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5日是我68岁的生日。我很难想象，当自己的人生到了这一天时，走过的路基本上还都是一片坦途。当然，有些日子，甚至于有些月份，乃至一整年，我也会过得不太顺利。不过也仅仅就是不太顺利而已，从没遭遇过别人生活中或有的重大疾病和灾祸，例如心搏骤停、卧床不起、酒精中毒、婚姻崩离、子嗣夭折这些事；它们会为人生蒙上一层阴影，让人领略到现实的残酷。不过，就算我能幸免于重大的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也很难逃避社会的残酷，因为社会的基础是权力，它微妙而又野蛮地运转着。很久以前，我父亲把这个观念灌输给了我，在往后读到的社会科学著作里，这样的观念又得到了证实。

或许是因为我成年的时光一直在大学校园里度过，所以才如此顺利？我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学者，他们觉得，校园生活并非春风得意。热衷于政治的学生们都支持一个怀疑论甚至于阴谋论的观点，即校园里充满了剥削者，资深教师会压迫资历浅的教师，而行政人员又会压迫资深教师，如此等等。我曾准备好去相信身边的校园文化里确实存在着这种现象。但我自己的经历又有些不同，因为我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来自学术阶层内部的压迫。相反，在伯克利，我同其他研究生还遇见了著名的“铁三角”——索尔、莱利(John Leighly)<注："莱利(John Leighly,1895—1986)，美国地理学家。——译注">和凯塞利——他们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在大家眼里如同神祇一般。就我而言，他们则是启迪我心智，帮助我事业成长的支持者。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和后来的新墨西哥大学做初级教员时，可能因为生性迟钝，或易满足于自身的价值，并未觉得自己被别人剥削过。当然，在多伦多大学(1966—1967)的生涯，令我心酸。究其原因也并非遭遇了不好的待遇，而是在思想上和别人不合拍。但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十四年却是美好的，既有春天般的温暖，也有夏天般的火热。我所在的学院和其他学院的同事们都尽力接纳我。我从未被委派到任务繁杂的委员会里担任什么职务。在学院层面，我远离了学术委员会的那一堆琐事；在大学层面，我进入了大学出版委员会和福特讲座委员会(Ford Lectureship Committee)——这两个职务都是让人垂涎三尺的，前面那个职务可以获得免费的书籍，后面那个可以在举办讲座时享受免费餐食。

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里，我又度过了十四年人生。这段时光如何呢？容我这样说，从一开始，那里的生活就让我想起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1881—1944)——这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个人物，他的一个故事可以作为这段生活的缩影。坦普尔以他的学识、谦逊和智慧而闻名。由于身居高位，免不了有很多人前来拜望。其中有些是势利小人，但如果吹捧得让他们舒服了，他们很可能给教会的基金会捐上一大笔钱，而坦普尔恰恰不擅长阿谀奉承这门功夫。比如说有一次，一个人踱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客气地说：“琼斯先生，这个座位是您的。”对方高傲地说：“可以的话，请您叫我蒙塔古—琼斯先生。”“这样啊？”他答道，“那这俩座位都给您吧。”<注："这个故事来自Ross Terrill,R.H.Tawney and His Time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26。">

我在麦迪逊分校里的第二年，有两个教授委员会主任的座位摆在我面前，一个来自研究生院，另一个来自维拉斯信托基金(Vilas Trust)。我觉得自己就好像一位蒙塔古—琼斯先生，但我希望自己不要像他那么愚蠢。随着教师生涯临近尾声，我盼望着能悄无声息地退休而去，不要大张旗鼓搞得众人皆知，一场简餐会就足矣。但我曾经的几位学生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史蒂文·霍尔舍(Steven Hoelscher)和凯伦·蒂尔(Karen Till)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于波士顿召开的会议上，以我的名义组织了四场特别的活动。紧接着，大学里的同事、教职员工和学生们又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其中还包括一次校长宅邸的接见会、一场专题报告和一场晚宴。

