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您举报过群租房吗？这是回访电话，您楼上的群租房已经被拆除。请对我们的服务做出评价。”

这是尤子这两个月来第三次接到这个电话。差不多一年以前，她的确打过一个号码，反映楼上群租房的事，如果不是这通回访电话，她都快忘记了。

“我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和前两次一样，尤子都会在对方挂断电话前补问一句，“楼上的住户后来去哪儿了？”不出所料，她得到了同样的答复：不清楚，这个不归我们管。

这座城市这么大，总会有他们的容身之所吧。她这样安慰自己。

五年前，尤子从老家四川来到北京，在一家国际劳工组织的分局做合同工，负责拟定劳务合同、组织会议、出差参与社会调查。有人听见“国际”两个字，就瞳孔变大，双目放光，条件反射似的竖起大拇指。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过是在最迷茫的年纪听从家人的安排，硬着头皮通过了公务员考试，然后照猫画虎把“权利”“发展”“公平”“对话”等字眼写进文件，整理装订好送到领导办公室，等着月底领工资交房租的区区小职员。单位百号人里，她从加入的第一天起，就是最低的职级，拿最少的薪水，做烦琐却没什么价值的工作，更没人叫得出“阚尤婧”这个古怪的名字。最难熬的是部门聚餐和年会之后的庆功宴，尤子不会说夸人的漂亮话，接不住别人抛来的玩笑，对美妆和时尚穿搭几乎一无所知，只好坐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期盼“今天就到这里吧”这个动人的结束时刻。

局长好。这么简单的问候，她学了两年才说得出口。星期五中午，她吐出“局长好”三个字之后，在巴掌大的电梯里再没话可说。还好有两个别的部门的姑娘，看样子不比她年长几岁。“局长今天看起来真精神，是不是换新发型了啊？”“能不精神嘛，最近肯定有好事！”“瞧你说的，局长什么时候没精神过？咱们可得当榜样学着！”局长从头到尾不说话，哈哈大笑。尤子偷偷打量几眼，分辨不出那神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从一楼到六楼，只有她做贼般耸着肩膀，含胸低头缩在电梯一角。

身边的人每天都斗志昂扬地聊职业规划，谈人生理想、责任和义务，连赚钱养家也被渲染上亮丽的玫瑰色，大概只有她，无时无刻不渴望从纷扰的人群中挣脱，躲起来，缩进被子，或者干脆退回到温暖的子宫——没有闲言碎语、胡乱猜测的安宁之地。

她本以为会一直这么干下去，像父母那一辈，一份工作做到老，退休后每月拿一份不低的退休金，在攒了一辈子的钱买的房子里颐养天年。那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一晚，她一如往常熬夜写文件，困到恍惚时不小心漏了一处案例，稀里糊涂得到了相反的数据。第二天合作机构打来电话，领导将办公室里的座机摔向墙角，她在门外听见电话落地时的脆响，像人的骨头被生生折断的声音。她红着脸去道歉，写好了辞职书，却因为不在招聘季，部门正缺人手被压了下来。好自为之，领导留下四个字，她听出了咬牙切齿的恨意。美梦瞬间像泡沫一样飘进空气里破裂，化作看不见的零星水汽。

那天之后，开会成了她的噩梦，她低头咬着嘴唇，担心有人叫到那个一直被读错的名字，担心自己担心的终于成了真。她知道规矩：从踏出校园的那一刻起，再没有人包容她犯错，没有人替她担责任，哪怕她才入行不到一年，周围没有一个人告诉她该怎么做，她也必须像个老手那样，挺起腰板，担负所有对于年轻的偏见和猜忌。

“因为她是九〇后啊，想一出是一出。”“独生子女嘛，既不能吃苦，又负不起责任。”她无数次想冲上前去，揪起对方的脖领，不顾一切地大声辩解。她想说笔记本里彻夜研习过的资料、一笔笔写上去的字迹、无数个在焦虑中熬过的不眠之夜，都能为她正名。

