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父亲失踪后的几天，我记得的事不多，只记得常常担心秋良—特别是担心我下次见到他的时候该说什么—于是做什么事都定不下心。然而我发现我一直在拖延，不上隔壁找他，有时候甚至还想到，我可能永远都不必再见他—他的父母因为我们做的错事而大发雷霆，此刻正在打包回日本。在那几天里，只要屋外有个风吹草动，我都会立刻冲到楼上的窗前，从那里仔细观察隔壁的前院有没有堆放行李的迹象。

三四天过去了。有个阴沉的早晨，我独自在我家前面的圆形草坪上玩耍，我听到有声音从秋良家那边的围篱传来。我立刻听出是秋良在他家的马车道上骑着他姊姊的脚踏车；他学骑这辆脚踏车的样子我非常熟悉，车子稍嫌太高，我认得他拼命保持平衡让轮子发出的噪音。有时候我听到摔倒的声音，连带着他摔下来的叫声。有种可能是：他从楼上窗户看到我在外头玩，所以下来骑脚踏车，还故意骑得这样惊天动地，好引起我的注意。经过几番内心交战—秋良则在围篱另一侧摔了又摔—我终于大步走出我家大门，转到隔壁，往他家前院里望。

秋良确实正在骑悦子的车，他专心尝试着马戏般的特技，双手不握车把绕着小圈子打转。他显然全神贯注，没注意到我，甚至我走上前去，他也好像没看见我一样。最后我干脆开口说：

“对不起，那天我没办法过来。”

秋良忿恨地瞪了我一眼，继续玩他的特技。我正想向他解释为什么我让他失望，可是不知怎的，话却说不出口。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接着再往前走近一步，我压低声音近乎耳语：

“怎么样？你放回去了吗？”

我的朋友瞪了我一眼，回拒了我语气里表现的亲密，四处骑他的车。我感觉到泪水已经盈眶，不过想起我们长久以来争辩是英国人还是日本人更爱哭，我只得勉强忍住。我再次想要告诉他父亲失踪的事，忽然间，我发现这似乎是个天大的好理由，不但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会失约，也可以解释我为何如此自怜。我想像秋良的表情会先是震惊，继而羞愧，只要我说出：“我那天不能来是因为……因为我父亲被人绑架了！”—然而，我就是没说。我记得我只是转身跑回家去。

接下来几天我都没看到秋良。后来，有天下午，他来我家后门，如往常一样，向梅俐问我在不在。我正好在做什么事，但还是丢下事情出来见他。他以笑容相迎，拉着我到他家花园时，还关爱地拍拍我的背。我自然急于知道凌田那件事到底怎么样了，不过却更害怕会重揭伤口，于是压下提出任何问题的冲动。

我们到他家花园后头—到我们称为“丛林”的灌木丛那里—不一会儿就说起我们编造的剧本对白。我觉得我们演的应该是《艾凡赫》，那是我当时正在看的书—也说不定我们演的其实是秋良读的武士冒险故事。总之，过了一个钟头左右，我的朋友忽然停了下来，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看着我。接着他说：

“如果你要的话，我们玩新游戏。”

“新游戏？”

“新游戏。有关克里斯托弗父亲。如果你要的话。”

我吓了一跳，我不记得我回答了什么。他从高高的草丛里向我走近几步，我看见他以近乎温柔的眼神看着我。

“对，”他说，“如果你要的话，我们玩侦探游戏。我们寻找父亲。我们拯救父亲。”

我这才想到，秋良应该是从哪儿听到了父亲的事—无疑这件事已经在附近传开—才回头来找我。我也明白现在这桩提议，是他表现关心与帮助意愿的方式，我心中对他的感情油然而生。然而我还是装作若无其事地回答说：

“好啊。如果你想玩，我们就来玩啊。”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今天回想起来，好像经历了一整个时代—其实，实际上可能只有两三个月—我们日复一日地以拯救我父亲为主题，编造并演出变化无穷的情节。

