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宁知道自己快要熬不下去了，却依然熬着。所有人都是这么熬着的，就像滚烫的水在铸铁锅里徒劳地等待沸腾。

她的母亲是这样熬着的，在比曾宁还年轻的年纪有了她。母亲生下曾宁时，外婆已病入膏肓，每日来回搓着母亲的手，一双眼睛却不聚焦，不认人。她刚会走路，外婆就在飘雪的寒夜离开人世。离世时眼角挂一滴泪，到清晨已干涸成粉末。

追悼会当天，多日无力安睡的母亲睡得人事不省。终于睡饱了，睁开眼，全家人十几双眼直愣愣地瞧她，以为她已心力交瘁。他们七手八脚搀她起身，简单洗漱，连拖带拽进了灵堂。母亲也不招呼宾客，只盯着灵堂中央薄薄的黑白人像笑。她曾经替她擦洗沾满屎尿的身体，夜里给她翻身，听她咬着牙呻吟。一瓶瓶透明的药液滴进她枯瘦如老树的手臂，她搓着母亲的手，不认人。

这下，母亲的母亲、母亲、全家终于不必受苦了。

曾宁已经懂事，不乱跑，不乱叫，每顿吃光碗里的饭，睡觉时自己爬上床盖好被子。母亲在二十年间白了头发，不到五十岁已瘦成八十岁的老妪。大学放寒假回家，她牵着瘦得一条条肋骨赫然而立的母亲走入澡堂，嘴里泛起一股羞涩的苦味。

她才不过二十几岁，却衰老到只想坐在榕树底下，听蝉声、打扑克、说东家长西家短。

在偌大京城做一份替人算账的活计，每天挤十几站地铁，换乘时铆足劲用力蹬地，才能下得去。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和一沓沓材料，赚一份勉强付得起房租的薪水。只有老同学聚会时，曾宁才掏出柜子里母亲给她的化妆品，换上平时不怎么穿的新衣裳，保证合影传到朋友圈后不被人嚼闲话。和母亲结婚前挨饿、结婚时没一分积蓄相比，她幸运太多了，至少还有一间活动得开的小房间，虽说躺在瑜伽垫上伸不开手臂，但一块垫子还放得下。

她其实并不需要那块瑜伽垫。夜里九十点钟从单位一路奔回家，早已累到直不起腰，只想趴在床上，那垫子是多余的摆设。

自从来京城，饥饱就是未知数，她时常分不清自己是饿到腹痛，还是撑到胃痉挛。身边净是些嚷着减肥的刚毕业的小姑娘，她毕业也没多久，早已对减肥闭口不谈。想吃饱，像吃家里的土豆炖茄子、土鸡炖蘑菇、玉米面大饼子那样吃饱，饱到连一个嗝都匀不出。单位食堂的饭菜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好继续干活，外卖的油水虽足，却不是太咸就是太淡，不是太硬就是太辣。她怀疑自己早就对吃吃喝喝失了兴趣，没有什么是必须吃的，没有什么在吃过之后能带来满足感，多一口少一口没差。她只关心月底的工钱是不是到了账，下月的工作量能不能按时完成，还有老板投来的眼神里有没有嫌弃和厌恶。只要保证这三样，饭碗里就还有米，就不至于沿街乞讨。

周末经过商场时，曾宁不多看一眼标着折扣二字的服装。为了方便挤地铁，她从头到脚都是运动装，光是站在那里就很突兀。如果有店员满眼期待地凑过来怂恿她，女士，有合适的可以试穿一下，她便头也不回地跑掉，像活见鬼。试衣间前永远排着长长的队，绝大多数是女人，旁边站着一脸不耐烦玩手机游戏的男人。他们都是对自己还有要求、对明天还有欲望的人，前者是为了美，后者是为了婚姻。曾宁什么都不为。从什么时候起，欲望和要求通通没有了呢？

