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社）

无薪讲师W. 克洛佩的《文化是错误》作为一个原创性的人类学假说，无疑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然而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不禁想先谈一谈本书的形式。只有德国人才能写出这本书！对井然有序的分类的热爱催生了无数本手册，将德国人的灵魂变成了一个活页夹。看着这本书的目录中闪烁着无与伦比的秩序，我们不禁想道：如果上帝是德国籍，世界可能未必会变成一个更适合生活的地方，但肯定会实现更高的纪律和秩序观念。这种秩序的完美是压倒性的，尽管它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对意见。我无法在此讨论这种对集合列队、对称和向右对齐的纯粹形式上的偏爱，是否对德国哲学的某些典型内容——尤其是其本体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黑格尔热爱宇宙就像热爱普鲁士一样，因为普鲁士有秩序！甚至连那位热衷研究美学的思想家叔本华也在他的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展示了操练说明文的样子。那费希特呢？我必须放弃语无伦次带来的乐趣，虽然这让不是德国人的我感到无比为难。说重点，说重点！

克洛佩在本著作的两卷中都附上了前言、序言和引言（理想形式：三合一！）。他首先开宗明义，将那种把文化理解为错误的观点视为谬误。这种观点具有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特征，该学派的主要代表有威斯尔和萨德伯坦，根据这一错误（作者语）观点，有机体的任何行为方式只要既不妨碍也不利于其自身生存，就是错误。在进化过程中，能否存活下来是行为是否有意义的唯一评判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一只行为方式更利于自身生存的动物，就比那些正在灭绝的动物更有意义。没有牙齿的草食动物从进化的角度上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刚一出生，就注定要饿死。同理，有牙齿的草食动物不去吃草，却啃起了石头，那么它们从进化的角度上说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也注定会消失。克洛佩接下来引用了威斯尔的一个著名例子。英国作者提出，假设一群狒狒中有一只老年狒狒是这群狒狒的首领，在吃鸟的时候纯粹出于偶然从左侧下口。那么我们再假设它右手的一只手指受伤，当它要把鸟送到嘴边时，将猎物的左侧朝上更为方便。年轻的狒狒们看到首领这样做，把它的行为奉为圭臬，纷纷效仿。不久后，也就是到了下一代时，这群狒狒中的每个成员在捉到鸟以后都会从左侧下口。从适应的角度来看，这一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狒狒来说，从任意一侧食用猎物都同样有利；然而，这种行为模式已经在这个群体中根深蒂固。这是什么？这是文化（初始文化）作为适应性无意义行为的开始。众所周知，威斯尔的这一概念不是由人类学家，而是由英国逻辑分析学派的哲学家约书华·萨德伯坦发扬光大的。在质疑他的观点前，我们的作者在下一章中对其进行了总结（《约书华·萨德伯坦文化错误理论的缺陷》）。

萨德伯坦在自己的大作中宣称，人类集体是因为错误、纰漏、失败、过失、谬误和误解才创造了文化。当人们想做一件事时，实际上是在做另一件事；渴望领悟现象的机制时，却又误解了它；追寻真理却得到了谬误，风俗、习惯、信仰、圣礼、奥秘、神力就是这样产生的，命令和禁令、图腾和禁忌也是这样产生的。人们对周围的世界做出谬误的分类——图腾崇拜就应运而生；人们进行谬误的归纳，先是提出了神力的概念，然后就是绝对的概念；人们对自己的身体结构产生错误的想象，于是出现了道德和罪恶的概念；如果生殖器像是蝴蝶，而受孕像是唱歌（遗传信息的传递工具就是空气的特定振动），那么这两种概念将会和现在截然不同。人们创造了三位一体，于是神的概念就出现了；人们互相抄袭，于是神话开始相互交织折中——拥有自己教义的宗教出现了。简言之，行为随意，不恰如其分，适应上的不完美，错误理解他人的行为、自己的身体、自然中的物体，把偶然当作注定，把注定当成偶然，也就是臆想出越来越多的虚构的生命，人们用文化为自己建起围墙，根据文化的设定扭曲了世界的图景，几千年后又发现，他们在这监狱里并不十分自在。开始总是无辜的，甚至表面上是无关紧要的，就像那些吃鸟时总是从左侧咬食鸟胸的狒狒一样。可是当意义和价值体系从这样的琐事中出现，当错误、过失、误解累积到足以在整体上形成闭区间（用数学的语言来说）时，人就已经把自己囚禁了起来，囚禁在纯粹偶然的杂乱之中，而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更高级的需求。