在此同时，警方也在进行我父亲失踪案的调查工作。这点我知道，是因为家里常有一些男士来访，他们把帽子拿在胸前，严肃地跟母亲谈话；加上有一天傍晚时分，母亲表情凝重地过来跟梅俐说话，两人都压低声音；更重要的是母亲在楼梯口对我说的那番话。

我不太记得那一刻之前我们在做什么。我正好要跑上楼去，急着到房间里拿东西，看到母亲从楼上正好要下阶梯。她一定是正要出门，因为她穿了那套特别的米色礼服，会散发特殊的腐朽树叶味道的那件。我想我一定感觉到她的举止里有异样，便停在第三或第四阶楼梯上等她下来。她带着笑容走近，向我伸出一只手。她这时距我还有几阶楼梯，因此我以为她要我扶她走完剩下的阶梯，就像父亲在楼梯口等她的时候，有时会做的那样。不过她只是用手臂揽着我的肩，和我一起走下阶梯。接着她放开我，走向玄关另一头的帽架。就在这个过程里，她对我说：

“小海雀，我知道过去这几天，你不好过。你一定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塌陷了。其实，我也不好过。不过，你一定要跟我一样。你一定要向上帝祷告，要存着希望。我希望你还记得你的祷告词，你没忘了吧，小海雀？”

“还记得。”我随口回答。

“这真是不幸，”她继续说，“在这样的城市里，不时有人遭到绑架。事实上这种事常常发生。在许多案子里，我只能说在大部分的案子里，被绑架的人都能平安回来。所以我们得有耐心。小海雀，你有没有在听？”

“有，我在听呢。”这时候我背对着她，双臂攀挂在梯栏的柱头上。

“我们必须庆幸，”母亲停了一会儿之后说道，“城里最杰出的几个侦探接了这个案子。我跟他们谈过，他们很乐观，认为不久就会有结果。”

“可是那要多久呢？”我怏怏地说。

“我们得抱持希望。我们得信任这些侦探。也许要花上一段时日，不过我们必须有耐心。最后事情一定会雨过天晴，一切又可以恢复到从前那样。我们必须继续向上帝祷告，永远抱着希望。小海雀，你在干什么？你听我说话没有？”

我没有立即回答，因为我在试一步可以跨过几阶，双臂还攀在护栏上。接着我才问：

“万一那些侦探都太忙了怎么办？他们有一大堆别的事要解决。杀人案、抢劫案。他们又不是万能的。”

我听见母亲朝我走近几步，她再开口时，声音里多了谨慎与小心翼翼的语气。

“小海雀，侦探们‘太忙’，这点是事实。上海的每一个人，我们租界里最重要的人物，每一位都非常担心你爸爸，也都急着找出事情的真相。我是说，像福斯特先生、卡麦柯先生等等，甚至总领事本人也一样。我知道他们都亲口交代过，要把你爸爸尽快安全救回。所以你瞧，小海雀，那些侦探都必须尽全力去办案。他们也在这么做，就在此时此刻。你知道吗，小海雀，孔探长受指派负责这件案子？是的，没错：孔探长。所以我们怎么说都该抱持希望。”

这段对话无疑有些分量，因为我记得接下来几天，我几乎不再担心什么。即使到了晚上，忧虑往往重回心头，上床睡觉时，我也常想着上海的侦探满城在搜寻，愈来愈逼近绑匪。有时候，在黑暗中躺着，我发现自己编织了一出出错综复杂的戏才渐渐睡去，其中有很多便成为第二天我与秋良所用的材料。

顺带一提，我并不是说在这段日子里，我跟秋良不玩与父亲案情完全无关的游戏；有时候我们会沉浸在比较传统的幻想里，好几个小时。不过每当我的朋友发现我别有心事，或者我的心思不在我们玩的游戏上头，他就会说：“老哥，我们玩拯救父亲游戏。”

我们给这些关于父亲的游戏所编的内容，如我所说，有无穷的变化，但不久便建立了一个重复出现的基本架构。我父亲被关在租界外的一栋房子里。绑匪打算索取一笔庞大的赎金。许多较小的细节也跟着迅速发展，渐渐成为定案。情节永远是这样，尽管房子的周围是惨不忍睹的中国人区域，父亲所在之处却舒适干净。事实上我还记得这一项特殊的安排是怎么建立的。也许是我们第二或第三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秋良与我一直轮流扮演传奇人物孔探长—他英俊的容貌与那顶戴得潇洒不羁的帽子，我们从报纸照片上早已熟悉。我们正投入幻想中，玩得起劲，忽然玩到了故事里父亲上场的部分，秋良指着我—意思是该由我来演他—并说：“你，绑在椅子上。”