一位学者最期待的就是取得知识上的成就。明尼苏达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为我提供了特别优越的环境，让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二十八年下来，我完成了系统搭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毕生事业：它由十本书构成，第一本是《恋地情结》(1974)，最后一本是《逃避主义》(1998)。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思考退休这件事时，身边的朋友都还在鼓励我再享受一回才思泉涌的创作。但时过境迁了，虽有学术共同体的慷慨支持，我的创作才智却已经用光了。至今，我都有些难以理解自己的运气为何会这么好。1956年，当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接受第一份工作时，如果有人告诉我职业生涯会有这样一个美好结局，我一定会当成一个幻想或笑话。然而眼下已经写出了这一本本的书。不管这些书离我当初设想的抽象理念有多远，它们都已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了。学生们对它们错爱也好、无视也罢，它们都已然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了。我很满足，很有成就感。那么，为何我还会在“美好的人生”这个标题的后面加一个问号呢？

有一位研究生名叫汤姆·布加特(Tom Boogaart)，他在去比利时做研究之前，和我喝了一次咖啡权当道别。当时他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您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我能看出来您很想了结此生。”我一下子震惊了。难道我的心思能够被人看穿？或者，难道汤姆能洞察到什么东西？因为从未有人向我提起过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倾向。记得若干年前，我买了一本书，名叫《最后的出口》(Final Exit,1991)，是一本关于“自我拯救和辅助自杀”<注："Derek Humphrey,Final Exit:The Practicalities of Self-Deliverance and Assisted Suicide for the Dying(Eugene,Ore.:Hemlock Society,1991).">的手册，内容令我感到失望，因为它让我确信自杀绝不是我人生的选项。小时候，我甚至都不敢想象人们用鱼钩穿过蠕动的蚯蚓时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也不敢亲自尝试，就连拍打一只苍蝇都不愿意。如果说，那样的小东西在我眼里都是不可剥夺的生命，那么人呢？我自己呢？所以，自杀的想法是荒唐的。我丝毫没有跳窗或举枪自杀的念头（这些是《最后的出口》里明确说到的），甚至就连优雅地自寻短见的技术和能力都没有。

我是谁？就像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太戏剧性，也太具修辞性了，因为现在我已经知道了答案。除非我已经想到了整个故事的轮廓和每一处细节，否则，怎会动笔写一本自传呢？对，还没说到点子上。写作本身，也就是自传，可算是一次残酷的自我启示。无论这个名字是否有修辞感，它都能迫使我触及最核心的问题。我现在知道我之前怀疑的究竟是什么了。在已捋清的所有境况里，最令我沮丧的是：短暂的童年结束后，我内心一直存在着对生命的忧惧。

生命层面的胆怯，最明显地体现在我的人际关系里。我很少主动建立人际关系，因为害怕被拒绝，更害怕接纳过后是背叛。甚至在精力充沛的青年时期，我也显得很被动，只情愿待在同伴友善的接纳里，而从未感到自己能真正成为其中的一员。我想，我的人际关系状况一定同自己年纪更小有关。刚念牛津的时候，我才17岁，其他同学都已经20多岁了，还有很多是社会经验丰富的退役老兵。刚念伯克利的时候，我才20岁，是地理系研究生里最年轻的，有些同学都已结婚生子了。所以，看起来，我似乎并不能完全融入一段关系里。

那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我和同学们的关系又如何呢？1952年，我上了一个月的土壤学实地课程。这门课简直就是一场入会仪式——尽管是身体上而非精神上的。课上，同学们甚至指导老师，都显得无拘无束，爆着粗俗的话，走到哪儿都是一团哄闹。就这样，我们一星期接着一星期地扎营干活。除了简陋的住宿条件外，体力上的负担还体现在每天反复拆搭帐篷和烧饭上，还要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驾驶，拿取土环刀钻成百上千个孔洞，在数不清的农场上进进出出，还要开开关关那一扇扇笨重不堪的大门。面对这些事情，我完全是个门外汉。要么因为缺乏技能，要么因为缺乏体力，很多事情我都干不了，比如说，要在黏土层里钻孔，或者要去摆弄农场的大门。有的同学会悄悄拿走我的环刀，完成我干不了的活儿；还有的同学会抢先跳上运货马车的前座椅，不让我去坐，这样到站的时候，他（而不是我）就能跳出去操纵那扇笨重的农场大门了。对这些事情，我既自惭又感激。

