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两天前，我不得不走进了电视台的那间毫无温情、毫无亲切感的（我很久以前就清楚，那是一个刑讯室般的地方。因为我开始写小说后，电视台每一两年就把我请过去，花上一刻钟就我的小说提出问题。）、空荡荡的木屋。（那里很像学校的师生平时不会进去的、用于家长和教师面谈的房间。屋子虽是木结构，却因为有放映机，大桌子部件和椅子腿都闪着不锈钢的光，给人金属的冷冰感。）我是被喊去录一个叫“ELEVEN PM”（名字莫名其妙）的节目。

摄影机的白热灯光从斜上方“啪”地照在我的脸上，我因极度恐惧而抓着椅子（我害怕自己的脸孔被拍得很丑，害怕自己平时那副随意的驼背老太婆的样子被拍在电视上）。有人问我：“要是孩子问你男孩为什么站着撒尿，你会怎么回答呢？要是孩子问你女孩嫁人后为什么肚子会变大，你又会怎么回答呢？”完全不是事先电话里沟通过的采访内容，这令我措手不及。我只好笑了笑，说：“这不好回答啊。”陷入了一种软弱无力的动物的精神状态，而后突然感到自己精神的另一面走上前台。我一边嘀咕“搞什么啊”，一边又想：即使在文学的世界中没有让世人景仰的地位，我好歹也被视为小说家。作为写小说的人，我得给出一个响亮的回答。我带着突然想出小说开头的那种感觉说了起来，话语滔滔不绝，以至于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是这么说的：“我会在孩子问这种问题之前就想好答案，我会简单清楚地说明父母亲身体的差异和宝宝出生的过程。回答时眼神不能游移，不能让孩子感觉到异样。这样对现代孩子比较好。我擅长把这方面的事情解释得恰到好处，比如我会说：‘会变成宝宝的小卵从爸爸体内流出来，与妈妈体内的卵合为一体。’”

对于“如果你儿子问你这种问题，你怎么回答？”我答道：“我儿子小时候是大正初期，我要是说那种话，孩子会吓到的吧。我刚才说的是给现在的孩子的答复。”我又补充说，虽然我是个糊涂母亲，但糊涂母亲有糊涂母亲的想法；她对自己的人格有信心，对母爱有信心，会把自己当成伟大的医生、科学家来回答孩子的问题。

对方接着又问：你问过你父亲这种问题吗？我十分晚熟，没有过那种疑问。不过，我经常坐在父亲膝上；父亲轻轻摇动膝盖，抚摸我的后背。那时我不仅有被遮蔽在父亲的大树下的安心感，而且感到一份美好的情感。父亲树的枝条宽阔地伸展开来，温柔地遮蔽着我；枝条上，细小的叶子和又白又小的香花长成一片，随着微风簌簌摇动。父亲不在的时候，我钻进院子里那棵名叫“金龙边”的灌木，感觉像回到了母亲肚子里，同时那也是父亲膝头的替代。我小小的身子完全钻到灌木下。因为那棵树像父亲，它铃兰似的白色小花长在细茎末梢上，如短短的雨丝般从上面垂下来。父亲并不是有意那样做，但他是个情感丰沛的人，所以就那样了。我虽然没有受过性教育，却总觉得自己受到了情感教育。

我在电视台忘说了，如果可能的话，孩子还是在情感教育中成长比较好。我认为性是这样一个东西，即使不教，孩子也会自然而然地明白。一般说来，孩子并非带着浓厚的求知欲问那类问题，所以比如：“男孩为什么站着撒尿？”回答说“因为男孩站着的姿态好”即可。我本想那样回答电视台的人，但我感觉到他们之所以那么问是想听我说点别的，所以我不得不顺势而为。我认为现在明知故问的孩子也不能说没有，但我生的孩子不会是那种小鬼头。

谈罢那个话题，我又从上一代市川左团次与市川松茑[指第二代市川左团次（1880—1940）和第二代市川松茑（1886—1940），二者皆为歌舞伎演员名号。]的爱情戏（冈本绮堂[冈本绮堂（1872—1939）：日本剧作家、小说家。]的戏剧）说起，一直扯到我十六岁时所受的美好的情感教育。最后，我得意洋洋地走下了电视台的“电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