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两个方面对地方的意义展开了论述。第一，认为地方——大家普遍认为它是汇聚某种意义（例如关爱、抚慰）的场所——包含着比城镇更广泛的实质，甚至比邻里、家园和房屋都蕴含着更广泛而丰富的内涵。难道壁炉、扶手椅，甚至人本身，比如母亲，就不能算作一个个地方了吗？母亲就是蹒跚学步的孩子从沙堆里尽兴而归的地方。第二，认为地方不必在特定位置上扎根，而这却是一个普遍的假设。难道一艘穿越大洋的船舶不是一个地方吗？在这一有着边界的世界里，船长就正如一位祭司和国王一样。母亲当然是一个地方，而且母亲还会走来走去。那么，可以被带走的文化算不算地方呢？并非任何文化在位置上都是固定的。就像古典音乐，对于乐迷来说，它就是家了，它能为乐迷们提供情感的支持。当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注："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1876—1962)，美籍德裔音乐家，出生于德国，1939年后定居美国。——译注">1938年移居到美国时，被问到是否会想念故乡德国或奥地利——奥地利是他最近一次担任交响乐指挥的地方。他的回答是，一点都不想念，因为音乐就是他的家。这个家可以陪伴他到天涯海角。他栖居在乐谱里，在管弦乐队里，在一次又一次的演出里。

但空间又恰恰是能持续激发我想象力的概念。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空间”这个词在历史上一直有着消极的意义。它有“开放”的意味在里面，并因此有着“危险”的意味。很有启发的是，我发现，英文里“坏”(bad)这个词原本具有“大敞着”(to be wide open)的意思——暴露于外部的影响，而所谓影响，在过去的人看来，通常是指危险和邪恶的事物。而美国之所以会对我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原因在于，它反而强调着空间的积极意义。由此，空间意味着移动、行动、自由、潜力和未来，还意味着生命和对复苏的感知。它是一种知觉(aesthesia)。之所以我能在人的身上感受到一份悠然自得和轻松愉快，是因为我总能发现人类在移动和空间上所取得的经验，这也就是所谓的“生活”。

其核心要旨再简单不过了，不就是移动本身吗？新生的婴儿通过踢踢腿来表明他的行动力；大一点的婴儿则通过爬行来表现；更大一些后，就可以站立起来了（抵抗重力），并开始行走和奔跑。技术扩展了人的行动力。孩童骑着自行车从山坡上直冲而下，能感受到速度和风，还能体验到自信、奔放与快乐。一个人骑着摩托车，飞驰在大雾笼罩的加利福尼亚州高速公路上，猛踩油门，穿过雾气重重的超现实风景，闯入了一个抽象的空间，感受着迎面而来的强风。一名飞行员身处狭小的机舱里，貌似“远离了自然界的危险，（但）其实是一头扎进了更深的危险里”，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如此写道。<注："Antoine de Saint-Exupéry,Wind,Sand and Stars (Harmondsworth,Middlesex,U.K.:Penguin,1966),p.24.">

人类也会将某些物体投掷到空间里，以此来延伸自己的身体边界。人类在这样的空间经验里已经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啊！刚开始，人类用自己强壮的胳膊掷出长矛，张开弓射出箭矢；后来，人类利用火药的爆炸力实现了远距离的发射，像炮弹、子弹、火箭、导弹，以及宇宙飞船。1996年，人类发射了先驱者10号，把它“掷”向了25亿英里外的太阳系边缘。<注："Time,November 4,1996,p.80.">它可能现在都还待在那儿，不停地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如果有一天太阳变成了一颗红巨星，把太阳系里所有的星球都吞没，就只有这个人造的小东西可以幸免于难了。倘若生命在于移动，而移动是指克服惯性和引力的话，那么先驱者10号就象征着生命，象征着人类的智慧始终不会满足于原地踏步。

