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医生预告的时间早了一些，父亲大概四个多月后，便认为已经寻回自己的左半边身体了。那几天，他总会开心地找到我们，然后缓慢地把左手举到头顶高，激动地说：“你看，我举起来了。”

我们也跟着很激动，似乎父亲举起的是他接下来的所有人生。

犹豫了几天，父亲试探性地问：“要不我重新去开加油站吧？”

母亲说：“好啊。”

我们知道父亲的犹豫，虽然他左半身能调动得了，但毕竟中风过，使不上太多力气，要拎起给小汽车加油的油桶，估计比较困难。父亲最不可能完成的，是大油桶的油抽干了，需要把新的油桶挪出来。

母亲单独去看顾加油站的那段时间，只给摩托车加油。一旦外面的油桶没有油了，母亲只能把外面的大油桶挪一条小缝，依靠自己身体的瘦小，通过缝隙钻进去，从里面的大油桶抽油。

晚饭时，母亲去厨房盛饭，唤我们帮忙拿的时候，和我们商量：“以后黑狗达和姐姐放学后，就一起去加油站，我们一家人把第二天需要的油桶滚到适合的位置，可以吗？”

“要不你阿爸挪不动油桶，肯定要对自己生气的。”母亲说。

我明白母亲的话，我已经发现了，很多时候人的气愤，是因为察觉到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终于，这一天，父亲要出门去加油站了。他右手拎起热水瓶，转过身来，用力举起左手，向我们挥了挥，然后一拐一拐地和母亲出发了。

沿路有邻居和他打招呼：“去开店啊？”

他说：“是啊。”

又一个邻居说：“看上去好像全好了。”

父亲笑着说：“是啊。”

父亲生病期间，港口那地方开了家全新的加油站。那家加油站配了电动油枪，只要往加油口一挂，油就呼哧哧地喂给了车。而在父亲的加油站加油，顾客有时候还得帮着拿加油漏斗，弄得一手油腻腻的。

但听说父亲回来了，街坊们好像商量好了似的，特意过来加油。不仅摩托车，甚至连原来不怎么愿意来的小汽车、货车都特意开来找父亲加油。

小汽车和大卡车，父亲和母亲要一起抬油桶，父亲出右手，母亲出左手，一个个中油桶来回装。小汽车得装一个来回，而大卡车，得好几趟。

加油站斜对面住着一个老奶奶叫蔡淑女，两个儿子都是开大卡车的，以前都是去大加油站加油。自从父亲开店后，淑女奶奶便要求儿子们只能来我父亲这儿加油。淑女奶奶的儿子不太乐意，他们看着我父亲一拐一拐地和我母亲来来回回忙碌，一辆车半个小时都还没能加完油，自己窝在驾驶座上生闷气。

淑女奶奶站在自家门口看到了，生气地大喊：“你们就不会帮忙吗？愣着干吗？”

他们不想沾手，假装没有听见。淑女奶奶气得直接撸起袖子，冲过来要帮我父亲提油桶，吓得她两个儿子赶紧下车一起抬。

重新开店以来，生意反而更好了，但父亲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问母亲：“咱们能不能就不接待卡车了？接待卡车，承别人的好意，还要拖累人家。”

“但不接卡车，收入不高的。”母亲忧虑地说。

“那就不接卡车了，大家已经够帮忙我们的了。”想了一会儿，母亲说。

母亲知道的，对于他人的好意要珍惜，而不是滥用。

第二天，父亲挂上黑板，上面写着：感谢大家的支持，本店不接待大卡车。

父亲生病期间把家里的钱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加油站不再接待大卡车，收入自然捉襟见肘。我本来已经习惯家里的晚餐慢慢没有肉的痕迹，但后来，连唯一的荤菜小肉丸汤，也得两三天才能买一次肉丸。我发现姐姐的鞋底磨破了，她对谁都没有说，自己偷偷用胶纸粘上。放学路上，姐姐走路总是一拐一拐的，那是路上的石头硌得她难受。能不买的东西我尽量不买，练习册也是找高一年级的同学不要的旧册子。

