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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早晨，闹钟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你从床上爬起来，下楼去叫你七岁的儿子起床。他坐在沙发上，平板电脑的荧光反射在他的脸上，他正在玩电子游戏《我的世界》。

有那么一会儿，你在想电视上是否还在播放《宇宙的巨人希曼》这部动画片。要是重播《波波鹿与飞天鼠》也不错。反正你儿子也不会喜欢他们。他喜欢的是那个要命的平板电脑！

“吃早饭了，伙计，我们还得去踢足球。”

他并没有抬头，只是嘟囔了几声，让你知道他听见了。

后来，当你的儿子和一群六七岁的小孩围着争抢足球时，你停下来，看到四周聚集着一群围观孩子踢球的父母。他们都拿着手机，时不时地抬起头来对孩子喊些鼓励的话，然后又一头扎进手机中。他们在玩什么？糖果消消乐？快照[即Snapchat，一种“阅后即焚”的社交软件。]还是照片墙[即Instagram，一个分享照片、视频的社交软件。]？或者是古老的短信？对那些真正老派的人来说，可能看的是脸书？手机里有太多东西可以让他们的注意力从跑来跑去的孩子身上移开。

我们从未有过如此便捷的娱乐活动，然而有人说，我们的无聊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你可能会想，网上到处是猫咪做了傻事的搞笑视频，怎么还会有人抱怨无聊？除非，信息过载已经成了我们的负担。或者更糟，我们对互联网的沉迷是个幌子，是对真正的投入的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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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报纸吃早饭或者闲聊的时候开着电视或广播并不稀奇。有些人还戴着手表或寻呼机，哔哔哔的提示音提醒我们查看新消息。有些人还带着录音机上街传播噪声，或者戴着随身听独自享受不间断的娱乐。[Klapp（1986）, pp.1—2.]”奥林·克莱普（Orin Klapp）写下了1986年人们忙碌分心的生活。把过时的“录音机”、“随身听”和“寻呼机”换成手机，这段话在今天依然成立。

今天的我们被信息淹没，而信息过量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变成噪声。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兴致大减，无聊随之而来。或者，事情向着克莱普描述的情况发展。克莱普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写下上述文字的时候，他正在韦仕敦大学工作。想一想，如果克莱普关注的是80年代中期——那个人人留长发穿紧身裤听流行乐金属乐的时代——信息过载的影响，那么他会对当今世界又会有怎样的看法呢？24小时不停滚动的新闻，推特上140字尖锐的辩论和成千上万的转发，世界在这个比信用卡大不了多少的设备上触手可及。但克莱普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他的时代或更早的时候就怀疑我们正处于无聊流行病的边缘或者中心的人。

信息过载对我们来说是成问题的，或者具体地说，技术进步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对此的担忧由来已久。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抱怨写作的出现。他认为写作“让学习者遗忘，因为他们不再依赖自身的记忆而是相信外部的书面字符，而不记得自己”。讽刺的是，如果不是柏拉图决定将这些写下来，我们将对苏格拉底的哲学一无所知。正如此前提到的那样，19世纪的哲学家、心理学巨擘威廉·詹姆斯感叹道：“一种无可救药的乏味即将席卷这个世界”，他认为这种乏味与信息数量的增加而非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关。在他发出感叹后不久，20世纪初，德国作家、社会学家和文化评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ied Kracauer）再次提出了信息过载的问题。克拉考尔认为这与纸媒的爆炸有关。他认为，更多的新闻只是混淆了我们区分信息和噪声的能力，并不代表更多的信息——这基本上与克莱普多年后的观点吻合。[关于苏格拉底，见Yunis（2011）; James（1900）; Kracauer（1995）。Kracauer认为，和苏格拉底一样，在20世纪早期，记忆力受到了不断进步的科技的威胁。在我们这个时代，心理学家研究了他们所谓的“认知卸载”——例如，依靠谷歌地图来寻找我们的道路而不是自己学习怎么走（Risko & Gilbert, 2016）。因此，尽管是以新技术的形式，我们似乎永远都在关注苏格拉底对书面文字的威胁的感叹。]

