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第十六章

我辈孤雏  作者:石黑一雄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华懋饭店


我知道我们在法租界某处,离港口不远,其他则一无所知。有那么一会儿司机把车开进窄巷,那里实在不宜行车,只听他喇叭摁个不停以驱开行人,我渐渐觉得这实在荒唐,就像有人把马骑进屋子里一样。不过车子终究是停靠了下来,司机为我打开车门,手指着“晨欣旅社”的大门。

有位瘦削的独眼中国人带我进去。今天回想起来的笼统印象,是低垂的天花板、深色潮湿的木头与寻常闻见的阴沟味道。不过那地方看起来倒还算干净;走到一处,我们得绕过三位趴在地上的妇女,她们辛勤地刷着木头地板。到了这栋建筑物的后段,我们来到一条走廊,一长排都是门。这让我联想起马厩,甚至是牢房,其实这些小房间,竟然都是客房。独眼人敲敲其中一扇门,不等回应就把门打开。

房间小而狭长。室内没有窗户,不过隔墙并未连上天花板—最上面留了一英尺左右的空间,装有铁网—作为采光与空气流通之用。尽管如此,小隔墙里还是又闷又暗,就连外头午后高照的艳阳,也只在地上映出铁网诡异的图案。床上躺着的人似乎还在睡觉,不过等我站到床与墙之间,他动了动腿。独眼人咕哝了几句话就走了,并把门关上。

这位前孔探长骨瘦如柴,脸部和颈部的皮肤皱缩还带着斑;他的嘴巴松弛半开;一条光腿细瘦如棍棒,伸在粗糙的毯子之外,可是我看到他上身穿的内衣却白得出奇。他起先没打算坐起来,只是约略表示知道我的造访。然而他不像是抽了鸦片或喝了酒还没醒,于是我表明身份与来意,说着说着,他慢慢懂了,渐渐表现出一些应有的礼貌。

“对不住,先生”—他的英语,听起来还算流利—“我这儿没有茶水可以招待。”他咕哝了几句中文,在毯子底下动了动他的双腿。接着他似乎觉得自己失礼了,又说:“对不起。我身体不舒服。不过我很快就可以恢复健康。”

“我诚挚希望如此,”我说,“毕竟您曾是上海警界的顶尖警探。”

“真的?您实在太抬举我了,先生。我那时还算称职就是了。”他忽然用力一撑,坐了起来,把一双赤脚小心翼翼放到地上。或许是为了遮羞,或许是因为怕冷,他还是将毯子围在腰腹一带。“可是到头来,”他继续说,“这个城市会打败你。每个人都背叛朋友。你信任别人,最后才知道他原来一直在收帮派的钱。政府也是个帮派。警探在这种地方,如何善尽自己的职责?我这儿说不定还有烟。您要不要抽支烟?”

“多谢,不用了。探长,我这么说吧,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您的英勇事迹就让我十分景仰。”

“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没错,探长。邻家的男孩和我”—我浅浅一笑—“我们常常扮演您。您是……您是我们的英雄。”

“真有此事?”老人含笑摇摇头,“果真如此吗。那么,我就更不好意思了,我什么也没能招待您。您不要茶,也不抽烟?”

“老实说,探长,您可以给我更有用的东西。我今天来找您,是因为我相信您能提供我一条关键线索。一九一五年春天,您承办了一个案子,是福州路上一家名叫‘五城楼’的餐厅里发生的枪击事件。三人丧命,多人受伤。您逮捕了两名涉案人。在警局的记录里,这件事称作‘五城楼枪击事件’。这案子也许事隔多年,这个我也明白,不过孔探长,不知您是否还记得此事?”

