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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讲座的题目看着挺吸引人。但十五分钟过去了，你甚至连题目都想不起来了，好像与泰晤士河的细菌生态学有关，虽然跟你的专业领域不那么相关，但至少也沾得上边，值得一听。或者说你是这么想的。

讲座伊始，你就很专注，也期待着快点开讲。讲座的介绍本身很是吸引人且有意义。但不知怎的，整个讲座的重点已经解开了；也许是演讲者慢吞吞的节奏惹的祸，也许这个话题对你来说有点太前沿了。不管怎样，现在你发现自己在座位上摇摇晃晃，前一秒还低着头，后一秒就向前倾，把头抱在手里。你环顾四周，费解的是，有些人似乎陶醉在你认为漫无目的且毫无意义的讲座中。也有一些人显得焦躁不安，无法端坐。

这时你发现，你的同事高尔顿博士坐在前面一排右边的座位上。他正在记笔记，你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他的笔记，想知道他从这个冗长乏味的讲座中获得了什么知识。

而高尔顿似乎在勤奋地观察听众，而不是关注演讲者。他到底在做什么？你扫视观众，想看看他看到了什么。

后来，当你碰到高尔顿时，你问他当时在做什么。

“我是想看看听众对演讲的满意程度，亲爱的。我并不觉得这个讲座十分吸引人，你从我的坐姿就能看出来。我意识到我不是一个人。当我们的同事们被细致入微的信息深深吸引的时候，他们坐得很端正，身体几乎一动不动。而当这个可怜的家伙讲到泰晤士河边那条泥泞小径的土壤成分时，我们的同事开始坐立不安，左右摇晃。”

高尔顿没有选择把时间花在演讲本身，而是专注于他惯常从中得到乐趣的事情——衡量人类的行为。[Galton（1885）.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文，描述了他在一次会议上观察（并试图按照他的习惯来测量）听众成员的情况。我们用这篇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该会议的虚构的描述。不过很明显，高尔顿对会议本身并不感兴趣。]

···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解释的世界里：我们所看到的、闻到的、听到的、尝到的和触摸到的一切，都被我们赋予了意义。我们看到规律，也看到目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判断感觉的好坏。我们耗费资源，浪掷大量的个人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放弃我们的生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追求意义。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恐怖组织犯下无数暴行，超级富豪捐出他们的大半资产。也许我们各自的答案不尽相同，但似乎没有人会放弃赋予我们的人生体验以意义。无聊是这一核心需求的组成部分。它告诉我们意义的缺失，并且激励我们重新找到意义。[Barbalet（1999）.]

卑尔根大学的拉斯·斯文森（Lars Svendsen）认为，我们“生活在一种无聊的文化中”，其反映的是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危机。他指出：“我们可以把无聊比喻成一种意义的撤退。无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不适，这种不适传达的意思是：意义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Svendsen（2005）, 引自pp.7, 30。]

维克多·弗兰克尔[维克多·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1905—1997），奥地利心理学家，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不幸经历促使他开创了“意义疗法”。]对纳粹集中营悲惨生活的记述，也许最为深刻地展现了我们人类所拥有的寻找和发现意义的动机。他所说的“追求意义的意志”对于一个人熬过惨无人道的境遇而言至关重要。此外，这种追求意义的意志不仅是生存的关键，也是人类繁荣的关键。当意义缺失时，我们的内心只留下虚无和空洞，或者说是弗兰克尔所称的“存在的真空”。根据弗兰克尔所说，意义的缺失是人类许多痛苦和不幸的根源。他认为，无聊是核心问题——“存在的真空主要在无聊的状态中向我们显现。”[Frankl（1959）, p.129.]