虽然告诉自己这没什么，一家人为了彼此努力、相互陪伴就很好，但我知道自己越来越不对劲。我总怀疑自己身上有油污味，因而总是离同学们远远的。我越来越容易紧张，老师说：“下周学校组织去厦门游学，同学们尽量都报名。”我赶紧低下头。同学问：“你看了新出版的《七龙珠》吗？魔人布欧又进化了。”我赶紧低下头……渐渐地，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爱低着头，走路低着头，到学校低着头，回家也低着头。

父亲和母亲当然看到了。

“黑狗达你有心事吗？”父亲问我。

我说：“没有啊。”说完，我又低下头。

“那你为什么总低着头？”

我赶紧抬起头说：“没有啊。”

“阿爸会好起来，咱们家会好起来的。”父亲试图安慰我。

“我知道的，你放心吧。”说完，我还是不自觉地低下了头。

那天放学，我低着头回到家，父亲笑眯眯地坐在厅堂等着我。我看到他身后的桌子上放着用布盖起来的一个纸箱子。

“来，这是我和你阿母送你的礼物。”父亲说。

礼物？为什么要送我礼物？我掀开那块布，打开箱子：是一对鸽子。它们豆子般的小眼睛一直盯着我看，然后咕咕咕咕地叫起来。

“鸽子？”我不解地看着父亲。

“我们看你老低着头，想说，如果你养了鸽子，可能就会喜欢抬头看看天吧。”父亲说。

灰色的鸽子，身上有斑点，我给它取名叫米点，白色的鸽子浑身雪白，所以它叫雪花。阿太和姐姐也很喜欢父亲母亲给我选的礼物，那天傍晚，我们一起在屋顶用木头和此前的兔笼，给米点和雪花搭建了一个窝。

父亲很想上来帮忙，但家里的楼梯没有扶手，上下楼梯要分别用到左右脚，他的左脚无法单独支撑他的身体上屋顶，更无法支撑身体下去。父亲只能坐在下面的台阶上，不断问着：“搭得怎么样？记得上面要用油布盖，下雨了才不会淋湿。记得地下垫些砖头，雨大了才不会淹到……”

阿太说她知道怎么养鸽子：“养鸽子的关键，就是让它认这里当家。只要认了这里，不管天涯海角它都一定会飞回来的。”

“天涯海角也找得回来？”我不相信地看着阿太。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郭岑村有户人家的孩子去下南洋了，那时候正在打仗，下南洋了就不知活不活得下来，更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联系上。家里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带的，就给他带走了一只鸽子。过了好多年，大家都以为那孩子在南洋失踪了，有一天鸽子真的飞回来了，脚上绑着一张纸条，写着：平安。那人家知道了，他们的孩子是平安的。”

“这么远，鸽子是怎么找到家的？”我好奇地问。

“鸽子就是懂得家在哪儿。人也是这样的。”这是阿太的回答。

我还是没明白，吃晚饭的时候问父亲：“鸽子为什么永远知道家在哪儿？”

“鸽子鼻子上有块石头一样的东西，那是块磁铁，而地球本身也是块大磁铁，鸽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小磁铁感受到磁力，判断自己的家在这块大磁铁的什么位置。”这是当过海员的父亲的答案。

父亲一笑：“反正我也永远找得到家的，和鸽子一样。”

“那怎么让鸽子把这里当家呢？”

“就是真的把它当家人，它们会知道的。”阿太抢着说。

刚来的鸽子，一放开肯定是要飞掉的。按照阿太的建议，我先把鸽子养在笼子里，等待着鸽子把我家当它们自己的家。

要把鸽子当家人——我记得阿太的话。每天早上醒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屋顶喂鸽子，我不仅喂它们，还和它们咕咕地说话。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它们肯定也不懂我说了什么，但它们肯定知道的，我想和它们说话。

下午放学回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来到屋顶。我不仅和它们咕咕咕乱说，还会和它们说家里的事情、学校的事情，以及我知道的故事。

七八月的闽南多雨，每次看到下雨我就赶紧往屋顶冲，用油布把鸽子笼盖上。担心它们害怕，我还撑着雨伞陪在旁边。看我在雨中陪着，鸽子对我一直咕咕咕咕咕咕，它们在催我回屋去。等到雨停了，我又到屋顶掀开油布，生怕鸽子憋闷得难受。鸽子咕咕咕，我想它们在问我，被雨淋到了吗？

我不断地问父亲：“鸽子和我亲了吗？它们把这儿当家了吗？”

