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秋良回上海不只是暂访而是要长住，我心中为之欣喜。他打算从夏季班开始，回到四川北路他上过的学校复学。我不记得我们俩有没有以什么特别的方式庆祝他回来。印象中，我们只是重拾前一个秋天中断的友情，一切都低调处理。我十分想听秋良谈谈他在日本的事情，不过他让我觉得，幼稚的人才谈这种事—我们应该成熟些了吧—因此我们刻意继续做过去例行的事，仿佛不曾中断过一般。我当然猜想他在日本的情况并不顺利，不过直到那个温暖的春日，他把和服的袖子弄破之前，我完全没想过情况曾经糟到什么地步。

每当我们到屋外玩耍，秋良的衣着总与我大致相同—衬衫配短裤，盛暑之际则加顶遮阳帽。不过那天早上，我们在花园的草丘上玩耍时，他穿着和服—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他在家常穿的衣着。我们在草丘跑上跑下，搬演我们自编的剧情，他忽然在丘顶附近停住，皱着眉头坐下。我以为他哪里受了伤，等我过去看他，却发现他在检查和服袖子上的一处裂口。他的神情十分焦急，我相信我说了类似这样的话：

“怎么了？你家女仆或谁，马上就可以缝好。”

他没回答—似乎一时根本忘了我在身边—我明白他当着我的面，陷入了深沉的焦虑。他继续检查裂口一会儿，接着垂下手臂，瞪着他眼前的地面，仿佛刚才发生了什么重大的悲剧。

“这是第三次，”他喃喃念着，“第三次这个星期我做坏事。”

我继续盯着他看，他一脸茫然地说：“第三件坏事。现在妈妈跟爸爸，他们要我回日本。”

我自然不以为和服上的一个小裂口，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我当时也被这个可能性吓到，于是蹲在他身边，急切地要求他把话说清楚。但是那天早上，我怎么求他，他都不说话—他愈来愈懊恼、封闭—我隐约记得那天分手时的气氛不是很好。然而往后几个星期，我却渐渐发现他怪异举止背后的秘密。

从秋良回到日本的第一天起，他就过着悲惨的日子。尽管他从未明白承认这点，但我猜他为了他的“异国风格”而受到排挤；他的举止、态度、言语、数不尽的事情，让他与其他人相异，不只是他的同学逗弄他，连师长，甚至让他寄住的亲戚—他不止一次暗示这点—也不放过他。结果他痛苦至极，于是他父母只好在学期当中把他接回家。

有可能再次回到日本—这成为我朋友心中挥不去的阴影。事实上，他的父母极为思念日本，常常谈到举家返国的事。连秋良的姊姊悦子也毫不反对回到日本定居，于是秋良成为家中唯一想留在上海的一员；全因他全力反对才让他父母打消念头，不再准备收拾行李搭船回长崎，然而他一点也不确定，他的意愿跟他姊姊与父母的愿望拮抗之下，还能有多久的优势。两者可谓势均力敌，他只要走错一步—任何不规矩的事、功课稍微退步—都可能让情势不利于他。于是他觉得和服上的小裂口，极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结果，和服上的裂口一点也没有像我们所害怕的那样，让他父母大发雷霆，当然也就没什么严重后果伴随而来。不过在刚回来的几个月里，却接二连三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不幸，让我的朋友又坠入忧虑与沮丧的深渊。影响最大的一件，我觉得是跟凌田和我们的“窃盗行为”有关的那件事，也就是那天下午在我们的公车之旅上，让亨明斯小姐好奇不已的那件“我过去的犯罪行为”。