长期以来，哲学家、神学家和作家一直在挖掘这些主题。例如，莱茵哈德·库恩（Reinhard Kuhn）在他的经典著作《正午恶魔：西方文学中的无聊》（The Demon of Noontide: Ennui in Western Literature）中深刻地追溯了历史上的“无聊”概念，探索它是如何反映和塑造我们的现实的[Kuhn（1976）; 同时参考Healy（1984）和Raposa（1999）。]。相对而言，科学家们的研究要晚一些。那么，关于对意义的渴求和无聊之间的关系，近期的相关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意义缺失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社会心理学家维加纳·凡·蒂尔堡和他在利默里克大学的导师埃里克·伊古是从实验的角度研究无聊和意义之间关系的领军人物。在他们的初期研究中，他们要求人们回忆一段无聊的时光，以及感到悲伤、愤怒和沮丧的时刻。在另一项研究中，他们通过让人们抄写有关混凝土的书目来引起无聊。在每一个案例中，无聊都与无意义的感觉有着独特的联系[van Tilburg & Igou（2012, 2016）.]。对于凡·蒂尔堡和伊古来说，无聊由意义缺失定义。

在我们看来，如果一个人感到无聊，他们便会觉得正在发生的事情毫不重要且没有意义。这种意义的缺失，是由于人们当下没有参与到某个他们渴望的活动中去。如果你的工作是第三章提到的汉弗莱·波特那样的任务——在精确的时间按下一个按钮，过一段时间再按另一个按钮——很难想象你能在这种单调的劳动中找到意义。然而，我们认为，一项可以使我们全心投入的活动（因而也不会引起无聊）也可能会是缺少意义的。换句话说，无聊和场景性的意义缺失之间的联系是不对称的。

研究者还探索了更广泛的人生意义与无聊之间的联系。为了说明场景意义和人生意义之间的区别，想象一下那些总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意义也很有目标的人。他们有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和信念，使他们的人生经历有意义，并指导他们的行为。然而，周六早晨在杂货店排长队时，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做着无意义的事。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有充足的人生意义，但觉得排队缺乏场景意义。关键的区别在于无意义感的参照点。在一种情况下，这个参照点是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个参照点与特定的场景相关。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情况的明确界限并不总能轻易找到。一个情况可能会渗入另一种，有时不易觉察，有时则比较明显。设想一下，你要在工作时干一些很琐碎的事务，比如以十五分钟为单位记录当天的活动，以便开具账单。总体上，你是喜欢你的工作的，认为它让你的人生更有意义，但在记录活动这个具体的事情上，你可能会怀疑自己的信念。无论如何，我们认为这个区分对于理解无聊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意义的人也经常感到无聊[Eakman（2011）; Fahlman et al.（2009）; Kunzendorf & Buker（2008）; Weinstein et al.（1995）; MacDonald & Holland（2002）; McLeod &Vodanovich（1991）; Melton & Schulenberg（2007）; Tolor & Siegel（1989）.]。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如此，可以用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来定义和衡量生活的意义。在研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较少报告感到无聊，而那些实现了他们的目标（政治或其他领域）的人也有较低的无聊水平。[McLeod & Vodanovich（1991）; Tolor & Siegel（1989）.]

在我们小组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人们对人生是否有意义的信念可以预示他们在未来感到无聊的可能性[Fahlman et al.（2009）.]。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它表明无聊和意义的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现，并指出对于人生意义的信念可能会导致无聊。我们的发现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例如，在临床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注意到，那些经常感到无聊的人的特点在于，他们都没有找到一个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意义的大型计划[Drob & Bernard（1988）.]。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通过建立一个估值数百万美元的计算机软件帝国或者创建一个慈善组织来找到人生的意义感，但是一些更广泛和长期的目标是有帮助的。

杜肯大学的理查德·巴格迪尔（Richard Bargdill）认为，在重要的人生计划上做出妥协是造成长期无聊的关键原因[Bargdill（2000）.]。他深入采访了那些经常感到无聊的人，发现他们始终对自己曾放弃过一些重大的人生计划而耿耿于怀。他们声称是其他人和人生境遇（如糟糕的老师或疾病）阻碍了他们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但在更深的层面，他们也对自己放弃人生计划而感到愤怒。他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生活中，因为他们没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此外，他们对未来生活满意度的前景也会变得悲观。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更加消极、防备和畏缩。