在我身后,也许在两三间房外,有人咳嗽咳个没完。孔探长陷入沉思,接着说:“‘五城楼’的案子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还算风光。即使像现在这样卧病在床,我有时还是会想起这个案子。”

“那么,您也许记得您审问过一位嫌犯,后来您断定他并未涉及枪击案情。根据记录,那个人叫韦强。您问他‘五城楼’的案情,他却供出其他完全不相干的事。”

尽管老探长的身体已如一只松垮的皮囊包着散骨,此刻他的双眼却充满生气。“一点也没错,”他说,“他跟枪击案无关。不过他一害怕就说个不停。他什么都招。我记得,他招认他几年前参加过一个绑架集团。”

“太好了,探长。这正是档案里记载的。您听我说,孔探长,有件事非常重要。这个人给了您一些地址。那是他们绑架集团用来藏肉票的地方。”

孔探长原先盯着天花板下的铁网边嗡嗡萦绕的苍蝇,现在慢慢把目光移降到我站的地方。“确实如此,”他平静地说,“可是班克斯先生,我们已经把那些房子彻查过了。他提到的那些绑架案,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们在那些房子里没查出什么可疑线索。”

“我知道,孔探长,您分内该做的事,一定丝毫不含糊,这毋庸置疑。只不过您当时的目标是枪击事件。倘若您没把精力花在横生的枝节上,这也是理所当然。我想说的是,如果当时有某些有力人士,出手阻挠您搜索其中一处,或许您也不会太坚持。”

老警探再度陷入沉思,过了半晌才开口说:“是有那么一栋。我现在想起来了。我的手下会向我呈报结果。所有别的房子,总共七栋,我都收到回报。我记得当时确实有点不对劲。这最后一处没有报告。我的手下受到了干预。没错,我记得当时就觉得其中必有蹊跷。就是警探的直觉罢。您懂我的意思吧,先生?”

“那最后一栋,您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调查报告。”

“正是,先生。不过如您所说,那实在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您懂吧,‘五城楼’的事情可大了。闹得满城风雨。搜捕杀手的行动持续了好几周。”

“我记得没错的话,这案子难倒了两位比您资深的同仁。”

孔探长面露笑容。“如我所说,那是我事业上最风光的日子。别人办不出来,我才来接手。全城的人都在谈这件事。我才花了几天时间就逮捕了那些杀手。”

“我读过那些资料,真是佩服,佩服。”

不过这时候老人专注地盯着我看。最后他缓缓说:“那栋房子。我的手下没有搜查的那栋。那栋房子。您是说……?”

“没错。我个人以为,那正是家父家母被挟持的地方。”

“原来如此。”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试着消化这个庞杂的想法。

“您绝无疏忽之处,”我说,“容我重申,我读过报告,对您真是佩服之至。您的手下没有到那里搜查,是因为受到警界里更高层人士的阻拦。那些人,我们现在已经查明,他们收了犯罪集团的贿赂。”

咳嗽声再度传来。孔探长沉默了一会儿,才再抬头看我,缓缓说:“您是来找我帮忙。您来是要我帮忙找到这栋房子。”

“很不幸,档案给弄得一团糟。市政搞成这副德性,真是可耻。报告有的归错档,有的根本遗失了。最后,我还是决定直接来找您,这样会比较有用。我知道这简直不可思议,但我想请教您,是否还记得关于那栋房子的一点资料或是什么。”

“那栋房子。让我想想。”老人专注地阖上眼睛,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摇摇头,“‘五城楼枪击事件’。都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真对不住。那房子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探长,请您再仔细想一想。甚至只要想出在哪一区也行。比方说,是不是在公共租界里头。”

他又想了一会儿,接着再度摇头。“那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这脑筋,它不是很正常。有时候我什么都不记得,连前一天的事都记不住。不过,我还是会再想想,看能不能想得起来。也许明天,也许后天,我一觉醒来就想起什么也说不定。班克斯先生,实在很抱歉。但此时此刻,我什么事也记不得。”

等我回到公共租界,已是傍晚。我相信我在房里花了一个钟头左右,重温我做的笔记,想把跟老警探会面的失望抛诸脑后。八点过后我才下楼吃晚餐,在那华丽的餐厅里,坐在我常坐的角落。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胃口不太好,我才想丢下主菜不吃,回楼上工作去,这时候侍者却送来莎拉的纸条。

