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很多地方，在灯光昏暗的走廊里，在陈列矿物和鸵鸟蛋以及一个多世纪的其他生产性杂物的玻璃柜之间，幽深之处有几扇秘密的门——说秘密，至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那里没有什么值得引起参观者注意的地方。偶尔你会看到一个人从一扇门里走出来，一副想着什么事的样子，乱蓬蓬的头发，看上去像个学者。他脚步匆匆地顺着走廊走去，很可能消失在前面另一扇门里。但是，这种事情是很少发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门一直关着，看不出里面还有一个相似的——同样庞大的，在许多方面比公众知道和热衷的那个博物馆还要精彩的自然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里存放着大约7 000万件物品，涵盖生命的每个范畴，这颗行星的每个角落。每年这里还会增添10万件左右藏品。但是，实际上你只有亲眼看看，你才会感受到这是个什么样的宝库。在大柜小橱里，在设有一排排架子的长长的房间里，瓶子里浸泡着成千上万件动物标本，方方的卡纸本里别着几百万只昆虫，抽屉里塞满了亮闪闪的软体动物、恐龙骨头、早期人类的颅骨，以及无数被夹子压得很平整的植物。你简直有点儿像在漫游达尔文的大脑。光贮藏室里就有20多公里长的架子，上面放着一罐接一罐的动物，保存在甲基化酒精里。

这里放着约瑟夫·班克斯在澳大利亚采集的标本，亚历山大·冯·洪堡在亚马孙河流域采集的标本，以及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船远航时采集的标本——还有其他大量标本，不是非常稀有的，就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或者二者兼有。许多人会喜欢伸出手去摸一摸，有的还真的这么做了。1954年，博物馆从一位名叫理查德·迈纳茨哈根的热心收藏家那里获得了一批出色的鸟类标本。迈纳茨哈根是《阿拉伯半岛的鸟类》的作者，还写过许多别的学术著作。在许多年里，他一直是博物馆的一名忠实的参观者，为了写自己的书和专著差不多每天都来做笔记。箱子到达以后，管理人员连忙撬开来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说得婉转点儿也是吃惊地发现，大批标本上贴着博物馆自己的标签。原来，迈纳茨哈根多年来一直在为他们“收藏”标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有穿大衣的习惯，即使在暖和的天气里。

几年以后，软体动物部门的一位可爱的老常客——人家告诉我，他“还是一位挺杰出的绅士”——在把价值连城的海贝壳塞进他的齐默助行架的空心腿里时，被当场发现。

“我认为，总是有人对这里的东西垂涎三尺。”理查德·福泰一面领着我参观博物馆的不对外开放部分，一面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漫步穿过一个又一个部门，只见人们坐在大桌子跟前，仔细研究着节肢动物、棕榈叶子和成箱的发了黄的骨头。到处可见人们在不慌不忙地从事一个宏大的事业，这个事业是永远也完不成的，因此没有必要匆匆忙忙。1967年，博物馆发表了一份关于约翰·默里探险的报告，那是一次对印度洋的考察，这时候距离探险结束已经44年。在那个天地里，人们是以自己的速度来办事的，包括福泰和我乘坐的那部小小的电梯。电梯里有个学者模样的老头儿。电梯以大约沉积物下落的速度慢腾腾地往上移动，福泰和老头儿亲切地聊开了天。

那个人走了以后，福泰对我说：“他是个很可爱的家伙，名叫诺曼，42年来一直在研究一种名叫金丝桃的植物。他于1989年退休，但仍然每个星期都过来。”

“怎么研究一种植物要花42年？”我问。

“有点儿不可思议，对吗？”福泰表示赞同，他想了片刻，“他显然研究得很透彻。”电梯门开了，只见面前是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出口，福泰显得有点不知所措。“这就怪了，”他说，“过去这儿是植物部。”他按了按电钮再上一层楼。我们爬上后楼梯，小心翼翼地穿过几个别的部，只见研究人员在不辞辛劳地研究曾经有过生命的物品，终于找到了通往植物部的路。于是，我被介绍给莱恩·埃利斯，以及那个静悄悄的苔藓世界。

当爱默生富有诗意地谈到苔藓喜欢生长在树木的北侧的时候（“在漆黑的夜晚，树干上的苔藓就是北极星”），他指的其实是地衣，因为苔藓和地衣在19世纪是不分的。真正的苔藓实际上对生长的地方并不挑剔，因此它们不能充当天然的指北针。实际上，苔藓什么也充当不了。“也许没有哪一大群植物像苔藓那样几乎毫无用处，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在经济上。”亨利·S.科纳德写道。这话是在《怎么识别苔藓和叶苔》一书中说的，里面不无心酸的味道。该书于1956年出版，现在许多图书馆的书架上仍找得到，几乎是试图普及这个课题的唯一作品。