研究表明，除非我们能够移动四肢，到处走动，否则，我们眼睛所能欣赏的空间就会少之又少。而当获得了移动能力后，眼睛（和耳朵）就会极大地增强自身的强度和敏锐度，扩展空间经验的范围。任何一个人都有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区分。这是最基本的空间差异。但在何种程度上才能算作内部，则取决于文化发展的程度，这是千差万别的。第一个文化成就在于人类对火的使用，大约出现在二十万年前，它让我们的远祖能安全地生活在洞穴里，远离猛兽的威胁。洞穴里的生活首次给予人类以包裹起来的空间感——一种在家里的感受。墙壁和洞顶被摇曳的火光照明，投射出各种各样的影子。这一有边界的内部性必然衍生出相反的外部性意识，那是开阔的、暴露的、危险的，当然也充满了各种诱惑。

洞穴生活是人类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也是首要的一步，此后，大大小小的进步逐渐出现。它们累积起来令人震惊，显示出人类在内部空间里展现出怎样的生命力。我会让学生们去想象古代人类生活在内部空间里的场景，从古埃及开始。我会对学生们讲，金字塔从外部看起来恢宏壮丽，而人的生命也因此提升。但内部呢？它的里面是狭窄拥挤的甬道，一直通往法老的棺墓，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死亡空间。金字塔，像太平间一样的建筑物，排列在尼罗河边上，有着外观上一目了然的纪念性；但在其内部，拥挤的石柱，昏暗的空间，让人感受不到任何体积和容量。古埃及的神庙也是如此，外表光鲜亮丽，里面却暗无天日，一间间陋室空堂用来摆放他们的神灵雕像，全然不顾顶礼膜拜之人感受的好坏。

根据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注："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1888—1968)，瑞士历史学家、建筑学家。——译注">的观点，哈德良的万神殿(Hadrian's Pantheon,118—128)与金字塔截然不同。这个建筑将关注点从外部转向了内部，从近乎实心转变为塑造中空的结构。万神殿是一个巨大的半圆形穹顶（直径有40多米），以墙和柱作为支撑。与其外部相比，它的内部精致典雅，透露出神圣的简洁之美。穹顶中央的圆孔（眼睛）会让阳光形成一道光柱射入内部，随着一日之间太阳的东升西落，这移动着的光柱会在墙壁上缓缓扫过。相比而言，埃及乃至古希腊的神庙都借用昏暗的内部空间来象征大地、子宫与死亡的意义，象征着对来世急切的盼望。而万神殿却象征着光明洞彻、溥博如天的穹苍，进入这里面就像与神同在天堂一般。<注："Sigfried Giedion,Architecture and the Phenomena of Transition:The Three Space Conceptions in Architecture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空间与地方”这门课的高潮在于学生们要借着想象力对哥特式教堂展开思考。哥特式教堂是欧洲建筑史上的一大变革，让欧洲人体验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空间感。根据埃尔温·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注："埃尔温·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又译作欧文·潘诺夫斯基，美籍德裔犹太学者，艺术史学家。——译注">的观点，哥特式建筑的特征不仅在于耸立的尖顶和交叉的肋架拱顶，令内部空间形成高耸之势，营造出灵性升华的效果——罗马式建筑也具备同样的特征；它还长于对光线的使用。哥特式建筑乃是光的殿堂。<注："Erwin Panofsky,Abbot Suger on the Abbey Church of St.-Denis and Its Art Treasur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6),p.19.">窗户扩大后，墙壁的大部分面积由玻璃而非石料构成，由此穿壁引光，光又在彩色玻璃上折射开来，艺术家便借此增强了光线在建筑物内部的混合，形成了光之内爆的效果。搭配着外部精美绝伦的石制窗花格，其内部空间就呈现得光彩旖旎了。远远望去，一座哥特式教堂就仿佛是矗立在风尘肮脏、茨棘之间的一件珠光宝器。然而矛盾的是，在现代人的眼中，当今的信仰却又是那么世俗，人们热衷于珠宝首饰与贵重金属。但有时候，我们却又总忽略了这些事物的象征意义。其实，它们的象征意义超越了它们的价值所在。珠宝匠人刻意将宝石打磨成圆形而非平面，正如教堂的彩色玻璃一般，使得光线能从内部反射出来。而这从内而外的光线正好又象征着基督教圣徒灵魂深处闪闪发光的美德。上帝是光，圣子也是光，降临于世间“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约翰福音》1:7）门徒约翰在福音书里对光的赞美以及盈满了光的哥特式教堂，让生活在12世纪的人们得以融入与教堂同在的生活里，就像宗教仪式一般充满了戏剧性。