一眼望到老，那日子多无聊。上大学那会儿，个个都喜欢妄议未知的生活。在大大小小的社团里张罗折腾，非要混个一官半职才算有出息。跟风似的谈恋爱，偏爱在人多的地方手牵手，连自习室的角角落落也不肯放过，动辄是人生和理想、诗和远方。前途是不够勤奋、无路可走的人才去焦虑的事。他们蔑视凡俗、特立独行，一个人塞着耳机在夜色下的操场猛跑，或者在课后给教授发讨论真理和谬误的邮件。走路喜欢昂着头，不屑于和世间琐事产生纠葛；考试时认认真真在试卷一角写上自己的名字，妄图有朝一日给它赋予某种意义；烧烤时故意喝到微醺，然后装疯卖傻，聊苦闷聊志向聊未曾经历的爱情。

她当然也在其中。

那时谁会想过，一眼望到老的日子最终要自己去过？最不屑一顾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反而足以捆缚住一个人？到了该面对婚姻与家庭的年纪，再独立的人也会矮上几分，不敢与催逼自己的家人和前辈针锋相对，而是低眉顺眼，佯装糊涂。

她认识的人当中，素来少有清明透彻地活着的，曾经有过的，也是因为宽裕或他人和环境的庇护，才显得不那么窘迫，有那么一点点与众不同。而一旦所有条件都被撤除，神仙也会变成凡人，蹲在地上觅食。而她原来是不明白这一点的。

老板用手指敲了敲她的办公桌，然后丢下一沓文件等她去处理；同事向她抛来不明所以的眼神，不知如何分析其中的含义；挤不出地铁坐过了两站，打卡晚了十分钟，被扣掉一天的工资……无穷无尽的杂事如鬼魅缠身，她说不清都是什么，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逃脱。打开朋友圈，满目都是喧哗的人群和幸福造作的表情。她盯着屏幕，有点发蒙。好像只有她被一下下钉进不属于她的泥土里，等着落叶、枯萎。日后经过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块愚笨的木头存在过，只会用手拂走一颗颗风化了的沙尘。

拥挤，争抢，日复一日的疲累，没有期待，没有念想，这样的生活也叫生活吗？她感觉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这么活着的。他们习惯把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苦水都吞进自己肚里。曾宁常常羡慕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环境、相似的家庭背景，关心类似的事物，始终怀抱些许理想主义的情感。可她并不知道与她同龄的人在做什么、想什么、困惑什么。她曾以为这是她的宿命：始终找不到一个能一同行走的人。

她知道自己快要熬不下去了，却依然熬着。所有人都是这么熬着的。

上高中时，曾宁喜欢上了一个不怎么起眼的男孩。这个故事烂俗到她自己都不愿意去讲。他不过是跟在她屁股后面，央求她给他讲题；在食堂制造各种偶遇，见了面，说一句好巧；放学前经过她的书桌，低头替她捡一支钢笔，轻轻放在她手里。所有人都拼命学习唯恐被落下，只有他在篮球场上像傻子一样带球狂奔。他不高、不帅、没个性，既不是好学生也不算后进生，他只是在同一间教室里坐着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同龄人。她没道理喜欢上他。

那个年纪，能怎么办呢？在校园里招摇过市，招来老师和家长？大张旗鼓地在黑板上隆重地表白，然后收获祝福？趁天黑摸进学校后身的小树林，献上人生中的第一个吻？她什么都没做，只在他出现时，用余光望见他模糊的影子；课间操转身时回头看一眼他的脑袋瓜；在练习册和试卷上，用手指写出他的名字，接着再写上自己的，像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约定。什么都没做，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够幸福的了。

十年后的一晚，在地铁站里匆匆赶路时，曾宁怀疑刚刚从对面的人流中走过去的人是他。停住，回头怔怔望了一眼，只看到一个个摇晃的脑袋。她再也无法从人群中一眼认出他来，甚至不记得他的样貌。傻，她念叨一句，回过神继续低头疾走，想起昨天的报表还躺在电脑里。

她原先以为，爱情就是用来隐藏的，像陈年的老酒，非得被时间洗练过才叫醇。后来她以为，爱情是用来追求的，没皮没脸地纠缠过一个人，等他的嫌弃和拒绝如烈火般灼伤你，再伤痕累累地离开才叫勇敢。现在她终于懂了，爱情是用来回望或期待的，埋葬在记忆深处或某个遥不可及的远方，要么属于过去，要么属于未来，一旦得到了，牢牢攥在手里，总要变成点别的。