然而，苔藓是一种繁殖力很强的植物。即使不算地衣，苔藓仍是个兴旺的王国，大约有700个属，1万多个种。A.J.E.史密斯写的那本厚厚的《英国和爱尔兰的苔藓群》长达700页，但英国和爱尔兰绝不是突出的苔藓之乡。“到了热带你才会知道苔藓之繁多。”莱恩·埃利斯对我说。他身材瘦高，是个文静的人，在自然博物馆已经干了27年，从1990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个部门的主任。“要是你去比如马来西亚的雨林，你很容易发现新的物种。不久以前我自己也去过。我往下一看，就看到一个从来没有记录的物种。”

“因此，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个物种没有被发现？”

“哦，没错。大家都没数。”

你或许会认为，世界上不会有多少人愿意花毕生的心血来研究那个不起眼儿的东西，但实际上研究苔藓的有好几百人，他们对自己的课题怀有强烈的感情。“哦，是的，”埃利斯对我说，“会议往往开得还很活跃。”

我请他举个有争议的例子。

“哎呀，这儿就有一个，是你的一位同胞挑起来的。”他微微一笑，翻开一本厚重的参考书，里面包含几幅苔藓的插图。在外行人看来，这些苔藓最醒目的特点是彼此看上去都差不多。“那个，”他指了指一种苔藓说，“它们原本是一个属，镰刀藓属。现在重新分成了三个属：镰刀藓属、范氏藓属和Hamatacoulis。”

“这有没有引起争议？”我问，也许还真的怀着一丝希望。

“呃，这么分是合理的，完全正确。但是，这意味着要花很多时间来重新整理收藏品，所有相关的书也都将过时，因此大家有一点牢骚，你知道的。”

他对我说，苔藓也有好多谜。有个著名的例子——反正对于研究苔藓的人来说是很著名的——有一种离群索居的苔藓，名叫斯坦福湿地藓，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校园里发现的，后来又发现它生长在英国康沃尔半岛的一条小路边，但在中间的哪儿也没有遇到过。它怎么会存在于天各一方的两个地方，这是个谜。“现在，它被称为斯坦福棕色藓。”埃利斯说，“又是一次修正。”

我们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要是发现了一种新的苔藓，就要把它和所有别的苔藓进行比较，看看是不是已经有过记录。接着，你就要写出正确的描述，准备好插图，把结果刊登在体面的杂志上。对于苔藓分类学来说，20世纪算不上是个丰收时代。该世纪的许多工夫都花在清理19世纪留下的混乱和重复的摊子上。

那是个采集苔藓的黄金时代。（你也许还记得，查尔斯·莱尔的父亲就是个研究苔藓的大人物。）有个名叫乔治·亨特的英国人孜孜不倦地寻找英国的苔藓，他很可能对几种苔藓的灭绝负有部分责任。但是，多亏了这样的努力，莱恩·埃利斯的收藏品才成为世界上最全的收藏品之一。他总共有78万件标本，压在又大又厚的纸本里。有的非常古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上面蛛丝般地写满了说明，就我们所知，有些可能是罗伯特·布朗的手迹。布朗是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植物学家，曾揭示布朗运动和细胞核。他创建了该博物馆的植物部，并在最初的31年里主持这个部门，直到他1858年去世。所有的标本都保存在油光光的旧红木柜子里。这些柜子非常精美，我发了几句感慨。

“哦，那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东西，是从他在索荷广场的家里搬来的。”埃利斯漫不经心地说，仿佛是在鉴定刚从宜家家居买来的家具，“他做这些柜子是为了存放从‘奋进号’航行中搜集来的标本。”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那些柜子，好像是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看到。“我不知道我们最后怎么在苔藓学领域跟它们打上了交道。”他接着说。

这句话里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约瑟夫·班克斯是英国最伟大的植物学家，“奋进号”航行——1769年库克船长绘制金星凌日图、宣布澳大利亚为皇家殖民地的那次航行——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植物探险。班克斯支付了1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00万美元，带着另外9个人——1名博物学家、1名秘书、3名美术家和4名仆人——加入了这次为期3年的环球探险活动。天知道性格粗率的库克船长是怎么和这帮子文绉绉的、娇生惯养的人相处的，但他似乎非常喜欢班克斯，禁不住钦佩他在植物学方面的才能——后辈们也怀有同样的感情。

没有哪个植物考察小组取得过那么大的成就，过去没有，此后也没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次航行将许多不大知名的新地方——火地岛、塔希提岛、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占为殖民地，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班克斯是个敏锐和天才的采集家。即使由于检疫规定而未能在里约热内卢上岸，他还是为船上的牲口偷偷弄来一包饲料，做出了新的发现。似乎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目光。他总共带回来3万件植物标本，包括1 400件以前没有见过的——将使世界上已知的植物总数增加大约四分之一。

