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写“与谢野晶子与我”，那就好像把自己和与谢野晶子相提并论似的，那样是不对的。另外，文学家、演员等艺术家本人的名字就是敬称，所以我不给他们加“先生”之类的敬称。（“艺术家”是多么令人讨厌的词儿啊。说起“艺术家”，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咖啡馆角落里的怪男人，一边用手撩起额前的长发、一边故作深沉地睁大空洞无神的眼睛盯着别处。可是没有别的词可以替换。十九世纪初和那以前，“艺术家”尤其是外国的“艺术家”经常一脸严肃地凝视某处，用苍白的手撑着额头。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奕奕神采，那是很不错的。只可惜那动作也沦为了令人讨厌的风尚。据说夏尔·波德莱尔有一次在咖啡馆搭讪女子，对方被他可怕的样子吓跑，他目送女子背影，说：“和我玩可有意思了……真是个笨女人。”我如果是那个女子大概也会跑掉，不是因为他的眼神可怕，而是因为他“艺术家”的表情让我讨厌。我的话题一旦跑偏就拉不回来了，所以还是就此打住。）由于室生犀星给《妇人杂志》写的那篇文章，文学杂志以外的杂志也慢慢开始向我约稿。那时犀星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里面写：“最近杂志社很烦人，老是‘茉莉、茉莉’问个没完。不过烦也是好事。”犀星还让新潮社的人找我以“室生犀星其人”为题写一篇文章。当时我写道：“室生犀星腰悬宝刀，独自顶着风站在文学世界的广袤原野上。”我直呼犀星之名，就是因为刚才讲的那个理由。如果我写“当初××先生热情地迎接我”，文字本身就显得小气，而犀星会显得更小气。事后犀星把我那篇文章拿出来让来客读，说：“森茉莉在文中直呼我名，一开始就到了这样的境界，了不起。”

犀星的文字和吉田健一的文字一样，不好懂，费脑筋，而且犀星难懂的文字正是他小说的魅力所在（犀星平时说话并不难懂，但一写小说，修辞就复杂了起来）。犀星的那番话似乎是在夸我，意思大概是说：我虽还是个新人，行文中却带着文学家的自负。不管怎样，这两位作家那不大好懂的文字比那些太过好懂的文字要有趣，正适合用来书写这个并非事事明晰的世间之物。犀星那犹如盘曲恶蛇一般的表达方式好得没法说，若是不像恶蛇那就不是他的文字了。

总之，与谢野晶子在文学家中，是一个绝对不该加“先生”称谓的了不起的伟大的歌人。说句实在话，“永井荷风先生”“市川团十郎先生”之类的叫法简直不成体统。

在很久以前，明治的日子里，在我父亲那间十烛[旧时亮度单位。]灯泡的黄色光芒洒向外面走廊的房间里，与谢野晶子发出的沉静笑声，混杂在她丈夫与谢野宽还有我父亲的声音里。她的笑声沉静，却优美、从容、大气。只可惜，我不记得她来我家玩的情景。那时有客人来家里，我总会出来。开饭的时候，我的食案也会端上来。她来我家的时候，我大概是感冒了躺在床上睡觉，或是去附近的寺庙了吧。我不可能在她来我家时外出，因为我出门一定是和父亲或母亲一起，重要的客人不会在那时候来。

有一天她走后，母亲把她送我的礼物拿给我看。那是她从巴黎带回来的。皮包模样的小箱里放着一个穿白色睡衣的洋娃娃，还有娃娃的三件洋装、一件外套、两顶帽子和鞋袜等。里边我特别喜欢玫瑰色缎子的冬季正装，月白色的薄纱夏季正装，还有白蕾丝领子的栗褐色天鹅绒大衣。还有一次她去京都，带给我两张高级和纸印制的锦绘。一张是在深红色的底子上，斜飞着银色的雨丝，中间点缀着浓绿色的大槲树叶；另一张是浅桃色的底，上面开满了花蕊轻泛浅绿的白色樱花；美得让人惊讶。我请母亲帮我把这两张大幅锦绘保管在她衣柜的抽屉里，每次有小朋友来，我就拿出来显摆。十七岁结婚时，我在榛原买了两张与它相似的大幅锦绘，把它们放在小柜子里。其中一张锦绘，白色底子上点缀着淡紫色的箭翎纹，星点梅花散落其间；另一张是青瓷底色上绘着带雪轮纹的红色友禅染。

