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出版商应该能“发现”作者，也许他们确实做到了。然而，对我来说，作者只是碰巧来到。V. S.奈保尔就是通过在BBC和他一起工作的安德鲁·塞尔奇认识的，而安德鲁又是莫迪凯·里奇勒带我去SOHO俱乐部喝酒时认识的。当安德鲁听说我是莫迪凯的编辑时，便问我能否带一个年轻朋友来见我，他刚写了些非常好的东西。几天后，维迪亚就来到我们办公室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将《米格尔大街》交给了我。

读完后我非常高兴，同时也很担心，因为这是本短篇小说集（尽管是相互关联的短篇故事）。而安德烈·多伊奇一贯坚持的信条是，除非是很有名的作者，否则短篇集都不好卖。所以和他谈之前，我把书稿给了弗朗西斯·温德姆，他是我们的兼职“文学顾问”，弗朗西斯立刻热情地喜欢上了这本书。这可能打破了安德烈的平衡，他本能地不相信我对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人写的、有关没人感兴趣的、说着陌生方言的小地方的小书“做善事”的热情。而这还正好是本短篇集，安德烈可能觉得这一点挺好的，因为他能有借口说“不”了。但弗朗西斯同意我的观点，安德烈只好让我去找找作者是否还在写别的长篇小说，如果有就先出长篇，短篇集随后出版。幸运的是，维迪亚正在写《通灵的按摩师》。

我们本来可以先推出《米格尔大街》，实际上这本书在评论界受到的推崇比他的前两本长篇小说持久多了，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眼里的黑人作家比年轻的白人作家更容易获得评论，评论也比现在对读者的影响大。出版商和评论家意识到新独立的殖民地正有新的声音发出来，部分出于真正的兴趣，部分出于乐观但不明智的预感，即认为那里有广阔的图书市场正待开发，他们觉得应该鼓励这些声音。这种趋势并没有持续多久，但确实有助于我们搭建一些优秀作者资源库。

此刻，维迪亚还没有自信到能摆脱我们的举棋不定，幸运的是，这对他也没有造成真正的伤害。他和我们都没从前三本书《通灵的按摩师》《埃尔维拉的选举权》和《米格尔大街》中赚到钱。但他毫无疑问出了名，首先是对书的评论，随后他自己作为评论家的工作也大大充实了他的名声。他作为小说家成名后，立刻获得了很多评论工作，他是个非常出色的评论家，与当时任何一位文学评论家一样阅读广博，正是这一点（而非他的第一本书）预示了这位作者将会拒绝掉“地域性的”这个形容词，并且理由充分。

我们开始常常见面，我很喜欢有他的陪伴，因为他针对写作和人方面的评论都很不错，也很有趣。刚开始的一次会面中，他严肃地说，他在牛津大学（他不喜欢那里）曾做过一件可怕的事，他永远不能告诉别人那是什么事，我回答说，透露了这么多却不进一步具体说明是不可原谅的，尤其是对像我这样觉得谋杀也没什么不能说的人。但我还是无法说服他，所以到最后也不知道那件可怕的事是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牛津大学时患过某种精神崩溃症。但他不喜欢我喜欢的地方，这让我很痛苦，他对学问、高标准和传统这么有感觉，应该会喜欢那里……但不，他不让步。我从来没想过，他到牛津大学时可能会因为那里与自己的背景不同而感到不知所措，更不用说任何形式的种族侮辱了，因为在我眼里，他实在太厉害，根本想不到他会受到这种不适的影响。

维迪亚为了保护自尊心而投射的形象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四年后我读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被他关于毕斯沃斯先生神经崩溃那段强有力的叙述所震撼，都没能将这种生动的痛苦与他自己的“神经崩溃”联系起来。在他牛津大学的真实经历和我之间，站着一个他想让人们看到的自己。

在那个阶段我并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以及如何拒绝特立尼达的，就算知道，也无法理解不接受自己出生的国家是什么感觉。维迪亚的书（尤其是三十七年之后成书的《世间之路》）教会了我很多，但当时，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感觉不属于自己的“家园”，也不属于其他任何地方，被迫遗世独立的状态；也无法了解这种状况多么不稳定、多么令人筋疲力尽（无知的年轻人或许会满不在乎地认为这值得向往）。维迪亚的自我，即本质，就是写作，这是一份伟大的天赋，也是他唯一拥有之物。他后来还公开说过，在开启职业生涯的十年后，当他已经获得了别人眼里显而易见的安全感，他仍然在为下一本书、再下一本书写什么而焦虑不安……这种焦虑不仅为了谋生，还为了要成为他想成为之人。难怪，只要他还在寻找自己的写作方式，他就处于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成为外人眼里的彪悍之人，很不寻常[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读了维迪亚在牛津大学期间与父亲的通信。《奈保尔家书》（Letters Between a Father and Son）充分揭示了儿子的孤独与痛苦，呈现给世人更加不同凡俗的一面。——原注]。

这倒不是说我没看到他神经系统明显的脆弱之处。正因为见过，我经常担心他缺钱，有一次我看着他冒着失去佣金的风险，拒绝《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给他开出的惯例25英镑（也许是几尼？）的评论费，傲慢地回复说不给到50英镑就什么也不写，我非常震惊。“哦，愚蠢的维迪亚，”我想，“现在他们再也不会给他任何机会了。”但是瞧啊！他们竟然付了50英镑，我真是非常钦佩。他当然是对的，作者应该懂得自己的价值，拒绝少得可笑的侮辱性金额。

我当时钦佩他倒是没什么不对，但问题是这种自尊很容易发展成一种不讨人喜欢的个性。而人的道德品质里，可取与可悲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在宽容与缺乏鉴别力、谨慎与懦弱、慷慨与奢侈之间也是如此，因此一个人对自己价值的正确认识从什么时候变成了或多或少的自命不凡，很不容易判断。回想起来，我觉得维迪亚花了八九年时间展现了这一过程，而且他的观众们至少应该为此承担部分责任。

