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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上空空荡荡，这栋建筑仿佛迷宫。太奇怪了，以至于你都怀疑找到目的地本身就是个实验。

最后你还是找到了P4040房，敲了一下门，心里不只是有点紧张而已。你的室友上次坚持了三天，但你不确定自己能否搞定。一个实验室的管理员来应门，让你坐下，开始解释这个实验。

你会被安排到一个小单间里，只能在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出去。白色的灯光把房间照得很亮，空调一直开着，狭小的屋子里回响着机器运作的嗡嗡声。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其他什么都没了。你会被要求戴上不透明的眼镜，虽然你可以睁眼，但是你能看到的只是整齐划一的白色。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戴上一双奇怪的手套，这副手套会限制你的活动，还会限制你的触觉。你甚至没法给自己抓痒。

“我们想了解人类是如何应对单调乏味的环境的。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你紧张地摇摇头，快速地上了个厕所，想着要不要在实验开始之前出去跑个步。

一旦安顿在那个房间里，你的头脑也就开始平静下来。这不是很糟，你想着。但不久后你的思绪开始游离。你想着自己的课业任务和周末想去的派对。最终，你沉浸在怀旧的沉思中，回想着你一生中的一件件事，比如，小时候哥哥教你骑自行车。你试图描绘出更多细节。你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平静。在某个时刻，你想到，实验已经开始多久了？随后你又陷入神游，你发现自己很难专注于一条思路。一个想法打断另一个想法，总是这样。

然后，你看见了它。起初只是一团阴影，很快变成一个人的样子。高高的，可能穿着一件长风衣，其他细节看不清楚，却是潜伏在暗处的威胁。这是真的吗？这也是实验的一部分吗？你的呼吸变得急促。是时候叫停实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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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麦吉尔大学的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伍德伯恩·赫伦（Woodburn Heron）及其同事主导的感觉剥夺实验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发表。这项研究的目的本来是探索人们面对单调的行为反应。然而，实验设计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设想，他们剥夺了被试的所有感觉。除了单调之外，孤立——环境上的和心理上的——也是无聊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段虚构的叙事基于赫伦（1957）。参与者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地退出实验（尽管许多人待了数日），而且绝大多数人的幻觉体验都没有此处这个人的想象那么不祥。]

正如第二章提到的那样，单调的确是无聊的主要驱动力。对于赫布和赫伦来说，为了单调而研究单调只是烟雾弹。他们这些奇怪实验的背后的真相全然不同。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关想知道战俘为什么会转而拥护与以前不同的信念。赫布偶然被邀请出席了一场会议，他觉得也许感觉隔离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赫布和赫伦的研究只发表了一部分。赫布主张发表所有的结果，但被委托这项实验的情报机构阻止。最终，这项工作被歪曲为心理逻辑酷刑的始作俑者（Brown, 2007）。这项工作的实际意图是查明感官剥夺与宣传运动相结合是否能成功地改变一个人对超自然的信仰（见Raz, 2013，对赫布研究之外的其他感官剥夺研究的描述）。]。此后，他就设计实验来验证这个想法。实验结果对人类如何应对稀疏的感觉刺激有着深远影响。

赫布和赫伦的实验结果显示，我们有着以一种自主的方式和环境交互的需求。摆脱无聊不仅仅是摆脱单调，也不仅仅是寻找意义（我们将会在下一章阐述这一点）。摆脱无聊也在于找到和世界、和他人交流的方式。在赫布和赫伦的实验中，被试大概是因为实验奖励才留下，一待就是好几天。不管待了多久，大多数人很早就睡下了。对无事可做的被试来说，睡觉是个可行的选择。一睁开眼，发现自己的世界没有任何变化，最常见的感受就是不安。

