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我去巴黎的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好像说过“领略巴黎的精华就要住在后街”这样的话。至于其中意味，当时几乎被当作孩子对待的我无从得知。不过我知道，他们住在索邦大学所在的大街上的圣女贞德酒店，理由似乎并不只是那里离索邦大学很近。除了看戏、听歌剧、逛书店，他们白天、中午、晚上都在圣女贞德酒店附近转悠，又泡在拐角处的“慢生活”咖啡馆里，海阔天空地畅谈。他们或是讨论拉辛、高乃依、巴尔扎克、当时流行的维尔德拉克、季洛杜，或是谈论戏剧，从埃德蒙·罗斯丹的《大鼻子情圣》到莫里哀的《伪君子》，再到维尔德拉克的《坚韧号商船》，或是乐此不疲地谈论Piera夫人的痴情画家丈夫给素面朝天的她画的素描，以及可爱的女演员Huguette Duflot。

我也很奢侈，在一旁把他们的闲谈当配菜，大口吃着杏子馅饼，还有口感柔滑、介于牛奶和奶酪之间的奶油，咀嚼夹着玫瑰色火腿或是酸渍小黄瓜的橄榄形面包，然后瞟着墙上一星期更换一次的冰淇淋菜单，点一杯来品尝。

有一次正巧是除夕夜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刻（在巴黎，那对年轻男女来说是美好的时刻），我在那家咖啡馆收到了一个牛奶色皮肤的美男子的吻，并被催促说：“请回吻。”那让我陷入了生命尽头般的巨大迷惘。（遗憾的是，那一刻男子只能亲吻初次相见的女子。那是巴黎式的浪漫，并非恋人间的行为。）一无所获的妓女端着苦艾酒，脸上化着妆，仍不死心地寻找客人。她们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漂亮。咖啡馆里净是不漂亮的青年男子和中老年男子，可就连那些人都不正眼瞧她们。客人们和侍者看见我和美男子笨拙的接吻场面后炸开了锅，她们也一起高兴地拍手。她们与东京的女人完全不同，是风情万种的女人。还有埃德蒙，他是一个受欢迎的老侍者，长得像埃米尔·维尔哈伦[埃米尔·维尔哈伦（1855—1916）：比利时象征派诗人。]。客人们不叫别人只叫他，他一边跑来跑去招呼客人，一边四处张望。据说埃米尔·法盖[埃米尔·法盖（1847—1916）：法国文学评论家、思想家。]也喜欢他（法盖为了把财产交给心爱的妓女，在病床上举办了婚礼，他当时就在场）。埃德蒙有一个体弱的妻子。到了傍晚，他的妻子来到咖啡馆，挺着肚子跟丈夫点葡萄酒。他匆匆应一声，随后过去端酒。在这些见闻中，我愉快地打发了除夕的时光。

那段时光是曾是我丈夫的那个男人和他朋友们的第二次青春，也是在少女时期结婚的我的第一次青春。巴黎的咖啡馆让人打心里感到惬意，不仅是慢生活咖啡馆，布勒瓦大道核心地段的巴黎咖啡馆也是。反观东京的咖啡馆，我想喜欢也喜欢不起来。饮料要用麦秆吸管吸，而这麦秆吸管极其煞风景，就是小孩用的东西。最后要是再抱怨些什么，人家就会露出一副顾不上搭理你的样子，只差没说“请快走吧”。饮料也非常难喝，烤面包片只涂了一丁点黄油。三明治夹着暗红色的火腿和不新鲜的黄瓜，用银盘盛着，被切成各种形状，有的就像最小的三角积木。里边夹的火腿好像是边角料，也让人难受。女招待的态度粗暴而傲慢，将我快乐的人生涂抹得一片漆黑。而我的人生就像《伤心咖啡馆之歌》舞台剧的场景一样荒凉（《伤心咖啡馆之歌》是一部阴郁的舞台剧，背景似乎是美国南方）。

人们如果想变得快乐，就应该走进巴黎的咖啡馆，吃玫瑰色的火腿和奶油水果馅饼；如果想找不愉快，就应该去东京的咖啡馆，用麦秆吸管吸甜得发腻的冰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