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多·蒙达利出版公司）

意大利人拥有了一位我们非常缺乏的、敢大声讲话的年轻作家。而我曾担心，年轻人会被某些学者的隐性虚无主义所感染，那些学者宣称，整个文学已经穷途末路，无物可写，现在只能拾前人牙慧，仰赖那些所谓的神话或原型。那些声称创造性枯竭（太阳之下已无新鲜事物）的预言家，并非以放弃的态度宣称自己的观点，而是从贯穿了几个世纪的期待艺术降临的视角，这仿佛激发出他们的某种反常的满足感。对于当今世界的技术崛起，他们心怀不满，带着卑鄙的窃喜期望坏事发生，就像阿姨们期望因爱情而轻率结合的婚姻早晚出事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有了珠宝匠人（因为卡尔维诺源于本韦努托·切利尼[本韦努托·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金匠、雕塑家、画家。]，而非米开朗琪罗）和自然主义者，他们羞愧于自然主义，所以假装写的东西有别于他们力所能及的东西（阿尔贝托·莫拉维亚[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1990），意大利20世纪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鄙视》《冷漠的人》等。]），但我们没有冒险家。这种人很难找到，因为现在只要嘴上长着一副流氓胡须，人人都可以装成勇敢无畏者。

年轻的散文作家吉安·卡罗·斯帕兰扎尼傲慢到无所畏惧的程度。他表面上把专家的意见当作福音，但之后则恶言相对。因为他的《白痴》不仅标题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而且更进一步。我不知道对其他人来说如何，对我来说，如果我认识作者的脸，那写关于这本书的评论会比较容易。

照片中的斯帕兰扎尼不是很讨人喜欢，他是个年轻人，额头低平，眼睛浮肿，一双小黑眼睛充满邪恶，而尖下巴则让人感到不安。可怕的孩子，一个邪恶、狡猾和残忍的人，还是一个幼稚的直言不讳者？我找不到恰当的表述，但我保持第一次读《白痴》时的印象：这种精致的狡猾本身就自成一体。他是用笔名写作吗？毕竟，伟大的、开创历史的斯帕兰扎尼[拉扎罗·斯帕兰扎尼（1729—1799），意大利生物学家、生理学家。]是个活体解剖者——这个30岁的青年也是。这种姓氏的重合很难令人相信纯属巧合。这位年轻作者是个傲慢无礼的人：他在自己那部《白痴》的前言里，带着表面的坦诚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放弃了重写《罪与罚》的最初念头，他本想将其变成由马尔梅拉多夫的女儿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索尼娅》。

那份傲慢无礼却不失优雅，如他解释的那样，他克制住了自己，因为不想损害原著。尽管违背本心——他不得不（他说）过度消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自己那位光辉照人的妓女所树立的雕像。索尼娅在《罪与罚》中断续出现，因为小说是“第三人称”讲述的；换成第一人称的讲述则必须让她始终存在，包括其工作期间，而她从事的是那种非比寻常的直抵灵魂的工作。关于其精神童真未被身体堕落的经历所污染的公理，不会毫发无损地幸存下来。以这种扭曲的方式为自己辩护后，作者关于真正的问题——“白痴”，没有宣布任何信息。这已经可以说是狡猾了：他做了他想做的事，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大致的对象；傲慢无礼之处在于，对于他必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重提这个话题的道德缘由，他只字未提。

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很真实的故事，初看上去让人觉得是基于社会底层。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康之家，一对平凡、本分的夫妻。这对夫妻品格高贵，但头脑并不灵活，有一个智障的孩子。起初的预兆都很好，像所有孩子一样，他非常可爱；最先开口说的单词，那些无意识中说出的新鲜词句，成长为连贯语句的过程中的副产品，这些记忆都被小心地保存在父母记忆的圣物盒里。这些令人愉悦的尿布中的天真，现在被封在了噩梦之中，显示了本可能的幸福与发生的事之间能够有怎样的天壤之别。