“还是太年轻了哟。朋友圈里都是吃吃喝喝，这代人不行，都被惯坏了。”她松开攥紧的双手，同事们的说话声慢慢从耳边消退，她顿觉自己轻如一片羽毛，从会议室半掩的窗子飞出，在不知方向的浑浊的风中飘荡，翻滚，上升又跌落。

她掠过满目繁荣的城市，昼夜施工的大楼在她的身体下面一幢接一幢崛起，奔忙的人群从她身上深一脚浅一脚踏过去，他们彼此推搡，谁都不肯停下来哪怕一秒。掠过荒芜的村庄，一处处房屋被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梦里一次次重回久远记忆里的故乡，村落和流水还在，乡音和故人已改。她掠过那些对成功的渴慕和颂扬，掠过衰落的历史和响亮的许诺，和记忆有关的文字从她的视野里淡去，再也想不起。有时飓风裹挟着她瘦弱的身体加速向前，有时她在柔风的呢喃中目眩神迷，步履踉跄。她用尽全力飞翔，飘荡，不知道最终能降落在哪里。

来京城，是她的一次冒险的迫降。

十月，老家的酷暑慢吞吞褪去，她坐了近十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这个干燥之地，拖着两个齐腰高的行李箱住进旅馆，一天八十八块钱，楼下是便宜的包子铺和泛着膻味的羊杂汤店。她梦想去大公司做一名白领，日剧里，白领女主角都穿一身正装小套裙，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奔走在豪华的办公楼里，穿梭于阳光充足的会议室，她们自信大方，精明干练，对着陌生人也能侃侃而谈。尤子太想成为这样的人了。

白天，为了躲避旅馆打扫卫生的阿姨，她抱着笔记本电脑和简历到包子铺，点一笼十块钱的猪肉馅包子，坐上一个上午，午饭高峰期偷偷溜走。从朋友推荐的租房网站上找房，不是地点太偏就是租金太贵，银行卡里只有上学时攒下的一万块奖学金，不够押一付三，只能找远离地铁口的合租房。从大学时代诡异的寝室氛围中逃离，和陌生人搭伙过日子本是她最抗拒的事，眼下也成了生存不可少的一环。

年轻人，不吃点苦哪儿行，况且你这点苦算得了什么？连出租车司机都这么劝她。若干年前，他们也和她一样，从家乡奔赴此地，将赚来的钱汇回老家，支付父母的医药费和孩子的奶粉钱。

“你信马云吗？”师傅狂躁地按喇叭，塞进左转弯的车流，滔滔不绝地讲起马云的创业史，比马云本人还如数家珍，“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信！人都是这么拼出来的！你说是吧？谁能舒舒服服地赚钱？”他生于七十年代，鬓角齐整的白头发让他看上去老了十岁，熬过二十多年后，除了一处标价攀升、人人欣羡的房产，他的焦虑和不安并没有减轻一丝一毫。

“马云说了，人啊，要有梦想。”马云说过许多话，许多人说过“马云说过”。尤子恨自己没早生几年，那时这里还不是寸土寸金，外地人还能靠自己的努力找到安身之所，还能用“过来人”的语气说话。而现在，她站在人声鼎沸的岔路口，眼前的黄灯不停闪烁着，她不知道接下来等到的是绿灯还是红灯，该走还是该停。

尤子看的第一处房子在三环边上，位于繁华的闹市区，楼下水果摊的榴莲味、烧烤摊的油烟味、烤冷面的劣质酱料味飘上二楼墙皮剥落的旧板房。门口鞋柜的一扇柜门向外歪斜着，进门时差点磕到腿。门廊尽头，两片花布帘子隔出一小块十平米不到的空间。网上的信息里写的是“开间”。里面仅有一张一米宽的折叠床，地上瓷砖开裂，地缝里积攒着经年累月的泥垢，墙角一张破碎的蜘蛛网成了灰尘的落脚地。大屋正中央的床稍宽些，也是铁栏杆木板床，没有衣柜、饭桌和洗衣机，房间内空荡荡的似乎有回音。房东一脸严肃地抽着烟，站在阳台门口，身后垒起高高的杂物：旧拖鞋、变了形的晾衣架、破了洞的黑雨伞、老式雨衣、熏黑了锅底的铁锅。窗外停满车子的小院里，跳广场舞的人正享用着属于他们的狭小空间，收音机里的男人用沙哑的嗓音高喊：“留！下！来！”