我在他们眼里就只是个小跟班儿——或者换个不好听的说法，是个小妹儿，我发现自己每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忽然压低嗓门儿，时而还爆出一些粗俗的话来。1952年，我初来美国，在夏天的实地考察中，我上了这门课，成天扎在一群美国男人堆里，让我一刻也不得轻松。因为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属于他们这个群体。其实，令我感到排斥的并非种族与文化，而是性别，即他们身上鲜明的男性特质。

很多人都会为了关系的和谐而掩盖自己的不满。我也是这样的人，会为了同样的目的掩饰自己的情感。毕竟，不能自由表达积极的情感是令人压抑的。所以，我时常变得羞涩与畏缩。容我不夸张地说，在青年和壮年时期，我常常沉浸在伤春悲秋的散文和诗歌里。我是孤独的，无人作伴。算了，也就如此罢。毕竟，我还有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读书、思考、反省，和做白日梦。

只是近些年来，随着寒来暑往、岁月累积，我的人生也日薄桑榆，便开始认真地思考起亲密关系来——只属于彼此的排他关系。而缺乏这样的关系，人生又将会如何呢？当我环顾四周，惊奇地发现一个普遍的事实，那就是，几乎每个人至少都有一个能让他付出忠诚与爱的对象，他也能从对方那里获得忠诚与爱的回馈。这样的对象可以是配偶、孩子、恋人、密友或家人一般的群体。但我却不曾记得自己是否拥有过这样的对象。直至暮年，我也只在很短的时间里有过这样的关系，要么是社会性的，要么是职业性的。我也时常浪漫化地看待这层关系，为它赋予了过多的意义。可当爱遭遇挫折时，就会生出多愁善感来，我一直都在对抗这样的情感，但终究徒劳无用。

我想起一件往事。1995年6月，我同史蒂文·霍尔舍一起去迪士尼乐园为加拿大建筑中心做实地调查（这是真的）。他当时是麦迪逊分校的一名研究生。<注："Yi-Fu Tuan and Steven D.Hoelscher,“Disneyland:Its Place in World Culture,”in Karal Ann Marling,ed.,Designing Disney's Theme Parks:The Architecture of Reassurance (Paris and New York:Flammarion,1997),pp.191–198.">我们去了三天。一天清晨，暴雨倾盆，我们只好待在汽车旅馆里等雨停。可这雨却一直持续到了下午时分，于是，我俩决定乘公交去迪士尼乐园考察那里的室内演出。可到了这个点儿上，我们就不得不多等一会儿公交了。如果那时候刚好是我独自一人的话，我的胃里就会因心情沮丧而翻江倒海，思绪也会随之飘到阴暗逼仄的角落里去，心里会想：此时此刻，我究竟为何会在迪士尼乐园里？我待在威斯康星大学里做什么？我为何会身在美国？但是，由于当时有史蒂文陪同，就觉得平静多了。和他待在一起就是足够的理由和目的。我忽然惊讶于在洛杉矶大区六百万人当中，有一个不错的人正陪着我。我沉浸在这样的想法里，觉得史蒂文此刻也一定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对我说，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地方，他连一个熟人都没有。所以，在某段时间内，在某片地域里，我可能就会成为某个人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

