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封面上名为蔡扎尔·考乌斯卡，但书中前言后的签名是本尼迪克特·考乌斯卡。是印刷错误，审校马虎，还是不可思议的恶作剧？我个人更喜欢本尼迪克特这个名字，所以接下来就用这个名字吧。为此，我要感谢B. 考乌斯卡教授，感谢他让我在阅读其作品时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几个小时。这部作品阐述的观点肯定和正统科学背道而驰，但也不是纯粹的疯狂，它实际上是介于二者之间，处于没有黑夜白昼的过渡地带，而理智在挣脱逻辑的束缚后，也不至于沦为胡言乱语。

考乌斯卡教授所写的作品证明了一种相互排斥关系的存在：要么概率论这一博物学的基础根本就是错的，要么以人类为首的生物界根本就不存在。在第二章里，教授进一步阐述，如果预测学也就是未来学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虚妄的幻觉，那么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这门学科都无法进行概率计算，而是需要进行截然不同的计算，即“基于对跖公理在时空连续体中实际前所未有的高级事件集合分布理论”（引自考乌斯卡，引用也旨在说明阅读本书的理论部分具有一定难度）。

本尼迪克特·考乌斯卡指出，经验概率论的核心有巨大漏洞。当我们不能确知某件事时，就会使用概率的概念。但这种不确定要么是纯粹主观的（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可能别人知道），要么是纯粹客观的（没人知道，也没人能够知道）。主观性概率是信息障碍的指南针：我不知道哪匹马会跑第一，就根据马的数量猜测（如果有四匹马的话，每匹马的获胜机会都有四分之一）。此时我就像一个盲人站在满是家具的房间里。概率就像是盲人的拐杖，被用来探明道路。盲人若是能够看见的话，就不需要那根拐杖了，而如果我知道哪匹马是最快的，就不需要概率论了。众所周知，关于概率论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争论将学界分为两个阵营。一些人说，其实存在两种概率，就像上文所说的那样；另一些人则认为，只存在主观性概率，因为任何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无法准确知晓。因此，一些人将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聚焦于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认识上，而另一些人则关注这些事件本身。

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真实发生了，那么它就正在发生：这是考乌斯卡教授的主要论点。概率只会出现在尚未发生某事的地方。科学如是说。可是人人都明白，两个决斗的人射出的子弹在半空中把彼此撞扁，或吃鱼时被这条鱼吞下的六年前不慎落入海中的戒指硌碎了牙，抑或围攻中炸出的弹片在厨具店以四三拍演奏出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因为子弹刚好满足作品的要求打在了大大小小的锅上。若是以上种种悉数发生，那它们就成了非常不可能的事件。科学在这方面表明，此类事实的发生频率在这些事实所属的事件集合中，也就是在所有决斗的集合中，在吃鱼时从鱼肚子里找到失物的集合中，以及在炮弹—厨具店的集合中，是极低的。

考乌斯卡教授说，科学在给我们添乱，因为对这些集合的胡诌八扯纯属虚构。概率论通常能够告诉我们，要等多久才能看到某个有着一定极小概率的事件发生，也就是需要重复多少次决斗、丢戒指以及向锅开炮，才能发生上述怪事。这纯属无稽之谈，因为想让极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完全不需要让它所属的事件集合成为一个连续系列。如果我一次扔十枚硬币，且知道一次落下十枚正面朝上或十枚背面朝上的硬币的机会是1∶796，我完全不需要为了让十枚正面和十枚背面朝上的概率相等，而至少扔796次硬币。所以我总是可以说，我投掷硬币是经验的延续，它将所有之前一次投掷十枚硬币的经验包含在内。这种投掷在地球过去5000年的历史中一定发生了无数次，所以我其实应该期待所有硬币正面或背面朝上的情况立刻在我眼前发生。因此，考乌斯卡教授还说，请寄希望于这种推论上吧。从科学的角度看来，这一推论完全是正确的，因为不论是一口气扔完硬币，还是扔一次歇一会儿，在休息的时候吃点土豆丸子或去酒馆里喝上一杯，抑或是让完全不同的人来扔，且不在一天之内扔完，而是每周一次或每年一次，这些事情对概率分布毫无影响，也毫无意义。因此，无论扔了十枚硬币的是坐在羊皮上的腓尼基人，还是烧掉特洛伊的希腊人，或是皇帝统治时期的罗马皮条客、高卢人、日耳曼人、东哥特人、鞑靼人、把俘虏赶到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人、加拉塔的地毯商、贩卖儿童的十字军商人、狮心王查理、罗伯斯庇尔，抑或是数十万个其他赌徒，也完全无关紧要。也正是因此，在扔硬币时我们可以认为这个集合极大，所以我们一次扔出十个正面或十个背面的机会是非常大的！考乌斯卡教授说，请你试着扔一下，同时抓住某个物理学家或其他概率论者的胳膊，免得他逃掉，因为这些人不喜欢别人当面指出他们的方法中的错误之处。请你试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是徒劳罢了。