孩子是个白痴。和他一起生活、照顾他是一种煎熬，更残忍的是，这份煎熬源于爱。父亲几乎比母亲大二十岁，有些夫妇在类似的情况下会再试一次，这里不清楚是什么使这种做法徒劳无功——生理学或心理学。但我猜是爱情。在常态的条件下，这份爱永远不会得到如此的强化。正因为是个白痴，这孩子才让他的父母更加完美。他完善他们的程度，就像他离正常人的差距一样大。这可能是小说的意义、主旋律，但这只是一个前提。

与外界打交道，与亲人、医生、律师交往时，爸爸妈妈都是普通人，忧心忡忡但又有所克制，因为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多年：有足够的时间冷静下来！绝望、希望，前往各国首都，去看一流医学专家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父母已经明白，毫无希望。他们不再有幻想。现在去拜访医生、律师只是为了在自然监护人不在时，确保白痴能有某种体面的、可以容忍的生活方式。得找到立遗嘱人，确保财产安全。这个过程进展缓慢，因为事项繁多，需要深思熟虑、仔细斟酌。既枯燥乏味又扎实认真：阳光之下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然而当他们回到家，当仅剩他们三个时，情况立刻发生改变。我会说：就像演员走上舞台。好吧，但不清楚舞台在哪里。还要有待观察。他们从不预谋，事先从不交流一词——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不可能的。随着时光流逝，父母创造了一个解释白痴行为举止的系统，这个系统能让别人每时每刻都理解白痴的行为。

斯帕兰扎尼在常态中找到了这种行为的萌芽。很清楚的是，对小孩子充满爱的外部环境，对一个从婴儿期走出来的孩子来说，会拖拽他的反应和语言尽可能向上发展；无意识地模仿语言是有意义的；在含混不清的胡言乱语中，人们发现了智慧；儿童心理的不可接近性，都为观察者，特别是那些溺爱孩子的观察者提供了巨大的自由。

合理化白痴的行为一定是这样开始的。可能父母会争先恐后地发现能证明孩子说话越来越好、越来越清晰，整个人正变得越来越好，散发出善意和情感的证据。我说的是“孩子”，但在情节开始时，那已经是一个14岁的少年。当现实如此不断地否定虚构时，需要怎样的自欺欺人、怎样的把戏、怎样的解释——简直是幽默的疯狂——才能拯救虚构呢？好吧，这一切都可以做到——父母的牺牲就是这样的举动构成的——都是为了白痴。

隔离必须是彻底的：世界不会给他任何东西，对他不会有任何帮助，所以是他不需要的。是的，世界给他，而不是他给世界。他的行为的唯一阐释者必须是秘密的——他的父母，借此，一切都可以加以处理。我们不会知道，白痴是杀了祖母，还是帮助生病的祖母死去，可以把各种证据并排放在一起：她不相信他（就是说，祖母不相信父母为他立的人设——尽管我们不知道，白痴能够感受到多少这种“不相信”）；她有哮喘，甚至用毛毡包裹过的大门也挡不住她在发病时的喘息声；他无法入睡，当病情加重时，那声音使他怒气冲天。人们找到他时他正安睡在死者的卧室里，他就睡在死者的床下，而床上，死者的尸体已经僵硬。

在父亲查看自己的母亲之前，首先把孩子带到了儿童房，他怀疑什么了吗？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父母永远不会触及这个话题，因为有些事他们在做，但并不会加以命名，仿佛他们事先就明白，一切即兴创作都有自己的边界，当他们必须无可挽回地置身“这些事情”时，他们会唱歌。他们做必须做的事，同时表现得像爸爸和妈妈。夜晚的时候唱着摇篮曲，或者白天需要哄孩子的时候，唱起他们童年时的老儿歌。事实证明，唱歌比沉默更能关闭智力之门。我们一开始就听到，也就是说——仆人、园丁都听到了，“悲伤的歌”，园丁说。很久以后我们开始猜测，就是这首歌背后，一定伴随着什么可怕的活动——尸体被发现时是凌晨时分。多么高贵的感情啊！