萨德伯坦作为一个博学之人用大量民族学的事例来证明他的观点。我们还记得，他的那些对比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尤其是那几个“偶然论 vs 决定论”的表格，他把所有对各类现象的错误的文化解释都在上面做了对比：实际上许多文化都把人类的死亡当作某个意外造成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最初人是不死的，但人因为堕落而亲手剥夺了自己的这个特性，或是某种邪恶力量的干预将这一特性剥夺了。与此相反，偶然的事物——人在进化中形成的外貌，所有文化都称其为注定的必然，正因此，时至今日各个主流宗教依然宣称，既然人是依照神的样子创造的，那么他在身体样貌上的相似就不是偶然的）。

克洛佩讲师对英国同行的假说提出的批评既不是头一份，也不是独一份。作为一个德国人，克洛佩把批评分成两个部分：内在部分和实证部分。在内在部分他只是否定了萨德伯坦的论点：我们将略过这并不十分重要的部分，因为它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在专业文献中已是老生常谈。在批评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实证部分，威廉·克洛佩终于和盘托出自己的对立假设“文化是错误”。

论述从一个生动的例子开始，我们认为这恰如其分。各种各样的鸟用不同的材料筑巢。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同一种鸟不会用完全相同的材料筑巢，因为这要取决于它在周围找到什么东西。鸟最容易找到哪种材料，如草叶、树皮、树叶、贝壳、石子，纯属机缘巧合。所以一些鸟巢里会有更多的贝壳，而另一些鸟巢里会有更多的鹅卵石；有的鸟巢可能是用树皮搭建的，而其他的鸟巢则是由羽毛和苔藓搭建的。尽管建筑材料无疑对鸟巢的形成有所影响，但是不能一本正经地说鸟巢是纯粹偶然的产物。鸟巢是适应的工具，虽然它是用随机找来的碎片搭建起来的；文化也是适应的工具。但是——这里是作者的新思想——它和动植物王国典型的适应截然不同。

“Was ist der Fall？”[德文，意为“这是什么情况？”。]克洛佩问，“这是什么情况？”情况是这样的：作为肉体存在的人类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必要的。根据现代生物学知识，人类的构造可以和现在不同；可以活上600岁，而不是平均60岁；可以拥有结构不同的躯干、四肢，有不同的生殖器、另一种消化系统，比如可以完全是植食动物，可以卵生，可以两栖，可以只在每年的发情期里生育一次等。诚然，人类拥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非常必要，没了它人就不再称为人。那就是人类拥有一个能够产生言语和进行思考的大脑。然而，在审视了自己的身体和这个身体带来的命运后，人类心有不甘。人生短暂，而任人摆布的童年又会持续很长时间；一个人最成熟的年龄段只占一生中的一小部分；刚要完全成熟，便已开始老去，但与所有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人知道衰老会将自己引向何方。在自然进化的环境中，生命会不断遭受威胁。因此，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保持警惕，所以痛觉传感器、感受痛苦的器官就成了促进自我保护机制发展的信号，进化在一切有生命的事物中蓬勃发展。然而，没有任何进化的理由，也没有任何塑造有机体的力量，能平衡这种情况，恰如其分地赋予生命系统对等的感受快乐和享受的器官。

克洛佩说，人人都会承认，饥饿的绞痛、口渴的痛苦、窒息的折磨比正常呼吸、喝水和吃饭带来的满足感要强烈得多。只有性是这种痛苦和快乐不对称的通用原则的一个例外。但这也容易理解：如果我们不是拥有两种性别的生物，要是我们的生殖系统的结构像花一样，那么它的功能将不具备任何积极的感官体验，因为那时鼓励人们积极活动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性愉悦的存在，以及在其基础上建立起的爱之国度的大厦（克洛佩一旦不再枯燥乏味地陈述，他的话语就立刻变得感性而富有诗意！），都仅仅源自性别这一事实。如果雌雄同体人存在，他就会自相云雨的论调真是大错特错。这就是无稽之谈，他只会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关心自己。我们所说的自恋，还有我们想象雌雄同体人会感受到的自我爱慕，只是次要投影，是映射导致的结果：这种个体会把外部世界、理想伴侣的图像臆想到自己身上（此后大概70页的内容都是针对单性、双性、多性作为塑造人类天然性别的可能性问题展开的深入讨论，我们将略过这一大段偏题的内容）。

