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上海·华懋饭店

早上我在英国领事馆与麦克唐纳先生的会面，我并没有处理得宜，今晚回想起来只让我充满挫折感。事实上他早已成竹在胸，而我却还没准备好。一次又一次，我让他引导我走寻假目标，浪费精力于争论一些他最初就决定透露给我的情报。甚至可以说，四周前在汇中饭店的那晚，我第一次提出要跟“黄蛇”会面的想法，那时我反倒把他看得更透彻。我袭其不备，至少让他明明白白地透露了他在上海真正扮演的角色。然而今天早上，我甚至没法逼他脱去那身假称自己只是一个礼宾司官员的蹩脚伪装。

我想我低估了他。我只想到要上他的办公室，责备他为何我要求安排的事情进度如此缓慢，我以为这样就好了。到现在我才看清他如何设下陷阱，我才明白自己一旦急躁，他就可以轻易占到上风。我那样表现自己的不悦，实属不智；不过这连续几天的繁重工作也确实让我疲惫不堪。当然，我上楼找麦克唐纳时，跟那个工部局代表格雷森不期而遇，这件事也有关系。事实上，我觉得这件事影响之大更甚于其他事情，让我在那个早上失控，害我接下来跟麦克唐纳讨论的时候，心思却系在别处。

他们请我到领事馆二楼的小休息室，让我等了好几分钟，秘书才来通知我麦克唐纳先生准备好了，于是我走过铺着大理石地砖的楼梯口，到了电梯门边，格雷森这时却急急忙忙从楼梯跑下来唤住我。

“早安，班克斯先生！实在抱歉，也许我来得不是时候。”

“早安，格雷森先生。老实说，是不理想。我才要上楼看我们的朋友麦克唐纳先生。”

“既然如此，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我只是碰巧在这里，而我又听说您刚好也在这里。”他开心的笑声在大楼里回荡。

“真高兴再见到您，只是现在……”

“只要一下子就好了，先生。容我直言，您最近实在很难找。”

“好吧，格雷森先生，如果能尽快的话。”

“很快，很快。是这样子，先生，我明白现在提有点言之过早，不过这种事总是要提早着手进行才好。万一这么重大的活动安排上有了闪失，万一办得寒酸了或是办差了……”

“格雷森先生……”

“对不起。我只是恳请您考虑关于欢迎仪式的一些细节。我们已经说好拿极司菲尔公园做会场。我们会搭个有舞台的大帐篷，并且装设扩音系统……对不起，我会尽量讲重点。班克斯先生，我真的想跟您讨论您在整个仪式的过程里扮演的角色。我们觉得整个仪式应该从简。我的设想是，也许您可以简单谈一下您是怎么破案的。是哪些关键线索让您好不容易找到令尊令堂等等这类事情。几句话就好了，底下的人会想听的。再来，您演讲完了，我想他们可能会想上台来。”

“他们？格雷森先生？”

“令尊令堂呀，先生。我的主意是不妨让他们站到台上，向群众挥手，接受群众欢呼，然后退场。不过，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拙见。我想说您一定有更高明的建议……”

“没有，没有，格雷森先生”—我忽然觉得一股倦意袭上身来—“您说的都很好，很好。现在如果没别的事，我真的得……”

“只剩一件，先生。有件小事，不过却可以带来极大的效果，假如配合得恰到好处的话。我的想法是令尊令堂走上讲台的那一刻，管乐队就开始演奏。也许可以演奏《希望与荣耀的土地》这类曲目。我有些同事并不喜欢这个想法，可是在我看来……”

“格雷森先生，您的想法听起来真不错。而且我也很荣幸您对我能破案有绝对的信心。不过实在很不好意思，我让麦克唐纳先生等太久了。”

“当然。那么谢谢您花这么多宝贵的时间跟我说话。”

我按了电梯钮，等候时格雷森依旧在我身后徘徊。我已经转身背对着他，面向电梯的门，却听到他说：

“只剩一件事我想请教，班克斯先生。典礼那天令尊令堂的住处，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高见？是这样，我们得确定往返会场的途中，他们可以尽量不要受到群众的干扰。”

