自主世界的创造者——上帝;而文学家就更不行了。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是语境:我们所说话语的意义取决于语境,也就是说,取决于根本未曾出口的东西。上帝的世界没有任何上下文,因此只有同样可以自给自足的东西能有效地替代它。请你们尽管脑洞大开,这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在语言方面。 那么,文学在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后还残留什么?自我故事是不完全的脱衣舞;而反小说,事实上,(很不幸)是某种形式的自我阉割。就像那些俄罗斯苦修者,在良心上无法忍受自己的性器官,所以自己进行噩梦般的手术,反小说就是这样戕害传统文学的不幸肌体。那还剩下了什么?除却与虚无的浪漫之外。因为谁撒关于虚无的谎,他也就不再是撒谎者了。那么应该写虚无——这就是结果。然而这个任务有意义吗?写虚无——就等于什么都不写。然后呢?…… 曾写了《写作的零度》的罗兰·巴特对此毫无概念(但在真正灿烂夺目的智慧照耀下,他的思想显得平庸)。他不理解,文学总是寄生于读者的思想之上。爱情、树木、公园、叹息、耳朵疼痛——读者理解是因为他经历过。一本书可以让读者头脑里的家具乾坤大挪移,前提是在读书之前,他头脑里已经有那些家具。 从事现实工作的人们无须寄生于任何东西,如技术员、医生、建筑师、裁缝、洗碗工。相比之下,作家能创造出什么?虚幻图景。这是件严肃的工作吗?反小说想效仿数学:它可是任何现实物品也不创造!是的,但是数学不会说谎,因为它只做它必须做的事。它在必要性的压力下工作,而不会在等待时自己想出什么必要性;方法已经给定;因此数学家的发现是真实的,因此当结果将他们引至矛盾时,他们的恐惧也是真实的。作家,因为不是在这种必要性下工作,是自由的,他只与读者达成某种悄然的默契,劝导读者,希望他能够假设……能够相信……能够当真……但这只是个游戏,而不是数学得以生长的神奇压迫。彻底的自由意味着文学的彻底瘫痪。 我们在说什么?是关于索朗日(Solange)夫人的小说。我们首先要说明,根据其所处的上下文,这个美丽的名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法语中,它可以是太阳和天使(Sol, Ange)。在德语中,它只是指时间的间隔(So lange——这么长)。语言的完全自主性是胡说八道,人文主义者出于幼稚才相信它,愚蠢的控制论者则无权有这种幼稚。忠实的翻译机,确实!无论是单词还是整个句子,在自己的战壕和边界内,其自身是没有意义的;博尔赫斯曾经接近这种状况,在短篇小说《〈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中,他描写了一个文学狂热者、怪人梅纳尔。他借助精神准备的力量,重写了《堂吉诃德》,换句话说,逐字逐句,不是抄袭塞万提斯,而是以某种方式完美地融入了他的创作情境。小说触及奥秘之处的是这一段:“对比梅纳尔和塞万提斯的书页非常精彩。例如后者写道(《堂吉诃德》,第一部分,第十九章):‘……历史是真理之母,时间的竞争者,行为的保存者,过去的见证人,给当下的榜样和警示,是给未来的教训。’” 历史是真理之母,这个想法太棒了。与威廉·詹姆斯同时代的梅纳尔并没有将历史定义为对现实的研究,而是将其定义为现实之源。对他来说,历史真相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认为发生了什么。结尾语——“给当下的榜样和警示,是给未来的教训”——是无耻的实用主义。 这已经超越了文学笑话和嘲弄;这是一个坦诚的真理,想法本身的荒诞不经(重写《堂吉诃德》!)丝毫不能动摇这个真理。因为,事实上,时代背景使每个句子都充满意义;17世纪堪称“纯洁修辞”的东西,在我们的世纪里是真正的愤世嫉俗。句子不代表它们自己,不是博尔赫斯如此开着玩笑就能决定的;历史性时刻塑造语言的意义,这就是不可逆转的现实。 现在谈谈文学:无论它向我们讲述什么,最终它一定是谎言,而不是文学真实;巴尔扎克笔下的伏脱冷和浮士德笔下的魔鬼都并不存在,实话说,文学不再是它自己,而是成为回忆录、报告、告密信、日记、信件和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只是文笔欠佳。 就在此时,索朗日夫人带着自己的《一无所有,或曰后果》到来。标题?一无所有,即结果?谁的结果?当然是文学的。对她来说,说实话,对它诚实以待,也就是不说谎,这跟一无所有没什么区别。只有关于这一点,今天仍然可以诚实地写一本书。不诚实带来羞耻还不够,昨天还好,但现在我们将认出它,这是简单的伪装:一个熟练的脱衣舞娘的伎俩,她清楚地知道,在脱掉内裤时,伪装的温顺、虚假的红晕、女学生的娇羞可以令客人愈加兴奋! 所以题目已经明确。