随后，考乌斯卡教授进行了一项广泛的思想实验，这一实验与某种假设现象无关，而是与他本人的一些经历有关。让我们引用他的文字，简要复述一下此项分析中比较有趣的片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军医把一名护士赶出手术室门外，因为正当他做手术时，护士不小心走进了手术室。如果护士对医院很熟悉的话，她就不会把手术室的门误认为换药室的门，而如果她没走进手术室，这位军医也不会把她赶出去，如果他不把她赶出去，他的上司军医团长也不会注意到他对这位女士的不当行为（因为她是一名业余护士、一位高贵的少女），如果他没有注意到，年轻的军医就不会觉得自己该向护士道歉，也不会和她一起去甜品店，不会爱上她，更不会和她结婚，这意味着本尼迪克特·考乌斯卡教授也不会作为这对夫妇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由此可见，本尼迪克特·考乌斯卡教授（作为新生儿，而不是作为分析哲学教研室主任）出生的概率是由某年某月某日护士是否走错门的概率决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年轻军医考乌斯卡那天没有任何手术安排，而那天他的同事珀皮哈尔想把从洗衣店取回的内衣送到姑母家里，走进她家时，因为保险丝烧断了，走廊的灯就没亮，害得他从第三级台阶上摔了下来，扭伤了脚踝。也正因此，考乌斯卡不得不替他做手术。如果保险丝不烧断，珀皮哈尔就不会扭伤，在手术室里做手术的人就是他，而不是考乌斯卡。而作为一个彬彬有礼的人，珀皮哈尔不会为了把不小心走进手术室的护士赶出去，而说出那么重的话，如果他没有伤害到她，就不需要和她约会，不管是约会还是别的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珀皮哈尔和护士这次虚拟结合的产物不会是本尼迪克特·考乌斯卡，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后者来到这个世上的机会，便不在该论文的研究范围之内了。

专业的统计学家了解世界上众多事物的复杂状态，通常会避免讨论某人出生等事件的概率。为了逃避这个话题，他们说这是大量复杂因果链的巧合，因此特定卵子与特定精子结合的时空点，从抽象的角度上说确实是确定的，但从具体的角度而言则永远不可能积累足够多到无所不包的知识，使进行预测（具有Y特征的X个体出生的概率是多少，即人们必须重复多久才能让某个具有Y特征的个体必定来到这个世界）成为可能。但是，这种不可能只是技术性的，而不是原则性的，其困难之处在于收集信息，而不在于世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信息。本尼迪克特·考乌斯卡教授打算指出并揭穿这一统计学谎言。

正如我们所知，要让考乌斯卡教授出生，并不仅仅是“走对门—走错门”的选择问题。计算出生的机会不仅需要考虑一个巧合，且必须考虑许多巧合：护士被派到这家医院，而不是另一家医院；从远处看她在白帽阴影下的笑容，会让人联想到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有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因为如果他没有被射杀，战争就不会爆发，如果战争没有爆发，她也不会成为一名护士，而她来自奥洛穆茨，军医则来自俄斯特拉发，所以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其他地方，他们都很可能不会见面。因此，还应考虑射杀大公的弹道学一般理论，但是由于击中大公还会受其汽车运动的影响，所以还应考虑1914年汽车型号的运动学理论，还有刺客心理学，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处在那个塞尔维亚人的位置上的人都会向大公开枪。就算那个人开枪，要是他的手紧张得颤抖，就会射偏，所以塞尔维亚人坚定的手和眼睛没有丝毫颤抖的事实，也对考乌斯卡教授出生概率的分布有所贡献。1914年夏天欧洲的总体政治局势同样不容忽视。