母亲爱过的人，不一样狠狠地伤了她？她不信母亲没有俯身求过，眼巴巴盼过，不信她就这么甘心和父亲那样的人过一辈子。但和她提起这段，母亲用缝衣针在花白的鬓角抹了抹，继续缝父亲破了洞的袜子。从她懂事起，父亲的吼叫和拳头就是始终萦绕在身边的噩梦。他酗酒，夜里猛砸邻居的门，被拖拽回家后蹲在厕所里干呕，用最后一点力气向她和母亲挥拳。她吃过一拳，右颊上登时肿起一个青色的包。奇怪的是除了头晕目眩，曾宁并不想哭，只想抱紧母亲。他会打死她。

她在日记里写，两个互相怨怼甚至憎恨的人，怎么在一个屋檐底下活过一生？母亲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她——不是假装，不是隐忍，而是冷漠，冷漠到极点，冷漠到谩骂和拳头都失了效就行。她试过，却做不到。她无法谅解一个有手有脚的成年男人对两个女人撒气。她不止一次想冲他挥舞手中切肉的菜刀，但只消望一眼母亲，就决心收手。母亲的眼睛里除了冷漠和惊恐，还有无法消磨的爱。那爱意不易察觉地一闪而过，叫她发觉了。

她惊讶于爱的盲目和难以理解，害怕自己也这样陷进去，无力脱身。

你还爱那个人？！曾宁一把夺过那双臭袜子扔到一边，甩着手指，生怕脏了手。母亲从老花镜上方斜着眼睛看她，露出两块浑浊的眼白。

爱？哪有爱，这叫责任。她撇了撇嘴，伏下身子拽过袜子，抖了抖，像曾宁小时候向她展示自己新买的毛衣，随后捏在两根骨节粗大的指头间，坐定继续缝补。曾宁气得浑身发抖，起身离开，刘海在额头两侧散开，活像个疯婆子。

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她想知道。但当她看见那些横着身子挤过人群的粗壮男人，在地铁里和人争抢座位的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单位里对所有女人都友善、习惯把讪笑挂在脸上的“妇女之友”，电视里用钻戒和游艇求婚的“钻石王老五”，或者手机里喜欢挤眉弄眼、扮酷装帅的年轻男星，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透不过气。她想象不出自己爱这些人，或者和其中哪一个生活在一起。如果让父亲知道了她这种想法，一定会用粗话骂她矫情。粗俗是粗俗，她却疑心他说对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果真有不以性为驱动力的感情吗？她觉得有，但男人呢？

虽然不爱梳妆打扮，对购物也兴趣不大，但曾宁依然是年轻的，脸上干净整洁，颈部的皱纹远远未爬上来，身材也尚未发福。从读书到工作，也有几个男人追求她，要么想让她做善解人意的情人，要么想让她做贤惠的妻子。不知道是现代人时间太少，还是心思太繁复，竟没有人给她时间恋爱、交流和了解彼此，通常吃过两顿饭就心急火燎准备开房或见家长，吓得她直往后退。

家里人也跟着急。母亲把她的照片发给老年大学一起唱歌跳舞的人，让他们介绍适龄男青年。她都能想象母亲是怎样熟练地按下转发键，然后等待自己的照片公之于众。有时她仿佛能看见母亲努着嘴盼她嫁人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她没碍着谁的事，只是在爱情这件事上略显悲观，或者只是没遇到合心的。为什么所有人都比她还急？好像女人必然需要一个男人才称心如意。她咒骂一切，诅咒一切，包括一个虚拟的男人：你怎么还不来？真是受够了！唯独不忍心骂母亲。母亲比谁都希望她幸福，一定比自己幸福才好。

比母亲幸福很容易吧，她曾经以为。

她也试过相亲角。不是故意去的，只是无意中路过。公园里上了岁数无事可做的老人们，托着纸壳做的牌子，写上自家的家产数目和对女方的要求，等人光顾。曾宁从他们面前经过，挑剔的目光火辣辣地扫在身上，余光里好像看见他们在耳语。秋风清凉的京城霎时像蒸桑拿一样，烤得她无处可藏，汗顺着脊柱滚落。她再一次逃了，却不知道该逃到哪里去。每年过生日，全世界都祝她快乐，只有她知道，在叠加的年岁面前，终究是逃不掉了。

