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我把孩子带在身边工作，每次给婆家打电话问候，他们都要问正在做住院医师的丈夫是否经常回家。公婆听我说完“偶尔晚上回来拿衣服，第二天一早就走”之后，会先说一句：“他这么累可怎么办啊……”接着又一副很随意的样子，“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生二胎啊，搞不好就要错过生孩子的时机啊！”

婆婆退休之后，给我打电话的频率变得更高。通常她问完自己的孙女过得如何，就会不经意地说：“家里得有两个孩子，老大才不会孤单啊！”接着又说，“哪怕不是儿子，也得生两个孩子啊。你们不生二胎吗？打算什么时候生啊？”如果我说：“妈，是该生两个啊。但我也得能见到我丈夫啊！”婆婆又会呵呵笑着挂掉电话。

虽然生孩子和养孩子都很辛苦，但我更过意不去的是女儿孤单一个人。我的两个姐姐都生了一双儿女，虽然育儿的过程很累，可我依然很羡慕她们。父亲说：“你不能让他们家断子绝孙啊，再辛苦也要尽到儿媳妇的责任。”母亲则在一旁说道：“是啊，这个最重要。咱们先不论只生一个，好还是不好，可你要知道生孩子也是有最佳年龄的！”

生儿子这套说辞我从小听到大，没想到婚后还要同时听婆家和娘家念叨，可我心里再怎么窝火，也早已下定决心：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早晚要再生一个。当时，我只在心里做了准备。

公司的订单增多了。我所在的公司开始生产摩托车骑行服之后，欧洲客户就像回家一样频繁来访，因此制版作业量和样衣制作需求也变得比以前更多。工作量逐渐增大，有20年工作经验的专业制版师摇摇头，他表示自己只负责皮具生产，让公司另行聘请摩托车骑行服制版师，然后就退出了项目。当时我负责的是难度较低的皮具制版和服装放码工作，室长问我是否愿意尝试摩托车骑行服制版，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那年我刚参加工作。

公司的室长不仅负责管理制版组，还负责与日本客户的业务对接。通常，当他与欧洲设计师讨论样衣修改时遇到沟通障碍，就会来设计室找我帮忙。我和欧洲设计师的母语都不是英语，因此，每当他想看修改过的服装样板时，我们都不顾英语水平如何，简单地堆砌英语单词进行沟通。就是用这种简单直接的沟通方式，一版一版地讨论修改了服装样板。

没过多久，室长问我要不要接受与一家外国小公司洽谈的工作，我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投入了新的业务中。这家小公司就是荷兰的摩托车骑行服品牌锐飞特（REV'IT），当时它还是一家年轻的企业，如今后来者居上，已经成为欧洲市场的领军企业。

我和这家公司的总裁是同龄人，还记得我们去中国出差的时候一起喝酒，畅聊人生到深夜。

与客户洽谈、确认服装样式、推荐服装辅料、对样板修改进行提案、确定单价、调整生产日程，这些我从未接触过的工作让我受益良多。由于客户想要全新的设计风格，我和设计师一起为了开发新产品不断沟通。就这样，制版工作成为我的跳板，让我一脚踏入了与业务相关的工作。那年我在事业上雄心勃勃。

新工作让我的每一天都充满挑战，此时我接到了首尔的一家专业设计学院（原首尔裁剪师学院，现更名为种子制版学院）室长打来的电话。原来一所位于我娘家鸟致院附近的服装设计大学，正在招聘负责服装电脑制版和放码课程的老师，但是他们一直找不到学历和资历兼备的人，后来辗转通过首尔专业学院的室长找到了我。那时候我每星期都工作六天，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在大学教课。正犹豫间，我接到了系主任的电话，他说学校里准备了设计室并配置了40台电脑，但苦于找不到授课老师，眼看着开课无望，所以他们请求我能跟公司商量一下让我每周六去教课。我能从电话里感受到系主任想要招到合适老师的迫切。

在那之前，公司照顾我把孩子接来身边抚养，而为我调整了上下班时间。所以起初我不知该如何开口，但最终我还是将骑行服制版和业务对接等一大堆工作交给了室长，问他我周六是否可以出差。室长看着我，沉默了半晌。我补充道：“室长！我们公司的设计室不也曾经空置一年多吗？如果您答应我的请求，我保证不会在工作上出现任何问题。请您帮我跟社长好好说说。”室长回答：“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毕竟不是请假一小时，而是整个周六，不知道这事能不能成。总之我会去试一试。”