例如，见面一年左右后，我们在酒吧或餐馆吃饭，我开始注意到维迪亚有时会因被带去一家便宜餐馆，或上了一瓶便宜葡萄酒而恼火，注意到这一点的唯一结果是（除了我偷偷地觉得有趣之外），我后来会小心翼翼地让他选餐厅和葡萄酒。这种别冒犯他的谨慎，我认为几乎所有他的英国朋友身上都有，这种谨慎来自一种假设，即他如此渴望获得尊重，是因为害怕因自己的种族而遭到拒绝，这导致朋友们担心、也不想自己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若一个人厌恶并努力消除某种态度，往往会导致这种态度更容易被察觉，维迪亚在英国工作的最初几年之所以受到宠溺，正是因为朋友们决定无视他们察觉到的东西。

当然，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朋友们因为太过熟识，已经不再把他看作他，而陌生人则仅仅把他看作一个著名作家，最重要的是，他让人们畏惧。此外，他的个性尖锐而有压迫感，因此人们大多只是顺着他，而不是从他敏感的角度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当他第一次将自己从养育他的酸薄土壤中拉出，努力在英国寻找接受他作品的人时，很容易让人低估这种敏感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无论他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都永远没有归属感。

在20世纪60年代，我曾两次拜访刚刚独立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诸岛，觉得非常愉快：那里有美丽的热带森林和海洋，因文化差异而激起的兴奋感，善良的人群，以及嘉年华的惊人美景。（与维迪亚不同，我喜欢钢鼓乐队，哦，我还记得嘉年华开幕日那天，乐声从西班牙港边缘穿过凌晨四点的黑暗而来！）在西班牙港的最后一个早晨，我听到当地人称为“keskidee”的鸟鸣（叫声确实很像法语“他说什么”[法语：Qu’est-ce qu’il dit?（他说什么？），读音与“keskidee”相似。]）时，想到自己可能再也不能听到这歌唱，内心一阵刺痛。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眼里的岛屿只是游客眼里的岛屿，所以除了前述我爱的回忆，还有另外三段同样清晰的记忆，一段来自这个国家较高的社会阶层，另外两段来自相对较低的阶层（但绝不是底层）。

第一，维迪亚写的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失落的黄金国》现在很少被人提及了，但我认为这是他最好的非虚构类书籍，在当时，这本书刚刚出版。我遇到的每个人，包括该国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和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1930—2017），圣卢西亚诗人、剧作家，曾获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都以贬损的态度谈论这本书，而这却正好暴露了他们其实根本没读过这本书。后来，在反对党领袖举办的一个聚会上，我遇到一个刚从海岸警卫队退休的英国老人，我们开心地分享了阅读这本书的乐趣，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临别时我问他：“你真是这个国家唯一读过这本书的人吗？”他悲伤地回答：“哦，多半是的。”

第二，在多巴哥时，我住在一家令人愉快的小旅馆里，村里的长者晚上常常会来这里喝上一杯。有个三十多岁的海关官员刚从西班牙港临时调任到多巴哥的主要城镇斯卡伯勒，邀请我和他一起出城，还有另一个海关官员和一名护士参加。我们先去了斯卡伯勒的堡垒，即该地著名的历史景点看看风景，随后有点无话可说，于是有人建议去艺术中心喝一杯。但在黑暗里，我只看到一个关了门的小棚子，这时有人去找了个人来，拿着钥匙、可口可乐和半瓶朗姆酒……我们就这么站在一盏四十瓦的灯泡下，肮脏的房间里除了一张满是灰尘的乒乓球桌，什么都没有，桌子中间扔着一本老旧的《读者文摘》。我们在尴尬、沉重、几乎羞耻的气氛中啜饮着饮料，全都沉默着。几分钟后，大家受不了了，于是去了邀请我的那个官员家，那是个整洁但几乎没有家具的小公寓，印象里很冷，但其实不太可能。我们在那里听了一张名叫“黄鸟”的唱片，又喝了一杯朗姆酒，然后我就被送回了酒店。整个夜晚，笼罩着一种空虚、无所事事、无话可说的可怕感觉，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对刚才还在一起的人知之甚少，无法猜测他们放松时的样子，只能看出这个官员因为不得不在乡间工作而感到心烦意乱，出于无聊邀请了我，又因为紧张只好召唤朋友们帮忙，但这三个人很快看出整件事就是个错误，于是我们都被尴尬的阴郁气氛笼罩了。真是难怪。回想起艺术中心时，我忽然明白了维迪亚第一次重访西印度群岛时所感到的恐惧。

第三，渴望逃离的不仅仅是维迪亚这样天赋被压抑的狂热之人。我在西班牙港一家商店试穿泳衣时，从更衣间里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当时一个美国女人在丈夫的陪同下也在购物，显然被为他们服务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售货员所吸引。他们问了她很多关于她家庭的问题，这种高度的热情让我怀疑，他们可能是觉得对黑人友善是件令人兴奋的事。顾客终于选好了商品，丈夫填写支票时，女售货员的语调突然从轻松愉快变成了喘不过气：“我可以请问一件事吗？”妻子回答：“当然可以。”于是这可怜的年轻女子展现出了绝望，不断恳求他们帮帮她，给她写一封邀请她去他们家的信让她拿去办签证，她保证不会造成任何麻烦，如果他们愿意帮她……她继续说着，丈夫用一种极度尴尬的声音试图打断她，却仍然想表现得和蔼可亲，但显然对自己之前肤浅的亲切所导致的结果感到震惊。女孩很快就泪流满面，这对夫妇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懊悔，他们急于想逃跑，手忙脚乱。而我，隐身在更衣间里，被不小心听到这个绝望女子的屈辱场景吓坏了，于是丢掉泳衣，胡乱套上裙子，飞奔而逃。所以最后是什么结果，我也不知道。

维迪亚从记事起就恐惧并厌恶特立尼达。还是个小学生时，他就在拉丁语启蒙课本的封底上写下誓言，要在五年内离开此地（实际上他花了六年）。他在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非虚构类书籍《重访加勒比》中记录了这一点，还描述了他第一次重游西印度群岛时，做了自己以前从未做过的事：研究他害怕和讨厌自己出生地的原因。