我们原本玩得很顺，这时候我停了下来。

“不要，”我说，“我爸爸才没被绑住。他怎么可能一直被绑住？”

秋良在发展故事时，从来就不喜欢人家反驳，他不耐烦地重复我父亲被绑在椅子上，我应该立刻到树干底下演出被绑的样子。我吼回去：“不要！”接着转身就走。不过，我没有离开秋良家的花园就是了。我记得我站在草坪边上—也就是走到我们的“丛林”外缘—茫然地望着一只蜥蜴爬上榆树。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身后传来秋良的脚步声，我准备好要跟他大吵一架。没想到等我转身，我看见我朋友以安慰的眼神凝视我。他走上前来，款语说道：

“你对。父亲没被绑起来。他非常舒服。绑匪的房子舒服。非常舒服。”

从此以后，秋良总是百般用心，好确保父亲在所有的戏码里得到舒适与尊严。绑匪总是让父亲衣着体面，他们自己却像是仆役，只要父亲开口要求，就为他送上食物、饮料、报纸。于是绑匪的性格也软化了；原来他们也不是坏人，只是家里有些嗷嗷待哺的亲人罢了。他们真心遗憾非铤而走险不可，他们会跟父亲解释，但他们又不能坐看自己的子女饿死。他们知道这样做不对，但他们还能怎样？他们选择班克斯先生，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穷人抱持着慈悲心，因此他比较可能体谅他们给他带来的不便。对于这点，父亲—每次都由我来演出—会同情地叹气，不过接着说，生活再艰难，犯下的罪行也不能就此赦免。再说，孔探长迟早会带人来把他们全部逮捕，他们会锒铛入狱，甚至押赴刑场处决。那么他们的家人又该如何？绑匪—由秋良饰演—就会回答，一旦警方查获他们的藏身处，他们就会束手就擒，并祝福班克斯先生与家人安然团聚。不过没到这步田地之前，他们还是得想办法让计划成功。他们接着会询问父亲晚餐想吃什么，我就会为他点一顿大餐，都是他爱吃的菜肴—里头总是包括烤牛里脊肉、奶油欧洲萝卜、清蒸黑斑鳕鱼。如我所说，秋良常常比我更坚持菜色要丰盛，而且常常是他加入许多很小却很重要的细节：父亲的房间必须比周遭屋顶还高，可以遥望河景，床则是绑匪为他从汇中饭店[即后来的和平饭店南楼]偷来的，因此睡起来舒服得不得了。接下来秋良跟我会扮演侦探—不过有时候也演我们自己—直到故事尾声，其间还会在中国人区域的弯街窄巷里追逐、打斗、枪战，不管剧情如何曲折、如何变化，结局必然是极司菲尔公园里的盛大典礼，在典礼中，大家依序登上特别搭建的平台—母亲、父亲、秋良、孔探长，还有我—接受群众欢呼。这个部分，如我所说，是故事的基本架构，顺带一提，我想这也是我返回英国初期，在那些阴雨日子里反复搬演的情节，那时候我漫步于姑妈家附近的绿地打发空虚的光阴，嘴里喃喃念着秋良的台词。

大约在父亲失踪一个月以后，我才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问秋良，凌田的瓶子后来怎么了。我们玩到一半停下来休息，在我们的草丘顶上，坐在槭树荫下喝着梅俐用两只茶碗送来的冰水。秋良不再有任何怪罪之情，让我松了一口气。

“悦子拿回去瓶子。”他说。

刚开始的时候，他姊姊真是救命恩人。不过现在每回她要强迫秋良做什么事，就以要向父母报告此事来要挟。秋良为此可谓吃足苦头。

“她也去房间。所以她跟我们一样坏。她不说。”