与谢野晶子没有写过小说，但《源氏物语》的现代文译本就像她写的小说。她翻译的《源氏物语》离不开她如大海般大气的人格和优美的文风，同时她新鲜的进取心在译文中升华。如果没有《源氏物语》原著，她翻译的《源氏物语》就像她的小说。在我看来那就是“晶子式部”的作品。无论诗还是《源氏物语》的翻译，她的文字都有鹏翔九霄的大气美。她的译文将原著变成了活生生的现代文，毫无不自然之处。

记得《源氏物语》中有一段，源氏从帘子外面看见某位小姐在屋里的场景，她的译文是这样的：“屋里好像有位美人，风儿把那帘子掀起……”（前半句我记不大清，与她的原文有出入）。可见她把《源氏物语》译成现代文是多么自然洒脱。《源氏物语》原文我只知道开头部分，我也了解那份奇怪的感觉。她翻译起来文字柔软，毫不生硬，与紫式部的文字又不一样，看上去就像现代的“晶子式部”写的《源氏物语》。总之我相信，与谢野晶子那种像王朝时代的歌人一样大气、高贵的人格给她的译文增添了芬芳。

给与谢野晶子翻译的《源氏物语》增添光彩的还有她的气概，那份无所畏惧的胆识。她的气概、胆识虽然不是我文章的主题，却在她翻译《源氏物语》时起到了作用，让人感觉她在翻译过程中把自己与紫式部等量齐观。其实如果她是平安时期的女歌人，紫式部一定会逊她一筹。

大概，与谢野晶子是这样的人，在法国女子式的温柔中潜藏着坚强的毅力和强大的理智。还有，她虽然是明治时期的人，却有一种叩动当代年轻人心弦的新鲜感。

最近，我想好好读一读与谢野晶子翻译的《源氏物语》。（我没有耐性，所以阅读力也弱；除了写自己的怪小说，还有吃东西的时候，我几乎像蛇一样无所事事。至于读《源氏物语》，我大概只是想想而已，最终不了了之。）我母亲以前有一本晶子译的《源氏物语》，那精美大开本的《源氏物语》在战火中消失了。至于文库本的晶子版《源氏物语》，我没有心情读。而且我觉得在哪里读她翻译的《源氏物语》也有讲究，在图书馆布满灰尘的桌子上读不行，在堆放着杂志、书籍、糖罐和各种破烂的狭窄破公寓里读也不行。

与谢野晶子翻译《源氏物语》的时候，我父亲在千驮木町的住所像《源氏物语》插图里小姐的房间一样，就差房子没用屏风隔开，安静、宽敞。

不过实际上，我母亲在六铺席的房间里睡午觉时，还是经常竖起二折的小屏风的。在歌舞伎剧《伽罗先代萩》中的那个烧饭的场面，政冈用煮茶的小锅来煮洗净的大米时，围着一架很有品位的小屏风。银色底子上画着积着白雪的紫金牛，花下有两三只麻雀。只有母亲午睡时围屏风，我和父亲都是一骨碌躺下就睡。大体上，躺下打个盹类似于我家的家族嗜好，夏天的午后大家都要躺一躺。宽敞的房屋被中间宽敞的走廊一分为二，祖母和兄长住在最南边，祖母也经常躺着。

《源氏物语》中的公子、更衣[日本古代妃嫔称号。]、小姐似乎也经常优雅地横躺下来，谓之“和衣而卧”。盘腿算男人们的端坐姿势，天皇也会盘腿而坐。书中插图上画着人们优雅而随意地或坐或卧的样子。母亲当时爱读《源氏物语》，总是把“宽松垂坠的衣服才好呢”“艳而不妖（娇媚而淡雅）的女人才好呢”之类的话挂在嘴边。

在那样的家里才宜读《源氏物语》。里头六铺大的房间平时收拾得一尘不染，屋里静静地放着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具，父亲在里边读书、小憩。夏天，凉风从西边木石错落的院子，吹到东边花团锦簇的院子，穿过葱茏树丛的绿海吹进父亲的房间。暴雨似的蝉声响彻枫树、梧桐的枝头，声音像笼子一样包围了整个宅子。在那个清爽的房间的榻榻米上摊放着与谢野晶子译的《源氏物语》，书页兀自被风儿翻动。我家虽说宽敞，但跟那时皇族、华族[华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形成的新贵族阶层，1947年废除。]的住宅没法比。或许是因为我那时身子小，又或许是因为如今我是待在公寓楼的一室中回想，记忆中的老家似乎非常宽敞。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争是在远方进行，后方的生活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受到可怕的影响，世间很平静。