声音在人的空间经验里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每种声音都能营造出各自的空间氛围。想一想海鸥掠过海面时发出的尖叫，火车在夜间驶过大草原时的鸣笛，在空旷的广场上传来的脚步声，巷道里发出的猫叫声，阳光普照的乡下，高速公路上汽车行驶时传来的柔和轰鸣。所以在课堂上，我会带着学生们仔细观赏哥特式的教堂，并详细讲述声音所起到的作用。比如，教堂里的一声咳嗽便会反衬出大而可畏的肃静；而唱诗班倾泻而出的华美乐章里，既有低沉悠远的男声，也有高亢清亮的童声。因此，视觉的美感被深沉的肃静和美妙的乐音所强化，让教堂的内部成为天堂在地上的一道投影。

中世纪的教堂之所以吸引我，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学背后的伦理，亦即善之美。在前现代社会里，谁去建造这些纪念性的建筑物是一个问题。答案正是：普通人。在众多不可忽视的局限下，他们从事着这一艰苦卓绝的事业。比如说，今天的人们看到凡尔赛宫，自然能够想到为了建造它，有多少劳工和牲畜面临着死亡和挣扎。然而，12世纪和13世纪的教堂标榜着“历史上第一批由自由劳工——联合起来的劳工——修建的大型建筑”<注："Lynn White Jr.,Machina ex Deo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68),p.63.">。就像沙特尔教堂(Chartre)<注："沙特尔教堂：沙特尔(Chartre)是法国卢瓦尔省的首府，位于巴黎西南约90公里处，因其大教堂而闻名于世。这座哥特式大教堂主体建于1193年至1250年之间，保存状况良好，自13世纪初以来只发生了微小的变化。——译注">拔地而起时，罗贝尔·德·托里尼(Robert de Torigni)<注："罗贝尔·德·托里尼（Robert de Torigni，亦称Robertus de Monte,1110—1186），法国修士、历史学者。——译注">热情洋溢地记述了一千一百四十五名男男女女参与其中的过程。其中既有贵族也有平民，他们倾其所有，既有物质上的支持，也有精神上的鼓励，他们用手拉马车，将一批批材料运往正在建造的高塔处。<注："Pierre du Colombier,Les chantiers des cathédrales (Paris:J.Picard,1953),p.18,quoted in Adolf Katzenellenbogen,The Sculptural Programs of Chartres Cathedral (New York:Norton,1964),p.vii.">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意义所在。对于深爱教堂的人而言，在他们的思想深处，虽然教堂有着天堂之美的模样，更加呈现出了《启示录》里的描绘，而非四福音书里的讲述，但它其实又表达出了四福音书里的基本信息，那就是，上帝降世为人，谦卑受难，乃是为了拯救世人。所以归根结底，让上帝的居所拥有超凡之美，也是和“善”分不开的。

我童年时在中国，当年读到的很多故事都让我渴慕美好、真实、良善的事物，也渴望乡村以外的广阔世界，令我的思想与理想茁壮成长。但让我难过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世界的了解越发深刻，失望和幻灭反而越积越高。大自然是美好的，而社会现实里夹杂着太多的欲求。与其说社会是弱肉强食的，不如说它是百无聊赖、索然无味、终虚所望的。但值得欣慰的是，我的父母在我幼稚而挑剔的眼中表现尚佳。他们尽其所能地做到了言行一致，拥有令人钦佩的社会正义感，对非亲非故之人也关照有加，并身体力行地做到视财如土。但同时，他们又不得不向现实社会妥协。

