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巷子的时候，我设法把枪举在前方。不过秋良的手臂绕在我颈子上，我必须支持他大半的重量，我想我们一起走向那栋房子的步履蹒跚，一点威武的样子也没有。我隐约瞄见玄关旁边立了一只装饰用的花瓶，我相信门梁上挂的装饰物在我们从旁拂过时，发出了细微的叮咚声。接着我听到小女孩说话的声音，于是抬头看看四周。

尽管房子的门面几乎丝毫无损，但这一户的后半部却已夷为平地。今日回想起来，我猜想应该是有颗炮弹从屋顶穿过，砸垮了上层楼房，并且炸毁了房子的后半部，以及后面比邻的房舍。不过当时我最想找的是我父母，我不确定我到底注意到了什么。我先是高兴了一下—绑匪弃守逃走了。接着我看到尸体，又很害怕那会是我父母—绑匪看到我们过来就把他们杀害了。我必须坦承，当我看到室内的三具尸体都是中国人时，我的感觉是松了一大口气。

靠近屋后，在墙那边，有具女人的尸体，大概是女孩的母亲。可能是爆炸让她飞过去，人就躺在落地之处。她的脸上带着震惊的表情，一只手臂齐肘折断。此时她以断臂指着天空，也许是要指示炮弹飞来的方向。几码外的瓦砾堆里，有位老太太也同样张口睁眼，对着天花板上的大洞。她脸的一侧已经焦黑，不过我没看到血或是其他明显的伤口。最后，就在最靠近我们站立之处的地方—压在倒下的架子底下，我们起先没看到—有个男孩，只比那个带我们进来的女孩大一点。他的一条腿从臀部炸断，伤口处拖着肠子，长得出奇，有如装饰在风筝后面的长尾巴。

“狗。”秋良在我身边说。

我看着他，然后顺着他凝视的方向望去。在废墟中央，离男童尸体不远处，小女孩跪在一只受伤侧卧的狗旁边，温柔地抚摸着它的毛。狗尾巴虚弱地摇动回应。我们站在那儿看着她，她抬头看我们，说了几句话，声音依然相当镇定而平稳。

“她在说什么，秋良？”

“我想她说我们帮助狗，”秋良说，“没错，她说我们帮助狗。”接着，他忽然无助地傻笑起来。

小女孩又说了一次，这次只对着我说，也许她当秋良是疯子而不理他。接着她把脸俯到狗身边，继续温柔地抚摸它的毛。

我放开我朋友的手臂，朝她走近了一步，我手一松，秋良就垮到一旁的破家具上。我吓了一跳，回头看看，他却继续傻笑；另一边，女孩的请求也没停。我把手枪放在一旁，走到她身边，碰碰她的肩膀。

“听我说……这一切”—我指着这片屠杀的现场，而她似乎视而不见—“这真是噩运。不过你瞧，你逃过一劫，真的，你可以表现得很好，只要你……只要你继续保持你的勇气……”我不悦地转向秋良，对他吼叫，“秋良！别吵了！看在老天的分上，没什么好笑的！这可怜的女孩……”

不过女孩这时抓住我的袖子。她又说了一次，仔细而缓慢，正视着我的眼睛。

“听我说，真的，”我说，“你好勇敢。我对你发誓，不管是谁造成了这一切，不管是谁做了这些可怕的事情，他们会得到报应的。你也许不知道我是谁，不过我正好……呃，我正好是你需要的人。我保证这些人逃不掉的。你不用担心。我会……我会……”我从刚才就开始在外套里摸东西，直到现在才掏出一把放大镜，拿给她看，“瞧，你明白吗？”

我踢开挡在我前面的鸟笼，走到那位母亲倒卧之处。接着，或许只是出于习惯，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弯下去用放大镜检查她。她的断臂看起来断得好整齐；突在肌肉外面的那截骨头白得发亮，几乎像磨光打亮过似的。