我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地位比别人略低一筹的？记得小时候，我为自己不是父母眼里最重要的那个孩子而愁肠百结。但似乎很多小孩儿都想成为父亲或者母亲眼里最特别的那一个，即或不然，成为某位成年人眼里最特别的那个也行啊。小孩子会过度发展这种欲望，就像我一样，想要得到某个人的青睐。但我的这一欲望又发展得太过头了，导致我最后放弃了亲密的人际关系，反而热爱起世界的美丽来，也就是地理学。可当我变得苍颜白发之时，又被巨大的空虚所笼罩。倘若拥有一个永久伴侣来填补虚空是不可能的话，那么，我所渴望的是友情。因为，至少在相处时，朋友能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注，能让我感受到自己是他们眼中最特别的那一个。庆幸的是，在明尼阿波利斯，有这样一群人，是学院的同事们，他们陪伴着我。其中有几位比我年长，他们的小孩已进入青春期，不再需要父母的时刻监护了。所以，他们就很自由，可以做他们自己，而不仅仅是当一个好父亲或者好老公。这尤其体现在菲尔·波特(Phil Porter)的身上。每次在办公室里，当我泡好一杯茶和他聊天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他完全满足于同我待在一起的时刻，就像我和他待在一起时也同样满足。

除了同事以外，我还与几名研究生建立起了友谊，尤其是和约翰·希基(John Hickey)。我如此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他的友谊，以至于在1974年，我随意地问道：“嘿，约翰，你愿意送我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吗？开我的大众甲壳虫去。”哪知，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便同意了：“当然可以。”这意味着我们要开三天的路程，之后约翰将独自坐飞机回到明尼阿波利斯。一年以后，他又要搭乘飞机来戴维斯分校，然后穿越三分之二的北美大陆，一个人把我的甲壳虫再开回去，这样，我就可以更快捷地乘飞机返回了。当时，我心里真是充满感激。但回想起来，那样的感激也显得杯水车薪了，因为现在我想起他竟愿意付出好几天的代价来帮我，实在是个奇迹。<注："我还应该提一下，1997年夏天，贾缪尔·里普利(Jemuel Ripley)开车带我从麦迪逊到明尼阿波利斯，和我在购物中心度过了一天。当时我必须去参加一个研究项目，但他不是必须要去，而且他以前曾去过那里。所以他是纯粹来帮我的。">

1983年，我到了麦迪逊分校，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同事年龄都比我小的学院。他们都才40岁出头，家庭成员也很年轻。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同他们待在一起，我得随时注意时间，因为他们说不定能给我多少时间，反正是在排得满满当当的家庭日程表里挤出来的。我逐渐学会利用他们全家出游的机会来交往，而非指望他们专门陪我。在极少数的时候，当我提出个人化的请求时，比如，邀请某人出席我的公开课或在书店里的读书会时，他们的回答通常是模棱两可的。他们的犹豫不决、寻找借口并非出于恶意，只是在事情的优先级上一时拿不定主意而已。那些工作以外的时间，哪怕不是特意留出来用于做家务，也要优先考虑用来休息，恢复精力。

在麦迪逊分校里，我很快喜欢上了这群同事和他们的年轻家人。作为一名华裔，我还为自己比较年长、能扮演一下大哥的角色而高兴过。但能否得到友情，真正的友情，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在这样的人际关系里，一个人不仅要懂得付出，还要懂得提要求。而我又是一个特别不愿提要求的人，只在极特殊的、迫不得已的时刻才会开口。十多年前，我突然病倒。那是周六的一个下午，和往常一样，我正在科技楼里上班，忽然感到身体不适，恶心反胃，持续不断。我给我的医生打电话，但因为是周六，他不在。旁边的一位医生接起了电话，但他却全然不顾我的病史如何，直接建议我去急救室，因为他判断是心脏病发作，还建议我尽量不要开车。我给麦迪逊分校里认识的同事挨个打电话，除了一个同事以外，其他人都刚好不在家。但即便那个在家的同事，也不能来帮我。在电话里，他说：“我知道你想说的，你想让我开车送你去医院，但我已经有一个更重要的约会了，所以来不了。”