1942年至1946年间，父亲在悉尼担任领事官员。我看见他的下属总是想方设法地给他送礼物。我看到父亲也在拜访其他官员时送礼，送礼的规格都符合官员们的级别。我问他为何一定要这样做，这样太不光彩了。父亲便会耐心地向我解释。回忆起来，他给我上了一堂生动活现的现代社会学的课。他说，整个社会就是由权力关系建构起来的，这些礼尚往来，就像仪式一样巩固着这些关系。当然，人们也可以用别的信号，像各种级别的手势来建构关系，但它们的效率可能不高，甚至太过复杂。一个人可以选择离开某个社会，但最终的结果却依然是进入另一个社会里，而那个社会同样有着自己的权力声望的层级，以及发号施令与恭顺服从的机制。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沮丧的现实世界。倘若真的接受现实不过如此的话，那么，我就再也不会对学习产生一丁点儿热情了。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被迫在充满算计的生活里爬行，亦步亦趋地紧跟着社会的步调而行。那么，在这样的生活里，荣誉又意味着什么呢？但我又能在何处去寻觅另一种世界，寻觅传言中的另一种现实和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呢？

在悉尼，我就读的是克兰布鲁克中学(Cranbrook)，它是附属于英国教会的一所学校。校长和牧师主持宗教仪式，所有的学生都要参加。才开始，我和兄弟们都木然不语地坐在人群中。经过一年的英语沉浸式学习，我们逐渐掌握了这门语言，并能理解布道中的那些故事了，但却依然理解不了其中的要点。有一日，年级主任罗兰先生叫我们去他的书房。我们站在他的书桌前。他穿着学位袍，坐在一张很大的皮革椅上，用了半个小时向我们解释基督是谁。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颇有权威的先生竟然告诉了我一些难以置信的故事，像一篮子食物喂饱了五千人，在水面上行走，甚至叫死人复活。他还讲了一些我自己一直在寻觅的现实。那就是，在上帝的国里，在前的人将要在后，在后的人将要在前，骄傲的人必降卑，降卑的人必升高。

这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了！父亲给我讲的社会学将会整个扭转过来。表面上，我没有信基督教，但我却将基督教里的寓言全都记在了心里。在内心深处，我是多么渴望有一个不以权力和声望为基础的世界，并渴求真的有那么一个实体的小圆孔，能让我们洞见另一个世界的现实。社会里的人情世故让我反感，因裙带关系而产生的习俗让我厌恶。作为一个在中国家庭文化里长大的叛逆小孩，基督教对我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在于它对家庭的轻视。当耶稣被告知他的母亲和弟兄来唤他时，他却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可福音》3:31—35）而谁又是我的邻舍呢？是住在隔壁的好人吗？并不一定是那些住在隔壁，当我施与了帮助后，会给予我回馈的人，而是那些你在路边遇见的陌生人，再不会见面的人，他们才是我的邻舍。

虽然那时我还不理解这一信仰，但我反叛的不仅仅是家庭，还有传统的生活方式，扎根在亲属关系、土地和大地神灵里的那种生活方式；相反，我更欣赏的是现代生活的理想和信念，比如像世界大同、抽象思维，和高远的天空之神——如果天上有神灵的话。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开始有能力从炉台走向宇宙。而基督教满足了我的这一向往。虽然它是一个古老的宗教，但它的道德信条却始终能够与时俱进。比方说，它蕴含着抽象的世界主义，坚持认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他们的基本尊严都毫无差别；同样，自由人和奴隶，男人与女人，都有着同等的尊严。基督教的慷慨宽容应该就像太阳一般，无差别地照在义人和不义的人身上。其实这样的信条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只有少数圣徒可以身体力行。

我会对自己的这种狂热感到奇怪。因为毕竟很多年轻人都离开了家庭走到了外面的世界里，即从炉台走向了宇宙，但却没有丢失家族的精神和信仰。而我为何会如此拒绝这些事物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和我的性取向有关。它使我无法履行传宗接代的任务。单身是我的命运。在尚无文字的社会或在由亲缘关系维系的社会里，一直单身的状况是遭人憎恶的。剩男剩女会被视为怪胎，还有可能被当作巫医、神棍来对待。甚至在我童年时期的中国，传宗接代、延续血统的紧要任务也让任何人都不敢越雷池半步。那么，我是否会转向基督教、佛教或苦行主义，或者在其他普世观念中去寻找做人的标准呢？或者，因为在现代的世俗观念里，传宗接代已不再是理所当然，单身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就干脆躲在这种观念的庇护之中吗？其实，在普遍的宗教和哲学里，和在现代世俗世界里，单身很可能是一种圣召，要么是对一切上帝所造之人的信仰呼召，要么就是一个人能全身心地委身于某个知识领域里的必要条件。比如当代数学家保罗·埃尔德什(Paul Erdős)<注："保罗·埃尔德什(Paul Erdős,1913—1996)，匈牙利数学家。段义孚在这里引用了《马太福音》的内容：“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译注">，就仿佛一位古时候的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可以枕头的地方。