白痴的行为非常可怕——具有间歇性深度痴呆症所特有的创造性，知道如何狡诈行事；他还以此方式激励父母，因为他们必须胜任每项任务。有时他们的言语与行为完全吻合，但这很少见；最恐怖的是，他们做的是一件事，说的是另一件事，因为在这里，一个截然不同的、充满呵护与爱意以及彻底奉献的想法，对抗着白痴的想法，只有两者之间的距离将这些牺牲行为变成恐怖行为。但是父母大概已经视而不见了：毕竟这样过了很多年！面对所有新的惊喜（委婉语：白痴不会放过任何东西），先是有片刻，我们和他们一起感到恐惧：一种压倒性的恐惧，即它不仅会破坏当下，而且会一举颠覆父亲和母亲经年累月精心搭建的大厦。

我们错了。一次纯属条件反射的交流眼神，以随意谈话的语气简单交流意见之后，就开始承担新的重担，将其纳入创造出的结构中。在这些场景中，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幽默和引人入胜的高贵，多亏他们心理学方面的准确，事情很清楚。当终于必须得穿上“儿童套衫”时，他们鼓起勇气使用的那些词句啊！当不知道该拿剃刀怎么办时，或者当母亲从浴缸里跳出来，把自己反锁在盥洗室里时，然后，整个房子被弄得电线短路，到处一片漆黑，她不得不摸黑挪开家具堆成的路障，因为这些路障对于困扰她的孩子来说，比电器故障威胁更大。在前厅里，她浑身湿漉漉地裹在厚地毯里（可能是因为那剃刀的原因），正在等待父亲回家——从上下文截取出来的这样一段概略听起来似乎粗俗不雅，甚至糟得令人难以置信。父母按照他们的经验行事，他们明白，让这些事符合常态——不管如何解释——都是不可能的；他们甚至不自知，是什么时候轻松跨越了那道常态的边界，进入普通饮食男女难以涉足的领域。不是朝着癫狂的方向，并非如此——人人皆可发疯的说法是不对的。但人人都可以信仰。为了不让家庭蒙羞，他们必须变得神圣。

这个词在书中并未出现，按照父母的信仰，白痴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神祇，万物总得有个称呼吧；他只是不同于其他生命体；他就是他自己，迥异于其他任何孩子或年轻人；他们义无反顾的爱和唯一就在这另类之中。被排除在外？那么你们自己读一读《白痴》吧，你们会看到，信仰不仅是头脑的形而上的能力。情形是一种完全自我的物质，它始终植根于激烈冲突之中，只有荒诞的信仰可以将它从诅咒中拯救出来，在这里是指，从精神病理学专有词汇中拯救出来。如果心理医生把上帝的圣徒们都当作偏执狂，那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白痴？这个词出现在情节里，但仅在父母跻身人群之时。他们用他人的语言说自己的孩子，用医生、律师、亲戚的语言，但他们了解得更清楚。他们对别人撒谎，因为他们的信仰没有传教的特征，所以也没有要求异教徒皈依的那种咄咄逼人。况且父母都非常清醒，从未有片刻相信皈依的可能性：对此他们并不在意，毕竟要拯救的并非整个世界，而只是三个个体而已。只要他们活着，有共同的教堂足矣。这里既无关羞耻，也与声望无涉，更谈不上日渐衰老的夫妻俩发疯的问题，那种疯病被称为“二联性精神病”[原文为法文，folie en deux，意为“二人共享的疯狂”，形容一个有精神病症状的人，将妄想的信念传送给另一个人。]。这只是尘世中短暂的、发生于有中央供暖的房子里的爱之胜利，它表现的是那句“因为荒谬，所以相信”[原文为拉丁文。]。如果这是疯癫，那么每一种信仰都不过是发疯。