“所以没有问题。”我说。

“没问题，老哥。”

“因此你不用回日本定居。”

“不要日本。”他转向我笑笑，“我永远留上海。”接着他沉重地看着我问道，“如果父亲不找到，你必须去英国？”

这个令人震惊的想法，不知道为何我从来不曾想过。我想了想才说：

“不回。就算找不到父亲，我们也永远住在这里。母亲永远不会想回英国。再说梅俐也不会想去。她是中国人。”

有那么一会儿，秋良兀自沉思，盯着浮在茶碗里的冰块。接着他抬头看我，粲然而笑。

“老哥！”他说，“我们一起住这里，永远！”

“没错，”我说，“我们永远都要住在上海！”

“老哥！永远！”

父亲失踪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还有另一件小事，我如今认为影响深远。我以前并不这么认为；老实说，我差不多已经把此事抛诸脑后，直到几年前，机缘巧合发生了一些事，不但让我想起这件往事，更让我首次明白，那天我目睹的事，其实别具深义。

那是“曼纳林案”结束后不久的日子，我着手研究我住上海那几年的背景资料。我相信我前面已经提过，我是在大英博物馆里进行的这项研究。我想，我的企图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想以成人的角度，理解我幼年时期根本不可能明了的那些力量的本质。还有一部分则是想先打好基础，准备有朝一日要全心投入，调查有关我父母失踪的整个事件—尽管上海警方仍持续侦查，可是案子至今未破。顺便提一句，我一直打算在不久的将来，着手这方面的调查。其实，若不是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敢说我早就动手了。

总之，如我所说，几年前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大英博物馆搜集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史料，还有摩根洋行的历史，以及当时上海复杂政治生态的资料。我还多次写信到中国，请他们提供我在伦敦无法取得的情报。结果有一天我收到一张发黄的《华北日报》剪报，发报日期大约是我离开上海后三年。我的特派员寄给我有关租界港埠贸易法规变迁的报道—无疑是我要求的资料—不过，立刻引起我注意的，却是碰巧在剪报背面顺带剪进来的照片。

我把这张发黄报纸上的照片装进一只锡制的雪茄盒，放在书桌的抽屉里，不时拿出来端详一番。相片里头拍了三个男人在林荫大道上，三个都是中国人。外侧的两位着硬领西服，拿着帽子与手杖。中间那个胖男士则着传统中国服装：深色长袍、瓜皮帽、辫子。正如当时大半的新闻照片，多少有点矫情做作的味道，而我的特派员几乎把左边四分之一的部分都剪掉了。总之，从我看到这张照片的那一刻起，这张照片—说得更精确些，中间那个人—就格外令我感兴趣。

我把这张照片，跟我那位特派员回复我的信件—他约莫在一个月后又答复了我更进一步的问题—一同放进抽屉里的锡制雪茄盒。信中他告诉我，那位着长袍、戴瓜皮帽的胖男士是王顾，一个军阀头子，拍那张照片的时候，在湖南有不小的势力，手下养了一支三百人左右的杂牌军。与他的大部分同类一样，他在蒋介石掌权后势力大减，但据说身体依然安康，目前在南京城内某处还算舒适的冷宫中蹉跎岁月。我的特派员针对我明确的问题，答说他无法确定王顾是否曾经与摩根洋行有任何公开的关系。然而依他所见，我们不无理由怀疑，他在某个时期与该公司曾有往来。在那个年代，我的特派员指出，任何走长江水域穿过湖南运送的鸦片—或者其他值钱的货物—都可能遭受盘踞当地的强盗土匪抢夺。只有借助割据当地的军阀，才能确保货物平安，而像摩根洋行这种商行，自然极可能花了工夫跟这种人建立关系。在我儿时的上海，以王顾手头握有的兵力，他应该会成为特别受青睐的盟友。我的特派员在信末道歉未能提供更进一步的具体资料。

如我说过，我在发现那张照片之后五六个星期，才请求我的特派员提供这些信息。延迟的原因是，尽管我明明确定我在过去某地见过那位胖男士，可想了半天却一点也想不起来是在何时何地，为了何事。那人让我觉得跟某件尴尬、不快的事有关，不过除此之外，什么别的也记不起来。直到有天早晨，我在肯辛顿高街上漫步找计程车，往事在全无预兆的情况下，忽然涌上心头。