小时候，我想做一个好人。进入青年时期，我放下了这个抱负，开始寻求一些不那么远大的东西，比如，开始思考成为一个好人意味着什么。我很明智地知道，成为一个好人可能会对我的健康有害。但是，把它作为一个知识上的问题来对待，则是安全的，而且也很有思考的价值。从那时候起，我就把问题从“成为一个好人意味着什么？”微妙地改成了“美好的人生意味着什么？”这样，我便站在了一个更加安全的位置上。后面这个问题，更加客观，也更与地理学有关。这也是人人都会问的问题。全世界最流行的聊天话题无非是三个：个人的福祉、政治（该如何改进社会）和天气（它是所有生物都必然依靠的一种大自然的特征，也是高科技社会仍无法控制的大自然特征）。

地理学是如何与此问题产生关系的？我认为，地理学是通过重新重视地方这个概念而与此产生关系的。哲学家所关注的“美好人生”在地理学家这里便是“美好的地方”<注："Robert David Sack,Homo Geographicus:A Framework for Action,Awareness,and Moral Concern(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这恐怕是因为，地方远不只是可以触摸的砖石结构，它还是人类个体和群体的借喻。地方构成了人类的关系，也是人类奋斗与抱负的具体呈现。

如果说构成美好人生的要素是普遍的，那么，美好地方的要素也同样是普遍的。甚至描绘这些要素的词语都大同小异。人们会如何描绘一个美好的地方呢？对我来讲，一个美好的地方必定有好的天气，好的自然环境而且物产丰富；其建筑物不仅能愉悦人的感官，还能温暖人际关系并增进个人的福祉。这些都是一般性的要素。如果谈到一些特别的要素呢？那就肯定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了——除非我们退回到史前时代，那时候所谓生活条件在本质上都是大同小异的。比方说，在旧石器时代，打猎和采集是主要的生活方式，所以能够提供这些条件的地方——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定居点——就可依照普遍的标准来衡量了。但到了新石器时代，各个地方就变得多样化、不一致了。除了宿营地和定居点以外，还出现了农田，核心村落和城镇。一位新石器时代的哲人可能会思考，是否存在一组特征可以用来刻画什么是好的地方。在现代，地方已呈现出了极大的多样性，包括各种类型的农场、村庄、郊区、城镇和都市。截然不同的特性冲击着我们的视野。对于农场来讲是好的要素，对都市而言不一定是好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好”一向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什么好？以及什么才算好？”都是会出现的问题。俗话说，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有人说，最好是鱼和熊掌兼得，这样就比只拥有一样更好。如果有一种食品能兼有鱼和熊掌的口感和味道，或者说能让人同时联想到这两种口感和味道，那当然就比只有一样要好。那么，这样的推论过程——多比少好，近比远好——就让人可以对“美好”进行比较和排序了。对人类而言，美好是同人的潜质和认识的程度关联在一起的。每个人的潜质——他或她能成为什么，做些什么，或经历些什么——都是极其广大的。

人类取得的成就是多么广泛。再拿空间中的移动来举例。过去，草原游牧民只能靠双脚行走或奔跑；自从驯服了马匹，才体验到了另一个维度的空间感和速度感，远甚于移动双脚所带来的释放和愉悦。如今，游牧民不仅可以飞鹰走马，还能驾驶一辆摩托车飞驰，甚至可以乘坐飞机在三维空间里风驰电掣。我之前已热情饱满地讲述过内部空间，就不在此赘述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补充一点：我会对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抱有一丝遗憾。因为像古埃及人，他们根本想象不出站在哈德良万神殿的中央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在我看来，就连哈德良皇帝本人也是令人遗憾的。虽然他占有的财富无可匹敌，但他做梦都想象不出沙特尔教堂内部的美（美学的层面以及道德的层面）。