这是对此地极度消极的看法，忽略了整张图画中好的一半。他的想法与其说是来自头脑，不如说是在神经系统深处花了很长时间孕育成熟，然后伴随着一股力量自然地流淌而出。他说，过去人们只知道特立尼达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作为国家，它既不具重要性，也不具存在感，它最先是西班牙、接着是法国、然后是英国用来赚钱的地方，由于使用奴隶劳作，赚钱非常容易，在奴隶改为契约劳工后，价钱也没贵多少。一个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是不需要效率的，所以这里不存在效率传统。奴隶主也无需聪明，所以，“在特立尼达，教育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而是金钱让你摆脱的东西。教育严格来说是针对穷人而设立的，正如特立尼达人喜欢说的那样，白人男孩‘掰着手指数着数’离开了学校，但这正好说明了他的特权……白人社区从来不是因为拥有卓越的语言、品味或成就而成为上层阶级，仅仅因为其金钱和享乐令人羡慕”。

当这个原始的殖民社会因岛屿不再有利可图、英国人撤出而开放时，维迪亚看到大量涌入填补真空的，是以商业广播（当时电视还没来到这里）和电影为载体的、闪闪发光、最物质至上的美国的影响，电影都是些非常暴力、脱离真实的类型。（“英国电影，”他这么写着，“对着空荡荡的屋子播放，我的法国主人叫上我一起去看《相见恨晚》，电影院里只有我们俩，他在阳台上，我在土坑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仅仅是基于对“美国现代性”的渴望才团结在了一起，在堕落的虚饰下，其内部其实相当分裂。

分裂是在奴隶——非洲特立尼达人，与契约劳工后裔——印度人之间形成的，这两个群体都是历史的偶然，都没有任何渊源可言。在《重访加勒比》中，维迪亚称非洲人为“Negroes”[带有歧视意味的“黑人”。]，这个词在今天听来令人震惊。读这本书的时候，读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当时黑人权力的概念尚未形成。黑人也还没有拒绝“Negro”这个词，因此它被广泛使用，当时“black”反而被认为有侮辱意味。在这本书里，他对非裔特立尼达人的主要批评是，他们被奴隶制的经历洗脑，变成了“白人思维”，即对自己的肤色和身体特征感到羞耻。正如西印度社会的许多观察者那样，他最为痛心的，是非洲人后裔自己已经开始为之痛心、而且很快就会迫使自己去克服的这种态度。

他认为印度人对自己倒没那么缺乏自信，因为他们对印度这个概念感到自豪，但同时认为这种自豪感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次大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由于这一想法阻碍了弥合裂痕的努力，因此也很危险。印度人是“小农意识、金钱意识的社区，精神上是静止的，其宗教沦为缺乏哲学的仪式，处于物质主义、殖民主义的社会里，由于历史意外和民族气质的结合，使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殖民地居民，甚至比白人还要市侩”。

他对种族摩擦是这样总结的：“就像猴子恳求被进化，每一只都声称自己比其他猴子更白，印度人和黑人则用彼此鄙视的方式来吸引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的白人观众的注意力。他们曾引用白人的说法来互相鄙视，但讽刺的是，当白人偏见不再重要时，他们的敌对情绪在今天竟然达到了顶峰。”

这个评价挺公平的，除了旅游局的宣传人员外，与我谈过政治的每个人都对这种紧张局面表示了遗憾，大多数人要么直截了当，要么暗示说责任全在对方阵营。对于这种使人们在此情况下还凑合着勉强度日（现在依然如此）的普遍态度，没人比维迪亚关注得更多。裂痕，当然荒谬且令人遗憾，但它如果被视为危险，则会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因此，无论是谁提出这一想法，都会被视作煽动者，而且会显得更加骇人听闻。人们确实在争取局外人的尊重，也确实“吸引了不知道在哪里的白人观众”的注意力。但维迪亚又吸引了哪些观众的注意力呢？《重访加勒比》这本书，让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最早将他称为“种族主义者”。

这本书在英国受到推崇，在特立尼达却不受欢迎，然而，这本书根本不是为了取悦白人观众而写的。它的全部意义在于表明加勒比社会之所以一团糟的原因在于，这里是由白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麻木不仁地创造出来、麻木不仁地管理、最后再麻木不仁地抛弃掉的地方。维迪亚试图从一个高于白色人种、棕色人种或黑色人种的角度来写作，试图以一种清晰而公正的智慧来看待现在居住在西印度群岛的人们，诚实地描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即使诚实看起来残酷也在所不惜。他感觉到的一切必须说出来，因为靠幻想和借口支撑的、摇摇欲坠的错位社会只会变得更加病态，它必须学会认识自己，只有自己的作家才能教会它这一点。他说，到目前为止，加勒比地区的作家除了为自己辩护，没有做更多的事。如果他期望特立尼达人会欢迎这种高尚的信息，那他就太天真了，我认为他并没有期望。他在追求自己对这个地方的理解，并呈现出来，因为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情不自禁会去做的事。如果有人憎恨这本书，只能说非常遗憾。

他们当然会憎恨，谁愿意听到以几近傲慢的方式讲述的令人不快的真相？但我认为他们贴在他身上的“种族主义者”标签，只谈得上是个地方标签罢了。我眼里的他，是一个在效率低下、自欺欺人的混乱社会中成长并受到威胁的人，因此他渴望秩序、清晰和能力。他得出的结论，即这个地方缺乏这些品质是因为人民没有根，其实高估了此地的历史感及对传统的尊重，因而他选择将这一结果浪漫化，并没有看到这里的人们常常共存共生这一并不令人赞赏的复杂情境（他在《幽暗国度》一书中写道，他的第一次印度之行让自己深感痛苦，因为他鼓起勇气以为能在那古老文明中找到渴望已久的归属感，却发现那文明可能同样处于与他的出生地同样无序且效率低下的状态）。尽管英国和美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背离了他理想的社会标准，但相对来说，欧洲整体还是更为接近，更常让他感觉到舒服。我记得几年前曾开车穿过法国的一个葡萄种植区，看到这令人愉快的古老技能的存在，我非常享受。其中有一个培育出色的葡萄园，每一排葡萄架的末端，都立着一个深粉红色的玫瑰花柱，就像是点缀其间的精美符号。尽管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或想到过他，但他还是立刻就出现在我的脑海：“维迪亚一定喜欢这个！”