“看得差不多了吧。”那人不耐烦起来。“小的那间，”他用下巴指了指门廊玄关处的帘子，“一个月两千五百块。”尤子双腿一屈，坐在铁床边上，一个塑料花瓶从床头后面掉下来，乒乒乓乓响。“大床房，一个月四千块。”见尤子面有难色准备离开，一直不动声色的房东从嘴角挤出一个谄笑。“就这房子，三环以内，您租去吧，根本租不到！就这间还是前天小两口回老家才富余出来，您后面还有三个人排队看，估计今晚就租了。”尤子看了看表，晚上八点半。她必须尽快从这间灯光昏暗的屋子撤离，趁它还未完全吞噬她在这里立足的幻想。

第二间出租屋的地点在城北。看房当天夜里刮起大风，沿街的塑料袋和碎纸片随风飞舞，白天的雾霾挨到夜晚，将天空染成一片低沉的橙黄色，路灯和车灯都是雾蒙蒙的一团，看不见月亮。尤子和中介约好，坐上了一个平头小伙子的电动车，在漫天的纸片碎屑里左躲右闪。小伙子比她还小三岁，来京两年，住在六环以北，他穿着中介统一要求的西装，胸前挂着工作牌，娴熟地在风里骑行，异常英勇。

尤子刚迈进屋子，抖掉沾在卫衣帽上的枯树叶，便被一股刺鼻的涂料味呛出了眼泪。“这房子……刚装修完吧？”“有一阵子了，两三个月吧，能住，机器都检测了。早上还有一个小姑娘来看了，挺中意的。”尤子在浓烈的气味中用力屏住呼吸，忽然想起高中时的密友家里换新房装修，为上学方便急着搬了进去，不到半年被确诊为白血病，高三读到一半就去世了。她们曾约定一起到北京读大学，去博雅塔边未名湖畔。在那个四川小城，能到京城顶尖的大学读书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因为这个约定，尤子满怀斗志，在这件事发生后却如松了弦的箭，直直扎进泥土里。她最终考进家门口一所二本大学，被调剂到了哲学系。她的大学没有博雅塔和未名湖，只有不断逃课让她帮忙签到的同学，还有一节节云里雾里的哲学课。

“你觉得怎么样？这房子虽老，但地点不错，朝南向北，明厅明卫，邻居都是老人，安静得很。”平头小伙子高亢的嗓音将她拉回现实。

尤子逃也似的冲进黑夜。夜里十点，街上车水马龙，应酬的，醉酒的，恋爱的，接吻的，抱孩子去医院的，路边卖玫瑰花的，摆摊贴手机膜的，练习滑板的。在老家，九点钟不到，路上就没什么人了，人人安于生活的贫瘠，也被这贫瘠带来的安稳感滋养着。尤子不曾同时被这么多人包围，也从没有尝过这般无处逃遁的孤独。这里的人如一颗颗互不干涉的星辰，在夜空里擦身而过，孤独像从远处蔓延而至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喧嚣着，肆虐着，永无止尽。她不知怎的想起了老家的邻居们，从她出生，他们便在那里，看着她长大，成熟，她看着他们衰老，死去。张阿姨家的泰迪去年在路边被车撞死，今年又添了两只小泰迪，叫声更尖了。刘大妈的儿子找不到工作，在小区里捡纸箱收报纸，手臂上的纹身洗得发红，若隐若现。王婶的外孙女今年该上小学了，逢年过节见面时大声喊“阚姐姐好”，不会念错字。吴伯伯种的花该开了，整个走廊回荡着淡淡的花香。