这样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吸引人的暗示，即缺乏人生意义会导致无聊。然而，两者之间只有相关性，就像所有初出茅庐的年轻科学家都知道的那样，相关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我们无从得知，人生意义和无聊为何会相互关联，其答案是否藏在研究人员尚未涉足的一系列其他因素中。

因果关系的问题很难检验。通过实验改变一个人生命中的有意义的事件，比如婚礼、葬礼和孩子的出生，是不道德也不可能的。然而，研究者可以让人们思考他们在过去某个时刻里感受到的人生意义是高还是低。这样做会暂时改变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想法和感受，然后我们可以了解这是否会影响他们当下的无聊感受。

我们把被试带到实验室，告诉他们关于人生意义的细致定义。接下来，我们让他们回忆并简要地写下生命中对他们特别有意义的一段时光。其他人则被要求回忆并记录一段对他们来讲毫无意义的时光。然后，在暂时改变了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感受后，我们测量了他们的无聊程度。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与那些被要求重温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人相比，被要求回忆一段无意义时光的人显现出更高的无聊程度。看起来，人生意义感的降低可以导致无聊。[在第二章中，我们回顾了导致无聊的各种因素，缺乏生活意义只是其一。此外，缺乏生活意义并不总是导致无聊。]

当我们感到生活有意义、有目的时，投入这个世界的选项是显而易见、难以抗拒的。相反，如果我们缺乏意义和目的，我们可选择的行动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开始消减。当没有理由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很难找到理由去做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意义告诉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因为那些事情很重要。如果没有生活意义，我们就会没有方向，陷入欲望迷局，感到无聊。

我们还采取了另一种实验方法。我们先让被试感到无聊，然后问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感觉。结果发现，让人们感到无聊并没有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Eastwood（未出版数据）.]。在学校里听了四个小时的无聊的圣诞演奏会，只为了抓拍到孩子上台的五分钟，这并不会让你觉得养育子女没有意义、毫无价值。因此，人生意义的减弱可能会引起当下的无聊感，但反过来就不一样了。乍一看，这可能与我们之前的说法不一致，即无聊与没有目的有关。但这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已经区分了人生意义和场景意义。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无聊改变了人们对人生意义的感觉，尽管他们很可能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是无意义的。[正如在第一章所讨论的，我们认为缺乏场景意义是与无聊密切相关的特征或后果，但并非无聊的核心。]

生活中缺乏意义和目的的人自述他们经常觉得无聊。缺乏人生意义和目标的确可以导致无聊，但无聊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感到自己的生活缺少意义。这很好理解。很难想象为什么一段时间的无聊就会使一个人对生活的想法和感觉发生更普遍意义上的改变。然而，可能存在一种情况，长期的无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人们对人生意义的看法。

所以，这些研究结果既印证又完善了对无聊和意义的早期思考。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探讨的那样，我们把无聊看作一种信号，表明我们的头脑空空，陷入了欲望迷局——简而言之，我们没有投入。我们自己的观点是，缺乏投入比缺乏意义更容易导致无聊。尽管如此，那些不占据我们的心灵，并非我们渴望从事的活动，通常不值得做也没有价值；当我们感到无聊时，我们会觉得当下毫无意义。这种评估可能会促使我们去寻找有意义的东西。

找到意义

怀旧、慈善行为、极端的政治信仰，以及我们对非我族类的人群的敌意，这几样事情有什么共通之处？它们都是人们在无聊时用来解闷的东西。乍一看，很难理解为什么无聊与如此多样的结果有关。但它们的关键在于意义。长久以来，众所周知人们会用这些渠道来防御无意义的威胁。

凡·蒂尔堡和伊古进行了一项研究，看看如果让人们在实验室里感到无聊，他们是否会进行这些意义调节行为。他们推断，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将令人信服地证明无聊并不只是与无意义的感觉有关，它可以激发出一种动力，促使人们找回失去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可以表现为各种方式表达出来。[我们的头脑被不太重要的活动所占据（因而不感到无聊）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可能因为做了一些没有完全占据我们的头脑却有深刻意义的事情（从而感到无聊）。回顾之前讲的例子，即疯狂追剧和给小朋友讲没完没了的文字游戏。前者没有意义，但不乏味，而后者有深刻的意义，但会变得有点乏味。]