那位胖男士刚到我家的时候，我并没有花什么心思注意他。毕竟当时距离父亲失踪才两三个星期，陌生人不时来来去去：警察、英国领事馆的人、摩根洋行的人，还有一些女士一进我家看见母亲，便会伸出双臂并发出一声痛苦的惊呼。对于这些女士，我记得母亲以冷静的一笑回应，然后走向她们，直截了当地谢绝拥抱，并以她最有自信的口吻说出这样的话：“艾格妮丝，真高兴见到你。”接着她会牵着客人的手—也许还僵在空中—带领她们到客厅去。

总之，如我所说，胖男士那天刚到家门口，并没有引起我多少兴趣。我记得我从游戏室的窗户往下瞄了一眼，看见他走下汽车。他当时的样子，我相信跟那张剪报上的照片差不多：深色长袍、瓜皮帽、辫子。我注意到车子硕大闪亮，他不但有司机还有另两位随扈，不过就算这样，这排场也不算什么；父亲失踪后的那段日子，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早已来访过。倒是菲利普叔叔迎上前去寒暄的样子，让我有些意外，他当时已在家中待了约一个钟头。他们一副相见甚欢的样子—仿佛至交—接着菲利普叔叔引领客人进屋子里来。

我不记得接下来的一时半刻里我做了什么。我还留在屋子里—不过不是为了那位胖男士，我说了，我对他没什么兴趣。事实上，当我第一次听到楼下的骚动时，我记得我还很诧异客人竟然还没走。我赶到游戏室窗前，看见汽车还在马车道上，三位留在车上的随扈—他们也听到了争吵声—急忙下车，表情紧张。接着我看到胖男士平心静气地走向汽车，挥手向手下示意不要担心。司机已开好车门等着胖男士上车，他上车的时候母亲出现了。事实上，刚才是她的声音让我赶到窗口观望。我一直告诉自己，这种语气只有对我或对用人生气的时候才有，不过等母亲的身影在楼下出现，她说的每个字都清楚可辨，我就算想骗自己也没办法了。有些东西她再也压抑不住了，我从未见她如此，但我立刻意会到，从父亲失踪之后，我早该接受这样的事了。

她对胖男士吼叫，多亏有菲利普叔叔拉住她。母亲指责胖男士背叛自己的同胞，指责他是恶魔的帮凶，她才不要他那种协助，要是他再回到我家，她会当他是禽兽不如的东西唾他的面。

胖男士听了一点也不动怒。他指示随扈们上车，司机发车时，他从车窗对母亲微笑，几乎颔首向她表示赞许一般，仿佛母亲在那儿礼数周到地向他告别。车子走了以后，菲利普叔叔劝母亲进屋子里来。

等他们走到大厅，母亲已不再说话。我听见菲利普叔叔说：“可是我们什么方法都得试一试，你难道不明白吗？”他的脚步声跟着母亲的进入客厅，门随即关上，我就什么也没再听见了。

看见母亲这种举止，当然让我不安。不过，假如她发现对访客怒吼解放了她几个星期以来严密压抑的情绪，那么我内心也有类似的变化。正是因为目睹她情绪爆发，不管过去这两三个星期以来我怎么想，今天我终于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已经有了最坏的可能，而随之而来的感受，则是心中的巨石落地。

顺带一提，我得承认，我不敢完全肯定那天所见的中国人，就是剪报照片上的那位—照片中的人已查出是军阀王顾。我只能说，自从我看到照片的第一眼开始，我就毫不怀疑，那张脸孔—而不是每位中国乡绅都极可能拥有的长袍、瓜皮帽、辫子—就是父亲才失踪几天后我所看见的那个人。这件事，我每在心中多回想一次，就愈相信照片中的人正是那天来我家的那位男士。这项发现的影响深远—它有助于提供我父母如今身在何处的线索，并且在我想做的诸多调查之中，居于中心地位—如我所述，这些事我想要尽快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