秋良他们家到上海多久，凌田在他家大约也就待了多久。我到隔壁他家玩耍的记忆里，最初的几个印象之中，有一个便是这位老仆人拿着扫帚忙东忙西。他看起来非常老迈，穿着厚重的深色长袍，就算夏天也一样，头上一顶小帽，后脑勺一条辫子。他不像这一带的中国仆人，他很少以笑容对待儿童，然而他也不会对我们生气或吼叫，要不是秋良对他的态度有异，我恐怕也不会认为他有什么好怕的。没错，我记得当初确实纳闷不已：为什么每当这个仆人一在我们身边出现，秋良就会变得紧张兮兮。比方说，假使凌田从走廊路过，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我的朋友都会立刻停下来，僵立在房内的某个角落，不让外面那位老先生看到，等危险过去之后才开始动作。在我们刚成为朋友的那段日子里，我还没感染到秋良的恐惧，还以为那是因为他跟凌田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如我所说，我纳闷不已，可是每次要秋良解释他为何如此，他就是不理会我的问题。后来我渐渐体会，他因为自己无法控制面对凌田的恐惧而尴尬困窘不已，于是学会了在每次游戏因此中断时，不发一语。

然而等我们长大些，我猜想秋良渐渐觉得有必要交代他的恐惧。到了我们七八岁左右，我的朋友看到凌田的时候，不会再凝住不动；他会停下他手边正在做的事，对我挤出一张诡异的笑脸，然后把嘴巴靠到我耳边，用古怪呆板的声音—有点像是蓬路市场常听到的和尚诵经声—告诉我这个老仆人不为人知的骇人真相。

我这才知道凌田对于手竟有如此可怕的爱好。有一次，秋良朝用人房的走廊那头望去，正好碰上凌田难得忘了把房门关妥，秋良竟然看见地上堆着一堆切下的手，有男人的、女人的、小孩的、猿猴的。还有一次，夜色深沉，秋良瞄见这位老仆人拎着篮子走进屋里，里头装满从猴子身上砍下来的小手臂。我们得时时盯牢他，秋良这么警告我。假如我们给他丝毫的机会，凌田就会毫不犹豫地砍走我们的手。

这种耳语听了几次以后，我就质问为什么凌田对手情有独钟。秋良很谨慎地看着我，然后问我能否守住他家族最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向他保证没问题，他考虑良久，最后才对我说：

“那么我告诉你，老哥！可怕的理由！为什么凌田砍手。我告诉你！”

凌田显然发现了某种方法，可以把砍下的手变成蜘蛛。他房间里有许多大碗，各装了不同的汁液，用来把他搜集的手泡上几个月。手指慢慢会动起来—起初只是微微抽搐，接着会卷缩起来，最后还会长出黑色的毛发，这时凌田就会把它们从浸泡的汁液里头取出来，任它们像蜘蛛一样在附近乱跑。秋良时常在三更半夜听见这个老仆人溜出去，就为了做这件事。甚至还有一次，我的朋友在花园里看到花丛下有一只变形的手在爬，一定是凌田太早把它从浸泡的汁液里拿出来，因此还没完全化成蜘蛛，一眼就让人看出是砍断的手。

尽管当时还小，我也不全然相信这些故事，然而它们确实让我心里发毛，而且有一阵子，只要一瞥见凌田，就会让我恐惧不已。说真的，我们虽然年岁渐长，却也甩不掉心里对凌田的惧怕。这点总是困扰着秋良的自尊，到了我们八岁的时候，他似乎发展出不时挑战这些陈年恐惧的需要。我常常想起他拉着我到他家的某个角落，窥视凌田做事或打扫走廊。我并不那么在乎窥视这种事，只不过我害怕的是，秋良有时候会坚持要看我有没有胆量走近凌田的房间。

在此之前，我们都离那房间远远的，特别是因为秋良总是坚称，凌田那些汁液所飘出的烟雾会把我们迷晕，然后把我们勾引到他房间里去。但现在，走近那个房间反而成为我朋友满脑子想着的事情。或许我们正聊着完全不相干的事，但他脸上却冷不防地出现那抹诡异的笑容，然后轻声问我：“你怕了吗？克里斯托弗，你怕了吗？”

接着他会强拉着我跟他一起走过屋子，穿过装潢怪异的房间，来到巨梁拱门下，再过去就是仆人住的地方。走过拱门，我们便置身于一条阴暗的走廊里，墙面是抛光的素面木板，走廊尽头，正对着我们的，就是凌田的房间。