我不记得当时那个更重要的约会是什么。尽管他后来以我的名义帮忙打了一通电话，但那一刻，我确实表达不出对他的任何感激。因为一开始的拒绝，让我深感震惊。我理所当然地觉得，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我应该能指望得上一位在餐桌上谈笑风生的朋友来帮忙的。因为即便是陌生人在遭遇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施以援手。比如我打911，难道在十分钟之内，救护车不会鸣笛赶来？难道年轻的医务人员不会匆匆地上楼来找我，就像来找他们病危的祖父那样吗？过后，我把这件事讲给了同事鲍勃·萨克(Bob Sack)听，他是我的一位密友。他试着安慰我说，那位同事不温不火的反应是有原因的，而且他后来对我的帮助也是慷慨的，只不过并非以我期待的方式。总之，那时候，我有些神经过敏了。我勉强地点了点头。我觉得自己背脊发凉，空气凝固。因为我听懂了他的潜台词，那就是，如果当时是他在家里接到了我的求救电话，他可能也会找个借口推辞不来。

那个周六，吉姆·诺克斯(Jim Knox)在家，他接到电话后赶来我这儿，开车把我送到了急救室，并持续三小时陪在我身边。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检查结果是我没有心脏病。当然，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一点。过后，我很感激吉姆，他竟然花了三个小时陪在我身边，而他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陪女儿萨拉读书，陪妻子凯西(Kathy)一起购物的。

我也在想，如果一开始我就给吉姆打电话，我的期待会不会立刻得到响应？这样，我的价值感会不会高一点？这并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的价值感，而是作为一个蹩脚的两足动物、有着各种需求的人的价值感。给自己的朋友打电话这种小事，竟会生出这么大的差异来。一个成年人的自我价值感应该是比较牢固的才对，而我的价值感却依旧不牢固。而且，当那名医生叫我去急救室的时候，我内心的恐惧又是怎么一回事？是因为死亡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东西？我觉得不是死亡，而是对孤独的恐惧，对只身一人在医院里无能为力的恐惧，对置身于心灰意冷的环境里的恐惧。那一刻，我脑海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琐碎的问题。我的医保单据在哪儿？需要带牙刷吗？有干净的睡衣吗？更严肃的问题是，到时候我是否能以合宜的坚韧去忍受接下来的疼痛？

在经历了周六的那场虚惊以后，周日，我在家里恢复体力。周一，到了午饭时间，我本该像往常那样上楼去休息室里和同事们一起吃饭。但我却犹豫不决，寸步难行。最后，我找了另外一处地方用餐。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和大家一起吃饭了（员工会议或其他正式场合除外）。我这样躲避，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我已经无法再在那个地方去面对同事们友善的面孔了，否则，我的期待又会落空。

这本自传里重复出现的主题是生命力的欠缺。生命力体现在身体与情感的冒险中，像跳伞运动，也像冒着被拒绝的风险去表白，而拒绝本身也像是一种死亡。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显然，你会收获生活的热情。我可能比某些人显得更有生命力一些，比如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的弟弟。但我也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当把自己同那些活力四射的人，例如小说家约翰·契弗(John Cheever)放在一起比较时，就能在悲伤和遗憾中深感自己的怯懦。这样的遗憾，无边无际，因为，现在寻求改变已然太迟。但契弗却一直在勇敢地爱着别人，有时，他还会毫无顾忌地要求别人也给予自己爱的回馈。他不仅拥有我曾有过的一切，做过我能做的所有事情，他还把我的幼稚幻想全都变成了现实。

契弗写道：“年轻的时候，一日清晨，当我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乌七八糟的房间里一张脏兮兮的床上，贫穷孤独又饥肠辘辘。心里想着，将来有一天，我应该在自己的房子里醒来，臂弯处搂着软玉温香的新娘，窗外的草坪上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后来，我真的做到了。”（他自己加以强调。）他描写了婚姻的幸福。他在树林里，和孩子们一起，等待妻子的出现。“她赤露着肩膀，裙子口开得很低，握着一束百合花，迎面而来，散发出忧郁的馨香。我俩称心快意，她挽着我的胳膊，一起在林间漫步，一直走到最后一束天光隐去。山毛榉叶像弹片一样在空中四散开来，我们就在树下，手挽着手。在历经了多少个岁月的爱情洗礼，在无数次性爱的合一之后，我想，我们最后就像置身于某座校园里的氛围，仿佛印在游戏卡牌上的一对恋人。”