我记忆里的这些时刻已不再清晰。不过我觉得应该就在这时候，刚刚用放大镜看完那女人的断臂，我忽然挺直身子，开始寻找我父母。我只能说—这部分解释了随后发生的事—秋良还在他跌坐下来的地方傻笑，女孩则继续在那儿哀求，语气依旧平稳而坚定。换言之，气氛变得无法控制，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会那样行事，把小屋里所剩的每件东西全都翻了个遍。

后头还有一个很小的房间，完全被炸毁了，我从那里开始寻找，把木头地板掀起来，用一根桌脚把倒地的储物柜门打破。后来我又回到最大的那个房间，开始把瓦砾堆推到一侧，遇到任何踢不开、推不动的，我就用那根桌脚锤打。后来，我发现秋良不再傻笑，而是跟在我后面走，拉着我的肩膀，在我耳边说话。我没管他，继续我的搜寻，甚至一个不留神把一具尸体掀翻都没停下来。秋良继续拉我的肩膀，过了一阵子，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我指望能帮我的这个人，竟然不停地阻挠我，我转身向他，大喊类似这样的话：

“你滚开！滚开！如果你不想帮我，就走开！滚回你的角落里傻笑去！”

“士兵！”他嘘声对我说，“士兵来了！”

“你滚开！我母亲，我父亲！他们在哪里？他们没在这里！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

“士兵！克里斯托弗，停下，你必须冷静！你必须冷静，不然我们被杀！克里斯托弗！”

他抓着我用力晃，把脸贴近我的脸。这时我才明白，确实有人声从附近传来。

秋良把我拉到房间最深处。那个小女孩，我发现她不再说话，正温柔地抱着狗的头轻摇。狗尾巴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微弱地摆着。

“克里斯托弗，”秋良急切地在我耳边说，“假如，士兵，中国人，我必须躲。”他指指角落，“中国士兵，必须不找到。但是假如日本人，你必须说我教的字。”

“我什么也不会说，听好，老兄，如果你不愿意帮我……”

“克里斯托弗！士兵来了！”

他摇摇晃晃走过房间，躲进角落里的储物柜。柜子的门破损得很厉害，因此他整截小腿与靴子都可以透过门板看到。这样的躲法实在可笑，我笑了出来，正当我要叫说我还看得到他时，士兵就从大门进来了。

第一个进来的士兵，用步枪对我射击，不过子弹打在我身后的墙上。他随即发现我举起双手，又是个外国平民，便对同伴喊了句话，他们随即在他身后围上来。这些士兵是日军，接下来我只记得其中三四个开始争论该怎么处置我，整个过程里，大家的枪口都对着我。后来又进来了更多的士兵，还开始搜查屋内。我听到秋良从藏身处喊了句日文，士兵便团团围住他的柜子，我看见他爬了出来。我注意到他们双方相见，似乎没有显得特别高兴。其他人围着小女孩，也在争论该怎么做。接着有位军官进来，所有的士兵都在一旁立正，室内静了下来。

这位军官—一位年轻的上尉—环顾室内。他的目光先落在小女孩身上，接着在我身上，然后盯着此时由两名日本兵架着的秋良。接下来他们开始用日语交谈，秋良却没有开口的余地。他眼中无奈的眼神里，出现了一抹恐惧。他一度想跟上尉说话，可是上尉马上要他闭嘴。接着他们又简短地谈了几句，士兵们便把秋良带走了。此时他脸上的恐惧明显可见，但他没有反抗。

“秋良！”我朝他的身影呼喊，“秋良，他们要带你去哪儿？出了什么问题？”

秋良回头一望，对我温柔地笑了一下。接着他就走进巷子里去，被围在他身边的士兵挡住看不见了。

年轻的上尉正望着小女孩。接着他对我说：

“你，英国人？”

“是的。”

“请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我看看四周。“我在寻找我父母。我姓班克斯，名叫克里斯托弗·班克斯。我是著名的侦探。也许你……”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下去，而且，我发现我已经啜泣好一会儿了，这给上尉留下了坏印象。我揩揩脸，继续说：“我来这里找我父母。不过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了。我来晚了。”

