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走向何方？

近年来，当亲戚或熟人家的宝宝出生时，人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对话呢？过去，一般大家听到“托您的福，孩子顺利出生了，母子平安”的消息后，首先会说的是：“恭喜恭喜！孩子是男是女？”

但现在，估计没有人费工夫问这种问题了。因为宝宝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胎儿诊断清楚地确定性别。

近年来，医学技术取得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胎儿诊断技术，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在这个时期问世的羊水穿刺检查，是指将子宫内羊水中混入的脱落胎儿细胞取出，放在玻璃皿中培养，以检查胎儿是否患有染色体异常、遗传病等先天性疾病。凭借这一方法，本书中提及的唐氏儿还在母亲体内时便可以通过检查得知病情。

除了上述技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发展了一种利用超声图像的诊断方法，而且最近图像的分辨率有所提高，现在不光能检查胎儿的发育情况，还能在子宫内发现婴儿是否有四肢和手指的缺陷。识别婴儿性别可以说是这种技术的副产品。

据专家介绍，近来发展了一种早在孕妇怀孕第八周至第十周时就能检查出是否患有染色体异常的技术，通过各种医学诊断技术，在尚可进行人工流产的怀孕中期就能查出婴儿是否患有各种先天性疾病。羊水检查是针对提出特殊需求的孕妇进行的，但近年来，医疗机构积极引进影像诊断设备，越来越打着为了孕妇身体健康和胎儿健康发育的幌子，从怀孕三个月左右开始让孕妇接受这种诊断。

这种服务如果在医疗机构普及的话，会给患者带来什么问题？

首先，诊断的目的当然是检查婴儿的发育状况，但其结果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检查婴儿是否有残疾。接受还是拒绝此种诊断，是患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是抱着体检的轻松心态接受检查的，但如果因此发现了婴儿的残疾，就会被迫作出是否接受这个生命的选择。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从胎儿阶段就能够管理生命的质量，控制其出生。

在这种形势下，医疗领域的实际情况如何？

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期间，关于《优生保护法》规定的堕胎许可条件，公众对取消“经济原因”这一项表示强烈不满。试图删除法律中“如果继续怀孕或分娩婴儿可能因经济状况而严重伤害母亲健康”的规定，这遭到了女性的强烈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厚生劳动省在一九七二年也曾对该法进行过修订，当时除了删除“经济原因”一条，还准备了另外一项修订，那就是允许发现胎儿残疾后堕胎。

当时，厚生劳动省在国会上对本次修改法律的目的作出了如下解释：

现行法律允许孕妇或其配偶在患有精神疾病或遗传性畸形的情况下进行人工流产，以防止生出有缺陷的后代。但近年来，由于诊断技术的改进，已经可以在孕期提前诊断出胎儿是否有严重的精神或身体残疾。

因此，今后将允许在胎儿可能患有严重精神或身体疾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人工流产。

虽然此项法律修正案最终没有通过，不过正如本书中所提到的，这种思想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未来还可能被重新讨论。

然而，专家指出，其实在出现有关法律修订的讨论之前，通过诊断检查胎儿是否残疾的手段已经非常普及，当发现胎儿异常后进行人工流产手术的行为早在法律修改前就已悄悄进行了。

这样一来，随着胎儿诊断技术日趋先进和精细化，无论医生还是孕妇，都难免会在诱惑的驱使下使用这一方法。

此外，实际的医学报告显示，医生诊断影像时强烈倾向于把影像捕捉到的异常信息解释为“不良征兆”。也许是医生这个职业让他们有一种潜意识，认为只有四肢健全、身体健康、容易养大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出于职业习惯，他们希望让“好孩子”尽可能地多一点，所以一旦出现与正常状况不符的信息就认为是“不良征兆”，并尽量排除即将带来的后果。

除了这种意识，最近世界范围内还出现了将没有未来可言的生命排除在医疗对象之外的效率主义导向，甚至有人认为在没有康复希望的患者身上使用医疗费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

假设唐氏儿的预期寿命为二十岁，抚养孩子的费用为每年一百万日元，这样可以大概计算出损益。通过计算可知，如果要求所有三十五岁以上的孕妇都进行羊水检查，即使每人花费两万日元，也会使出生的唐氏儿数量比现在减少20%，每年可节省约六十亿日元。这是一个残酷的数字，即便只是测算，这对唐氏儿父母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事实，然而这一数字现在已经被公布了。有医生也指出，每个临床医生认为在胎儿身上发现的任何异常都是“不良征兆”，可以说正反映了此种整体情况。

另一方面，由于孕妇接受信息时对科学技术有一种不加批判的信仰，如果是借助先进技术发现了胎儿异常，她们很可能会将“危险信号”放大，甚至超出医生预期，而不考虑误诊的可能性。

每个人都会经历初体验，现在可能有很多女性从小到大都没有太多与残障儿在同一地区或学校共同生活的经历，才会在脑海中建立了对残障儿的“负面印象”。不难想象，当面对关系到未来的严重“警告”时，她们很难保持冷静。

这样一来，在诊断者和被诊断者双方的共同影响下，“负面印象”被不断放大，胎儿被扼杀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这是在医疗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作出的预测。

因此，只看关于胎儿诊断的情况变化就可以知道，如果不去审视生命和人类原本应有的活动状态，忽视社会底层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整体的思想状况，只是一味委身于科技的急速发展，其结果可能是人类被科技冲昏头脑，最终只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以适应、屈服于外界。不仅如此，如果“残障儿在当今社会不可能幸福，家长本人也一定是不幸的”这种陈旧的观念长期盛行，最终，人类极有可能被卷入管理和选择人类生命的巨大旋涡之中。