而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写一本什么都没有的书呢?你需要,但又不能。就写“一无所有”?重复这个词一千次?或者以这句话开头:“他没有出生,所以没有姓名,所以在学校时没帮别人作弊,后来也没有涉足政治”?这样的作品可以创作出来。但它只能是把戏,而非艺术作品,就像以第二人称单数写作的大量书籍,其中的每一部都可以轻易地动摇其“原创性”,并迫使其回到应有的位置。只要将第二人称重新变回第一人称就够了,这对内容没有任何损害,也没有任何改变。在我们这个虚构的例子中也是如此——删除所有否定,那个令人厌烦的“不”,它用一些伪虚无主义的红疹把文本弄得斑斑点点,那是我们在等待时编造出的文本,坦率地说,这是另一个关于侯爵夫人的故事,她5点出了门。要说她没有出门——这才是给你的启示! 索朗日夫人没有用这个伎俩。因为她明白(而且她必须明白!),尽管可以用非叙述性手法写一些故事(比如说爱情故事),且效果并不亚于用叙述性手法,但第一个手段只是取巧之举。我们得到的是一模一样的负片而非正片,仅此而已。创新的本质必须是本体论的,而不仅是——语法上的。 当我们说“他没有姓名,因为他没有出生过”时,我们实际上已经游移于存在之外,但依然是在“不存在”的最纤薄的薄膜层里,那层薄膜紧贴着现实。他没有出生过,尽管他可以出生;他没有帮人作弊,尽管他可以帮人作弊。假如这世上有他,他可以做一切。整部作品都是基于这种“假如”。用这种面粉烤不出面包。不能通过这种操作从存在跳到不存在。因此,有必要放弃原始否认的薄膜,也就是对行动的否定,以便能够沉于虚无之中——非常深,以便扑向它,但并不盲目;越来越强烈地否定“不存在”,这一定极其艰难,需要巨大的努力,这才是拯救艺术,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一场前往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宏大的虚无深渊之旅,因此这是一个过程,其悲剧性转折和搏斗可以描写——只要能成功! 《一无所有,或曰后果》的第一句是:“火车还没走过来。”接下来我们发现:“他还没开过来。”这时我们遇到的是否定,但否定什么?从逻辑的角度看,这是完全的否定,因为文本在存在方面绝对没有确认任何东西,而只是说什么没有发生。 然而,与完美的逻辑学家相比,读者是弱点更多的生物。所以尽管文本里只字不提,但读者的想象还是会不自觉地产生某个火车站上的场景,等候某人而不至的画面,而在知道作者(女作者)性别的情况下,对未来者的期待就立刻会充斥朦胧的与性爱相关的猜想。从中能得出什么呢?能得出一切!因为所有这些猜测的责任,从最初的词句开始就落于读者头上:小说里没有一句话确认那期待,小说在方法方面是诚实的,而且仍将保持诚实,我已经听到一些观点认为,小说的很多地方都是色情的。可是小说里没有任何一个单词认同任何形式的性;如果书里说的都是家里没有《欲经》,也没有提及任何人的生殖器官(而且它们遭到非常详尽的否定!),那这样的确认怎么可能? 我们已经从文学中知道不存在,然而只是作为“某人—缺乏—某物”。例如,口渴的人缺水。这同样涉及饥饿(也包括情色)、孤独(缺乏他人)等。保罗·瓦勒里[保罗·瓦勒里(1871—1945),法国作家、诗人。]那句美妙的“不存在”对诗人来说是迷人的存在缺乏;不止一部诗作从这样的虚无中构建出来。但是一直以来讨论的仅涉及“某人的—虚无”,即纯私人的、在个体体验层面的、本位主义的、区域性的,而非本体上的不存在(当我无法畅饮,口渴难耐,但这并不意味着水不存在!)。此类非客观的不存在,不能成为极端作品的主题:索朗日女士理解这一点。 在第一章里,火车未到,某人未出现后,继续以无人称方式进行的叙事表明,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冬夏。读者决定选择秋天,但同样只是因为四季中剩下的这个没有被否定(它也被否定了,但是在稍后的地方!)。读者因此一遍又一遍地返诸己身,但这是他自己的预期、猜测和临时假设的问题。小说里没有丝毫踪迹。第一章结束时的思考,涉及无重力空间里(没有重量的空间)的没人爱的女人,这些思考可能让人感觉淫秽——但这同样仅限于那些按自己的方式思考某些事情的人。毕竟,作品只是说,没人爱的女人不该做什么,而不是在某些体位时她能做什么。第二部分,同样是读者个人的猜想,完全是他的私人获利(或损失,如果某人愿意的话)。作品甚至强调,那个没人爱的女人不在某个雄性的身边。下一章的开头立刻就揭示了,没人爱的女人之所以没人爱,只是因为她本不存在,事情完全合乎逻辑——不是吗? 然后一场缩小空间的戏剧开始,也包括阴茎—阴道的空间,某位科学院院士、评论家对这一段不感冒。这位学者认为,这是“一把解剖锯,如果不是粗俗之语的话”。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是他个人的想法,因为在文本中我们只看到进一步的、逐步的、越来越具有一般性质的否认。