我记不得我回答了什么。也许电梯门这时候正好打开，我恰好逮住机会，随口礼貌地应声话便告退了。不过正是最后这个问题，在会见麦克唐纳的时候从头到尾萦绕在我的心头，也可能是这个问题，如我所说，更甚于其他因素，让我无法把当时面对的事情想清楚。而今晚，当白天的事务都过去了，我发现这个问题又浮上心头。

我并非没想过我父母究竟要安置在何处。只不过这点对我而言，总是显得言之过早—甚至是“空欢喜一场”—案情还杂乱如麻，尚待厘清，何必在这时就做成功的假想。我想，在过去这几个星期里，只有那么一次，我好好思考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我巧遇老同窗安东尼·摩根的那天晚上。

当时我到此地还没多久—第三夜或第四夜吧。之前好一阵子我就已经听说摩根住在上海，不过由于我在圣邓斯坦跟他从来没有特别的交情—除了我们一直是同班同学—所以我没有特别花工夫找他碰面。不过第三天早上，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我听得出他有点不高兴我没找他，谈到最后，我答应当晚到法租界一家旅馆跟他见面。

我在灯光昏暗的旅馆会客厅看到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毕业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的人，看他变得苍老肥胖让我吃了一惊。不过我们亲切寒暄时，我尽量不在说话的声音里泄漏这个看法。

“真奇怪，”他说，拍拍我的背，“好像才没多久。不过从某些方面看来，却又恍如隔世。”

“确实如此。”

“你知道吗，”他继续说，“前一阵子，我收到了丹麦佬埃默里克的信。记得他吧？丹麦佬埃默里克！多少年没他消息了！看起来，他现在是住在维也纳。老埃。你记得他吧？”

“当然记得，”我说，尽管我心中只能唤起某个男孩的模糊印象，“老埃这家伙！”

接下来约莫半个钟头，摩根的嘴巴几乎没阖过。牛津毕业后，他直接到香港，然后十一年前在怡和洋行谋得一职便搬到上海。后来他搁下自己的故事，提起别的事：

“自从这里不太平了，你不会相信，我为司机的事伤透了脑筋。原来当班的在日本人轰炸的时候炸死了。再找了一个，竟然是个混混。不时就说帮派里有事就跑掉，每次要出门都找不到人。有一次他到美国人的俱乐部接我，满身都是血，别人的血。连句抱歉也没说，中国人都是这样。我受够了。可是接下来的两个，根本不会开车。有一个还撞上黄包车，把车夫撞成重伤。我现在雇的这个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让我们先祷告我们能平安到达。”

我完全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因为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并没有说要跟他去别的地方。不过我并不想挑他话里的毛病，他马上又转到别的事上头，告诉我旅馆所受的物资短缺之苦。他透露说，我们见面的那个大厅原先灯光没那么暗：战争让闸北区的工厂没法送灯泡过来，旅馆里有些地方，客人还得摸黑。他还指着厅里另一头为舞客演奏的乐队里，至少有三位乐师只是在装模作样。

“他们其实是门房。真正的乐师有的早已逃离上海，有的被战斗波及而丧命。尽管如此，他们装得还满不赖的，对不对？”

经他一挑出来，我看了看，装得实在一点都不像。有一位满脸写着无聊，连琴弓都没靠在小提琴上；有一位只是茫茫然握着竖笛，张着嘴巴，瞪着周遭正牌的乐师，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等我夸他知道这么多内幕消息，他才告诉我，其实他在那里已经住了一个月，因为他在虹桥区的寓所太靠近战区，住不安稳。我为他必须放弃住所表达了同情之意，他的情绪忽然一变，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忧伤的神情，让我想起昔日同班那个抑郁孤单的男孩。

“那里也算不上家就是了，”他说，眼睛看着手上的鸡尾酒，“里头只有我，还有来来去去的用人。老实说，不过是个又破又窄的屋子。怕被战火波及—那只是个借口，让我有个好理由把它丢开。这个又破又窄的屋子。家具全是中国式的。坐哪里都不舒服。养过一只画眉，可是后来死了。我住这里比较好。离交际场所近多了。”他接着看看表，把饮料喝光，又说，“哪，别让他们等。车子就在外头。”

