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那段时间里—那个夏天—秋良的行为里有某些表现让我不安，特别是没完没了地吹嘘他们日本人的成就。这是他的老毛病，不过那个夏天简直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一次又一次，他中断我们正在玩的游戏，就为了对我宣布日本最近在商业区又盖了什么大楼，或者又有另一艘日本战舰即将进港。他强迫我听他说最微小的细枝末节，而且每隔几分钟，他就说一次日本会成为“非常、非常伟大的国家，就像英国”。最让人讨厌的是，他又开始比较哪国人比较爱哭，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要是我替英国人讲话，我的朋友马上要求立刻测验，也就是说，他就动手用他可怕的擒拿术把我压制住，直到我屈服或哭出来。

在那个时候，我把秋良迷恋他们种族的神勇，归因于他在当年秋天就要回日本读书。他父母安排他住在长崎的亲戚家，尽管学校放假他就会回上海，我们都明白往后能相见的日子并不多。起初，这个消息对我们有如晴天霹雳，不过随着夏日流逝，秋良显然相信他在日本的生活，各方面都会比在上海强，于是对于新学校的期盼也就愈来愈殷切。我则是渐渐受不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夸耀日本的一切—事实上，到了夏末，我还巴不得他走。说真的，等分手那天的早晨来临，我站在他家外面，对着载他到港口的汽车挥别，我相信我当时一点都不难过。

然而，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想念他了。不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朋友。要说朋友，我家附近就住了一对英国兄弟，我常常跟他们玩，自从秋良走了以后就更常见面。我跟他们交情愈来愈好，特别是只有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不过有时候会有其他学童加入—其他就读上海公学的学生—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就会改变，我有时会成为他们开玩笑的对象。当然，这个我一点也不在意，因为我看得出他们基本上是良家子弟，对我没有恶意。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也明白，五六个小孩组成的团体里，其中若有一人与其他人读不同学校，这个圈外人注定要让大伙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我的意思是，我并不会因此就认为我的英国朋友不好，然而，不管怎样，这种事的确让我无法与他们发展出我与秋良之间那种亲密的感情，而随着时光流逝，我想我愈加怀念有秋良陪伴的日子。

其实秋良不在的那个秋天，怎么说也不算是特别悲伤。在我记忆中，那段日子经常闲散无事，空虚的午后一个接一个过去，当时的事大半已从我心中褪去。然而有几件小事发生在那些日子里，后来我却认为别具深意。

例如，我们跟菲利普叔叔去看赛马的事—我有理由确定这事发生在某个周六早晨，母亲安排的聚会之后。也许我已经提过，尽管母亲会鼓励我到客厅去跟她志同道合的人认识一下，可是等他们在客厅碰面后，进入餐厅开始聚会，我却被拒于门外。我记得有一次问她，可不可以让我参加一次聚会，没想到她考虑半天，最后才说：

“对不起，小海雀。安德鲁斯夫人与卡洛太太都不喜欢有小孩子在场。真可惜，如果你来的话，就可以学到一些重要的事情。”

父亲当然不在被拒之列，不过大家似乎有种默契，也就是他应该自行回避这些聚会。现在我已难以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不过每个有聚会的星期六，早餐的气氛总是不对。母亲不会对父亲明白提起聚会的事，吃早餐时却始终以近乎厌恶的眼神看着他。父亲这边则是强颜欢笑，而且愈装愈过火，直到母亲的客人一个个抵达为止。菲利普叔叔总是非常早到，他会跟父亲在客厅里聊个几分钟，两人笑声不断。等客人来得多了，母亲就会过来把菲利普叔叔带到角落，严肃地讨论当天聚会的内容。总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就会告退，通常是到他书房里去。

那天，在我今日的印象里，我听到聚会结束，客人开始散去，就到花园等候母亲—我以为她会如平常一样，过一会儿就会出来霸占我的秋千，用她清扬美妙的嗓音歌唱。等了一会儿，看不到她，我进屋里看个究竟，走到图书室，看见餐厅的双开门已经打开了；我知道聚会已经散场了，可是菲利普叔叔与母亲仍在里头，在桌边专注地讨论事情，桌上摆满了文件。接着，父亲出现在我身后，无疑也以为早上的聚会已经结束。他听见餐厅里有人声，拉住我并对我说：

“哦，他们还在里头。”

“只剩菲利普叔叔。”

父亲面露笑容，接着绕过我走进餐厅。透过门缝，我看到菲利普叔叔站起来，接着我听见两位男士一起大笑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母亲走出来，脸上有不悦之色，怀里抱了一堆文件。

那时候已过正午，菲利普叔叔留下来吃午饭，同时又有更多开怀的笑声。午饭快吃完的时候，菲利普叔叔提议：下午何不一起到赛马场去逛逛？母亲想了想，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父亲也说他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不过实在无法奉陪，因为书房里还有许多公事等着他办。

“不过那也无妨，亲爱的，”他转身对母亲说，“不妨就跟菲利普去。下午天气好极了。”