克洛佩发问，文化与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文化是新型的适应工具：文化不仅本身从偶然中产生，文化还促使我们所处情形中的一切事实上偶然的东西，站在了更高级、更完美的必然性的光辉之下。所以，文化通过创立宗教、习俗、法律、命令和禁令，把不足的事物变成完美的事物、负变成正、缺点变成完美、残缺变成完整。痛苦让人感到折磨？是的，但它使人高尚，甚至能够拯救一个人。人生苦短？是的，但来生永存。童年艰辛而又幼稚？是的，但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甚至圣洁。衰老很可怕？是的，但它是在为永恒做准备，而且人们不是应该因为老人年长而尊重老人吗？人类是怪物？是的，但这不是他的错，是先祖犯下了罪行，也可能是魔鬼干预了上帝的行为。人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总追寻人生的意义，是不幸吗？是的，但这是自由的结果——自由是最高价值，所以为了得到它，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也没什么，被剥夺自由的人比拥有自由的人还要不幸！克洛佩强调，动物不去区分粪便和腐肉，它们把两者都看作生物的排泄物。对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来说，把尸体和粪便画上等号同样是正确的，但我们会悄无声息地处理掉后者，庄严肃穆、大张旗鼓地对待前者，给尸体配上昂贵、华丽的包装。这是文化作为一个帮助我们接受痛苦事实的制度提出的要求。肃穆的葬礼是一种安抚手段，让我们从死亡唤起的天生叛逆和反抗中平静下来。在一生中，头脑被越来越广博的知识填满，最终却还是要在腐烂的水坑中消散，这真是耻辱。

所以，文化能够安抚人类对自然进化的一切意见、愤恨、怨气，所有这些偶然出现的肉身属性，未经商榷也未经同意就从亿万年的特定适应过程中遗传来偶尔致命的属性。文化披着守护者光鲜亮丽的官服，带着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遗产，带着那些深入骨髓、连筋带肉的肮脏疾病和胎记，用无数愚蠢的托词安慰我们，提出自相矛盾的论点，时而诉诸情感，时而诉诸理性，因为任何能够说服我们的方式都对它有利——把消极的迹象转化为积极的迹象，把我们的贫困、我们的缺陷、我们的弱点变成美德、完美和显而易见的必要性。

克洛佩讲师用华丽多变又不失学术庄严的风格为论文的第一部分画上句号，我们只是在这里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它的内容。第二部分则是解释对文化的真实功能的理解是何等重要。人类能够借此接收到未来的预兆，而未来正是人类自己通过建立科技文明创造的。

“文化是错误！”克洛佩如是说，这一观点的简洁明了让我们想起叔本华的思想“世界是意志！”。文化是错误，并不是指文化是偶然产生的，不，它是必然产生的，因为正如第一部分所阐释的——文化为适应服务。但文化只是从心理层面服务于它，毕竟它没通过各种信仰的教义和训诫把人类变成真正的不死之身，它也没有按照真实的造物主（上帝）造出偶然的人，它也没有真正地消除哪怕一丝个体的悲痛、苦难和折磨（此处克洛佩是忠实于叔本华的！）——这一切行为都只停留在精神层面、说教层面、解释层面，它为没有任何内在意义的东西赋予了意义，它将善与恶分开，将恩典和堕落分开，将耻辱和高尚分开。

但技术文明来了，先是碎步前行，用原始机器的废铜烂铁爬行，爬到文化脚下。建筑物开始震颤，晶体整流器的墙壁破碎了：技术文明承诺人类，它将改善人类的身体和大脑，将真正使他的灵魂得到优化，这令人出乎意料的巨大力量（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信息，在20世纪爆发）宣告人类有机会延长生命，甚至永垂不朽，有机会快速成熟并且永葆青春；有机会获得肉体上无尽的愉悦，甚至消除“自然的”（衰老）和“偶然的”（疾病）折磨和痛苦；有机会获得自由，摆脱以往不可避免的事情（自由意味着人类可以选择自身的自然属性，增强天赋、提高能力、增加智慧的可能性，甚至赋予一个人想要的任何外表、功能，面部、身体、感官，几乎可使其永恒）。