上尉再度环顾这些断垣残壁、尸体、抱着垂死的狗的小女孩。接着他对身边的士兵吩咐了一些事，眼睛一直盯着我。最后他对我说：“先生，请随我来。”

他以礼貌却坚定的手势，指示我应当跟他走到巷子里。他没把手枪收回枪套，却也没再将枪口对着我。

“小女孩呢？”我说，“你会不会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

他回头静静盯着我。接着他说：“先生，请你现在就走。”

日本人对我的照顾，大致上还算得体。他们把我安置在指挥所后面的小房间—这里原先是消防队—供应我食物，还有一位医生治疗我的几处伤口，那些伤什么时候弄的，我几乎都不知道。我的脚裹了绷带，他们还给我一双大号的皮靴方便我穿进去。看管我的士兵不会说英语，似乎不确定我是囚是客，不过我也累得管不了那么多；我躺在他们置于这间密室的行军床上，一连好几个钟头时醒时睡。房门并没有上锁；事实上，与隔壁办公室相通的门还关不拢，因此每当我恢复意识，就会听到有人用日语争论或者对着电话筒吼叫，我猜是跟我有关吧。如今我怀疑，那段时间里，我大半时候一定有点发烧；总之，在半睡半醒之间，脑子里盘旋萦绕的，不只是过去几个小时发生的事，还有过去几周的事。接着，那些杂念逐一沉淀消散，到了向晚时分，长谷川上校把我叫醒，我发现我对整个案情向来困扰我的部分，有了全新的观点。

长谷川上校—一位外表干净利落的男士，年约四十—礼貌地自我介绍，然后说：“我很高兴您已经好多了，班克斯先生。我相信他们把您照顾得很好。我很高兴告诉您，上层指示我护送您回英国领事馆。容我建议我们立即出发。”

“那当然，上校，”我说，一边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我倒是想起一个地方，不知可否通融一下，先带我去那里。是这样子，这事有点急。我不太清楚那里确切的地址，不过离南京路不远。也许您知道那里。是一家唱片行。”

“您急着买唱片吗？”

我实在没力气解释，只是说：“这事很要紧。愈快到那里愈好。”

“可惜上层指示我带您到英国领事馆，先生。若带您到别处，恐怕十分不便。”

我叹了口气。“我想您说的是，上校。反正，我现在赶去，我猜，也已经太晚了。”

上校看看腕表。“是啊，恐怕是有点晚。但容我提议，假如我们立刻动身，您的音乐欣赏之旅，受到的延误就会最少。”

我们搭乘敞篷军车，由上校的侍从开车。那是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照耀着闸北区的废墟。我们缓缓前进，因为，尽管路当中的瓦砾大半都已清除—在路边堆积如山—路面却已经炸得坑坑洼洼。我们偶尔会经过几乎没有损坏的街道；但是一转过街角，就全是断垣残壁，一片狼藉，仅存的电线杆也都东倒西歪，电缆乱缠。当我们驶过这样的地区，我一度发现视线可以越过一大片夷平的废墟，瞥见那两座锅炉的烟囱。

“英国是个伟大的国家，”长谷川上校说，“平静、尊贵。美丽的绿色原野。她依然是我的梦想。还有英国文学。狄更斯、萨克雷。《呼啸山庄》。我尤其偏爱贵国的狄更斯。”

“上校，恕我提起一事。昨天贵国士兵找到我的时候，还有别人在场。一名日本士兵。您会不会碰巧知道他现在怎么了？”

“那名士兵。我不确定他的下场如何。”

“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再见到他？”

“您想再见到他？”上校表情严肃起来，“班克斯先生，容我建议您，别与那名士兵有任何牵扯。”

“上校，您是否认为他犯了什么错？”

“犯了错？”他望着路旁的废墟，面带温和的笑容，“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他泄漏军情给敌方。他可能就是用这个作为脱困的条件。我知道您自己也说，是在国民党的防线附近遇到他的。这明白显示他懦弱与通敌。”