几乎没有数据表明我们正处于无聊的爆发期。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数据——来自同一个人几十年来的纵向数据——根本无法获得。但是，如果信息过载是一种成熟的无聊条件，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随着如此多的信息如此容易获得，无聊可能比以前的时代更成问题。也许这并不是一种流行病，而是一个旧问题的凸显。无聊意味着需要参与，但任何形式的参与都可以吗？我们真的会因为花在Instagram上的时间或玩消消乐而得到满足吗？我们认为并不会。但在更深入地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详述一下克莱普的论点。如果我们原谅了随身听这些不合时宜的细节，那么从他对现代社会无聊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从噪声中辨别信号

克莱普认为正是信息缺失让单调的事情显得无聊。根据定义，单调的环境本就几乎不含有新的信息。那么根据这种说法，人类有寻求新信息的内在需求。这并不等同于追求肾上腺素飙升那种意义上的感官刺激，而是一种由渴求新的发现来驱动的好奇。但如果东西太多了怎么办？克莱普认为我们会无法从噪声中提取有意义的信号。滚动在屏幕底部的是轮播的新闻，屏幕右边是实时变化的交通状况和每小时更新一次的天气预报。我们该怎样理解这种信息的轰炸？无聊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信息冲击的结果之一。正如克莱普所言，无聊“产生于节奏越来越快，变化缺乏意义，行动缺乏终点的时候”[Klapp（1986）, p.49.]。事情不断发生，但我们难以理解它们。而且确确实实，这个时代信息获取的便捷性至少给人一种事物变化速度在不断加快的印象。

在这个信息光谱的两端——太少或太多，我们都会遭遇意义危机（第七章）。不论是信息太少还是变化太少，事情都会变得单调得令人难以承受。如果信息太多，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变化裹挟，从上一条推特到下一条，从一个有趣的猫咪视频到下一个，从一条所谓的“突发”新闻到下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停下来仔细想想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无聊是现代社会的信息过载——这种对无聊的解释将我们的经验投射在发现和创造意义的需求上，并以此来表达我们的能动性。并非所有的重复都是坏事。熟悉的事物能让我们的理解更加深刻。当一首歌与我们的期望值吻合时，我们觉得它很吸引人——一种令人惊讶的亲切感。同样，并非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勋伯格的交响乐对于不熟悉无调性音乐的人来说杂乱无章且难以理解。极致的冗余或者极致的变化都让我们的才智无法落脚，从而无法感知新的、有意义的东西。最佳的投入度则依靠在重复和变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许是另一种“金发姑娘地带”。在这种情况下，无聊作为一种信号，调节着重复和变化之间的摆幅。这其实和我们所说的无聊本身并非坏事一脉相承。我们如何回应无聊才会导致积极或消极的结果。这也表明，高度无聊的人生活在信息光谱的两端，要么陷入单调，要么被新奇的事物所淹没，无论如何都无法找到那个“刚刚好”的状态。[Richard Smith（1981）可能是第一个暗示这一假设的人，即那些容易感到无聊的人处在单调和选择或感觉过多的极端。一些间接的证据支持了这个假设：一方面，有着高度无聊倾向的人会更多地寻求刺激（Zuckerman，1979）。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挣扎着“上手做事情”（Mugon et al., 2018）。这就是无聊的难题——高度无聊的个体知道他们想要从事一些新奇的、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事情，却停留在行动的选择阶段，无法启动（Danckert et al., 2018b）。]

克莱普概述了九种可能导致信息过载和随之而来的无聊的途径，但是说到底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还是可获得的信息量。信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我们涌来。仅仅是睁开眼与世界打交道就感觉像对着消防栓猛灌水。太多了——精神刺激太多，意义却很少，留下的最终还是无聊。理解信息，在比特和字节中寻找意义，需要时间和精力。换句话说，意义的创造是缓慢的，然而信息的累积如此之快，这就导致了克莱普所说的“慢性信息消化不良”[Klapp（1986）, p.106.]。意义的创造需要综合不同渠道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阐释。然而获取这些信息可能是个被动接受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当我们被无数信息轰炸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采取浅层处理的方式来应对综合和解释信息的挑战。比如，用刷推特来代替从信息大洪水中找寻意义的艰苦工作，抑或干脆不接收任何形式的信息。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会无聊。