在面对这些已经被现实证明过的承诺时，我们应该怎么办？沉浸在庆祝胜利的舞蹈中，我们应该把文化，瘸子的拐杖、跛子的高跷、瘫痪者的椅子，这个强加在我们羞耻的身体上的补丁系统，强加在我们羸弱身体上的缺陷，这个使用过度的拐杖视为一个时代的错误。因为对于可以长出新的肢体的人来说，假肢有什么用呢？难道当我们让一个人重见光明后，还要让他紧握住白色手杖吗？难道应该要求一个从眼睛里取出白内障的人再次失明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将这些没有用处的破烂存放在过去的博物馆中，以便昂首阔步朝向前方充满荆棘，却又无比美妙的任务和目标吗？只要我们身体缓慢生长、迅速退化的这些本质，仍是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一道无法跨过的屏障、一条存在的边界，文化就会让人类更容易适应这种灾难性的情况，直至千秋万代。而且如作者所言，正是文化将缺陷变成了价值，把缺点变成了优点，就好像有人注定拥有一辆破烂、丑陋的糟糕汽车，慢慢爱上了它的缺陷，在它的破旧中寻找更高理想的证据，在它持续不断的问题中找到自然的法则、造物的法则，在突突作响的化油器和嗡嗡直叫的车轮中发现了上帝的作品。只要没有另一辆车，这就是非常有效、非常恰当、唯一正确，甚至唯一理性的政策。那是当然！可是，现在有一辆新车驶入眼帘了呢？还要紧抓着断开的辐条，为即将失去的丑东西感到绝望，为即将到来的新款汽车的美丽而高声呼救吗？是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已经太久了——千万年啊！人类仍在不断屈从于自己在进化中支离破碎的本性，这上千年来巨大的力量，让人爱上一个给定的状态，它满是贫瘠、毫无魅力、充满痛苦，生理上也是千疮百孔。

人类在接连出现的各种文化形态中苦苦挣扎，说服自己相信极限、唯一、特殊，尤其是相信命运的不可替代，而现在只要看到解脱的机会，就会退缩、颤抖、遮住双眼、惊声尖叫，转身躲避技术“救世主”，想要逃到任何地方，手脚并用地跑进森林，想亲手把这朵科学之花，这知识的奇迹掰断、摧毁、践踏，只要不让他把自己古老的价值观扔到垃圾场就好，这些价值观可是他用自己的血肉夜以继日地滋养起来，才强迫自己爱上它们的！但这种荒谬的行为，这种震惊，这种恐惧，从任何理性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愚蠢的。

对，文化是错误！但它只是那种看到光亮就闭上眼睛，讳疾忌医，名医站在床边病人却仍执意烧香拜佛的错误。直到知识达到一定高度，方才会出现这种错误，而此前却是绝无仅有；这种错误是执拗，是驴子般的倔强，是顽固不化的反感，是惊恐的颤抖，是被当代“思想家”称为对世界变革的智力诊断。文化，这个假肢系统必须要抛弃，这样我们才能将自己置于知识的保护之下，知识会改造我们，赋予我们完美；这种完美并非虚构，也并非强加于人，更不是来自内部自相矛盾的复杂安排和教条的诡辩，而是纯粹事实的、物质的、完全客观的。存在本身会变得完美，而不仅是它的阐述，它的解释！文化，是进化推动论这种傻话的捍卫者，是失败行为的讼棍，是原始主义和平庸躯体的辩护人，它必须赶快消失，因为人类的事业进入了另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此前不可侵犯的必要性的高墙正在倒塌。技术的发展正在毁掉文化吗？它会为之前生物学制约统治的地方提供自由吗？当然！我们不应为脱离奴役流泪，而应该疾步离开它那黑暗的房子。因此（结尾由铿锵有力的结论开始）：一切关于新技术对传统文化造成威胁的话都是真的。但我们不应该为这种威胁感到担忧，没必要修补四分五裂的文化，也没必要用钳子勒紧教条，来抵御高级知识对我们的身体和生活的入侵。现在，文化依然是一种价值观，但将来会变成另一种价值观——一种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它曾是巨大的温床，是子宫，是孵化器，发明创造在其中生根发芽，并在艰难困苦中孕育出科学。诚然，就像正在发育中的胚胎吸收蛋清物质中无效、消极的部分一样，正在发展中的技术吸收文化、消化文化，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物，因为这就是胚胎和卵子的命运。

