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刊登于讲谈社出版的综合杂志《现代》（不久前已停刊）上的文章。1994年10月号。我当时正客居美国，读到布兰福德·马沙利斯针对日本人的发言，颇有些切肤之感，便写进了文章。我觉得居住在当地，对这类文化摩擦事件的观点与身在日本时似乎有所不同。不过，这些议论是立足于当时的（泡沫经济的影响犹存）形势而发，某些地方与当下的形势不尽相符。

翻阅前几天熟人寄来的日本爵士乐杂志，得知人气甚高的年轻黑人爵士乐手布兰福德·马沙利斯在美国版《花花公子》（1993年12月号）的一篇采访中声称“日本人不懂爵士乐”。这一发言在日本好像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好几位爵士乐界人士都慷慨陈词，有人认为“或许当真有这一面”，也有人说是“胡说！再没有比日本人更恰当地评价并理解爵士乐的国民了”，众说纷纭。但对骄傲地自认为一直热情诚挚地接纳爵士乐的日本爵士爱好者来说，布兰福德这通发言就好比劈头浇来一盆冰水，多多少少在感情上受到了打击。

将布兰福德发言中这一部分粗粗做个翻译，内容大致如下：

“说到日本人，不知是何原因，总是对历史和传承之类心醉神迷。和很多国家的人不一样，他们把爵士这东西看成美国体验之一。不过要是问他们懂还是不懂，那么差不多人人都没搞懂。反正来听我音乐会的听众就是这样。个个满脸堆着‘这帮家伙究竟在搞什么？’的表情呆呆地盯着我们看。就算这样，他们还是要专门跑来听。就跟古典音乐一样。有人告诉他们这是好音乐，应该听，他们就跑来听。来了便皱着眉头，噼噼啪啪地拍完手，就回去了。到大型音乐厅来的听众反正是怪怪的。小型俱乐部就时髦得多，老板人都很好，对我们也很热情，招待我们大吃大喝。想要的话，还给我们介绍漂亮的女孩子。我当然不会要啦。”

读了这段发言，我首先想到马沙利斯的话与近几年美国黑人社会中急速膨胀的anti-Semitism（反犹太主义）势头大有声气相通之处，感到这不仅仅是“日本人懂不懂爵士乐”之类单纯的音乐争论。这一发言里包含的问题根源，远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大更深。

众所周知，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在美国成为政治的巨大台风眼的民权运动现场，黑人与犹太人曾经携手战斗。许多犹太裔美国青年为了支援黑人运动，从东部奔赴南部，名副其实地与黑人群众同甘共苦。他们作为美国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挺身而起，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然而时过境迁，如今风向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黑人领袖近年来开始了直接得令人诧异的反犹太主义宣传。他们的主张是，犹太人谎称援助我们，其实不过是利用我们的运动构筑自己的政治优势，提高黑人地位之类他们一开始便不放在心上，证据就是许多犹太裔美国人飞黄腾达，提高了政治地位，相比之下黑人不是依然在忍受有形无形的社会压迫，实质上被塞进了贫民窟吗？尤其是居住在城市里的黑人青年对犹太人似乎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其实作为racial conflict（种族对立）的延续，发生过好几起杀害犹太裔美国人的事件。在有些地区，犹太裔美国人与 “非洲裔美国人”（这个词才是目前政治上最正确的对黑人的称呼，但未免冗长，在此先统一使用“黑人”一词）还发生过大规模冲突。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犹太裔与黑人比邻而居的城市，这种对立正演化为相当严重的问题。老牌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就曾以“可能会在学生中引起纠纷”为由，单方面取消了荣获普利策奖的犹太裔学者来校演讲的计划，激怒了犹太裔市民。