此外，被试通常无法形成清晰简明的思路。空荡荡的屋子里没有任何感官刺激的引导，思绪飘忽不定，无法成形。集中精力将发散的想法整理成有意义、有逻辑的思路是很难的。我们需要感到和世界的连接，需要和能刺激我们感官的事物接触。没有这种连接的话，我们的认知系统无法正常运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试出现各种各样的幻觉也很常见，正如执飞长途航班的飞行员常说挡风玻璃上出现了大蜘蛛一样。起初，赫布和赫伦想知道通过感官剥夺和关于超自然现象的“宣传”能否使被试改变信仰。也许这就是给战犯洗脑的方法？经历过这个实验的被试的确更愿意相信超自然现象。这种信仰的改变是否会长期持续？这个方法也能说服战犯改变意识形态吗？这些问题都不清楚。

在感官剥夺这种极端情况下，我们和世界是脱节的。与外界隔绝的我们的认知系统变得衰弱，甚至不能从专注的白日梦中获得解脱。因为精神上没有投入，感官剥夺留下的只有无聊。除这些研究之外，我们还发现，在其他同样极端的情况下，孤立和无聊是一对不快乐的伴侣。这一发现强调了无聊不仅是对行动的呼唤，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即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并成为自己故事里的主角。当这些需求无法被满足，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并最终感到无聊。

极端环境

人类生来就是探险家。当看到落基山脉的奇观，谁不会怀有攀登的欲望？当看到一望无垠的湖泊和大海，谁不会好奇对岸的风景？无论这种探险的欲望是出于发现新边界的天生的动力，还是不安分的好奇，想亲眼看看山脉背后或者海对岸的风景，抑或仅仅出于对名利的追求，我们不断地把自己推向地球的尽头甚至更远的地方。山川湖海之外的世界和银河宇宙的边界向我们发出召唤[在Adam Shoalts最近出版的一本研究加拿大探险史的书中，他概述了从维京人到早期欧洲探险家的故事，并将好奇心、贪婪和对名声的渴望视为人类探索的动力（Shoalts, 2017, pp.24, 53）。]。有时，这引导我们去探索地球上最贫瘠、最荒凉的地方——北极和南极。在这些地方，除了极端环境带来的可怕的生理挑战之外，还有感官刺激的单调以及生存方式的僵化。地图制作者想象古代地图的空白区域有怪物存在，但他们没有预料到，孤立和无聊的恶魔会折磨那些探索这片土地的人。

想要研究在极端环境（有时被称作隔绝封闭环境）中探索和生活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会面临很多困难[Bishop（2004）.]。这一类目的不在于心理学研究的任务很少。研究小组的成员通常不多，其背景也很多元，所以研究成果很难为大众所知。这种任务有很大风险，每一次探险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会影响到小组成员心理情况的挑战。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对待他们的研究成果。

1898年，由挪威建造、比利时委派的“贝尔吉卡号”轮船可能给了我们第一个提示：极端环境的孤立性和封闭性也许能引起无聊。“贝尔吉卡号”是第一艘在南极越冬的轮船。对船上的美国医生弗雷德里克·库克来说，短缺的物资和坏血病随时随地的威胁都没有单调的生活以及缓慢的时间令人印象深刻。他写道：“我们被囚禁在无尽的冰海中，目之所及尽是乏味单调。我们已经讲遍了所有故事，不论是真是假，对我们来说都没什么不同。随着黑暗慢慢涌入，时间对我们来说越来越沉重。”[Cook（1909）.]

一位船员受够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离开这艘被冰困住的船，声称自己走都要走回比利时！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很多因素都是培育无聊的肥沃土壤。首先，由孤立而产生的单调：既存在于外部环境（无尽的冰海）中，也存在于可供选择的活动（所有故事都被讲遍了）中。其次，时间过得很缓慢，而周围环境并没有什么明显改变。库克医生并未提及的是，船上所有人都面临着自主权的彻底消失：这艘船的命运并不由他们自己决定，而个人的行动也很难对结果产生什么影响。近期的一些从太空到极地的探险活动也会给组员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分析对这些压力的抱怨证实了上述这些因素。细数这些迥然不同的环境，对人们最普遍的挑战包括自主权或对控制力的丧失、人际交往的矛盾以及由无聊引起的不安。[Bishop（2004）, table 3.]