反正这段婚姻既没有发生在当年，也没有发生在1915年，也就是这对年轻人真正相识的那一年，因为那时军医被调到了普热梅希尔要塞。后来，他又从那里去了利沃夫，小姑娘玛丽卡就住在那里，他的父母出于利益考虑选择娶她做儿媳。然而，由于萨姆索诺夫的攻势和俄军南翼的调动，普热梅希尔要塞被围困，当不久后要塞沦陷时，军医没能去利沃夫找未婚妻，而是被囚禁在了俄罗斯。而此时，他对护士的印象比对未婚妻还要深刻，因为护士不仅长得俊俏，那首《我的爱人，睡在花床上吧》也比玛丽卡唱得好听许多，玛丽卡没有切除声带息肉，所以总是声音嘶哑。她本应在1914年接受息肉切除手术，但原定负责切除息肉的耳鼻喉科医生在利沃夫的赌场输了很多钱，无法还清赌债（他是一名军官），他没有饮弹自尽，而是偷了团部的钱逃往意大利。这件事让玛丽卡开始讨厌耳鼻喉科医生，在她决定看另一个医生之前，她就成了别人的未婚妻。作为未婚妻，她必须要唱《我的爱人，睡在花床上吧》，而她的歌声，更确切地说是那嘶哑的声音，与布拉格的护士那清脆的嗓音形成鲜明对比，这对未婚妻是十分不利的，也让护士在战俘军医记忆中的地位超越了未婚妻。1919年回到布拉格时，他甚至没想去找以前的未婚妻，而是直奔那位护士，那个待嫁姑娘的住处。

不过，这位护士有四个追求者。每个人都想娶她，但她与考乌斯卡之间除了狱中寄出的明信片之外，没有任何具体的关联，而这些带有军事审查邮戳的明信片本身并不能在她心中唤起特别持久的感情。她的第一个真正的追求者叫哈姆拉斯，是一个不开飞机的飞行员，因为操纵飞机方向舵时，他总是会疝气发作，当时飞机上的方向舵很难操控，毕竟那还是非常原始的航空时代。哈姆拉斯做过一次手术，但没有成功，疝气还是复发了，因为手术医生在缝合肠线时犯了错。而护士羞于嫁给这样一个不飞行的飞行员，他要么一直坐在医院门诊，要么在报纸广告中寻找真正的战前疝气带，因为哈姆拉斯指望这种带子可以让他重返蓝天，不过战争让一条像样的带子变得可遇不可求。

应该注意到，此时考乌斯卡教授的“生存还是毁灭”问题完全与航空史产生了联系，特别是与奥匈帝国军队使用的飞机型号有关。具体而言，1911年奥匈帝国政府获得单翼飞机制造许可，对考乌斯卡教授的诞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飞机的方向舵很难操控，原定由维也纳新城的工厂负责制造，而事实也是如此。当时，法国安托奈特公司与这家公司一同参与许可证（来自美国法曼公司）的招标，法国公司胜算很大，因为帝国皇家装备部的普赫尔少将有个法国情妇，是他孩子的家庭教师，于是他悄悄喜欢上法国的一切，自然也偏爱法国的飞机。这将改变机会的分配，因为法国的双翼飞机带有副翼，方向舵的操纵杆非常轻盈，不会让哈姆拉斯的老毛病发作，所以也许护士最终会嫁给他。但实际上这种双翼飞机的平衡锤不太灵敏，而哈姆拉斯的臂膀力量较小，他甚至患上所谓的“书写痉挛”，此后签名都有困难，因为他的全名是阿道夫·阿尔弗雷德·冯·梅森-韦登内克·楚·奥留拉和慕纳萨克斯，哈姆拉斯男爵。所以即便没有疝气，哈姆拉斯也可能因为手臂无力而失去护士的青睐。

然而，某个唱歌剧的三流男高音出现在了家庭教师的生活中，很快就让她有了孩子，普赫尔少将把她赶出家门，对一切与法国有关的东西都没了兴趣，军队也把法曼公司许可证给了维也纳新城的公司。家庭教师是在环城路上遇到的男高音，当时她正带着普赫尔少将的几个年长的女儿，小女儿得了百日咳，所以他们尽量把健康的孩子和生病的孩子分开。普赫尔家女厨的一个朋友是给吸烟室送咖啡的，他经常上午到普赫尔家，其实是去找女厨。如果他不把百日咳带到普赫尔家，孩子就不会染病，家庭教师也不会带孩子去环城路，更不会遇到男高音，不会背叛少将，而这样的话安托奈特就会中标。可是哈姆拉斯求婚失败，后来娶了一个宫廷供应商的女儿，和她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没有疝气。