我正想反驳，然而我明白，与上校起冲突，对我、对秋良都没有好处。我好一会儿没有答话，他又说：

“感情用事并不理智。”

他的发音原本相当纯正，倒是在“感情用事”这词上有点结巴—他念得太重，听起来倒像日语。这句话我听来刺耳，便转头不予理会。过了一会儿，他却以同情的口吻说：

“这名士兵。您与他曾经认识？”

“我以为认识。我以为他是我儿时的旧友。不过现在我不太确定了。我开始明白，许多事情，都不像我所以为的那样。”

上校点点头。“我们的儿时似乎已经远去。这一切”—他挥手指向车外—“这一切苦难。我们日本有位诗人，一位古代的仕女，抒发过这种感伤。她写道，我们一旦长大成人，儿时就变得像另一个国度。”

“对我来说，上校，那可一点都不是另一个国度。从许多方面来看，我的一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直到现在，我才开始踏出那里，展开我的旅程。”

我们通过日军检查哨进入虹桥，这里位于租界的北区。这一区除了有紧张的备战状态，也和其他地方一样，有战火摧残的痕迹。我看到许多沙包堆，以及载满士兵的卡车。接近运河时，上校说：

“班克斯先生，我也像您一样，喜欢音乐。尤其是贝多芬、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还有肖邦。第三号奏鸣曲真是优美。”

“像您这样有文化素养的人，上校，”我说，“必然会为这一切感到遗憾。我是说贵国侵略中国，造成尸横遍野的惨况。”

我害怕他会生气，然而他面带平静的笑容说：

“这的确教人遗憾，我同意。不过日本如果要成为伟大的国家，像贵国一样，班克斯先生，这就无法避免了。就像英国的过去一样。”

我们有一会儿没有交谈。接着他问道：

“我敢说，您昨天在闸北区一定看到什么不愉快的景象吧？”

“是的。确实如此。”

他忽然诡异地笑了一声，令人为之一颤。“班克斯先生，”他说，“您明白吗？您有没有任何概念，往后还有什么样不愉快的景象要发生？”

“如果贵国继续侵略中国，我敢说……”

“容我说明，先生”—他这时候说得眉飞色舞—“我不只是指中国而已。我指的是全世界，班克斯先生，全世界都要卷入战火。您昨日在闸北区之所见，不过是大火燎原之前的一个小小火花而已！”这些话他说得趾高气扬，接着却又哀伤地摇摇头，“那将何等可怕，”他平静地说，“何等可怕。您想像不到的，先生。”

我不太记得回来以后的最初几个钟头如何了。不过我猜想，我变得跟流浪汉相去不远，让日军的军车送我回到英国领事馆前的草坪，这点对于租界焦急的居民来说，恐怕振奋不了什么人心。我隐约记得领事馆的人冲出来接我，把我带进大楼，我也隐约记得英国总领事从楼梯上赶下来时脸上的那副表情。我忘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过我倒是记得我好像还没跟他寒暄问候，就先说：

“乔治先生，我必须要求您，让我立刻见您的属下麦克唐纳。”

“麦克唐纳？您是指约翰·麦克唐纳吗？怎么，你找他做什么呢，老弟？听好，你需要的是好好休息。我们有医生可以照顾你……”

“我承认我看起来蓬头垢面。别担心，我这就去洗把脸。不过拜托您，立刻请麦克唐纳先生下来。此事关系重大。”

我被带到领事馆里的客房，我想办法好好刮了胡子，洗个热水澡，尽管一直有人来敲我的门。其中有一位是个一本正经的苏格兰外科医生，他把我检查了半个钟头，认为我还对他隐瞒了什么重大伤势没说。其他人则是来关心我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地方，我至少对其中三位不耐烦地询问麦克唐纳到底准备好了没有。我得到的只是含糊的答复，说什么麦克唐纳还没找到；接着，随着夜幕低垂，我一身的疲惫—也许是因为那个医生开给我的药里有什么特殊成分—让我沉沉入睡。