但是，在一个对知识的渴求几乎到了荒唐程度的时代，班克斯的巨大收获只是总收获的组成部分。采集植物在18世纪成了一种国际性的狂热。荣誉和财富都在等着能发现新物种的人。植物学家和冒险家们竭尽全力来满足世人对新奇植物的渴求，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托马斯·纳托尔，即那个以卡斯帕·威斯塔的名字来命名紫藤的人，来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个未受过教育的印刷工，但他发现自己对植物很感兴趣，徒步来回穿越半个美国，采集到了几百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植物。约翰·弗雷泽——福莱氏冷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花了几年时间在荒野里为叶卡捷琳娜女皇采集标本，最后发现俄罗斯已经换了新沙皇。新沙皇认为弗雷泽是在发疯，拒绝兑现他的合同。弗雷泽把全部东西带回切尔西，在那里办了个苗圃，向英国乡绅们出售杜鹃花、木兰、爬山虎、紫菀，以及其他来自殖民地的奇花异草，令他们欣喜万分，他自己也挣了不少钱。

只要有合适的发现，就能挣到大钱。业余植物学家约翰·莱昂花了艰苦而又危险的两年时间采集标本，收到了相当于今天20万美元的回报。然而，许多干这种事的人完全是出于对植物学的热爱。纳托尔把自己找到的大部分标本赠给了利物浦植物园。最后，他成为哈佛植物园的主任，百科全书般的《北美植物志》的作者（这本书不仅是他写的，而且大部分还是他排字的）。

那还只是植物部分。还有新世界的全部动物群——袋鼠呀，鹬鸵呀，浣熊呀，红猫呀，蚊子呀，还有别的难以想象的奇特东西。地球上的生命量似乎是永无尽头的，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一首著名的诗里指出的：

所以，博物学家注意到，一个跳蚤

捕食较小的跳蚤；

较小的跳蚤还有更小的跳蚤可以咬。

哪是尽头谁知晓。

所有这些新的信息都需要归档、整理并与已知的信息进行比较。世界迫切需要一个可行的分类体系。幸亏瑞典已有人准备妥当。

他的名字叫卡尔·林奈（后来经过允许又改名为更有贵族味的冯·林奈），但现在人们只记得他已经拉丁化的名字Carolus Linnaeus。他生于瑞典南部的拉舒尔特村，父亲是个贫穷而又雄心勃勃的路德教助理牧师。他在学业上很懒惰，因此他的父亲又气又恼，把他送到（据有的说法，是差一点把他送到）补鞋匠那里去当学徒。想到自己一辈子要往皮子里敲钉子，小林奈不寒而栗，恳求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的要求得到满足。此后，他坚持要在学术上做出成绩。他在瑞典和荷兰攻读医学，然而他渐渐对大自然产生了兴趣。18世纪30年代，他用自己制定的体系，开始为世界上植物和动物的物种编制目录，从此声名鹊起。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心安理得地对待自己的名气。他花了很多业余时间来调色和美化自己的肖像，宣称从来没有出过“一个更伟大的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他的分类体系是“科学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他还谦虚地提出，他的墓碑上应当写上“植物王子”的墓志铭。对他充满溢美之词的自我评估提出质疑绝对不是一件明智的事。这么做的人往往发现自己的名字被用来命名野草。

林奈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他持久不变地——有时候可以说是狂热地——对性感兴趣。某些双壳类动物和女性外阴的相似性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有一种蛤蜊的一些部位他给起名为“外阴”、“阴唇”、“阴毛”、“肛门”，以及“处女膜”。他按照生殖器官来对植物进行分类，把它们描述得会像人那样谈情说爱。他在描述花朵及其行为时，经常提到“乱交”、“不能生育的情妇”和“新婚之床”。到了春天，他在一段后来经常被引用的话里写道：

爱情甚至来到植物中间。男男女女……举行婚礼……以性器官来显示谁是男的，谁是女的。花儿的叶子当作新婚之床，这一切造物主已经做好了极好的安排，挂起了如此高雅的床幔，洒上各种各样淡雅的香水，新郎和他的新娘可以在那里更庄严地庆祝婚礼。一旦床铺这样准备停当，接着就到了新郎拥抱新娘，拜倒在她裙下的时候。

他把一种植物命名为“阴蒂”（即蝶豆属）。许多人认为他很古怪，这是不足为怪的。然而，他的分类体系极富魅力。在林奈之前，植物的名字过分重于描述，长得不可开交。一种普通的酸浆属植物被叫作Physalis amno ramosissime ramis angulosis glabris foliis dentoserratis。林奈把它缩短为Physalis angulata（灯笼草）。这个名字现在依然沿用。由于名称不一，植物界简直一片混乱。一位植物学家不知道Rosa sylvestris alba cum rubore，folio glabro是不是就是指别的植物学家称之为Rosa sylvestris inodora seu canina的同一种植物。林奈干脆把它叫作Rosa canina（狗蔷薇），从而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样大刀阔斧地缩短植物名称，使这些名称更易于使用并为大家接受。这需要的不仅是果断，还需要一种本能——实际上是一种天分，能够发现一个物种的显著特点。