例如，那种寻找意义的动力会把我们推向怀旧的遐想状态。当人们被要求在做完一项非常无聊的任务后回想任何他们想要回忆的事情时，他们会比那些所做任务不那么无聊的人有更多的怀旧记忆。意义是将无聊和怀旧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无聊的人会更加热切地寻找意义，这种寻找与怀旧记忆的增加有关。在寻找意义的时候，回想那天早餐吃了什么就没什么意思。相反，你倾向于回忆生命中那些关键的时刻，例如你与人生伴侣的初次相遇。这些回忆对你来说具有更强的个人相关性和意义。最后，为了使画面更完整，当回忆起怀旧的记忆时，我们会看到意义感的增加。[van Tilburg et al.（2013）.]

无聊也能让我们变得更慷慨。研究表明，当人们刚刚完成一项无聊的任务时，与完成一项有趣的、令人振奋的任务时相比，他们更愿意为慈善机构做出更大的贡献。此外，如果慈善机构的行动很有成效，无聊的人也乐于给予更多的捐助。相比之下，不无聊的人的捐赠意愿并不受到慈善机构有效性的影响。也许无聊的人对有效的慈善事业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无聊驱使他们寻求社会行为来重新建立他们失去的意义感。至少，这表明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寻求刺激，也不是试图用花钱来摆脱无聊的折磨[van Tilburg & Igou（2017）.]。在1949年，米尔顿·伯尔（Milton Berle）制作了史上第一次马拉松式电视节目，连续直播16个小时——这个节目如此无聊，为慈善事业筹集了数百万美元。这也许说明，米尔顿·伯尔当时觉察到了什么。然而，不幸的是，追求意义并不总是导致积极的目的；事实上，它可能有明显的黑暗面。

沙文主义是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包括对外人采取攻击性立场，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当今世界许多苦难的根源。而无聊可能是这种破坏性社会现象的原因之一。与那些不无聊的人相比，在实验室里被逼得很无聊的人对自己文化的名称和符号表达了更积极的态度。他们还对他们不认同的人（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给予更严厉的惩罚，对来自自己文化的人给予更宽松的惩罚。看来，无聊可以驱使人们重新获得意义感，进而引起行为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指向强烈的身份象征。[van Tilburg & Igou（2011）.]

无聊也可能将我们的政治观点推向极端。当自认为是左翼/自由派和右翼/保守派的大学生被要求完成一项无聊的任务时，他们随后对自己的评价体现出，与没有进行无聊任务的同类人相比，他们在政治光谱上更加极端。无聊本身并不会使人们变得更加右翼或左翼[van Tilburg & Igou（2016）.]。强烈的、不妥协的身份认同感当然能提供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并有助于抑制无聊。我们并不是说，政治世界日益两极化主要是由无聊的流行病造成的。但是，无聊和想要在部落认同中找到意义的尝试可能确实是故事的一部分。

确立意义的动力使得无聊成为部落主义的加速器，至少在政治极端主义和对“他者”的诋毁方面是如此。更糟糕的是，我们知道，经常感到无聊的人也更有可能在满世界寻找意义时崇拜英雄，被英雄所鼓动[Coughlan et al.（2019）.]。在世界范围内，任何时刻都有许多人感到无聊。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可能会急于寻找答案。一个具有强大号召力的领袖，一个将人们分为“我们”和“他们”的领袖，可能会获得忠实的追随者，尽管他（这种领袖通常是男性）有明显的缺点。由此，人群在政治和世界观上向着越来越极端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领袖赋予了这群人以人生的意义，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意义。不幸的是，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都充斥着这样可怕的情景。神学家奈尔斯·F.S.费尔（Nels F. S. Ferre）敏锐地指出：“一个在生活中没有真正的满足感的人是不想要和平的。人们追求战争是为了逃避无意义和无聊，为了摆脱恐惧和沮丧。”[Nels F. S. Ferre, 引自Boehm（2006）, p.160。]

