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二十年八月，日本迎来了战败的悲惨结局。当时日本在军事、政治方面不得不唯美国马首是瞻，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过我认为，日本不妨在教育方面再强硬一点。

过去在歌舞伎剧场等地方，人们把某某演员休演之类的消息写在一张长长的纸上，把那张纸从幕布上方垂下来，以此来通知客人。就是那种感觉，民主主义也从天而降，垂落到日本人眼前，轻轻摇荡。理解民主主义的人在战前就有民主主义思想，而第一次看见什么“民主主义”的人并不清楚它为何物。年轻人大多把民主主义理解成自由，做什么都行的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抗议。

政府机关似乎从前就是琢磨些无聊问题的地方，在明治时期也推出了将旧假名改成新假名的方案。然而，那时有个绝对不愿意破坏日语传统的军医森鸥外，他粉碎了那个提案。

他吟诵《百人一首》时，将“このたび”念作“こぬたび”（ko nu ta bi），吟什么：“今朝远旅去天边，未带路神受祭钱。满山红叶美如锦，即做厚礼献神前。[译文参考刘德润《小仓百人一首——日本古典和歌赏析》。本篇中和歌译文均引用自此书。]”又将：“待ちいづる”吟成“待ちいでつる”。他在文章中写字典上都没有、笔画超过二十画、除了自己和汉学家桂五十郎和吉田增藏，谁也不会读的字。过上五六页后又用别的繁难字形写那个字（这就有点孩子般的自鸣得意）。他是个一看见错字就会生气地说“错别字、错别字”的日语狂。他曾经出席一场准备为新假名提案定案的会议，在会上发表长篇大论，最终将新假名用法方案送进了坟墓。当时有位大臣给他这个日语狂撑腰，那天他正要进入会场，那大臣来了，怂恿他好好干。

日语狂森鸥外和给他撑腰的大臣在世时还好，只是日本战败后不久，新假名方案又复活了。当时福田恒存、舟桥圣一等文学家发表了反对意见，但大臣们都一致赞成新假名。

于是，“ちやうちん”变成了“ちょうちん”（灯笼），“らふそく”变成了“ろうそく”（蜡烛），“てふてふ”变成了“ちょうちょう”（蝴蝶）。“蝴蝶”一词写作“てふてふ”，就有那轻轻振翅、翩翩飞舞的蝴蝶的感觉；写作“ちょうちょう”，蝴蝶就会像在地上缓缓爬行的虫子，像蛔虫一样。“こひすてふ”写作“こいすちょう”，完全没有了妙龄女子的感觉。“处女”一词写作“をとめ”，让人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写作“おとめ”，则像某个女佣或老太婆的名字。

日本战败后，日本人莫名其妙地信奉民主主义，减少美丽的汉字，在学校里教孩子战前常有的讨厌的简化字——当用汉字。那或许是美国人的指示，即使不是，美国人至少是很赞成的。理解（？）川端康成的小说并将其“移植”成英文的赛登施蒂克等奇怪的美国人姑且不论，当时进驻日本的美国人一定赞成日语简单化。

我为什么赞成使用旧假名而不赞成“てふてふ”变成“ちょうちょう”，只是因为美丽的事物会因此变得不美丽。况且我喜欢汉字，感觉极复杂的多笔画汉字魅力无穷。弗朗索瓦丝·罗珊来日本时说“我想见识日本孩子怎么记住那美丽的汉字”，参观了番町小学校。看到报纸上的那则报道，我颇受感动。

在日语中，从中国来的汉字的美丽和在日本产生的平假名的娇柔令人感动。与此相似，法语中所有名词都分阳性、阴性，这很奇妙。阳性名词和阴性名词分别带冠词“le”和“la”，这是法语美的一个要素。

日语和歌语言优美，比如“こひすてふ、わがはまだきたちにけり、ひとしれずこそ思ひそめしか”（春闺初慕恋，但愿避人言。谁料蜚语快，风闻满世间）。法语很奇妙，即使“海”是阴性、“山”是阳性、“花”是阴性、“树”是阳性能让我明白，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椅子”是阴性、“长凳”是阳性、“餐刀”是阳性、“叉子”是阴性；Jean、Leo等男子名是单数，Jacques、Louis、Charles等则既是单数又是复数，奇妙中有一份复杂无解的趣味、美丽，让人快乐。为什么“てふてふ”变成“ちょうちょう”就不美了呢？比起“Give me tea”，像“Donnez-moi le thé”这样在“红茶”（thé）前冠以“le”的做法总让人觉得美丽优雅，这是为什么呢？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只是觉得，试想日语在我出生前已经改为新式假名表记，而在我出生后又恢复成优雅的旧式假名表记，“ちょうちょう”变成了“てふてふ”，“憂い”（忧虑）变成了“憂ひ”，“こいすちょう”变成了“こひすてふ”，我仍会感觉旧式假名用法漂亮。因此，我认为旧假名好，绝非习惯使然。

无论如何，我可以确切地说，当用汉字论者、新假名论者所说的汉字、旧假名对孩子来说太难的理由纯属胡扯。过去大部分孩子都能很好地学会那些知识，掌握漂亮的汉字、假名用法，由此在无意中也具备了优雅的举止、温和的思考方式。不客气地说，这份经历的缺失与现在武斗派学生的头脑简单不能说毫无关联。国语改革论者不懂这个道理，这只能证明他们感觉迟钝，对美好事物的感受力为零，此外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