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有吃过方便面。我不知道方便面是怎么做的，也不想知道。那在透明的袋子里盘成一团，形同半湿不干的铁丝的、变异了的中国面条——

我绝不会说什么“中华民国”（出于对中国的尊敬），因此也不会管中国面条叫“中华面条”。那些用一副“你是谁”的表情看我，让我感到她们入骨的憎恶的妇女和姑娘们（还是别去介意她们的眼神，欣赏一下我崇敬的演员彼得·奥图吧。无论是装扮成国王，还是穿拿破仑时代的军装，他总显得有些怪。当然欧洲的电影导演有眼力，安排他演本就有些怪的国王或军人。即使让他演正经的国王和军人，他的样子大概也会怪怪的吧。如果他看上去正派可靠，那就是他的天才演技的功劳。彼得·奥图的脸型和身材都偏长，看到他邋里邋遢地穿着毛衣、吊儿郎当地走下飞机的镜头，感觉他是一个超乎寻常的“奇怪的老外”。世界各地的人通过劳伦斯、亨利二世等角色认识他，这似乎不错。但他如果那副样子出现在我因日本间谍问题而得知其存在的某事务局附近，怀疑的目光一下子就会落在他身上吧。他可以扮演发疯的“莫泊桑”，坚信那个不久就会取代人类称霸世界的生物——“莫泊桑”畏惧地称之为“奥尔拉”——把他睡觉时放在床边的草莓和杯子里的水吃掉喝掉了一半，恐惧地颤抖着嘴唇叫喊：“奥尔拉！是奥尔拉！”将观众带入对脑梅毒患者的恐惧中。这对奥图来说也是易如反掌吧。他既是著名演员，又嗜好男色。他是我笔下那个比全世界的女性都更有一股天真魅力、像小豹子般娇憨的藻罗的原型。即使牵强，但我还是坚信，自己正因为有点像他，才被视作怪人。）一进面馆就大叫一声“中华面”，听到她们声音的那一刻是我最讨厌的、几欲作呕的一瞬间。那张大叫“中华面”的嘴和在我可爱的房间外叫喊“下雨了”，一到四月就说“已经开花啦”，看到流浪猫心想“活该去死”却说“好可怜呀”的，是同一张嘴。

——看到中国面条，我就会想：啊，这浅黄色不是蛋黄的黄，也不是从栀子花之类的花当中提炼出的那种“黄身时雨”[拌上蛋黄的白豆沙馅点心。]的黄，它是金胺的黄。

为了让女职员在七八分钟内解决早餐，方便面、速溶咖啡和面包变成了合理的事物；至于什么事都用电器代劳、什么事都嫌麻烦的太太，午饭吃方便面或夹心面包（现在的夹心面包，里面是不是放了用马肉、病猪肉甚至狗肉做的香肠，是不是放了色素豆沙或色素果酱，是不是放了低价买来的、中式面馆剩的咖喱乌冬面呢？要知道，咖喱面包里夹着茶色蚯蚓似的中国面条）、咖啡牛奶最合适。女职员们靠吃方便面省下时间补充睡眠，然后赶往公司。要说她们的工作能因此出色多少，好像也并无明显不同（驾驭生活的行家另当别论）。太太们用靠吃方便午餐省下来时间办读书会，读些貌似正经的小说并交流感想。就算她们谁做的手工艺品拿到百货商店展销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丈夫死了、孩子独立了，女人孑然一身的时候，读书会、手工艺品也不能够支撑她孤独的心灵。女人多此一举的工作对任何人都是无所谓的。除了赖以谋生，与生计紧密相关的职业；那些兴趣爱好之类的玩意，终究无法令人全身心投入；到头来毫无意义，毫无价值。

刚刚讲的女职员、全职太太们的方便面和家用电器，只是生活合理化中的小小事例。而这些压根没有让生活趋于合理，只会让世界变得无趣。我经常看见隔壁那个买了洗衣机的主妇，大白天的呆坐在榻榻米正中央像鱼一样吐气。而正是生活的合理化，造就了这么一段世上最乏味的时光。即使那个平民主妇的“阶级”提高一层，变成了“太太”，她的生活中也只会产生一些毫无裨益的泡沫般的时光。因为太太们的闲暇时光一般都花费在了虎头蛇尾的事上面。她们只是有一份“我在读书”“我在做上等手工艺品”的自我满足感，她自己也并非真的快乐。尽管我没有资格说这话，但全神贯注地啃难啃的著作、认认真真学点什么，应该是无上快乐的事。试想一下自己写小说时一个字也写不出的痛苦，还有终于写出时的喜悦，那种心情我这个懒人也多少明白。

与做无聊的事、发呆相比，索性用省下的时间寻点开心，算是太太们喜欢的“有意义的活动”了。真正玩得开心，与好好读书学习一样，具有同等价值。但说实话，玩好与工作好一样有难度。因为玩好需要与做高端职业一样，甚至更高的才华。就算发展一段婚外情、谈恋爱，也首先要有对话（心与心的对话、眼睛的对话绝对有必要）。而大多数日本太太只掌握了日常对话，谈恋爱对她们来说几乎不可能。她们会像婚外情电影演绎的那样，和情人互相说些莫名其妙的话，露出深刻悲剧式的表情，或又把恋爱视为肮脏的罪恶，一副战战兢兢、畏首畏尾的样子。终于切入似是而非的美妙激情，所谓的情欲戏，场面也只会显得奇怪别扭。即便是与狗儿玩耍、躺着凝视心爱的花儿打发快乐的时光这么简单的事，要是没有快乐的天分也是白搭。证据就是，我没见过公寓里的妇人和狗儿玩耍，也没见过她们凝视花儿。而对懒洋洋的我来说，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连想想都觉得累，更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了。