老一代黑人对六十年代并肩战斗记忆犹新，也许会说：“尽管还有问题，可黑人的社会地位不是比从前提高了很多吗？”然而还有城中村的高失业率、蔓延不绝的毒品、几乎成为日常风景的持枪暴力犯罪、十多岁少年极高的死亡率与十多岁少女极高的私生子出生率，许多年轻黑人不得不在这种无可救药、令人窒息的状况中成长，所谓法律上的平等对他们来说只是画饼充饥。实际上里根时代以后的美国，不论在繁荣期还是在萧条期，都是建立在高举“假想现实”式徒有其表的招牌，同时暗中抛弃包括黑人在内的众多低收入阶层的高效率之上。黑人青年那种强烈的挫折与愤怒，每每会以负面形式（因为主张以一种种族歧视的方式去补偿另一种种族歧视，无论拥有何种理由与大义，都只能是徒劳而不幸的）与反犹太主义结缘。对遭受以色列的武力弹压、被夺走领土的巴勒斯坦人的普遍同情，也加剧了这一倾向。

斯派克·李的电影《马尔科姆·X》大概就是脱离这种严峻的现实便无从理解的作品。在影片中，一位显然家教极好的东部一流大学女生（恐怕斯派克·李心中想象的正是有钱人家出身的犹太裔学生）问马尔科姆：“我能为黑人运动做点什么吗？”马尔科姆斩钉截铁地答道：“Nothing！”要是在从前，大约无法想象这样的场景。不论最终得出怎样的结论，这里大概都会放一段更长的对话，相当鲜明地浮现“超越种族并肩奋斗”的形象。但斯派克·李针对这样的场景却寸步不让，以激烈的No回击。这里甚至连对话都不存在，只有毫不留情的单词：“Nothing！”避开这个荒芜枯竭的场景，就无从谈论《马尔科姆·X》。因为斯派克·李显然（从心情上，从战略上）是面向都市里愤怒的黑人青年拍摄这部电影，为了赢得他们的强烈支持，绝不可缺少这种不加掩饰的挑衅性发言。

所以，在这种启蒙意义上，这部影片获得了足够的成功，不妨说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在此外的意义上，恕我直言（至少对我来说）谈不上多么有趣。同样的批评不是大体可以适用于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吗？两者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是担负着民族宣传任务的高级娱乐片。说得更明确些，这些影片都是“拍给特定人群看的、具有特定目的的电影”（大概斯皮尔伯格要强烈否认）。可事实上，在《马尔科姆·X》首映当夜，美国各大城市里将电影院围得水泄不通的观众百分之九十是年轻一代的黑人。不立足这种语境进行观察，则不论《辛德勒的名单》也罢《马尔科姆·X》也罢，在普通日本人看来时常会疑惑：“作为作品有点不知是好是坏。”如果按照传统观念，将这些电影作为“艺术品”来欣赏，势必会闹出阴差阳错，难免有“人物形象塑造不成功”或“说明的部分太多”之类离题万里的评价。但恐怕不应评价它们作为电影或作品是好是坏，应当另外导入一个实用的坐标系，评价其作为把人从A地运往B地的现象载体是否有效。

话题再回到爵士乐。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所谓 “funky boom”（乡土爵士热）甚嚣尘上，日本的爵士乐迷与黑人爵士乐手迎来了短暂的蜜月般的好时光。当时在美国本土，爵士乐的社会地位几乎得不到承认，即便是一流爵士乐手，也罕有人受到普通大众的尊敬，除了少数例外，生活过得并不轻松。大致说来，尤其是针对黑人乐手，这种倾向更为显著。就算爵士在部分乐迷中赢得了声望，可是组织化的爵士俱乐部和唱片公司攫取了大部分利润，乐手们却所得无几，能够赚大钱的“美差”往往全被白人（多为犹太裔）乐手掠走。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经营方面最为成功的人气爵士乐手不是迈尔斯·戴维斯，也不是约翰·柯特兰，而是戴夫·布鲁贝克，是巴萨诺瓦时代的斯坦·盖茨。就如摇摆爵士时代的“摇摆爵士之王”并非艾灵顿或贝西，而是本尼·古德曼一样。

