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生命”议题时，还有一位女教师给我带来了启示。她就是奥地圭子，此前一直在东京江户川区的一所公立小学任教。我之前就通过教育专业期刊《人》（太郎次郎社）听说过她，了解到她在社科课上和学生讨论有关“生命”的话题，我想亲自去旁听一次。

机缘巧合之下，我来到了她的课堂。

实际上，从一九八四年十月开始，我就被请到东京大学教育系担任兼职讲师，每周讲一次课，每次两小时。来自教育系的听课学生比较少，大多数都是法学院、经济学院、文学院和工程学院的三四年级学生。

本来，像我这种记者是不可能像大学教授一样站在讲台上的，校方之所以让我来讲课，是想让学生们透过记者的视角了解实际采访中的真相，谈谈孩子们面临的现实状况。因此，我不仅具体地讲述了采访的实际情况，还把各位被采访者请到了课堂，让他们在学生面前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报告式的讲座。

作为战后教育转型的见证者，我邀请了实际在学校任教的老师。爱媛县是日本最早实施教师工作评价的地区之一，有一位教师因为反对工作评价而从副校长被降为讲师，他虽然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但直到职业生涯结束时也没有停止反抗。我特地把他请到了东京。

为了探究促使教育领域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即经济状况带来的影响，我还邀请了一家大型汽车厂的一线工人和银行职员来到东京，他们根据自身经历，就当时的合理化现象和工人被迫陷入的窘境发表了讲话。

在讲座中，我分享了我在《为了生命闪耀之日》系列连载中的采访经历。我想让学生知道，现代人选择生命，有时甚至对个别生命进行“废弃处理”，以及人类在现代“异化”问题的影响下变得不惜抛弃生命，这些行动的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价值观。

作为拓展内容，我邀请了奥地老师作为嘉宾来做讲座。这堂课上，她给东京大学的学生们上了一堂名为“生命的诞生——地球与人类”的社会课，这堂课的授课对象原本是小学生们。

在奥地老师写的课堂笔记中，她解释了自己给孩子们上社会课的意图——

说起亚马孙，我们对它的印象是，一片面积为日本国土面积几十倍的茂密森林。

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这种印象已经需要修正了。不知是因为开发还是砍伐，人们陆陆续续地带走了这片土地上的绿色。NHK电视台的纪录片显示，从卫星上可以看到很多光秃秃的土壤的颜色。不仅如此，开发森林的速度之快，让像北海道那么大的地方仅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变成了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地。在此影响之下，那里的气候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顺便提一句，非洲的饥饿问题并非源于持续干旱或当地官僚骗取供应物资，而是在“北方”向“南方”的殖民开发过程中，人们只推进有钱可赚的生产政策，使得大自然遭到了全面破坏，因此导致了如今的状况——当地的土质已经无法支撑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

我们人类拥有核武器，只需轻按一下按钮，就能让地球上的生命灭绝六十多次。我们持续污染对生命来说如同子宫一般不可替代的江河、海洋、空气和土壤，制造水俣病[世界上最典型的公害病之一，致病因为汞中毒。该病因最早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湾而以此命名。]、四日市病[亦称“四日市哮喘”，一种以阻塞性呼吸道疾患为特征的公害病，主要症状为支气管哮喘。该病因最早发生在日本三重县四日市市而以此命名。]和酸雨。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员，我无时无刻不在以“教育”之名与那些承担未来重任的孩子们打交道，我衷心希望他们长大后能成为比我们成年人更有智慧的、真正意义上的人。

我认为，这种“智慧”的基础是“认识到生命的不可替代性和怀有对生命的感恩”。这里的生命不仅指人类的生命，还有动物、植物的，甚至是土壤中看不见的细菌的——我们要秉持与所有生命共存的态度。

人类发展的科学已经明确了人在生存过程中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与其他生命的联系。然而，在生命的历史长河中仅仅算得上是新人的人类，凭借核武器的大量开发，变得能够将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连根拔起并毁灭他们。在我看来，如果不质疑这一点的话，任何文化、任何教育都没有意义。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

——《人》一九八五年二月号

这堂生命课的主旨和《为了生命闪耀之日》系列连载的主题有着诸多联系，同时还是让东京大学学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生命之不可替代性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