但是，尽管我无法将维迪亚视为想要成为白人或迎合白人这个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但我确实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度过了人生的前十八年，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维迪亚作为特立尼达印度人[他父亲的信中，只有一封提到了非洲人的后裔——那封信简直令人发狂：当侄女与一个半印度半非洲血统的人约会，这可怕的事件，他该如何应对？——原注]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前十八年。尽管他充满激情地决心摆脱这种命运强加的限制，尽管他也已经快实现这个不可能的目标，但他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束缚。

《重访加勒比》的第一章，当他刚登上即将把他带到南安普敦的海陆联运火车时，他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走进走廊，从维迪亚旁边的隔间走出“一个非常高大、长相粗陋的黑奴”，宽松的裤子暴露了他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大腿，肩膀很宽，不自然地僵直，好像还驼着背，看起来不堪一击。他的浅灰色夹克松松垮垮，极不合身，像件短大衣。黄色衬衫脏兮兮的，磨损的衣领敞开着，领带歪歪斜斜。他走到窗边打开通风口，把脸挤过去，微微左转，吐了口唾沫。他的脸被挤得非常怪异，似乎将脸颊的一侧整个撞了进去，一只眼睛被挤得眯缝了起来，厚厚的嘴唇变成了圆形隆起，巨大的鼻子也扭曲着。而当他缓缓张开嘴吐唾沫时，脸孔就更加扭曲了。他断断续续、缓慢地朝下吐着口水。

维迪亚尝试让此人在他的旅程中扮演一个角色，说他开始想象这可怜的东西怀着恶意观察着他，有一刻他们目光相遇，在自助餐车又再次相遇……但事实上，一旦完成了对此人的描述，这个人在他书中便再无角色可以扮演，到此为止。但尽管如此，维迪亚还是忍不住把他放到了开头，这本长达232页的书中花费了比描述其他任何人都要多的笔墨来描述他的外表细节。我不是说这个人是虚构的，或他本人实际上可能没有描述出来的那样讨厌，但将他挑出来着墨，维迪亚给人留下更深印象的并不是关于这个人物，反而是有关他自己的反应：一个挑剔的特立尼达印度人面对自己眼里的下等人，所感觉到的沮丧和厌恶。我相信如果我是黑人，肯定也会时不时在他的作品中找到隐藏在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最好的英语小说家之一的阴影中的这种畏畏缩缩的痕迹。即使作为白人观众的一员，我都能留意到他偶尔出现的自负（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加），我怀疑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特立尼达印度人对自己没有受到尊重所表现出的紧张和抗拒。

维迪亚的母亲是个身材健美、性格和蔼的主妇，他的出版商访问特立尼达时，她非常友好地欢迎了他们，像个深受家人爱戴的核心人物。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家人，还是在这个家庭接连遭受一个女儿以及维迪亚唯一的弟弟希瓦死亡的打击之前，这家人给我留下了生机勃勃、聪明漂亮、成功迷人的印象。家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告诉我，奈保尔夫人“将主要时间分配在神殿和采石场之间”，后者是奈保尔夫人娘家的家族企业，她是合伙人之一。他母亲告诉我，自己刚参加完一个有关焊接的研讨会回家，学到了很多知识，能将采石场雇用的焊工数量减少一半，因此非常开心，很显然，这时的她不仅是一个令人舒适的母亲形象。不久后，她留意到她对维迪亚的消息漠不关心似乎使我有点吃惊，于是对我做了个简短的讲述，更彰显了她的性格。她说，自己属于她那一代教养良好的印度教女孩，所以没有接受过教育，在一切事情上必须服从父母，后来她结婚了（“那会儿要说谁爱上了谁可就是胡说八道了”），必须凡事服从丈夫；然后她有了孩子，工作自然变成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孩子们身上并将他们抚养大（“我想我一切都做得很好”）；“这时我对自己说，就这样过到五十岁，一切就结束了。所以我要为自己而活。我现在就这么活着，他们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这一段自我生平的简述真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我的脑海中还是留下了几个疑问。毕竟我读过《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这是维迪亚基于父亲的生活所写的小说，生动地描述了毕司沃斯先生入赘更富有、更有影响力的图尔西家族后受到的羞辱，尽管那时我并不知道维迪亚的父亲西珀萨德·奈保尔曾经精神崩溃并离家出走过几个月。我开始这么想，这个迷人的、还稍微有点可怕的女人显然大大简化了自己的故事。但我很喜欢她，正如不久后维迪亚问我是否喜欢他母亲，我回答：“是的，非常喜欢。”对此他回答：“好像每个人都喜欢她，但我恨她。”

我真希望自己问过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在恼怒中用凶狠的话攻击别人，所以我认为这未必发自真心（反正，不喜欢母亲也通常表明一种受伤的爱）。虽然我不确定他对母亲的感情，但我知道他爱父亲，他的父亲在维迪亚离开特立尼达来到牛津后不久就去世了。他曾写了一篇感人的介绍，附在他于1976年交给我们出版的那本他父亲写的故事书稿里，谈到了他父亲如何教会了他读书。西珀萨德·奈保尔拥有一种非常强大的、真正的写作本能。这种本能让他克服了自己的处境，使他对偶然遇见的英国经典作品充满热情，并引导他在当地报纸上从事写作工作。他向维迪亚和他的大妹妹卡姆拉大声朗读，传递他的热情，还让孩子们在他朗读时站着以防睡着，这似乎给他们留下了这一仪式很重要的印象，而且并没有浇灭他们的热情。西珀萨德写的几个故事都是关于特立尼达乡村生活的，他给儿子留下的最重要的一课是“要写你知道的东西”，它治愈了这个年轻的殖民地居民对“文学”必须有异国情调的错觉，那些东西属于遥远的世界，属于他在图书馆里找到的书来自的世界。我还知道西珀萨德给儿子的另一条建议，完全能证明他的写作本能。维迪亚曾给父亲看过一段想写成喜剧的作品，他告诉儿子，不要刻意追求喜剧效果，要让它从故事中自然浮现。想到这个人因生活状况而步履蹒跚（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到死都没能看到自己的儿子挣脱枷锁，让人感到非常悲哀。而维迪亚的母亲，则属于导致他困难的“生活状况”的一部分，孩子站在父亲那边反对她，对此我非常确信。