翻阅当时的各种记录，得知绝不算少的一流乐手几乎受到消耗品般的对待，我们不免感到惊讶。纽约二流水准的显赫唱片公司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推出了大量尚怀才不遇的迈尔斯·戴维斯和塞隆尼斯·蒙克的精彩唱片，其经营者鲍勃·韦恩斯托克以出色理解爵士乐广为人知，但据迈尔斯·戴维斯在自传中说，这家伙就是个乘人之危、用几乎等于白干的低廉工资剥削有才华的黑人爵士乐手以大发横财的吝啬犹太人。这类人物评价当然会伴有形形色色的个人因素与好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一面之词，但不容否认大约普遍存在这种倾向。

然而日本人——尤其是自从一九六一年亚特·布莱基访日公演以后——却高度评价黑人爵士乐手及其音乐，并对他们有强烈的亲近感。当时的日本与今天相比堪称一贫如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接二连三地邀请美国乐手访日，因此近在咫尺地聆听他们“正宗”演奏的机会极其有限。所以日本人才会狂热地欢迎他们来访，抱着仅此一回再无下次的心情无比认真地倾听，竭力把敬意传达给对方。结果，许多黑人爵士乐手对所受的热情接待坦诚地表示感动，后来又再三访问日本，有些人甚至还跟日本女子结了婚。我觉得其中无疑存在同为有色人种的共鸣。若没有语言障碍横亘其间，整个六十年代只怕相当多的黑人爵士乐手就不会出走欧洲，而是要移居日本了。

我也曾于一九六四年在神户听过亚特·布莱基与爵士信使的公演，那是由弗雷迪·哈伯德、韦恩·肖特、柯蒂斯·富勒组成的令人振奋的豪华阵容。当时的音乐会不论是舞台上的演奏者浑身迸发的热浪，还是作为音乐受众的听众的投入程度，我觉得都十分特别。你可以从爆满的观众身上明确感受这种如饥似渴的愿望——想把每一个音符都吸收进来、将乐手的举手投足都铭刻在心里。其中存在更为切实的心情，远非“日本人懂不懂爵士”层面的问题。今天当然也有许多令人“投入”的音乐会，不过当时的音乐会却跳越了“投入”这一表达阶段。听众并不是听了演奏、在预定和谐的框架内去投入，他们自身就是巨大的热源，彼此相辅相成地发挥效能。我觉得这应该是抽去了社会本身的饥饿感便无从谈论的现象。而在今天，大概也就限于这种程度：“据说布兰福德·马沙利斯要来，要不去听一听？哟，还不错。蛮开心的。现在就去吃饭怎样？”（当然肯定有人并非如此，这说到底不过是泛泛之论）当时可没有这般轻松惬意。便是越洋而来的乐手们，一开始恐怕也是半信半疑：“日本说白了不就是世界尽头吗？那帮家伙能听懂我们的爵士乐吗？”但当真跑过来一看，却受到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肯定有感激得益发卖力演出的成分。

然而对于马沙利斯兄弟这个年龄层的黑人爵士乐手，这样的事情却只是过往的传说。就如同在当代美国黑人眼中，犹太人早已不再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反而被看作中东的少数民族压迫者），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早已不是值得同情的有色人种。换言之，我们早已不是他们的“兄弟”了，甚至连“异母兄弟”都算不上。这也许是稍嫌极端的例子，但一九九三年长岛铁路枪击案的罪犯柯林·弗格森在作案时随身携带的声明中明确表示他将“白人、亚洲人、汤姆叔叔（白人化的黑人）”列为杀害对象，其实当时碰巧坐在列车上的日本商务人员也遭到枪击。这种人种间地位关系变化带来的倾轧相当激烈而严重，日本的爵士乐迷只怕要清醒地确认这一点。在当代美国黑人看来，日本人已然同统治美国社会、霸占大半财富的白人或犹太人一样，基本站到了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一边，因此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拎着成捆的钞票去收购美国电影公司、兼并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民族。我们也许将之称作正当“投资”，他们却可能把这呼为文化与经济的“掠夺”和“剥削”。就结果而言，不论喜不喜欢，我们通过对美国经济的“投资”，顺便将这个社会中包含的不平等也一股脑儿隔着太平洋接受下来。