此刻我把纸条拿在手上。不过是张没有格线的白纸,上头潦潦草草写着几行字,上半张已经撕去。她写下这些话,恐怕未经斟酌;上头只写着要我立刻到三四楼楼梯间的平台去见她。如今回头看这件事,跟一周前在托尼·凯瑟克先生家发生的那桩小事,两者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也就是说,要不是我们之间发生了那件事,她可能根本不会写这张纸条。说来奇怪,侍者刚递上纸条时,我并没有多想;我在那儿多坐了一会儿,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召唤我。

我得在这里说明一下,自从在鸿运宫的那个晚上之后,我又遇到她三次。其中两次有旁人在场,我们只打了个照面,几乎没说什么话。第三次也一样—在怡和洋行董事长凯瑟克先生家的晚宴—我想我们又是在公共场合,所以几乎没有交谈;然而,事后看来,我们在那里的相遇,可说是某种相当重要的转折点。

那天晚上,我到得迟了些,等我被领进凯瑟克先生宽广的花房,六十多位宾客早已在树荫下与藤蔓间的几张桌子边坐定。我看到莎拉在房中远处—塞西尔爵士没来—不过我看得出她还在找自己的座位,因此我并不打算走过去。

这种场合里,宾客们似乎都遵守上海另一个特有的习俗,那就是甜点一上—甚至还等不及好好吃完—就离开原先排定的座位,四处找人交际。毫无疑问,我心想等这一刻到了,我就可以过去跟莎拉聊聊。然而等到甜点终于上桌,我却给坐在我身边的女士缠住了,她想跟我解释中南半岛政局的细节。我才甩掉她,主人却又站出来宣布“余兴节目”的时间到了。他接着介绍第一位演出者—有位弱不禁风的女士从身后的桌位走出来,到众人面前朗诵一首有趣的诗,显然写诗的人就是她自己。

她后面又有位先生清唱了几段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轻歌剧,我推断我周遭的人,大半都是有备而来。客人一个接一个上场,有时三两成群;还有情歌清唱与讲笑话。风格总是戏谑轻浮,有时甚至还开黄腔。

接着有位高大的红脸男士—我后来得知他是汇丰银行的董事—走到众人前面,他晚宴的短外套外面还套了一件短袍。他展开手上的卷轴,读一篇从各个层面讽刺上海生活的长篇大论。几乎文章里提到的所有人事物—某些人、某些夜总会洗手间的摆设、某些官场上文山会海的轶事—我都完全没有概念,可是房里的每一个角落很快就充满了笑声。到这时候,我四处寻找莎拉的踪影,结果看到她在另一个角落里,和一群女士坐在一起,跟大家笑得一样开心。她身边的女士,显然喝了不少,放声狂笑,几近失态。

红脸先生演出差不多五分钟的时候—那时大家的兴奋似乎有增无减—他连续说了三四个极其有趣的笑话,整个房里的人几乎都放声大笑起来。正巧在这时候,我又瞥见莎拉。起初这一幕似乎与之前别无二致:莎拉在人群中,笑得快要没有力气的样子。我之所以再多看她几眼,是因为我有点意外:她来上海也不过一年,怎么就已经对上海的社交圈这般烂熟,连这些极其晦涩的笑话也能让她乐成那样。正是这个时候,正当我凝视着她思索这个问题时,我才赫然发现,她根本不是在笑;她并不是在拭着笑出来的眼泪,是我看错了,她其实是在啜泣。我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见。后来,众人还在大笑,我悄悄起身,穿过人群。我略微闪躲,走到她的身后,此刻我已不再有疑问。在一片欢乐中,莎拉悲不可抑地独自哭泣。

由于我是从她身后靠近的,因此我递上手帕给她时,她吓了一跳。接着她抬头望着我,凝视着我—看了我约莫四五秒—目光中除了感激,还有类似疑问的眼神。我倾身向前,以便把她的眼神看清楚些,可是她接过手帕,却转身面向红脸先生那边。又是一阵欢笑响遍房里,莎拉也跟着笑了一声,尽管她拿手帕压在眼角,还是看得出她在强颜欢笑。