“老实说，我也是这么想，”母亲说，“去散散心，也许对大家都不无好处。克里斯托弗也来吧。”

这时候他们全对着我看。尽管我才九岁大，但我相信此刻的情势，我还是略知一二。我知道他们让我选择：一者跟着去赛马场，一者在家里陪父亲。不过我相信我也懂得背后隐藏的含意：假如我决定留在家里，那么母亲就会因为不便单独与菲利普叔叔同游赛马场而婉拒邀请。换言之，要不要出游，全看我要不要跟。此外我也知道—我有十足把握—在那一刻，父亲极度希望我们别去，我们要是去了，会让他痛苦万分。之所以看出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的举止里有什么异样，而是因为我在那一阵子—或许是不得不然—所体会到的一切。当然，在那段日子里，有许多事情我完全不了解，不过，至少这个层面我看得一清二楚：在那一刻，父亲全赖我解围。

不过，或许我的了解还不够多，因为母亲催我说：“来吧，小海雀。赶快把鞋子穿上。”我穿上鞋，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其中兴奋之情是我装给他们看的。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父亲把我们送到前门，跟菲利普叔叔握握手，马车载着母亲、菲利普叔叔跟我离去，他笑着挥手，目送我们在午后出游。

那年秋天，关于父亲的事，只有另一件还清楚留在我的记忆里，那就是几次耐人寻味的“自吹自擂”。父亲总是态度谦冲，觉得别人的自夸令人难堪。正因如此，那阵子在好几次不同的场合中，听到他那样子讲话，让我觉得很诧异。那都是一些小事，仅让我略感纳罕，不过这么多年来却一直留在心底。

举个例来说，有一次在晚餐桌上，他冷不防对母亲冒出一句：“亲爱的，我告诉过你了吗？那个家伙，那个码头工人代表，他又跑来见我了。他要感谢我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英语好得很。当然啦，这些中国人说话总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这种话的内容都得打个折扣才行。不过你知道吗，亲爱的，我清清楚楚觉得，他讲这话是诚心诚意的。他说我是他们‘德高望重的英雄’。不赖吧！德高望重的英雄。”

父亲笑了起来，接着细看母亲的反应。她继续吃了一会儿才回答：

“是啊，亲爱的，你跟我说过了。”

父亲看起来有点泄气，可是才一下子他又满脸欣喜之色，笑了笑说：“原来我说过！”接着他转向我，对我说，“不过，小海雀可没有听过哦！有没有，儿子？德高望重的英雄。他们是这样称呼你爹的。”

我已经记不得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可能当时也不在乎。会记得这段轶事纯粹是因为，如我说过的，这么谈论自己，实在不像我父亲的所作所为。

另一次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某个下午，父母带我去公花园听铜管演奏会。我们刚在外滩北端的尽头走下马车，我与母亲遥望宽阔的马路对面的公园入口。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记得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处处都是衣着讲究的人在散步，享受港口吹拂的微风。外滩的港堤上穿流着马车、汽车、黄包车，我与母亲正准备过马路，父亲付了车资随后赶上，没来由地大声说：

“所以，亲爱的，公司的人现在明白了。他们现在明白，我不会让步。像是本特利，他就明白这点。没错，他清楚得很。”

正如那次在晚餐桌上的情况一样，母亲最初的反应像是没有听到。她牵起我的手，穿越过往的车辆往花园走去。到了对街，她才在嘴里念了一句：“他当真明白？”

不过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我们走进公花园，有一阵子我们就像其他在周日午后游园的家庭一样，在草地花圃间闲逛，与朋友熟人寒暄，有时候停下来小谈片刻。有时我会碰到我认识的男孩子—有些是学校同学，有些是在刘易斯太太家上钢琴课认识的—不过他们也跟我一样，在父母身边表现最文静的一面，我们最多只是羞怯地打个招呼。铜管乐队会准时在五点半开始演奏，虽然游客们都知道这点，但大部分的人都要等到乐声飘过绿地才肯向演奏亭移动。

我们总是迟迟才出发，因此到的时候，座位都坐满了。我不是太在乎有没有座位，因为只有在演奏亭附近，父母才会让孩子走远一点，而我有时候也会跟其他男孩玩在一块儿。就在那天下午—一定是深秋，因为我记得夕阳已经低垂，在演奏亭后的水面—母亲走开了几步，跟站在附近的朋友说话，我听了几分钟的演奏，问父亲可不可以到听众区外围那里找我认识的一些美国男孩玩。他继续盯着演奏亭没有回答，我才要再问他，他却平静地说：

