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美术品不大有缘。不知为什么，一提起美术品我脑中就反应它是一种昂贵的东西，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我家也没有什么称得上“美术品”的贵重东西。我的父亲森鸥外，靠做军医、博物馆官员等工作的月薪，再加上写小说、评论等的稿酬，收入也没有多少，况且他也没有购买贵东西的嗜好。家里的花瓶、挂轴也是别人送的、或是写给他的。

我记得木下杢太郎[木下杢太郎（1885—1945）：日本医学家、诗人、散文家、剧作家。]来我家给我们画的钟馗：几乎一人高的绢布上，人物墨气淋漓。线条并不是饱蘸浓墨的那种，多有枯干飞白之处，但那真是一幅气势雄浑的画。我在一旁看他作画，他肩膀和手臂都在用力、将全身的力量抑或心魂投向画绢；或许是他倾注了太多的热血，钟馗的身子向左倾斜。那紧握菱形尖头宝剑的右手为什么会显得那么有力呢？钟馗相貌堂堂，衣服被涂成了浅绿色，肚子上系着带子，带子正中装饰的小鬼的脸被涂成了红色。与其说画中跃动着现在许多青年所缺失的男子汉的力量，不如说木下杢太郎本人的精神、灵魂活生生地跃动在画中。而那也以一股强劲的力量，感染了当时还是少女的我。

长原孝太郎[长原孝太郎（1864—1930）：日本西洋画家。]在一个夏天的傍晚身着单衣出现在我家，临走前把两把团扇放在父亲面前。那两把团扇也很好，不是那时厨房里的方形柿漆团扇，而是人们在客厅用的特大的圆形柿漆团扇。其中一把用白色和暗绿色画出大朵葫芦花，上方依稀可见银色的大月亮。另一把用掺贝壳粉的颜料画着两朵桦木色的剪夏罗，花下用银色描着露芝纹[中央画长弧线（芝）、周围画小点（露）的花纹。]。那些色彩与雅致的茶色扇面十分相称，有一种无可名状的美。葫芦花和剪夏罗都是我家花圃里的花。长原这个人浑身有股强劲、雄浑的男子汉的力量，而那些画却淡雅地表达着他与父亲的友情。

寺崎广业[寺崎广业（1866—1919）：日本画家，擅长山水画。]送给父亲的那幅挂轴上画着白牡丹，烟熏带茶色的画绢上，用贝壳粉颜料一气绘成的牡丹花瓣薄薄的，让我感受到花瓣鲜活的厚度。那份感觉妙不可言。

这些画如果全部卖掉，大概会卖个高价，但它们是用友情画出来的，不是所谓买来的美术品。不过，画家等人呕心沥血画的画也会经画商之手卖掉，有钱人花钱买画是普遍现象。买主中也有毫无爱画之心的人，现状如此。但用钱买卖，画作变成了所谓的美术品，我觉得是一件憾事。

我小时候在千叶房州的别墅（只有两间屋的小房子）等一些地方喝过粗茶。用的陶壶是淡黄色的，上面用淡墨和浅绿画着简单的画。现在人管那叫“益子烧”[栃木县芳贺郡益子町出产的陶器。]，视之为贵重器皿，而那实际上是非常朴素的、令人感觉亲切的、适合平日在家喝茶用的器皿。我将“益子烧”视为有亲切感的茶具，如今也会怀念用它喝茶的情景。可当我看到它被奉为珍宝，看到制作它的人被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看到制作它的地方被拍摄上电视，我就感觉它的亲切、质朴遭到了破坏。将朴实的陶艺匠人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高价买卖画家的画，很难不让人感觉，那是将美术品与名誉和金钱挂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