不记得过了多久，肯定有几个月甚至一年，我才知道维迪亚是已婚的。“我找到了一间新公寓”，他通常会这么说，“我上周看了某部电影”“我的女房东说这个那个”，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我们”或“我们的”这个词。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生活勤勉而孤独，这似乎很令人悲伤。因此，在一次聚会上，我在房间尽头瞥见他和一个年轻女子在一起，一个并不起眼，甚至非常沉默害羞的漂亮姑娘，然后又看到他们一起离开，我很高兴地以为他找到了女朋友。下一次他来我办公室时，我问那是谁，他用相当恼怒的声音回答“当然是我妻子”时，我感到万分惊讶。

那之后，帕特被允许慢慢从阴影中现身，但也只有一点点。有一天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吃惊，我确信我一字不差地记住了。当时我一定是对她说，之前我们从没有见过面，于是她回答：“维迪亚不喜欢我参加派对，因为我令人讨厌。”

从那一刻起，每当我需要通过感恩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时，我都会告诉自己：“至少我没有嫁给维迪亚。”

这件事并没有让我完全厌恶他，我想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把他当成朋友，只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我们之间的兴趣一直是单向的，我不记得曾告诉过或想过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自己的事，所以有关他婚姻的这件怪事，对我来说只是另一件值得观察的事，却并不令我生厌。他曾经爱过她吗？仍然以某种扭曲的方式爱着她吗？他们在他还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就结婚了，他这样做是因为孤独吗？既然已经出来混世界，结婚是为了扩大可以称之为“我的微小领土”的地域吗？还是因为她能留住他？她是一名教师，在结婚后依然维持这份职业。还是为了让他免受其他女人的伤害？他曾经问过我认识的一个男人：“你认识什么能快速上钩的女人吗？”我的朋友觉得这问题很有趣（因为他是个同性恋），但对我来说，这真是令人感动。维迪亚唯一一次试图挑逗我，是在帕特不在的一天晚上，我请他吃晚饭。他毫无预兆地站了起来，穿过房间想要亲吻我，当时我正端着一个放满玻璃杯的托盘走进门。他显然正焦虑着我可能会生硬地回绝，虽然没必要用语言来表达，但安全起见，我还是轻声说，我们的友谊太宝贵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复杂化。这时，他的表情焕发出光彩，如释重负。一个缺乏性经验、清教徒式的人求助于妓女（正如他于1994年跟《纽约客》说的，他在《模仿者》一书中的某段话里也是这么建议的）是很自然的，虽然我猜他很少这样做，而且也不喜欢。

我见到过的维迪亚和帕特在一起的些许零星场景令人沮丧，他们从没有彼此享受的迹象。我曾和他们共度过一个周末，他们一直在不停争吵，帕特的脾气和他一样尖锐（我觉得是为了防御）。他在国外时，她小心翼翼地照顾他的利益；为他做各种调查；有时他也会提到向她展示正在进行的工作：他完完全全信任她，因为他就是她存在的理由。她让我感觉到根本不可能在她面前批评他，但她的话语里又总是充满着维迪亚对于诸如她在飞机上生病，在人群中晕倒，或不能吃咖喱这类事有多么厌烦……当我试图转移到除他之外的话题时，例如西印度群岛的政治或她作为教师的工作，她也总会再次回到自己的不足，导致我们的谈话搁浅。起初，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他破坏了她的自信心，到现在我依然确信他没起到什么好作用。但后来我也开始逐渐怀疑，她身上有某种东西接受甚至欢迎这种重击。

写《世间之路》时，他一如既往像个单身男人那样写作，维迪亚将自己形容为在“身体吸引力、爱情、性满足”方面都“不完整”的一个人，作为妻子，被这样公开抹杀该有多么可怕！每个认识奈保尔的人都说他们为帕特感到难过，我也有同样感受。但无论维迪亚结婚的理由是什么，他当时都无法预见到他们的婚姻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他也很可能是值得同情的。

他的阿根廷朋友玛格丽特第一次到伦敦时，他带着她和我一起吃午饭。这是个活泼、优雅的女人，虽然是英国血统，却有一种拉美风格的“女性化”，性感又挑逗，一副在他面前随心所欲的样子，他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和愉悦。后来他说他想离开帕特，我非常惊愕（她自己能生存吗？）。他说，当他产生了放弃“肉体享乐”的想法时才发现，这个想法太令人痛苦，他无法忍受。我问，那为什么不保持婚姻，搞搞外遇？他似乎觉得这是个很不体面的建议，尽管他多年来一直在这么干。后来发生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在他和玛格丽特关系的早期，我没发现什么他打击玛格丽特的迹象。然而，他确实发表了些令人尴尬和困惑的言论，他问我，在性这件事中存在这么多残忍的因素，难道我不觉得有趣吗？

*

与维迪亚打交道开始让我感到疲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这一点），原因在于他的抑郁。

我们一共出版了他十八本书，基本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他写作时一段长时间的平静期，这段时间我们很少见面，我往往会希望多见他，因为我对新书充满好奇；然后交付书稿，有一段短暂的欣喜阶段，在此期间我们会愉快地会面，我负责欣赏他的作品、写写简介、想想书封上的文案怎么让大家满意，再检查一下文稿中有没有打字错误（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准确地说，基本没必要进行编辑）；然后是第三个阶段，出版后的阴郁期，在此期间，他在电话中的声音会让我的心下沉，最初几年只是略微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则越来越严重。他的声音充满了悲剧色彩，脸色逐渐憔悴，谈话的主题变成了这本书给他带来的极度疲惫和伤害（“伤害”这个词总是一遍遍出现），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评论家全是无知的猴子，出版商（并不明说，只是阴险地暗示）则懒惰又无用，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还要继续？