走在回旅店的路上，尤子掏出手机，想和妈妈聊聊让人匪夷所思的中介、高昂的房租和吹得她满脸灰土的倒霉大风天，打开通讯录，手指悬在半空中，又收了回去。

转过临近旅店的一处街角，她听见有人说“尤子今天已经做得很好了”，她笑了笑，回过神，发现声音是从自己的胸腔里发出来的。嘴上说着不许哭，可还是流泪了，蓦地怀念起邻居们表情夸张地说她“长高了”“变漂亮了”“越长越像妈妈了”。那时的她还是个满院疯跑的假小子，没拿这些话当回事。

打那个举报电话前，尤子和一对情侣合租八十年代建起的小区公寓。四十平米的房子里，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生活着，那对情侣在客厅压低声音说话，房间里也从未闹出过什么动静。尤子则尽量在单位解决晚饭，以免打搅他们的二人世界。更多的苦恼来自年久失修的家具和家电，洗澡时喷头掉落、马桶的冲水按钮失灵、厨房的水池管道堵塞、卧室窗子的把手折断、不合时宜地断网、停电、停水、停气……房东大概是将尤子的手机号码拉进了黑名单，电话打不通，她便自己学会了修理家具家电，不劳烦别人动手。

两年前的一个早上，尤子起床后推开卧室门，发现客厅的瓷砖上散落着白花花的墙皮。她蹲在地上研究了一会儿，隐约闻到一股烧焦的胶皮味，起身沿墙壁望上去，洗衣机上方的墙里呲呲地响，像是火炉里那种噼里啪啦的动静。天花板和墙壁交界处，一块碗口大的窟窿里冒着火苗。出于本能，她敞开门窗，站在走廊里拨通了火警电话。不久后，消防员赶到。那时墙壁中的火苗早已熄灭，客厅里飘着薄薄的烟。

尤子和消防员一道，敲开了楼上邻居的门。门嘭地弹开，洗衣粉味混杂着浓重的汗味，呛了她一个趔趄。客厅的旧式洗衣机正轰隆隆地转着，一旁的大红洗脸盆里泡着乳白色的大褂。左手边的布帘裂开一条缝，露出两张木板床。右侧卧室里是七八个人的上下铺，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光膀子叼根香烟，窝在暗蓝色的被子里，被面黑得发亮。前来应门的人一口东北腔：“咋的啦？等会儿俺们还得上工呢。”

一连几晚，尤子都能在凌晨两三点听见楼上的响动。夏夜，窗外的虫鸣此起彼伏，耳边蚊子哼哼地叫，仍盖不过楼上铁床频繁撞击地面的声响，还有一群男人的笑，有酒瓶陆续倒在地板上。失眠的尤子蹑手蹑脚走到楼上，站在漆黑的楼道里，听见门那头的人摔着扑克牌，哄笑，骂脏字。她想敲门，没敢。

“上工也不行，赶紧把洗衣机关掉，楼下电线冒火了。”消防员说。原来洗衣机的水沿着墙壁渗下来，原本老化的电线短路了，烧了起来。东北男人不太情愿，挠着头拔掉了洗衣机电源，不等关门，又窝回床铺闭上了眼。

继那次悬而未决的敲门之后，一连两周，尤子都不能合眼，陪伴她的除了蝉鸣，就是楼上的笑声和骂声。上班时，她眼前的文件现出一重重叠影，开会的间隙莫名亢奋。早晚上下班高峰的地铁里，她困到快要瘫倒在别人身上，闭上眼，分不清是梦是醒。

她于是写了一张字条，以恳求的语气请楼上的住户夜里十二点后安静一些。他们是邻居，不是吗？她甚至想像小时候那样，提一个西瓜，请他们所有人吃。“去了北京之后，别把人想得太好，你一个小姑娘家……”妈妈不放心，每回打电话都嘱咐几句。尤子想起来，放弃了送西瓜的想法，趴在自家的房门上，等楼道完全安静之后，做贼一样爬上楼，把纸条贴在房门中央：“家里有老人，旧楼不隔音，可否夜里十二点之后稍小声些？多谢了。邻居（笑脸）。”