一些人认为，隔绝封闭环境型任务有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会带来不同的心理特征。焦虑是最早期阶段的特征，中期则伴随着抑郁和无聊，后期则表现为幼稚的行为和胜利就在眼前的狂喜[Sandal et al.（2006）.]。这些研究都普遍支持一种观点：当无聊产生时，它被形容为不安——想要做些什么但又被环境所困。与家人和社会隔绝，又被囚禁在如此严酷和荒凉的环境中，二者的结合加剧了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性格差异也有影响。那些较容易接受新环境的人往往在封闭的环境里也能从容自如。那些神经过敏的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种性格的人容易感到无聊——过得就不会有多么舒坦[Palinkas（2003）; Palinkas et al.（2000）.]。有趣的是，对刺激的较低需求在极端环境下能够让人们不那么无聊。这暗示了在组员和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是一项挑战。如果你是那种无时不刻想来点新意或者改变的人，那么没有归期的北极苔原探险并不适合你。

需要注意的是，隔绝封闭环境里的一切并不都是坏的。如果你对新的体验的态度是开放的，那么这种探险还是有益的：对天地的广袤和自身的渺小的喟叹。这强调了性格特征和应对这类极端环境（以及应对无聊）的能力之间的联系。相较于那些神经高度过敏以及渴望改变的人，那些拥抱新体验和对外在刺激的需求更低的人更不容易感到无聊。有关个人体验敬畏的能力的研究很少[Shiota et al.（2007）.]。回想一下你第一次踏入一座宏伟的哥特式教堂或者是站在大峡谷边缘的感觉。文字也许略显单薄，但是你的感受绝对是敬畏的。对于那些能够在广阔但也单调的环境中感受到敬畏的人来说，无聊可能就不算什么挑战了。这是好事，因为在如此极端环境下的无聊可能有严重的影响。

有一项研究表明，在航天任务中，注意力和精神运动功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下降，然而心算能力和记忆力则不会如此[Sandal et al.（2006）.]。我们知道无聊和注意力不集中的关联很强，所以就我们对无聊的理解而言，这个发现并不意外。但是它的确反映出，极端环境下的无聊有严重的后果。当环境对警惕性的要求很高，手头的任务却是例行公事时（单调乏味的环境的信号），无聊对成功是不利的（第五章）。

战场则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反直觉的是，无聊也许能起到作用。如同那句谚语所说的，战争是持续几个月的无聊，期间有些恐怖的时刻。这表明无聊是在不同的时期产生的[这句话的来源很难确定。它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一名英国骑兵次长的信中，并于1914年11月4日发表在《泰晤士报》上。它也被认为是爱德华·阿瑟·巴勒斯的作品，他在《为未来而战》（The Fight for the Future, 1916）中谈到了一战。]。维和团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一项有关20世纪90年代在南斯拉夫执行任务的美国维和部队的士兵的心理压力的研究显示，有五种关键的心理因素：孤立、模糊、无力、危险或威胁，以及无聊[Bartone et al.（1998）.]。虽然任务截然不同，但正如极地和太空探险一样，与家人隔绝的孤独、失去自主权的感觉以及无聊在战场上也是无处不在的。在所有这些任务中，无聊更有可能在任务中期出现，一直延续到后期。无聊和枯燥的工作程序有关，在士兵眼中，这是指没有意义的“忙活儿”——也就是，为了做事而做事。铺床、叠制服和擦军靴对战斗来讲并不是真正必要的，但这些事能够很好地打发时间，尽管它们很无聊。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但仅仅是随便某个行动是不够的。正如我们在第二章里面简要提到的，自主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强迫要做的任务，或者说并非我们所渴望的活动，都让我们感到不值得，因此也并不会投入。被没有意义的任务而非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占据时间一定会带来令人窒息的无聊。

消磨时间

单独监禁则是另一种形式的隔绝。这是最早在19世纪的美国开发出来的一种监狱模式，称作宾夕法尼亚模式，它提倡隔绝所有犯人。这种模式并不仅仅是将犯人和社会隔绝开来，还要将犯人单独隔离，据称是为了适于犯人忏悔的需求（所以监狱又称“penitentiary”[忏悔（penance）和监狱（penitentiary）的词根相同]）[Arrigo & Bullock（2008）.]。最高法院1890年的一项判决强调，这种模式会产生很多有害影响。然而，这种监狱模式今天仍以各种迂回的方式存在，包括“安全住宅单元”“行政隔离”“安静室”“通信管理单元”等。[关于单独禁闭的同义词]