我想到我可能会害她遭人指点,随即退回原座,而且当晚确实没再靠近她,直到宾客彼此告别,渐渐散去,我才在花房的玄关,当着许多离去宾客的面,跟她行了个相当正式的告别礼。

不过几天之后,我心中隐隐期望她能就那天晚上的事给我一点回应。只是这段时间,我又把全副精神投注在调查工作上,直到我在华懋饭店的餐厅里收到了那张纸条,我还是完全没有联想到先前那天晚上的事情,登上大阶梯时,心中还在纳闷,怎么会是她想要见我。

莎拉所指的楼梯间的平台,其实相当宽阔,上面疏落有致地排放着扶手椅、茶几以及棕榈盆栽。尤其在早晨,一扇扇的大窗户敞开,吊扇呼呼地转着,可以想像那里会是客人看看报纸、喝杯咖啡的好地方。然而到了晚上,这地方却冷冷清清;也许跟物资短缺有关,这里没有点灯,只能借楼梯的灯光,还有从底下的外滩透过窗户照上来的光线。那一夜,除了莎拉,这个地方空无一人,我看见她人在大片的窗玻璃前有如一幅剪影,向外凝视着夜空。我走向她,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她听到声音转过身来。

“我以为有月亮可看,”她说,“可惜没有。今晚连炮火都没得看。”

“是啊。这几个晚上都平平静静的。”

“塞西尔说双方的士兵都打累了。”

“我想也是。”

“克里斯托弗,过来这里。无妨的。我不会对你怎样。不过,我希望我们的话只有我们俩听得见。”

我渐渐移近,最后到了她身边。我现在看得见楼下的外滩,一整排路灯标示出了港边步道的位置。

“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她悄悄说,“这可不简单,不过再难的事也都解决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安排?”

“一切。证件、船票,一切。我没办法在这里再待下去了。我尽全力了,现在我身心俱疲。我要离开了。”

“原来如此。塞西尔呢?他知道你的想法吗?”

“这事不会完全在他意料之外。不过我想他还是会震惊吧。你听了会吃惊吗,克里斯托弗?”

“没有,还好。就我看到的这一切,我多少猜到会有这样的可能。不过在走这步险棋之前,你确定没有别的……?”

“唉,该想的我都想过了。没有用的。就算塞西尔明天就愿意回英国也一样。再说,他在这里输了不少钱。他决定翻了本才回国。”

“我看得出来,这趟上海之旅并未完全如你所愿。我也替你难过。”

“上海之行本身还不算什么。”她笑了一声便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她才说:“我试着去爱塞西尔。我费尽了力气。他人不坏。你看到他在这里的德性,恐怕不会同意我的说法。可是他原先不是这个样子。我也有自知之明,变成这个局面,我要负大半责任。他人生走到这个阶段,需要的是休息。可是我的出现让他觉得自己还得有所作为。这是我的错。我们刚到的时候,他确实努力过,卖命地苦干。但这实在不是他能力所及,我想事情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垮了。也许我一走,他就有办法振作起来。”

“可是你要去哪儿?你要回英国吗?”

“就目前而言,我的钱还走不了那么远。我打算先去澳门。到了那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老实说,就是这样,我才必须跟你谈谈。克里斯托弗,我承认,我有点害怕。我不要一个人去那儿单打独斗。我想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

“你的意思是,跟你去澳门?明天就跟你一起走?”

“对。明天就跟我去澳门。到了澳门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如果你想的话,我们还可以在南中国海上逍遥一阵子。或许我们可以去南美洲,像黑夜里遁走的小偷。那不是很有趣吗?”

我想,听到她说这些话,我吃了一惊;不过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最强烈的感受,是一种几乎触手可及的慰藉感。一点也不假,有那么一两秒,我仿佛一个久陷暗室的人,忽然走到阳光之下,走进和风之中,一时之间头晕目眩。仿佛她这些提议—我知道她只是一时冲动—包含了巨大的权威,带给我从来不敢奢望的特权。

然而正当这种感受袭上身来,我想我同时也心生警觉,会不会她对我说这些话,目的是要试探我。我记得我最后的回答如下:

“问题是我在这里的任务未了。我得先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毕竟全世界正走到大难的边缘,假如我这个时候一走了之,世人会怎么看待我?既然说到了这个,到时候你又会怎么看待我?”