因此，就像迈尔斯指责鲍勃· 韦恩斯托克，我们日本人也在同一层面上受到他们指责（或可能受到指责）。对马沙利斯或他身后的黑人来说，假如站在压迫者一边的人轻易便理解了爵士，反而让人尴尬。因为爵士这种音乐（以及蓝调和说唱音乐）对他们而言，是将民族凝聚为一体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心灵坚实可靠的凭依。

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以马沙利斯兄弟为中心的新一代爵士乐手有高度的政治自觉性。也许该说是不得不具有高度政治自觉性……世间也有不少呼声，认为马沙利斯兄弟从音乐来说固然巧妙潇洒，品质也高，却不够刺激，而且缺乏粗悍的感觉。我的意见大体相近。的确，虽说同样具有政治性，却看不到从前查尔斯·明格斯的音乐里那种激烈直接的愤怒，一切都被都市化了，帅气而洗练。我们从中找不到曾经在爵士乐中感受的激情。但向他们的音乐索求这样的特质，说起来本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们的音乐大概也不会因此贬值。我基本上认为，马沙利斯一派的音乐正确地说不应当作狭义的“爵士”品头论足，不如视为更广义的黑人文化的领域，对爵士进行综合性的重新梳理与评价，在堪称修正主义的启蒙性历史过程中加以掌握。其中也有新的思想倾向，即好斗的“非洲中心主义”不容分说掺和进来。至少现在这个时间点，在他们这种前景展望中，老实说几乎没有日本人涉足的余地（除了极少例外）。当然这是有条件的，即从“修正主义的见地”来看的话。

马沙利斯们面对的具体听众，换言之就是支撑这种修正主义语境的，与斯派克·李的电影相同，大约是居住在都市里的“愤怒的青年黑人阶层”。避而不谈这个激情——有时激情得稍嫌过分——的温床，只怕不可能谈论当代美国黑人文化。简单加以区分的话，也许这个阶层意识和年龄处于上层的部分由他们承担，而相对下层的部分由说唱乐手来承担。斯派克·李和马沙利斯兄弟属于知识阶级的黑人，他们潇洒自如地身着意大利西服，或在哈佛大学执教，或在高级度假村优雅地度夏。其听众或观众包括许多白人知识分子。而且可以推测，眼下马沙利斯一派很大一部分收入，就结果而言来自日本市场或日资企业。

然而不同于往日的众多中产阶级黑人，他们无意将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奉为 “标准模式”。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非洲裔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或力求深感自豪），他们的眼光始终如一，从未离开过好战的青年黑人阶层。因为深知这个阶层才是赖以立足的真正土壤，是他们身为创造者的主体性源泉。所以，假如布兰福德·马沙利斯面对美国媒体的采访，声称“日本人和我们黑人差不多，很懂爵士，是非常出色的听众”，他肯定要被本国支持者大喝倒彩了。因此就算他心中这样想（大概绝无可能），也根本无法说出口来。日本的评论家中也有善意解读的倾向，认为“这大概是马沙利斯面对美国杂志采访所说的讨巧话，恐怕没什么恶意”。但也不能如此断言。不如说《花花公子》上的发言才是他货真价实的心里话。一旦抛弃针对日本市场的华而不实的礼貌性说法，就只能这么说了——我想这不失为典型例证。我不是说要大家变得更加政治性，但美国的种族状况又迎来了新变化，日本的爵士乐迷应该有一定的认识。

下面我们要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日本人是否真正懂得爵士乐。可能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