我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我要他们把早餐送到房里，换上了干净的衣服，那是昨晚我睡觉的时候，他们从华懋饭店取来的。我精神好多了，决定当下就要自己去把麦克唐纳给揪出来。

我以为上次走过一次，就找得到麦克唐纳的办公室，不过领事馆大楼盖得有点像迷宫，我不得不向几位碰巧擦肩而过的人问路。我还是有点弄不清方向，正打算走下一道楼梯，就碰巧瞥见塞西尔·梅德赫斯特爵士的身影出现在我底下的楼梯平台。

早晨的阳光从平台上的落地窗泻下，照亮他身后一大片的灰石墙。平台上没有别人，塞西尔爵士略微躬身向前，双手叠握在身后，俯瞰楼下领事馆前的草地。我本想退回楼上，可是大楼的那部分十分清静，我的脚步声随时都有可能吸引他抬头。我索性走下楼去，来到他身边，他转过身来，仿佛早就察觉我的一举一动。

“早啊，老弟，”他说，“听说你回来了。不妨告诉你，你的失踪引起不小的恐慌哟。觉得好些了吗？”

“没事了，多谢关心。就是这只脚还有点肿。鞋子套不太进去。”

阳光照在他脸上，让他看起来年迈而疲倦。他又转向窗户，凝视着外面；我移到他身旁，也望着外头。在我们底下，三个印度籍的警察在草地上忙进忙出，把沙包堆成一排。

“你可听说她走了？”塞西尔爵士问。

“听说了。”

“当然啦，当你跟她同时失踪的时候，我自然以为是那么回事。我猜，还有些人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我早上才会在这里。我要向你道歉。不过他们说你还没醒，所以我就……我就先逛到这里来。”

“实在没有什么好抱歉的，塞西尔爵士。”

“当然有。我想那天晚上我四处说了些话。你知道的，妄下结论。当然啦，现在大家都知道是我错了。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我还是亲自来向你解释比较好。”

底下来了个拉着轮车的中国苦力，运来更多的沙包。印度籍的警察开始卸货。

“她有留信吗？”我问，尽量装得毫不知情的样子。

“没有。不过我早上收到一封电报。哪，她人在澳门。说她平安无事。她自己一人，不久还会写信等等。”接着他转身抓住我的手肘，“班克斯，我知道你也会想念她。从某方面来看，哪，我倒宁愿她是跟你走了。我知道她……她对你可是大有好感。”

“您一定十分震惊。”我这么说，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塞西尔爵士转过身去，有一阵子凝视着楼下的警察。接着他说：“倒也没有，老实告诉你。我一点都不意外。”接着他又说下去，“我一直告诉她，她该离开，我叫她离开我，去寻找爱情，我是说，真爱。这是她应得的，对不对？她应该是去追寻了。去寻找真爱。也许她就找到了。在南中国海上，谁知道？她变得浪漫了，我得让她自由。”此时他泪水盈眶。

“您现在有什么打算？”我语气和缓地问他。

“我有什么打算？天知道。我想也该回家了吧。我想就这么办。回家。等我把几笔债还清了就走，没错。”

打从刚才我就听到有脚步声在我身后走下楼梯，此时脚步声慢了下来，并且完全停住，我们两个一起转过身来，看到的竟是格雷森，那个工部局的代表，我有点慌。

“早安，班克斯先生。早安，塞西尔爵士。班克斯先生，真高兴见到您安然无恙回来。”

“谢谢您，格雷森先生。”他就站在那阶楼梯上不走，一味傻笑着，我补充道，“我相信那极司菲尔公园欢迎典礼的筹备事宜，进度一定符合您的要求啰？”

“哦，当然，当然。”他含糊地笑了一声，“不过此刻，班克斯先生，我来找您，是因为我听说您想跟麦克唐纳先生说话。”