单独监禁不仅仅会引起无聊，它也会让我们管理思绪和行为变得更为困难，就像赫布和赫伦感官剥夺实验中的被试那样。这也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当自控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变弱，无聊一下子更具挑战性。试想一个人一天当中有23个小时被关在牢房里，他很难将思路串联起来，也很难从生活经验中找到意义。显然，自主行动的渠道很少，甚至没有。感官剥夺的程度和时长与负面的心理影响有关[Arrigo & Bullock（2008）.]。这些影响包括愤怒、压力和注意力不集中，其中很多都是无聊的温床，而无聊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Smith（2006）.]

近期，发生在加拿大的一些案例反映了单独拘禁最极端的后果。阿什利·史密斯（Ashley Smith）用衣服绕住喉咙，在狱中自缢而死，而看守得到的指令是，在牢房外看着她，只要她还有呼吸就不要干预。她已经被关了28个月的禁闭。亚当·卡佩（Adam Capay），一个在19岁时被控一级谋杀的原住民男子曾被单独拘禁超过四年——独自关在一间牢房，每天23个小时都开着灯。据称，他时而意识模糊时而清醒，经常用头撞墙。这些情况明显对心理健康无益。

2004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当年有25 000名罪犯被单独拘禁。当前数据在8万到10万之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网站Solitary Watch（2019），查询有关美国监狱单独禁闭的信息。]。当社交被严格限制，当可供消遣的书本和书写工具短缺时，监狱生活完全由外部环境决定。罪犯每天只能指望吃饭和有限的放风时间。处于隔离中的我们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在隔绝的极端条件下，我们能做的任何动作并非由自己而是由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规定来决定。对于这种依靠外部规范生存的真实描述可以参考克里斯朵夫·伯尼（Christopher Burney）的记述，他是一名“二战”战犯，对自己五百多天的单独禁闭生活进行了描述。伯尼根据送餐时间和照进牢房里的少许阳光来规划自己的一天。他强迫自己保留早晨仅有的一点口粮。做不到的时候，他的情绪就会一落千丈。外部规范是严格的，无法自我控制则令人崩溃。伯尼的禁闭生活反映出了对惯例和规律的需求的另一面——对多样性的渴求。正如他所言：“多样性并不是生活的调味品，而是生活本身。”[克里斯朵夫·伯尼是一名英国中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招募为法国抵抗组织工作。他于1942年被俘，并被送往弗雷斯监狱，在那里他被单独监禁了526天，然后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被送往比克瑙。他的叙述强调了建立惯例对于熬过单调的禁闭生活的必要性。当他没有坚持他的惯例（例如，把微薄的口粮留到一天后再吃），他的情绪就会变差。他在《单独监禁》一书中讲述了他的非凡故事，也强调了人类对社会接触和各种体验的基本需求（Burney, 1952）。]

但是，对那些被监禁的人——而非那些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缺少社交的人——来说，他们的无聊情况如何呢？这样的监禁仍然使囚犯与社会隔绝，远离家人和社交网，并强迫他们遵守严格的行为规范，限制了自主权。在一项有关丹麦的被监禁的青年的民族志调查中，对被关押的年轻人的观察表明，无聊渗透进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族志研究中的研究者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中，并尽可能不受约束地观察这个群体的行为。本研究的作者（Bengtsson，2012）在两个监狱中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她发现，当她在第二个监狱透露她的研究是关于无聊的时候，她得到了更多囚犯的接受和参与。当囚犯们觉得她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时，他们就更愿意参与。]。这群年轻人自述无聊是最普遍的心理体验，他们觉得每天发生的事情和任务完全没有意义，也感到自主权被剥夺。这项研究中的丹麦囚犯描述了他们如何反抗那些强加给他们的规定，如何进行各种形式的罢工。这些夺回些许他们被严格限制的自主权的尝试，是他们对无聊的直接回应。