林奈分类系统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我们很难想象还能有别的体系来取而代之。而在林奈之前，分类体系是极其随意的。动物的分类标准可以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陆生的还是水生的，大的还是小的，甚至还按是漂亮、高贵还是平凡无奇来分类。布丰根据动物对人的用途大小来进行分类，几乎不考虑解剖学上的特点。林奈按照生理特征来进行分类，把纠正上述不足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分类学——分类的科学——再也没有走回头路。

这一切当然都要花时间。他的大作《自然体系》在1735年的第一版只有14页。但是，它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到了第12版——林奈活着见到的最后一版——已经扩展到3卷，长达2 300页。最后，他命名或记录了大约13 000种植物和动物。虽然别的著作覆盖面还要更广泛——约翰·雷在一代人以前完成的3卷本英格兰的《植物通史》仅植物就包括了不少于18 625种——但是，林奈有着无可比拟之处：连贯、有序、简洁、及时。虽然他的作品早在18世纪30年代已经问世，但到18世纪60年代才在英格兰闻名遐迩，使林奈在英国博物学家的眼里成为元老级的人物。别处都没有那样热情高涨地采用他的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林奈学会设在伦敦而不是设在斯德哥尔摩的原因之一）。

林奈不是完美无瑕的。他轻信水手和其他想象力丰富的旅行家的描述，在作品里记录了怪兽和“怪人”。其中有一种野人以四肢走路，还没有掌握语言艺术，是“一种长着尾巴的人类”。但是，我们不该忘记，当时是个很容易受骗上当的时代。18世纪末，接连传说有人在苏格兰沿海看到了美人鱼，连大人物约瑟夫·班克斯也对此很感兴趣，深信不疑。不过，总的来说，林奈的差错被他那健全而往往又英明的分类方法抵消了。他取得了许多别的成就。其中，他认为鲸与牛、鼠和其他普通的陆生动物同属四足哺乳动物这个目（后来又改名为哺乳动物）。这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

开头的时候，林奈打算以一个属名和一个数字来记录每一种植物——如旋花1号、旋花2号等等，但很快发现这种办法不大令人满意，接着又想出了以双名来分类的办法。直到今天，双名分类法仍是该体系的核心。他本打算把双名体系用于自然界中的一切，如岩石、矿物质、疾病、风等等。然而，不是人人都热情地拥护这种体系。许多人因为这个体系常见的粗俗而感到不安。这有点儿讽刺意味，因为在林奈之前，许多植物和动物的俗名也是很低级的。蒲公英被认为具有利尿作用，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们称作“尿壶”。常用的名称还有母马屁、裸体女人、抽动的睾丸、猎狗尿、光屁股和大便巾。一两个这类粗俗的名称也许无意中还保留在英语里。比如，少女之发苔藓（蕨叶凤尾藓）中的“少女之发”并不是指少女头上的头发。总之，长期以来人们觉得，自然科学里有的名称应当以传统的方式来重新命名，使之更加严肃。因此，当他们发现那位自封的植物王子竟然在他的作品里不时插入阴蒂属、性交属和外阴属这类名称时，不免觉得有点儿不快。

此后的年月里，许多这类名称渐渐被弃之不用（虽然不是全部，例如普通的笠贝在正式场合仍被称作性交履螺属），为了满足自然科学越来越专门化的需要，又引入了许多别的高雅名称。尤其是，那个体系又渐渐采纳了一批等级名称作为基本架构。“属”和“种”，博物学家们在林奈之前已经使用了100多年；在18世纪50—60年代，生物学意义上的“目”、“纲”和“科”开始使用；而“门”是1876年才（由德国人恩斯特·海克尔）创造出来的；直到20世纪初，“科”和“目”一直被认为可以替换使用。植物学家使用“目”的地方，动物学家一度使用“科”，有时候把大家搞得很糊涂。

林奈曾把动物界分为六类：哺乳动物类、爬行动物类、鸟类、鱼类、昆虫类和蠕虫类，凡是不能放在前五类的都放在第六类。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把龙虾和小虾都放在蠕虫类难以令人满意，于是就创建了许多新的种类，如软体动物类和甲壳动物类。不幸的是，这种新的分类在各国用得很不统一。为了重新统一步调，英国人于1842年宣布了一套新的规则，叫作斯特里克兰法则，但法国人把这看成是专横独断，动物学会马上予以反击，提出了自己的与之相矛盾的法则。与此同时，美国鸟类学会决定把1758年版的而不是别处使用的1766年版的《自然体系》作为所有命名的基础，原因不明。这意味着，在19世纪，许多美国鸟儿被归于与它们的欧洲兄弟鸟儿不同的属。直到1902年，在国际动物学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博物学家们才终于开始显示出妥协精神，采用了统一的法则。

