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简·里斯前四部小说的读者，没人会认为她擅长生活。但要是没见过她本人，你也不会知道她不擅长到什么程度。20世纪50年代初期，弗朗西斯·温德姆[弗朗西斯·温德姆（Francis Wyndham，1924—2017），英国作家、文字编辑、记者。]向我推荐了她，当时他是这些小说为数不多的崇拜者之一，于是我从1957年开始与简通信，但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与她见面，因此我在她饱受困难折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帮上她任何忙。

也许这还不是她最糟糕的时候，她经历的最黑暗时期应该是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三年。当时她和第三任丈夫、退休海军军官马克斯·哈默住在肯特郡的贝肯汉姆，花光了所有积蓄，马克斯在绝望中还陷入了深深的麻烦，试图通过欺诈手段获得金钱，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在那场噩梦中，简得了抑郁症，每天将自己灌得醉醺醺的，什么也干不了，状态非常糟糕，最后自己也多次在法庭出出进进，还入狱过一次。我们刚联系上时，马克斯已经服完刑，他们悄悄地搬到了康沃尔，住过几处条件极其简陋的住所，那时已经不是最低谷了，但在重新成为作家之前，还有九年非常艰难的日子等着她。

她向来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但在1939年，她的第四部小说《早安，午夜》问世时，她在文学界已经广为人知了。战争开始后，很多人都“消失”了，他们被从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带走，加入部队或从事战争相关的工作。当时简跟着第二任丈夫离开伦敦，他去世后，她就和马克斯一起滑入了新的不幸中，和以前的熟人失去了联系，也变成了一个“消失之人”。弗朗西斯想知道她发生了什么，有人告诉他，简在塞纳河淹死了，还有人说她喝酒喝死了。这些情况，就是人们构想的她可能遭遇的命运。

最后还是BBC找到了她，当时他们正准备播出由女演员塞尔玛·瓦兹·迪亚斯制作和表演的《早安，午夜》的改编版，在广告中，提到“已故的简·里斯”，她对此做出了回应。得知此事后，弗朗西斯写信给她，她回复了，说自己正在写一本新书。受弗朗西斯和我的热情感染，安德烈·多伊奇同意我们以25英镑的价格购买预览该书的期权。

当人们惊呼这也太小气了的时候，我已经不再脸红了，因为我为此脸红的次数已经太多了。我只是告诉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1英镑能买的东西比现在多得多，这个金额确实是真的，但这毕竟不是预付款，只是预付款的预付款，而且，在那个年代，没人会为期权付更多的钱。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还有人付得更少，所以，真是太小气了。如果当时我们对简的情况有一些了解，我相信弗朗西斯和我都会为她争取多一点钱，但我们确实花了很长时间才了解情况。

问题是，她营造了一个华丽的假面。从1957年她说自己的书将在“六到九个月之内”完成，到1966年3月她宣布业已完成之际，我们的通信中，她确实提到过管道漏水、厨房里的老鼠等灾难耽误她写作时间的情况，但总是将这些事情写得十分有趣。直到第一次见面，我才明白对她来说，这些事有多么令人震惊，简直彻底击败了她。因为她无法应对生活中的任何具体事件，这种无能超出了我在任何正常、理智的人身上所看到的情况。马克斯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但她对他依然忠诚，不仅对他遭到监禁一事缄默不语，还为他随后的无助做掩饰。直到几年前，我才了解到她在70年代过着多么可怕的日子，总是切换于照顾他的艰辛和他住院时的孤独凄凉之间。她饭吃得太少，酒喝得太多，充满恐惧，筋疲力尽，满身病痛，此外还非常偏执，认为切里顿·菲茨帕因村（他们当时搬到了那里）是个残酷的地方。因此，任何一个额外增加的小恐惧都会使她在几周内丧失行为能力。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她就会彻底崩溃。

比如，她曾告诉我，邻居们说她是女巫，她写得很轻描淡写，所以我觉得她只是在用琐碎的小事讲故事罢了。但教区区长伍德沃德先生说的是，她确实受到了指控，德文郡所有人都知道此事。简就像发了疯一样，跑到马路上，用剪刀袭击了最早指控她的那个女人，导致她被送进精神病院绑了一周左右。“如果你问我，”她在村里为数不多的朋友格林斯莱德先生坐出租车来埃克塞特接我时说，“早就该闭嘴的是另一个人，但不是可怜的哈默太太。”但这些事她在信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及。

幸运的是，她在弗朗西斯面前逐渐变得不那么拘谨了，毫无疑问，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是个男人，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是作为朋友，从自己家里给她写信，而不是作为出版商从办公室给她写（他在我们出版社兼职工作）。他是个正在等待她所欠书稿的出版商，但对她来说更重要的是，从他身上，她看到了一个理解并热爱她的作品、有同情心、有趣、善良、渴望帮助她的人。他让她挖掘生活里的故事，为她找杂志发表，当得知她快要崩溃时，还给她寄了100英镑，让她可以去旅馆或疗养院休息一下。那些年里她在给我的信中展现的形象，是一个遇到了富有同情心的编辑的开心作家，而她写给弗朗西斯的信，则展现了意外发现朋友的欣喜若狂。如果不是他的支持，她不可能完成此书，尽管遇到了如此沉重的命运，她依然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一步步前行。

谢天谢地，人这种东西不是可以完全解释得清楚的。卡罗尔·安吉尔在关于简的传记里，尽力解释了她的生活与作品之间的联系，但这个笨拙得令人绝望、看似不完整的女人为什么能如此清晰、有力、优雅地写作仍然是个谜。尽管我早就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只有在了解了她的出生地——加勒比东部的多米尼克[多米尼克，亦即“多米尼加联邦”。不同于同样位于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后者与海地共享一个岛屿。——原注]岛屿后，我才对简生活中糟糕的一面有了更好的理解。

成为简的出版商后，我有幸结交了一个多米尼克家庭。这个家庭里有人对这座岛屿的各方面都非常了解，让我得以深入观察。这座加勒比地区最小的岛屿之一，曾孕育过该地区最好的历史学家雷诺克斯·哈尼切奇。正是透过从他那里借来的精神透镜，我才突然意识到简在1906年16岁时来到英国时的陌生感。