知道自己不错且也经常被评论家证实的作家期望自己的书畅销是非常自然的，但每个出版商都知道，写得好未必就卖得好。当然，也不是写得不好才能卖得好，有些畅销书确实写得很糟糕，但也有写得相当不错的。写作的质量，甚至思想的质量，与畅销与否并无关联。与将写作视为艺术去关注的严肃读者相比，更广泛的阅读大众是否接受某本书，只与他们的某条神经是否被触动有关。维迪亚的书在前者中卖得很好，还在这些人群的边缘开辟了道路，成了名，在某个时刻，更广泛的阅读大众中已经有许多人觉得应该读读这个作家的东西了，但显然，他不属于那种会赚大钱的作家。我的一位阅读量很大的老朋友曾就此对我表示过歉意：“我知道他写得很好，但我不觉得他的东西是为我而写的。”这些话，就是更广泛读者的心声。

首先是因为他的主题，从广义上讲，这是帝国主义的后果，就算是那些曾经被帝国统治的国家的人们读到这个主题的书籍，都只有在其中微妙地掺入了怀旧味道的时候，才会喜欢；其次是因为他对描写女性不感兴趣，就算他的书里有对女性的描写，通常也是他不喜欢的女性，而阅读小说的女性多于男性；最后还与他的气质有关，有一次，在他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我们曾谈起在糟糕的生活中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助自己渡过难关，我说我靠的是简单的快乐，比如水果的味道、泡热水澡的温暖、干净床单的触感、花朵应和着生命轻颤的方式、鸟儿轻快的飞翔，如果剥夺了那些乐趣……真是不敢想象！他问我是否真的可以依赖这些，我说我可以。我清楚地记得他悲伤、困惑地回答：“你真幸运，我就不行。”他的书，尤其是小说（在前三部小说里的幽默感消失之后）因为缺乏这种被称为动物本能的东西，所以是带有某种颜色的，或者我应该说是“褪了色的”，这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并不吸引人。

因此，他对于作品出版后的结果并不满意，这让他总是很绝望，有时还充满愤怒。有一次他像个霹雳一样从天而降，宣称自己刚去了查令十字街的福伊尔书店，那里连一本他的新书都没有，两周前刚出版的，货架上一本都没有！理智告诉我这不可能，但面对指责，我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认错，随后，这种反应激起了我的恐慌，难道销售部门真的犯了不可想象的错误？好吧，如果真是这样，我自己可应付不来，于是我说：“我们必须立刻告诉安德烈。”我们去找安德烈，安德烈平静地说：“这可真是胡说八道，维迪亚，来吧，我们马上去福伊尔书店，我带你去看。”于是我们三个人急匆匆地走到了福伊尔书店，也就两分钟路程，维迪亚一路雷鸣般地抱怨，我紧张得声音都变尖了，安德烈则一脸祥和。到了店里，安德烈把经理叫到角落：“奈保尔先生找不到他的书，请告诉他陈列的位置。”“当然可以，多伊奇先生。”就在那里，两摞，各六本，放在标注着“最新出版”的货架上。安德烈事后说，因为问题得到解决，维迪亚看上去更惊慌失措了，但即便确实如此，我当时正因为松了口气而头晕目眩，根本没注意到。

维迪亚的焦虑和绝望是真实存在的，你只需要将他二十多岁的照片与四十多岁的照片进行比较，就能看出痛苦刻画出的痕迹。我的工作是倾听他的不快，并尽力缓解，如果我能做点什么，倒也没那么糟糕，但实际上我什么也做不了，就这样直接暴露在他的抑郁中，真让人筋疲力尽。即便一次只有一个小时，也不很频繁，我的感受依然如此。我真的很为他感到难过，这个过程一遍遍重复……实际情况是，随着岁月流逝，在出版后的阴霾期，我越来越需要强迫自己真心为他感到难过，才能忍受下来。

*

自我洗脑有时必须成为编辑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带着富有想象力的同情与作者一起工作，你就对作者毫无用处，而如果不再对作者有用，你就不再对自己的出版社有用。但冷酷的心无法产生富有想象力的同情，因此编辑必须喜欢自己的作者。这一般来说并不难，但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非常欣赏某人的作品，但你还是，或逐渐变得，无法喜欢这个人。

我对维迪亚的作品评价很高，认为他出现在我们的作者资源中至关重要，因此不允许自己不喜欢他。我早期对他有喜爱之情，这个基础帮助了我，因而我相信他的抑郁对自己比对我的伤害要大，他对此也无能为力，所以我应该承受。但我越来越意识到其他令人恼火的事，比如他对帕特和他的兄弟希瓦的态度（他欺负他，就像愤怒的母鸡欺负一只特别窝囊的小鸡），对此，我采取了一种家庭中常用的策略：艾米丽姨妈可能也有令人恼火的举止或令人不安的习惯，但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甚至可以喜欢的，因为她就是这样的人。冒犯者被置于一个虚构的、几乎卡通人物般的位置，其怪癖可以被嘲笑、被惊叹，仿佛仅仅存在于书页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将维迪亚视为“维迪亚主义”的典型人物，效果还不错。

1975年，我们收到了他的第十三本书稿，即第八本小说《游击队员》。我第一次觉得有点担心，因为他跟我说，这是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写成的。他通常会对写作过程保密，但这次他说不同寻常，这可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就好像这本书是别人送来给他的。对写作的这种感觉可未必是好兆头。结果证明，我确实不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类似特立尼达的岛屿滑入颓废状态，尽管想象力强大，但在他描述的这幅可怕画面里仍然透露着一丝歇斯底里的气息。故事的核心部分来自特立尼达岛最近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改名为哈雷·金加的英国女子盖尔·本森，被一名自称为迈克尔·X的特立尼达人谋杀，这个人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公社”。盖尔是被她的情人、名叫哈基姆·贾马尔的美国黑人（她按他的吩咐改了名）带到了特立尼达岛。这两个男人都处于疯子和骗子之间，他们之间的关联就是盖尔的毁灭。这三个人我都认识，对盖尔和哈基姆很了解，对迈克尔则了解一点，我后来还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当时写好就收起来了，并在十六年后出版），书名是《相信》。