见一见吧，人挺好的，比你大两岁，正好。母亲在电话那头央求道，语气像当年央求粗暴的父亲别再打她。她听了，许久没吭声。该来的迟早要来的。

全世界比我大两岁的人那么多，怎么就正好了？她执拗地想。但“不去”两个字卡在喉咙里。沉默实在太长，长到她忍受不了，她想挂断电话，一了百了，但想起母亲握住话筒的干枯的手、眼角松弛的皮肤，她干咳了一声，问：什么时候？在哪儿？

那天进展得并不顺利。晚餐高峰期的饭店生生排了十来号人，他们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商场里人来人往，两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像在接受众人的检阅。除了盯着菜单，翻来覆去看那几样菜，没什么话好聊。每隔几分钟，那人便走到前台，穿过人群，高声问一句：还有多久到我们啊？问了三五次，对方急了，不再理会。他便悻悻返回，发现另外的人抢占了他的板凳。他在她面前来回踱着步子，不停翻着眼睛，看天花板上的空调滴下的水。

在北京感觉怎么样？他站定，俯视着她。

还好。她的眼睛还没来得及从菜单上移开。

习惯了就好了。这地方生活节奏快。习惯了就好了。

他继续踱步，盯着天花板。

听起来倒像是教导后来人的语气。她干笑着，用劈了的铅笔头勉强圈出了干锅花菜。旁边一对情侣在为男孩的迟到而争吵。他也迟到了，但她不在乎，她就是来找个人吃晚餐，吃完之后一拍两散，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

你能吃辣吗？

能吃一点。

那我点水煮鱼了。

好。

那是整顿晚餐中他们唯一完整的对话，关于辣和水煮鱼。他偶尔也夹菜过来，她便轻声说，我自己来。他也不再勉强。他们闷着头自顾自地吃着，像两个在用餐高峰期被迫凑一桌的陌生人。实情的确也是这样。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不一个方向，地铁很方便的。

也好。

那人说罢，往相反的方向走去。她盯着他磨偏了跟的鞋和有点歪斜的肩膀，突然有点可怜他。饭钱是他付的，他从老远的城市西南角赶到北边来，他们却只聊了辣和水煮鱼。干锅花菜好像没炒熟，嚼着嚼着就嚼不动了，她想吐出来，却不好意思，只能闭着眼干咽下去，憋出了眼泪。她偷瞄他一眼，他也正费力咬着一根翠绿翠绿的花菜，嘴上沾满亮晶晶的油。

他们例行公事地交换了微信，都没有提下一次见面的事。或许他也是被家人念叨来的受害者吧？他们或许根本就是同道中人，怕被对方取笑，才假装矜持。如果她对他表露心迹，挑明自己也是受人所托，会不会不至于这么尴尬？

回家路上，经过一家速食店，买了早上吃的面包和牛奶。她每天就是这么过的，除了家人，没人在意她吃没吃一顿饭。从速食店出来，曾宁低头看微信新加的好友，头像是一只老虎，面目狰狞，不知所云。她赫然发现，除了从母亲那里知道他大她两岁，根本对他一无所知，除了姓李，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

下次母亲打来电话，只说不合适就行了。她自言自语。如果不信，可以说，人有问题。希望他也是这么汇报的，这样她心里会平衡许多。

她知道自己快要熬不下去了，却依然熬着。所有人都是这么熬着的。

失眠已近一个月。每个晚上，她都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洗澡、吹干头发、关好窗子、调好空调的温度和风向，确保两幅窗帘之间没有缝隙、点好蚊香、房间的门只留一条缝、两副耳塞放在枕头底下右手边的位置、手机静音屏幕朝下放在床头柜上。在杜绝了一切声、光、风的干扰之后，关灯睡觉。即便是这样，她仍会在三五个小时里闭紧双眼，清晰地听见屋外建筑工地上叮叮当当的金属敲打、飞舞的蝙蝠不易察觉的鸣叫、街上的车流声、隔壁传来的老人的咳嗽声。

一定是自己过分敏感了。她躺在床上。没人非要我怎样。母亲也没说一定要今年或明年结婚，同事没有孤立我，领导也还算通情达理，工作本来便是琐碎的，生活的希望本来就不充分，在这城市立足就已经不易，还贪图些什么呢？