他的日记在他去世后的1991年出版，里面最温柔的记叙是关于他的孩子们的。其中有个孩子名叫弗雷德里科(Frederico)，彼时刚3岁。“我和小儿子在阳光下散步，我对生命的热爱一起堆积在了他身上，而他，却用最美好的稚气填满了我的心房。”下面这段话是关于他的大儿子的，就像一支狂想曲：

黄昏刚刚结束——仲夏夜、星空、萤火虫……我的大儿子光着脚，穿着一条卡其裤，站在一座桥上，下面溪水流淌。他现在已经是个男子汉了，声音低沉。他正举着一只烟火筒，用两三根火柴引燃了导火线。接着，粉色的火焰噼啪作响，发出尖锐的嘶嘶声……火光变成了绿色，又变成了红色。周围的树木光影交汇，仿佛在一座圆形剧场里，又如繁星璀璨。我望着他可爱的脸庞，俊美的形象。心中除了对他的爱以外，别无他物。我们刚吵了一架，因为他把床尿湿了……但这一切都已过去了。我俩之间除了彼此的爱和钦慕以外，已无任何过节。

契弗是一名双性恋。他不仅爱慕女性，也爱慕男性，哪怕他知道那些帅气的快递员、服务生就像顶在他头上的一把枪，充满威胁。他最深层次的同性恋取向是渴望得到男人的照料。他梦想自己躺在一个男人的臂弯里，而那个人“可以为他付账、叫车、给他钱花，还能开车带他穿越风暴”。但这些都不仅仅是梦想而已，因为契弗有勇气将梦想全都变成现实。他曾经就有这样一个恋人为他办理了所有的出院手续。“他迟到了二十分钟，”契弗写道，“但他来到医院后，就开始为我打包所有物品，百般温柔地陪我出院，一路开车，温柔地抚摸我的腿，不停对我讲述逸闻趣事。回到住的地方，他脱掉我的外套，为我清洗衣服上的血迹，并令我骋欲尽欢。”

契弗经历的爱意、情欲和温存比他讲出来的还要多得多，但他仍觉不够。他在无数个场合里，倾诉过对自己小孩的温柔。但他的口吻仿佛那些情感鲜有到来，哪怕体验到一丝一毫都像是奇迹。“这是多么让人难以理解的欲望啊！冬夜、末班车，在罗马式有轨电车拥挤的车厢里，有人无意间把手搭在了我的肩上。但我没有去看他到底是谁，所以，不知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妓女还是牧师，但这样的触碰却激起我内心深处最渴慕的柔情蜜意，令我膝盖发软。”<注："John Cheever,The Journals of John Cheever (New York:Knopf,1991).">

当我读到他的抱怨、一遍又一遍在日记里诉苦时，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怒火，就好像自己是个饿得半死的佃户，见到主人在饭桌上大快朵颐还不停抱怨鸽子肉不够吃一样。

在爱和亲密关系上，我就是那个饿得半死的佃户。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有一些面包屑，虽然尺寸不大，但却是美味的，质量也不差。如下两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为我人生中的漫长冬季而预备。

1988年，我曾约鲍勃·萨克和凯伦·萨克(Karen Sack)一起来庆祝我12月5日的生日，但那天他们都染上了流感，我只好和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工作。直到准备离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接起电话，听见一个小男孩儿细微犹豫的声音，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吃饭。我听出来这是他们家10岁的儿子约书亚(Joshua)的声音。他觉得有义务庆祝一下我的生日。之后，我到他家，和他一起踏雪来到隔壁门罗街(Monroe Street)的一家餐厅里。约书亚是个非常英俊的男孩儿，他还为当天这个场合，把蓬松的头发朝后面梳得光光亮。在拥挤的餐厅里，我俩坐在一张小餐桌旁。周围的人都探头探脑地朝我们这边看过来，露出不解的微笑。他们一定在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男人很明显不是这孩子的祖父，也不像个保姆。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俩会聊些什么？”然后，约书亚就开始问我最近过得怎样，接着讲述起他在佛蒙特州(Vermont)祖母的小屋里度过的一个暑假，和那边山上的冰川。