“没错，是有这么回事。老实说，我正要上去找他呢。”

“唉，可是他不会在他平时的办公室里。如果您肯跟我走，我现在就可以带您去找他。”

我在塞西尔爵士肩上轻轻地握一握—他转向窗户藏住眼泪—然后我就踩着急切的脚步跟格雷森走了。

他带我走过大楼里无人的一区，接着我们走到一道走廊，一整排都是办公室。我听到讲电话的声音，后来有人从其中一间走出来，向格雷森点点头。格雷森打开另一间的门，挥手示意让我先行入室。

我走进一间狭小但布置得宜的办公室，里头塞了一张大办公桌。我在门槛边上就停住了，因为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可是格雷森用肘触了我一下，把我推进去，然后把门关上。他接着绕过办公桌坐下，作势指着一个空座位。

“格雷森先生，”我说，“我没时间跟您玩这些愚蠢的把戏。”

“对不起，”格雷森说，“我知道您想见麦克唐纳。不过，您知道的，麦克唐纳的职责属于礼宾司。他的确十分称职，不过他的职权恐怕非常有限。”

我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不过我还来不及说话，格雷森就继续说：

“是这样，老兄，您刚才说您想见麦克唐纳，我就猜您想见的人是我。我才是您该找的人啊。”

我这才发现格雷森起了一点变化。他逢迎奉承的态度已然消失，他隔着办公桌盯着我看。等他看到我露出明白状况的眼神，又再次指着那个座位。

“请自便，老兄。我得道歉，从您来到此地，我就四处尾随。不过是这样子，我得确定您不会出什么纰漏，把其他势力给惹毛了。哪，让我猜猜，您想跟‘黄蛇’碰面。”

“没错，格雷森先生。不知道您可否安排此事？”

“可巧了，就在您离开的时候，我们终于得到回音。各方似乎都乐意答应您的要求。”接着他倾身向前对我说，“所以，班克斯先生。您觉得您快破案了吗？”

“是的，格雷森先生。好不容易，我相信快了。”

因此昨夜刚过十一点，我就乘车驶过优雅的法租界住宅区，随行的是两位中国秘密警察。我们开过一条林荫大道，经过一些豪宅，其中有几栋完全隐藏在高墙与围篱之后。接着我们驶入重重大门，每道都有许多身着长袍头戴帽子的人把守，最后我们停在一处以碎石铺地的庭院中。一栋幽暗的建筑，约四五层楼高，矗立在眼前。

屋内灯光昏黄，四下的阴影里都躲着一些守卫。我跟着护送我来的人走上中央的大楼梯，我隐约觉得这屋子曾经属于一位欧洲富翁所有，不过如今已落入中国政权的手中；我看到简略的记事条与日程表，钉在一些精致的中西艺术品旁边的墙上。

他们领我进入三楼的一个房间，从这个房间的配置来看，前阵子应该还有一座桌球台。现在房间中央多出了一块空地，我等的时候在上面走来踱去。等了二十分钟，我听到楼下庭院里来了更多汽车，不过我走到窗边想看个究竟，却发现窗子面对的是屋子另一侧的花园，看不到正门前发生了什么事。

大约又过了半个钟头，他们才终于来带我。他们护送我走上另一道楼梯，然后转到一处走廊，两旁又有更多的守卫。后来，护送我的人停了下来，其中一位指着前方几码远的一扇门。我独自走过最后这段路，进入一处看来像个大书房的地方。地上铺着厚地毯，墙上几乎排满了书籍。在房间的尽头，重重布幔掩住一座凸窗，窗前有张书桌，前后两侧都有一张椅子。桌上的阅读灯下有一圈温暖的光线，可是房中其他部分都一片幽暗。正当我站在那里观察周遭的情况，有个身影从书桌边站了起来，小心地绕过书桌，回头指着桌后他空出来的座位。

“怎么不过去坐那儿，小海雀？”菲利普叔叔对我说，“你还记得吧？你以前最喜欢坐我书桌后面的位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