父亲说：“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很亲了，开始它们一看到我就跑，现在一看到我来了就咕咕叫着朝我靠过来。”

“那放开试一试？”

我在心里掂量了很久，说：“要不咱们再等等吧。”我不知道，感情多深才叫深。

有一天我照常拿着玉米要喂鸽子，突然发现笼子里多了几个小小的蛋，是鸽子下的。

“鸽子下蛋了！”我透过天井对家里喊。

阿太和姐姐兴奋地冲上来看，父亲还是不好上屋顶，他隔着天井说：“太好了，鸽子竟然这么快愿意下蛋了。”

“所以鸽子下蛋代表什么呢？”我注意到父亲用了“竟然”。

“鸽子下蛋，说明它们把这里当家了，所以它们才愿意在这里养育自己的孩子啊。”父亲说。

“那我可以把鸽子放开了吗？”

“可以的。”

“真的吗？”我还是担心鸽子会飞掉。

“没有一个父母会愿意离开自己孩子身边的。”父亲说得斩钉截铁。

我想了想，是啊，我父亲就是这样的。

父亲很激动，他觉得自己应该和我一起放飞鸽子，他试着把左脚抬到楼梯上，但是抬右脚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左脚根本没力气单独支撑。

后来，他想到了办法，对我喊：“先别着急放啊！等我走到大门口，鸽子一飞起来，我在下面也看得到的。”

父亲兴奋地一拐一拐地拐到大门口，站好，对我发信号：“我准备好了。”

我又确认了一句：“真的可以放吗？”

父亲说：“相信我。”

我紧张地打开笼子，鸽子先是有些吃惊，看着打开的笼子门发了一会儿呆，还相互看了看，或许在相互询问发生了什么，然后先是米点走出来，雪花也赶紧跟上。

它们走出笼子，一会儿看看我和姐姐，一会儿看看阿太和母亲。

“飞吧鸽子。”我对鸽子说。

米点歪着头，似乎在努力听清我的话。

我又说了一遍：“飞吧，飞起来吧。”

米点似乎听懂了，往前快速地走了几步，抖动羽毛，突然一跳。米点飞起来了，冲向天空，然后转出一道椭圆形的弧线。

雪花看着飞起来的米点，咕咕地叫了一下，好像在说“等等我”，然后也几下助跑，扑棱着翅膀，飞起来了。

我高兴地向父亲喊：“阿爸你看到了吗？鸽子飞起来了！”

“我看到了。”父亲的语气听上去是如此开心。我站在屋顶上，看到庭院里的父亲拄着拐杖仰着头，一直笑着看着天上的鸽子，似乎飞起来的不仅仅是鸽子，还有他的许多希望。

因为一直看着鸽子，我这才发现天空是如此好看。那时候大概是五六点钟，橘子一般的夕阳把天空染得金灿灿的。

真的有金色的天空啊，我想，以后还是要多抬头看看天。

鸽子在天空一圈一圈地盘旋，越飞圈越大。

我问庭院里的父亲：“它们会回来吧？”

“会的，一定会的，因为它们的家在这里。你叫一下它们试试。”

我对着它们咕咕咕，它们好像听到了，低下头看看我。

我抓一把玉米举起来，继续对它们咕咕咕。

米点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朝我飞过来。雪花紧紧跟在米点身后，也飞了过来。

“好了，鸽子知道这里是家了，鸽子把你当家人了。”阿太很开心地宣布。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真是又辛苦又幸福。那段时光也让我知道，辛苦和幸福一点都不冲突，人是可以在辛苦中很幸福的。

每天下课，我和姐姐帮助父亲母亲倒腾油桶，回家母亲准备做饭，我和姐姐赶紧清洗身上的油渍。我们清洗完就开始做作业，抢在夕阳落山前，上屋顶去喂鸽子，然后对鸽子说，飞吧。鸽子便在天空中盘旋。

但有时候我回来得实在太晚，还在做作业，鸽子们已经等不及，便在笼子里不停地咕咕叫。后来，我干脆一回来就把鸽子笼打开，只要不是下雨天，我就搬了小桌子和凳子，在天井中做作业。