多年来，我一直翻来覆去地讲述这件事，甚至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1989年发表了出来。<注："1989年秋天，我在麦迪逊的L&S杂志第4页上发表了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题为“Good Life and Old Age”。据我所知，这本杂志是分发给成千上万的校友的。因此，这个故事可能比我写过的任何论文或书籍都流传更广。">这件事真是历久弥新，在我心里分量十足。就像现在这样，当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忽然觉得自己很可能是第一个同约书亚共进烛光晚餐的人。这是怎样的特权啊！当然，这也有些奇怪——甚至有些伤感——像我这般年纪和阅历的男人，回首往事时，竟还能生动地勾勒出同一个孩子共进晚餐的场景。这件事当然有迷人的美感，但有人也会很理性地问道：“难道就没有比这更重大的时刻了吗？比如，当你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讲后，人们对你表示喝彩的时候？比如说《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对你做出很高评价的时候？又比如说滑铁卢大学校长授予你荣誉学位的时候？”

是的，我很高兴自己能取得这些成就，它们在我人生的特定时刻里也是很重要的。但此时此刻，它们在我心里已激不起任何波澜了，特别是当我痛心伤怀，需要安慰时候，它们似乎不起什么作用。如果说，这些事还一直徘徊在我记忆的洞穴里，那也是因为我的雇主要我记住它们，好作为我官方履历的一部分而已。从这些成功里，我能收获快乐，但全然不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因为这些成功只反映出普通大众在传统意义里的智慧而已。能为生命给予最深满足感的是那些平凡的经历，而这里的“平凡”，指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像那些有财富、有名气、有才华的人一样享受到幸福，而通常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其实和那些人一样在幸福地生活。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公平，公平地分配着至关重要的好东西。

十年后的一个经历，是另一粒值得珍藏的面包屑。1997年12月12日，在四十多年的教学后，我上了最后一课。我把“空间与地方”这门课的学生作业收上来后，看到里面有些个人化的评价。其中一位名叫彼得·普罗哈斯卡(Peter Prohaska)的学生写道：

我希望这份评价不要影响您的地方感和家园感。我的室友也来听了这门课，在一个温暖的秋日夜晚，我发现您刚好就住在我们街对面。这真是命运使然，我们不仅能上您这样一位著名人物的“空间与地方”的课，还能偶然发现您竟然就住在我们附近。这对我们上这门课而言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的其他朋友一听说您住在街对面，都很感兴趣，接着我们就会聊起这门课的内容来，尤其是从这样的机缘巧合里产生出来的很多问题。当我写这份作业的时候，您窗户上那盏让人熟悉的环形灯都还亮着，说不定您当时正在读一份人类学的文献吧。这真是难得的运气。当我思考地方的营造，思考何为家园，甚至想象在暴风中建造一个庇护所的时候……甚至当我阅读C.S.刘易斯<注："C.S.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英国文学家。——译注">的书或者您写的书《道德与想象》的时候，就会觉得，在街道的另一侧，有个人始终会伴随着我的思考而频频点头给予肯定。由此，师生之间的纽带似乎就在教室之外的时空里连接了起来，无论彼此是否能感知到。我期待着您能读到我写的这些话，……是想真诚地感谢您把本真的情感和欲望灌注在了我们这些学生的心里，让我们带着您培养起来的思考与关注，更好地去理解这个世界。

后来，我便邀请了这名学生和他的室友林迪·纳尔逊(Lindy Nelson)到附近的一家名叫威尔逊街烧烤(Wilson Street Grill)的餐厅吃饭。很奇怪对吗？可能因为我自己是无根的人，所以，我人生中最值得珍藏也是最勇敢的时刻，竟然大多数都出现在了咖啡厅或餐馆里，而不是卧室或厨房里。我对公共场所的依赖，以及偶然短暂的情感经历，总让我觉得自己是不成熟的。我缺失了两个关键的人生阶段——婚姻和抚养孩子。我还没长大就变老了，从未体会过传宗接代的压力和喜悦，也未承担过家庭的责任。但不成熟却成了我的安慰，因为，人类都是不成熟的。