曾宁没预料到的是，四个月之后，她便和单位的那位“妇女之友”结了婚。婚礼上，办公室里刚毕业天天吵着减肥的几个小姑娘来了，只有一面之缘、求她办过事的阿姨来了，平时老爱哭丧脸的领导来了，苍老枯瘦的母亲挎着父亲的胳膊也来了。他们比她更兴奋。而她只是扮演一个需要扮演的人，完成一份她必须完成的工作。当她从一系列繁复的礼仪中脱身，望向台阶底下的人群，那个打过她、骂过她、让她恨之入骨的父亲，竟哭得像个孩子。

婚姻拯救了她，没人再用这件事烦她。她只须安心打理家里一切和感情无关的事，比如炉灶、饭菜、调料、衣服、窗台的灰尘、卫生间的下水道。当然也有改变。在下班回家累得直不起腰时，仍要强打精神走进厨房，烧上几道菜。经过商场时，挑选些花里胡哨的衣服，排着队等待试穿，走出试衣间叫他来看，他多半会夸她身材好、皮肤白，和急切想卖货的店员一样。他偶尔也施展厨艺，做拿手的笋干炒肉、溜肉段和江米甜酒，她吃不惯，只一门心思夸他，因为不想再走进油烟滚滚的厨房了，但后来并没有得逞。月收入翻了倍，两人换了一间能并排放下四个瑜伽垫的房子。她每晚收拾完碗筷后，仍躺在床上一动不想动。

失眠和疲惫，让他们的房事延后到次日清晨。太激烈的一晚是睡不着的，会让她赶不上第二天的地铁。但清晨意味着早起，只能将闹钟调早。铃响后，他一个翻身趴到她身上，撩起她的睡衣，眼睛都来不及睁开就匆匆忙忙结束，然后再蓬头垢面地刷牙洗澡。她不知道男人为什么这么快就能解决一件事，甚至不需要渲染、调情、等待、享受。她也只是受着。这莫非也算是一种责任？

当初，他每天早上在她的办公桌上放一个包子和一杯豆浆，有半个月时间，她都不知道那人是谁，也不敢吃，只能偷偷丢掉。直到有天撞见他，他露出无害的微笑，谜底才终于揭开。他们约看电影，也只是看电影，只聊电影。请吃饭，就只吃饭，只聊饭菜。他不谈人生，不谈理想，也不问收入，不问在北京怎样。回想起这一段，曾宁才恍然醒悟：自己和当年并无二致，都会为了一件件小事臣服，轻易把感情交付出来。四个月一过，两家的父母坐下来聊了聊他们的事，他们都在北京忙工作，不在场。曾宁猜想母亲肯定会说，年纪也到了。年纪到了，就该和同样年纪的人做同样的事，甭管你是谁。于是乎四个“别人”定下了他们的事，转眼就是婚礼。这一切太魔幻，她仿佛活在一场由不得她的梦里。

你不结婚？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小白不是挺好的吗？母亲竖起两条褪了色的眉毛。

挺好，可是还……她想还嘴。

可是什么可是？过了这个村，就碰不见下个店，早晚都是结。从小母亲就擅长堵住她的嘴，这一次仍然奏效。她实在想不出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拒绝。

为什么是我？吃过饭，两人等着对方洗碗，都在缓慢地扒拉饭碗里最后一粒米饭。曾宁突然问。

什么？老白抬起头，有点发愣。

为什么当初选择给我送早餐？和我结婚？她压低了声音，对门有人回来，房间不隔音。

唔。他放下碗筷，用纸巾抹了抹嘴，靠在椅背上，神色慵懒：因为你人好。

人好？她似乎听懂了一般，点了点头，将碗筷收到厨房的水池里，打开水龙头。她以为答案会是美丽、性感、优秀中的一样，或者是一句“我喜欢你”，哪怕是敷衍也好。他却说她人好——仅仅和一个好人结婚，是不是挺可悲？

他盘腿坐在床上，边看电视边嗑瓜子，瓜子皮纷纷扬扬落进地板缝里。电视里，一档相亲节目正如火如荼上演：婚姻是需要双方维系的，不光是妥协和退让就有用，恭喜二位！接下来是鲜花、祝福和掌声。