归根结底，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信息爆炸——一种很少有人预料到的重量级的信息爆炸——加剧而不是解决了创造意义的挑战。如果无聊的环境扼杀了我们参与和创造意义的能力，那么我们可以预期，我们这个时代将充斥着无聊的人。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这个信息时代（或者说信息爆炸的时代），是否已经使创造意义的任务以及由此而来的避免无聊的任务变得格外困难了？

值得再次说明的是，没有什么数据能够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要衡量无聊随着时间的推进有什么变化，我们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一大群人问同样的问题——这是一项纵向研究，我们要看个人的认知如何随时间变化，以及新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相比如何。要想知道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或推特宇宙是否是导致无聊感上升的罪魁祸首就更具挑战了。难道要找一个不使用这些东西的群体来作为实验的比较组吗？因为他们免于信息轰炸，所以我们希望他们不会感到无聊？阿米什人[阿米什人是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群体。他们拒绝现代科技，过着简朴的隐居生活。]或许可以一试，但是这样的群体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差异实在太大，并不适合参与实验。所以，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必要的数据来证明无聊是否在上升，以及这种上升是否是互联网造成的。

我们可以做的是诉诸其他数据，以帮助我们推断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发生的变化。像盖洛普民意调查这样的数据可能很有帮助，尽管这类调查所问的问题会随着寻求信息者的需求而改变。评估文献和其他来源中诸如无聊等术语的使用频率也可以提示我们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事实上，克莱普的一篇论文表明，“无聊”、“例行公事”和“单调”这些词在1961年的平均使用频率是三十年前（1931）的2.5倍[这个分析由克莱普（1986）首次提出。]。“无聊”一词的频率则增加了10倍。在盖洛普民调的数据中，差不多同一时间（1969），大约50%的受访者声称他们的生活是例行公事，甚至相当乏味。无奈的是，这个问题只在那次民调中问过，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任何上升或下降的趋势。

遗憾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足够数据来证明无聊感是否在上升。但是，如果我们能肯定信息的增加和获取信息的便利性在上升，我们就可以开始研究这种信息增加与无聊直接相关的后果。

信息以及我们对信息的获取在过去一个世纪乃至过去二十年里急剧增长，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巴克明斯特·富勒这位以创造球形穹顶[即“测底线穹顶”，在球体表面以正多面体的形式排列支柱来模拟球体的结构。]闻名的建筑师，提出了知识倍增曲线的概念（尽管我们可能要区分知识和信息这两个概念）。根据这个想法，到1900年，人类的知识就能实现每一百年翻一番。到20世纪中期，这个速度上升到每25年翻一番，现在可能每年就会翻一番。特定形式的知识积累可能以不同的速度加快。普遍认为，科学信息每隔八到九年就会翻一番，尽管在整个20世纪，以及进入21世纪后，变化的速度是指数级的[Bornmann & Mutz（2015）.自1660年以来发表的论文总数量超过了5 000万大关，现在每年依然有250万篇文章发表（http://www. cdnsciencepub.com/blog/21st-century-science-overload.aspx）。仅仅这两个例子就突出了信息爆炸带来的挑战：互联网估计包含多达500万兆字节（TB）的信息，而谷歌只绘制了约200兆字节或0.004%的可用信息总量。绘制一个普通人大脑的神经连接图估计需要几十亿兆字节（一个兆字节是1 015个字节）！]。获取信息的便捷性也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提高。有些人还记得在图书馆里影印期刊上的文章，甚至是阅读缩微胶片上的资料[我们还记得软盘确实容量不大，像博士论文这样的文件需要多个3.25英寸软盘来存储。现在，同样的文件在普通U盘上几乎不占什么空间。]。在克莱普写关于无聊的文章时，信息的传输速度是每秒256000比特。现在，这一速度已接近每秒100兆字节。