她就是那位“老人”，也是“邻居”本人。语气还算客气。他们不会吃掉你。她给自己壮胆。不敢和人提要求，学不会拒绝，明明在意得要死，也宁愿憋住不讲——这多年的顽症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小时候父母无休止的争吵，斡旋，辩解，诋毁，使她变成家里多余的人、摇摆天平的稳定支点。她练习化身为一个花瓶、一块肥皂，某种没有生命的物件。

当晚入夜后，酒瓶声，扑克牌声，床板咯吱声，笑声，骂声，没多也没少。如果消息准确，楼上住的是附近一家餐馆的服务员和帮厨，都是从外地来打工的。饭店包食宿，饭店老板租下了这间不足四十平米的房子，八九个人住，平均一个人的租金五百块左右。在这个地界是相当便宜的价格了。

消防员掀开消防记录本，让尤子签个字便离开了。房间里的焦煳味久久不散。

白墙里的电线接上了，窟窿还在，修电线的说，他们不管糊墙，糊墙要找物业。尤子找来物业，一个圆滚滚的肥硕男子怎么都爬不上借来的木梯子，连连道歉，摇着头走了。她想找房东说说糊墙的事，又觉得没那个必要，下次万一再烧，省得刨开了。上一次是卫生间渗水，维修工人掀开整张隔板才修好，卫生间棚顶的塑料板少了大半。这一次是客厅渗水，墙壁上留下一个洞。下次呢？

“请问可以举报群租房吗？”恐怕只有这么一条办法了。举报电话是朋友发来的，说是之前试过，效果不错。“他们抽烟抽得可凶了，说也不听。”朋友家隔壁也是群租房，夜里十一二点，几双脚在楼道里重重踏着，半夜喝酒打牌，隔着房门都能闻见烟味。朋友家的孩子还小，房子又是新买的，几次沟通无果之后想到了举报。“买房和租房不一样，买房像结婚，租房就像谈情人。我这结了婚的人，只能管教，不能退让。”“可能是白天他们太辛苦了吧。”“辛苦？他们夜里那叫一个不消停。但打电话不到一个月，他们就搬走了。”朋友冲尤子露出胜利的微笑。尤子听得直点头。

这样也好，说不定老板良心发现，能给他们多租上一间房，只要这里留两三个人，就不算群租，也能过得稍微体面一点。

“请问您举报过群租房吗？这是回访电话，您楼上的群租房已经被拆除。请对我们的服务做出评价。”第一次接到这通电话时，尤子已经搬离那个小区了。搬家那天，她抱的文件夹叠到鼻尖，和楼上窝在暗蓝色被子里的男人擦身而过时，她微微点了点头，他望向她的眼睛，眼神空洞。他早就不记得她了。他们做过邻居。

搬进的也是老房子，距离单位不近，离地铁口也快两公里。优点是楼层高，左邻右舍没有群租房。租金比两年前翻了一番，尤子交上头三个季度的钱，咬了咬牙：花钱图个清静。

下班的地铁上，手肘和后背不友好地顶着她，羽绒服底下起了一层虚汗。地铁启动，尤子努力站稳，两只靴子卡在几双脚中间。等等！刚刚电话里说的“拆除”是什么意思？之前楼上的群租房是顶楼，不是当街的门店，怎么拆？那一年，全市大兴街道改造，不仅一口气拆掉了不少沿街的广告牌，还拆除了许多做小本买卖的门店。家附近的螺蛳粉、西安小吃、格子铺、食杂店，几乎一夜之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齐刷刷的崭新灰黑砖墙，上面刷上简单直接的宣传标语。有的门店没有马上关门，只在糊好的灰墙上开一扇窄窄的窗，送外卖的人隔着窗子取餐，窗里头的偷偷往外面送餐。过不久，这些窗也都变成沉默的墙，叫人看了说不出话。每次路过这里，尤子都不住琢磨：用长筷娴熟地挑起螺蛳粉的广西大妈、亲自将肉夹馍递到她手里的陕西大叔、食杂店里嗑着瓜子看球赛的秃头老头，不知道还在不在墙后面？不在的话，他们又去了哪里呢？