“噢,克里斯托弗,我们两个真是一样可悲。我们不能再这样子想事情了。否则我们将会一无所有,最后我们有的,就是再多尝一些过去这几年的经历。多尝几年寂寞,多过几天空洞的人生,永远只知道自己做得还不够。我们现在必须把这些全都抛开。放下你的工作,克里斯托弗。你已经耗费够多生命在这上头了。我们明天就走,别再浪费任何一天,再耗下去可就来不及了。”

“究竟什么事情会来不及呢?”

“来不及……呃,我不知道嘛。我只知道我已经浪费了许多年寻寻觅觅,寻找我必须费尽心血才配得到的奖品。可是现在我不稀罕了,现在我要别的东西,我要能给我温暖与庇护的东西,无论我做了什么事,变成什么样的人,都能接纳我的东西。永远都存在的东西,永远,像是明天的天空。这就是我现在要的,而且我认为你应该也想要。可是再拖下去,马上就要来不及了。我们会因为太僵硬而无法改变。如果现在不把握,你我以后永远也不会再有机会了。克里斯托弗,你跟那棵可怜的树有仇吗?”

我这才发现,我不知不觉把身旁棕榈树的叶子一片片撕扯下来,丢在地毯上。

“真不好意思,”—我笑了一声—“算是让我给毁了。”我接着说,“就算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没有错,即使如此,事情对我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你知道的,还有詹妮弗。”

说到这里,我心里鲜明地想起上次我们交谈的情景,当时我们在校园后区某间温馨的小会客室道别,一个温柔的英国春日午后,阳光照在橡木墙板上。我忽然想起了她的表情—她先听我把话说完,想了想之后,体贴地点点头,接着又说了一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话。

“你知道的,还有詹妮弗呢。”我又说了一次,觉得自己就快要陷入一场绮思梦想之中了,“即使此时此刻,她都还在等我呢。”

“可是这个我想过。我已经仔仔细细地想过了。我知道她跟我一定可以做朋友。不只是朋友呢。我们三个,我们可以,呃,组成一个小家庭,就像一般的家庭。我想过这个,克里斯托弗,这对我们来说都很幸福美满。我们一安排妥当,就把她接来。我们甚至可以回欧洲,像是意大利,她可以在那里跟我们会合。我知道我会是个称职的母亲,克里斯托弗,我有把握做到。”

我暗自思忖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很好,就这样吧。”

“就怎样呢,克里斯托弗?”

“我是说,好,我跟你走。我跟你走,一切依你。没错,你说的也许是对的,詹妮弗、我们、一切的一切,或许有成功的机会。”

一说完这句话,我觉得心中一块重石落地,我几乎要大大叹一口气。此时,莎拉上前一步,深深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下。我甚至以为她要吻我,可她似乎在最后一刻克制住了自己,然后说:

“你听我说。仔细地听我说,我们一步都不能出差错。行李至多一只手提箱。不要托运任何皮箱。我在澳门已经有一些钱,需要什么可以到那边再买。我会派人来接你,一个司机,明天下午三点半。我会找个信得过的人,不过还是小心点好,没必要说的话,一句都别说。他会带你到我等候的地方。克里斯托弗,你看起来好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到了头。你不会让我失望吧?告诉我。”

“不,不会。我会准备好。明天三点半。别担心,我会……我会跟你到天涯海角,不管你要到世上什么地方,我都跟你一起去。”

也许只是一时冲动;也许是回想起我们把塞西尔爵士从赌场带回的那夜分手的情景;总之,我忽然伸出手,双手握紧她的一只手,亲吻了她的手背。之后,我记得我抬头看着她,仍然抓着她的手,不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做;我很可能傻笑了一声。最后,她轻轻地把手抽走,抚摸我的脸颊。

“谢谢你,克里斯托弗,”她轻声说,“谢谢你答应我。我感觉一切都忽然改观了。不过你现在得走了,别让人看到我们在这里。走吧,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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