起先我只需站在拱门下，看着秋良强逼自己一步一步地沿着走廊前进，一直走到离那间可怕的房间一半远的地方。我依然看得见我的朋友，他矮壮的身影紧张得僵硬起来，每当他回头向我张望的时候，脸庞都闪烁着汗水。他勉强自己往前多走了几步，然后就转身跑回来，脸上带着胜利的笑容。接着他对我冷嘲热讽一番，闹得我最后也生出勇气来与他争个高下。有好一阵子，如我所说，这种用凌田房间来测验勇气的游戏让秋良很着迷，到他家玩耍的乐趣因此大大折损。

然而有好一阵子，我们两人都不敢走到房门口，更别说进房了。等我们终于溜进凌田房间的时候，我俩已经十岁了，而且—当时无法预知—已经是我在上海的最后一年。正是当时我和秋良干了那件小小的偷窃勾当—那是心血来潮之举，我们只顾着兴奋，至于此事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完全没有去想。

我们早知道凌田在八月初会回老家，到杭州附近探亲六天，我们常说这是我们的机会，终于可以进他的房间。我记得很清楚，就在凌田离开以后的第一天下午，我到秋良家里，发现我的朋友满脑子都是这件事。到了这个时候，我该说，整体而言我比一年前的我更有自信，即使我还有一点害怕凌田，我也很确定我没有表现出来。事实上，我相信我对闯进用人房这件事，表现得相当镇定—这点我确定我的朋友也注意到了，而且把这当作对他的又一层挑战。

结果那天下午，秋良的母亲整个下午都在缝制一件衣服，而为了某些原因，她必须在各个房间不停地走动，秋良于是宣称，就连想着我们的冒险都太危险。我当然一点也不会不高兴，不过我确定秋良更庆幸有这个借口。

接下来这天是星期六，我大约上午十点左右到他家，他的父母都出门了。秋良并不像我一样有个阿妈看着，我们更小的时候，常常为此争论谁比较幸运。他总是采取这样的论点，认为日本小孩比西方小孩要“勇敢”，所以不需要阿妈。有一回我们又在争论此事，我问他，万一他母亲不在的时候，他碰巧想喝冰水，或者割伤了自己，谁来照顾他。我记得他告诉我，日本母亲绝不会外出，除非她的子女明确地准许她们外出—我实在难以相信他的说法，因为我明明白白知道日本太太也有她们自己的社交圈子，就像欧洲太太一样—日本太太们常在四川路的礼查饭店或马歇尔茶点铺聚会。不过他又说，他有女仆照料他的一切需求，而且他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完全无人管束，我这才开始相信我比较命苦。说来奇怪，我就一直抱持着这种想法，尽管实际上每次我去他家玩而他母亲不在的时候，总是有位仆人奉命自始至终看顾我们的一举一动。真的，特别是在我们更小的时候，这些人总是板着脸孔，无疑是害怕我们有个万一，他们可承担不起，于是紧紧跟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则想尽办法要玩得尽兴。

随着年岁渐长，到了那年夏天，大人还是给了我们更大的活动自由，不必让人看管。溜进凌田房间的那天早上，我们原本一直在三楼，待在秋良空旷的榻榻米房间里，有位年长的女仆—除了我们之外，当时唯一在家的人—就在正下方的房里忙她的针线活儿。我记得，秋良突然打断我们玩到一半的游戏，蹑手蹑脚地走到阳台上，上半身探出护栏伸得远远的，我真怕他会翻落下去。后来他急急忙忙地缩了回来，我注意到他脸上浮现一抹诡异的笑容。他轻声告诉我，那位女仆果然如他所料睡着了。

“现在我们就得进去！你怕了吗，克里斯托弗？你怕了吗？”

秋良忽然变得十分亢奋，一时之间，我对凌田的恐惧又涌上心头。到了这个节骨眼，我们两人谁也不可能临阵脱逃，于是我们尽可能放轻脚步溜到用人房那个角落，再一次一起站在那道素面木板墙的幽暗走廊中。