克洛佩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理解走过的道路和延伸到未来的道路，一切从未像过渡时期这般艰难，因为这是一个概念混乱的时代，但这个过程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无论如何都不该认为，从生物奴役王国到自我创造的自由王国的过渡会一蹴而就。人类无法一劳永逸地完善自己，自我改变的过程将一直持续千百年。

克洛佩说：“我敢向读者保证，传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受到科学革命的恫吓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问题，就如同狗对取下自己项圈的渴望一样。这种两难问题让人相信自己是矛盾的旋涡，即使技术手段允许也无法从中脱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改变身体的形状、减弱侵略的欲望、增强智力、平衡情绪、改变性别、让人摆脱衰老、摆脱生育工作。不能这样做，是因为至今没人这样做过。而既然这件事至今都没人做过，说明它本来就邪恶透顶。科学不允许人文主义者用一系列随机事件，用进化过程中的数十亿次灾变——板块向四面八方运动、庞大的冰川、恒星爆炸、磁极改变等无数其他事件——解释人类精神和身体呈现当前状态的原因。进化先从低等动物开始，再到类人猿，以随机方式进行，通过选择挤成一堆，日复一日地刻在基因里，就像赌桌上的骰子一样——我们要把这些话永远奉为圭臬，不可侵犯，但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对文化的诊断——对这份它带有高尚意图的工作的诊断，对智人为自己编造的最大、最难、最天马行空、最虚假的谎言的诊断——仿佛是对它的侮辱，把人类突然从那个基因欺骗仍在进行、进化过程仍在染色体上大做手脚的晦暗之处拉到智慧生命的亮堂之处。这场游戏是一个龌龊的诡计，从来没有被任何崇高的价值或目标引导。事实证明，待在这个洞穴里仅仅是为了活过今天——毫不在意这个委曲求全、投机倒把的无耻之徒明天会怎样。但是，一切都与瑟瑟发抖的人文主义者所幻想的相反，这些笨蛋、拙劣冒充理性主义者的无知者，文化将随着人类经历的变化被清理、拆解、分割、改良。只要基因大行其道，只要适应的机会主义决定着存在，就没有任何秘密，而只有受骗者的悔恨不已，猴子祖先遗传的消化不良，沿着想象的梯子爬上天空，却终归从梯子上跌落，无论你要给自己加上羽毛、光环、完美无瑕的概念，还是用后天的英雄气概强化自己，生物学都会死死拖住你的后腿。因此，任何必要的东西都不会被摧毁，而是渐渐凋零、消亡，迷信、解释、欺骗、蒙混过关，简言之——千百年来，可怜的人类的一切诡辩都是为了让令人作呕的境况稍有改善。下个世纪，信息爆炸的尘埃中将出现‘自我优化人’‘自我创造人’，他们会嘲笑我们的卡珊德拉[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阿波罗的祭司。因神蛇以舌为她洗耳或阿波罗的赐予而有预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罗，预言不被人相信。]（如果他们有用来笑的器官）。这种机会值得我们称赞，我们应该把它视为宇宙行星大事件中大有裨益的转折点，面对为我们解除束缚、打碎我们每个人脚下拖拽的枷锁的力量毫不颤抖，它将等到我们体能潜力终于耗尽时，看着我们在痛苦中自我扼杀。进化强加于我们的东西，远比我们施加给最为恶劣的罪犯的东西还要残忍，就算全世界依然认可这种状态，我也永远不会同意，到了垂死之时也要喊出‘打倒进化，自我创造万岁’！”

这篇大作具有教育意义，我们引用其原文来结束此前的讨论。其教育意义主要在于它揭示了，凡是被一些人视为罪恶和不幸的东西，另一些人就会将其认作大有裨益的东西，并把它提升到完美的高度。笔者认为，哪怕是因为优化标准过于相对化，无法被视为通用准则（用经验主义的话来说，就是准确无误的拯救行为准则），也不能将技术进化看作人类存在的灵丹妙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向读者推荐《文化是错误》，因为它不仅带有时代特征，还是了解未来的一次尝试，了解那个以克洛佩这种思想家为代表的未来学家同心协力探索，却仍旧黑暗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