用克莱普的话来说，鉴于信息爆炸，无聊感会不可避免地上升。我们必然会退缩到不那么嘈杂的环境中，或者拼命让自己的声音穿透噪声，这就是他所说的“自我尖叫”——这是对由信息过载引发的无聊的反应。鉴于社交媒体的流行，我们很难不把克莱普的理论看作事实。与粉丝分享平凡的日常，拼命博取他们的“赞”，似乎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再加上推特大战、视频网站上无处不在的猫咪视频以及网络吐槽的兴起，很明显，我们在部分程度上是在试图通过比别人更大声的喊叫来回应信息爆炸。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些仅仅只是观点，我们仍然缺乏实证。

导致无聊感上升的不只是信息本身，还有媒介本身。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也许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造成的。至少在这个观点上，我们有证可循。[诸如“互联网毁了我的大脑”或“互联网让我们变笨了”这样的说法在尼古拉·卡尔（Nicholas Carr）的《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2011）一书中被深入探讨，让人想起苏格拉底对书面文字会毁掉我们的担忧。这种说法是夸张的，没有事实根据（就像无聊成为流行病的可能性）。然而，从石版雕刻到互联网，随着每一个技术进步的出现，我们有必要问问它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可能是什么。]

互联网的诱惑

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万维网有着复杂的起源，涉及美国和欧洲的多个研究小组。第一批公共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80年代末开始运营，十年内，我们所知道的互联网的普及率和使用量已经呈爆炸性增长[关于互联网的历史，见Hafner & Lyon（1988）。]。同时，在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新型精神疾病诊断提议——网络成瘾[杨及其同事对互联网成瘾的最初描述（Young, 1998; Young &Rogers, 1998）认为它不是一个物质滥用问题，而更像是一个冲动控制问题。这与我们的描述相吻合，即未能有意义地占据自己的头脑促使人们转向互联网寻求娱乐——快速、容易，但最终得不到满足。网络成瘾作为一种诊断性精神疾病的概念还没有进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这表明该领域仍存在怀疑态度。在DSM—V（最新版本）中提到，互联网游戏障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一些早期研究确实表明，过度使用互联网的人表现出耐受性（想要越来越多的上网时间以获得满足）和戒断（在离线时表现出抑郁和烦躁的感觉）的行为，这都属于物质成瘾的典型迹象（Scherer, 1997）。]。而成瘾通常用来定义物质滥用疾病（例如酒精或毒品成瘾）。每周超过38个小时泡在网上，不上网就感到焦虑，以及因上网而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问题的人被认为是网络成瘾的。早期研究表明，上网和无聊确实有关，有人认为上网是对无聊的一种反应[Bernardi & Pallanti（2009）；Nichols & Nicki（2004）.这些研究强调了合并症——其他精神疾病通常与网络成瘾共存（例如抑郁症和冲动控制障碍）。在Bernardi和Pallanti的研究中，人们报告说，当他们被阻止上网时，他们无聊的程度上升了，这是成瘾的另一个显著迹象。]。比如，在16～19岁的年轻人中，网络成瘾的普遍性似乎是由闲暇无聊所驱动（第四章）。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其他满足参与感的途径，于是一头扎进互联网的兔子洞。根据研究，其中4%～12%的人努力寻找出路。无聊时，我们会寻求补救或消除这种感觉的出口。互联网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可以与之交流的东西，更不用说接触这些东西的便捷性。

在公众能广泛接触到网络的早期，上网需要一台电脑。这显然已经被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所取代。研究人员开始定义他们认为的智能手机的不当使用。除了简单的使用频率的上升之外，智能手机成瘾的症状包括焦虑感以及无法接触手机时产生的敌意，即戒断反应。乔恩·艾莱（Jon Elhai）和托莱多大学的同事使用结构方程模型，也就是一种研究不同变量之间关系的统计模型，表明无聊能预测智能手机的不当使用[Elhai et al.（2017）.]。也就是说，你越是无聊，你对手机的依赖就越可能是不健康的。