我记得我们毫不犹豫地迈步走向凌田房间，就在剩下四五码的时候，不知怎么我们就停了下来，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两个都无法继续前进；要是那一刻秋良转身就跑，我一定也跟着跑。不过我的朋友似乎又生出了一线决心，便向我伸出手臂说：“来吧，老哥！一起，我们走。”

我们挽着手臂，就那样走完最后几步。接着秋良把门拉开，我们一起往里头瞄。

我们看见房间不大，没什么家具，收拾得整整齐齐，木头地板也扫得干干净净。窗户放下了遮阳帘，不过灿烂的阳光仍从边缘泻下。空气中微微飘着线香焚烧的味道，房间另一头有座神龛，床则又低又窄，还有一个大得出奇的百屉柜，柜子的漆饰十分美丽，每个小抽屉上都饰着一个雕花拉环。

我们走进房间，有好几秒钟我们一动也不动，连大气都不敢出。后来秋良轻轻呼了一口气，笑容满面地转向我，显然很高兴终于克服他多年来的恐惧。可是不一会儿，胜利的喜悦就变成了某种担心，因为这个房间似乎看不出有什么邪恶之处，这么一来，秋良岂不是显得庸人自扰？我还来不及说什么，他立刻指着百屉柜，压低急切的声音说：

“那里！在那里头！小心，小心了，老哥！那些蜘蛛，它们，在那里头！”

我一点也没被他吓到，他一定也看出了这点。然而有那么一两秒，我心中浮现了一个影像：那些小抽屉在我眼前打开，那些怪物—它们正处于从断手化成蜘蛛的各个变幻阶段—伸脚出来试探。不过这时候，秋良兴奋地指着凌田床头的矮桌上立着的小瓶子。

“药水！”他低声说，“他用的魔药！就在那里！”

我不禁想嘲笑他这么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保留一个我们早该留在幼年的幻想，可就在那一刻，我心中又浮现了抽屉打开的影像，心底残留的恐惧让我什么也没说。再者，我开始担心一个更可能发生的下场，就是我们被女仆或者哪个碰巧路过的大人逮个正着。我无法想像那会有多丢脸，会有什么惩罚，我父母跟秋良的父母对此会有怎样的长谈等等。我甚至不敢想像我们要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

就在这时，秋良快步向前，抓起瓶子抱在胸口。

“走！走！”他嘶声下令，忽然间我们俩慌成一团。我们憋住笑声，冲出房间，穿过走廊。

等我们安然回到楼上的房间—女仆还在楼下打盹—秋良坚称那些抽屉里装满了断手。我现在看得出来，他十分担心我会嘲笑我们多年来的这个幻想。事实上，我也暗自觉得有必要保存这个幻想，因此我没说什么话来戳穿他，也没有暗示凌田的房间真教人失望，或者我们的勇气只是自欺欺人。我们把瓶子搁在一只盘子上，放在地板的正中央，然后坐下来仔细研究。

秋良小心地拔起瓶塞。瓶里头装着浅色的液体，有淡淡的洋茴香味道。直到今日，我还是完全不明白那位老仆人用这个药做什么；我猜是他买来治什么宿疾的成药吧。反正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正好随我们去猜。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树枝插到瓶中，然后让液体滴在纸上。秋良提出警告，这液体一滴都碰不得，否则明早起床就会发现手臂连着蜘蛛。没有人真的相信，可是话说回来，似乎又有必要帮秋良留点面子，假装相信，所以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都小心得不得了。

最后，秋良塞回瓶塞，把瓶子放到他保存特殊物件的盒子里，说他还要对那药水进行一些实验再归回原处。总之，那天早上我离去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心满意足。

不过第二天下午秋良到我家的时候，我立刻看出有点不对劲；他心事重重，什么事都无法专心。我怕是他父母已经发现我们昨天做的事，有一会儿我还忍着不问他发生了什么。但到头来我还是憋不住，便要他把事情告诉我，再糟也得说。然而秋良说他父母并没有发现什么，可是神情却变得更加凝重，经我再三追问，他才告诉我事情的始末。