大部分英国人看到“西印度群岛”这个词时，都会联想到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混合体，或许还带着点马斯蒂克岛的味道。我因为去过，自认为有根据，浮现在脑海里的则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再加上牙买加的意象。所以多米尼克让我大吃一惊。

首先，没人会认真地想把这里建成殖民地。哥伦布在1493年就发现了这里，曾经将一张纸揉成一团扔到桌子上，以此来描述这个岛。这个意象很不充分，但可以理解，整个岛屿由30英里乘以16英里密密麻麻的火山山脉组成，山脉被深谷隔开，瀑布咆哮其中，下面小河奔流。整个岛屿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还有些地方冒着热气、蒸腾战栗。其构造的内在戏剧性、雨林的热带丰富性，让这个地方异常美丽，却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

人类有两种与这种地形相关联的方式。一种是像哥伦布发现时就生活在那里的加勒比人，与自然共存，而不仅仅是利用大自然或与之较劲，这时大自然会表现得热情好客，人不会冻僵，也不会饿死，因为有大量可用于建造庇护所的木材，有大量可以制造独木舟的大树，如果外敌入侵，极难深入腹地，而当地人却很容易隐藏、伏击。到目前为止，居住在多米尼克的加勒比人比其他任何岛屿都多，逃亡的奴隶在这里也比在其他岛屿上更能对心存报复的奴隶主进行彻底的抵抗。但如果是喜欢控制自然，以自然牟利的人，那就要么像西班牙人那样明智地离开，要么就硬着头皮努力工作，却只能得到可悲的回报。多米尼克的定居者尝试过种植各种作物：咖啡、可可、极少甘蔗（因为平地不够）、大量香蕉和柑橘类水果、香草、月桂……这些都能在一段时间内获利，但随后又因飓风、枯萎病或市场变化受到摧毁或产量大大减少。在加勒比地区的许多地方，种植都能发财，但在多米尼克，幸运者可以勉强度日，想要富裕却绝无可能。

18世纪初期，法国人首先介入此地，开始了种植园生活。今天的多米尼克人，几乎全是非洲后裔，依然说着法国种植园主的奴隶引入的那种以法语为基础的方言，天主教也仍然是岛上的主要宗教。作为英法七年战争结束时和平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英国人于1763年接管了这个地方，却一点也不为之兴奋。1764年，一本给投资者的小册子介绍道：“这些岛屿并非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应许之地……那些来冒险的人，很多英年早逝；而幸存下来的人，很多也在享受之前就倒下了……”[这一段和下一段引文都取自雷诺克斯·哈尼切奇的《多米尼克故事》。——原注]从那时起，大多数种植园主都不在此现身，就找些声名狼藉的管理者替他们管理，一位18世纪的咖啡种植者写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许多醉酒、无知、不识字、放荡、毫无原则的人，就是这么些人被信托管理着这里的财产……难怪庄园会走向毁坏和废亡。”但管理者也值得同情，因为在这里生活极其孤独。各个小小的乡村庄园之间，并非仅仅是物理距离遥远，而是根本就无法通行。

时至今日，岛屿两端的山峰鲁莽地直插大海，已经打败了无数筑路者，因此整座岛屿没有道路环绕。直到1956年，从加勒比海到大西洋的道路才倾斜地越过岛屿，可以通车，由于群山阻碍，山路比直线距离远得多。这条横贯海岛的公路，被命名了一个豪华的名字——“皇家大道”，大约是在1900年正式“开通”的，但实际上到了中途就逐渐消失了，只有最初的五六英里在水面之上。简在岛上的日子，要么沿着岛屿航行，要么在经常被洪水或山体滑坡中断的崎岖小径上骑行。即使是连接加勒比海一侧的两个主要城镇罗索和朴茨茅斯之间的平坦海岸公路，在1972年以前也还根本不存在。如今，有几条狭窄的碎石路从海岸直通山区，农民可以用卡车将他们的产品运下山再装船运走，但是简去日内瓦自家的祖产看望祖母时，还需要在石头小径上骑行九英里。

除了罗索和朴茨茅斯之间的那条路，多米尼克那些狭窄崎岖的道路至今还令人生畏：有那么多森林要清理，那么多一个接一个起伏的急弯要越过，那么多热带的倾盆大雨会冲走刚建起的一切……但没有钱，没有设备搬运泥沙！全是些探险小径，想要持续维修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因此，很少有白人在多米尼克定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简的少女时代，一位精力充沛的管理员鼓动了新一代英国种植园主来到这里，导致白人人口一度飙升……从1891年的44人增加到1911年的399人[数据来自彼得·休姆的《简·里斯回顾》中“岛屿和道路”一章。——原注]。但是新一代种植园主很快就放弃了，现在人数已经不足十几个。简的父母把她姐姐送到有钱的亲戚家抚养长大，我非常理解。因为那时候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是不工作的，她们长大嫁人，但多米尼克哪里可以找到能嫁的人？一个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英国对这个岛屿严重忽视，尤其在学校方面，所以多米尼克几乎没有黑人接受过任何教育。不管怎样，种族偏见也不可能让黑人成为白人女孩的丈夫，就算可能，他们之间也不会真的和谐。对白人的教育尽管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但即便是最底层的白人女孩也识字。

在殖民社会，只要是个白人就能感受到自己身处上流阶层，如果他们还坚定地意识到自己祖先的优良血统，就像洛克哈特家族（简母亲的家人）那样，情况就更是如此了。所以，简在孩童时期的正常生活就已经处于云端，只不过这云端也不过就是个小小山丘。这样一个小型、孤绝的白人社会，比一个省甚至一个教区还小，其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比普通的英国村庄要小得多。这种社会结构受到来自底层的威胁，简在小时候就感觉到了，但这种感觉将她推向更认同而非远离自己家人的一方，后来她找到了作家的道路，拥有了更全面的视角，才能做到抛开自我，折射出真正的多米尼克白人社会。在她十六岁即将前往英国时，她的生活就是这么一小群人所经历的、比想象中狭窄得多的生活，再加上她自己头脑里的幻想。

这种幻想部分来自多米尼克本身，美丽且不可驯服，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对她的想象力产生了强大的吸引。简如此写道[来自她的最后一本书《请微笑》（Smile Please）。文字不像之前那样焦虑，却也少了回味。——原注]：