可悲的是，许多囚犯自述，是无聊以及想要寻求刺激的欲望让他们惹上了麻烦。正如我们之前所概述的那样，高水平的无聊倾向与更高程度的冒险和刺激寻求相关。在某些情况下，这会导致犯罪行为[Bengtsson（2012）提到了“边缘操作”——年轻人正在探索秩序和无序之间的界限。一个人越接近无序，似乎就越兴奋。边缘操作和对无序的接近又可以被描述为挑战现状和权威。]。无聊是监狱生活的一部分，这一点在对英国成年囚犯的研究中也有显著体现。同样，在这里，外部强加的对日常生活的规制是部分原因[de Viggiani（2007）.]。囚犯无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们被各种规定他们可以/不可以做什么的外部规定压制着，而且感到自己在监狱中所做的事没有任何更宏观层面上的意义可言，所有事情都仅仅是“消磨时间”。实际上，对监禁的通俗表述“doing time”（坐牢，字面意思是“做时间”）很是恰当，因为犯人除了掰着指头数算出狱时间以外无事可做。没有具体的奋斗目标，也无法参与有意义的活动，时间就会拉长，无聊成为生活的主导。时间本身并不是恶魔。相反，事实是，在隔绝封闭的环境中，我们的能动性——影响日常生活的能力——被剥夺了，以至于时间变成唯一重要的事。

两个宇航员的故事

我们在本章中已经看到，从极地探险、太空飞行到监禁，在隔绝封闭的环境中，无聊滋生。然而，它不一定是这种环境的必然后果。个人对封闭环境的反应至关重要。短暂的无聊对我们来说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我们对无聊信号的反应才决定最终结果。我们在本章中强调的是，各种各样的隔绝环境限制了我们做出反应的选择。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无聊就会变得更难克服。两名宇航员——一名加拿大宇航员和一名苏联宇航员——的经历强调了我们如何应对隔绝环境的重要性以及隔绝环境可能导致的无聊。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宇航员瓦伦丁·列别捷夫（Valentin Lebedev）写了一本日记，记录了他在太空中度过的211天。211天在当时看来是创纪录的时间。这一航行任务于1982年启动，列别捷夫的日记中充满了太空隔绝环境带来的焦虑不安。他非常诚实地评估了他和他的队员们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常常陷入担忧之中，也常常陷入对自己的短处的反思之中。正如此前提到的，宇航员在执行此类航天任务时的初期阶段往往十分焦虑，而列别捷夫也很坦诚地写下了自己的经历。他自述，他担心任务不会成功，一直“很紧张”。列别捷夫谈到了时间变得漫长的感觉；在执行任务仅一周后，他写道：“烦闷的日常工作已经开始了。”就像那位被监禁的丹麦青年和南斯拉夫的维和士兵一样，列别捷夫自述，他做着听上去“繁忙的工作”——“地面控制中心布置了一大堆虽然挺重要但又很无聊的小事”，而“FCC［飞行控制中心］谈论着琐碎的事情”。[Lebedev（1988），引自pp.32, 60, 78。]

列别捷夫的经历与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Chris Hadfield）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2013年初担任国际空间站指挥官期间通过推特一举成名。哈德菲尔德同样也经历了许多身体和工作上的挑战，但并未提及丝毫焦虑感[詹姆斯·丹克特于2017年11月22日对哈德菲尔德进行了电话采访，但读者可以通过他的书《宇航员地球生活指南》（An Astronaut’s Guide to Life on Earth , 2013）了解更多他关于在太空中消磨时间的叙述，大量的YouTube视频和媒体账号也发布了很多关于他从未感到无聊的内容。]。在描述他在空间站的时光时，哈德菲尔德指出，即使在最简单的任务中，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这项任务的目的和意义。对他来说，连在空间站里修理马桶管道也是有价值的。哈德菲尔德保持着从最平凡的事情中找到目标和挑战的能力，这种技能也许在他担任宇航员之前就有了。