一、“我们黑人在历史上遭受的苦难，你们这些人哪里会懂得？不懂这种苦难的人种又怎么可能懂得爵士乐的真髓？你们不是掏钱雇我们制作唱片，把我们喊到日本当面表演吗？我们是不得已才干的，暗地里可都在笑话你们哦。”假如布兰福德·马沙利斯这般当面直言，我们大概只好回应“的确如此”，或者说无法有效地证明“并非如此”。从这一观点来看，即便日本人被说成并非真正懂得爵士，的确也没办法。有时感觉日本人越是经济上变得富裕，对他人淳朴的体谅与共鸣就越发比从前稀薄。所以即便是布兰福德·马沙利斯，大概也难对日本听众有强烈的亲近感了。

二、但也可以反驳：“不对，这话不对，马沙利斯先生。这么说话可欠公平。爵士已经在世界音乐中获得不可动摇的公民权，可以说在作为全世界人民的财产发挥功能。日本有日本的爵士，俄罗斯有俄罗斯的爵士，意大利有意大利的爵士。的确，身为核心推动者的黑人乐手理应充分受到尊敬，绝不应忽略其历史。但假如声称他们是这种音乐唯一的正统理解者和表达者，其他人种都没有涉足的余地，这逻辑与世界观难道不是过于傲慢？这样将人划分为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难道不正与种族隔离精神一脉相通？”在这样的语境中，说日本人相当热心而诚恳地、“世界公民式”地懂得了爵士，应该也无甚大碍。

究竟哪种见解才算正确，不必说是因人而异，要视其站在哪种立场上看待事物。倘若允许我谈谈个人见解，我以为哪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这种下结论的方式也许稍嫌老成世故，可是我们日本人如果打算认真欣赏爵士乐（或打算认真欣赏蓝调和说唱音乐），不该仅仅停留在“音乐么，只要是好音乐就行”的层面，不妨也对美国黑人的历史和整个文化表示少许敬意，而且最好改改今天随处可见的“我们有的是钱，码上一堆钞票，去弄点爵士（其实别的什么也行）来”的风潮，至少也应有所收敛，即便没有恶意也是。同时我还觉得，以马沙利斯兄弟为首的青年黑人乐手最好也别再高声强调文化占有权，不妨拥有将自己的音乐推向世界，借此确立更广泛的民族主体性的蓝图。要用这种泛泛之论来搪塞结题，当今的社会形势也许过于闭塞、过于沉重，但至少从“反种族主义”对阵“种族主义”的构图中，不可能产生真正有创造性的东西。

回想起来，我三十年前第一次去听爵士音乐会时，一开始也感到莫名其妙：“这帮家伙到底在干啥？”几乎像个傻瓜般呆呆盯着舞台看。然而我想，就在布兰福德·马沙利斯所说的“一窍不通的观众”中间，肯定会出现几位努力试着理解爵士乐的人。音乐的潜力就是这样不断增大和膨胀开去的。音乐的真正价值不就产生于对这种力量朴素的信赖么？我坚信如此（这大概不限于音乐，小说应该也一样），而在这层意义上，恐怕不得不说布兰福德·马沙利斯在《花花公子》上的发言还是有点令人心寒。总之，有限语境中的狭隘世界观即便在逻辑上正确无误，但最终势必只会让音乐变为沉闷的缺乏生命力的东西，对谁都没有益处。这种称不上幸福的实例屡见不鲜。

然而在为世间提供话题这一点上，此次布兰福德关于“日本人听不懂爵士乐”的发言，我觉得对双方（即不论对黑人乐手还是对日本的爵士乐迷）大概都有意义。人们就这类问题推心置腹地多加讨论、倾吐心声，应当大有益处。不妨趁此机会彻底探讨如何更好地相互理解。假如存在热爱音乐的同类项（肯定存在），总有一天会找到一个妥协点、一致点。此话也许有些夸张：专心致志，避免感情用事，细心地逐一验证这些微不足道的文化摩擦，就能看清挡在前方的更大的文化摩擦的真面目。同时，日本这个国家中不同于美国的歧视结构的真相，大概也将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