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伦敦

在我上海家中的花园尽头，有座草丘，上头有棵槭树就长在丘顶。秋良与我约六岁大时，常喜欢在草丘周围和上头玩耍。如今，每当我想起这位儿时玩伴，脑海里常出现我们俩在草坡跑上跑下的景象，有时我们干脆就从最陡的地方跳下来。

每次我们玩累了，就会坐在丘顶，背靠着树干喘口气。从这个高处，我们可以清楚地俯瞰我家的花园与耸立在花园尽头的白色大宅。我只要阖眼片刻，就可以唤起那幅景象，如同身历其境：细心打理的“英国式”草皮，分隔我家与秋良家花园的那排榆树在午后所投下的阴影，还有房子本身—硕大的白色建筑物，有无数个厢房与花格栏杆阳台。我想，这段关于房子的记忆，不过是孩童的想像，实际上恐怕没那么富丽堂皇。当然，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知道这栋房子怎么也比不上涌泉路那一带的住宅。不过，这房子给我们一家人住是绰绰有余，家里不过我父母、我、梅俐；再有一些仆人。

那是摩根洋行的房产，这表示屋中有许多装饰品与画是我不准碰的，这也表示我家不时会有“房客”—公司里刚到上海，还“立足未稳”的职员。我不知道我父母是否反对这样的安排。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房客通常是年轻人，带来英国小巷与草地的气息，那是我在童书《柳林风声》里读到的内容，或是柯南·道尔悬疑小说里多雾街道的气氛。这些年轻的英国人无疑都急于制造好印象，都肯耐着性子任我问个没完，或者答应我无理的要求。现在想想，他们大部分都比此刻的我还年轻，而且全都远离了自己的家园。不过，当时对我而言，他们每一个都是我仔细研究与模仿的对象。

还是回头谈秋良吧：我现在想起某个下午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们俩一直在草丘那儿，像无头苍蝇似的冲上跑下，排演我们一起编的戏。我们靠着槭树坐下来喘口气，我凝望着草地另一头的房子，等着胸口的起伏平息，这时秋良在我背后说：

“小心，老格。有蜈蚣。在你脚边。”

我清清楚楚听到他说“老格”，不过那时并没有多想。只是秋良用过一次以后，似乎爱上了这个小名，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又玩起我们的游戏，他不断用这个名字叫我：“这边，老格！快一点，老格！”

“反正不是老格就是了，”有一次我们争论游戏该怎么进行的时候，我终于告诉他，“是老哥好不好？”

正如我所料，秋良强烈抗议。“才怪，才怪。布朗太太，她要我说一次又一次。老格。老格。正确的发音，就是这样。她念老格。她可是老师哦！”

想说服他根本没有意义；自从他开始上英文课，他就极为自豪在家中他是英语专家。我每次总是不肯让步；吵到无法收拾，秋良气得干脆拂袖而去，丢下游戏不管，从我们的“秘密通道”离开—分隔两个花园的围篱上有一道缺口。

往后几次一起玩耍，他没有叫我“老格”，也没有提起我们在草丘上的争论。几周后的某个早晨，我早已忘记这件事，我们从涌泉路回家，路经一排富丽堂皇的房子与美丽的草坪。我不太记得我到底跟他说了什么，总之，他的回答是：

“你真好，老哥。”

我记得我忍住不提他也同意了我的念法。因为我已经太了解秋良了，他这样说“老哥”并非以间接的方式承认他先前念错，而是—不知怎么地，我也懂他的意思—而是他要表示，他可是一直都认为该念“老哥”的；现在他只是重申了他的论点，我没发出异议，更让他确信自己是对的。确实，当天下午，他更加得意忘形地跟我“老哥”来“老哥”去的，仿佛说：“所以你决定不再无理取闹啰，我很高兴你变得明理了一点。”

这种行为，在秋良身上并不罕见，尽管总是让我火冒三丈，但我很少会花工夫去反驳。事实上—虽然今天我觉得这件事难以解释—我当时觉得有必要为秋良保留这样的错觉，要是有哪个大人想裁定这场“老格”之争谁是谁非，我八成会为秋良说话。