护士的第二个追求者没有任何缺陷，是米西尼亚上尉。但他去了意大利前线，得了风湿病（冬天在阿尔卑斯山）。他的死因众说纷纭：上尉正在洗蒸汽浴，一颗22口径的榴弹击中了蒸汽浴室，上尉一丝不挂地被炸飞了出去，栽进了雪地里，他们说他的风湿虽然没了，却得了肺炎。然而，要是弗莱明教授不是在1940年发现了青霉素[弗莱明实际于1928年从青霉菌培育液中提得青霉素。]，而是在1910年，米西尼亚的肺炎就能治好，然后回到布拉格进行康复疗养，而考乌斯卡教授来到世上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所以抗菌药物领域的发展时间节点在B. 考乌斯卡的出生这件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三个竞争者是一个体面的批发商，可护士不喜欢他；第四个本来就要和她结婚，但是一杯啤酒让这件事泡了汤。最后一个追求者的过去并不简单，他背负着巨额债务，希望用嫁妆还清这些债务。护士一家和这个追求者一起去参加红十字会抽奖活动，午餐有匈牙利炖肉，吃得护士的父亲口渴难耐，于是离开了正在演奏军乐的餐厅，去喝了一杯生啤，还遇见了刚从抽奖活动场地出来的老同学，要不是因为啤酒，他肯定不会遇到护士的父亲；这个老同学从他的嫂子那里知道了追求者的底细，并且没有一板一眼地把一切都讲给护士的父亲，他好像还给故事添油加醋，反正父亲回来的时候怒气冲冲，眼看就要进行的订婚也无可挽回地泡汤了。然而，如果父亲没吃匈牙利炖肉，就不会感到口渴，就不会出去喝啤酒，也不会遇到老同学，更不会知道女儿的追求者的债务，这样订婚就会完成。而因为是在战时订婚，婚礼也将很快举行。1916年5月19日炖肉中多加的辣椒救了B. 考乌斯卡教授一命。

考乌斯卡医生则在被释后回到了军队，并加入了这场竞争。闲言碎语让他得知了竞争对手的消息，尤其是已故的米西尼亚上尉的消息，据说他可能和护士有过一段情史，尽管医生当时还在囚牢中给护士写明信片。考乌斯卡医生天性是个急性子，打算解除已经和护士订下的婚约，特别是收到几封护士写给米西尼亚的信之后（天知道它们是如何落入布拉格的某个恶人手中的）。随之收到的匿名信里说，考乌斯卡对护士来说就是车子的第五个轮胎——备胎。订婚没被取消是因为医生和他祖父的一次谈话。他的祖父实际上像他的父亲一样，因为他的亲生父亲是个疯癫的败家子，根本就没有抚养过他。祖父是一位思想观念非常进步的老人，他认为年轻女孩很容易晕头转向，尤其是让她晕头转向的人穿着制服，还说自己作为军人随时可能牺牲。

于是，考乌斯卡最终娶了那个护士。然而，如果他有一个思想观念不同的祖父，或者如果这个自由主义者在80岁之前去世，婚礼就不会举行。然而，祖父的生活方式非常健康，按照卡耐普神父的建议系统地接受水疗，每天早晨的冷水浴确实延长了祖父的生命，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B. 考乌斯卡教授出生的机会就不得而知了。考乌斯卡医生的父亲是个厌女主义信徒，当然不会为这个遭人诋毁的姑娘辩护。自从他认识了谢尔盖·穆迪瓦尼先生并成为其秘书之后，对儿子就没有任何影响了。他和老板去了蒙特卡罗，回来之后用守寡的伯爵夫人告诉他的轮盘赌方法，输光了所有财产，受到监禁，不得不将儿子交给自己的父亲抚养。然而，要是医生的父亲没有屈服于赌博的恶魔，他的父亲就不会抛弃他，考乌斯卡教授也就不会出生。

谢尔盖先生，即谢尔盖·穆迪瓦尼是增加教授出生概率的一个因素。他受够了自己在波斯尼亚的财产、妻子和岳母，便将考乌斯卡（医生的父亲）聘为秘书，带他去了海边，因为考乌斯卡的父亲会多种语言，还见过世面，尽管穆迪瓦尼这个姓氏是外语，但他除了克罗地亚语之外不会其他语言。但如果穆迪瓦尼先生年轻时受到自己的父亲更严格的管教，而不是与女仆们厮混，他就能学会几门外语，不再需要翻译，也不会把考乌斯卡的父亲带到海边，后者就不会从蒙特卡罗回来之后成为赌徒，便不会被他的父亲咒骂着赶出家门，他的父亲也不会把还是个孩子的医生留在膝下，不会把进步思想灌输给他，医生就会与护士分手，本尼迪克特·考乌斯卡教授就再次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穆迪瓦尼先生的父亲在儿子学习语言的时候没有工夫监督他的学习进度，因为儿子的长相让他联想到某个教会官员，穆迪瓦尼先生怀疑他才是小谢尔盖的亲生父亲。出于潜意识里对谢尔盖的厌恶，他对谢尔盖疏于照顾；因此，谢尔盖没有学好外语。