晚春，院子里的重瓣山茶花谢了，给又黑又柔的春土盖上一层淡红。夏日，向天空伸展枝叶的梧桐、垂下累累花团的八仙花，都很美。秋季，澄黄的银杏叶像金色的鸟儿一样飞舞，给大门前的路石盖上一层温暖的黄色。冬天，一团白色的寒气笼罩庭院，夜晚的拉窗被灯光染成红色。四季更迭，周而复始。

在现代人看来，那差不多是一个要用“悠久”来形容的世界了。回廊檐下吊着灯笼，火光映在湖面的石山寺——紫式部写作《源氏物语》时的世界，大概更为宁静。适合翻译、阅读《源氏物语》的氛围，仅存在于大正时期，至多到昭和初期，我这样感觉。我深以为，母亲在不错的时代，在适宜的环境中读了《源氏物语》。

那时候，我在读女子中学一年级。我从小就觉得母亲美，曾经把母亲画到图画纸上并涂上颜色，把画带到学校。那时母亲穿着深棕色的方格大岛绸和服和黑色外褂，梳着丸髻[日本旧时已婚妇女梳的椭圆形稍平的发髻。]，发髻根处戴着草绿色的饰带。如今回想起来，母亲那张画像上的姿势有点怪：虽是端正地跪坐着，但她的小腿向两侧打开，臀部坐在两脚之间的地板上。

前文也说过，我们家的人在家里经常横躺竖卧，您或许以为我母亲私下里坐姿稍稍放松也并不奇怪。但其实，母亲虽然会优雅地躺着午睡，却不曾有过那张画中的坐姿。母亲生下妹妹后得了肾病，一直喊身子没劲。她在外面端庄得像画中的明治贵妇，到家很快就会松散地歪坐在地板上。那时只有做不正经营生的女人才会有那种坐姿。我的老师只见过来校时的母亲，看到那张画，或许吃了一惊吧。

因为与谢野晶子翻译的《源氏物语》（我非常讨厌“谷崎源氏”“圆地源氏”[谷崎润一郎、圆地文子翻译的《源氏物语》。]这种叫法，也讨厌说“谷崎文学”“川端文学”。不知何时、不知是谁提出的这套表达方式已经完全固定了，它大行其道，仿佛人们以前就那么说似的。而我想把它和“文学化”“科学化”这种讨厌的表达一起消灭。一听人说“谷崎源氏”，我就不想再读了；一想到别人使用“文学化”这个表达，我就讨厌写小说。这些词多讨厌啊。）是我美丽的母亲热衷读的书，我便上了心，读了读它。母亲也有紫式部版的《源氏物语》，我也看了一下。发黄的和纸上用墨汁写着我完全看不懂的草体字。母亲经常低吟《源氏物语》的精彩开头，我一直记得：“话说从前某一朝天皇时代，后宫妃嫔甚多，其中有一更衣……”与谢野晶子翻译的《源氏物语》书上——大概是封面上——画着香图[一种由横竖线组合而成的纹样，应用于传统装饰或闻香辨味游戏中。——编注]，其间散落着红叶等物，很漂亮。我把它画到图画纸上并涂上颜色，把那张画贴在暑假作业中那个描绘各县地图并装订好的本子上做封面。父亲在那张画下面加上“ATELAS”一词，也是用彩笔写的，好像是“地理”的希腊文单词或拉丁文拼写。

我不大懂和歌，作为一个外行人，我这样想：

和歌与小说不同，它固守旧形式不变（不知为什么和歌字数固定，这是一方面原因；而外国诗歌，即便是古典诗，只要押韵就没有严格的字数限制），若没有十足的新意，就会变成无聊的老调。不过，与谢野晶子的诗歌本身就是新意的代名词。要让人感到新鲜、水灵，让人感受到魅力——不只是严格受字数限制、没有魅力老气横秋的和歌需要如此，一切艺术都需要如此。

读与谢野晶子的诗、《源氏物语》译文，我被吸引着，感受到一股不断增长的清新。仿佛盛夏布满尘埃的萎蔫花草树叶，被一阵骤雨冲洗后重新焕发生机、进入视野似的。（“进入视野”是室生犀星独特的表达，着实准确而有魅力。所以，尽管我一直认为使用别人的修辞会伤害我的自尊心，但发现了犀星的这种表达后，我就不爱用别的表达方式了。我在心里跟犀星打招呼，求他批准我在小说中一直使用“进入视野”。）那是英语“juicy”的感觉，是汁液充足的小树的感觉。