从地铁站回家的路上，吃过饭的老人们牵着狗站在路边聊天，不必刻意偷听，尤子就能分辨出老北京人特有的腔调，其中混杂着和骄傲有关的微妙情绪。那些人（她喜欢称他们“那些人”）都是怎么生活的呢？来京城的这些年，她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为了被人认可死命撑着，睡觉时梦见错过上交文件的日期而惊醒，在夜里十点钟的地铁上打过盹，为赶一场场会议磨平了鞋跟。

她数次从那所和同学约定好的学校门口牌匾底下，从那些争相拍照的人中间穿过，却已经不记得当年的心情了。生活与工作变得含混不清，领导开会时说，要保持二十四小时开机状态。换一份工作吧？和同在京城打拼的老同学聊了几次，他们无一不是随叫随到，免费加班，像一块昼夜燃烧的木炭，被慢慢榨干。她依然被叫错名字，有时只被一个“哎”代替。只有发工资时才让她感觉自己还活着，价值是银行账户上的一串数字，那是她少有的短暂的荣光时刻。

打破这荣光的是爸爸时不时打来的电话：“年薪能达到多少？你知不知道你吴叔叔家的小军一年能挣七八十万？他连大学都没上，学历还没你高呢。”“你什么时候能搞到北京户口？什么时候买房？等你买了房我好去你那里养老。和你妈的关系是一回事，你到时候可别不管我。”爸爸以前说过，从家里搬走是他最正确的决定，有点像一下子从水里探出头，终于免于溺死。而她怀念的是小时候的爸爸，他宽厚的肩膀扛起她，在春风里跑，风筝在天上，线在她手里，他们不谈户口、房价和未来，只唱她喜欢的歌。

连滚带爬地挤出地铁，尤子顶着寒冬里瑟瑟的风，和一对中年夫妻同时进了电梯，两根手指戳到同一处按钮。哟，你也住十二层！咱邻居！房子租的吧？看你年纪轻轻的也不像能……男人扯了扯女人的衣角。

回家了，如果这也算是个家。

旧楼水管改造的电钻声刚停歇，走廊里装修工人的烟味便顺着门缝钻进屋，一袋袋水泥垒在走廊的墙角，涂料干涸后的白末散了一地。她像一摊泥一样瘫在床上，被柔软的床褥包裹着，被子是从老家带来的，还有那里的气息。尤子大口吸着，她知道，找不回的终究是找不回了，但不代表要放弃去找。

打开电视，任凭综艺节目里的假笑和肚子的叫声交相呼应。隔壁传来电视关机的音效声。有邻居就是好，至少还知道有人生活在你周围，哪怕他们出现时大多用狐疑的眼神打量着你，问：“新搬来的？”然后摇着头，砰地关上房门。

有邻居的地方，才叫家吧？

又一年入夏，新小区安静了很多，蚊子、蝉鸣、男人醉酒的吆喝声，大约是因为楼层的缘故，都听不见了。尤子的失眠也治好了。

左邻右舍都是安家在此的本地人。他们曾在电梯里谈起这一带的房价，纷纷感叹：小区条件不错，幸亏买得早。躲在角落里的尤子听得很安心，能和这样的人做邻居，说明自己生活得还可以，也就忘了那通电话和男人无神的眼睛。

早上七点半，尤子照常出门上班。防盗门中央，赫然贴着一张沾有茶渍的字条，字迹细密，微微颤抖：

“老人睡眠轻，夜里小点声，谢谢。邻居。”

---2018年3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