……它是有生命的，我非常确定。明亮的色彩背后是柔和的色彩，山如云，云如奇山。所有的一切，都蕴含着朴素、悲伤和迷失。我想以之来认同自己，且迷失其中。（但它冷漠地转过头去，让我心碎。）

地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我，有时我会靠近它，靠近这种我渴望的认同或毁灭。有一次，我曾不顾身边的蚂蚁，躺下来亲吻大地，心里不住地想着：“这里属于我，属于我。”我想保护它免受外人的伤害……

外界的人们也以浪漫的方式回应这座岛屿。我还认识一些人，试图淡化自己对它的迷恋程度，以免显得荒诞可笑。我自己曾非常迷恋多巴哥，但多巴哥也不像多米尼克那样一直搅扰着我的想象力，萦绕不去。或许这与它的火山地貌有关，除了火山口所形成的沸腾湖不断地蒸腾和吞咽，令人难忘之外，岛上还有几个较小的喷发孔和硫黄泉，小震不断……火山学家说过，这里至少有四个火山活动中心随时可能喷发，我们这个星球上很少存在这种不可思议的暴力，多米尼克却全然没有湮灭。在心灵属于此地的简的眼中，这个岛屿必然超凡脱俗，卓尔不群。

她的另一个梦想是关于英国的，部分源于英国殖民家庭将其理想化，而更多则源于她奶奶送给她的书，她用这些原材料创造了一个比心爱的多米尼克更加诱人的应许之地。父亲对她到达英国后会发生什么曾经有隐约的预感，曾警告过她那里的生活“非常不同”，告诉她如果不开心就给他写信，“但不要在第一次被吓到时就写，否则我会对你失望的”。他们告别时，他紧紧地拥抱她，甚至挤碎了她的珊瑚胸针，她却对他的情绪无动于衷，甚至感到非常开心——“因为那是去英国啊”。她到达之时，对英国一无所知，就好像降落在火星一般。

这还不仅是明显无知的问题，比如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子（她第一次进入火车站候车的棕色小房间时，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或以为浴室水龙头里的热水是取之不尽的（她第一次洗澡时就这么开着水龙头把热水用光了，被狠狠地责备了一通，但她怎么会知道？），还有，她做梦也没想到，无边无际连在一起的街道两边伫立的全是灰色的砖房……这已经够糟了，但更糟的是，她完全没有生活在复杂社会、被一群人围绕着的我们早就学会的给予和索取的直觉意识。她之前所认识的那些年长女性，也没有比她更有机会来学习这些……她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缺乏什么，只知道自己不知所措，而这后果严重。

在英国，她遇到的每个人都知道她所不知道的事，不仅是学校教的东西，还有令人困惑的日常事务。许多年轻女性都非常善于保护自己的面子，懂得如何摆脱困境，但简不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她在某些方面很孩子气，被妄想吓坏了，根本没想到还可以学习，能做的只有憎恨。她憎恨这个与她的梦想相去甚远的国家，更憎恨这里的居民，因为他们鄙视（她确信如此）她的无知和她的家乡。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她晚年，有一个女人说圣卢西亚的卡斯特里是个贫民窟，她突然爆发了，当即认为这个冷嘲热讽的女人、这些冷嘲热讽的英国人，会同样看待罗索，但罗索可不是贫民窟，完全不是，他们根本就没法正确看待。她跳起来，要保护它免受外人的攻击，这些可恶的外人。她一直憎恨他们那该死的、冷冰冰的能力和常识，做梦都没想过要和他们一样。无论如何，她本来也许不会这样，但她极其厌恶自己所见到的英国人作派，因此转而拥抱自己的无能。

她迎着艰难的命运完成的这本书，正是受到了这种仇恨的启发。起初她想取名为《第一任罗切斯特夫人》，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总是让她为被关在桑菲尔德庄园阁楼上那来自西印度的疯狂妻子感到愤慨。她知道英国人有时会为了钱而迎娶西印度女继承人，所以怀疑勃朗特是根据当地有关这种婚姻的八卦来讲故事的，但对简来说，这样的八卦充满恶意且不公平。多年来，她一直想写一部罗切斯特妻子视角的小说，所以她一边忍受着漫长痛苦的干扰，一边坚持着。

我们联系上不久，她就承认因为担心《藻海无边》（现在已经改为这个书名了）的第二部分，她几乎筋疲力尽。在这一部分，罗切斯特先生出现，并与安托瓦内特结婚（她不喜欢勃朗特给他妻子起的“伯莎”这个名字，因此选择用中间名来称呼她）。必须在书中建立起他们的关系，还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利益婚姻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简在信中说，对安托瓦内特的童年和学校教育，她完全可以描述，“结局也没问题，因为我在英国，很容易想象发疯的状态”，但对婚礼和接下来的具体琐事，她写不出来，为此她非常痛苦，“写不出具体事件，一件也写不出来，写不出对话，什么也写不出来”。

她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早期版本寄给了弗朗西斯，弗朗西斯又拿给我看，第二部分确实单薄，婚姻几乎没有延续多久，立刻就变成了一场灾难。关于这一点，我写信给她，但我很紧张，因为第一部分实在太棒了，我正在处理的这本书显然可以成为天才之作。她接受了我的建议时，我松了一口气，但直到很久以后，我读到她写给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来自《简·里斯信件1931—1966》，弗朗西斯·温德姆和戴安娜·迈利编辑，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1984年。——原注]时，才发现我的建议确实有用。

她告诉了他某些引导她继续前进的“线索”：第一个是奥比巫术及其必须在故事中发挥的模棱两可的作用，“第二个就是阿西尔小姐建议为这对不幸的夫妇增加几个星期的幸福时光，直到他接到那令人困扰的信件”，她开始遵循这个建议，立刻看出“他一定会爱上她，但同时很暴力”，婚姻变得栩栩如生起来，开始了其复杂而痛苦的旅程。

