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自制图书”的沉浮往事是一件很有教益的事。出版市场上的这个新生事物引发的争论如此热烈，以致掩盖了现象本身。也正因如此，导致此事失败的原因至今不明。没人尝试在这方面进行一次民意调查。也许这是对的，也许决定这场游戏最终命运的普罗大众，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项发明足足流行了20年，令人惊讶的只是，为什么之前没人付诸实施。我记得那个“小说建造套装”的最初几册。一个像一本大书的盒子，里边装着说明书、目录以及一套“建造部件”。建造部件是一些宽窄不一的纸条，上边印有散文片段。每张纸条的边缘都打了小孔，便于装订，还印着各种颜色的数字。按照“基础色”黑色的编码排列所有纸条，就能获得“初始文本”，它通常由至少两本经过适当删节的世界文学名著组成。假如套装只用于此等重构，那就失去了意义和商业价值。关键在于存在将各部分重新洗牌的可能。说明书通常会给出几个重新组合的范例，纸片边缘的彩色数字就是干这个用的。创意的专利属于“环球公司”，涉及的是著作权已经失效的书籍。都是一些经典作家的作品，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由出版社里不知名的小组适当删节。发明者们必定会将这个大杂烩指向某一类人，对经典的改造和扭曲（其实是其原始粗劣版本）可能令其开心。你拿到手的有《罪与罚》《战争与和平》，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其中的人物形象。娜塔莎可以在婚前和婚后放纵，斯维里加洛夫可以娶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妹妹，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可以逃脱惩罚，与索尼娅一起前往瑞士，安娜·卡列尼娜不是因为伏伦斯基背叛丈夫，而是跟仆人有染，等等。批评家们异口同声地抨击这种亵渎行为，而出版商则竭尽所能自我辩护，甚至相当自如。

附在套装里的说明书断言，依此就可以学会编排小说素材的规则（“初学写作者最适宜！”），也可以把套装用作心理投射试验（“告诉我，你拿《绿山墙的安妮》怎么样了，我就告诉你你是谁”）。一句话——这是文学新人的训练工具和给每一位文学爱好者的游戏。

不难相信，出版商的意图并不高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在说明书中提醒买家，不要使用“不恰当”的组合。这是指将文本段落进行重组，给原本纯洁无瑕的场景赋予反义：通过加入一句话，两个女人间清白的谈话就开始带上了同性恋暗示，也可能会导致，在狄更斯笔下的高贵家庭里发生乱伦事件——任由灵魂的渴望行事。“提醒”可以被理解为鼓动，措辞巧妙，没人能指控出版商有伤体面。是的，因为他们既然在说明书中指明，不应该这么做……

著名批评家拉尔夫·萨默斯因为无能为力而倍感愤怒（在法律方面此事无懈可击，出版商为此竭尽所能）。他写道：“所以当代的色情已经不够了。还得以相似的方式玷污过去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本都去除了肮脏的意图，而且恰恰是坚决反对的。这种黑弥撒的廉价替代品，每个人都可以花上4美元，自己在家里，在被害的经典人物毫无防备的身体上实施，这是真正的耻辱。”

人们很快发现，萨默斯在其预示灾祸的发言中有些夸张的成分：生意并不像出版商预期的那么红火。于是他们很快就开发出新的“建造套装”，完全由空白页组成的书卷，可以立刻将带文本的纸条排列在里边，因为这些纸条和书页都涂抹着单分子磁性薄膜。“装订”工作因而大大简化。然而这一创新也没有走红。难道是像某些理想主义者（如今已经非常稀少了）推测的那样，公众拒绝参与“折磨经典”？很遗憾，我觉得，归因于如此高尚的态度站不住脚。出版商私下的期望是，希望很多人会喜欢上这个新游戏。说明书的某些段落写道：“自制图书”让你能对人类命运获得类似上帝的权力，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才享有此等特权。拉尔夫·萨默斯在一篇抨击性文章中声称：“你可以立刻贬低所有高贵，玷污圣洁的一切，伴随这些工作的将是愉悦的感觉，即你不必倾听什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说教，因为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在这里施展你的权力！”