斯帕兰扎尼一直在夹缝中前进，因为对于小说来说，最大的危险在于成为对圣家族的模仿。父亲年纪大？那就是圣约瑟了。母亲小得多？圣母玛利亚。至于那个孩子……我想，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写过《白痴》，这种寓言性根本就不会出现——或者如此漶漫不清，只能被少数人勉强发现。可以这样说，斯帕兰扎尼对《福音书》绝无否定之意，也丝毫没有想去触及圣家族，而如果最终还是产生了——这无法完全避免——这种意外后果，那么“罪责”只能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白痴》来承担。原来如此，作品的弹药火力原来是以这种方式集中于此，只是为了瞄准大文豪展开攻击！梅什金公爵，这位圣人般的癫痫患者，被介绍为苦行僧般的年轻人，一个带有癫痫标记的耶稣——他在这里是一个连接符、一个传递点。斯帕兰扎尼的白痴有时以颠倒的符号令人想起他！这仿佛是疯子的变体，恰恰可以这样去想象那个面色苍白的少年梅什金，当癫痫带着它神秘的光环、野兽般的抽搐发作时，他天使般的青春形象第一次被彻底粉碎。小伙子是个傻瓜？是的，但是直到初领圣餐，他高贵的愚蠢行为一直持续不断，例如他因为音乐感到窒息，于是砸碎唱片，自己也受了伤，然后试图把带着自己鲜血的唱片吞下去。这是一种形式的圣餐变体论[圣餐变体论，也叫变质说、化质说，是基督教神学中有关圣体实在的理论之一，认为面包和葡萄酒可以通过圣餐礼转化为基督的身体与血液，这一说法为罗马天主教所认同。]，也是一种尝试——显然巴赫的音乐里有什么在叩开他混乱的意识，如果他想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就吃掉它。

假如父母把整件事都托付给机构化的上帝，或者，假如他们创造一个三人的宗教替代品，某种邪教，连同一个假冒上帝的心智未开的神，那么他们的失败是注定的。但他们一刻也未停止担当普通的、真正的、备受折磨的父母，他们甚至从未想过有关宗教的途径，他们从未允许任何人、任何并不急切的事立刻成为必要之事。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创建任何体系：是他，因缘巧合，出生在他们家，现身于他们面前，事出意外，并无计划，甚至令人怀疑。他们没有经历过任何显现，开始时就他们自己，也还剩下他们自己。所以是尘世之爱，只有尘世之爱。我们已经摆脱了文学中的爱的力量，文学在汲取了玩世不恭的态度之后，自己古老的浪漫主义脊梁已经被精神分析学说打得粉碎，对曾经汲取养料的、人类命运波浪起伏的这一部分已经视而不见，尽管恰恰是爱为我们哺育了整个历史的经典文学。

这是一部残酷的小说。先是关于无边无际的代偿天分，所以也是关于创作，每个人，随便某个人，只要命运让他经受相应任务的折磨，他就能成为创作的源泉。而接下来，是关于爱可能呈现的形式，即便它已被剥夺希望，已被投入绝望的深渊，但仍未放弃爱的对象。在这样的语境下，那句“因为荒谬，所以相信”是“生有涯，而爱无涯”的现世对应语。小说讲述的是（这已不再是一出父亲和母亲的悲剧，而是一份人类学报告了），在各种微观机制下，是如何产生了可命名世界万物的纯粹意向性，所以这并非超验，不，这里要说的是，未被随机发生的强烈耻辱和丑陋所侵扰的世界，也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也就是说，“转换、变形”等词语所包含的内容。假如我们不能将恶魔的特征转变为天使的相关性，我们就无法延续：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对超验的信仰可以是完全不必要的，没有它也可以抵达神正论的慈悲（或磨难），因为人的自由并不栖身于认识事物的各种状态，而在于可以为它们赋予新的意义。如果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这里涉及的其实是极端的奴役——以爱的方式！），那就再没有别的可能了。斯帕兰扎尼的《白痴》不是双性同体的基督教神话寓言，而是无神论的异端邪说。

斯帕兰扎尼就像用老鼠做实验的心理学家，将其作品中的主人公拿来做试验，以验证他的人类学假说。与此同时，该书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抨击，仿佛后者仍然在世且仍在写作。斯帕兰扎尼写自己的《白痴》，是为了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证明其乃糟糕的异端。我不能说，他的抨击得偿所愿，但我明白其意图：要摆脱那位伟大的俄国人将自己的时代和接下来的时代都封闭其中的受诅咒话题。作者的意思是，艺术不能只向后看，不能满足于耍杂技，需要新眼睛、新视角，首先是新思想。同时，让我们记住，这是第一本书。我将期待斯帕兰扎尼的下一部小说，我已很久没有如此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