严格来说，这是我对简·里斯作品的唯一编辑干预，在细节方面，她是个完美主义者，从不需要“整理”。

简和我第一次见面是在1964年11月，当时她得到了弗朗西斯和另一位我们出版社的编辑埃丝特·惠特比的支持，后者自愿在切里顿·菲茨帕因过了一个周末，帮她整理和安排已经写出来的东西，简觉得可以将已完成的书稿，或更确切地说是几乎完成的书稿带到伦敦，因为还有几行尚需口述给打字员补充完整。简和我计划在她到达伦敦的第二天见面，一起吃午餐庆祝书稿的完成……结果，第二天一早，一位情绪激动的女经理把我叫到简所在的旅馆，说她夜间突发心脏病。所以没有什么香槟庆祝，我直接将简绑进救护车，送去了医院。接下来是三四个星期的医院探访、私密的清洗睡裙、买牙膏等事件，让我们迅速进入了友谊的深水区，但我很快意识到，如果这就意味着信任，那我就错了。简从来不完全信任任何人，她只是此后再也没向我展现过不友好的表情。

她住院的第一天晚上，向我提出了一个可能导致我痛苦的道德问题：她要求我郑重承诺，这本书不会以未完成的状态出版，也就是说，只要缺了她打算口述的那几行内容，这本书就不能出版。我自然答应了，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开始想：“要是她死了该怎么办？”因为看起来很有这样的可能啊。这本书按目前的状态其实是可以出版的，最多在她想增加的那一两行处再插入一两个注释吧。如果她真的死了，我是否能够或是否应该，信守那个承诺？时至今日，我当然知道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肯定会出版。但当时，我正为她的疾病而焦虑，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简的偏执将自己困在了一个充满危险的可怕世界中（我立刻就捕捉到了那种心境），因此觉得对她的任何承诺都必须履行。

我想到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埃丝特曾告诉过我，简将手稿的原始材料放在床底下的购物袋里，是些杂乱散放的纸张和小笔记本，据简说只有她自己才能理解。我知道她的兄弟里斯—威廉姆斯上校要从巴德利·索尔特顿来医院看她，为什么不让他去找找这些文字收集起来交给我呢？先别告诉她（她病得太重了，目前没法处理此事），我一定会仔细检查，将所有东西按顺序精心还原，这样也许能发现她打算插入什么文字的线索，一旦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也大致能了解她的意图。

里斯—威廉姆斯上校尽力了，却没什么用，简说得对，唯一能理解袋子里那堆令人吃惊的混乱文字的人只有她自己。我放弃了，她的兄弟把袋子又放回了原处，简永远不知道我们曾经干过什么。

她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才恢复到有力气再次看这部书稿，添加了必要的零星内容。她说是因为换了一种新药，但我觉得是因为换了个医生，当然也可能是她原来的医生尝试了一种新药吧。说不定他才是那部小说结尾部分最重要的贡献者，所以我真的很遗憾不知道他的名字。

1966年3月9日，她写信告诉我书稿全部完成了，以及，马克斯去世了。

我亲爱的戴安娜：

谢谢你的来信（“因为知道马克斯快死了，我刚给她写了一封充满爱意、焦虑不安的信”）。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马克斯在昏迷中走了，今天一早我们就去了埃克塞特火葬场。

今天阳光灿烂，但阳光很冷，还有很多花，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感觉自己一直在紧绷的绳索上走了很久，现在终于掉下来了。我真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孤单，马克斯也不在了。

我曾多次梦见我要生孩子，然后如释重负地醒来。

最后，我梦见我正看着摇篮里的婴儿，多么虚弱的小东西。

所以这本书必须完成，我一定是为此做那个梦的。我再也不做那个梦了。

太冷了。

爱你的简

我问她我是否可以去切里顿取书稿，简似乎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去，简让格林斯莱德先生去埃克塞特接我，就是在那时他才告诉我她袭击了讨厌邻居的事儿。

她为我在乡村酒吧“响铃”订了个房间，因为尽管她家里确实有一间额外的小房间，但还要过两年才能住人。她在信中总是哀叹天气不好，果然，当我沿着村子走到她位于六号的平房时，正风雨交加，村里人也和她描述的一样。走了大约半英里，我没看到一个人，所有房子都背对街道而立，我还遇到两只牧羊犬类型的杂种狗，黄色的眼睛掩在湿漉漉的浓密毛发之下，满是敌意地盯着我，然后又闪开，好像希望我用石头打它们似的。我后来再去切里顿时，倒觉得这地方还算正常（尽管那段路上一幢幢背对道路的房屋仍然很奇怪），但那天我想的是：“这地方多压抑啊，她可一点也没有夸张。”

我一直以为平房就是一幢独立的住宅，坐落在一小块单独的土地上，但简的住所，位于一排连在一起的单层棚屋的最后一间，是一间掩映在树篱之后蜷缩着的灰色建筑，很不起眼的权宜之所。看起来好像由瓦楞铁皮、石棉和焦油毡搭建而成，如果有人说我必须在那里居住，我肯定会大为震惊的。

简买不起暖气，唯一体面的房间是她的卧室，俯瞰着如果打理了就可以称之为花园的地方，再远处是田野。靠近道路那一面，树篱下是一片粗壮的野草，门则通往一条狭窄的黑暗通道，左边是浴室，右边是厨房。我被立刻引进了厨房，大约十英尺见方，但地方小也有它的好处，因为除了双头燃气灶外，房间里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种电暖器，后面有凹形金属反射器，前面是横档，除了烧焦人们的小腿，几乎无法温暖室内空间。房间里放着简工作兼吃饭的小桌子，两把直椅，一个食物柜，一个餐具柜，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当；这里，就是简度过每一天的房间。

如果她没有完成《藻海无边》，我真怀疑她能否在这平房里再坚持一年。

这本书的出版，以及随后再版的早期作品（除了两三个她觉得不够好不值得保存的故事之外），让她有了点钱，并不太多，但足以保证余生温暖舒适。同时也给她带来了名气，对此，她几乎完全无动于衷，但这肯定比被遗忘要好，当然，还为她带来了朋友。在所有朋友中，索尼娅·奥威尔[索尼娅·奥威尔（Sonia Orwell，1918—1980），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第二任妻子，被认为是《一九八四》中女主角茱莉亚的原型。]对她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

索尼娅给我的感觉是令人厌烦。她经常喝得太多，很容易感到无聊，这让她变得易怒，有时甚至粗鲁，而且自以为才智高人一等。然而据我所知，她的头脑并没有证明这一点。但是，尽管我怀疑是简的突然成名，而不是她从事写作这件事，让索尼娅接受了她，不过一旦她做出了决定，就会非常慷慨。