这个核心故事扰乱了我对《游击队员》大部分内容的关注。书中的人物并非是对我所认识的人物的描摹（维迪亚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全是维迪亚创造的角色，用以表达他对特立尼达等地后殖民历史的看法。但小说中的情境与生活中的情境如此接近，以至于我常常难以抑制的反应是：“情况不是这样的！”情节也不适用于小说中的迈克尔·X这一角色，他在书里被称为吉米·艾哈迈德，吉米和他的“公社”那半肮脏半可怜的废墟倒确实是辉煌而令人信服的创造。维迪亚为代替哈基姆·贾马尔而创造的角色罗奇，描写也和真实情况不符。在书里，罗奇是一名自由的南非白人难民，在一家大型商业公司工作，还愤世嫉俗地为吉米提供了支持。但罗奇显然不是哈基姆，所以现实里的冲突在书里没法构建。但书里描写的简确实成立，她代替的是盖尔，即那个被谋杀的女人的位置。

小说中的简，作为罗奇的情妇来到岛上，其设定是一个懒惰、乏味的角色，试图通过与男人的婚外情来寻找自己所缺乏的活力与热情。她对自己作为白人女性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但自己对此却并不敏感，然后碰巧与吉米进入了这样的关系，简直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傻瓜与一个内心受伤的黑人为了寻欢作乐所玩的危险游戏。更早些时候，维迪亚曾为一家报纸写了一篇关于盖尔遇害的报道，他当时就明确表示，他认为盖尔就是那种女人。

但她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她确实无所事事，空虚，但她并没有作为白人女性或其他任何身份的优越感，也并没有为了寻欢作乐而玩危险的游戏，只是执着于幻想死不放手罢了。与她最有共同点的，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自由态度而与黑人男子随意相处的、很有安全感的英国女性，而是那些在1977年跟随美国“大师”琼斯来到圭亚那，最后在他的命令下集体自杀的可怜虫[指震惊全球的“琼斯镇惨案”，美国一个异端教派的创立者吉姆·琼斯（Jim Jones，1931—1978）带领一众信徒前往南美洲圭亚那，创立起“琼斯镇”。因恶行被调查，1978年11月18日，自知罪责难逃的吉姆·琼斯胁迫九百多名信徒集体服毒自杀，随后开枪自杀身亡。]。她是如此缺乏对自我价值感的认知，最后几近疯狂。

因此，我在阅读时一直对自己说：“事实不是这样的！”但随后又克制住自己，我知道简没有理由要和盖尔保持一致。一个英国女人为了寻欢作乐而卷入这样的事情绝非不可能，这可以成为白人自由主义者具有欺诈动机的完美例子，这就是维迪亚一心想展示的东西。

于是我重读了一遍书稿，但这次再看简这个角色，还是觉得简直不成样子。罗奇也呈现得很糟糕，个性暗淡，很难设想，他微笑时会露出牙根发黑、相距甚远的两颗臼齿（这种“聪明的特征”本不该是维迪亚描写的水平）。但尽管这个人物不完全具有说服力，倒也还不太差，整个阅读过程中我一直期待着他能从迷雾中显现。但是简的形象，则越来越像一连串彼此不相关的零散片段，导致最后对她的谋杀也显得毫无意义。我得出的结论是，问题一定出在维迪亚为了适应自己预先设定的模式而削足适履上，这些角色的存在仅仅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根本没有花时间去深挖他们，因此无法鲜活呈现，这个问题在女性角色上比在男性角色上暴露得更明显，因为维迪亚书里的所有女性角色都有这个问题。

现在，我已经快走到自己编辑生涯中的第二次令人震惊的失败（第一次失败我不打算坦白）边缘了。从专业的角度看，毫无疑问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作者之一，即便这书写得真的很糟，而不仅仅是有缺陷而已，我们也肯定会出版，同时期待他很快恢复正常，所以我应该说“棒极了”，就好像我真的觉得他写得多好一样。

但我并没有这么做，相反，我坐在那里喃喃自语：“天哪，我要怎么跟他说呢？”我从没对他撒过谎，我一直提醒自己这一点，无视我之前不需要撒谎的事实。“如果我现在撒谎，那么将来夸赞他时，他怎么能信任我？”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如果我撒的谎足够好，他就永远不会知道我在撒谎，但当时我完全没想到这事儿。度过了几个小时真诚的焦虑后，我最终说服自己，“为了我们的友谊”，我应该告诉他真实想法。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一个初级作家有时会犯错，如果有人指出，他可以纠正，但像维迪亚这样有品质、有经验的小说家创作出一个无法令人信服的角色，那一定是遭遇了想象力的下滑，对此，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狄更斯每次尝试描述一个好女人，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乔治·艾略特在描写丹尼尔·德隆达[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的最后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隆达》（Daniel Deronda）中的主人公。]时也一样。至于我自己，每当有人坚持要说出朋友的缺点时，我经常能看穿他们，我知道他们的动机通常很可疑。但我没有看穿自己的动机，就像墨鱼沉浸在墨水里一样。

于是我告诉了他。我首先说我非常钦佩书中许多确实令我钦佩的地方，然后说我必须告诉他，（是必须要告诉他！）这三个中心人物中有两个对我而言没有说服力。这就好像是对着康拉德说：“《吉姆爷》是一部好小说，只是吉姆这个人物写得不太好。”

维迪亚看起来一脸茫然，然后站起身，低声说他很抱歉我觉得不好，但他已经尽力了，没什么可以再做的，所以再讨论也没有意义。他离开房间时，我想我喃喃自语了一些什么，大概是说这依然是本很棒的书吧，然后我对他似乎只是说了抱歉而不是生气，感到松了口气，还混合着一种轻微的（只是轻微的！）失望和觉得自己有点蠢的感觉。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吧。