这是个棘手的结论。它并不像克莱普所说的信息过载导致无聊那样简单。相反，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貌似能缓解无聊，最终却令我们失望——从长远来看，很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就像任何成瘾行为一样，上网在当下确实提供快速、有效、轻松的解脱。在看YouTube视频的时候，无聊的情绪被暂时抑制住了，但这种短暂的解脱终究无济于事也不健康[Jean Twenge（2017）展示了来自美国青年的大样本数据，表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增加与精神疾病的增加之间存在联系。值得指出（正如腾格所做的那样）的是，这是一种相关性而非因果性。]。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我们不能使用自己的大脑，参与到事情中，互联网就会成为我们逃避无聊的避难所。而这个避难所最终是没有意义的，这里虽然有大量的信息，但它们只能提供浅层的参与感。一旦断开互联网，我们又回到了最初面临的问题。该怎么做呢？社交媒体、智能手机以及互联网在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吸引以及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从闷闷不乐中暂时解脱，难怪我们会被一个无法克服的恶性循环所俘虏。

上网的预期目标通常是“消磨时间”[Whiting & Williams（2013）。20世纪80年代的一篇论文表明，人们通过看电视来缓解无聊，就像我们现在上网一样，基本上是为了打发时间（Bryant & Zillmann, 1984）。]。这与监狱犯人对“打发时间”或“做时间”的描述并无二致，就是一种没有更好或更有意义的事情可做的感觉。以这种方式打发时间，凸显了互联网的一些重要特点，它是避免无聊的虚假方式：我们想做一些事，但它不能是任何事情。我们所定义的无聊，部分是由一种渴望驱动。我们渴望做一些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我才能和天赋的事情，在完成之后，我们能带着一种满足感去回味。互联网，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社交媒体，至少让我们有事情可做，让我们的时间被占据。但这充其量是一种忙碌的假象[这里我们使用的是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1994）使用的术语——假象。他谈到了超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被指代的事物被指代者所取代。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法简化一下，我们可以说现实世界被一个虚拟的、超现实的世界所取代，感觉起来比现实世界更真实。互联网、社交媒体和被称为“真人秀”的矛盾说法都代表了假象的各种形式。]，永远不会满足我们自我决定和创造价值的深层需求。

所以，信息过载归根结底是无聊的，而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提供的只是我们所渴望的参与到某事中的假象。借用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莱斯利·蒂勒（Leslie Thiele）的说法，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无聊和科技如何“不谋而合”的猜想[Thiele（1997）.类似的分析也见Aho（2007）。]。两者都是出于自己的目的与对方合谋。无聊把我们推向科技的怀抱，以至于我们把它当作宝贝，并不断试图开发新的、更好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另一方面，科技让我们最终得不到满足，保证了无聊的延续。

我们不妨想想，除了提供一种令人神往但最终空洞的参与感之外，科技还做了哪些“秘密交易”，让我们在无聊的同时寻求它宣称所提供的解脱。对蒂勒来说，科技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它改变了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并因此催生无聊的到来。根据这种说法，我们的技术世界观主要看中的是有效功能——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它的性能如何？对于蒂勒来说，这个看法改变了技术的最终使用者（也就是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时间里”[Thiele（1997）, p.505.]，而是试图掌握和管理时间，为的是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时间变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一旦我们做出了这样的转变，未被填满的时间就成为低效的、无益的，最终是无聊的。填满任何未被填满的时间都会造成另一个恶性循环。时间必须被填满，但不是被任何东西填满，科技导致了蒂勒所说的“新奇的常规化”。我们被不断创新的必要性所驱使，渴望新事物，但又不断提高新奇有趣的标准。昨天还很吸引人的东西今天就无法令人满足了，最终导致了一个永无止境地寻找新奇事物的仓鼠轮。从本质上讲，我们对已有的东西感到麻木和厌倦。