原来是秋良憋不住心头的得意，便向他姊姊悦子透露了我们的壮举。他没想到悦子竟会惊恐万状。我说他没想到，是因为悦子—大我们四岁—从来不附和我们认为凌田有什么邪恶一面的说法。不过听了秋良的故事，她瞪大眼睛看着他，仿佛他会在她眼前扭成一团死掉。接着她告诉秋良，我们能逃出来已属万幸；她还说，以前家里雇的用人，有几位是她亲身认识的，这些人做了我们所做的事，后来就消失不见了—他们的尸骸几周后才在租界边上的巷子里找到。秋良对他姊姊说，她只不过是想吓唬他，他一秒钟也没信过她的话。不过显然他已经吓坏了，而我听到有人“证实”了我们先前对凌田的恐惧—悦子已堪称权威—也觉得一股寒气窜过全身。

这时候我才了解秋良烦恼的事：有人得在凌田回来之前，也就是在三天内，把瓶子放回原处。然而毋庸再提，我们先前的勇气早已消失殆尽，要我们再回到那个房间，根本不可能。

我们没办法再定下心来玩平日的游戏，于是决定走到我们在运河边的老地方。一路上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假如我们不把瓶子放回去，结果会怎样？也许药水非常珍贵，他们会报警处理。或者，也许凌田对谁也不提瓶子失窃，但是决定亲手对我们施以毒计暗中报复。我记得我们完全搞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么想保留对凌田的幻想，又多希望理性地想出法子，尽量避免不可收拾的后果。我记得，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也曾想过那药水可能是凌田存了几个月的钱才买的药剂，而且少了它病情就会恶化；可是下一秒，心里还抱持这个想法，却也想着其他假设：也许那药水的用处，是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

我们在运河边上的老地方，离我们家步行约十五分钟，就在怡和洋行所属的仓库后面。我们一直不确定这样算不算非法侵入；要到我们的老地方，得经过一扇从来不关的大门，然后走过一片水泥空地，经过几名中国工人，他们会狐疑地注视我们，但从不阻止。接着我们绕过一个摇摇欲坠的船坞，走过一段防波堤，然后沿着阶梯下到运河岸边那块深色的硬土地。那块地只够我们两人望着河水并肩坐下，不过即使是酷热的天气，背后的船坞也保证那里有块凉荫，而每当有船或舢板经过，水波便会轻抚我们的双脚。河对岸还有更多仓库，不过我记得，差不多就在我们正对面，两栋仓库之间有段空隙，透过去可以看到一条马路，夹道种满树木。虽然我和秋良常常到那里去，但我们还是尽量守紧口风，绝不让父母知道，免得他们不放心我们那么靠近水边玩耍。

那天下午在岸边坐定以后，有那么一阵子我们试着要忘掉一切烦恼。我记得就像每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一样，秋良又开始问我，要是有什么紧急状况，我会游到当时停泊在附近水域的哪条船上。但他说着说着，忽然哭了起来，让我吃了一惊。

我难得看到我这个朋友哭。老实说，我印象中看到他哭，也只有今天这么一次。就算是上回我们在美国教会后面玩耍，有一大块混凝土砸在他腿上，尽管他面白如纸，还是没哭。可是那天下午在运河边，秋良显然已经乱了方寸。

我记得他两手拿着一块泡过水的朽木，一面啜泣，一面把木头剥成一片片扔进水里。我好想安慰他，只是心中的言语不知都躲到何处去了。我记得我起身去找了更多这样的朽木，帮他剥成小片递给他，仿佛这是急救良方。后来再找不到木头让他丢，秋良也渐渐止住泪水。

“如果父母亲查出来，”过了半晌他才说，“他们这么生气。到时候他们不让我留在这里。到时候我们全部回日本。”

我还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接着，有条船驶过，他喃喃说：“我永远也不要住在日本。”

