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006年5月出版的《想更加了解名作世界丛书·第四卷：麦田里的守望者》（田中启史编著，密涅瓦书房）写的文章。我因为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饱受风言风语，这固然也说明反响之大。便觉得有必要借机说明一下我的翻译观。于是写下这篇文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翻译进展远比预想迅速。不如说，一旦开始工作，就觉得放不下笔来（这个表达放在以前只是一种修辞）。我认为这还是原文笔锋犀利，口语体潇洒流畅，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妙趣横溢的缘故。进而言之，塞林格的文体与我的文体恐怕有些部分刚好交互重叠。我自己，说老实话，虽然没有从塞林格作品中“受到影响”的意识，却也有年轻时感受到心灵震撼的阅读记忆，或许自然地产生了一种烙印作用。就好比即便不是甲壳虫的铁杆粉丝，他们的爆红曲目也几乎都渗入了大脑。这本书的确有这种自然的影响力。

本来我就考虑过有一天要挑战一下，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有许多人劝我这么做，我也很感兴趣，寻思他那种文体能以何种形式移植进日语。然而调查一番，我发现白水社在日本拥有该书的独家翻译权。因此根据合同规定，其他出版社不能翻译出版此书，而白水社已经出版野崎孝先生享有定评的译本。至于由同一家出版社推出一本书两种以上的译本，则无先例可援。所以非常遗憾，我动手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可能性怎么看都相当低。

不过有一次，在我拥有自己的主页时，曾经偶然提及“有朝一日天遂人愿的话，我想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来自读者的反应十分强烈。发来大量鼓励的电邮：“请务必翻译。”于是我重新认识到，“哟，这部小说今天还照样人气很旺嘛！”大约是这样的书信往来进入了白水社编辑的视野，便发来邀请：“和野崎先生的既有译本齐头并进，再出您的新译本如何？”同编辑见面一谈，说是只要动动脑筋，很可能实现同一家出版社的多种译本并存。“既然如此”，我便高高兴兴接受委托。

优秀的经典名著多几种译本也不妨事，这就是我的基本看法。翻译不是创作，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应对方式，种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并存也理所当然。人们常爱用“名译”这个词，换言之无非是“高明巧妙的应对方式之一”。独一无二的完美翻译之类，在原理上绝无可能存在，假定真有这种东西，以长远眼光来看，只怕反会给作品招致不妙的结果。至少被称作经典的那一类作品，肯定需要几种不同的选项。有几种高品质的选项，通过多种面貌的累积，原文应有的姿态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这才是翻译最理想的形态。我想《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跻身这类“经典”的范畴。野崎先生的译文不必说是优质的译本，然而自野崎先生的译本问世，岁月流逝物换星移，日语自身在此期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今非昔比，渐渐也该重新审视译本了。据传闻说，野崎先生也在考虑亲自修订旧译，可惜未及动手便溘然长逝了。于是我不自量力，冒昧地再为诸位提供一项选择。

不过对中老年世代来说，野崎先生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早已成为一种“经典”， 发挥着“烙印”的作用。我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这种烙印作用的程度之深却远超预测。对那一代人而言（说实话我也是其中一员），我的新译本说得极端点，就好比“亵渎圣域”。由此产生的心理反感，老实说非同小可。这固然是由于野崎先生的译本精妙绝伦，不过换个角度思考，这——一个译本与原文经年累月居然一体化到如此程度——也让人稍稍感到恐怖。催我（不管是作为一介译者，还是作品被译成外语的小说家）反思之处也有许多。

此次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我再次认识到“这部小说非常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眼见就要从社会（世间）堕落的少年的恐惧”。回想起来，我在一定程度上也感同身受。第一次通读这本小说是念高中时。自己完全陷在那种人生局面的旋涡中，小说的整体印象颇有难以捉摸之处，然而自那以来四十载时光飞逝，重读（不如说是一行一行转换为日语）之际，又有了亲临其境的感受。不禁抱臂喟叹，“啊哈，哦，原来是这样的故事。”

想起来，与霍尔顿相同，我对那个叫学校的机构缺乏好感。我不太喜欢学习，因此考试成绩也不够出色。上课乏味无聊，所以我大多在看闲书。我这个人生性乖僻，凡是上面强压下来的指令，一般都不肯唯唯诺诺。一言以蔽之，无非是任性妄为，只愿做自己乐意做的事。加上大多数老师（应该说是巧合吧）都不是我爱戴的类型。教书方法也难令人心生敬意，还屡屡行使暴力。学校里校规太多太细，很多都无聊到了超现实的地步。多亏班上有几个好朋友，还有几个魅力四射的女孩子，我只是盼望见到他们才去念初中高中，假如没有他们，只怕我早早就辍学了。集体生活也非我所长，念大学来到东京时，曾经住进一处集体宿舍，但很快厌倦那里的生活，不出半年就搬了出去。