从简1966年出版《藻海无边》开始，直到简生命的尽头，索尼娅每年都资助她在伦敦度过漫长的寒冬假期，还送给她许多昂贵的礼物。我有一次谈起她的花费，索尼娅告诉我，自己一直因为继承了乔治·奥威尔的文学收入而感到尴尬，所以决定用这些钱来帮助拮据的作家们。她害羞而抱歉地说着这些话，不想让我觉得她过于慷慨，也不愿为此受到赞扬。相比花钱，她更令人感受深刻的是在决定给简提供美好生活时所表现出的敏锐和细心。她不仅支付酒店账单，还会提前支付所有小费，并向管理人员解释这位老太太所需的特殊照顾，为她预定美发师、美甲师，为她添置漂亮的睡衣，为她留意冰箱，让里面装满白葡萄酒和牛奶，以备简睡前所需，还给她买书、组织访客……有时她甚至会做自己最讨厌的事（和我一样）：带简去买衣服。但这件事实在是太累人，太无聊了，最终我们都受不了了，罢了工。但随后索尼娅又鼓起更年轻、更强大的勇气继续照管下去。她还是我们所谓的“简委员会”中最活跃的成员，她、弗朗西斯和我经常碰面讨论“简的问题”，如何让简的财务状况井然有序，或如何帮她找个与平房相比不那么局促、同时又离伦敦近的住所。（但这方面我们相当不成功，每次我们想出一个可行方案时，简都推三阻四，还说：“金窝银窝不如我的狗窝。”）

*

我对这一切深表感谢，因为很早之前我就面临着一个令人生畏的前景。

简很爱自己的女儿玛丽冯·穆尔曼，盼着她来看自己，每次她一离开就会陷入悲伤，还经常自豪并钦佩地谈起她。在自己情况不好的时候，简也从来没有让那些令人担忧的事情加重玛丽冯的负担，而一旦有了钱，她就在不断思考该如何尽量远离女儿，减少女儿的麻烦。她曾有几次问起我关于居住在荷兰的人到英国继承财产的问题，因为穆尔曼一家曾在印度尼西亚待了几年，回来后就定居荷兰。她还经常谈到曾经为玛丽冯写过一篇披露过去真实情况的文章。她说，如果她做得没错，那么玛丽冯最终是会理解她的。

她如此迫切地希望女儿理解，这么明白无误地希望她原谅的，到底是什么？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玛丽冯的婴儿期有多少时间是和母亲一起度过的，但我猜几乎没有。当然，玛丽冯曾经有一段时间生活在“由修女们管理的条件很好的家”里，也依赖过其他一些育儿机构。她出生后不久，简就在法国南部找了一份替人代笔写自传的工作，这份工作的一个好处是，如果安排得当，她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但最后没有谈成。玛丽冯大约四岁时，简去了英国，将孩子留在荷兰由父亲抚养长大，因此玛丽冯非常爱自己的父亲。她后来在放假时会去英国和简在一起待几天，在她的记忆里，那些日子都很愉快。但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如果母亲就这么消失了，很难没有被遗弃之感。

无论简写了什么，这个遗憾她永远无法消除，因为她想要获得宽恕的对象，是被自己遗弃的孩子。长大成年的玛丽冯非常清楚自己必须接受母亲的天性——她在实际困难面前绝对无法表现得像个有能力的成年人——而且也慷慨地原谅了这一点，但对于孩童期间所经历的一切，她无法改变。这个残酷的事实让简每次试图靠近她时都不禁却步，她在快九十岁时尝试写的自传《请微笑》里，以那样的方式结尾，已经不能仅仅以年纪大、脑筋弱来解释了。毫无疑问，正是她们之间这种纠缠，使简渴望的玛丽冯的每次来访总是以某种苦涩收场。

有一次，在去切里顿看望了简之后，玛丽冯来到伦敦邀请我共进午餐。简之前一直谈起想搬到荷兰居住，玛丽冯想赶紧确定这事不会发生。她告诉我，她愿意与妈妈保持联系，不时去看她，有紧急情况也一定会过去，但她做不到一直陪伴她或靠近她。所以我必须承担起照顾简的责任，因为她做不到。“这会毁了我的婚姻”，她这么说。

不可否认，我的心沉了下去，尤其是我明确地看到玛丽冯的意图。我那时对简的了解比现在少，但显然也知道她不是能一起生活的对象，更不是大约四岁时就被抛弃的女儿能一起生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编辑都在扮演保姆的角色，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似乎觉得保姆的角色即将升格为主角了，当然这是针对事务的多寡，而不是光环的部分。因此，要是没有索尼娅和弗朗西斯的无价帮助，事情会变得异常艰巨。但弗朗西斯很快就要面对自己母亲的晚年，所以不得不逐渐退出帮助简的具体事务，多年之后，经济困难加上健康状况，索尼娅的热情也渐渐衰退了。

多亏了索尼娅，我才得以瞥见简年轻时（快乐时）有多迷人。索尼娅带她出去吃午餐，一起喝很多香槟，两个人都咯咯傻笑着，应该只是微醺，还谈不上喝醉的状态。简喝醉时（我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两年才有幸见到），通常是怨恨和愤怒的灾难性释放，但这一次，她的醉意恰到好处。一切都变得很滑稽，她记得自己唱着开心的歌曲，讲着笑话，喜欢遇到的每个人。她快乐无比，就像被包裹在巴黎（她曾在那里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的粉红色泡泡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把她的热水袋灌满，又把她带到床上（她下午和晚上归我管，因此这是我的日常工作）。简和我在一起时，通常只会比较愉快，但只有和索尼娅在一起时，才能品尝到那种乐趣。对巴黎非常熟悉的索尼娅，自身也带着些许简最喜欢的那个城市的调调，而且索尼娅喜欢喝酒，而我无疑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喜欢清醒。和我在一起，简并不能完全放飞自我。

