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战争末期我被疏散到福岛县喜多方的时候，那是我这个什么事都做不好的人历尽艰难困苦的一段时期。那时在那个城市大街（还没有我在代泽的住所前面的街道宽）上有家旧书店，那里的老板娘用喜多方的野葡萄酿的葡萄酒款待过我。

在巴黎的餐馆，我向手持酒单的侍酒师点伊甘庄园白葡萄酒、拉菲红酒或略知一二的葡萄酒（葡萄大丰收那年——我忘了是在哪一年——的葡萄酒我就不知道了）；比起那些葡萄酒，喜多方当地酿造的朴素的葡萄酒更好，就像法国乡下人家出产的当地葡萄酒。别人送给我的野葡萄酒也很好。

我没有在巴黎久待，也没有喝上等的葡萄酒，所以都忘了波尔多葡萄丰收是在一九几几年。而在日本，特别是在并非很有名的西餐馆，若是点了伊甘庄园白葡萄酒、拉菲红酒，那是会出丑的事。所以我只点唯一记得的圣爱美隆葡萄酒，一直傻乎乎地只喝它。

梅多克葡萄酒似乎极其一般，而我在婆家时的一个夏天，有一次我听说千叶县一宫町那边别墅的小酒馆酒窖里有一瓶梅多克葡萄酒，便欣喜地把酒买回来；当晚吃晚饭时，大家一起对饮。那瓶酒，似乎是别墅从某处购进的一批梅多克葡萄酒中剩下的一瓶。

说实话，我对葡萄酒是无知的。因为在巴黎的那一年里，我没有喝遍每种葡萄酒，也没有热心地尝试各种葡萄酒的味道。不管怎样，我当时才十几岁，根本不懂什么品酒。

至于拉菲红酒和伊甘庄园白葡萄酒，我有一段有趣的回忆。狂欢节那天买拉菲红酒和伊甘庄园白葡萄酒的时候，我托房东杜佛把酒买回来，买酒钱则由我丈夫和他的前辈辰野隆出。杜佛先是去辰野隆那里，告诉他其中一瓶酒比另一瓶酒贵十法郎，问他出哪瓶的钱。然后又来到我丈夫那里，问了相同的问题。辰野隆和我丈夫都说自己出贵的那瓶酒钱。杜佛先生佯装不知，把多出来的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巴黎人只要有机会就狡猾钻营（用江户时代的话说就是“揩油”），他们不会忘记占点小便宜。我们两三人约某个巴黎人去附近的餐馆吃晚餐，对方会欢喜得笑容满面，那与其说是出于对我们友谊的欢喜，倒不如说是窃喜“这下省了一顿饭钱”的成分更大。吃饭的时候，请他们看电影的时候，在电影院的时候，在往返的路上，巴黎人会献上温柔至极的奉承话和讨好的笑容。他们自己出钱时极端谨慎，收钱时却连客气都不客气一下。

中国人似乎也有那种倾向。我也不是穷人家长大的孩子，不会做太失礼的事情。但在一般情况下，别人送的东西我全都会欢天喜地地收下；虽然我会假装客气，但一假装脸上就露出笑意，这总是让我为难。给别人东西的时候，心里总是有隐秘的抵触情绪。母亲看穿了我的心思，总说“茉莉像中国人的小孩”。有一天，我让妹妹帮忙收拾房间，并且做了个约定：如果她帮我的忙，我就把房间里的一件东西给她。可每件东西我都舍不得，最后我什么都没有给。据说，就连把我宠在蜜糖罐里的父亲，听妹妹说那件事后也还是为难，叫来母亲说要她管管我。

话题跑远了，且让我把话题拉回到巴黎的葡萄酒。我在巴黎待了小一年，学会了巴黎人的习惯，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用红葡萄酒兑上等量的水，稀释后再喝；如今去西餐馆，我也会用水稀释桌上的红酒，一边喝酒一边进餐，暗自感叹自己还能像巴黎时代一样，在美妙感觉中进餐。不过，如果是跟那些会为无聊的事而在意他人目光的日本绅士淑女同桌而坐，我这种进餐习惯就有点麻烦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