当今主流的技术世界观也可能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使我们更容易感到无聊。也许最具破坏性的转变就是从意义的创造者转变为被动的体验者——我们像容器一般被填满而不是意义创造的主动来源（第七章）。如果我们可以被日新月异、引人注目的体验（或者至少是源源不断的网络新梗）所满足，那么我们也有可能是空的[Cushman（1995）.]。我们被推动着走向越来越多的消费，只是为了在无聊面前领先一步。我们越是不把自己看作主动的意义创造者，我们的主动性就越是萎靡。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20世纪初曾说过，被科技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溪流中……我们并不需要为自己向前游”[Simmel（2012）, p.31.]。不断被快速流动的溪流推着走，我们忘记了如何为自己向前游。我们不再问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也失去了与我们内心渴望的联系。换句话说，科技在吸引和抓住我们的注意力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而我们有意控制注意力的能力似乎有可能因为使用不足而萎缩。

无连接的连接

虽然我们在上网时确实是“连接”的，但这是一种不太令人满意的连接方式。在艾莱的研究中，重要的是人们使用电子产品的方式，以及当他们无法上网时的感受。最终，当我们与科技的连接代替了真实的社会互动时，问题就会出现。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简·腾格（Jean Twenge）表示，与前几代人相比，今天的青少年（她称之为“i世代”，以强调他们是出生在完全网络化时代的第一代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更少，用手机的时间更多。与那些花更多时间与朋友相处和运动的青少年相比，那些花更多时间上网、玩游戏或深度使用社交媒体的青少年的幸福感也较低[Twenge（2017）.]。他们虽然在线，却与社会脱节。最近一些关于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表明，即使放弃Facebook短短两周，也能提高幸福感。[Arad et al.（2017）; Tromholt（2016）.]

另一个表明互联网是一种虚幻连接——或者说是无连接的连接——的迹象来自密切观察人们在线时的行为。一项使用笔记本自带的摄像头来观察用户行为的研究表示，平均每隔19秒人们就会改变他们正在做的事[Yeykelis et al.（2014）.]！你可能在正在持续做着某件事，但很难想象如果你每分钟改变三次正在做的事，你能够完全投入。弹出的通知和永无止境的可能吸引注意力的事情让我们分心，也让我们疲惫不堪，以至于无法长时间地与任何一件事产生深入联系。当我们无法专注、无法投入手头的任务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已被无聊俘获。[Damrad-Frye & Laird（1989）.]

也许无连接的连接的终极表现来源于网络色情，它可以说占据了互联网带宽的绝大部分。那些经常看网络色情片的人可能正遭受着被称为性无聊的痛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性无聊已经在被测量（Watt &Ewing, 1996）。这里提到的研究来自Chaney & Chang（2005）；Gana et al.（2000）。一项研究表明，男性将性无聊看成是保持一夫一妻制所需付出的代价（Tunariu & Reavey, 2007）。]。性无聊在男性身上比女性更普遍，它与感官刺激的需求有关，也就是寻求刺激——或者只是寻求与任何常规遭遇不同的东西。性无聊与亲密关系的不和谐有关，也与无聊特质倾向以及自慰和看网络色情片的高发生率有关。在这里，不健康的强化循环也在发挥作用。在现实世界无法满足性欲的你转向了互联网。这暂时地满足了你的需求，但终究无法满足你对真正的连接的需求。你回到现实世界，但任何无法满足的情况都会将你送回网络色情的怀抱，它极易获得，并提供了多样的刺激。这个循环再次强调了我们的观点，即无聊信号本身并不是敌人，而是我们对它的反应导致了不同类型的参与和随之而来的问题。没有意义的连接，没有深度的感觉，没有故事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全缓解无聊。

我们对互联网的迷恋的共性是孤立。在第六章中，我们谈到了隔绝封闭环境，无论是自愿去极端条件的地方探险（外太空、南极等），还是作为惩罚性法律制度的一部分被强制执行。在这里，隔离的类型更为社会性。无法满足的与他人互动的欲望可能会将一些人推向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这一虚假的灵丹妙药。可以肯定的是，网络无疑有巨大的好处。它能让家庭成员跨越距离交流，让商业伙伴跨越国界合作，让信息跨越专制政府的阻碍而得以快速传播。网络的这些以及更多好处显然对整个社会和大多数人都是有益的。但对一些人来说，互联网连接可能是他们唯一的连接。这就是互联网（也许更准确地说，社交媒体）可能会成问题的地方。极有可能的是，它代表了一个旧问题的新形式。我们认为，对一些人来说，互联网的虚幻连接是对与世界脱节的一种不良反应，而无聊正是这种脱节的标志。