分类学有时候被描述成一门科学，有时候被描述成一种艺术，但实际上那是一个战场。即使到了今天，那个体系比许多人认为的还要混乱。以描述生物基本结构的门的划分为例，有几个门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如软体动物（包括蛤蜊和蜗牛）、节肢动物（包括昆虫和甲壳虫）和脊索动物（包括我们以及所有有脊骨或原始脊骨的动物）；除此以外，情况很快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模糊不清的门当中，我们可以列举颌胃门（海洋蠕虫）、刺胞亚门（水母、水螅水母和珊瑚）和锯棘门（或称小小的“阴茎蠕虫”）。不管熟悉不熟悉，这些都是基本的门类。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在关于有多少门或该有多少门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大相径庭。许多生物学家坚持认为总数大约是30个门，但有的认为20来个门比较合适，而爱德华·威尔逊在《生命的多样性》一书里提出的数字高达令人吃惊的89门。这取决于你以什么立场来进行分类——即生物学界人士所说的，取决于你究竟是个“聚合分类学家”还是个“分离分类学家”。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对物种叫法不一的可能性更大。一种山羊草究竟应该被叫作Aegilops incurva，Aegilops incurvata还是Aegilops ovata，也许不是个大问题，不会激起许多非植物学家的热情，但在有关人士当中可以引发非常激烈的争辩。问题在于，世界上总共有5 000种草，其中许多连懂草的人看起来也极其相像。结果，有几种至少被发现和命名了20次，几乎没有哪种草不是被独立发现至少两次的。两卷本的《美国草志》用了密密麻麻的200页来清理所有的同义词，都是植物学界漫不经心地经常使用的重复名称。那还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草类。

为了解决全球范围的差异，一个名叫国际植物分类学协会的组织对次序和重复的问题做出了裁决。它不时下达命令，宣布从今以后加州倒挂金钟（一种普通的假山庭园植物）要被称作柳叶菜，丽丝藻属的一种藻类Aglaothamnion tenuissimum现在可以被视为Aglaothamnion byssoides而不是Aglaothamnion pseudobyssoides的同一种类。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都是把植物归拢归拢的小问题，不会引起多少注意。但是，要是他们触犯了人们心爱的庭园植物，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片愤怒的尖叫声。20世纪80年代末，普通的菊花（根据表面看来是合理的原则）被逐出了同名的属，归到了不大有意思的一个属：Dendranthema。

种植菊花的可是一批自尊心很强的人，而且人数很多。他们向种子植物委员会提出抗议。这个委员会听上去很别扭，但实际上是存在的（别的还包括蕨类植物委员会、苔藓植物委员会和真菌委员会，都对所谓的“总报告人”执行官负责；这样的机构真是值得爱惜）。虽然关于命名的一些规定应该严格遵守，但植物学家们对情绪不是无动于衷，于是在1995年撤销了那个决定。出于类似考虑，碧冬茄属、卫矛属植物，以及一种常见的朱顶兰属没有遭受降格的命运。但是，许多老鹳草属植物不在其列，几年以前，那些植物在一片抗议声中被转到了天竺葵属。这些争论在查尔斯·埃利奥特的《盆栽棚文献》一书中都得到了有趣的描述。

同样的争吵，同样的重新分类，也发生在所有别的生物领域，因此要得出个总数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结果，究竟有多少东西生活在我们这颗行星上，我们心里没数——用爱德华·O.威尔逊的话来说，“连个最接近的大概数字”都不知道。这是个非常令人吃惊的事实。据估计，这个数字从300万到2亿都有可能。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据《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报道说，世界上多达97％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尚待发现。

在已知的生物中，100种当中有99种以上只有一个简单的描述——“一个科学名称，博物馆里的几个样品，科学杂志上的零星说明。”威尔逊是这样描述我们的知识状态的。在《生命的多样性》一书中，他估计已知的各类物种——植物、昆虫、微生物、藻类以及其他一切——为140万种，但接着说那只是一个推测。别的权威认为已知的物种数量要稍稍多一点儿，大约在150万—180万种不等，但这些东西没有集中记录的地方，因此无法去哪里核对数字。总之，我们实际上不知道我们实际上知道些什么。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状态，真是匪夷所思。

原则上，我们可以去找一找每个专门领域的专家，问一问他们的领域里有多少个物种，然后加起来得出个总数。许多人实际上也那么做了。问题在于，任何两人得出的总数很难彼此吻合。有的得出的已知的真菌有7万种，有的得出的是10万种——相差近50％。你可以找到很有把握的断言称已被描述过的蚯蚓是4 000种，也可以找到同样很有把握的断言说是1.2万种。就昆虫而言，数量在75万—95万种不等。你知道，这些是推测而来的物种数量。至于植物，公认的数量在24.8万—26.5万种之间。这个误差看起来不算很大，但却是整个北美有花植物数量的20倍以上。