在道德美善的方面，我同样看到了进步。这并不是说人类比以往更有道德，而是说，如果人类愿意选择变得更有道德的话，是可以实现的。倘若此观点有些强势，那我还可以提出另一个相对温和的观点，那就是人类可以更全面地知晓变得更加有道德意味着什么，就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如何能做得到呢？简单说来，答案就是灵感的源泉在成倍增加，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人类生活的领域里。一个人想要实现美善的潜质，是很困难的，甚至想知晓美善的全部意义也是困难的，尤其是当他生活在像公元前500年的时代，也就是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孔子之前的时代<注："原文如此。据史实，释迦牟尼与孔子在公元前6世纪在世，应为同时期的人。——编注">，那时候，人们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未建立。这些先人们取得了光辉成就之后，其他追随者们（从耶稣到甘地）不断添加着人类美善道德的库存。

在最亲密的层面上，道德的美善产生于人类个体之间。但首先得有个体！并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个体是现代的产物。当然，在过去的岁月里也有能够自觉反思的个体，在世界各地都有，但都是凤毛麟角。他们之所以能存在，必定要有一般的和特定的条件才行。或许，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充足的物质，能让人无生存之忧，让人尽量不再相互绑定于日复一日的生存层面的互助合作。因为，如果物质充足，人不仅可以自由地抽身而退，还能拥有独处的空间。在私人的房间里，一个人不仅能阅读，还能时不时地停下来思考眼前的世界是如何交织着欢乐与痛苦的，以及反思自身生活里的道德挑战与困境。如此，一个人的自我就能丰富起来了，能形成对自身的审视，而且能站在某个立场上与他人开展持续性的交谈。其结果便是友谊的建立——两个个体相互之间真诚的理解，携手一同走进生活，走进世界，并在其中探索，而非仅在其中生存。这便是友谊关系同亲属关系、同志关系、性结合之间的差异之所在，或许后面三种关系还显得更加紧密一些，但却会更加狭隘。<注："Andrew Sullivan,Love Undetectable:Notes on Friendship,Sex,and Survival (New York:Knopf,1998),pp.175–252.这篇现代文章很罕见、质量极佳，讨论的是关于友谊的风险和回报及其与其他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区别。">

物质丰富不仅是培育私人美德的条件，它还是非个体性美德的基础，让普通人都能做到像阳光一样对所有人分享自己的亲切友善。传统民间道德既不是私人道德（就像我刚才描述的友谊），也不是非个体性的对人不偏不倚的道德。它具有典型的地方性，只有在地缘上相近的人才能为彼此提供需要。需要，尤其是迫切而强烈的需要，显示出相互帮助的美好：我给你一包糖，你给我一杯醋；我帮你收割，你帮我盖仓。当然，情感，乃至纯粹的慷慨，也在其中起着作用，但在没有多余资源可供依赖的社会里，真实的慷慨则常伴有英雄气魄，但很少有人是自我牺牲的英雄。

除开生存层面的价值以外，地方性的紧密互助关系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对现代社会的男男女女更是如此，因为这里面蕴藏着人的温暖。你的需要始终是关联着身边的亲属和邻里的。同时，它对人的期待也是适中的。这样的道德不会对个体产生过度的要求，不像真正的友谊背后的个人美德，也不像非个体性的“兼相爱”那样，要求一个人对任何人都慷慨大度，包括陌生人，甚至仇敌。

随着人们的生活日渐富足和安全，公共纽带就变得越来越松懈了，狭隘的互惠被刘易斯·海德(Lewis Hyde)<注："刘易斯·海德(Lewis Hyde,1945—)，美国作家。">所说的“循环给予”(circular giving)所取代和补充，即甲把东西给乙，乙给丙，丙给丁，丁又给甲。最终，慷慨的给予还是得到了回报，但是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回报还不是直接从最初帮助的那个人那儿获得的。<注："Lewis Hyde,The Gift:Imagination and the Erotic Life of Property (New York:Vintage,1983),pp.11–24;Yi-Fu Tuan,Morality and Imagination:Paradoxes of Progres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pp.112–113.">在一个富足的现代社会里，给予的循环圈可能会变得很大，以致人们甚至都感受不到给予的过程了。剩下的就只是一根链条而已——一根长长的链条，伸向了不知所终的未来，那里全是一群陌生人。