摩根的态度里有个微妙的地方—他催得理所当然，让人不知道要怎么拒绝。再说，那时候我才来不久，习惯让不同活动的东道主接来带去。因此我跟着摩根走出屋子，不久就跟他并排坐在他的汽车后座，驶过法租界热闹的夜生活区。

才开车，司机就以毫发之差，闪过迎面驶来的电车，我以为这又要让摩根唠叨找不到好司机的问题。可是他现在忙着想心事，静静凝视车窗外飞过的霓虹灯和中文招牌。路上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想套出他要带我去的地方：“你不觉得我们会迟到？”他看了看表，漫不经心地回答：“他们都等这么久了，不会介意再多等几分钟的。”接着他又补上一句，“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之后车子又走了一阵子，我们几乎没有交谈。车子一度转向一条小街，两侧的人行道上挤满窝在一起的身影。在街灯下，我看到他们或坐或蹲或睡倒在地，相互挤靠在一起，街心只留下足以通行车辆的空间。这些人老少都有—我看到婴儿在母亲怀里睡觉—他们的财产全放在身边：破烂的布包、鸟笼，有的还有推车，上头堆满了家当。这样的景象我已经看惯了，不过那天晚上我看得心里很沮丧。那些脸孔大半是中国人，不过到了街尾，我看到成群的欧洲小孩—我猜是俄国人。

“从运河北岸来的难民。”摩根面无表情地说，然后面向他处。他自己也算是半个难民，对于情况更凄惨的同类，竟然一点也未能感同身受。有一次我们甚至辗过一个像是睡在地上的身形，我紧张地回头张望，我的伙伴随口说了一声：“别担心。可能只是件旧行李罢了。”

我们又沉默了几分钟，他笑了一声，吓了我一跳。“同窗岁月，”他说，“全涌上心头。那段日子还不赖，我想。”

我瞄了他一眼，发现他已泪水盈眶。接着他说：

“你知道吗，我们俩该团结起来。两只可怜的孤鸟。就这么说定了。你和我，我们该团结在一起。真不懂那时候怎么不呢？早团结在一起，我们就不会沦落至此。”

我吃惊地转向他。他的脸上光影流动，心思不知已飘到哪个遥远的地方。

如我前面所说，我清楚记得安东尼·摩根在学校时代就是一副“孤僻可怜虫”的模样。大家倒也没有特别去欺负他或寻他开心；其实，就我所知，是摩根自己很早以前就把这样的角色模式往自己身上套。他总是宁可独行，落在大伙一群人后面几码远；晴朗的夏日也不出来跟大家玩耍，却独自躲在屋里，在笔记本上涂鸦解闷。这些往事清晰如昨。事实上，那天晚上，我在昏暗的旅馆大厅一看到他，心中立刻想起大家穿过那个方形的院子，从美术教室走到回廊时，他闷闷不乐，在众人后方独行的身影。不过，他也把我认做可以跟他结交拜把的“孤僻可怜虫”，这倒是让我吃了一惊，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这不过是摩根在自欺欺人罢了—极可能是多年前他创造的东西，好让那段黯淡的岁月多少还值得回忆。我也说了，我并没有马上想到这上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当时的反应恐怕有点迟钝。因为我记得我说了类似这样的话：

“你一定把我想成别人了，老兄。我敢说你想的是毕格瓦这家伙。艾德里安·毕格瓦。他确实不太跟别人往来。”

“毕格瓦？”摩根想了想，接着摇摇头，“我记得这家伙。有点肥胖，还有一对招风耳？好个毕格瓦。真是。可是我想的不是他。”

“反正也不是我，老哥。”

“这就奇怪了。”他又摇摇头，接着转头望着车窗。

我也把头转开，凝视夜晚的街景好一会儿。我们又回到繁华的风化区，我双眼梭巡来往路人的面孔，希望能看到秋良。接着我们到了住宅区，到处都是围篱与树木，不久，司机把车子开进一栋大宅的院子里。