做作业累了，抬起头，便可以看到正在天空中飞舞的米点和雪花。我是那么喜欢盯着它们看，看着看着，我总觉得自己也在飞翔。

那一天我在天井做着作业，听到鸽子在屋顶上着急地呼唤着我们。我上去查看，发现原本三颗鸽子蛋，只剩一颗，剩下的这颗，也被咬破了。

阿太说：“看样子老鼠已经知道屋顶上有鸽子了，一定会来偷鸽子蛋的。”

“那怎么办呢？”

“以后估计得等到我们陪着的时候再打开笼子，放飞鸽子了。”阿太说。

那天，我们一家商量，阿太和母亲帮我和姐姐把桌子搬到屋顶。就此，只要不下雨，我们便在屋顶做作业。

我很喜欢在屋顶做作业，风把东石镇的各种声音送过来，我像被很多人陪伴着。而鸽子在天上飞，我们在屋顶保护它们的孩子，我们彼此都很安心。我想，家或许就是这样的相互陪伴吧。

或许鸽子也心安，很快又生蛋了。蛋孵化出来，我们又多了几只小鸽子，从此我抬头看到的天空，便是一群鸽子在飞。

闽南的冬天就是这样，象征性地凉个几天，强调一下自己真的是冬天，偶尔或许是担心别人觉得它不够称职，会突然来一次漫长且刺骨的冷。那种冷天，海风似乎也总要大起来，冷飕飕的风，仿佛为了取暖，找石头房子的缝隙拼命想钻进来。

每次那种天气，我们都拼命把自己全身包裹起来，一层又一层，像粽子一样。

我记得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反常。冷到，好像所有人都懒洋洋的。我懒得起床、懒得走路，一大早我就爬到屋顶打开笼子，鸽子也懒得飞。

我是后来才知道，天气一冷，人和动物的血管都会收缩，所以就会比较懒。而对中风的人来说，冷是很危险的事情——中风就是因为血管被堵住了，而冷会让血管收缩，堵得更厉害。

当时的我不知道，只感觉父亲似乎比我更懒，甚至懒得有些疲倦。他疲倦地挣扎起床，疲倦地努力做着康复操，疲倦地关心着我：“多穿点啊。”说着说着，眼睛快要闭上了，感觉就要睡着了。

“阿爸你没事吧？”

“没事啊。”父亲疲倦地对我笑了笑。

那天，我还在屋顶上看着鸽子飞，突然听到母亲喊：“大家赶紧来，你阿爸晕倒了！”

虽然一送到医院，医生说：“看来你们有经验了，送得很及时。没事，待会儿你父亲就会醒了。”但父亲“待会儿”并没有醒。

我看到医生来了，又走了。然后叫来更多医生，又来了，又走了。来来往往许多次。

终于，医生找到我们。医生说：“我们开了溶解血管中脂肪的药，并没有起作用。”

医生说：“我们怀疑，你父亲的第一次中风，也不是脂肪血栓造成的。待会儿我们会开扩张血管的药，这样他可能会醒来，但是，建议你们商量下，要不要转到省城的医院。”

“转，现在就转。”母亲说。

去往福州的救护车上，父亲醒了。

父亲看到自己在输液，开着玩笑说：“我就睡一觉，你们就又把我送医院了啊，我以后可不敢随便睡觉了。”然后他察觉到不对，“我怎么还是在救护车上？”

母亲张了张嘴，不知道怎么解释。

“泉州的医院说找到病根了，但得去福州的医院看。”阿太找了个安慰父亲的说法。

父亲似乎明白了什么，一脸悲伤地沉默着。

开往福州的救护车上，风呼呼地吹着。

“咱们似乎离家好远了，而且越来越远了。”姐姐看着窗外说。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

“没事，多远咱们都认得回家。”阿太说，“和鸽子一样。”

一到省城的医院，我们又开始奔波在各种检查中。

门诊到处都是人，被各种疾病抓来这里的人。我看到一个个病人的床前，围着一群群家人。这里的每户人家也和我家一样，发生过那么多痛苦、挣扎与希望。

检查做完了，医生看了看所有的检查报告，最终把父亲安排在重症病房。病房很干净，一个房间三个床位。我看到床位边放着可以供家属休息的躺椅，我知道了，住在这里的病人，都要待很长一段时间。

护士来叫家属，说医生有事要和家属商量。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让父亲生病的罪魁祸首。在父亲大脑的X光片上，有一个刺眼的小黑点。