放飞的场所一般是在波多贝罗酒店，冬天待在这家酒店是索尼娅所提供的最佳款待。酒店不大，有一种不拘一格的优雅，深受法国戏剧界人士的青睐。当时，它正由一位最近被《星期日电讯报》称为“新胖”的年轻女子管理，因为她讨厌节食，喜欢穿华丽衣服，非常享受自己的富态。索尼娅告诉我，这位女子愿意为简打特价，因为喜欢她写的书（不幸的是，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她就不再负责管理这家酒店了，或许也是她那和蔼可亲、过于大方的个性导致的吧）。我第一次去酒店找简时，在接待处迎接我的，是一个打扮得像潘神[希腊神话里的牧神，掌管牧羊、自然、山林乡野，其形象是人头和身躯，山羊的腿、角和耳朵。生性好色，是创造力、音乐、诗歌与性爱的象征。]、穿着粉红色T恤的家伙，在两边胸部位置装饰着天鹅绒的拉链小口，全都拉开着，露出乳头。这氛围，与切里顿·菲茨帕因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有点怀疑，渴望某种改变的简是否会觉得不自在，却没想到她非常喜欢，被女经理和俏皮的“潘神”迷得大惊小怪，几乎想在波多贝罗度过余生。我想正是在那个假期，她萌生了要染红头发的想法。我抗议道，鲜艳的发色会让人的皮肤显得苍老，她说：“但我想骗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啊。”

在索尼娅后来重新选择的酒店里，简就不怎么开心了。当时索尼娅开始感到经济拮据，身体也有了些毛病，这后来导致她的晚年很悲惨。新的酒店位于克伦威尔路附近，舒适却单调，很多年迈的寡妇会选择这里作为永久住所，但简明确地表达了她对此地的厌恶。索尼娅对她的慷慨大方，并没有在她身上激发出多于一个六岁孩子的责任感，即便索尼娅随后很快就将她搬到了一个非常时尚、昂贵的场所，她还是有点闷闷不乐。她不愿待的那个酒店的经理对索尼娅（不是对简）说，他们习惯于，事实上，他们就是专门接待老年人的。但简在跨进门槛的那一刻就开始挑毛病，说绝不原谅索尼娅为她做出这样的选择。再后来，索尼娅离开伦敦去巴黎过更便宜一点的生活，我和其他人经常向简解释她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简往往会说一句“可怜的索尼娅”，以此表示承认朋友的不幸，但她声音冷漠，眼睛里充满距离感。对她来说，已经离开的朋友，不可避免地就是拒绝了她的朋友。

因为简和我在一起时比较沉着镇定，所以当我收到一封来自她在贝肯汉姆的邻居的来信，说他对《藻海无边》受到的赞誉感到不满时，我非常震惊。针对导致她被捕的那次攻击性醉酒行为，他写了整整一篇毫不留情、令人信服的描述文字，还义不容辞地告诉了我有关马克斯的经历，这些，简之前从未向我提到过，因此，我将简的一些行为失检解释为压力下的崩溃。直到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才开始明白，她成年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令人厌恶的醉酒状态一直如影相随、断断续续，导致她最终崩溃。在此之前，以我和她相处的经验来看，她有无能和偏执的一面，我知道她需要帮助和安慰，也了解她的感激之情的肤浅本质（她收到弗朗西斯的礼物时，曾告诉玛丽冯说“我弄到了一点钱”，从她礼貌的缝隙中能瞥见这种态度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但我也知道她经常很迷人，有一种老式的礼仪及良好的品味（她非常讨厌不友善的八卦），无论她的混乱多么令人厌烦，令人疲累，我依然愿意做她的保姆。

“简委员会”没有为她找到新的住所其实并不重要。由于两个新朋友乔·巴特勒姆和吉尼·史蒂文斯的辛勤工作和聪明才智，她居住的平房逐渐变得更加舒适愉快，这终于让她可以和住在别处一样舒服，对索尼娅和我找来为她打杂的人，还有其他来访者而言，情况也一样。吉尼甚至暂时接手了誊写员的工作（简不会打字，也害怕录音机，所以总是需要帮助）。像简的许多关系一样，这段关系以泪水告终，但在此之前，她已经将短篇小说集《睡吧，女士》完成了，如果没有这段友谊，这也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简的财务状况奇迹般地变得有序，因为索尼娅给她推荐了一个既喜欢好文章、也喜欢喝酒的会计师。

有关简的混乱，用塞尔玛·瓦兹·迪亚斯的事儿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位女演员将《早安，午夜》改编成电台广播，视自己为简真正的“重新发现者”，这并非毫无道理。但塞尔玛的问题不仅仅是她宣称如此，而是她因此自认有资格成为强盗。

尽管人到中年，身材敦实，塞尔玛依然是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她有一双大胆的黑眼睛，穿着类似西班牙吉普赛人的衣服，精力充沛，非常健谈。简得知她为《早安，午夜》所做的计划后，又高兴又感激，两人见面后就常常混在一起，简还很喜欢她不时的来信。当简带着《藻海无边》的手稿到伦敦时，我知道她们本来计划要见面，所以在她被送进医院后打电话告诉了塞尔玛……随后的事情让我对她友谊的价值产生了怀疑。首先，我花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她去医院看简，结果见面时间不仅非常短暂，塞尔玛还一直抱怨给自己带来了不便。我开车送她回家时，关于简她几乎只字不提，只说了一句话：“你一定知道她以前做过妓女吧？”

糟糕的事还在后头。《藻海无边》出版后，简对我说起，她很担心塞尔玛逼她签过什么东西。后来我们才发现，1963年塞尔玛去切里顿见简时，曾拿出过“一张纸”，简以为是涉及《早安、午夜》《黑暗中的航行》和《藻海无边》的广播权，但事实上，合同内容包含在全世界范围内，只要这些书还在版权期内，其所有电影、舞台、电视或广播改编收益的百分之五十都必须分给塞尔玛，同时还授予塞尔玛对此类改编的唯一艺术控制权。简反复跟我说，她觉得当时签字就是个玩笑：“你看，我那时候喝得有点多……嗯，有点，其实是非常多。”但两年后，塞尔玛找了一位经纪人以更正规的条款重新拟定了同样的协议，写信问简是否愿意再次签署，简显然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于是还真的签了（那个经纪人从未见过简，所以我猜他不知道她在实际问题上有多愚蠢，否则他会更强硬的）。

起初我并不太担心，因为我无法相信如此离谱的事能站得住脚。我觉得塞尔玛自己肯定也懂的吧，这肯定会被证明是个愚蠢的想法啊。后来安德烈·多伊奇和我一起跟塞尔玛的丈夫谈了谈，他显然非常尴尬，却坚持说自己无能为力。于是安德烈对我说：“你把这件事情写下来，我寄给阿诺德看看。”