如果说缺乏阴道可以让某人自尊受损,那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可能是不美味的呢?! 然后是虚无之坑,还很浅,但开始令人不安地扩大。这本书的中心——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意识。是的,它的溪流,但是,我们开始明白,这不是思考虚无的、过时的、曾经的溪流。这是不思考的溪流。句法本身未受触动,保持完好,像一座颤颤巍巍的危桥,将我们带过深渊。这是怎样的空虚!但是——我们觉得——甚至没有思想的意识也还是意识,不是吗?因为这不思考是有界限的……然而这是错觉,因为是读者自己在构建界限!文本不会思考,不会给我们任何东西,恰恰相反,一步步剥夺原本是我们的东西,阅读时的情感恰恰是这种冷酷剥夺的结果:恐怖真空震撼我们,同时又诱惑我们,我们发现阅读不只是、不仅仅是小说的欺骗性存在的灾难,而且是读者自身作为心理实体的湮灭方式!这本书是女人写的?当考虑其无情的逻辑时,事情变得令人难以置信。 作品的最后部分,它是否还能继续下去是个疑问:毕竟,这么久了,什么都没说!进一步走向不存在的中心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又一个陷阱,又一次爆炸——或者更确切地说:内爆,又一个虚无的崩溃!我们知道,叙述者并不存在;它被语言取代,它本身作为一个虚构的“它”,用语言诉说(就是这个“它”“雷鸣”“电闪”)。在倒数第二章中,我们头晕目眩地看到,绝对的否定得以实现。某个男人没有乘某列火车抵达,四季的不存在、气候的不存在、房子墙壁的不存在,房屋、面孔、眼睛、空气、身体的不存在——所有这些都远远落后于我们,留在一个被进一步的发展所吞噬、被像癌细胞一样贪婪的“一无所有”所吞噬的表面上,这个表面即使作为否定也不复存在。我们看到,如果指望这里会告诉我们某些事,这里会发生某些事,是多么头脑简单、天真幼稚,简直是荒唐可笑! 因此,这是一种初步归零的削减;之后,它凭借负面超验的标签下降到深处,这也是超验存在的削减,因为任何形而上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可是要知道,新生命的中心还在我们面前。真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叙述;这是它最初的插入和入侵,在语言之中。因为讲述的声音开始怀疑自身——不,我说得不对:“它在自言自语”,它坠落然后飞到某处去了;它已经知道它不存在了。如果它仍然存在,就像一个阴影,是纯粹的缺乏光:所以这些句子是缺乏存在。这不是沙漠缺水、情人缺少女,是缺乏自我。假如这是一部以经典的、传统方式写成的小说,我们可以很容易说出正在发生的事情:主人公将是这样一个人,他开始怀疑自己既没有出现,也没有做梦,而是被梦见和被显现——某个人隐藏的刻意行为(好像他是那个进入某人梦乡的人,而且多亏那个做梦者他才暂时存在)。恐惧由此喷薄而出,这些行动可能会停止,且随时可能停止——然后它立刻就灭亡! 在比较普通的小说中事情会这样发生,但在索朗日女士身上则不然:叙事者不会被任何东西吓倒,因为任何东西都不存在。那么发生了什么?语言本身开始怀疑并理解,除语言外别无他物,对每个人来说,对所有人来说,语言意味着(如果意味着什么的话),它现在不是、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个人的表达;它一出众人之口,作为人人唾弃的绦虫,作为吞噬了自己宿主的通奸寄生虫,它很久以前就杀死了他们,以至在其脑海中,所有关于这起不知不觉中犯下的罪行的记忆都消失了、磨损了,这语言,就像气球的表层,此前一直结实而有弹性,但空气正在悄然且快速地逃逸,它于是开始塌陷。然而,这种言语的塌陷并不是胡言乱语,也不是恐惧(恐惧的仍然只是读者,是的,读者替代它经历那完全去人格化的折磨);还要保持几页纸、几分钟,语法的架构、名词的节点、句法的齿轮,越来越慢但越来越精确地榨出最后的虚无,彻底吞噬所有的虚无——最终的结局,半是句子,半是词语……这部小说没有结束,只是中止。在开篇时自信、天真、健康而理智地相信自己主权的语言,被背叛默默冲刷,不,应该说——它所触及的真理有着自己外在的和不光彩的起源,有着可耻的滥用(因为这是文学的末日审判),语言,在意识到它是某种形式的乱伦——不存在与存在的乱伦——之后,开始自杀式地自我否定。 是一位女士写了这本书?这太不寻常了。应该是一位数学家来写这本书,但只能是一位用自己的数学检验过并且诅咒文学的数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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