等到我长大，有意识地观察与谢野晶子的时候，她已经快五十岁了。而她的心灵充满了“树汁”。诗人北原白秋也是充满心灵“树汁”的人。我认为他们俩都是天才。

我十二三岁时出版的与谢野晶子诗集中有一本《乱发》评价很高。（这个“发”字，我记不清写的是汉字还是假名。好的歌人、诗人、小说家等人对汉字和假名的用法十分敏感，如果我在这篇文章中弄错了，与谢野晶子的在天之灵恐怕会生气。如有冒犯还请原谅。）那本诗集的同名主题诗非常棒，以至于用“棒”来形容都不够。它是这样写的：满头乌发长／青丝万缕披肩上／蓬乱无模样／好一似纷乱心潮／千头万绪无主张。她送给我父亲的那本和歌集《乱发》开本瘦长（经书常有的形状），虽是印刷品，却是手写稿的翻印。那样子至今犹在我眼前。

与谢野晶子没给我写过美术明信片，这么说也许显得我很贪心，因为我已经从她那里得到了漂亮的偶人、锦绘。可是跟她同时代、同样很了不起的长谷川时雨[长谷川时雨（1879—1941）：日本剧作家、小说家。]、冈田八千代[冈田八千代（1883—1962）：日本小说家、剧作家。]都曾给我写明信片。她们寄来的都是纯明治风的明信片。一张绘着平安时代的女子，另一张上是个白人小女孩，似乎是因为她的样子像儿时的我才被挑中。（平安女子那张明信片是长谷川时雨的，白人女孩那张则是冈田八千代的。）明信片上的笔墨流丽优美，新蘸的墨迹最浓，笔迹呈现出美丽的浓淡变化。那是在静谧的时光中，优秀的女性书写的恬静信函。

冈田八千代的明信片上说那女孩长得像我。那女孩非常可爱，这让我很是高兴，至今都记得明信片开头写着“像茉莉吧”。如果与谢野晶子送我的洋娃娃还在的话，我还想在这里刊出它的照片，只可惜它已经在战火中灭失了。

刚才我在文中说与谢野晶子没给我寄过美术明信片。其实我曾从她那里得到过远比美术明信片更珍贵的东西。我翻译了与晶子很相似的法国小说家吉普夫人的《露露小姐》，自费出版了译作。那时她读了我的译作十分高兴，撰文推荐了那本书。那篇序文里，晶子也像室生犀星、三岛由纪夫那样，把我夸得天花乱坠。也许这是不知要比美术明信片好多少倍的礼物。

无论是风采还是才能，与谢野晶子和吉普夫人都很相似。与谢野晶子在序文里也夸了吉普夫人。吉普夫人的文风同样新鲜活泼，她们都是才华横溢的人。论风采，与谢野晶子不是所谓的美人，但她身上隐隐散发出杰出人物特有的气质，双眼皮大眼睛尤其漂亮。看她的脸和身体，骨架大而结实，全身透着优雅。吉普夫人也是肩膀宽阔，体形结实，但娴雅美丽的气息萦绕在她周身。

与谢野晶子是明治、大正时期的人，一直穿和服。她三十多岁时穿过一件带花朵图案的和服，与她十分相衬。她不太显年轻，却以地道的艺术家的眼光，准确地选择了符合自己的面容、风采的美丽和服。身穿优雅的花朵图案和服的她，看上去就像一位身着高雅的印花连衣裙、眼睛漂亮的法国女演员。她的眼睛比年轻时的莎拉·贝恩哈特[莎拉·贝恩哈特（1844—1923）：法国女演员。]还美，刘海蓬松如波浪般盖着额头。她的和服宽松地缠裹在身上，所以看上去像衣褶松垂的连衣裙。不理解她的人，说她穿着姑娘家的衣服。但在欣赏她的风度和她那双凛然美目的人看来，那身打扮很有味道。我呢，长了张娃娃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这方面和与谢野晶子、吉普夫人一样。说得好听叫瑕疵美人，其实感觉就像泰国或印尼的十二三岁的女孩——当着客人的面，母亲让笑笑，便露出一副哭相——我就是那个样子。