富冈多惠子给《妇人公论》[日本女性杂志，1916年创刊。]撰文，说主妇是不会对话的一类人，所以她不写主妇和爱情。前不久，我和她在下北泽的一家西餐馆见了面。那餐馆房顶中央悬着欧洲宫殿的那种枝形吊灯，旁边挂着上海的灯笼；室内既有牙科诊所接待室里的橡胶树盆栽，台阶下又摆着传统纸屏风。那边，染上紫色、红色电光的水流喷出来，可怕的鳞片犹如麦克白的银色铠甲的深海鱼“Alowa”在水中游弋；这边，形似水虎的红肚皮鱼成群游动。喷泉周围的人造大理石围栏上放着乡下饭馆壁龛里的那种木质万宝锤。我们聊了那个话题，看法完全一致。诗人多惠子虽然想搞婚外情，却没有能与她对话的男人，只有问她吃不吃饭的男人。她给池田满寿夫写信，感叹说：我才不要吃什么饭呢。在西德的池田满寿夫回信说：那我就放心了。

如此流于形式的生活合理化，不会有任何补益。过去没有方便面，女职员便烤面包、热牛奶、煎鸡蛋。全职太太拿掉罩在饭桶上面的那块洗过后晒得很干的抹布，揭开竹盖子，把虽是早上剩的、却也是用锅煮的好吃的米饭盛在碗里，吃切成丁并且拌上酱油的腌茄子或腌黄瓜，喝好喝的粗茶。即使用豆沙面包填肚子，那也是面包房带着要让人品尝可口面包的心情烤制而成的，中心夹着盐渍樱花，表面撒满罂粟籽，齿颊留香的美味豆沙面包。再配上一杯冲泡讲究的粗茶。她们花工夫准备的简单饮食，那根底上蕴藏着生活传统和格调那样的东西。

如今的母亲、太太、主妇们麻木地站在带厨房的起居室里，喝有细菌的果汁，吃添加了各种毒物，只为卖相好、口感好、便于快速量产、商人廉价甩卖的小食、点心、夹心面包，被丑得刺眼的电器怪物所包围。即使可怜的老人、妇女、孩子死于越战（那战争即使出发点是好的，做法却是非人的），可怜的猫儿在门外叫，忧虑都不会进入她们那烫着鬈发的脑袋里，一切都是“与我无关”。放射性物质进入什么东西里面也好，草莓、酸橙、青豌豆呈现出含有可怕的放射性灰尘的鲜红色、黄、浅绿色也罢，只要自家有汽车、有彩电，电器齐备，她们就觉得自己是文明人，天下太平无事，月亮只圆不缺。在那种状态中，人的生活已经消失，快乐也随之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女也没有了。那些所谓美女演员说：“我喜欢用好米饭捏的团子（用词好粗俗，应该用雅语说‘饭团’），咸萝卜和紫菜。”我也隐约感到她们的味觉靠不住。

也有例外，比如㭴山文枝，我看照片上她的面孔，读她说的话，觉得她就算生活得争分夺秒，也不会吃那种怪东西。因为我总能从某处看出她的生活是有情调的。人的面容表情不会说谎，怪里怪气的太太、主妇们就算摆多少徒有形表的“文化道具”，也弄不出文化氛围。相反在查尔·阿兹纳弗的歌声、唱歌的神态中，他儿时捡面包屑吃的那段生活（他并不炫耀自己的平民身份，不以平民做幌子），与他在巴黎的生活、巴黎的风雅气质融为一体，从头顶一直渗透到脚尖，宛如芳香洁白的花朵。

关于旧时的太太盖着干抹布的凉饭桶，我想起曾听人说过，与美国主妇的一次性餐巾纸用完就扔不同，欧洲主妇用仿佛能用一辈子的优质棉餐巾，而且会在上面绣花。她们还会因为工作忙不能亲自做菜而不开心。我认为，稍有些麻烦却蕴含着格调的舒适生活，才是真正的合理生活。写得一手好诗的富冈多惠子和白石嘉寿子都是亲手做美味的饭菜，她们没有洗衣机、电饭锅和吸尘器。富冈多惠子一流的诗句、白石嘉寿子那些闪亮的意象，她们二人美丽的诗篇，都建立在她们亲自做美味饭菜、愉快地大快朵颐、心情畅快的生活之上。

在安静的家中弹钢琴的姑娘（不是为了成为精英而拼命学的那种），穿着短裤骑自行车时也会隐约让人感受到钢琴声。像西方人那样双腿并拢斜向一侧，在家中坐姿娴雅的少女，即使穿起迷你裙在街上阔步而行，神态也隐约透出一股优雅。偶然之间，当发现伪文化中原来也散落着不无美好、蕴含格调的生活，我心中总会涌起一阵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