曾宁结婚那天，交换完婚戒接吻的那一刻，礼堂里漫天落花，几乎看不清对面的人。她闭着眼，只管按照司仪的指令做。缺少温度的一个吻之后，两人挽着手臂下楼梯，生怕摔倒，生怕出错。那盛大的欢庆场面也能算作幸福的一部分吗？她低头擦灶台上的水，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她忙着擦，眼泪忙着掉，越用力擦，眼泪越多到擦不净，最终眼前什么都看不清了，只有抹布的白影徒劳地晃。

怎么了，你？老白见她许久不进屋，奔到厨房找，嘴角粘着半块黑乎乎的瓜子皮，眼睛寻摸着灶台上的嘎啦果。

她没有抬头。没事，刚刚把洋葱切了切，明天做蔬菜沙拉吧。

他应了一声，转身回屋。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屋里传来瓜子接连开裂的噼啪声，像夜晚当空爆裂的烟火。

洗完抹布，拧干晾在窗台上。夜里九点，窗外车水马龙，霓虹灯和路灯将整条公路照得透亮，灯火一直延伸到远方。下班的人流还堵在路上，城市像一架无休止的机器，吞下无数梦想，吐出生活的残渣和垃圾。真是个热闹非凡的夜，每日做饭洗碗擦地，她竟从未察觉。

最近怎么样啊？有消息了没？曾宁知道他们在问什么。回家吃年夜饭，整张饭桌的人都向他俩投来期许的眼神。他憨笑着说，没有呢，有消息了一定告诉大家。一个远方的叔伯拍着他肩膀，打趣道，小伙子，还要加把劲啊，你叔叔像你这个年纪那会儿，简直神勇！全家人都笑了，几个男人拍着手掌，笑出了眼泪。她用力踩他的脚背，恨不能将头埋进饭桌底下。他没事人似的笑，一脸好脾气。

结婚不到一年，所有人都来打探孩子的事。她以为辛苦将她养大的母亲应该能理解生养一个孩子的痛苦，劝她谨慎。母亲听了，不屑地撇撇嘴，说，你想太多了，要孩子是一个女人的本性。她缺少这种本性，也畏惧这种本性。但身边所有人都说，那是自然而然的事，顺其自然吧。于是她成了人人口诛笔伐的异类。

来到婆家，问候不到三句，便绕回这个话题：人丁兴旺是衡量一个家价值的根本，造人也要提上日程啊。公公点头赔笑。老白也不言语，朝她诡笑。她脸上在发烧。是不是做了母亲，就能堂而皇之、不露难色地提起性？她是不能辩驳的，更不能主动提及和孩子有关的话题，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引来成千上万的追兵。他们迫切地把她不想要孩子的“自私想法”扼杀在摇篮中，然后击鼓吹号，欢庆胜利。

母亲开始发给她孩子的照片和视频，网上的、路上拍的，哭闹的、欢笑的，还有孩子的小衣服和小鞋子。不知是为了激起她淡漠的母性，还是不好明说只好暗示。她见一条，删一条，删到最后，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残忍。一个因为年老丧失了生育能力却无比渴望孩子的母亲，有没有权利和资格去催促已婚的女儿怀孕生子？

算了，他们也不容易。我们自己知道就好。老白劝曾宁。他不知道的是，每晚在他睡熟后，曾宁都在他的鼾声里辗转反侧，想到一个孩子的出世会如何改变他们原本就毫无激情的生活。他不在乎。想促成这件事并不复杂，他只要在清晨闹钟响起时翻个身就行，接下来的事，无疑都是她的。长达九个月之久的妊娠反应，早期的孕吐，肚皮上的妊娠纹，刀疤，止不住地溢奶，随身携带尿布和挤奶器，头几个月无法安眠，喂奶，换尿布，擦孩子屁股上的屎尿，一刻也不能离身。她会被一个由两个人共同制造的麻烦死死困住。她知道自己照样会爱那个孩子，呵护那个孩子，根本不当这些是麻烦，可如果真到那一步，还有第二条路可选吗？

其实要个孩子也不错，可以陪我玩游戏。他吸溜吸溜地嘬着滚烫的白粥，漫不经心地提起，头也没抬，像评价这碗粥的干稀一样随意。连续一个月，他都提到孩子的事，曾宁不知道怎么搭腔，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