我可没有意思要暗示，我完全受制于秋良的气势，或者我们的关系是段不平衡的友谊。在游戏里，常常是由我走第一步，而且大半关键决策都由我作出。事实上，我在心智方面比他强，他大概也接受这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其他各种事情，却让我的日本朋友拥有强大的权威。举个例子，像是他的擒拿术—每次我说了他不喜欢听的话，或是演戏的时候，我拒绝接受他很想采用的剧情转折，他就会用擒拿术来对付我。尽管他才大我一个月，但在一般事情上，我觉得他比我世故多了。他似乎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声称有数次，他曾经冒险走出租界的范围。

如今回顾起来，有件事倒让我有点意外，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小男孩，竟然可以在那些地方自由来去也没人管。当然，这些地方都还是在相对比较安全的公共租界内。就我而言，大人绝对不准我进入上海市区里的中国人区域，据我所知，秋良的父母对于此事，态度也一样严格。大人告诉我们，在那些区域，有说不尽的可怕疾病、污秽、坏人。有一次我几乎要走出租界：我与母亲所搭的马车意外走到苏州河靠闸北区的一条路；运河对岸拥挤的低矮屋顶就在眼前，我紧紧屏住呼吸，害怕瘟疫会越过那弯细流飘过来。难怪那时我的朋友声称他曾经数度秘密侵入这样的地区，会让我钦佩不已。

我记得我不断追问秋良的探险事迹。他告诉我，中国人的地区其实比传闻还要糟糕。那里没有像样的房子，只有茅屋木棚紧紧地塞在一起。照他的说法，那光景看起来顶像蓬路[即如今的塘沽路]的市集，差别在于每个“摊位”都住了一整户人家。此外，死尸就随处堆积，苍蝇嗡嗡萦绕，大家都视而不见。有一次，秋良逛到某条拥挤的巷道，看到一个人坐在轿子上—他觉得是某个有权有势的军阀—身旁有个带剑的巨人。军阀随意指个人，那个巨人就立刻过去把那个人的头砍掉。毋庸置疑，大家躲的躲，逃的逃。秋良则是站着不动，挑衅地瞪着那个军阀。那个军阀花了一会儿工夫考虑要不要砍秋良的头，不过显然被他的勇气打动，最后哈哈大笑，还从轿上伸手拍拍他的头。接着军阀一伙人继续前行，所经之处，又有许多人头落地。

我不记得我曾经质疑过秋良的任何这类大话。有一次我跟母亲提到我朋友在租界外的冒险之旅，我记得她笑着说了些什么，让我开始怀疑这些事迹。我好生她的气，我想就是从那时起，一切和秋良有关的任何私密事件，我都小心不跟她提。

顺带一提，母亲是秋良唯一特别敬畏的人。假如他用擒拿术把我制伏，我还是不愿接受他的论点，我就会把母亲抬出来，警告他我要去母亲那里告状。当然，我也不会动不动就这么做—在那个年纪，要拿母亲的权威当靠山，还是觉得丢脸。不过在不得不这么做的情况下，我总是惊讶于这招引起的变化—一个张牙舞爪的残忍妖魔霎时变成惊慌的小孩。我永远也搞不懂母亲对秋良怎么会有这样的影响；尽管他一向非常有礼貌，但他一点也不怕大人。而印象中，我不记得母亲对他说话，有哪次语气不是温和而友善的。我还记得当时我就思索过这个谜，心中想到有几种可能。