“我也永远不要去英国。”我以这句话回应，这是每次他提到这件事，我都会接口说的话。

说完这些，我们沉默了一阵子。可当我们凝视着水面时，我愈想就愈觉得，只要我们做了某件事，这一切可怕的惩罚就全都可以避免了，最后我很简单地告诉他，只要我们及时把瓶子放回去，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秋良好像没听见，所以我又说了一次。他还是不予理会。我这才明白，他对凌田的恐惧，从我们上次冒险之后，已经更加真实；没错，我看得出，他现在的恐惧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巨大，只不过现在碍着面子不能承认。我看得出他的难处，他正绞尽脑汁想着如何脱困。最后，我平静地说：

“秋良。我们一起再进去一次。就跟上次一样。我们手勾着手，再进去一次，把瓶子放回原处。如果我们像这样一起行动，我们就会很安全，不会有任何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事也不会有。神不知鬼不觉的，谁也不会知道我们干了什么好事。”

秋良想了想，转身看着我，我在他脸上看出深刻凝重的感激之情。

“明天，在下午，三点钟，”他说，“母亲会出门去公园。假如女仆又睡着，那么我们有机会。”

我向他保证女仆铁定又会睡着，然后再提一次：如果我们一起进房间，就什么也不用怕。

“我们一起行动，老哥！”他这么说，脸上突然绽放出笑容，并且站了起来。

回程路上，我们把计划敲定。我答应第二天在他母亲出门之前，就早早到他家伺机而动，只要她一出门，我们就到楼上，一起等候，把凌田的瓶子准备好，就等女仆睡着。秋良的心情明显轻松了许多，不过我记得那天下午分手时，他勉强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转身提醒我第二天可别迟到。

第二天又是同样炎热而潮湿的一天。多年来，我把记忆里那天发生的每一件事，反复想了许多遍，试着把各种不同的细节依序排列。那天早上的前半段我记得不多。我脑海里有那么一幕，是我送父亲出门上班的影像。我先到了外头，在马车道附近晃来晃去等他出来。他出来的时候，身着白衣白帽，手上拿着公事包与手杖。他眯起眼睛，往大门望一眼。接着，正当我等着他朝我走近的时候，母亲出现在他背后的门阶上，并跟他说话。父亲往回走了几步，跟她谈了几句，笑了笑，轻吻她的脸颊，接着就大步走向我等候的地方。那天他怎么离家的，我就只记得这些了。现在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握握手，他有没有拍拍我的肩膀，他到了大门有没有转身再临别挥手。我所记得的一切，都显示那天早上他出门上班的方式，跟任何一天的早晨没有两样。

那天早晨的后半段，我只记得我都在我卧室的小地毯上玩玩具士兵，心思则一直想着那天稍晚些等着我们的艰巨任务。我记得母亲后来出门去了，我便和梅俐在厨房吃午餐。午餐过后直到三点，还有一些时间要打发，我走了一小段路，到了两棵大橡树矗立的地方，树虽然不是种在路边，却正好在邻近花园围墙的正前方。

也许是因为我早已在心头鼓足了勇气，那天我在其中一棵橡树上，爬到了以前不曾到达的高度。我满怀欣喜地趴在大树岔出的分枝上，看到附近所有住户的围篱草坪全在我的视野之内。记得我在那里待了一会儿，风吹拂着脸，但我心里却为下午的任务不胜焦急。我忽然想到，我虽然心中害怕，可是秋良此时对凌田房间的恐惧则更强烈，这次得由我来当“头头”。我明白此举将带来的责任，于是下定决心到他家的时候，要把最有自信的一面表现出来。不过在树上坐久了，心头不禁浮现几种可能让我们无法得逞的结局：女仆也许没睡着；她也许正好选择今天来打扫凌田房间外面的走廊；要不然就是秋良的母亲改变想法，当天没有如预定计划出门。当然，我心中那些旧日不理性的恐惧还是萦绕不去，怎么也忘不干净。