医生对我们说：“你看，就是这个堵住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医生又找出一张图片，是像鱼唇一样的东西：“它本来是在人的心脏里，管理着血液的进进出出，它叫作瓣膜。现在它脱落了，一部分堵在你父亲的脑血管里。”

我看到它了，就是它锁死了父亲的左半身，让我们家如此辛苦。

“现在你们得商量下，要不要赶紧做心脏手术？”医生问。

“不做是不是不可以？”母亲问。

“不做，瓣膜随时还可能脱落，再脱落估计人就要……”说到这儿，医生停顿了。

“做，当然做。”母亲说。

“但做这个手术有很大的危险，成功率目前只有百分之六十多。”

母亲一下子愣住了，转过头来惶恐地盯着我。我知道母亲害怕了。我的身体也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医生看出来我们一家的慌张，说：“要做这么大的心脏手术，身体必须得先恢复，要不人扛不过去的。我们等病人身体指标快到手术标准的时候，再来决定。”

按照医生的说法，父亲可能要在医院边治疗边观察十多天，身体才有机会达到手术标准。所以，我们得商量谁留下来陪护。

阿太抢着说：“当然我了。阿珍你回去看着加油站，还要照看孩子，这里交给我。”

医生惊讶地打量苍老的阿太，阿太知道医生的担心，用一种中气很足的声音说：“别小看我，我现在还能挑着担从郭岑村走到东石镇。”

医生还是用一种无法置信的眼神看着阿太。

“当然是我留下来。”母亲说。

医生交代，每个病人可以有个陪护睡在旁边的躺椅上，叫我们在附近找个宾馆。虽然医生这么说，但为了省点钱，那天我们谁都没有提要去找宾馆的事情。护士几次过来提醒：“路对面就有宾馆的，你们赶紧去问问还有没有房间。”母亲说：“好啊，稍等就去。”护士提醒了几次后，突然小声地和我们说：“其实走廊许多长椅，你们累了就可以去睡一会儿。”

那是我们一家第一次聚在城市中心一栋很高的楼上，虽然这是病房。从窗户看出去，有高楼的霓虹和万家灯火。

我想象着，每点灯火照着的该是怎样的生活，他们是否也和我们家一样，经历着那么多不易……

看着城市那空荡荡的天空，我突然想起来：我忘记关鸽子笼了。

关于怎么从福州回到东石镇，对阿太、姐姐和我来说是个挑战。阿太似乎从来没坐过公交车，我和姐姐也从来没有在城市里自己坐过公交车。

“你们可以吗？”母亲担忧地问。

“当然可以啊。”阿太依然回答得很笃定。

一出门她就问姐姐和我：“对哦，那个护士是教我们朝哪个方向走？”看来阿太跳过她不熟悉的所谓“公交车”，直接设定为走路了。

“阿太，走路我们更不知道怎么走，而且估计一天都走不到汽车站吧。”我说。

“没事，咱们边走边问，肯定找得到路的。”说完，阿太拉住一个路人问，“请问汽车南站怎么走啊？”

“走路，去南站？”路人愣住了，看了看阿太，又看了看我和姐姐，“要不要我帮你们找警察来帮忙呢？”

最终，我们还是拉住阿太一起等公交车。搭21路，转5路，到南站，找到泉州的巴士，到了泉州汽车站，再坐到东石镇的小巴……

终于回到东石镇，我担心家里的鸽子，撒腿就跑，姐姐也跟着我跑。跑着跑着，我突然想起来，阿太都那么大年纪了，怎么跑得了？我赶紧停下来，看见阿太正气喘吁吁地拄着拐杖在跑。

“阿太别跑！阿太别跑！”我担心地喊。

阿太恍然大悟一般：“是哦，我可不能跑。都这把年纪了，万一骨头散架了呢……”

跑到家一开门，我便往屋顶冲。鸽子笼开着，里面没有鸽子，也没有了又生下的鸽子蛋。

是我害了鸽子，它们还在孵化的蛋被老鼠偷了，还有可能它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老鼠咬了。