有那么一阵子，我觉得秋良会这样看待母亲，是因为她“美丽”。我有位“美丽”的母亲，这是我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一件事实，不带任何情绪因素。大家向来都这么形容她，我相信当时这个“美丽”不过是用来标示母亲的一个标签，跟“高挑”、“娇小”、“年轻”一样，没有褒贬之意。然而，关于她的“美貌”对别人的影响，我也并非浑然未觉。当然，我当时还小，不甚明了女性魅力较深层的含义。不过跟着她走遍各种场合地点，有些事情我已视为当然，例如漫步在公花园[即黄浦公园]时，陌生人所投射的欣赏目光，或者又如星期六早上，我们想吃蛋糕便到南京路上的意大利咖啡店去，侍者总是额外招待我们东西。现在每当我欣赏她的照片时—我这里总共有七张，存放在我从上海带回来的相簿里—她的美，在我看来都属于较旧式、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今天，大家也许会认为她“端庄”；当然，不会说她“漂亮”。比方说，我就无法想像她会像今天的少妇那样，有各种惯常运用的小动作，像是卖弄风情地耸肩或甩头等。在那些照片里—拍摄的时间都在我出生以前，四张在上海、两张在香港、一张在瑞士—她看起来的确高雅、矜持甚至高傲，不过我清楚记得在她眉宇之间，还是有一抹温柔。总而言之，我这里要说的是，起初，我自然而然会怀疑秋良对我母亲的另眼相看，就像许多其他事情那样，是因为她的美貌。不过等我把事情再仔细想过，我记得我找到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也就是秋良曾经目睹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在公司的卫生督察访问我家的那天早上。

我早就接受了生活里的这种事：每一阵子就会有一位公司派来的高级干部，在家中逛上一个钟头，在笔记本上记东记西，看到问题便唠叨。我记得母亲有一次告诉我，我很小的时候，喜欢“当”公司的卫生督察，每次我拿起铅笔研究我们家的厕所，她常常得设法把我哄开，免得我玩个没完没了。情况也许是如此，不过就我记忆所及，这些察访大半都平静无事，有好几年，我连想都没想起过。然而，如今我明白了，这些督察除了检查卫生情况，也来检查家中成员有无疾病或寄生虫的迹象，这类行动可能极为难堪，无疑公司选派执行人员时，也会挑选办事技巧与分寸拿捏都高明的人。我当然记得好些温和而善于察言观色的人—通常是英国人，有时是法国人—他们不但对母亲总是恭恭敬敬，连对梅俐也不敢造次。不过那天早上来的督察—当时我一定已经八岁了—却完全不是这种人。

今天我还清楚记得关于他的两件事：其一，他留着下垂的胡子；其二，他的帽子后面有块棕色的渍—也许是茶渍—延伸到环帽缎带底下。我在屋前马车道围成的草坪上玩耍。我记得那天天气阴沉。那个人出现在大门口，向屋里走来，我正全神贯注玩我的游戏。他从我身旁经过，喃喃说着：“你好，小伙子。妈妈在家吗？”接着便往前走，也不等我回答。就在我注视他背影的时候，发现了他帽上的污渍。

我只记得，接下来的事大约发生在一个钟头以后。这时候秋良已经过来了，我们在游戏间玩得正起劲。他们说话的声音—虽然没有人拉高嗓门，却充满升高的紧张气氛—让我们停下游戏抬头细听，后来还溜到走廊里，缩在游戏间外面的橡木大柜旁偷听。

我家的楼梯比寻常住家要更堂皇些，从这个有利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闪亮的护栏，顺着楼梯的弧度降到开阔的玄关。母亲与督察就在那里，面对面，两人都又直又僵，站在房间中央，看起来有如留在西洋棋盘上的两只敌对棋子。我发现那位督察把有污渍的帽子抓在胸口，而我母亲则两手相握，置于上腹前方，那样子就像某几个晚上，美国助理牧师娘刘易斯太太弹着钢琴，而母亲正要引吭高歌一般。

接下来的争执，尽管本身不怎么重要，但我相信对母亲却别具意义，也代表道德获胜的关键时刻。我记得，后来随着我成长，她也一再提起这件事，仿佛要我铭记在心；我记得客人来访时，经常听她从头到尾把整件事说给客人听，结束之前，母亲通常先笑一声，然后说那位督察在此事发生后，不久就被撤职。结果，我已经无法确定我对那天早上的记忆，有多少是我从走廊边上亲眼目睹的情况，有多少是来自母亲的叙述。总之，印象里，秋良和我在橡木柜后窥探时，督察大约是这么说的：

“我完全尊重您的感受，班克斯太太。但是我们来到海外，还是小心为上。公司对所有职员的福利负有责任，对于资深优秀的职员就更不用说了，像是您本人与班克斯先生。”

“对不起，赖特先生，”母亲回答，“可是我依然不明白您反对的是什么？您提到的这些仆人，这些年来都表现得极为良好。我可以为他们的卫生标准做担保。而您也才承认，他们看不出任何传染病的迹象。”