不成熟意味着从未有过“在家”的感受，从未觉得自己归属于某个地方。我们人类有时候会羡慕动物，因为和我们不同的是，它们始终是待在自然的栖息地里，即家里。但我们人类却在所拥有的事物上发展得太过头了，不仅是自然栖息地，还有人造的各种保护壳，从鞋子到房子再到思想。人类成熟的过程太漫长了，所以，我们就习惯于待在幼年的状态里，习惯于保持“未来我们还能有所改变”的思想。但是动物的幼年期却很短暂，仿佛它们命中注定就是要变得成熟起来，成为一个适应力强、稳定可靠的成年动物。但人类的情况就令人困惑不解了，因为人的特质千变万化。动物的情况则不那么复杂，它们的特征是清晰而稳定的，比如獾、鼹鼠、老鼠、蟾蜍，每类东西都有其特定的习性。

从天性上来讲，人类一直是无家的，所以，他们一直在努力建造家园，力图获得稳定。社会习俗就是一个家。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教导如何遵守一套社会习俗。而效验如神的是，他们会不知不觉地被习俗浸染，说话和做事都好像是出自本能一般。大孩子会凭着自己的习俗去违抗大人的习俗，比方说，把头发染成绿色或粉色。而在另一种规模和层面上，社会政治革命就是对习俗的挑战，它借由常规的方式诸如游行、口号等革命实践活动来完成。

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不是群体性的离经叛道行为——它们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当然它们也很重要——而是个体性的、带有玩闹性质的、无意识的反常行为，这种反常行为实际上是“创造性”的另一种称呼。之所以同约书亚一起吃饭——在我看来很有意思——也是因为它的不寻常性。倘若我是他的祖父，或者，刚好那天是他的生日，那么聚餐尽管也会令人愉快，值得纪念，但它就成为一件遵守习俗的事了，是关乎礼节类的书籍都会提及的事。同样，一名教师表扬自己的学生是正常的；但一名学生以同样的方式和措辞去表扬自己的老师则不合习俗。如果说，这些例子太个人化、太琐碎的话，那么我再举另外两方面的例子，它们能够集中地体现出这种不寻常的心态对人类社会有多么重要。首先是道德层面，有一些自发的、非凡的举动，其中必然会有年轻气盛、头脑发热、一时冲动的成分；而传统的道德教化书籍和行为守则（此二者都是稳定习俗的宣扬工具）却绝口不提这些因素。还有学术层面，有一些创造性的理解、打破旧体系的认知，其中必然会有异想天开、误打误撞、胡乱尝试（即“不成熟”）的成分，但它们可能会打破旧有的学术藩篱。

看来，说到不成熟这件事，还引发了一股自豪感呢，但其实，还是有令人遗憾之处的。因为有时候，我会十分渴望拥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一个永久牢靠、彼此依赖的关系——这意味着成熟。甚至在软弱的时候，我还渴望自己能栖身于一个辉煌灿烂的学科，其中大师巨擘比比皆是，学科体系枝繁叶茂，学术奖项久负盛名，而自己能在里面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

让我以一件封存的小事来结束吧。就像我曾说过的，我不太擅长记事，所以我无法记得这个事件发生的年份或准确的地点，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发生在我来威斯康星之前很久的时候。有一次，已过半夜，我独自在内布拉斯加州疏落的景观里驾车向西而行。在不宽的高速公路上，只有我和前面一辆车在行驶。我们一直结伴而行。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一直信心不够，尤其是在黑夜里，所以，我很感激前面那辆车的尾灯，一直引导着我，给予我安全感。但当我开始觉得这样的陪伴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他却闪起了右转灯。这是颇有礼貌的信号，但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此后，就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那辆车拐进了一条乡间小道。于是，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车前灯来引路了。这灯光只能照亮很短的一段路，而这路，在更远之处，则被吞没在了重重的黑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