孩子父亲的身份的确复杂，因为就连谢尔盖的母亲也不能确定他是丈夫的儿子，还是神父的儿子。她不能确认他是谁的儿子，是因为她相信凝视对怀孕的影响。她之所以相信这种东西，是因为对她人生观有权威影响的祖母是个吉卜赛人；我们已经说过，应该注意到小谢尔盖·穆迪瓦尼的外祖母和本尼迪克特·考乌斯卡教授出生概率之间的关系。穆迪瓦尼生于1861年，而他的母亲生于1832年，吉卜赛外祖母则生于1798年。因此，18世纪末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事件，即考乌斯卡教授出生前130年的事件，对他来到世上的概率分布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吉卜赛外祖母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她不想嫁给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克罗地亚人，尤其当时整个南斯拉夫都受困于土耳其的枷锁之下，嫁给异教徒并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好运。但这个吉卜赛姑娘有一个比她年长许多的叔叔，在拿破仑的手下打过仗；据说他还参与了大军从莫斯科撤退的战斗。总之，他在法国皇帝手下退伍归来后，因为品尝过无数战争中的硝烟，他深信宗教间的差异无足轻重，于是鼓励侄女嫁给克罗地亚人，那人虽然是个异教徒，却是个善良的小伙子。嫁给克罗地亚人之后，穆迪瓦尼先生的外祖母提高了考乌斯卡教授出生的概率。至于那个叔叔，当初要不是刚好在意大利战争期间到了亚平宁地区，就不会在拿破仑麾下作战，他的主人是个牧羊场主，派他去那儿送一批羊皮大衣。他被帝国卫队骑兵巡逻队拦住去路，当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入伍当兵，要么做个随军商贩：他宁愿拿枪。如果吉卜赛叔叔的主人没有养羊，或者没有在养羊的同时制作意大利需要的羊皮大衣；如果他没有派叔叔把羊皮大衣送到意大利，骑兵巡逻队就不会抓住吉卜赛叔叔，叔叔以后也不会随军征战欧洲，思想保守的他就不会说服侄女嫁给一个克罗地亚人。那么谢尔盖的母亲也不会有吉卜赛外祖母，不会相信凝视受孕，不会认为仅仅看着神父摊开双手在祭坛上唱着男低音，就能受孕得子——和神父一模一样的儿子。这样她就会相信自己完全是清白的，不会惧怕丈夫，为自己背叛婚姻的指控辩护，而丈夫就不会挑小谢尔盖长相的刺儿，会督促他学习，谢尔盖就能学会外语，也不需要任何翻译，这样考乌斯卡医生的父亲就不会和他去海边，不会变成赌徒和败家子。作为厌女症患者，他就会劝医生儿子放弃那个跟已故的米西尼亚上尉调情的姑娘，这样的话，B. 考乌斯卡教授就又没办法来到世上。

不过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察过考乌斯卡教授出生的概率范围，前提是假设他偶然性的父母都存在，我们仅通过引入其父亲或母亲行为中非常小的、完全可信的变化，由第三方（萨姆索诺夫将军、吉卜赛人外祖母、穆迪瓦尼的母亲、哈姆拉斯男爵、法国家庭教师、普赫尔少将、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斐迪南大公、莱特兄弟、治疗男爵疝气的外科医生、玛丽卡的耳鼻喉科医生）的行为引起的变化，便降低了考乌斯卡教授出生的概率。当然，同类考察方法也一定适用于嫁给考乌斯卡医生的护士或这个医生出生的概率。为了让这个姑娘和未来的外科医生考乌斯卡出生，必须发生数十亿、数万亿种情况。同理，无数事件决定着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等人的出生。这或许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比如要是生于1673年的裁缝弗拉斯蒂米尔·考乌斯卡没有出生，也就不会有他的儿子、孙子或曾孙，以及考乌斯卡医生的曾祖父，也就不会有他，更不会有本尼迪克特教授。