我难过地对着天空咕咕咕，咕咕咕。天空，空荡荡的。

“是啊，如果是我，一定也会生气地离开吧。如果这个地方连护自己周全都没办法，我肯定要离开吧。”我坐在屋顶上发呆。

忘记发呆了多久，先是天空突然出现一个小小的身影，我认出来了，是米点。

米点在空中对我咕咕地叫。

我立刻站起来，对它咕咕地叫。

但米点没有停下，绕着我飞了几圈，突然又飞走了。

我想，米点没有原谅我。我想，我应该理解米点的。

我还在胡思乱想，突然听到天空一声又一声的咕咕咕，抬头一看，米点带着雪花和它们的孩子，往我这边飞过来。一只两只三只四只……鸽子们都回来了。我欣慰地想着：父亲说得没错，鸽子是认家的。我心酸地想着：只要认定是家了，即使再不好，它们也会回来的。

傍晚五六点，我窝在屋顶上，陪着鸽子们。

听到有人在叫门。

阿太去开门，是邻居健康伯。他嗓门还是那么大，他说：“邻居看到您和孩子先回来了，我担心你们晚上来不及做饭，拿来一大块红烧肉和一些豆腐。”

过了一会儿，红线奶奶来叫门，她送来了炒米线。

文才叔也拿着铺盖来了，他说：“你们老老小小在家，邻居们可担心了，商量轮流来你家打地铺，第一晚就我来吧。”

第二天早上，开小卖部的阿丽姨迈着小碎步气喘吁吁地跑来敲我家的门：“黑狗达，你阿母从医院打电话过来了。你们赶紧来接。”

我和姐姐跑到阿丽姨家，一接电话，发现电话已经挂了。阿丽姨重新挂好电话，等了好一会儿，电话还是没响。

“这怎么回事？”阿丽姨问。

我说：“我阿母肯定是为了省等待时的电话费，把电话挂掉了，现在应该要重新排队。医院的插卡电话永远有人在排着。”

果然，过了十五六分钟，电话响起，是母亲。为了省钱，母亲讲话很急切：“你们顺利到家就好，我们这边都很好。不用担心。你们要互相照顾。我隔天这个时间打一次阿丽姨电话。”

“好的……”我还想要问父亲的情况，母亲已经把电话挂了。

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加油站也不用开了，我和姐姐不需要帮忙滚油桶、抽油，时间突然空出来。一空出来我就往屋顶跑，还好屋顶上有鸽子，还有天空。

大概是父亲去福州住院的第三周，母亲的电话来了，母亲说：“医生说，过几天可以安排手术了。”

母亲说：“能不能你们来一趟？”

母亲还是道歉了：“抱歉啊黑狗达，我不敢签手术同意书。”

“当然我来签啊。毕竟我是一家之主了。”我尽量掩饰着自己的慌张说。

约定的是三天后，期末考试一考完就去福州。阿太和姐姐也说一定要去，我知道她们在想什么——毕竟手术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多。

但如果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福州，鸽子们怎么办？手术要等父亲身体状态最好的一天，而且这是个大手术，做完后，至少得住院十天才能回家吧。这一来一去将近二十天。

我一个人跑到屋顶上想了很久。看着米点和它的家人在天空盘旋，我知道我只能这么做了。

“我们把鸽子送人吧？”晚饭的时候，我装作不在意地随口一说。

姐姐低下头，但她肯定也琢磨过这个问题了，她只是问：“那送谁呢？”

“我挑去送你大舅好不好？你外婆走后，你大舅总是一个人发呆，这么多年了，他和你们一样，也一直想念着你外婆。”看来阿太早已经想到了解决方案。

期末考试最后一天，阿太、姐姐和我一大早起床，把鸽子一只只抓进用竹篾盖着的箩筐里。前面的箩筐放着鸽子，后面的箩筐放着笼子和玉米。

阿太拄着拐杖，挑起箩筐，说：“那我们走了哦。”我知道的，阿太的“我们”，指的是她和鸽子们。

我假装自己没有不舍，我说：“记得教大舅，要等鸽子认定家了才放出来哦。”

阿太说：“知道了。”

“记得让大舅要小心老鼠哦。”

“知道了。”

很幸运，手术很成功，一早七八点推进去，到下午四五点才推出来。父亲被救回来了，只是医生提早预告，父亲这次中风和上次不一样，因为那个掉落的瓣膜，已经把父亲一部分的脑血管堵死了，按照现在的技术取不回来——那意味着，父亲再也找不回他另一半的身体。