为了了解我们提出的虚幻连接假说，我们在谷歌的数据库中搜索了自从2004年Facebook推出以来一些关键词的搜索频率。包括无聊或厌烦等词在内的搜索频率看起来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但对抑郁一词的搜索量在上升（图8.2）。我们可能会觉得有足够多的东西来占据时间，但它们不足以让我们得到深度满足。

孤独之心俱乐部

我们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特别擅长培养的那种无连接的连接，最终可能会讽刺地导致一些人产生更多的社会孤立。我们可能会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人际联系，但花在Snapchat上的时间是从真正的人际交往中夺走的时间。2018年初，当时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宣布，她的政府正在设立孤独事务部长。一个研究孤独的特别委员会表明，大约900万英国人——接近人口的14%——经常或在大部分时间感到孤独[乔·考克斯孤独问题委员会是为了纪念在英国脱欧运动中被谋杀的英国议员而成立的。在她去世之前，她曾致力于建立一个委员会，通过与一系列非政府组织合作来解决孤独问题。]。这位新任命的部长将负责制定政策，以应对孤独程度上升所代表的公共健康危机。在美国，研究表明，孤独确实是无聊的盟友。[Chin et al.（2017）.在这项研究之前，还有很多研究提到了无聊和孤独；Farmer & Sundberg（1986）; Reissman et al.（1993）; Spaeth et al.（2015）。]

虽然媒体对梅的声明（以及随后深夜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嬉笑）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老年人身上（孤独和无聊在老年群体中是相伴而生的），但人们的关注点比这更广泛。正如英国国会议员乔·考克斯（Jo Cox）所言：“孤独一视同仁。”（考克斯身后成立的基金会是英国最早进行孤独研究的机构。）其实无聊也一样。在努力寻找自己位置的青少年中，在因睡眠不足和新生命而感到困扰的新父母中，在因痛苦和损伤而感到孤立的精神疾病患者中，在因需要更多照顾而感到负担沉重的老年人和他们的照顾者中，孤独和随之而来的无聊、焦虑和抑郁可以随时发起袭击。

孤独和无聊有一个关键的联系，即两者都代表了一种脱离世界的形式。我们在前文说过，无聊状态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头脑活动起来，从事一些能够让我们发挥才能和天赋的活动。一个常见的满足精神参与需求的方法是与我们的同伴进行社会互动。事实上，最近一项使用经验抽样的研究显示，当人们参与面对面的活动时，无聊感最低[Chan et al.（2018）.]。对一些人来说，对无聊和孤独的回应是进入社交媒体的兔子洞，虚幻的连接在短期内缓解了无聊的不适，但最终他们未能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更糟糕的是，这种不能深入满足我们社交需求的做法，甚至可能会在长期内延续无聊的状态。

我们在本章之初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即无聊可能缘于变化太多，因为我们无法从周围的噪声中提取信号。我们注意到，我们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信息冲击。我们提出了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以及科技可能引起无聊和孤独的方式。我们概述了无聊和科技如何合谋让我们陷入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想法仍然是推测性的。还没有可以证实这些说法的关键性的研究成果。但是，当我们转向这些简单的方法来缓解无聊带来的不适时，可能会无意中使我们更难找到真正需要的连接。说无聊是件好事，未免太夸张了。但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让你相信，至少保留无聊的可能性并学会如何以有效的方式应对无聊，是一件好事。

无聊既不好也不坏。它不会帮我们决定应该做什么来缓解不适感。但是，如果没有能力意识到自己的无聊，我们就有可能持续处于一种不适应的精神脱离状态，或者当我们越来越沉溺于网络时，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很好。面对不断分散的注意力，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抵制快速和简单的精神参与的诱惑，或者说心灵的垃圾食品，它们无法满足我们，并将使我们再次循环到无聊的状态。相反，我们需要寻找真正的解药，以满足我们对精神投入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