过了许久，我爬下橡树，想回家喝杯水，顺便看看几点钟了。走进大门，我看见车道上停了两辆汽车。我心中有点好奇，不过这时候我自己心事重重，没有太理会。接着我走进玄关，透过客厅打开的门，我看见三位男士，手持帽子站立，跟母亲说话。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也许在跟母亲讨论她推动的那些事—不过这气氛却让我在走廊上驻足。我一站住，谈话也跟着停止，他们全看着我。我认出其中一位是辛普森先生，父亲在摩根洋行的同事；其他两位则没见过。接着母亲冒了出来，她探头看到我在那儿。我想，我也许感觉到了其中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在进行。总之，我立刻往厨房跑去。

一进厨房，我就听见脚步声，母亲随即走了进来。我常常想要回忆她当时的面孔—脸上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不过怎么也想不起来。也许某种本能要我别看她的脸。我记得的是她的身影，如泰山压顶，仿佛我又回到了幼儿时期，还有她那天穿的浅色夏装。她以压低却极其冷静的声音说：

“克里斯托弗，辛普森先生旁边的两位先生是警察。我得先跟他们谈完。请你先到图书室等我好吗？”

我才想说不，不过母亲凝视的目光让我不敢多说。

“那就到图书室等我。”她说完转身就走，“我跟他们一谈完就会去找你。”

“爸怎么了吗？”我问。

母亲转过来对着我。“你爸爸今天早上根本没进办公室。不过我相信，事情一定很单纯。到图书室等我。我马上来。”

我跟着她走出厨房，往图书室走去。我在我做功课的书桌边坐下等着，心里想的不是父亲，而是秋良，还有我一定会迟到。不知道他有没有勇气自己把瓶子放回去，就算放了，他还是会非常生我的气。当时我也想到秋良的情况实属火急，我认真考虑了要不要违抗母亲的指示，溜了再说。在此同时，客厅里的讨论似乎没完没了。图书室里有个钟，我盯着指针看。有一刻，我跑到走廊上，希望引起母亲注意，这样我就可以请她准我离开，不过我发现这时候客厅的门已经关上。接着我便在走廊上踱来踱去，再度想到开溜，此时梅俐出现了，严肃地指着图书室。我一进去，她就把门关上，我可以听到她在门外踱步的声音。我又坐了下来，继续盯着时钟。指针一过三点，我的心情沉到了谷底，满腔怒火地怨着母亲与梅俐。

接着，我终于听见送客的声音。我听见有位男士说：

“我们会全力协助，班克斯太太。吉人自有天相。”

我听不见母亲回答什么。

客人一走，我冲出去请母亲准我去秋良家。可是母亲无视我的怒气，完全不理会我的请求，只说：“我们进图书室去。”

尽管我好沮丧，但还是听话跟了进去，到了图书室里，她要我坐下，然后蹲在我面前，以极为平静的语气告诉我，父亲从早上就失踪了。警方接获办公室报案，正在进行搜寻，可是到目前为止仍一无所获。

“不过他可能到了晚餐时间就会出现。”她带着笑容说。

“他当然会。”我这么说，希望她听出我已经为这样小题大作感到十分不悦。接着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再问她我可不可以离开。不过这次我没有那么热切，因为我看了时间，这时候去秋良家为时已晚。他母亲可能已经回家；他家的晚餐再过不久就要开动了。我心中对母亲极为不满：把我留半天，为的就是要告诉我一个半钟头前，我在厨房里多少就猜到的事情。她好不容易才说声准，我却直接回我房间，把玩具士兵排在小地毯上，尽量不去猜想秋良此时对我的感受。不过我却不断记起我们在运河边所说的话，还有他对我充满感激的眼神。更何况，不只是他不想回日本，我又何尝希望他离开？

我到了晚上还在闷闷不乐，不过大家当然都以为这是我对父亲出事的自然反应。母亲整晚都跟我说这样的话：“我们先别担心。我相信一定会没事。”梅俐帮我洗澡时，简直温柔得不像她。不过我也记得随着夜色渐深，母亲有几次表现出“恍惚”的神情，那是接下来几个星期里司空见惯的。事实上，我相信就是在那天的夜里，我躺在床上，烦恼下次碰到秋良的时候要说什么，母亲喃喃自语，眼神茫然望着房内某处：

“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能以他为荣，小海雀。你永远都能以他所做的事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