那时在公司里，只有曾做过英语老师的理事、业务课长，以及贸易部门新入职的女职员读过大学。理事曾当过英语老师，每到下午，他总是会来到位于公司一角被玻璃包围的设计室。他会一边品尝我精心调制的香甜速溶咖啡和苏打饼干，一边看着“吱吱”作响的制版打印机吐出的无数张纸样。

我刚在上午向室长提出了请求，下午理事就过来喝咖啡了。他一边品尝着甜甜的咖啡，一边低声说道：“教书真是件美好的事情！在一个全新的领域里教学，那感觉非常愉快。虽然现在的生活也不错，但我还是怀念教英语的时光。”理事通常会走访各个部门，然后以平和的语调安排和确认工作，只有在设计室，他可以稍作休息，不必再安排工作。在公司里，和理事交谈最多的人，就是社长。

几天后，社长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财务部部长正对着展开的财务账本进行详细说明。社长跟他说：“你一会儿再来，这里好像不太对。”精通数学的社长看着我，请我进会客室。随后，社长招待我喝茶，开口道：“你想周六去大学讲课？”

“是的，我娘家附近的专科学校正在招聘教电脑制版的老师。他们一直找不到既有学历又有资历的老师，多方打听联系到我。如果您能同意，我想去试试。”

社长喝着绿茶，再次说道：“你真的很不寻常。明明丈夫是医生，本可以在家带女儿，再过几年等女儿上学了，日子就轻松了，为什么非要出来受这个罪？”

“我是我，丈夫是丈夫。我觉得工作很有趣。”

听了我的回答，社长瞪圆眼睛凝视着我。

“我第一次接触摩托车骑行服就是在这里，在这之前我没有在学校学过或者看过这样东西。如今我能做出从没学过的衣服，甚至还将它出口到全世界，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有一件事我很好奇，可以向您请教吗？”

社长笑容满面地点点头。

“我很想知道，当初您是如何创立这家生产特殊服装的公司的？甚至与日本、欧洲以及美国的客户建立了合作。”

我的问题勾起了社长的回忆，他讲起了自己的年轻时光：“我从小家境贫寒，便进入皮具工厂做助手……”

社长告诉我，当时他在工厂负责整理账本和会计工作，后来工厂快倒闭了，于是他就用自己的积蓄收购了工厂。就这样，工厂从一家专为日本公司制作摩托车骑行服的企业起步，克服了无数困难与艰辛，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讲起这段往事的时候，社长的眼睛在发光。他将自己的人生压缩在了这一个多小时里，故事结束后他对我说：“你说周六想去教书，那就用心去做吧，但可不能影响工作啊！”

就这样，我一边在服装企业工作，一边在大学教书。那年我有了新工作，在获得机会之后，我努力抓住了它。

听说我要去大学讲课后，公婆对我说：“你只是教课，却没有准备生二胎，这怎么行？”他们担心我因为工作忙碌而无暇顾及生二胎，每次打电话，每次我带女儿去婆家，他们总会提及“适孕期”和“最佳生育时机”。我的母亲也对我说：“如果身体太累，怎么能怀孕呢？如果你们和孩子的年龄差距太大，将会非常困难，不仅抚养孩子很艰难，你自己也会感到疲惫。”而父亲则说：“你既然出嫁了，应该要生孩子，给人家延续香火，这是你作为媳妇的首要任务和本分。一切都有其恰当的时机，一定不要错过。”无论是我父母还是公婆，他们都在反复强调“最佳生育时机”。

回想起来，虽然长辈们当时说那些话是因为担心我，但他们的话中却充满了父权文化的强制与压迫。无论是“生育时机”还是“工作时机”，最佳时机应该是“我想做的时候”，然而，长辈们却过于急切。

我偶尔会和外甥见面，“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再这么下去会错过时机的”，我也会不自觉地说出类似的话，每当此时我都对自己感到惊讶。文化非常可怕，不知不觉间耳濡目染的东西也非常可怕。

这么多年以来，我暗下决心自己掌控人生，对于长辈的“时机论”也总是奉行“左耳进右耳出”的原则，但如今我自己却在大谈“时机论”。只要一想到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也会在自己的子女耳边唠叨“工作时机”和“生育时机”，我就会提醒自己要谨慎思考、谨言慎行，时刻牢记自己过去曾经历过什么。

女儿的婚礼本来定在5月初，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出台了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因此女儿的婚礼被推迟了。当女儿和准女婿过来与我们商议婚礼日程的时候，我和丈夫提议9月，可他们却说希望尽早完婚。我知道无论何时，我该做的唯有祝福。我只希望能在女儿想要的时机，为她举行一场幸福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