哈德菲尔德声称自己从不感到无聊。他自述，童年时期，他在安大略省南部的一个农场里耕田，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耕地的进度显而易见，且令人满意。相较之下，耙地——把土壤耙碎再弄平整——对他来说就不是那么愉快了。你转身看向拖拉机后面，是和前面一样的褐色土地，你感到没有进度，更没有成就感。这凸显了一个事实，致力于一项任务并不足以抵御无聊——我们还需要看到并重视我们的行动成果。但哈德菲尔德并没有让自己坠入耙地带来的无聊状态中，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挑战——看看在做这项平凡的工作时，他能憋气多久。“你的大脑大概有30%的部分用在主要任务上，剩下的部分则可以专注在别的事情上。”[哈德菲尔德，与詹姆斯·丹克特的私人通信，2017年11月22日。]

显然，两位宇航员对单调的反应截然不同。哈德菲尔德找到了充分占据自己时间的方法，而列别捷夫则无法从单调的任务中分散注意力。当收到补给船送来的一台摄像机时，列别捷夫说：“很快，我们就用上录像机，这里就不会那么无聊了。”对列别捷夫来说，孤立感——本章的基本主题——是普遍存在的。他感叹与家人的分离，写下“我的一切都留在地球上”[Lebedev（1988）, pp.125, 251.]。这种想法反映了一种与有意义的社会交往脱节的感觉[Lebedev（1988）, p.81.]。列别捷夫和哈德菲尔德一样都是卓越的宇航员。他独特而坦诚的见解很可能极大地影响了现在的太空任务的部署方式。公平地说，列别捷夫也经常赞叹宇宙之壮丽。但在他的敬畏之中，他也常常自述沮丧、无聊，乃至抑郁[有时，列别捷夫在描述太空壮阔又令人敬畏后，紧接着就会谈到太空生活的单调和沉闷。在谈到从太空看地球的敬畏之后，他说“空间站里的事情很安静、很沉闷”（Lebedev, 1988, p.203）。随后，在写到对接的挑战时，他说：“后来，当我们开始在飞船上进行实际训练时，这一切并不有趣。”（p.241）]。在太空中待了五个月后，列别捷夫感叹道：“我们对工作的兴趣正在消退。我甚至不想再往舷窗外看了。”与之相反，哈德菲尔德却说，望向窗外，是他在空间站每一次闲下来时都要做的事。

焦虑、孤独和例行公事都会使人心力交瘁。此外，列别捷夫频繁描述一种沮丧的感觉，这是由于地面控制中心常要求他们做一些他认为无用的小事。地面控制中心还不停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这让他感到烦闷，觉得自己没有自主权。这种缺乏自主权的情况甚至在他所依赖的仪器设备上也有体现，他写道：“我们不是设备的主人，而是它的奴隶。”[Lebedev（1988）, p.78.]

列别捷夫和哈德菲尔德对太空生活的描述的对比，说明了我们所说的人与环境的契合度。列别捷夫是科学和太空旅行的先驱，但他发现太空中的隔绝环境是非常具有挑战的。哈德菲尔德能够减轻这些挑战。隔绝或例行公事本质上并不无聊或令人沮丧。重要的是我们对它的反应。在这一切背后潜藏着我们的双重需求，一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二是要找到精神投入的方式。如果我们被隔离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中，这些需求很难达到。单独关押的囚犯是最鲜明的例子，说明与正常的社会交往的隔离如何阻碍了我们锻炼技能和表达欲望的能力。在这种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人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可做，这种长期隔离对心理健康有极其不利的后果。同样，被训练从事高风险活动的士兵，对于被迫从事仅仅是为了填满他们时间的单调的“繁忙工作”，也不会有很好的反应。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想要做的事或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的事，与环境或当前处境允许我们做的事并不匹配。无聊则是这种不良的人与环境契合度的一个突出结果。在这样的时刻，当我们无法锻炼自己的技能和表达自己的欲望时，当我们被迫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时，当我们无法持续投入可做之事中时，一种压抑的无意义感慢慢地、恶狠狠地潜入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