有一天，我和妹妹看电影，电影中有一个类似的场景，妹妹脱口而出：“姐，多像你呀。”我不得不同意她的看法。

至于吉普夫人的风姿，《露露小姐》书中有她的照片。她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女，面容、身姿却极其优雅。她倚着外国宫廷中、贵族家中出现的那种雕刻的大理石矮柱，优雅地站着。和与谢野晶子把和服松松地裹在身上仿佛穿着宽松垂坠的连衣裙的做法异曲同工，吉普夫人把对襟洋装穿出了领子垂坠的和服的感觉。她的头上戴着头巾似的居家软帽，微微卷曲的漂亮银发下是一张温柔的脸。不过她和与谢野晶子不同，作为外国人来说眼睛有些小，让人不由想象她小时候一定是个顽皮的小姑娘。严肃的表情中，只有眼睛透出一丝笑意。

与谢野晶子像外国人，就像是俄国壮汉和法国美女结婚生的女儿。所以她看上去越发像吉普夫人。即使和吉普夫人一同出席巴黎某处的聚会，她的风采也毫不逊色吧。

前文也说过，与谢野晶子读了我翻译的《露露小姐》，认同了吉普夫人的文学风格，并感到非常高兴。我也高兴，高兴与谢野晶子因为我翻译的《露露小姐》知道了吉普夫人这个人的存在，并对她的才华产生了共鸣。吉普夫人没有认识与谢野晶子就去世了，这真是件憾事。如果她认识了与谢野晶子，读了晶子的诗，理解了晶子的《源氏物语》译作，她大概会想见见她本人。如果她俩见面交谈，大概会产生百分百的共鸣，彼此会心微笑，互相点头吧。

正如前文写的那样，与谢野晶子除了富有魅力的诗歌，除了仿佛同平安时代的那位女小说家有心灵感应般的传神《源氏物语》译文，她还拥有一份旁人所不能及的胆识和大气。有两首诗展现了她的胆识。一首是和歌，另一首我不清楚是长歌[和歌的一种体裁。五音句和七音句交替使用三次以上，最后以七音句结尾。]还是长诗。（过去，父亲送我去每天早上教两小时法语的法英日女子中学——如今的白百合女子大学[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私立女校，1881年创立。]——念书，此外父亲还让我学习日文和汉文，经常说“去学汉文和日文吧”。父亲对我连一句轻轻的责备都没有，一向是笑眯眯的。不管我多大，父亲都把我放在膝上，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可是，唯独说那句话的父亲是严厉的。父亲让我学的汉文、日文，不是我在女子中学里学的那种。汉文我是跟着父亲尊敬的那位吉田增藏先生学，他是汉学家，是宫内省[1869年日本政府设置的掌管皇室事务的行政机关，1949年改为宫内厅。]的官员。日文方面，我不知道当初父亲打算请谁教我。现在我被难住了，这是我当年把父亲的话当作耳边风所受的惩罚。）

那首长诗（抑或是长歌？）是一首反战诗。在日本毫无言论自由的日俄战争时期，她毅然在报纸上发表了那样的诗。当初她的弟弟被强征参战，她写下了那首以“你不要死”一句开头的长诗，标题就是那句“你不要死”。

简·方达大概认为自己才是反战斗士，如果她听说那么多年前日本就有这样的女诗人，会不会失落呢？她踏实、投入、精力充沛，而且我喜欢她作为一个继承亨利·方达血统的女演员那出色的表现。她和罗杰·瓦迪姆恋爱生子，不知如何安顿了孩子后，又游走诸国和新的男人恋爱。这点我也喜欢（人就该为自己活）。比起这所有的所有，其实我最喜欢她的嘴角，因此十分偏心她。这不是坏话。

与谢野晶子另一首和歌是将艺术比作一座大殿堂加以歌咏的好诗。它的第一句我照例记不清，不过我记得这句：

在艺术的大殿堂，我也敲下一枚金钉。

“帅气”似乎备受年轻人（无论男女）推崇。其实，创作这样的诗就很帅气。我每次在心里默诵这两句诗，背上就掠过一阵阵战栗——太帅了。

我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说作者，只有如今正在写的《甜蜜的房间》，已出版的《奢侈贫穷》和散文集《记忆的绘画》称得上是代表作品。不过，即使地位微不足道，我也有写小说的人的自尊心，对与谢野晶子这首黄金殿堂之歌深有共鸣。

我的《露露小姐》译作，让与谢野晶子认识了吉普夫人。此外，它还给我带来了一份幸福。那就是欣赏我小说的三岛由纪夫也通过它认识了吉普夫人，被她的文字感动了。

末了，我想补充的是，三岛由纪夫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与谢野晶子翻译的《源氏物语》（不是“晶子源氏”）很出色。得知欣赏自己的人与自己意见相同，那感觉太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