但是，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考乌斯卡家族和护士家族的祖先，即使当时他们还没有变成人类，而是新石器时代一群四手着地、栖息在树上的动物。当第一只古猿抓住了一只四手生物，发现自己正面对一只雌性四手生物时，便在一棵桉树下占有了她，这棵桉树就长在今天的布拉格小城区的位置。由于这只好色的古猿和这个四手女原始人的染色体混合，产生了那种类型的减数分裂，那种基因座连锁，经过后面三万代遗传，在护士的脸上创造了这种微笑，有点儿类似达·芬奇画布上蒙娜丽莎的微笑，迷住了年轻的外科医生考乌斯卡。但这棵桉树可能长在四米之外，这样四手女原始人躲避追赶她的古猿时，就不会撞到粗壮的树干后摔倒，就能及时爬到树上，也就不会怀孕；如果她没有怀孕，汉尼拔穿越阿尔卑斯山、十字军东征、百年战争、土耳其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拿破仑远征莫斯科，以及亿万个类似的事件，就会发生微弱的变化，而这些极小的变化都将导致本尼迪克特·考乌斯卡教授绝不可能出生的情况。借此我们也能看出，他存在的可能性分布包含一个概率子集，其中包含了大约349000年前，在今天布拉格的位置上生长的所有桉树的分布。这些桉树生长在那里，是因为一大群躲避剑齿虎攻击的虚弱猛犸象在吃过桉树花之后开始消化不良（这种花会强烈灼伤上颚），于是喝了许多伏尔塔瓦河的水；这些具有清洁作用的水让它们大量排便，继而在以前从未出现过桉树的地方撒下了桉树的种子。但要是当时这些水没有因为伏尔塔瓦河上游注入的水而硫化，猛犸象就不会因此而腹泻，在今天布拉格的土地上就不会长出桉树林，四手女原始人躲避古猿的时候就不会摔倒，那个基因座也不会把蒙娜丽莎的微笑遗传给姑娘，吸引到年轻医生，所以，如果不是因为猛犸象腹泻，本尼迪克特·考乌斯卡教授也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但需要注意的是，伏尔塔瓦河水域的硫化发生在公元前250万年左右，这是由于岩体的主要地槽位移产生了塔特拉山脉的中心；这一岩体导致侏罗纪泥灰岩深处喷出含硫气体，因为在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发生了一场由一颗重达百万吨的流星引起的地震；这颗流星来自狮子座流星群，如果它没有落在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而是再远一点儿，地槽就不会扭曲，含硫层也不会露出表面，就不会使伏尔塔瓦河水硫化，最终也不会引起猛犸象的腹泻。由此可见，如果不是250万年前坠落在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上的流星，考乌斯卡教授也无法出生。

考乌斯卡教授提醒我们注意，有些人容易从他的论点中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些人认为，论述表明整个宇宙就像是一台被设置好的机器，它运转的目的就是让考乌斯卡教授出生。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让我们想象一下，有人想要计算地球在其诞生的10亿年前形成的机会。他将无法准确预测何种形式的行星生成旋涡会生成未来地球的地心，他也无法准确地计算出地球未来的质量或化学成分。然而，他可以根据天体物理学知识，关于重力理论和恒星结构理论的知识，预测太阳将拥有一个行星家族，而从系统中心向外数的第三颗行星将在其他行星之间运行：这颗行星便可被认作地球，即使它看起来与预测的不同，因为无论这颗行星比地球重10万亿吨，还是有两个小月亮而不是一个大月亮，抑或是海洋覆盖比例更高，它都还会是地球。

而被某人在公元前50万年预测出的考乌斯卡教授，如果出生时是只两条腿的有袋动物，或是个黄皮肤的女人，抑或是个和尚，显然已不再是考乌斯卡教授，尽管也许他仍然是一个人。因为太阳、行星、云彩和石头等物体根本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所有有生命的有机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像是中了彩票头奖，而且这种彩票的中奖率是1比10603+12+9+6。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每天都感觉到自己和他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机会在这个天文数字上显得微不足道？所以考乌斯卡教授说，这是因为即使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发生了，就是发生了！而且，因为在常规的博彩中，我们会看到大量的空票和那一张中奖票，而在存在的博彩中，失败者是不可见的。“空票在存在的彩票中是看不见的！”考乌斯卡教授解释道。毕竟，输了这次博彩就等于没有出生，而没出生的人根本就不存在。现在我们引用一下作者写在《生命的不可能性》第一卷第619页上的话（正数第23行）：