关于这个事情要不要和父亲讲，阿太、母亲、姐姐和我开了几次会。最终，我们决定不说。

父亲果然还是倔强、坚强的父亲，手术第二天，听说得放屁才代表伤口正在愈合，我们便看到他很认真地在寻找屁意，一发现有机会，就赶紧用力。听医生说，一般最快五六天就可以试着起床走走，帮助恢复，父亲在第四天就嚷着要起来……

父亲下床了，我和母亲左右边搀扶着他，父亲信心满满地用力要站起来，身体却没有反应。第二次咬着牙用力，屁股只离开床几厘米却又坐下来了。父亲一慌，想用手帮忙支撑，这才发现，这次和此前不一样，他的左手一直蜷缩在胸前，怎么都不听使唤。

父亲惶恐地看着自己的身体，看着我们，他明白了。他嘴角抽搐着，眼眶红红的，但尽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哭，然后他拼命地安慰自己，喃喃自语：“没事的，没事的，我会找回来的。”

父亲不自觉地安静了。但为了不让我们察觉到他的痛苦，我们无论说什么，他都微笑着应和。笑完，便又坠入深深的沉默中。

那一天恰好是元旦，这座城市的欢声笑语，乘着风不断隐隐约约地吹到父亲的病房，父亲望着窗外，突然问：“对哦，那些鸽子呢？米点、雪花和它们的孩子呢？”

我支支吾吾地不知道如何说。

“鸽子……黑狗达送他大舅了。他大舅这么多年来一直想念他外婆，很孤单，黑狗达让鸽子去陪大舅。”最终还是阿太来说。

父亲忧伤地看着我，他明白我为什么把鸽子送人。

“哦。”沉默了许久，父亲就回了这么一个字。我知道父亲伤心了，我知道父亲哭了。

许久许久，父亲开口说：“但没有鸽子，你还是要记得抬头看看天啊，不要老低着头好吗？”

“好啊。”我赶紧回答，不敢抬头看父亲的眼睛。

第十天，医生终于答应让父亲出院了。一大早，母亲和阿太忙忙碌碌地收拾。父亲还不太站得起来，护士特意叫来护工轮流搀着，这才终于把父亲扶上车。

这次父亲没有嚷着要坐公交车回去，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了。

我家的巷子口太窄，救护车开不进去，父亲实在走不了路，我们一家呆呆地坐在救护车上不知道怎么办。正在发愁，海森伯探头探脑地走过来，他一看到是我们，高兴地喊起来：“我听着救护车声就在想，是不是你们回来了。太好了！真的是你们，怎么还不进来？”

海森伯说话的时候，文才叔、健康伯也来了。他们都是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母亲说：“黑狗达阿爸走不动了，得有人抬。”

“这好办，我们不都来了吗？”健康伯说。

邻居两两替换着抬，父亲终于回到了家。

但是，父亲不肯进房间，说他想在厅堂坐一坐。

“那待会儿你怎么到房间躺着啊？”海森伯问。

父亲说：“这几步路我拄着拐杖应该可以的，就让我在这里坐坐吧。”

父亲坐在厅堂上，一直望着天空。他走动不了，只能看着天空流动的云。父亲从下午一直坐到傍晚，像棵植物一样，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只能拿着椅子也坐在旁边陪他。

那天，漫天的红霞，像浪一样翻滚。父亲眯着眼睛，静静地看着。突然他激动起来，他喊着：“是米点吗？”

我循着父亲目光的方向望去，看到一个小小的黑点正朝我们飞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是米点。

米点似乎也看到我们了，咕咕咕地叫起来，在天空盘旋了一圈，停留在天井上空，朝我们打量。

米点咕咕咕地叫着。

父亲开心地说：“你是来看我们的对吧，我们很好，你回你的家吧。”

米点依然咕咕咕地叫着。

父亲说：“放心吧，我会好起来的，这个家会好起来的。”

米点是夜色暗到快看不见天空的时候才飞走的。第二天，它又准时来了。自那之后，米点雷打不动地每天来探望我们一次。

多亏了米点，无论日子多辛苦、多艰难，父亲因此每天都会抬头看看天空。

后来我高中去外地读书，为了节省路费，每两周回家一趟。父亲说：“你好好努力，阿爸自己也会努力。放心，米点每天来看我。”