直到那天，闹铃响了，他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压在她身上，她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在冲撞中感到体内有什么像水纹一样荡漾开来。她立刻推开他，坐起来。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面无愧色地看着她。她查了查日历，不是安全期，朝他吼，为什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他坏笑道，没关系，哪儿那么容易怀孕。她想也是，一个前同事想要孩子，要了一年半载都没要到，她心理上这么排斥，怎么可能。于是嘟囔了几句，心神不宁地挤地铁去了。

当月，月经没来。她不死心，继续等，直到看见两条分明的红杠，整个人才向无尽的深渊坠落下去。她想哭，想喊，想骂，想动手打人，但终究什么都没做，只是把验孕棒用手纸七下八下裹起来扔进垃圾桶，提起裤子，走到洗手池前重新梳了梳头发。回家后，她照旧炒菜做饭，洗碗，蹲在地板上用手指抠出地板缝里一个个瓜子皮。

有一个多月，曾宁没和老白提这件事，怕他的任何反应都会戳伤她。明明是他处心积虑，她却是最终承担后果的人。她不知道该对谁讲，怕别人误解她的意思，她不是炫耀，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是矫情。都不是。思来想去，这件事只能由她一个人默默吞咽。

再一次想逃。逃回老家去。那里正是深秋，浸着冬意的秋凉足够她清醒的了。老白因为工作的缘故没能跟去，曾宁庆幸这个谎还能瞒得久一些。

你怎么回来了？不用工作吗？小白呢？母亲起身迎接她，步子略微蹒跚，手里拎着父亲的袜子。父亲照例不在家，他总不在。

还是那个家，什么物什都摆得井然有序，窗子上的福字又卷曲了一点，厨房里永远弥漫着熟米的香气，她的房间里还封印着她的少年和青年。推开那扇门，屋子里的灰尘一并在夕阳底下飞舞，墙上的旧海报和书柜里的磁带静静地等她回来。她望向窗外，院子里的孩子们玩着她小时候玩过的游戏，玻璃丝传电，红灯绿灯小白灯，老鹰抓小鸡。有朝一日，她肚子里的孩子也会那样奔跑嬉闹，她会教他玩那些游戏，等他投入她的怀抱。

丢下工作，关掉手机，挽着母亲到几条街开外儿时奔跑过的老院坐了整整一下午。玩过沙土、打过冰滑梯的小花园被水泥路填平，竖起“共建和谐社区”的宣传牌，满园的丁香树换成了灌木丛，修剪成规矩的平头。一只狸花猫在藤架下面望天，那片藤架曾经是块空地，堆放冬天烧锅炉的黑煤。院子里停满了车，几乎少有孩子落脚奔跑的地方，小时候只有一辆废旧的货车停在那里，她和玩伴在车旁捉迷藏，蹲在地上，透过车底盘下的空隙偷看对方的脚。她们在那仅有的一辆货车前拍了张照，洋气得很，照片至今还夹在当年的相册里。以前大人们乘凉的凉亭还在，只是涂成了棕红色，石桌石椅打磨得光溜溜，当年她跑累了，就奔向这里，倚在母亲怀里，喝五角钱的大白梨汽水。

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大院里，曾宁第一次背起书包，和人炫耀过红领巾，翻找过泥土里的塑料子弹，抓过虫子，玩过火，奔跑过，流过汗，吹过牛，盼望长大，以为母亲永远不老，自己一生都将自由。

风大了，咱们回吧。母亲的老寒腿怕是又犯了。

她不吭声，低头走着。这里不久后会被铲平，住户迁到市郊，老院拓宽成街道，鸣笛声和轮胎印会将这里淹没，她的丁香树、沙堆、狸花猫、凉亭、食杂店、大白梨汽水都将不复存在。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都被记忆埋葬，只有夹杂着泥土气息的春风还在这里逗留，还存有儿时的残念，和她偷偷耳语：终于如愿长大了，喏，这世界美不美？

当晚，她在睡过十年的小床上安稳地睡着了。她梦见自己遇到了爱情，从滚烫的沸水中只身爬了出来，秋风凉津津的，吹在脸上，身后尽是烂漫盛开的馥郁丁香。

她只有二十八岁，她还不想衰老。

---2017年11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