摩根匆忙下了车。我也跟着下车—司机一点也没有想帮我拉开车门的样子—跟着他走上一条绕到屋后的砾石小径。我以为会有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但看来似乎没有这回事；房子大半没有点灯，而且院子里除了我们的车子，只停了另外一辆。

摩根显然很熟悉这里的环境，引我走到一处边门，门的两侧是高高的灌木。他门铃也没摁就把门打开，带我走了进去。

门一开，里头是一道宽敞的走廊，烛光照着廊道。我往前凝视，约略看得出陈旧的画卷、高大的瓷花瓶、漆饰百屉柜。空气闻起来—焚香的气味混着排泄物的味道—有一种奇特温馨的感觉。

仆人没出现，屋子的主人也没出现。我的伙伴一直站在我身边，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我想到一点，他是不是在等我对这里的环境发表看法。于是我说：

“我对中国艺术品所知有限。但就算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也看得出我们身边这些东西应该都是精品。”

摩根睁大了眼吃惊地看我。接着他耸耸肩说：“你说的应该没错。我们进去吧。”

他带我往屋子更深处走去。有几步路我们完全摸黑，接着我听到有人说华语，看到某个遮有珠帘的门廊上有灯光。我们穿过珠帘，又推开布帘，才进入一处宫灯、烛火通明的温暖房间。

那个晚上接下来的事我还记得多少呢？往事在心里已经有点模糊，且让我试着把事情拼凑出最完整的面貌。进了房间，我第一个想法是，我们打搅了别人家的喜事。我瞥见一张摆满菜肴的大桌子，桌边围坐了八九个人。房里全是中国人，最年轻的两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着西式服装，其他则着传统服装。有位老太太坐在桌子的一端，吃饭的时候有仆人服侍。有位年长的绅士—以东方人的体格来看，算是出奇的高大宽胖—我想是一家之长，我们一到他就立刻站起来，此时在场的其他男性成员也都跟着起立。不过在这时候，这里的人给我的印象仍旧朦胧，因为房间本身很快就抢走了我所有的注意力。

天花板高悬在横梁上。越过用餐的人望去，就在他们的正后方，有个仿佛戏台的东西，护栏上还挂了一串纸灯笼。房内吸引我目光的，就是这个地方。此时我越过桌面凝视着那个戏台模样的东西，几乎没听到主人欢迎的话。因为，我忽然明白了：我所在这个房间的整个后半截，其实正是我上海故居的门厅。

显然这么多年来，这地方已经改装得面目全非。别的不说，我就怎么也厘不清楚，刚才摩根带我走进屋子的路，跟我家以前的旧厅堂有什么关系。不过后头的那个戏台倒是跟从前那座大圆弧阶梯顶上的平台若合符节。

我往前晃了几步，然后可能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凝视着那个戏台，用目光回溯那些阶梯以前依循的弧线。一阶阶的楼梯在心中找回，往事也回到眼前：小时候曾经有段日子，我喜欢高速冲下这座大弧梯，在最后两三阶的地方飞跃起来—通常还拍动双臂—降落在不远处的长沙发深处。父亲每次看到都笑了出来；母亲与梅俐则不能苟同。没错，母亲虽然从来不曾清楚地解释这样做哪里不对，但她总是警告我如果恶习不改，就要把那张长沙发搬走。有一次，我已八岁大，歇停了几个月以后，我再度重施故技，发现那长沙发再也承受不了我的体重。沙发的一头完全垮下，害我滚到地板上，吓坏了我。我记得就在下一刻，母亲从阶梯走下来，出现在我身后，我正准备让她狠狠痛骂一顿。母亲的身影缓缓逼近，最后她竟然笑了出来。“看看你自己的脸，小海雀！”她大笑，“该拿面镜子给你照照！”

我一点伤也没有，母亲却大笑不止—也许我害怕责骂还在后头—于是把脚踝的不适尽量夸大。母亲这才没再大笑，温柔地拉我起来。我记得她扶着我慢慢在门厅里绕着走，一只手臂搭在我肩上，说着：“现在好一点了没有？走一走就会好。瞧，没事了。”