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社会学分析表明，仅仅追求和平是短视的做法。想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我们必须确保人们能够主导自己的生活并找到意义。否则，无聊就会大行其道，催生对暴力的迷恋和对战争的歌颂。显然，无聊本身并不足以引发战争，但它可能为侵略行为创造条件、提供许可[Kustermans & Ringmar（2011）.]。当无聊时，我们会四处寻找能让我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为国王和国家而战，把各种社会弊端归咎于移民，或者加入那些诋毁他者的明确的团体，这些都是可行选项之一。无聊不是法官和陪审团，它无法警告我们，这些方案可能在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可能有灾难性的结果。

无聊点燃了我们重建意义的渴望。我们寻找意义的尝试是会导致积极的行动或结果（怀旧的遐想、慈善的大手笔），还是将我们推向破坏性的追求（极端的政治观点、对他人的攻击），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自己。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我们有责任以对社会和我们自己都有益的方式来应对无聊。

创造中的意义

至此，我们强调了意义是一种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在特定的情境或者生活中失去或找到意义。它可能是我们作为个人实现的个体意义，也可能是植根于我们作为个体参与其中的更大的社会框架的集体意义[Svendsen（2005）.]。当我们思考无聊与创造意义之间的联系时，我们会对无聊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虽然缺乏意义是个问题，但仅仅拥有意义恐怕也是不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新奇而引人注目的东西也会变得平平无奇。个人信念和人生计划需要被重新评估、改变或者重新确立。正如亲密关系需要不断培养才能茁壮发展，创造意义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即使没有具体目标，我们也能创造意义。最佳例子（或者也是最常见的）就是看云。我们在天空中漂浮变形的云中看见了脸庞和神话动物。更加极端的例子是，如果盯着白色的噪点（比如电视上的“雪花”）看上好一会儿，大多数人都会“看见”一些不存在的形状[Gosselin & Schyns（2003）.]。这表明，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创造意义的机器，可以从我们经历的万事万物中寻找意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经历了一段时间感官剥夺的被试阅读谚语。有些谚语是书写正确的，有些则是胡乱拼凑出来的。结果显示，被试的无聊程度在阅读那些正确的谚语时最高，因为这些已为人知的谚语没有留下“创造意义”的余地。相较之下，被试在阅读那些拼凑的谚语时则较少无聊，因为他们可以对这些乱七八糟的句子做出新的解读[研究人员指出，由于杂乱无章的版本最容易“被认知操纵以获得有意义的结果……结果支持了强调积极构建环境的理论”。Landon &Suedfeld（1969）, p.248.]。当我们停止创造意义时，我们更容易感到无聊。创造意义正如一枚硬币。一方面，我们需要一个欢迎且鼓励我们参与的世界，它不能是预设的、固定或者混乱的。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必须要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以图7.1为例。你在这张图片中看见了什么？

你可能之前见过这张图片。它解释了我们是如何创造意义的。虽然物理图像不会改变，但我们可以把画中的动物看成一只鸭子（嘴朝左），也可以看成一只兔子（鼻子朝右，耳朵朝左）。与此相对的是公共厕所的男女标识，它们是没有歧义的，几乎不需要我们去解释。

如果一种情形只有唯一的解读方式，那么它就是无聊的。就像一个顶部能旋转的玩具和橡皮泥之间的区别，前者只有一种玩法，而后者则变幻无穷。如果一个情境无法提供多种解读的空间，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感到无聊。换句话说，一个情境里的物体在你到来之前就是固定且预设的，所见即所得，没有更多可能性。你所看到的也是别人所看到的，你今天看到的和你明天、后天、大后天所看到的不会有不同。

可以说，无聊的情境恰恰与日本园林设计的隐趣（miegakure）原则相反。隐趣是一种隐藏与显露的艺术。日本的园林吸引你的方式就是让你觉得总有更多的东西在等着你。庭园内不存在某个可以让你将整个花园的景色尽收眼底的有利位置。相反，只有观赏者一步步穿过整个花园，才能一点点发现和揭示全部的景色。正是这种有关发现的希望让花园如此诱人，就像一场华丽的歌舞表演会比直白的脱衣舞更引人入胜。无聊就是失去了可能性的诱惑，感觉被困在沉闷的、无休止的现在。时间的流动停止了，不再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带入一种未知的未来；未来只不过是更多的现在。[Brissett & Snow（1993）.]