“就算这样，夫人，他们也是从山东来的。而公司有义务建议公司所有的职员，不要把那个省份的居民雇到家中使唤。虽然失之严苛，却是惨痛经验所换来的教训。”

“您不会当真吧？您希望我辞退我这些朋友—没错，我们早就当他们是朋友了！—就仅仅因为他们来自山东？”

这时候，督察的态度变得愈加冠冕堂皇，他继续向母亲解释，公司反对山东来的帮佣，无疑不但基于卫生与健康的理由，也是因为他们的诚信堪疑。由于屋内有许多物品属于公司财产—督察边说边指—他有责任以最坚决的态度一再重申他的建议。家母此时再度打断他的话，要他说明这个骇人听闻的论点有何依据，督察疲惫地叹了口气才说：

“夫人，事情很简单，就是抽鸦片。山东境内的鸦片瘾，已经到了十分悲惨的地步，甚至整个村子的人都离不开烧鸦片的烟枪。因此，班克斯太太，山东的卫生水准下降，传染病的发生率却高涨。而且，那些从山东来上海工作的人，就算他们自身本性诚实，不用多久也会开始偷窃，因为他们家乡的父母、兄弟、亲戚、族人，还有许许多多，都指望他们来满足毒瘾……噢，夫人！我只是想说……”

不只是督察此时不敢再说下去；我身边的秋良也倒抽了一口气。我瞥了他一眼，发现他张着嘴，凝视楼下的母亲。正是他此刻的神情，让我推测他后来对母亲毕恭毕敬，一定是从这个早上开始的。

不过，虽说督察与秋良两人，因为母亲在此刻所做的事而吓了一跳，我自己却看不出有什么反常的部分。在我看来，她只是重新摆个站姿，准备发表自己的意见罢了。话说回来，她的举止我早已熟悉；也许对于不熟悉的人，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惯常表现的表情与姿势，的确会让人觉得心惊。

这不是说我完全没警觉到山雨欲来的气氛，其实打从督察提到“鸦片”开始，我就知道这个可怜虫完蛋了。

他忽然闭口不语，无疑知道对方会打断他的话。不过，我记得母亲也沉默不语，营造出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虽然无言，两眼却炯炯盯着督察不放—对阵了半日，才用冷静下藏着怒火、一触即发的口吻说道：

“督察先生，敢情您是要代表这家公司，来和我谈鸦片喽？”

接下来是针针见血的猛烈抨击，她对督察所用的这一招，我早已熟悉，而日后也还要听她陈述其中概要好多次：她先泛泛地批评英国政府，再把火力集中到私人企业，特别是摩根洋行身上，说他们不该从印度，输入这么庞大数量的鸦片到中国，然后冷眼旁观这整个民族陷入悲惨与堕落。说的时候，母亲的声音常常高张欲裂，不过都尖而未破。她双眼始终不曾放松，最后问他：

“您不觉得羞耻吗？您还是基督徒、英国人、循规蹈矩的人吗？为这样的公司服务，您不觉得羞耻吗？告诉我，赚这种亵渎上帝的钱财来过活，您的良心能安吗？”

要是这位仁兄多点胆量，他也许可以指出，母亲之于他，也不过是公司同仁的眷属，并没有身份立场以这样的口吻、这样的言语斥责他。不过此时他知道再辩下去势必无法收拾，于是咕哝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保留自己的面子，就告退了。

在那些日子里，每次看到有大人—像是这位督察—还不知道母亲是“鹰派”的反鸦片健将，我都颇感意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我一直认为母亲名闻遐迩，受人景仰，是中国鸦片毒龙的头号大敌。我得说明一下，关于鸦片的话题，在上海的大人并不会顾忌有无儿童在场，然而我年幼时，对这种事当然所知不多。每天乘车上学，我习惯看到南京路上有中国人摊成大字，躺在门口晒太阳，有一阵子，每当我听到母亲抨击鸦片，我总以为她帮的就是这种人。只不过后来，我长大了一点，就有更多机会一窥这个错综复杂的主题。像是后来母亲举办午餐会时，也会要我在场。