我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挨过骂；几天之后，我发现长沙发已经修好；尽管我还是略过底部的两三阶一跃而下，却再也没试过直接跳进那沙发窝里去了。

我在厅里绕了几步，想推算出那张沙发原先放置的确切位置。如此推算着，我才发现这里原来的样子我只能唤起极为模糊的印象—尽管那丝质沙发布的触感还历历如昨。

绕了半晌，我才想起厅内还有其他人，也发现他们都面带笑容看着我。摩根与年长的中国人悄悄交谈。摩根见我转回身来，便往前跨了一步，清了清喉咙开始帮大家介绍。

他显然熟识这家人，每个人的姓名都如数家珍。介绍到谁，谁便点头微笑。桌子尽头的老太太，摩根介绍时格外尊敬，只有她依旧淡淡地凝视着我。这家姓林—除此之外，名字我一个也没记得—这时候，便由林老先生上场了，也就是年长的那位身材肥壮的绅士。

“我相信，先生您重回旧地，”林老先生的英语里，只有些微的中国腔，“一定觉得十分温馨。”

“没错，确实如此。”我浅浅一笑，“没错。但也觉得有点陌生呢。”

“那当然，”林老先生说，“就当做是自己家罢。摩根先生说您已用过餐。不过您也看得出我们为您备了点粗茶淡饭。我们不知道您喜不喜欢中国菜，因此向我们的英国邻居借了他的厨师。”

“可是班克斯先生说不定不饿。”

这是其中一个穿西式服装的年轻人说的话。他转向我继续说：“祖父还是挺古板的。要是客人不领情，他会很生气。”年轻人对长者粲然而笑，“您可别任他摆布，班克斯先生。”

“我孙子认为我是个古板的中国人。”林老先生说，向我走近，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事实上，我在上海出生长大，就在公共租界里。家父家母被迫逃离慈禧太后的魔掌，在这里寻求庇护，躲在这个外国人的城市里，我可以说彻头彻尾都是上海人。我这个孙子根本不知道，在真正的中国，生活是什么样子。说我古板！咱们别理他，先生。在这屋子里，不必担心那些繁文缛节。如果您不饿，但说无妨。我不会逼您吃的。”

“您真是太客气了。”我说，也许有点心不在焉，因为我其实还在打量这屋子到底有什么改变。

忽然老太太以中文说了些什么。刚才跟我说话的年轻人听了之后对我说：

“祖母说她以为您永远不会来了。她等了好久。现在见到了您的人，她很高兴您来到这里。”

他还没翻译完，老太太又开始说话。这次，她说完的时候，年轻人却沉默了一会儿。他望着祖父，仿佛寻求什么指示，接着似乎心下有了主意。

“请您多包涵我祖母，”他说，“她有时候有点古怪。”

老太太也许懂得这两句英语，她不耐烦地指指她的孙子要他翻译出来。年轻人推托不了，叹了口气说：“她说今晚您还没到之前，她怨您。也就是说，她气您要把我们的家，从我们手上夺回去。”

我望着年轻人，心里觉得很困惑，不过老太太又开口了。

“她说，有好长一段日子，”她孙子继续翻译，“也希望您永远不要回来。她相信这个家现在属于我们家族。不过，今晚她见到您本人，看到您眼中的情感，她可以理解了。她现在衷心认为那桩协议是对的。”

“协议？这，想必……”

这句话我留在嘴里没说完。我当时虽不明就里，但是当年轻人翻译他祖母的话时，我渐渐想起一些模糊的往事，好像有这么一桩关于这栋老宅子还有我重返家园的协议。不过如我所说，这件事在我记忆里非常模糊，我暗忖此时若讨论这个问题，只会自讨没趣。总之，就在这时候，林老先生说：

“我们真是不体贴班克斯先生。瞧我们这样拉着人家讲话，其实他一定很想再看看这栋房子呢。”接着他转向我，以亲切的笑容对我说：“跟我来，先生。待会儿要跟大伙聊天的话，时间还很多呢。这边请，容我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