可是，愿意做这种“玷污者”的人为数寥寥。萨默斯预言“作为攻击文化中永恒价值的新萨德主义”将繁荣兴盛，但与此同时“自制图书”的销售却乏善可陈。我们暂且相信，公众是受了下面这句话的影响：“这一丁点儿的理智和正义被亚文化的痉挛成功地遮掩了。”（L. 埃文斯，载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笔者不赞同埃文斯的观点——尽管希望如此！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我推测，事情简单得多。对于萨默斯和埃文斯，对于我，对于栖身于大学季刊内的几百位批评家，以及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书呆子来说——无论是斯维里加洛夫、伏伦斯基、索尼娅·马尔梅拉多夫，还是伏脱冷、绿山墙的安妮、拉斯蒂涅，都是极其熟悉、亲近，有时甚至比许多现实中的熟人更加生动真实。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那只是些空洞的发音，无意义的称呼，所以对于萨默斯、埃文斯来说，对于我来说，将斯维里加洛夫与娜塔莎联系起来是可怕的事，但对于公众来说这与X先生与Y女士的结合别无二致。对于更广大的公众来说没有固定的象征价值——无论是高贵的感情还是道德败坏——这类形象无法吸引人们来进行颠倒黑白的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游戏。他们完全是中性的。对任何人都无所谓。而出版商们尽管玩世不恭，却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并未真正理解文学在市场上的状态。如果某人发现某本书中蕴藏着巨大的价值，那么将此书用作鞋擦，对他来说就不仅是蓄意破坏，而且是黑弥撒——就像萨默斯想的那样，因为他就是这么写的。

然而，当今世界对于这种文化价值的无动于衷已经远超游戏作者的预想。没人想玩“自制图书”并非因为心怀高贵情操，克制了亵渎经典的欲望，而只是因为，人们并未发现四流作家的书与托尔斯泰的作品之间有什么差别。二者都无所谓。哪怕公众中尚有“践踏的欲望”，那么在他看来，“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值得践踏”。

出版商理解了这特别的一课吗？在某种意义上是的。我不认为他们是按照上述的文字理解了现状，但是，凭本能、凭嗅觉，他们还是开始向市场推出“建造套装”的改良版，而且销售情况好转，因为可以组合纯粹色情和龌龊的文字拼图。残余的唯美主义者大松一口气，至少那些伟大杰作的遗骸得到安宁。于是他们不再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精英文学季刊上，那些义愤填膺、顿足捶胸的文章消失不见了。因为非精英读者圈里发生的事，与艺术的奥林匹斯山及其宙斯们毫不相干。

那座奥林匹斯山后来又醒来了一次，是因为贝纳德·德·拉泰勒按照翻译成法文的《盛会》（The Big Party）套装改造出一部小说，并因此获得了费米娜奖。这可引发了一场丑闻，因为狡猾的法国人忘了通知评委会，他的小说并非完全原创，而是组合的产物。德·拉泰勒的小说《黑暗中的战争》倒并非毫无价值，其改造过程要求才华和旨趣兼备，“自制图书”的普通买家是不具备的。但这一孤立事件并未改变什么；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场游戏介乎于愚蠢的玩笑和商业色情之间。没人靠“自制图书”发大财。已经学会最低要求的唯美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如今街头爱情小说里的人物已经不能涉足托尔斯泰式的沙龙了，而高贵的姑娘，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姐妹，也已经无须再跟盗匪和恶棍们为伍了。

在英国，“自制图书”的一个搞笑版本仍在繁衍；他们出版的套装，可以让人按照“纯属胡扯”[原文为英文。]的规则来搭建短文。自学成才的文学家很开心，在他们的微型小说里，人代替果汁，被伙伴们倒进瓶子；加拉哈德爵士跟自己的马玩恋情；做弥撒时，神父在神坛上启动了电动火车；等等。显然，这让英国人开心，一些报纸为这种小短文开辟了专栏。然而，“自制图书”在欧洲大陆事实上已经绝迹了。我们可以引用某位瑞士批评家的推测，他对这场游戏的失败原因有与我们不同的解释，他说：“公众过于懒惰，甚至连亲自强奸、脱衣、折磨都不干了。如今这一切都让专业人士代劳。‘自制图书’要是出现在六十年前，倒有可能成功。它诞生得太晚，所以胎死腹中。”除了长叹一声，对这一论断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