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也同《漫长的告别》一样，是把《再见，吾爱》的后记删减缩短之后，刊载于《推理杂志》（2009年5月号）上的。我大体以两年一本的节奏出版钱德勒长篇小说的翻译。这说是工作，不如说已经完全变成业余爱好。翻译钱德勒真是快事一桩。

若让您从钱德勒留下的七部长篇小说中选出三大代表作来，只怕众多读者都会选择《漫长的告别》、《长眠不醒》和这部《再见，吾爱》。倘是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因此继《漫长的告别》之后再翻译本书，我对这顺序安排几乎没有犹豫。任怎么说，这毕竟是我十分钟爱的作品。

第一次阅读是念高中时，这个故事留在我脑中的，是力大无比的巨汉穆斯（驼鹿）·马洛伊的形象，以及马洛单身潜入赌博船的场景。具体故事情节忘记了，可这两幕景象却一直烙印在大脑里。我认为能像这样留下几个清晰的形象，毕竟还是优秀小说的资格之一。世间有不少作品读的时候尽管佩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感动，可一段时间过后却没留下任何印象。

钱德勒每部作品都确实将这种鲜明印象留在了读者脑中或掌心，这是拜其作家的恢弘气度与卓绝超群的写作能力所赐。翻译这本《再见，吾爱》的过程中，我再度切身领会到这一点。此人写的文章暗藏韧芯，富有内驱力。只消读开头三章，就能感受那描写的精准与节奏的强劲。

《再见，吾爱》是钱德勒继《长眠不醒》后出版的第二本以菲利普·马洛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一九四○年完稿，同年由诺夫出版公司出版。在欧洲，大战已经爆发。美国尚未参战，但举国弥漫着强烈的暴力气息。在英国度过少年时代的钱德勒为欧洲大陆的战况吸引，似乎难以全神贯注地执笔写作。

《再见，吾爱》的精装本初版发行数仅为二千九百册，据说当时的销售量为美国一万一千册，英国四千册，销量之少在今天无法想象。尽管当时的小说家大多不靠长篇小说赚取版税，而主要是把短篇小说卖给杂志，借此谋生，可这样的销量未免也太少。就这类小说来说，出版社在宣传上也算是投入了资金，然而世间推理小说新作铺天盖地，要在这个市场上赢得读者注目绝非易事。评论家大多无人问津，报章杂志也几乎没有提起，但提及此书的少数评论家都赞不绝口：“精彩绝伦！”可惜这样的声音似乎没有对一般销路产生影响。

诺夫出版公司的老板阿尔弗雷德·诺夫高度评价钱德勒的著作，为了维护良好形象，不愿意出版廉价（并且品位不高）的平装本。这也是原因之一，导致销售量徘徊在钱德勒于心不甘的水平上。《长眠不醒》精装本早已绝迹，想看只能跑到图书馆去。尽管这样，钱德勒写的“马洛故事”也通过口口相传，朴素但扎实地评价渐高，但他声名大作尚需时日。不如说他是在去世之后，才真正赢得广泛人气和高度评价。

这部《再见，吾爱》是以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三个较长的短篇为基础写成的。即《试试那女孩》（1937年1月）、《翡翠》（1937年11月）和《爱狗的男子》（1936年3月）。当时，与《再见，吾爱》同时写下的《湖中女子》，同样也是以短篇小说《港城蓝调》（1938年6月）与《湖中女子》（1939年1月）为基础写就的。当时的通俗杂志差不多是一次性使用，作者就算轮番翻用自己的作品也没人在意。钱德勒自嘲地把这样翻用短篇小说内容叫作“cannibalizing（剜肉补疮）”。冷眼旁观，我觉得进行cannibalizing的话，本可以节约编织新故事的时间，十分方便，但钱德勒似乎反而在这项工作上花费了许多时间。他执笔撰写长篇小说时气势咄咄逼人，追求质量。而他对自己要求的质量又是相当高水准的，所以要严格改写原有的作品——为了谋生信笔写来一挥而就的作品，比从一张白纸写起更费时日。再者，要把原先作为独立作品分别写成的几个短篇巧妙组合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自然得花费相应的功夫（尽管费心费力，就结果来看却未必是天衣无缝，随处可见细微的破绽）。

更有甚者，尽管还在撰写这部作品，他却为爱国心驱使，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志愿从军，要求加入已经对德宣战的加拿大陆军。但主要由于年龄原因，志愿遭到驳回。倘若当时他被陆军接纳，兴许这本《再见，吾爱》就不会得见天日了。这么一想，真有点心惊肉跳。对不曾积极接受似乎不算健壮的五十一岁推理作家当兵的加拿大陆军，我们真想深深表达谢意。

《漫长的告别》初版于一九五三年，这本《再见，吾爱》则在一九四○年，其间十三载岁月流逝。读过《漫长的告别》的读者恐怕同样会感觉本书中的菲利普·马洛还很年轻。虽没有标明年龄，但在设定上应当没有太大的年龄差（众所周知，系列小说中的私人侦探和警官几乎不会上年纪），然而读下来的印象大相径庭。马洛在两部作品中都爱冷嘲热讽，喜欢说些令人皱眉的笑话（因此屡屡吃苦头）。不过《漫长的告别》里的马洛身上漂漾着中年男子微妙压抑的苦涩，与之相比，从本书中马洛的言行里，则能感受到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不无轻佻的玩世不恭。两者各有千秋，但已过中年的我对《漫长的告别》的马洛更有自然的共鸣。在翻译《再见，吾爱》中马洛的言行时，有那么几处我是一面翻译一面苦笑：“喂喂，你也年轻过嘛！”然而，年轻时代的马洛那天生的羞怯不知不觉便会偏入流里流气的航线，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而且颇具魅力。从中还能隐约体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轻的罗伯特·米彻姆酿造的“温柔的刻薄”。不过主演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再见，吾爱》时，米彻姆已经年近六十，让人觉得收敛得太过。

作为译者，我从心底享受了这次翻译工作。再也没有比钱德勒更让人饱尝翻译乐趣的作家了。就好比行走在每一座房屋每一块路石都拥有意义的街道上，往返多遍兴趣仍无止无尽。早上执笔撰写长篇小说，午后翻译本书治愈疲劳，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个月。倘若读者能从这部译稿中多少体味到这样的愉悦与感谢之情，译者便再高兴不过了。