有些人之所以来到世上，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早已提前安排好这段婚姻关系，所以某个人的未来父亲和未来母亲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缘定终身了。这种婚姻结合出的孩子在来到世上以后，可能会觉得他存在的可能性很大，不同于一个人发现他的父亲在战时大迁徙中遇到了他的母亲，甚或是他的受孕都是因为某个拿破仑的轻骑兵从别列津纳逃走后，除了抢走一杯水之外，还带走了他在村口遇到的姑娘的贞操和她的花环。这样的人可能会想，如果轻骑兵当时再着急一些，感觉到身后有一队哥萨克骑兵追击，或者如果他的母亲没有在村口找什么东西，而是如上帝所吩咐的那样，坐在家里的炉火旁，那他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也就是说，跟早已缘定终身的父母的孩子相比，他就是命悬一线了。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计算某人出生的概率，就将其未来父亲和未来母亲的出生作为概率尺度的零点，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有一千扇门连接起来的一千个房间组成的迷宫，那么从头到尾走完迷宫的概率，取决于寻路人经过的后面所有房间中全部选择的总和，而不是在某个房间里找到正确的门的单一概率。如果他在100号房间迷路了，和他在1号房间或1000号房间迷路没有区别，都一样会迷路并走不出迷宫。与此类似，没有理由认为只有我的出生受到机会法则的约束，而我的父母，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曾祖母等人的出生就不受其约束，还可以依次类推到地球生命的诞生。有人说，人类个体存在的事实是一种非常低概率的现象，这么说是没有意义的。非常低，是与什么相比？应该从何开始计数？没有建立零点，即计算、测量尺度的起点以及概率的估算，就只是一句空话。 我的推理并不能推导出，我的出生在地球形成之前就已经注定。相反，它意味着我可能根本不会出生，甚至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件事。任何关于预测个人出生的统计数据都是无稽之谈。因为它认为，任何人无论多么不可能存在，都是有实现某些概率的机会的，而我证明了，无论面对什么人，例如面包师穆茨克，人们都可以这样说：回溯到他出生之前的时代，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时刻，使当时对面包师穆茨克出生的预测，拥有无限接近于零的概率。如果我的父母在婚床上，那么我出生的概率可能是十万分之一（考虑到战后时期婴儿死亡率非常高等因素）。在普热梅希尔要塞被围攻期间，我出生的概率只有十万亿分之一；1900年时是一艾分之一；1800年时是一尧分之一，依此类推。如果一个观察者计算我在猛犸象迁移时出现胃部不适后，出生在间冰期布拉格小城的桉树下的概率，他将会算出我来到世上的概率是10603分之一。估算点向后移动10亿年，就会出现一个“吉”数量级，而要出现一个“太”数量级，则要移动30亿年，等等。 换句话说，我们总能在时间轴上找到一个点，并在此评估某人出生的机会，是非常不可能的，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无限接近于零的概率等于无限大的不可能概率。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在宣称我们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相反，我们既不怀疑别人的存在，也不怀疑自己的存在。刚才这些话，只是在重复物理学家所说的内容，因为从物理学的角度而非常识角度来看，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存在着，而且从未存在过。证明如下：物理学认为10603分之一的机会是不可能的。假设预期事件属于每秒发生的事件集合，就算该事件有10603分之一的机会发生，也不能预期它能在宇宙中发生。 今天到宇宙终结之日要度过的秒数小于10603。恒星辐射能量的速度还要比这快很多。因此，宇宙的存续时间一定短于看到每10603秒发生一次的事件发生所需的时间。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等待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就是等待一个不会发生的事件。物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热力学奇迹。例如，这些热力学奇迹包括将锅中烧着的水冻住，从地板上拿起玻璃杯碎片并将它们还原成完整的玻璃杯，等等。然而计算表明，这种“奇迹”发生的可能性要大于10603分之一。我们再补充一点，我们的计算目前仅估算了一半，即宏观数据。除此之外，特定个体的出生还由微观条件决定，即某对异性的哪个精子会与哪个卵子结合。如果我的母亲在另一天的另一时刻怀上我，那么出生的就不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这一点从我母亲确实在另一天的另一时刻怀孕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即我出生的前一年，她生下一个女孩，也就是我的姐姐。我认为她不是我这一点完全无须证明。在估算我出生的可能性时，必须将这一微观统计数据纳入考虑范围，将其包含在计算中，将使不可能的概率从10603提高到1010000。 因此，从热力学物理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宇宙不可能性现象，因为它的不可能性大到无法预测。如果假设一些人存在，物理学就可以预测这些人会生出其他人，而至于会生出哪些具体的个体，物理学必须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彻底陷入荒谬的境地。因此，要么是物理学宣称的概率论的普遍有效性是错误的，要么就没有人类，也没有狗、鲨鱼、苔藓、地衣、绦虫、蝙蝠和石松，因为这句话对所有生物都非常重要。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生命是不可能的，证明完毕。[此处原文为拉丁文，“Ex physicali positione vita impossibilis est, quod erat demonstrandum”。] 《生命的不可能性》以这些话收尾，而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为第二卷的内容所做的巨大铺垫。作者在第二卷中提出，基于概率预测未来是徒劳的。他希望证明，除了从概率角度上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以外，历史不包含任何事实。考乌斯卡教授将一个幻想出的未来学家放在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赋予他当时的一切现有知识，以便向这个角色提出一系列问题。例如，不久后一种类似铅的银色金属会被发现，如果双手一动就能让这种金属制成的两个半球相碰，变成某种像大橙子的东西，就能够毁灭地球上的生命，你认为这是可能的吗？这样一辆旧马车，一位叫奔驰的先生给它装上一个隆隆作响的一匹半马力发动机，它的数量很快开始成倍增加，令人窒息的浓烟和汽车尾气让大城市的白天变成黑夜，而这辆车在行驶后该放在何处的问题，会成为庞大都市的主要困惑，你认为这是可能的吗？根据烟花和反冲的原理，人们很快就能在月球上散步，并且地球上的亿万人将能够同时在家中观看他们行走，你认为这是可能的吗？我们很快就能制造出人造天体，上面装有设备，让我们可以从外太空追踪任何人在田野或城市街道上的运动，你认为这是可能的吗？我们将制造出一种机器，它比你更擅长下棋、作曲、翻译，能在几分钟内完成世界上所有审计师、会计师和簿记员都无法完成的计算，你认为这是可能的吗？欧洲中部很快就会建起巨大的工厂，把活人扔进熔炉燃烧，而这些不幸者的数量会超过几百万人，你认为这是可能的吗？