毋庸置疑，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生活经历里找到这样一些故事，关于友善的陌生人的故事。我这里就有一个。有一次，我坐飞机从丹佛去波士顿。大概是在途经伊利诺伊州的地方，开始供应午餐。我刚用完餐，对讲机便开始询问飞机上有没有医生，因为一名女士被食物卡住了，开始干呕，不能呼吸。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迅疾上前提供帮助。我倚在座椅上，看见一个年长的女性正躺在过道里，一名年轻男子伏在她身上，就像恋人那样抱着她，他正努力把她嘴里和喉咙里的呕吐物吸出来。望着这一幕，我自己都有一点恶心。机长说我们将临时降落在芝加哥。我看见，一辆救护车停在了跑道上。这名妇女被送下了飞机，同行的还有这名实习医生，他将陪她一起去医院。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直等到这名医生回来。其间，没有一个人抱怨，每个人都充满了同情心。不但如此，我们还热烈欢迎这位像英雄一样归来的年轻人。这场事故之前，机上的人相互之间都是陌生人。但在此过程中，却产生了团结的意识。而事情结束后，我们也依旧是陌生人。但这位妇女估计没有机会向这名实习医生表示感谢，也没有机会向这些热情的服务员、耐心的乘客、救护车的司机表达感谢。他们都是当代文明的缩影。但这种不针对个人的行为鼓舞着我，这样的行为显得并不是那样激昂青云，而几乎是以理所当然的风格体现出来的。

带着芝加哥的这次回忆，我日复一日地思考着现代生活里的无私行为。它们都显得太平淡无奇，远非那些时尚的愤世嫉俗者们的描述。它们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存在着，但却又像飞机上的那件事一样令人印象深刻。此刻，我脑海里浮现出了怎样的画面呢？一位社工对客户的帮助超出了工作范围，那位客户还没来得及说声感谢，社工就又转身去帮助其他的人了。这位社工的行为自然没有获得感谢的回馈。诚然，人们享受的社会服务都是付了钱的。但是，和这些服务的回报比起来，花出去的钱又都是少的。对一位能启迪学生心灵的教师而言，对一名甘冒生命危险的消防员而言，有多少钱能和他们的付出相匹配呢？同时，与你所享有的商品和服务比较起来，你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都是很少的。我们在百货商店、艺术博物馆、医院里享受的事物，都是众多你所不认识的人付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的总和，而他们大多数都已不在世上了。

这难道就是我们这群现代人很少去尊崇自己的先祖甚至不愿承认他们的原因所在吗？通常的解释是，我们缺乏一颗虔敬之心，所以，我们太自私地沉溺于眼下和未来的计划里，对曾经的事物都不屑一顾。或许的确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我相信还有另一个原因，能让我们感觉好受一些。我认为，之所以我们常忽视先辈，是因为若不这样做便会产生太长的追溯。我们的先辈太多了，他们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遗产——从抽水马桶到心脏手术，从十四行诗到人之权利——我们甚至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亏欠。相较而言，无文字社会和亲缘社会的成员就很少有这样的感受了。农耕技术、社会风俗和宗教仪式的传承就寄托着对先祖的敬谢，于是他们在怀念祖先的同时又能有充足的时间来完成现实中的工作。

我写“地理学拯救了我”，目的不仅在于设立一个引人注意的标题。正是地理学才让我的目光始终朝向这个世界望去，并发现，尽管有那么多惊骇可怖和虚空无益的事物，但这个世界总体上还是美好灿烂的。而批判性社会科学的严重错误正在于，它几乎完全忽略了美善的事物，忘记了光明也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光明让它最阴暗的观点都显得不再那么阴暗。我的课堂，甚至我的书，都已展现出（并非刻意为之）对人类成就的自豪和对未来的乐观态度，这令我的学生惊讶不已，因为他们成天接触的都是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财富掠夺、霸权、不公和环境恶化这些话题，而这类东西又正是文化研究和人文地理学的标配。但因为我现在写的是一本自传，所以，就觉得有必要再问一问，对待世界的这种乐观情绪是否也同样体现在了我的生活里呢？我的生活在整体上是幸福的吗？我的人生是美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