“所有在这里的人，小海雀，每一个人。如果你去问他们，他们都会表明自己有一套标准。不过等你长大一些，你会明白其实没几个人真的言行合一。不过你母亲，她不同。她从来不会违背自己的想法。还有，你知道吗，小海雀，也因为这样，最后她成功了，她让你父亲变成了更好的人。变得好多了。没错，她好严格，我不需要跟你提这点，哈哈！可以说，她对你有多严格，对我就有多严格。结果呢，谁知道，我竟然因此变成了更好的人。这可花了不少工夫，不过她办到了。我希望你知道，小海雀，爸爸今天已经不是你上次看到的那个人，你知道的，你跟妈妈闯到我房里的那次。你记得那件事吧，你当然记得。在我书房。很抱歉你得看到自己父亲的那副德性。反正那都过去了。今天，多亏你妈妈，我变得更坚强。让你有朝一日，我敢说，小海雀，会以我为荣。”

我一点也不了解他在讲什么，而且我觉得要是母亲—才几步远而已—听到了只字片语，一定会不高兴，所以我并没有回答父亲什么。我觉得我干脆再问他一次就是了。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可不可以去跟美国小孩玩，整件事就到此为止。

不过接下来几天，我没事就会想起父亲这段耐人寻味的话，特别是他提起我跟母亲“闯进他书房”的那件事。过了好久我都想不出他到底指什么，思考多时，还是无法把任何往事跟他的话联系起来。最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最具可能，那事发生在我很小的时候，恐怕还不到四五岁—即使在我九岁的时候，那件往事在我心中也早已模糊。

父亲的书房位于房子顶层，可以清楚地俯瞰后花园。我难得获准入内，一般而言，连在附近玩耍都有可能被骂。从楼梯口到书房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廊上挂了一排画，镶在厚重的金色画框里。每一幅都是工笔风景画，画的是从浦东回望外滩的景色；也就是说，前有港中无数船舰，背景里则有上海滩头的高楼大厦。这些画最早可追溯到一八八〇年代，我猜跟屋子里许多摆饰与图画一样，都属于公司的财产。有件事我自己不记得，倒是母亲常跟我提起：我很小的时候，她跟我常站在画前，一起给港里的船只取各种奇名怪号当游戏玩。根据母亲的说法，我才玩一下就笑个不停，有时候不把眼前每艘船都取个名字还不肯走开。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在玩这个游戏时，真的习惯玩得如此笑闹不忌—那么我差不多可以确定，父亲若在书房工作，我们绝不会上去那里放肆。不过等我再次思考那天父亲在演奏亭边所说的话，我开始想起有一次，母亲与我的确一起站在阁楼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玩我们这个游戏，忽然她停下来，完全静止不动。

我第一个念头是要被骂了，也许刚才说了什么话惹她不高兴。我不是没见过母亲忽然翻脸的样子，前一刻还和和气气地说着话，下一刻想起当天早些时候我犯了什么错，她就会开始骂人。不过等我静下来等着她爆发，却发现她其实是在倾听什么。接着，她突如其来地转身推开父亲书房的门。

我隔着母亲的身影瞥见书房里的状况。心中还存留的印象是，父亲撑着办公桌，脸上全是汗水，表情因为沮丧而扭曲。或许他正在啜泣，正是这声音引起母亲的注意。在他前面，文件、账册，撒得满桌都是。我顺着母亲的目光望去，发现地上也有很多文件与记事本，仿佛是他一怒之下扔的。他抬头看到我们，吓了一跳，接着他说话的语调让我有点吃惊：

“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我们会永远回不去！我们不能做这种事！你的要求太过分了，黛安娜。太过分了！”

母亲压低嗓子对他说了些话，无疑是在责备他，要他冷静下来。父亲这时稍微镇定了一些，目光越过母亲才发现我也在场。可是他的脸孔几乎立刻又绝望地皱了起来，转向母亲，无助地摇头，对着她说：

“我们不能做这种事，黛安娜。这会毁了我们。我从头到尾都想过了。我们会永远回不了英国。我们弄不到足够的钱。只要没有公司，我们就会被困在这里。”

接着他似乎又失去了控制，母亲开始说别的事—用平静却愤怒的语气说别的事—父亲则吼了起来，虽是对她，不过更像是对着墙壁发泄：

“黛安娜，我不干！老天爷，你当我是什么，我做不到，你听到没有？我做不到！我不干！”

也许就在这时候，母亲不再理会他，把门关上，把我带开。我不记得这件事后来怎么了。我当然也无法确定父亲那天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更别说他到底用的是哪些字眼。不过我承认，这里我确实用了点后见之明重建这段往事。

当时，这件事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让我困惑的经验，尽管我或许觉得父亲跟我一样有时也会哭闹是件有趣的事，但我却没有深究到底是怎么回事。此外，等我再见到父亲，他已恢复正常，母亲则从来不曾提起这件事。要是多年后，父亲没有在演奏亭边跟我说了那些耐人寻味的话，我大概永远不会重拾那件往事。

但如我所说，除了这几段耐人寻味的小插曲，那年秋天与随之而来的无聊冬天里，几乎没什么值得重新回味的事。那段日子我大半无精打采，后来有个下午，梅俐以近乎随口说说的语气告诉我，秋良刚刚从日本回来，隔壁门口的车道上，正卸着他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