把东西整理得有条不紊并非易事。20世纪60年代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科林·格罗夫斯开始系统研究250多种已知的灵长目动物。结果发现，同一种动物往往被描述了两次以上——有时候是七次，而那位发现者还不知道自己正在研究的动物在科学界早已为人所知。格罗夫斯花了40年时间才把这一切整理出来，那还是个比较小的群的动物，而且容易区分，总的来说也没有争议。要是有人试图对这颗行星上的大约2万种地衣、5万多种软体动物或40万种以上甲虫做类似的工作，天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有一点是肯定的，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生命，虽然实际数量只能根据推断——有时候是漫无边际的推断——来进行估计。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著名的实验当中，史密森研究院的特里·欧文在巴拿马雨林里用杀虫剂喷洒了19棵树，然后捡起从树上掉进他网里的一切东西。在他的捕获品之中（实际上是几次捕获品，因为他按季节重复了这个实验，以确保逮住迁移的物种），有1 200种甲虫。根据别处甲虫的分布情况、森林里别的树生物种的数量、世界上森林的数量、别的昆虫的种数等等变量，他估计整个地球上有3 000万种昆虫——他后来说，这个数字还很保守。别人利用同样的或类似的数据得出的昆虫数量是1 300万种、8 000万种或1亿种。这清楚地说明，无论多么仔细地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数字少说也是推测和科学参半的结果。这是必然的。

据《华尔街日报》说，世界上“大约有1万名活跃的分类学家”——考虑到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做记录，这个数目不算大。但是，该报接着又说，由于成本（大约每个物种2 000美元）和文字工作的原因，每年只有大约1.5万个各个类型的新物种登记入册。

“目前面临的不是生物多样性危机，而是分类学家危机！”柯恩·梅斯大声疾呼。梅斯生于比利时，目前是内罗毕肯尼亚国家博物馆脊椎动物部的主任。2002年秋，我在访问那个国家时与他见过一面。他对我说，整个非洲没有专门的分类学家。“象牙海岸过去有一个，但我认为他已经退休了。”他又说。培养一名分类学家要花8—10年时间，而在非洲没有接班人。“他们是真正的化石。”梅斯接着说。他说，他自己到年底也要走了。他在肯尼亚待了7年，不会再续签合同。“没有资金。”梅斯解释道。

英国植物学家G.H.戈弗雷不久前在为《自然》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里指出，各处的分类学家都常常“缺少地位和资源”。结果，“不知名的出版物里对许多物种的描述都很蹩脚，没有人会努力把一个新的分类单元与现存的物种和分类联系起来”。而且，分类学家的许多时间不是用于描述新的物种，而是完全用于整理旧的物种。据戈弗雷说，许多人“把大部分职业生涯用来解释19世纪分类学家的成就：拆析他们已经发表的、往往是很不充分的描述，或者跑世界上的博物馆寻找资料，而那些资料又往往处于很糟糕的状态”。戈弗雷尤其强调对使用互联网来分类的可能性不够重视。实际情况是，总的来说，分类学仍按老一套停留在纸上。

为了使事情跟上时代，《连线》杂志两位主办人之一凯文·凯利于2001年发起成立一个组织，名叫“所有物种基金会”，旨在发现每一种生物并把它记录在数据库里。据估计，每个地方这么搞一下的费用从20亿美元到高达500亿美元不等。到2002年春，这个基金会只有120万美元资金，4名全职人员。

这些数字表明，要是有1 000万种昆虫尚待发现，若发现的速度还是停留在现在的水平，要确切搞清全部昆虫的种类就需要15 000多年。要搞清动物界的其他部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那么，我们为什么只掌握了那么一点儿情况呢？原因差不多与有待清点的动物数量一样多，下面列出几个主要原因。

大多数生物很小，容易被忽略。实际上，这不总是一件坏事。要是你知道你的床垫是大约200万个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螨虫的家园，它们在凌晨一两点钟钻出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你的皮脂，美美地吃着你在打盹儿或翻身时掉下来的又香又脆的皮屑，你也许不会睡得那么香。光你的枕头上就可能生活着4万个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螨虫。（对于它们来说，你的头只是一块油汪汪的大软糖。）别以为换了个干净枕套会起什么作用，在床上螨虫大小的东西看来，人类织得再紧密的物品看上去也只是像船上的索具。实际上，要是你的枕头已经用了6年——这显然大约是一个枕头的平均寿命——据估计，用一位计算过的人，英国医学昆虫学中心的约翰·蒙德博士的话来说，它十分之一的分量来自“脱下来的皮屑、活的螨虫、死的螨虫和螨虫的屎”。（但是，至少它们是你身上的螨虫。想象一下，每次你爬上一家旅馆的床铺，你会跟什么依偎而睡。）这些螨虫自古以来就和我们在一起，但是直到1965年才被发现。