第二天，维迪亚的经纪人打电话给安德烈，说维迪亚要求撤回《游击队员》，因为我们对维迪亚的写作失去了信心，他打算离开我们。

安德烈一定反击了，因为他最痛恨的事莫过于失去一位作者，但这场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虽然我相信自己被点名了，但安德烈很友善，并没有责备我。我也没有责怪自己。我只是大发雷霆，对着自己、对着同事们、对着朋友们：“这么多年的友谊，都抵不上十来个字的批评吗？就十来个字！就让他像歇斯底里的大牌一样发脾气甩屁股走人吧！”我在脑海中与他进行了长时间严厉尖锐的对话，但更令我满意的是自己的一个白日梦，那是在一个盛大而重要的聚会上，看到他走进房间，我立刻转身离去。

至少有两个星期我一直在生闷气……然后，到了第三周，我突然想到，我再也不用听维迪亚告诉我他有多受伤了，这简直就像太阳出来了一样。我不必再喜欢维迪亚了！我仍然可以喜欢他的作品，仍然可以为他的痛苦而难过，但我终于不再需要从这些元素中塑造出对他的情感，让我像个优秀的编辑那样去处理那令人筋疲力尽、乏味无比的倾听任务了。“你知道吗？”我对安德烈说，“我已经开始把这看成一种解放了。”（出乎我的意料，他笑了。）然而，我当时依然没有意识到我的这次编辑工作“失误”是一种挑衅行为。事实上，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游击队员》第二天就被卖给了塞克尔和沃伯格出版社。

大约一个月后，我走进安德烈的办公室讨论一些事，还没开口，他的电话就响了。这种事情总是发生，通常我会呻吟一声，将自己扔回椅子上坐着，随手抓起什么读一读，但这次我跳了起来，抓起了分机——“哦，是维迪亚啊！”只听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维迪亚是从特立尼达打来的，声音很紧张，他让安德烈立即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让他从塞克尔和沃伯格出版社收回《游击队员》的手稿，交给我们。

安德烈非常擅长应对突发事件，立即变得像个父亲一样。他说，能把这本书拿回来他当然很高兴，但维迪亚不能太冲动，不管发生了什么，结果很可能没有他现在以为的那么严重。今天是星期四，维迪亚现在需要非常仔细地考虑，下星期一再采取行动。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他还想回到我们出版社，就应该自己打电话给经纪人，听取对方的建议，而不应该由安德烈去打。如果经纪人到那时候也没能改变他的想法，他就可以指示经纪人行动了。安德烈会在下周一下午或周二早上等经纪人的电话，当然希望能听到好消息。

当然，确实是好消息。我的太阳再次回到了乌云后面。但尽管如此，得知他觉得和我们在一起比和别的出版社在一起更好，我还是很满意的，而且对我们即将出版的他之后作品的价值，我也没有任何怀疑。

维迪亚从来没有说起为什么要从塞克尔出版社撤出，但他的经纪人告诉安德烈，原因是他们在销售目录中宣传《游击队员》时，将他描述为“西印度小说家”。

接着出版的那些书确实值得拥有（尽管最后一本是最不重要的）：包括《印度：受伤的文明》《伊娃·庇隆归来》《信徒的国度》《大河湾》和《寻找中心》。我决定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如同在《游击队员》之前所做的一样，同时悄悄切断工作之外的友谊关系，他显然也有同感。结果很顺利，和之前相比，干涉更少，试炼也更少。没人知道，我也是回过头来才意识到，我决心不再对维迪亚说一句批评的话，确实是很荒谬的小家子气。对《信徒的国度》这本书，我非常钦佩，但其中有两个小点，要是在过去，我会指出以引起他的注意，但这次我没有这样做：以这种“不忠”的方式坚持着自己对《游击队员》事件自以为是的解释。其实，维迪亚当然不会因为如此微不足道的事而“像歇斯底里的大牌一样发脾气”。书里的一个地方，他似乎从一个太轻微的事件中得出太过笼统的结论，这个问题通过一些很小的调整就可以避免。另一个地方是一个讲英语的伊朗人说“羊（sheep）”的时候，维迪亚被他的口音误导，以为他说的是“船（ship）”，这导致文中一些对话令人费解。但我竟然对此保持了沉默！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自我欺骗更可笑的事情了。

维迪亚真的离开我们，是在1984年，我完全明白理由，甚至理解为什么他离开的方式似乎很不友善，没有留下任何警告或说明。因为他的结论是，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正在走下坡路。这是事实，经济衰退，加上我们出版的书籍读者人数正面临无情的逐步减少，使得我们这种规模和类型的公司无法生存，而安德烈也已经失去了活力和才华。他决定出售公司，是因为出版“不再有趣”（这是他的感觉，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也是由于自己逐渐恶化的健康，但或多或少与维迪亚离开我们的时间吻合。这家出版社在汤姆·罗森塔尔的领导下又持续经营了十年左右，一直在勉力支撑，不那么缓慢地走着下坡路（维迪亚被称为“西印度小说家”时，汤姆正在经营塞克尔出版社，因此他的出现对改变维迪亚的想法毫无帮助）。

一个有名的作者总是可以通过让两家出版商博弈来获取比自己实际价值更多的预付款，这种时候出价高的出版商就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努力，来证明这种价格的合理性。如果时机准确，这种跳槽是合理的。此时，如果出价低的出版商出现了严重问题，不跳槽就是愚蠢的。虽然做出了这个决定，但怎么能看着一个认识了二十多年、自己真心喜欢的人的眼睛，告诉他“我要离开你，因为你已经是过去式了”？当然做不到。维迪亚的经纪人设法向安德烈隐瞒了维迪亚的感受，但安德烈确实有些怀疑，他告诉我，他认为这件事与自己有关，但无法从经纪人口中获知，也许我的运气会好一些。于是我打电话给经纪人，问他有没有必要与维迪亚取得联系，他非常尴尬地告诉了我真相，于是我只能默默地认同维迪亚的沉默，并告诉可怜的安德烈，我非常确信，任何进一步改变维迪亚想法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最好放弃。

所以他这次离开并没有让我生气、惊讶，或悲伤，我只是为安德烈感到遗憾。维迪亚只是在做自己必须做的事，而且无论如何，说我们已经享受了他最好的阶段也是合理的。许多年后，当莫迪凯·里奇勒（他奇妙地同时出现在这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告诉我，他最近见到了维迪亚和他的新婚妻子，很高兴看到他“非常快乐”时，我确实也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