这些聚会在我家举行，利用平常日子父亲在上班的时间。通常会来四五位女士，仆人引领她们到花房，里头已经有张桌子陈设在藤蔓与棕榈树之间。我会在旁帮忙递茶杯、茶碟，还有盘子，然后等待我已知那一刻的来临：母亲会开始问客人，要是她们“凭着良心回答”，她们会怎么看待公司的政策。从这一刻起，愉快的谈话结束，所有的女士都静静聆听母亲继续表达她对“我们公司的行为”的深恶痛绝，她认为那“不是基督徒与英国人该做的事”。就我所记得，这些午餐聚会总是从这时候开始，变得安静而尴尬，没多久这些女士就会冷冰冰地道别，然后漫步走向等候的马车或汽车。不过我从母亲告诉我的事情里得知，她也在公司同仁的眷属里，赢得一些太太的赞同，于是志同道合的人就会受邀参加她的聚会。

这第二种聚会就严肃多了，我是不准参加的。他们会关在饭厅里进行，要是聚会进行的时候我在家，我走路时就不准发出声响。偶尔母亲带我去见见她特别景仰的人物—也许是一位牧师，或是某位外交官—不过一有客人要到，她总会叫梅俐把我带到最不碍事的角落。菲利普叔叔当然是每次必到的一员，而我总是想尽办法在散会的时候出现，好让他看到我。只要他瞥见我，每次都会带着笑容来到我身边，我们就会聊聊。有时候，他要是没有急事，我就会把他拉到一旁，看我那个星期画的图画，或者到后院的露台去坐坐。

一旦所有客人都走了，家里的气氛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母亲每次心情都会快乐起来，仿佛聚会把她所有的忧虑都一扫而空。我听见她在屋子里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还哼着歌，一听到她的歌，我就会跑到花园里等候。因为我知道，她整理完毕之后，一出来就会看到我，不管离午餐时间还有多久，她都会陪我玩。

等我再长大些，在这样的时刻，也就是聚会结束之后，母亲会跟我一起去极司菲尔公园[即如今的中山公园]散步。不过到我六七岁时，我们就比较常待在家里下棋，有时也玩我的玩具士兵。我还记得，我们在这些日子里发展出一套游戏的程序。那个时候，离露台不远的草坪上有架秋千，母亲会从屋子里哼着歌走出来，踏过草地，在秋千上坐下。我会在后花园里，在我的草丘上等候，然后向她奔跑过去，假装发脾气。

“下来啦，妈！你会把它压坏！”我会在秋千前胡蹦乱跳，挥舞手臂。“你太重了！你会把它压坏！”

而母亲则假装既没看见也没听见，反而把秋千愈荡愈高，同时放声高唱这样的歌曲：“黛丝，黛丝，请你跟我说你愿意。”等我的请求无效，我就会在草地上一直学倒立—其中缘由已不可考。她的歌声里就会穿插阵阵笑声，最后她会从秋千上下来，我们两人便去玩我准备好的游戏。就算是今天，每次想起母亲的那些聚会，我总会跟着想到会后随之而来的殷切期盼。

几年前，我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花了几天，研究那个时代关于把鸦片输入中国的种种争论。我仔细阅读了许多当年的报纸文章、信件、文献，有一些儿时百思不解的议题，如今明朗了许多。然而—我也得承认—我做这样的研究，主要动机是希望能翻到有关母亲的报导。如我前面所述，毕竟儿时的经验让我相信，她是反鸦片运动的关键人物。结果她的名字连一次都没出现，我有些失望。以前我不断听到别人引用她的话、赞美她、批评她，怎么在我搜集的资料里却一次也没有出现。我倒是碰到好几则提到菲利普叔叔。有一则是在一封瑞典传教士给《字林西报》的投书里，他在谴责数家欧洲公司的同时，称菲利普叔叔是“可敬可佩的道德明灯”。找不到母亲的名字让我失望透了，失望之情实在沉痛，于是我从此放弃这方面的研究。