要是直到彩色电视时代我们才注意到像床里的螨虫这样的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动物，那么我们对大多数别的小生物几乎不了解就不足为怪了。要是你走进森林——任何森林——俯下身去抓起一把土，你就会抓起100亿个细菌，其中大多数是科学界不知道的。你的样品里还会有大约100万个胖乎乎的酵母，大约20万个毛茸茸的名叫霉菌的小真菌，大约1万个原生动物（其中最熟悉的是变形虫），以及总称潜隐体的各种轮虫、扁虫、线虫和其他微生物。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也还不甚清楚。

最全面的微生物手册《伯吉氏系统化细菌学手册》列出了大约4 000种细菌。20世纪80年代，在卑尔根，约斯泰因·戈克瑟尔和维格迪丝·托斯维克两位挪威科学家在实验室附近的山毛榉林里随意采集了1克泥土，仔细分析了里面的细菌含量。他们发现，这个小小的样品里就有4 000—5 000种不同的细菌，比《伯吉氏手册》里收录的全部数量还要多。接着，他们来到几公里外的海边，又抓起1克泥土，发现里面有4 000—5 000种别的细菌。正如爱德华·O.威尔逊说的：“要是9 000多种细菌存在于挪威两个不同地方的两撮土里，那么别的完全不同的地方又有多少种有待发现呢？”哎呀，据有人估计，很可能多达4亿种。

我们没有找对地方。在《生命的多样性》一书中，威尔逊描述了一位植物学家，花了几天时间在婆罗洲1万平方米的丛林里转了转，就发现了1 000种新的开花植物——比整个北美洲发现的还要多。那些植物不难发现，只是以前没有人去那里找过。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科恩·梅斯对我说，他去了一处云林——肯尼亚的山顶森林是这么叫的，花了半个小时“不大仔细找”就发现了4种新的倍足纲节肢动物，其中3种代表新的属，以及一种新的树。“大树呀！”他接着说，伸出胳膊做了个样子，好像要跟个大块头舞伴跳舞似的。云林生长在高原顶部，有时候几百万年无人问津。“它们为生物提供了理想的气候，几乎没有人去研究过。”他说。

热带雨林总共只覆盖地球表面的大约6％，但是它们是一半以上的动物和大约三分之二的开花植物的生活场所——这部分生命绝大部分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因为极少有研究人员在它们身上花时间。这里特别要提一句，其中许多很可能非常宝贵。至少有99％的开花植物的药用特性从未得到测试。由于无法逃脱食草动物，植物不得不想出复杂的化学防御手段，因此尤其含有丰富的化合物。即使现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处方药来自仅仅40种植物，还有16％来自动物或微生物，因此每砍伐1万平方米森林，失去重要的药用发展前景的风险就增加一分。化学家们使用一种名叫组合化学的方法，在实验室里一次可以产生出4万种化合物，但这些产品规格不一，没有多大用处，而自然界的每个分子都已经经过《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最终的审查过程：35亿多年的进化”。

然而，寻找未知的东西不一定要去偏远的地方。在《生命：一部未经授权的传记》一书中，理查德·福泰指出，有一种古老的细菌是在一家乡村酒店的墙上发现的，“世世代代的男人都在那儿撒尿”——这一发现似乎包含几个因素：罕见的运气和专心，可能再加上某种别的不明确的因素。

专门人才不足。需要发现、研究和记录的东西实在太多，干这活儿的科学家供不应求。以名叫吸螨的那种生命力很强而又鲜为人知的微生物为例，那种微生物几乎可以在任何环境里生存。条件恶劣的时候，它们就缩成一团，关闭新陈代谢系统，等待好的年景。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把它们扔进沸水里或把它们冷冻到接近绝对零度——连原子都受不了的程度。当这番折磨结束，把它们重新放到比较舒适的环境里的时候，它们马上舒展身子，继续活下去，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种微生物迄今已经发现了500种（有的资料说是360种），但谁也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总共究竟有多少种。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所有的已知种类都归功于一位热心的业余人员的努力。他是伦敦的一位办事员，名叫戴维·布赖斯，在业余时间研究吸螨。吸螨世界各地都有，但你可以请世界上所有的吸螨专家到家里吃饭，而用不着向邻居借盘子。

