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一个叫国际交流基金的团体出版的杂志《国际交流》写的文章。1996年10月发行的73号。我自己也做翻译，所以对翻译我的书的人努力做到友善。须知翻译一本书是非常艰苦累人的工作，我身为作者常常想，只要能帮得上忙，一定略尽绵薄之力。

从前写的作品，如果没有特别的缘由，我大多不会翻出来重看。要说这是“义无反顾”，听上去固然神气，但其实是自己的小说拿在手上总有点害羞，而且重读一遍也肯定不会满意。还不如向前看，思考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因此，自己在从前的书里写了些什么、是怎么写的，常常会忘得一干二净。当读者问我：“某本书里如此这般的描写，是什么意思？”我却每每浑然不知：“有那回事吗？”甚至在书上杂志上偶然读到一篇文章，心想：“咦，这写得蛮不错嘛。”其实那是引用我写的文章。好像实在有点厚颜呀……

反过来，引用的若是令人生厌、让人不满的文章，却肯定一眼就能认出来：“啊，这是我写的文章！”我不知原因何在，但是屡试不爽。好文章大多忘到脑后，不满之处倒是铭记于心。真奇怪。

总之如前所述，当我的小说在成书几年后被翻译成外文出版时，我往往已经想不起在书中写了些什么。当然还不至于将故事的梗概都忘干净，但至少大半细节都如夏季骤雨后的湿气从柏油路面上无声无息地蒸发一般，从我的记忆里——本来就不是优质的记忆——消失得无影无踪。

自己被译成英文的小说，我大致会信手翻翻，然而一旦开读，便觉得十分有趣（因为已经把情节忘掉了），忽而忐忑不安忽而忍俊不禁，往往一口气把书读完。所以事后遇到译者问我：“翻译得如何？”我却只能回答：“啊，我读起来很顺畅。蛮好的吧。”几乎没法指出诸如“这里怎样怎样，那里如何如何”等技术层面的问题。就算有人问我，自己的小说被翻译成外文感觉如何？老实说，我几乎没有这样的真实感。

可是能够读来流畅愉快，那翻译大概就算完美地尽到了翻译的义务。这便是我身为原作者的基本态度。因为我思考和设定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至于故事要表达的更深层面，则是有效清扫“前院”部分之后，才可能“登堂”乃至“入室”的问题。

自己的作品转变为别种语言的喜悦之一，对我来说大概就在于能像这样以另一种形式重读。仍是日文的话基本不会重读的自家作品，通过某人的手置换成别种语言，便能隔着恰当的距离回顾它、重新审视它，亦即作为第三者冷静地享受它。通过这么做，还可以从另一个场所重新评估自己这个人。所以说，我非常感谢翻译我的小说的译者们。的确，我的书被外国读者捧卷阅读，令我感到非常幸福，但与此同时，我的书被我自己阅读——遗憾的是目前还只限于英文版——于我而言也是相当幸福。

换言之，自己创造的文章世界被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体系，感觉我与自己之间就成功制造出一个缓冲垫，于是相当释然。有人会说，既然如此，索性一开始就用外文写小说好了。然而存在技术上和能力上的问题，岂能那么轻而易举。因此我认为，不妨说迄今我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将母语日语在脑中先做一次“假性外语化”，规避意识中语言那与生俱来的日常性，然后再构筑文章，用它来写作小说。反思过去，我觉得自始至终都是这么做的。

在这一层面，我的创作与翻译可以说密切呼应，甚或说存在表里一体的部分。由于我长期从事翻译工作（英译日），大抵理解翻译是多么艰辛，同时又是多么快乐。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还明白，由于翻译家身手各异，又是如何令文本固有的味道大大改变的。

优质的翻译最最必需的，不用说就是语言能力，但相比之下毫不逊色——尤其是虚构作品——而且我以为必不可少的，恐怕还是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句极端的话，只要有了它，我甚至认为什么都无所谓。别人翻译我自己的作品，如果问我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则舍此无它。充满偏见的爱，才恰恰是我在这个不可靠的世界上，最为充满偏见地爱着的东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