“阿诺德”指的是阿诺德·古德曼，当时虽然还不是勋爵，但已经是英国最著名的律师，同时也是安德烈的精神导师。我感到希望重新燃起，阿诺德一定会拯救这一切。但阿诺德说，这是合同，如果有人傻到去签署自己完全不理解的合同，不管签的时候是醉酒还是清醒，都只能说很遗憾。我从此不再期待从律师那里听到任何好消息，大概就源于那天愤怒的无力感吧。

我已经忘了我是怎么知道戏剧经纪人玛格丽特·拉姆齐曾经是塞尔玛的经纪人兼朋友的，但我确实知道此事，于是忽然有了个灵感：“如果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就非那匹小战马莫属了。”玛格丽特讲起话来别人根本插不进去，我一提到塞尔玛的名字，她就开始滔滔不绝地拒绝，过了一两分钟我才打住了她的话头，提到了简，并向她解释了面临的问题，她听懂我的意思之后说：“天哪！这简直太骇人听闻了！不能让塞尔玛得逞，让我来处理！”我真是感激不尽。

但就算是玛格丽特也没能让塞尔玛取消合同，但她确实将百分之五十降到了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她取消了赋予塞尔玛艺术控制权的条款，办法是以某种方式钻入了她那顽固的脑袋，让她以为这个条款会导致她无法向任何人出售此类权利。

从那时起，玛格丽特·拉姆齐就开始负责处理简所有的电影、舞台、电视和广播版权。几年后，我们将她的其他文学事务交给了经纪人安东尼·谢尔，这真是迟来的、深刻的解脱。因为在此之前，简遇到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并经常成为她的经纪人，其后果尽管没有再像塞尔玛事件那样可怕，却也经常适得其反，一片混乱，令人发狂。

虽然在简的文本上，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修改工作，但我确实曾阻止过她将一个故事放入《睡吧，女士》中。弗朗西斯也建议她不要这样做，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是谁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了。弗朗西斯的私人文稿目录中，在《皇家大道》的书稿旁有这样一条附注：“里斯小姐已经声明出版商拒绝将此故事列入《睡吧，女士》，认为语气上涉嫌反黑人。”说得没错，只是过于简单了。

简与19世纪末出生的其他多米尼克白人在很多方面态度相同。尽管她经常谈到在孩提时代，她曾多么渴望成为黑人，因为与白人相比，黑人的生活没有那么无聊狭小，但这只是对现有框架的浪漫反叛，而不是拒绝。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说话的方式，有时会不自觉地带着一丝蔑视，就像加勒比种植园的老人们一样，会形容她喜欢的黑人们“忠诚”，还说一旦“我们”不存在，“他们”就会把事情弄得多糟（这就是《皇家大道》的麻烦），诸如此类。我是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语，但她说得如此自然，总让我惊叹她在《藻海无边》里，能做到坚持作家的信念，超越了自我。

她的信念，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非常难以遵循——必须说实话，必须让真相大白。卡罗尔·安吉尔在简的传记中讲述过，她是如何以这种狂热的努力来促使自己通过写作理解自己受损的本性，并驱使她在最后一部小说中真实地展示了多米尼克的种族痛苦，但在《皇家大道》中，她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奇怪的是，弗朗西斯和我当时都没有意识到她其实根本做不到。我们只是对故事的语气感到不安，却没想到这是我们对简的重大误解（尽管可以解释）。在故事中，简塑造的人物多年后故地重游，想沿着自己童年时就建起的跨岛公路——皇家大道穿越多米尼克，但令她非常沮丧的是，她发现“他们”已经任由它被森林吞没，这条路已经不复存在了。

简在孩提时代，曾亲眼目睹皇家大道的开通仪式，她自然地认为，既然宣布开通，那一定已经完成，没人向她解释过，这条路其实只建到了管理员庄园所在的岛中间的某一位置，只是一条全长仅五英里的碎石路。三十年后，她认为由于“他们”的疏忽而消失的，实际上从未由“我们”建成。所以这个故事比弗朗西斯和我所感觉到的更加“错误”，了解到历史真相后，我就更高兴了，因为她没因固执己见将其包含在内（当然，如果她真的想，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与《藻海无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部小说中，故事的讲述者是这样的：他的生活因奴隶解放而遭到破坏，他因黑人现在可以自由地对白人表现出敌意而感到困惑、愤怒和悲伤。但因为观察得精准，黑人和混血儿在其中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读者能够理解为什么库里布里会被烧毁，为什么丹尼尔·科士威会变成这么一个讨厌之人，为什么蒂娅走到了安托瓦内特的对立面，事实上，她从来就没真正成为她的朋友，这对她们两人都非常残酷。安托瓦内特的世界，并不是因这些人的恶意被毒害的，只是因为她的家人一直是他们的主人，像牲口一样对待他们才导致的。简并没有在书里明确地说出这一点，但确实展现了这一点。简写得好的时候，比日常生活中的自己要透彻得多。我不想出版她的《皇家大道》，是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将一个能在重要时刻从这样的高度战胜自己局限性的作家，作为种族主义者来鄙视。

简开始写她的最后一本书——自传《请微笑》时，年纪已经很大，需要有人帮助，但并不是我（我只是读她的稿子，并随着故事进展发出点鼓励性的“杂音”）……她总是需要有人帮她打字，而且坚持认为帮她的人所做的事也仅此而已。但小说家大卫·普兰特自愿做这本书的打字员，在从她嘴里套出材料并组织文字方面，确实做了不少事儿，远远超出她承认的范围。有一段时间，她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慌，告诉我他已经接管了那本书，要将它变成自己的，但他其实只是用“剪刀”和“糨糊”，将她提供的材料按正确的顺序排列而已。等她开始读书稿，看到依然是用自己的话说着自己的故事，就或多或少放松了。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是她在伦敦的最后一个冬天，在酒店里她已经无法独自应付了，因此戴安娜·梅莉无比慷慨地将她带回自己家（还将自己的卧室让给了她）住了三个月。享受了几个星期的快乐之后，简陷入一种老糊涂状态，而且继续酗酒。大卫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他和她一起喝酒，那她就会很快崩溃；但如果他拒绝一起喝酒，她就会桀骜不驯地发脾气，他必须平衡好两端。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与他和戴安娜一起，三人挤在厨房的桌子旁，大家都同意需要一个人上楼去把酒杯从简房间里拿出来……最后戴安娜说：“天哪，我们加起来都不如一包湿纸巾有用。”不管怎样，这本书完成了，也许不是她想要的，但确实比她预想的更有价值。