连真菌这样非常重要而又无处不在的生物（真菌是既非常重要又无处不在的），也没有引起多大重视。真菌无处不在，形式多样——略举几例，如蘑菇、霉菌、酵母、马勃。它们大量存在，这点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要是你把1万平方米普通草地上的真菌全部集中在一起，你会有2 800千克的收获。它们不是不重要的生物。没有真菌，虽然没有了马铃薯枯萎病、荷兰榆树病、股癣和足癣，但也没有了酸奶、啤酒和奶酪。已经发现的真菌总共有7万种左右，但据说总数可能达到180万种。许多真菌学家效力于工业，制造奶酪、酸奶等等，因此很难说有多少人在积极从事研究，而有待发现的真菌品种肯定多于发现者的数量。

世界的确是个大地方。由于便捷的空中旅行和其他形式的交通工具，我们错误地认为世界其实不那么大，但在研究人员必须工作的地面上，世界其实很大——大得充满了新奇的东西。现在知道，长颈鹿活着的近亲狓在扎伊尔的雨林里的数量很多——据估计，总数大约有3万只——然而，它的存在在20世纪之前连想也没有想到过。新西兰有一种不会飞的大鸟，名叫短翅水鸡，被认为已经在200年前灭绝，接着发现它们生活在该国南岛的荒山野岭。1995年，一个法国和英国科学家考察队在西藏一个偏僻的山谷里迷了路，偶尔碰上了一种新的马，名叫类乌齐马（Riwoche），这种马以前只是从史前的山洞壁画上看到过。那个山谷的居民吃惊地获悉，那种马在外面的世界被认为是一种珍品。

有人认为，更令人吃惊的事还在等着我们。“一位著名的英国民族生物学家认为，”《经济学人》杂志1995年写道，“有一种高如长颈鹿的大地懒，有可能出没在亚马孙河流域僻静的丛林里。”也许有意思的是，杂志没有提到该民族生物学家的名字；也许更有意思的是，此后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也再也没有那种大地懒的音信。然而，在调查过每一片林中空地之前，谁也不敢肯定地说那里没有这种动物，而我们距离实现那个目标还很遥远。

但是，即使我们培养出几千名野外考察工作者，把他们派到天涯海角，这可能还不够，因为凡是能有生命的地方都有生命。生命的丰富程度是令人惊讶的，更是令人满意的，但也是问题众多的。若要统统考察一遍，你得翻转每一块岩石，过滤每一片森林地面上的垃圾，筛掉无数沙子和泥土，深入每一个丛林地带，想出有效得多的办法来调查海洋。即使那样，你还会漏掉整个生态体系。20世纪80年代，业余洞穴探索者们钻进罗马尼亚一个已经跟外界隔绝很久而又不知道多久的深洞，发现了33种昆虫和别的小动物——蜘蛛啦，蜈蚣啦，虱子啦——全都是瞎眼的，无色的，科学界不知道的。它们靠水塘浮渣里的微生物来维持生命，而那些微生物又以温泉里的硫化氢为食料。

我们也许会本能地认为，我们不可能发现世界上的一切，这是一件令人泄气的事，甚至是一件糟糕的事，但这同样可以被看成是一件极其激动人心的事。我们所生活的这颗行星，几乎有着给人无限惊喜的本事。哪个有理性的人不愿意这样呢？

在浏览现代科学支离破碎的学科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几乎总是发现许多人愿意花费毕生的心血来探索最耗时间的冷门领域。史蒂芬·杰·古尔德在一篇散文中指出，一位名叫亨利·爱德华·克兰普顿的主人公花了50年时间，从1906年直到1956年去世，不声不响地研究波利尼西亚的一种名叫柄眼蜗牛的陆地蜗牛。年复一年，克兰普顿把数不清的柄眼蜗牛的螺层、弧度以及和缓的弯曲度一遍又一遍地测量到最精细的程度——到小数点后面8位——把结果编成了许多详细的表。克兰普顿表格里的一行字都可能代表几个星期的测量和计算。

虽然没有那么潜心，但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在20世纪40—50年代，艾尔弗雷德·C.金西以研究人类的性活动名声大噪。可以说，在脑子里充满性问题之前，金西是一位昆虫学家，而且是一位执着的昆虫学家。在一次历时两年的探险活动中，他跋涉了4 000公里，采集了30万件黄蜂标本。在此过程中他被蜇过多少次，哎呀，没有记录下来。

令我感到费解的是，在这种冷门的领域，你怎么能确保有接班人。显而易见，需要或愿意支持藤壶专家或太平洋蜗牛专家的机构并不多。我们在伦敦自然博物馆分手的时候，我问理查德·福泰，当一个人离去的时候，科学界是怎么确保有人来接他的班的。

听了我的幼稚问题以后他纵情地咯咯一笑：“恐怕不像是有替补队员坐在板凳上等着被叫上场的情况。要是有一名专家退休或不幸去世，那个领域的工作有可能中断，有时候要中断很长时间。”

“我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是有人花了42年时间来研究一种植物，即使没有出什么很新的成果，你们也会觉得很宝贵，对吗？”

“一点儿不错，”他说，“一点儿不错。”他说的确实好像是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