我其实无意在此立刻谈到菲利普叔叔。今天傍晚，我以为下午我曾在公车上对莎拉·亨明斯提起菲利普叔叔的名字—还告诉她一些基本生平。不过我把事情从头到尾仔细想了一回，我有理由确定菲利普叔叔根本不在我们的谈话之中—我得说我松了一口气。有个想法也许愚蠢，不过我向来觉得不该让菲利普叔叔的存在太具体，这样他就会留在我一个人的记忆里。

那天下午，我倒是跟她谈了一点秋良的事，如今我有机会再想想这件事，觉得这样做也好。反正我也没有透露太多，而她也并非真的有兴趣。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忽然跟她说了那么多事情；其实，在草秣市场站上公车时，我原本无意跟她说这些。

我受大卫·科贝特的邀请，参加他与一些朋友在摄政王南街的餐厅聚餐—此人与我只是泛泛之交。那是个时髦的餐会地点，他为我们这十几位客人在餐厅深处，预订了一张长餐桌。我很高兴看到莎拉也在客人里头—也有点意外，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她也是科贝特的朋友—由于我到晚了，没办法坐在可以与她谈话的地方。

那时天色转阴，侍者为我们的餐桌点了一架烛台。我们这伙人里头有个名叫海格利的，喜欢把蜡烛吹熄再叫侍者来点上，他觉得这样闹着玩挺有意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做了三次—每次他认为热闹的气氛开始冷却就来上这么一回—而其他人似乎也觉得这个恶作剧很好玩。在我看来，莎拉这时候玩得还算愉快，跟着其他人起哄。我们在那里也许待了一个钟头—有几位男士先行告退回办公室去了—这时候，大家的注意力转到了艾玛·卡梅伦身上，一位热力四射的女性，坐在莎拉那头。我只知道她已经与身边的人谈了一会儿她的难题；然而此刻，餐桌上似乎静了下来，一下子让她成为聚会的焦点。接下来大家半正经、半嘲讽地讨论艾玛·卡梅伦与她母亲的问题—显然最近这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因为艾玛与一位法国人订婚而进入另一个新的危机。什么建议都有人提。例如那位名叫海格利的家伙，就提议在蛇河边盖一栋类似动物园的机构，把每个人的母亲—“当然还包括那些三姑六婆”—通通关进去。其他人则依自己的经验，提出更有用的建议，而艾玛·卡梅伦巴不得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她也把话题炒得热乎乎，陈述一则又一则洒狗血的轶事，以显示她这位至亲教人忍无可忍的个性。讨论进行了十五分钟左右，我看见莎拉在聚会主人耳边说了句话就离开房间。女士的化妆室位于餐厅大门的接待厅附近，因此别人—若有人看到她离去—无疑都以为她是去化妆室。不过我发现她表情有异，于是几分钟后就离席去找她。

我发现她站在餐厅入口，望着窗外的摄政王南街。她没有注意到我走近，我便上前碰碰她的手臂，问她：

“怎么了，没事吧？”

她吓了一跳，而且我注意到她眼中有些许泪痕，她立刻用笑容掩盖过去。

“是啊，我没事。只是觉得有点闷，就这样。现在好多了。”她笑了笑，又朝街上凝望，像在找什么似的，“真不好意思，我看起来一定很没礼貌。我真该进去了。”

“如果你不想这么做，我实在不觉得有什么该不该的。”

她仔细端详着我，然后问道：“他们还在谈刚才谈的那些吗？”

“我出来的时候还是，”我又补充，“我想，在讨论问题母亲的研究会上，我们两个无法做出任何贡献。”

她忽然笑出了声，拭去泪水，不再对我隐藏心情。“是啊，”她说，“我猜我们两个确实都没资格与会。”接着她又笑着说：“我真傻。他们也不过是给午餐助兴罢了。”

“你在等车吗？”我问，因为她殷切地观望街上的往来车辆。

“什么？没有，没有。我只是看看风景。”接着她又说，“不知道公车会不会来。你瞧，就在对街，那里有个站牌。我以前与母亲在公车上度过许多时光。我们只是坐着玩。我是说我小时候。要是我们坐不到双层公车的上层第一排，我们便直接下车等下一班。有时候我们会花几个钟头在伦敦市区里绕。看看风景，聊聊天，指着有趣的东西要对方看。我以前常常坐公车玩。难道你没上过公车，克里斯托弗？你该试试。从公车上层可以看到好多东西哦。”