我是个手不释卷啥书都看的少年，尽管在学校不曾好好学习，大脑中却自然地储入了基础知识，所以好歹混进了考试科目较少的私立大学。这样安逸的活法如今大概行不通了，但当时还是无忧无虑的时代。然而考进大学后，我对学校的厌恶几乎毫无改变。讲课大多与精彩相去甚远，教育内容的质量遗憾地没有戏剧性的改观。校园脏兮兮的，人太多。当然也怪一会儿罢课一会儿封校，于是学校也不怎么去，光顾着卖力打工。由于不大去学校，各类活动和日程都不太清楚，拜其所赐也常常缺考。当然拿不够学分，无奈只得拖拖拉拉念了七年大学。当然，五年级我就结了婚，开始做起生意来，也不能说纯粹是个学生。

因此看到念不好书（兴许是根本无心念书）的霍尔顿，我也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他的心情。现在我仍常常梦到学生时代。梦中我不是搞错了考试日期，就是出勤率不够，不能升级。再不就是进了考场，考题却莫名其妙，只能抱头哀叹：“糟啦，这种题目我根本就不会呀。”我的人生越来越暗淡，前途愈来愈逼仄，被世间冷酷地抛弃。就是这种梦。做了这样的梦忽然醒来时，心情会郁闷难耐。现在想来，那已是许久以前的事了，留级也好不及格也好，不都无所谓吗？然而在梦里——因为不知道是梦——我也拼命地深陷烦恼：“完啦完啦，这可咋办？”这番痛楚的心情，醒来后还要持续好一会儿。

读了传记，得知作者塞林格也和霍尔顿一样，好像根本不喜爱学习。或说将各种传闻综合起来看，他似乎曾为严重的学习障碍烦恼。怎样也做不到集中精力伏案苦读。倘若是今天，这会被视为一种精神障碍，大概可以采取相应对策。然而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观念。在周围人眼里看来，无非就是“懒鬼一个”。所以为了让他“脱胎换骨”，按照父亲的意向，他被扔进斯巴达式的军校。这对少年塞林格来说，在精神上无疑是异常严酷的状况。怎样的命运将降临在自己身上？他无法自知。这种走投无路的苦楚相当浓密地填塞在《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小说中。

尤其塞林格是犹太裔。在大萧条的寒风狂吹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不单是美国，整个世界都是如此），反犹太主义的风潮来势汹汹，犹太裔不太容易为社会接纳。为了爬升到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只能自己开店开公司，或从事专门职业（律师、医生、研究人员、教师）。而想以专门职业立身扬名，就必须考进好学校、取得好成绩。因此学业上问题频现、被一所又一所学校开除，对塞林格一定是极其严重的事态。理所当然地，父亲对儿子失望大发雷霆，母亲手足无措以泪洗面。他本人肯定也痛苦不堪。

这次我再度以大人的眼光重读一遍《麦田里的守望者》，感触良深的还有那种贯穿全篇的痛苦。一个无法巧妙地与世间妥协，又不会在心中树立起评价自我的中轴，摇摆不定、郁郁不乐的少年形象——这或多或少也是我自己的形象——浮现在我们眼前。构筑起饶舌的高墙，以幽默来遮掩自己，有时还过于逞强，然而这痛苦却贯穿始终。不如说痛苦是如此强大，若不用幽默来遮盖、用饶舌来掩饰，只怕就无法抱拥于怀。

这次重读，我对这种少年期的苦闷深感切肤之痛。觉得与第一次阅读相比，对塞林格这位作者有了更自然的亲近感与共鸣。我记得高中时代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最心驰神往的是那柔韧的感觉、自由自在的文体、别出心裁的修辞以及对纽约街头生动的描写之类。

归根到底，我觉得《麦田里的守望者》一直发挥着个人的镜子的功能，世上的人几乎都能在里面照出身影。由于每个人立场不同，光线强度与方向角度不同，大概会鲜明地映照出各不相同的姿态。像这样经得起多方长期验证的小说，在我的阅读经历中并不多见。所以，这部在美国出版后已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小说，这个有些怪异的十六岁少年的故事，才会至今仍被数量惊人的读者（多半是年轻人）拿在手上，如饥似渴地阅读，今后大概也会一如既往，被众多的人代代传阅下去。我再度这样坚信。

《麦田里的守望者》不难从文艺批评的角度细致地批判，也可以凭借感情上的好恶来处理。但能够取代《麦田里的守望者》，发挥《麦田里的守望者》式功能的小说，却没有第二部了。如今我再说些什么也没有用，不过，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