显然，考乌斯卡教授说，在1900年只有疯子才会相信这些事件。可这一切都已经发生。那么，假如只有不可能的事情才会发生，为什么这种秩序会突然发生剧烈变化，从此只有我们认为可信、有机会和有可能的事情才能实现？随心所欲地预测未来吧，他向未来学家们说，只要不把预测建立在计算最大概率的基础上就好……

考乌斯卡教授的大作令人印象深刻，当然值得肯定。然而，这位冥思苦想中的学者犯了一个错误，贝德里赫·弗赫里茨卡教授在《农业报》上发表的一篇翔实的批评文章指出了这一错误。弗赫里茨卡教授认为，考乌斯卡教授的所有反概率推理都是基于一个心照不宣的错误假设。在考乌斯卡推理的背后有一种“对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惊奇”，它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为什么我存在于此时、此身，以此种而不是另一种形式？为什么我不是以前存在过的千百万人中的一员，且不会成为尚未出生的千百万人中的一员？”弗赫里茨卡教授说，就算我们假设这样的问题有意义，它也与物理学毫不相干。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和物理学有关，且可以改写成如下句子：“每个存在过，也就是此前存活过的人，都是特定基因模式组成的肉体实现，基因就是遗传的砖瓦。原则上，我们可以描绘出到目前为止所有已经实现的模式。我们将面对一个巨大的表格，写满了一排又一排基因公式：每个基因公式都与特定的一个人完全对应，这个人通过胎儿发育而来。一个问题呼之欲出，表格中与我、我的身体对应的基因公式，和其他基因公式究竟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我应该考虑到什么样的物理条件，什么样的物质环境，才能实现这一差异，才能理解为什么我能指着表格上的其他所有基因公式说：‘这是其他人的。’而只能指着一个基因公式说：‘这是我的，这是我。’”

弗赫里茨卡教授解释说，无论是今天、一个世纪后，还是一千年后，物理学都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物理学中毫无意义，因为物理学本身就不是一个人，所以，物理学在研究任何东西时，例如天体或人体时，都不会区分你我、这那；为什么我称自己为“我”、他人为“他”，物理学能用自己的方式解释（基于逻辑自动机的一般理论、自组织系统理论等），但它感知不到“我”和“他”之间的存在差异。诚然，物理学可以揭示人类个体的独特性，因为每个人都是（如果不考虑双胞胎的话！）不同基因公式的化身。

但考乌斯卡教授想表达的并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构造不同，我们都有身体和精神上的个性。即使所有人都是同一个基因公式的化身，如果人类由完美相似的双胞胎组成，考乌斯卡推理背后形而上学的惊奇也丝毫不会减少。因为我们仍然可以去问，是什么使“我”不是“其他人”，让我没有出生在法老时代或出生在北极，而是此时此地。但我们仍然无法从物理学那里得到这个问题的任何答案。我和别人的这些差异便由此开始，我是我自己，我不能跳出自己，也不能和任何人交换存在；其次我才发现我的外表、我的性情和所有活着的人（以及死去的人）都不一样。这个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区别，对物理学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而这便是能够就此话题讨论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让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的，并不是概率论。

考乌斯卡教授通过提出评估自己出生机会的问题，把自己和读者引入歧途。考乌斯卡教授认为，当物理学被问及“要使我，考乌斯卡出生，必须满足什么条件？”会回答：“必须满足物理上极不可能的条件！”然而，这并不是真相。真正的问题是：“如我所见，我是一个活着的人，是数百万人之一。我想知道是什么让我在物理上与所有其他生存过、生存着、将要生存的人不同，让我既不曾是也不是他们之一，而就是我自己，且称自己是‘我’？”物理学并未使用概率论来回答这个问题。物理学声称，从它的角度来看，提问者和所有其他人之间没有任何物理上的差异。因此，考乌斯卡的论证既不涉及也不违背概率论：因为它与概率论毫无关系！

拜读过两位伟大思想家如此大相径庭的观点之后，笔者深感困惑。笔者无法解决这一两难问题，而笔者从B. 考乌斯卡教授作品中获得的唯一确定的东西，就是透彻地了解了导致这位学者出生的所有事件，以及他如此有趣的家族史。至于争议的本质，就留给更有能力的专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