“我得承认，通常我若不是步行就是叫计程车。我有点害怕伦敦的公车。我总觉得如果我上了公车，它就会带我到我不想去的地方，然后我得花一整天的时间找路回来。”

“有件事不知该不该告诉你，克里斯托弗？”她的声音变得非常冷静，“其实是我笨，我一直到最近才想通，以前从来没有明白过。母亲那时候一定已经非常痛苦，她没办法跟我一起做别的事，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公车上待那么久，只有这件事我们还能一起做。”

“你现在想不想搭公车？”我问。

她又往窗外望去。“难道你不忙吗？”

“这可是我的荣幸。我也说了，我害怕自己搭公车。要是有你这样的老手带领，这可是我的福气。”

“很好。”她忽然眼神一亮，“就让我来教你怎么搭伦敦公车。”

后来我们没在摄政王南街上公车—我们可不希望他们午餐散会出来，看见我们在等车—而是到不远处的草秣市场站等车。我们登上公车上层，她发现前面第一排空着，竟表现出一种幼稚的喜悦。公车蹒跚驶往特拉法尔加广场，我们就坐在那里一起摇晃。伦敦今天看起来灰沉沉的，一路上人行道上的行人都人手一把雨伞或穿着雨衣。我估计我们在公车上大约待了半个钟头，或更久一点，路经斯特兰德大街、官署街、克勒肯维尔路。有时候我们静静地欣赏车下的街景；有时则聊聊，讲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她的心情比午餐时要轻松多了，也不再提她母亲。我不确定那个话题是如何开启的，不过却是在许多乘客于上霍尔本路下车之后，那时，车子沿着格雷旅店路继续行驶，我竟然谈起了秋良。我相信一开始只是顺口提到，形容他是我的“儿时玩伴”。不过她一定试着想多了解我，我记得没过多久我就笑着跟她说：

“我总是忘不了，那时候我们还一起偷东西呢。”

“真的！”她惊呼，“真是这样吗！大侦探也有段不为人知的犯罪史！我就知道这个日本男孩会有文章。拜托，告诉我，你们偷了什么？”

“其实也算不上偷。我们那时才十岁。”

“可是你良心不安，对吧？直到现在，”

“才不。那只是小事一桩，我们从用人房里偷了点东西。”

“真有趣。那是在上海吧？”

我想我一定还跟她说了几件往事，当然都是些没什么意义的事，可是下午与她分手时—后来我们在新牛津街下车—我感到有些意外，也有些不安，我竟然什么事都跟她说了。毕竟到了这个国家以后，我从来不曾跟任何人提起过去，而且，如我所说，我也绝对没有打算要从今日开始破戒。

不过这也许只是迟早的事。老实说，在过去这一年里，我愈来愈专注地回想往事；这样的专注背后有个动力，那就是我发现我的记忆—儿时的、父母的—近来开始变得模糊。最近有好几次，我发现两三年前我相信会永铭心头的事情，现在却要想半天。换言之，我不得不接受我在上海的人生随着岁月流逝，将愈来愈模糊，最后只剩几抹残影。就在今夜，我坐下来把我还记得的事，大略依照顺序重新温习，我又再次警觉到，这些记忆竟然变得更为朦胧。就像我刚才述说的母亲与卫生督察这件轶事—尽管我对自己精确记得此事的梗概十分有把握，不过在心头重温一遍之后，对于细节已经没有那么肯定了。到头来，我不再确定她对督察所说的话，到底用了哪些字句：“赚这种亵渎上帝的钱财来过活，您的良心能安吗？”现在我觉得，即使在母亲激动的时候，她一样会注意到这话说得牵强，而且可能会害她让人笑话。我不相信母亲会这么失态。换个角度来看，我把这些话跟她连在一起，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住上海的时候，她常常问自己的问题。不争的事实是，我们“赖以维生”的这家公司所做的事，正是她认为该打入地狱的坏事，这一定成为她挥之不去的良心折磨。

说真的，也许我连她说那些话的前情后事都记不清楚；说不定这个问题不是对卫生督察说的，而是对父亲，而且是另一天早上，他们在餐厅里争吵的时候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