事实上，《请微笑》这本书，是简写作凝练能力的一个非凡例子，它囊括了有关简自己的一切重要的东西，尽管有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触及，读者如果不专注就可能忽略。就好像她内心深处的某种与意识完全分离的东西仍在掌控她，仍在帮她做出选择和决定。我一直觉得，就在写那本书约一年前，我就在工作中看到了那东西一闪而过的身影。

《睡吧，女士》的校样是简在伦敦时打印出来的，她告诉我她有点担心自己不再能集中精力，核不了稿。所以我建议由我大声读给她听，用很慢的速度，每次控制在二十分钟。但一旦开始，她立刻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神色严肃，眼睛半闭，注意力非常集中。当我读到第一稿清样的中途，她忽然说：“等一下，回到开头，应该是第三行左右，那里写着‘以及然后’，用句号代替‘以及’，然后换行。”原来，她早把全部文字都记在脑海里了。

这件小事让我清晰地瞥见了简·里斯的核心奥秘，一个如此无能之人，一个承受了混乱、灾难，甚至毁灭的人，内心是钢铁般坚强的艺术家。

正是这件事让我写下这些文字，是我为“一部永远不会写的传记所写的笔记”。

母亲一个在紧身胸衣外穿着深色哔叽骑马装的女人，沿着穿过森林的小径在棕榈树下的沙滩上慢跑，小径上铺满像手、像锯子、像大象耳朵一样的落叶。

她把芒果从早餐桌上撤了下去，让孩子们喝粥，粥是块状的，因为它是由更擅长做卡拉洛[一种加勒比地区的蔬菜菜肴。]的黝黑的纤长手指煮出来的。她还让孩子们穿上粥色的羊毛内衣。

“你会出什么事呢？”她说。

尽管她非常照顾他们，但他们还是处于看起来不像英国人的危险之中。她的祖父在森林里盖了一所房子，还娶了个长发垂腰的漂亮妻子。但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色的。

只有一个孩子的皮肤是粉白色，眼睛是蓝色的，这是英国人的证明。但为什么爱她是如此困难的一件事？

那个孩子从不提问，也不说话。她如饥似渴地听着厨房里传来的笑声，管理者的妻子来喝茶时，她就陷入闷闷不乐的沉默中，任由老男人们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

“你会出什么事呢？”一旦问出来，问题就似乎更加紧迫，甚至愤怒。但过了一会儿，就没再追问了，因为所谓的好又是怎样的状态？谁不会因为任性而烦恼，而疲惫？

但孩子顺从了母亲的愿望。听话地梦想着英国。“我抵达那里的时侯，”她这么梦想着，“会像诗一样，而不是像她所描述的。”当她真的抵达那里，她发现了深色哔叽、粥和粥色内衣。“我可怜的母亲。”她后来这么说。她很久以前就决定永远不原谅那个国家的所有人，所以对于那个女人，她只能说这么多。

父亲一个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穿白色亚麻西服的男人，为了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一点而离开了家。“医生在家吗？”这些声音有时很吓人，只有他能帮忙。他经常不在家，在家时也不能被打搅，所以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走进房间，发现孩子们正对着那盘块状粥大哭。“这种天气吃这个！”他说。那之后，她的早餐就变成将一个鸡蛋打进牛奶，再加上糖和肉豆蔻调味。

他喜欢她调配的晚间饮料，她仔细地量出朗姆酒和酸橙汁，在玻璃杯上磨碎一点点肉豆蔻，她知道自己穿着白色连衣裙，罩着羊毛背心，会显得非常漂亮。

圣诞节的儿童读物是他母亲寄来的，玻璃柜里所有的成人书籍都是他的，除了那本《撒旦的悲伤》是她母亲的。他还是个孩子时，离家出走当了水手，因为周围的人不友善，他无法忍受。

他死后，没有钱，没有爱，她意识到从此以后没人可以依靠。但是，“我一直很感激父亲， ”她后来说，“因为他让我懂得，如果实在无法忍受某事，还可以逃跑。”

他们的女儿她不想伤害这个男人，但还是跟他一起走了。她的新梦想是巴黎，他能带她去那里。他出现时，她的运气实在太糟了，应该得到点好运来改变命运。她想：“可怜的男人，我对此感到抱歉，但如果他没有出现，让我的生活变得稍好一点儿，我早就完了。”

她不想让孩子死，但当孩子的脸色变得很奇怪，什么也不吃时，她想：“这个可怜的孩子，脸色很奇怪，也不吃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会应付。”所以她把孩子带到医院，直接把孩子留在了那里。医院写信告诉她孩子死了，她看到生活一如既往的残酷。但确实也没那么困难了。

她想要留下另一个孩子，但能把她放在哪儿呢？怎么才能喂饱她？她想：“也许有一天我会时来运转，到那时候再去把她接回来吧。”她的运气确实变好了，之后也不时能见到孩子，但孩子爱父亲胜过爱她。这不公平。但确实让生活变得不那么困难了。

对残忍，她从不感到惊讶，因为她一直能听到残忍在门下东嗅嗅西嗅嗅的声音，这一切困难重重，令人筋疲力尽，全是她的错。她知道那些想要蓝天、漂亮衣服、善良男人的人，都会自己出去寻找，但她不擅长这些，她从来不会干这些事。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着自己时来运转，此外还会做梦。“如果非常努力地做梦，有时就会成真”，于是她非常努力地做梦，失败时，就更努力地做梦。但她再努力，也没有摆脱掉自己的才华。她逃跑，她躲避，她隐匿，但才华总是在那里。一次又一次，逼她站起来，听着门嘎嘎作响，把她听到的一切变成了尽可能准确的语言。谈到自己的才华时，她说：“我讨厌它，因为它让我擅长一件如此艰难的事。”

也许她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她看不到工作时的自己。那时她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一个完整而无畏的存在——没有自怨自艾，而是非常清楚自己想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