我每次回来都会向米点表示感谢。我会抓一把玉米，在它还在天空飞的时候上屋顶坐着，等着喂它，等着和它说说话。

后来我去读大学了，只能一个学期回来一次。父亲说：“放心吧，米点每天来陪我。你好好努力，阿爸也好好努力。”

我知道的，父亲那几年的确非常努力。我听说，他每天五六点起床，每天坚持到巷子走一个来回，每天要摔个十几次，身体青一块紫一块的，到处是瘀青。母亲很努力，一个人守着加油站，和姐姐一起扛起摔倒的父亲。阿太很努力，一天天发起和父亲的比赛，比赛抬脚、比赛拐杖跑步……

我也很努力，我知道的，堵着我们家的，是父亲脑血管里那块鱼唇一样的心脏瓣膜。我找了各种资料，了解到美国新推出一种纳米针的手术方法，可以取出那块瓣膜。我必须抓紧时间攒够钱。

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找了份记者的工作。有固定的底薪，再加上稿费，我开始可以攒钱了。为了多攒点钱，我拼命跑新闻写稿子。我甚至春节都不回来了——因为春节假期留京工作，工资可以拿三倍，而且从北京回家的路费我想省下来，给父亲治病。

家里安了电话，我也买了手机。父亲太久见不到我，经常忍不住打电话给我。电话里他一次次和我说，他很想我，他问我可不可以不攒钱了，多回来看看他。他说他真的很努力在锻炼，或许不用去美国做手术就可以好起来。

我和父亲说：“快了，我攒够拿掉脑血管里那块瓣膜的钱，我就回来。”

父亲问：“那还要多久？”

我和父亲说：“就三年，再等我三年。”

我算得没错，在北京工作的第三年年底，我就可以攒够三十万了。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登录银行账户查看自己存的钱，满心欢喜地想，今年春节我就可以带父亲去美国治疗，我们家又要好起来了。

我记得那年的秋天，北京满街金黄金黄的树叶，特别漂亮。我正通宵写一个稿子，母亲打来了电话。母亲说：“黑狗达别难过，你父亲走了。”

母亲说：“你千万别怪自己的父亲，他真的尽力了。你也千万别怪你自己，你父亲和我都知道，你真的尽力了。”

父亲终于还是没有等到我攒到足够的钱，我终于还是没能抢在父亲扛不住之前回到家。

时隔三年第一次回家，竟然是为父亲办葬礼。族里的亲戚帮忙料理得很好，不熟悉习俗的我一点忙都帮不上。按照繁文缛节我把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心里憋得难受，干脆沿着东石镇到处走。走着走着，我走到了等父亲回来的那个码头，走到了父亲开酒楼的地方，走到了海鲜干货店，走到了父亲开的加油站。我看到那个西装革履的父亲，看到那个拼命想挣钱的父亲，看到那个艰难地一拐一拐地走路、试图寻回自己身体另一半的父亲。我知道的，父亲这一生已经用尽全部的力气去护着我、爱着我，父亲真的尽力了。

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我沿着从小走到大的石板路往家里走去，我在记忆里看到了石板路上的小白，看到了阿花，看到了黑咪，我悲伤地想，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吗？不断地告别和失去吗？我还在想着，突然听到咕咕咕的叫声，抬起头，我看到了，我家的屋顶上站着一只鸽子。是米点。

米点又来看我们了，米点又回家了。阿太说得没错，鸽子一旦认为哪里是家，就永远会回来的。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母亲有一天傍晚突然打电话给我，说：“黑狗达啊，告诉你一个事情你不要难过。前几天米点就没来了，今天我等到这个时候，还是没等到它，我想，米点可能走了。”

“我算了算时间，米点确实年纪大了，真是难为米点了，这么多年，每天来看我们。”听着电话里的声音，我知道母亲在伤心。

我走出办公室，爬到办公楼的楼顶。北京的天空湛蓝湛蓝的，北京的天空没有米点。但我知道的，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这世界有那么多部分，其实都在试图陪伴着我。

去吧米点，你放心吧，现在的我，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会经常抬头看看天空。因为我记得的，天上有米点，天上有我父亲，天上有永远在陪着我的你们。我知道了，天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怀抱，一直在拥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