一个情境是否提供了预设或固定的意义只是故事的一半。想象一下，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的你去参加一个关于量子力学的大学讲座。一堆乱七八糟的专业词汇扑面而来，对你来说却是对牛弹琴、毫无意义，因为你无法理解这些内容。没一会儿，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无聊到了极点。因此，除了你能料想到的固定的意义之外，极其复杂的信息也阻碍了意义的创造。这两种阻止意义产生的东西被称为冗余（redundancy）和噪声（noise）。[这个想法来自社会学家奥林·克莱普的书《过载和无聊》（1986），我们将在第八章探讨。]

一定程度的冗余没有问题。如果每个厕所用来区分男女的标志都大相径庭，那情况一定会变得非常混乱。但如果我们看的电影不断地播放同一个画面，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无聊。多样性是生活的调味剂，因为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使我们扩大知识面。但过多的多样性最终会变成噪声，以至于“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这句来自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也是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书名的来源。]。量子力学的讲座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还好，但对于外行来说，它实在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熟悉的范围。它是0%的冗余和100%的多样性。它太新奇了，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它对我们来说充其量只是噪声。无论是过多的冗余还是过多的噪声，都会使我们无法有效地创造意义（这个观点我们将在第八章中阐释）。那些没有吸引力且无法创造意义的情境是无聊的。不仅如此，这些情境还会让我们感到一种无力感。

无聊的情境剥夺了我们作为意义创造者的能力。斯文德森形容得好：“人是一种建造世界的存在，一种积极地构建其自身世界的存在，但如果一切总是预先就被组织完备，那么这种构建世界的积极性就变成多余，我们将失去与世界的触接。”[Svendsen（2005）, p.32.]

多余是这段话中的关键词。任何预先组织完备的情况都会使我们与世界交互的能力变成不必要的。无聊的情境使我们客观化，剥夺了我们的能动性，并从本质上使我们可以与任何其他人互换身份。我们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定制体验。公共厕所上的男女标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没有必要做出解释，因为不需要我们创造意义。

我们无法参与意义创造过程的事实，使我们不仅感到自己是多余的，而且还缺乏控制。我们失去了第二章中提到的能动性，成为意义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积极的创造者。我们只能旋转玩具的顶部，只有这一种玩法，而我们必须接受这种限制。更糟糕的是，我们无法给这个玩具赋予任何其他可能符合我们的需求、欲望或意图的意义。正如路易斯维尔大学的哲学家安德烈亚斯·埃尔皮德罗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无聊的世界是不符合我们的计划和欲望的世界。”

作为人类，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创造意义的能力和需要，而无聊的情境剥夺了我们行使这种能力的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聊的情境使我们变得贫乏。事实上，它使我们变得可有可无。这种体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我们感到无聊时的愤慨和蔑视。无聊是对我们人格的侮辱。

不确定的意义

无聊提醒我们意义的缺失。而当事情进展顺利时，无聊的信号会将我们引向这样一些活动：它们让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表达自己的激情，并最终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但事情并不总是这么顺利。无聊是对意义的一种低效刺激。事实上，不感到无聊并不意味着意义一定存在。

有一些抑制无聊的方法不涉及意义的创造，也有一些活动是永远存在且令人神往的。技术的发展可能缩短了无聊和意义之间的适应性关系。看流媒体节目或在消消乐上浪费几个小时，很可能不是创造意义的最佳选择。当代社会充满了快速易得的暂缓无聊的东西。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对这些解脱方式的依恋，是否实际上让无聊成为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患上了无聊的流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