除了胎儿诊断的问题，这几年来，有关“生命”的最新信息如轰炸般接踵而至。本书介绍的关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精子被用于制造超级精英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趋势在美国似乎越来越明显。例如，有一份报告如下：

（在美国）有的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优秀出众的。美国已建立了几家商业精子库，其中的精子是以商品目录形式出售的，但由于公众的喜好过于集中，有些捐精者的精子甚至被卖出上百次。当这种倾向被发挥到极致时，便产生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精子库。诸如此类以“繁育”基因优越人种为目的的积极优生学其实在历史上很少出现，而且从理论上讲，其最终产生的效果也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美国却出现了“完美婴儿综合征”的说法，人们对更精致、更完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即所谓的“雅皮士”）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这一点从一九八四年的总统大选中便可以看出……

---（米本昌平《在遗传病筛查和优生学之间》，

---《法律时报》第五十七卷第六号）

此外，这种生命操纵技术带来的影响还包括利用体外受精技术让代孕妈妈生育的业务——即所谓的“代孕产业”——越发盛行等，接踵而至的此类事件让我们震惊不已。

共同通信社正在翻译出版一本书，书名暂定为《试管女性》（Arditti，Ritaetal.，eds.，1984，Test-TubeWomen:WhatFuturefor Motherhood？，PandoraPress，London.），该书揭露了国际范围内大行其道的生命操纵技术的真实情况，并站在女性的立场揭露了这种现象。当我读到女性亲临医疗现场后写下的报道时，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人类究竟要做到什么地步！”

在日本，关于体外受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出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时代驱使着我们在思考生命问题时，不得不以严肃的态度作出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毫无节制地继续操纵、管理和选择生命，未来我们生活的社会将呈现出何种样貌？

在对未来作出预测时，我们必须考虑到经济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时必然产生的现象。正如我在本书中提到，技术革新的浪潮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标志着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样，使用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结构时代已结束。我们正在进入到一个企业通过高效管理少数精锐部队，以此在国际商业战争中生存下去的时代。

企业社会的逻辑要求更强的能力和更大的贡献，这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在尽可能杜绝浪费，实现更高效、更合理体系的愿望驱使下，社会的车轮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不断转动。同时，似乎正在抛弃那些异端的、无用的和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

另外，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我们虽说陷入了一张被控制的大网之中，但因为看不到控制我们的手，所以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控制之下，仿佛在一间“看不见的笼子”里被迫承担着支持和增强这一体系的任务。我们人类整体身处于一间看不见五指的囚笼中，“像人一样活着”的情感越发受到压制——“柔性管理社会”逐渐形成，似乎使得情况在无形中变得越发复杂。

在这样的社会中，证明自己拥有高学历、实现进入社会上层的阶级跨越能给人带来幸福感，然而在奋斗过程中，乍一看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供我们选择，但实际上，人们却始终被单一价值观所束缚，如果不跟上大多数人的步调，就会变得惶惶不可终日；如果逆流而上或是节奏落后，就会像“受欺负的孩子”一样难以在社会上立足。

在我看来，尤其是近年来，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科技信仰的热潮，即人们相信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科技进步，一定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加便利、富裕、幸福的社会。如今，人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大家将那些落后于快速变化浪潮的人看作“掉队的人”，并对逆流而上的人冷眼相对。

以个体身份生活在一个强烈敌视和排挤少数派的社会中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可能会在无形中相互伤害，甚至侵犯别人享有的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利。

我不知道把这样的社会比喻成一种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时代的新极权社会，即“柔性管理”的法西斯社会是否合适，但当我每天关注社会事件时，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这样的字眼。

如今，日本一方面面临着老龄化社会到来的现实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环境、资源和粮食的问题也越来越显著；另一方面，日本在以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为威胁的大国势力保护之下，一边直呼财政危机，一边不断增加国防开支。

我们必须结合这种现实状况和上述的极权主义意识状态来思考有关“生命”的话题。我不禁觉得，对于从降生那一刻起就可能受伤但还是奋不顾身地让生命之火继续燃烧下去的个体来说，以技术信仰和经济效率至上主义二者整合而成的国家和社会一定是残酷的。

这个时代绝不是人类能轻松生活的时代。我们正在被自己创造的昂贵而复杂的文明机器所淹没，人们彼此之间失去亲近感，甚至越来越感到被孤立。一种看不清未来的不安、紧张和闭塞感似乎潜伏在每个人心中。

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未来呢？

我们又该给孩子留下什么呢？

我曾试图从那个像一束光一样闪现在世间的唐氏儿身上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一直无法得出满意的结论。不仅如此，采访越是深入，我就越是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还是无法得出什么定论。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意识到围绕在生命周围的种种复杂关系。

然而，正如那些亲身抚养残障儿的人所说：“我们反而在残障儿的帮助下实现了心灵的成长和复活。”生命之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连接，在这份无形的关系中，也许潜藏着我们思考这个时代的灵感来源——即便这次采访仅仅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未来，我希望能围绕生命和人的生活方式，做出比本次更全面的报道。

在采访过程中，我得到了包括那位善良的护士在内无数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一边回想他们的面孔，一边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表示诚挚的感谢。

---斋藤茂男

---一九八五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